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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略探般若三論學中「北方四論學派」的師承與發展(源正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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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探般若三論學中「北方四論學派」的師承與發展 源正

　　內容提要：四論學派是繼羅什法師之後，流傳于北方的般若性空學派。它學宗《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繼承和發揚什公所譯傳的般若性空學說，在地域上與攝山三論學派南北隔江相望；入隋之後，作為國家認可的學派，更名為「大論眾」。本文的主要內容在于梳理出四論學派的前後師承，作為重點要解決的問題有二：一、甚肇之後般若性空學的傳承。此一時期的般若學傳承沉寂不明，因資料缺乏，研究者不是很多。本文通過《僧傳》等相關文獻中記載的信息，梳理出什肇之後般若學傳承的一個大概輪廓，力求填補「關河傳承」研究上的這些不足。二、北周之後北方般若學——主要是「四論學派」的傳承。國內的般若學研究多傾向于「攝山」一系，對北方「四論學」的研究，顯得有所欠缺。本文梳理了「四論學」的四家傳承，藉此可略見「四論學」在北周至隋末唐初的一段時期里的流傳盛況。

　　關鍵詞： 鳩摩羅什　三論師　智論師　四論師　師承

　　作者源正法師，中國佛學院2009級研究生。

　　般若學說的正義的傳來，始于東晉鳩摩羅什法師的來華。什公師資，承接漢魏晉時期般若性空學的思潮，「斥格義之迂，正六家之偏」，宗奉龍樹、提婆所著的「四論」，闡揚性空中道，傳播大乘佛法的真義。[1]甚公歿後，關中法運漸衰。不數年，戰事又起，本已頹廢的關中佛教，顯得更加凋零不堪。「關河所傳」法義趨于沉隱，傳承不甚明了。般若學說在經歷了這一「沉隱」之後，約在梁陳之際，起而復甦：南方有攝山「三論學派」的興起，北方有《般若》「四論」學的研究盛行。[2]
　　北方「四論學派」，論其淵源可以上溯至「關河所傳」，經潛隱時期的流傳，綿延而下，直至隋朝時「大論眾」的確立：是為北方般若學的一個完整的傳續和發展。
　　近代以來，隨著佛教義學的復興，般若三論學的研究也得到了相應地重視，但多偏重于攝山「三論學」；對于什肇之後沉寂期的般若義學的傳承，及北方「四論學派」方面的開拓，仍是(國內)般若學研究的薄弱環節。[3]這兩個方面的研究狀況，勢將影響著當前整個般若學研究的進程。
　　有鑑于此，本文對于「北方四論學派的師承」的探討，大部分的筆墨將集中在對兩個問題的梳理上：一是「四論學派」的潛隱漫流期，旨在梳理出什肇之後般若學的傳承概況。一是「四論學派」的興起與發展期。上承般若學流傳的潛隱期，進一步梳理出「般若四論學」興起後的傳承諸師，略見北方般若學發展之一斑。

　　一、略辨「四論學派」的名義

　　據現有的資料來看，北方「四論學派」的興起，始于北周建國後，最早盛弘于渭濱地區，[4]至隋朝統一天下，廣納佛教精英，以長安為中心，建立起了佛教的教學系統；隋文帝根據當時流行的主要學派分為五眾，每眾設立一位眾主，負責此眾的教學。「四論學派」以其對《大智度論》的足夠重視，而成為「大論眾」，又稱「智論學派」。
　　「四論學派」的異名雖有多種，然就其思想學說的所宗——《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和《百論》而言，「四論學派」這個名稱更能突顯自宗的特質。近代以來的《佛教史》著作，也多以「四論學派」來命名。[5]蔣維喬《中國佛教史》中說：

　　隋唐以前，羅什以後，實尚未有宗派。喜研「三論」者，可謂以「三論」為宗，然非可稱為三論宗。當時講經之人，尚有以講「四論」為主者。[6]

　　由上引文可知，「四論學派」以「四論」為義理之宗。此「四論」中，又以《大智度論》為四論學者所偏重。北周之後，四論學派在教義組織和師資傳承上，都表現出它獨立的一面，頗具學派的性質。[7]
　　南北朝末期，佛教義學沙門對于佛教典籍的研習，開始出現專門深入的趨勢；到了隋朝，也就具體地表現為「眾」的形式，尤其是在北方。[8]《續高僧傳》曾提及文帝所置五眾「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徒三百」。[9]五眾的確立，使得僧眾的聚散，教典的研習，變得穩定下來；同時也矯正了隋代以前佛學界曾經有過的「輕經重論」，以致大小混同的情況。[10]此時「四論學派」更名「大論眾」，此眾諸師被稱為「智度論師」。在吉藏大師著作中，有時也以「北土三論師」或「異三論師」相稱。[11]

　　二、「四論學派」的中國傳承溯源

　　(一)關中的「祇洹之化」

　　在羅什法師來華之前，關中地區已具備了接受般若性空學的基礎。西晉時竺法護有初期性空大乘經典的傳譯，苻秦時有道安法師對關中佛教的經營，「其譯經之規模，及人才之培養」，皆為羅什法師的來華作了準備。[12]梁《高僧傳》記載羅什法師「為人神情朗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倫匹者」；論其性情，則「篤性仁厚，泛愛為心」；化俗導眾方面，能「虛己善誘，終日無勌」。秦王姚興讚譽甚公「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他所翻譯的典籍，約有三百余卷，並皆「暢顯神源，發揮幽致。」[13]長安法會儼然「祇洹之化」的再現。如《出三藏記集》記載說：

　　于時，四方義學沙門不遠萬里，名德秀拔者才暢二公，乃至道恆、僧摽、慧睿、僧敦、僧弼、僧肇等三千余僧，稟訪精研，務窮幽旨。廬山慧遠，道業沖粹，乃遣使修問。龍光道生，慧解洞微，亦入關咨稟，傳法之宗，莫與競爽。盛業久大，至今式仰焉。[14]

　　因羅什的德行、才學的感召，四面八方的佛教學者不遠萬里云集于長安，依止什公受學佛法，並參預了佛典的翻譯工作，如「慧解洞微」的道生等輩；在佛教界「素有高譽」，堪為眾僧楷模的廬山慧遠法師也致信長安，與什公探討佛教法義。長安法會將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有幸參預和目睹法會盛況的人們都由衷地感受到「末法中興，將始于此乎」！

　　(二)羅什的學說宗旨
　　羅什法師在長安的傳譯，與其說以《般若》為中心的經論，倒不如說是對整個初期大乘佛教的譯介，更為允當。因此有人說「什師譯經甚廣，三論非其專宗」。[15]然而，其學說的重點在于般若性空學，當屬無疑。湯用彤先生根據現有的資料，窺探「甚公為學之宗旨」略有四事：

　　一曰：什公最重般若三論(或四論)之學。……其弟子秀傑，未有不研習大乘論者。
　　二曰：什公深斥小乘一切有之說也。什公早習有部經論，後棄而就大乘，必卓有所見。
　　三曰：至什公，而無我義始大明也。自漢以來，精靈起滅，因報相尋，為佛法之根本義。……甚公來華，譯《中》、《百》二論，有破神之文，于識神性空之義，大為闡明。
　　四曰：什公之學，主畢竟空也。什公以前之《般若》，多偏于虛無。羅什說空，簡料前人空無之談。……遣有謂之空，故諸法非有非無是空義。什曰：「本言空以遣有，非有去而空存。若有去而存空，非空之謂也。」[16]

　　由此可知，羅什法師思想學說的重心在于《般若》及「畢竟空」義，破斥一切對于「有」的執著，遠離「空」、「有」等一切邪見，闡揚性空中道，顯發「佛法之根本義」。羅什法師的著作，雖然多數已經佚失，其學說的深弘與全貌，也因而難以完全測知，不過由上述的文字也可略見什公為學的宗旨所在。

　　(三)什公的傳業弟子
　　什公的門人，號稱有三千之眾。《高僧傳》云：「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近代以來，研究佛教史者根據關中學士思想的傾向，認為什公門下大體可分為：三論、四論和法華、涅槃、禪、律五個系統。[17]其中最為什公注重的，確實為《般若》「四論」之學，

　　其弟子之秀傑，未有不研習大乘論者。曇影注《中論》，道融疏《大品》、《維摩》，道生注《大品》及《維摩》，僧導作《三論義疏》。[18]

　　此外，還有僧叡研習什公所譯傳的各種大乘經論的文義，著有《大品》、《小品》、「四論」等經序；僧肇法師體悟《大品經》義，及「畢竟空」義，作《般若無知論》、《不真空論》等，被什公讚譽為「秦人解空第一」。吉藏《中論疏》云：

　　甚至長安，因從請業。門徒三千，入室唯八，睿為首領。文云：老則融睿，少則生肇。什嘆曰：傳吾業者，寄在道融、曇影、僧睿乎！[19]

　　什公的這些「秀傑」，皆是「精奧真乘，英聲震古」之輩。後世繼承什公學說正統的三論、四論之學，[20]即導源于此等諸師。日本學者宇井伯壽認為：什公的諸弟子中，僧肇、道融、曇影、僧導屬于三論系的人，而僧叡則是四論系的人。[21]宇井伯壽的這種分法顯得有些生硬了。相比之下，呂澂先生的說法較為可取：「羅什時代恰值戰亂，後來他的學說傳承不大明了。不過，傳承之正統在于僧叡、僧肇等系，是無疑的。」[22]

　　三、「四論學派」的潛隱漫流期

　　(一)甚肇之後，佛教義學的狀況

　　西晉的佛教義理，以般若為本，大、小乘法兼有弘傳。肇公之後，佛教義學的研習之風發生轉向：「《法華》、《維摩》之家，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唱，處處聚徒。」[23]此時，關河學說趨于沉隱，而潛流于南北各地。[24]在南方，承襲東晉佛教的余緒，研究佛教義學的「尚多講什譯之《大品》、《小品》」。[25]
　　在北方，北魏孝文帝復興佛教義學之前，佛學研究略顯沉寂。佛法較為興盛的地方略有三處：北涼、幽燕遼西一帶和彭城地區。[26]關中佛學對此三處，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北涼的河西道朗著《中論序》，與三論的思想相近。[27]彭城有什公的門人道融、僧嵩等弘揚佛法。北燕有曇順、曇無成等人遠赴長安法會，親值羅什法師。又有北魏的都城——平城，因太武帝攻取長安、北涼等地，因而也得到了關河學說的余緒。[28]

　　(二)甚肇之後，「般若三論學」的傳承
　　甚公歿後，長安法會本已頹廢，加上關內兵禍頻繁，學德星散，致使「關河所傳」的《般若》、四論學的傳承不甚明了。尤其是什肇之後，佛教義學的風潮，轉向《涅槃》、《成實》學，研究「三論」學者，大都畏于成實師的威望，而韜光隱晦；[29]關于此時「三論學」的資料，就更為缺乏了。而今能做的，只是推證出般若學的講習或研習的傳續不絕，由此證知三論學的傳承在北方是沒有中斷的。

　　1.北方「般若三論學」的傳承
　　甚肇之後，般若學在北方先後流傳于涼州、彭城、平城等地。至于關中地區，雖然經歷了多次戰亂，而般若學的傳續，似乎並未因此而中斷過。什公歿後的四年間，尚有僧肇(384～414)、僧叡(378～444？)、曇影(349～418？)、僧導(362～457？)等人駐錫長安，繼續影響著關中佛教。[30]公元417年至427年間，關中戰亂頻繁，居無寧日。僧導等人于418年離開長安，向南到了壽春。曇影法師可能也在此時遠避囂塵，「山棲隱處」。直到公元427年，北魏太武帝破赫連氏，占領長安以後的十八年里，關中地區才比較穩定。此時有智林法師「負袠長安」。《高僧傳》卷八云：

　　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即性空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31]

　　智林法師年少時曾親近過「長安耆老」，二十歲時(429年)，就得到了「關中勝義」的傳承。時間即在太武帝占領長安以後。又有下定林寺僧鏡法師(409～475？)「本隴西人，遷居吳地」，大概也在此時「入關隴，尋師受法」，後來回到南方「大闡經論」；[32]著有《實相六家論》(與《六家七宗論》屬于同一性質的書)。[33]
　　涼州一帶，先有北涼的道朗法師著《中論序》，與三論學的思想相近，可以算作三論系中人。[34]繼之，有年少時在涼州出家的玄暢(415～489)，「善于三論，為學者之宗」。公元446年，太武帝滅法時，玄暢法師離開了平城。[35]
　　北方各地歷經戰亂、滅佛，唯有彭城地區偏安一隅。彭城地處南北交通的樞紐，孝文帝(在位時間：471～499年)之後，又是北方佛教義學的源泉。[36]此地般若三論學的流傳，當始于道融(327～445)、僧嵩等人。據《高僧傳》記載，道融法師到彭城後，「常講說相續，問道至者，千有余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流傳于世的著作有「《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37]
　　僧嵩法師初「信《大品》而非《涅槃》」。[38]顯然也是一位般若學者。呂澂先生說：「僧嵩也講三論，後傳僧淵，再傳曇度(？～489年)。」[39]出生于壽春的僧印，剛出家時游學彭城，就從曇度受學過「三論」。[40]又有沙門慧次(434～494)十五歲時，跟隨法遷法師在彭城學習佛法。《高僧傳》卷八云：

　　(慧次)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迄稟具戒，業操彌深。頻講《成實》及「三論」。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永明八年，講《百論》，至，忽然從化。[41]

　　大明元年是公元457年。慧次法師南去京師之前，至少有五、六年的時間居住在北方或者彭城一帶弘傳般若三論學。
　　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下令滅佛，歷時七年。長安、涼州、平城等地的佛法，皆遭劫難。公元452年，太武帝被弒，晃之子——文成帝即位，國家穩定，下令復興佛教。到471年，孝文帝即位，提倡佛教義學的研究，「北方義學沉寂于魏初者，至此而漸光大也」！[42]時有高麗僧朗在北土學得《華嚴》、「三論」之學，而游化于北方各地。在齊建武年間(494～499)，才離開北方，到江南弘傳《般若》、「三論」。[43]
　　僧朗之後，北方繼有曇鸞法師(475～542)，山西雁門人，年未志學即便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于『四論』、佛性，彌所窮研」。[44]由現存史料來看，僧叡之後，曇鸞是研習「四論」最早的人。

　　2.「三論」學在南方的傳承
　　東晉末年，隨著義學的南趨，般若學也傳到了南方。此後，不斷有南來的三論學者。湛然《法華玄義釋籤》云：「自宋朝已來，三論相承，其師非一，並稟羅什。」[45]據《高僧傳》等史籍的記載，什公門人傳布般若性空學于南方，而且較為顯著的有：
　　一、僧導系：赫連氏破長安後，僧導法師南至壽春，居住在東山寺。後應南朝孝武帝的徵請，曾居住于京師的中興寺。法師一生志在廣演佛法，著有《成實義疏》、《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46]
　　隨僧導在南方講學「三論」的弟子有曇濟、僧鍾等人。曇濟于宋大明二年，來至南方居住在中興寺弘傳佛法，為道俗二眾所敬仰，著作有《七宗論》。[47]又僧鍾法師(429～489)「妙善《成實》、《三論》、《涅槃》、《十地》等」，為齊文宣王所敬重。[48]
　　二、曇無成：因關中戰亂頻繁而南下，居住在淮南中寺。法師「《涅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從彼受業者有二百余人，有《實相論》等著作。宋元嘉中卒，年六十四歲。[49]
　　關河學說自東晉末年傳入南方，到了齊朝的中後期，漸有抬頭的趨勢，主要表現為：與成實師的對抗。略有三事：
　　(1)《三宗論》的流傳：宋明帝時，智林法師學得「關中勝義」，來到南方，「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50]直接指出成實學者關于「二諦」的認識不夠究竟；並促成周顒作《三宗論》，發揚性空之旨，為 「般若性空學」在南方的弘揚打開了局面。[51]
　　(2)文宣王刪減《成實論》：南齊時代，弘傳般若學較有影響的，至少有五人：智林(409～488)、周顒(活動的時間主要是宋永光至齊建武年間)、玄暢(415～484)、慧次(434～491)、僧鍾(429～489)。般若學雖已略見弘通，但仍不如成實學之光大。齊竟陵文宣王鑑于《大品》等學說的衰微，皆因當時「學眾」耽著于《成實論》的研究所致。[52]因而在永明七年，令僧柔、慧次等人「刪賒探要」，略《成實論》為九卷，旨在「使《般若》諸經無墜于地」。[53]
　　(3)攝山「三論學」的興起：高麗朗法師「從北土遠習羅什師義」，于齊建武(494～498)年間來到江南，「難成實師結舌無對」，開攝山三論學之先河。[54]
　　之後，由攝山僧詮繼承高麗朗公的法嗣，經「詮公四友」(興皇伏虎朗、棲霞得意布、長干領悟辯、禪眾文章勇)的努力弘揚，攝山學說由山林步入京師，並成為南方佛教義學的代表。[55]

　　(三)甚肇之後，般若《智論》學的傳承
　　羅什法師于弘始六年(公元405年)譯出《大智度論》。于翻譯之初，因考慮到《大智度論》「深廣，難卒精究」，及「秦人好略」等因素，略譯《大智度論》的三分之一，而為現在的一百卷；但是仍有「文藻之士猶以為繁，咸累于博，罕既其實」。[56]由此可以推知，《大智度論》始自譯出，終不如「三論」流傳得廣泛。

　　1.北方的《智論》學傳承
　　甚公來華之際，正值「般若玄學」的盛行時期。《大智度論》是《般若經》的釋經論，因此《大論》的譯傳還是受到了一定的重視。到北周提倡「關河學說」以來，傳習《大論》者有多家。而《智論》學研究之風的真正興起，當推北齊的道場法師。慧影《大智度論》卷二十四云：

　　師言：就此斷經文，亦極有多家。自有符姚時諸法師科者。自有光律師弟子道場法師，後聽留支三藏講說，為被三藏小小瞋故，入嵩高山十年，讀《大智度》已出邑，欲講此論。于時，有一尼僧善樂讀此論，故遂為檀越勸化，令此法師講說。《智度》之興，正在此人。[57]

　　道場法師「精通《智論》」，[58]為當時的人們所讚譽：「京師極望，道場、法上」。從上引文，亦可得知，自《大智度論》譯出後，親值羅什法師的「符姚時諸法師」，即有研習此論而且「善其意」者。道安師徒一身兼習多家傳承，其中就有什公門人所傳承的《智論》學。[59]
　　道場法師主要是在鄴都敷講《智論》，據《廣弘明集》卷二記載，道場法師在東魏武定(543～549)末年名響鄴都。[60]此前，北方雖也有研習《智論》學者，但終不及道場的影響大，如曇延法師(515～588)十六歲出家，受具後「更聽《華嚴》、《大論》、《十地》、《地持》、《佛性》、《寶性》等諸部，皆超略前導，統津準的」。[61]又，靈藏法師(518～586)「年未登學」即便出家，「于《智度論》講解無遺」。[62]

　　2.南方的《智論》學傳承
　　在南方，東晉時姚興請慧遠法師為新譯的《大智度論》作序以貽後學，廬山遠公因此得睹《智論》。[63]此後，南方未見《智論》流通。齊梁時代的攝山諸師：朗公「《華嚴》、三論，最所命家」；[64]僧詮唯專心于「《般若》、三論」。[65]攝山一系講習《智論》，應始于興皇法朗。吉藏法師《大品經玄意》卷一云：

　　止觀師[66]六年在山中，不講余經，唯講《大品》。臨無常年，諸學士請講《涅槃》。師云：諸人解《般若》，那復欲講《涅槃》耶？但讀三論與《般若》自足，不須複講余經。……興皇初出，講《波若》，師北岸得《大論》文墨，還始講《大論》也。[67]

　　法朗法師師學于北方的般若學者「得《大論》文墨」，開攝山講習《智論》之先河。後經興皇弟子慧覺的努力，《智論》在南方得到了發揚。[68]

　　四、「四論學派」的興起與發展期

　　(一)《般若》四論學的興起
　　北方佛教義學經孝文帝提倡，至宣武孝明時，譯經講論的風氣，已相當盛行。及魏末齊初，《涅槃》、《成實》、《毗曇》等學說，已「普及燕齊趙魏諸地」。[69]此時，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梵僧來華，于洛陽翻譯《十地經論》，「學者紛起」，競相研究。公元534年，北魏分裂為東、西二魏。東魏定都鄴城，後為北齊取而代之，仍沿用北魏的政治制度。北魏的僧侶大多隨孝靜帝移往鄴城，[70]《地論》之學，遂以鄴城為中心。北齊佛法因而有「四宗、五宗之別」。[71]鐮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說：「北朝佛教的主流，是由北齊所繼承的。」[72]而北齊所占據之地，又是北魏時期佛教盛行的區域。[73]所以，這「四宗」就是北魏佛教盛行學說的一個反影。[74]湯用彤先生說：

　　四宗者，謂因緣、假名、不真、真。初謂《毗曇》，二謂《成實》，三謂《般若》、四論，四謂《涅槃》、《華嚴》及《地論》。四者除《般若》四論外，均為北方之顯學。慧遠《大乘大義章》收集廣博，然亦只陳《毗曇》、《成實》、《地論》、《涅槃》諸經義，則北方佛學之風，亦可知矣。[75]

　　這是北魏孝文帝復興佛教義學後的情形，也可證明般若義學在北方傳播是事實，可能流傳不廣。
　　北方般若四論學的復興，是在魏末北周初年。西魏文帝及宇文泰皆崇信佛法，「立大中興寺，尊道臻為魏國大統，大立科條」；「周朝諸帝，並常立寺」，「國家年別，大度僧尼」。北周佛教因而有所起色。[76]北周對于佛教的提倡，一是因為國王、大臣崇信佛教，二則取因于北周、北齊間的對勢與爭勝，在佛教方面表現為：北齊「盛弘《地論》」，北周就「沿關輔之舊，提倡《涅槃》和三論之學」。[77]
　　長安地區本就是般若學的發源地，加上國家提倡，《般若》四論學也就迅速地發展起來。北周時號稱「玄門二傑」的曇延、道安，前者精于《涅槃》學，後者通達《般若》學。《道安傳》云：「周世渭濱盛揚二部。」[78]此時的《般若》四論學，已發展成為北方的主要學派。隋文帝開皇十六年，將其作為國家認可的學派，確立為「大論眾」，專門負責「般若」的教學。[79]

　　(二)《般若》四論學的傳承諸師
　　般若四論學的研習，開始盛行于北周，北齊則因道場法師講習《大論》的影響(可能還有其他因素的影響)，逐漸也興起了般若學的研究風氣。一時之間，般若學者輩出，遍及北周、北齊兩地。從《續高僧傳》看來，諸四論師(或云智論師)中，有的學有所承，而且師徒都是宗于《般若》「四論」的學者；有的則師承不明。今僅取有師承的般若學者四家，以略見「四論學」師承的大概。

　　1．――靜藹――道判系
　　靜藹法師(533～578)，北周僧人。年十七歲時，依止和禪師出家。受具足戒後，從玄景法師聽講《大智度論》，「一聞神悟」，即能深得論中的玄理，而且無幽不暢。法師所學的佛典雖然廣博，而于

　　《大智》、《中》、《百》、《十二門》等四論，最為投心所崇；余則旁纘異宗，成其通照。……藹立身嚴恪，達解超倫。據林引眾，講前四論；意之所傳，樂相弘利。[80]

　　法師「達解超倫」，就連世稱「玄門二傑」的曇延、道安，也都嘆為觀止。[81]後遭周武法難，靜藹攜其門人入終南山，講授佛法。法師的門人中，紹隆師業者有多人，較為著名的如道判、智藏等。
　　智藏法師(540～625)，生于西魏之世。十三歲從靜藹法師出家學道。周武滅法時，為信心居士所藏匿。及隋朝復興佛法，「每至三長之月，藏盛開道化，以《智論》為言先」。[82]
　　道判法師(531～615)，十九歲發心出家。「具戒已後，歷求善友」，後在長安得見靜藹法師，並向他咨求佛法。周武滅法時，跟隨靜藹法師入終南山。《續高僧傳》卷十二云：

　　(道判)逃難岩居，不忘講授《中》、《百》四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東引尋山，岠于華岳，凡所游遁者，望日參焉。遂離考山室二十余所。依承藹德，為入室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舍。[83]

　　隋朝初年，道判于終南山「結草為庵，集眾說法」。因法師的德行感召，開皇七年，朝廷就此庵的原地，由官方出資為法師修建寺舍，並「給額為龍池寺」。時有空藏(568～642)依止道判法師住于龍池寺，于「三論、《涅槃》，探窮岩穴」，為道判法師的傳業弟子。

　　2.――道安――慧影系
　　道安法師，北周僧人，俗姓姚，又稱「關內姚道安」，與曇延齊名，並稱為「玄門二傑」。法師「識悟玄理，早附法門」，常游方參學，對佛法深有體悟。《續高僧傳》卷二十三云：

　　進具已後，崇尚《涅槃》，以為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濱盛揚二部，更互談誨無替四時。住大陟岵寺，常以弘法為任。[84]

　　法師不但善解佛法，而且嫻熟世學，「榮達儒宰，知名道士，日來請論，咸發信心。故得義流天下，草偃從之」。道安有弟子慧影、寶貴、榮法師等，皆是隋朝有聲望的法師。傳承師業，繼踵《般若》、《大論》學者，有慧影、榮法師等人。慧影著有《大智度論疏》流傳于世，是現存僅有的《智論疏》著作[85](現存者是二十四卷殘本)。
　　榮法師有弟子名法曠。對于佛法有著非凡的領悟能力，而且勤奮好學。年十六歲時，講解《大論》，聲名遠播。貞觀七年，「遺身」于終南山。[86]

　　3.――慧藏――法彥系
　　慧藏法師(521～605)，隋朝六大德之一。年十一歲時聽聞佛法，「未登冠具」即能剖析講解《涅槃經》義，後聽講學習《大智度論》、《十地經論》、《華嚴》、《般若》等經論。所學之廣，罕與倫匹。從慧藏受學「般若」學的弟子，可考的有智隱、僧朗、法彥三人。[87]智隱法師「通練《智論》、《阿毘曇心》及《金剛般若論》」。[88]僧朗法師「尋繹《大論》及以《雜心》，談唱相接，歸學同市」。[89]三人中，專精于「般若」學者，當推法彥法師。
　　法彥法師(545？～607)，年少之時，即已出家，志向高遠，以窮解三藏為目標。《續高僧傳》第十云：

　　(彥)聰明振響，冠遠儕倫，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游涉法會，莫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懼。皆畏其神爽英拔也。[90]

　　開皇十六年，文帝下敕，以法彥法師為「大論眾主」，居住于真寂寺。

　　4.――僧休――寶襲系
　　僧休法師，隋朝六大德之一。開皇七年(587)，文帝召六大德入關，意在聚集遠方的佛教英華。法師盛名遠播，以精通《大智度論》著稱。《續高僧傳》云：「休聰達明解，神理超逸，齊末馳聲，廣于東土。」[91]又云：「僧休洞精于《大論》。」[92]
　　僧休的弟子中，見于《僧傳》者，有寶襲法師等。
　　寶襲法師(546～626)，年十八歲時，歸依佛法，從僧休法師出家，以誦經為業。後聽講經論，「偏以《智度》為宗」。開皇十六年，勅補為大論眾主。[93]法師的傳業弟子有曇恭、明洪，二人「皆善《大論》」，而且「榮望當時」。[94]
　　此外，研習《大論》者尚有多人。智梵法師(534～609)出家後，「游學鄴都，師承《大論》、《十地》等文」。曇良(約540～620)等人，以精通《大論》而傳名。隋朝著名高僧彥琮(556～610)講解《大論》，「尚書敬長瑜、朝秀盧思道」及諸名儒，「親受披導，嘆所未聞」。
　　此等諸師皆是一時名德。般若法筵之興盛，于此可略見一斑。

　　結　語

　　羅什法師才學、德行俱佳。在他來華後不久，關中佛教即呈現出「祇洹之化」的盛大局面。不單《般若》「四論」學，佛法的真義也因此流布于中華大地。
　　甚公師資時代，般若義學的研究臻至「有無」、「體用」問題的最高峰，「後出諸公，已難乎為繼」；甚肇之後般若性空學的研究漸趨向「沉寂」，但有流布于四方的趨勢。本文稱此一時期為般若學的潛隱漫流期。此時期般若學傳承的梳理，主要根據《高僧傳》等相關史料中，有記載的幾個關鍵人物的活動時間和地點為線索，來顯示般若義學前後傳續的連貫性。此時期傳承般若學說的主要人物除了什公的門人外，還有：僧導門人曇濟、僧鍾等；北涼的河西道朗、宋齊時的玄暢；學法于關中的智林、僧鏡；講「三論」于彭城的曇度、「名貫徐土」的慧次；遠承關河學說，開創南方攝山學的高麗朗公；繼朗公之後，承接關中學說之余緒，研習「四論」于北方的曇鸞法師等。他們活動的時間和地域相互交絡，構成了「三論學」流傳的網狀畫面。
　　《智論》學在北周時期有多家研習，既有關中學士的傳承，也有北齊道場的傳承。《智論》學的正式傳入南方，始于興皇法朗，發揚于興皇的弟子慧覺。
　　北方般若學的再度發揚光大是在北周，這是「四論學派」的興起和發展期。在時間上，以西魏之世(南方是梁陳之際)為前後兩個時期的分水嶺。
　　隋唐佛教《章疏》中多記載有北方「四宗」的判教說。「般若《四論》」學雖居其一，但不是顯學。北周建國後，在王臣的推動下，般若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蘊積多時的「般若四論」學得到了很好的弘揚，並發展成為北方的主要學派——大論眾。
　　北周時有世稱「玄門二傑」的道安、「達解超倫」的靜藹，皆以精通「般若」學著稱。在他們二人的影響下，「義流天下，草偃從之」。隋朝時的高僧、名德對般若學有深入研究者不在少數，他們有著的不同傳承。本文列舉了般若學的四家傳承，時間跨度在北周至初唐。藉此可略見般若學在北方興起後流傳的盛況。
　　綜上所說，本文的論述有四點意義，略述如下：
　　一、較為粗略地勾勒出「攝山學派」之外的「四論學派」和之前「潛隱期」的般若性空學的傳承脈絡，將般若性空學在中國流傳的畫面，簡單地繪制了出來。對于彌補人們在「關河傳承」的認識上的不足，願盡薄力。
　　二、探尋出般若《智論》學在中國南方和北方的流傳情況，證明在早期攝山學派學說的傳承中，是沒有《智論》學的。
　　三、之前的般若學傳承的研究，因受日本三論宗傳承的影響，多認為在整個般若學的流傳中，應以南方的攝山學派為關河學說的正統。藉由本文地論述可知，南方的三論學無論從其淵源，還是彼此的相互影響上看，都是以北方為主導。這將一定程度上改變人們對中國的般若三論學傳承史的傳統看法。
　　四、透過本文探究的結果，基本上恢復了四論學派在整個般若學流傳中的相應地位。吉藏時攝山學派的迅速發展，是「因受了國家重視其它學說的刺激」，與「大論眾」的確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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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參見廖明活《中國佛教思想述要》，台灣商務印書館，2006年8月初版，85頁。
　　[2] 前田慧云著，朱元善譯《三論宗綱要》云：「三論宗之系統中，分南地、北地兩派。南地以《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為依據；……北地則于『三論』之外，又加《智論》，故亦稱為四論宗。」(廣文書局出版，民國66年10月初版，36頁。)
　　[3] 一、甚肇之後性空學傳承方面的研究，目前無論是國內的學界和教界，都存在著一定的不足。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雖認為此時期的「般若三論之研求，雖未絕響，但在當時，不見重視」；但未進行相應地梳理。(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崑崙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627～651頁。)

　　 二、北周之後般若四論學派傳承方面的研究。國內的般若學研究，一向偏重于「攝山三論學」，對于北方「四論學」的研究，存在很大的不足。可資參考的著作，如周叔迦《三論師遺說考緒言》(見《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三冊，中華書局出版，2006年初版)、董群《中國三論宗通史》(鳳凰出版社，2008年初版)等；宇井伯壽著，李世傑譯《中國佛教史》(協志工業叢書，中華民國59年初版)等。這些著作，只有個別章節涉及到個別「四論師」的一些情況。總體來講，頗不盡人意。此外，還有日文的論文四篇。
　　[4] 參見《三論師遺說考緒言》，《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三冊，《杌人集》，中華書局，1991年，1262～1270頁。
　　[5] 如鐮田茂雄《簡明中國佛教史》：「《中論》、《百論》、《十二門論》三論，由道生傳到南方，(『三論由道生傳到南方』這一說法，已經得到糾正。)經僧朗、僧詮、法朗，再由吉藏作為三論宗而集大成。還有《大論》(即《大智度論》)，它和『三論』一起產生了『四論學派』。」(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10月初版，57頁。)
　　[6] 見蔣維喬《中國佛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初版，50頁。
　　[7] 「宗派」與「學派」的差別，可參見：聖凱《攝論學派研究》(上)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初版1頁。顏尚文《隋唐佛教宗派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8年，9頁。
　　[8] 參見王俊中《中國佛教早期「宗派」問題研究的相關探討》，《諦觀雜志》第八十一期，1995年4月，121頁和116頁。
　　[9] 參見《大正藏》50冊，580頁，上。
　　[10] 參見呂澂《三論宗》，《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五，齊魯書社出版，1991年7月初版，2900～2901頁。
　　[11] 如《中論疏》卷二云：「復有北土(原文作「主」，今據上下文義改)三論師釋此八不凡有三義……」(見《大正藏》42冊，33頁，中。)《中論疏》卷三云：「異三論師云：來應對去，但義相兼。舉來兼去，顯出兼入。欲示破義無窮，故云來出也。」(見《大正藏》42冊，42頁，下。)
　　[12] 參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全集》第一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167～173頁。
　　[13] 參見《大正藏》50冊，332頁，中。
　　[14] 見《出三藏記集》十四卷，《大正藏》55冊，101頁，下。
　　[15] 見涵虛《三論源流考》，《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7冊，大乘文化出版社，1967年9月初版，2頁。
　　[16] 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全集》第一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236～239頁。
　　[17] 參見宇井伯壽著，李世傑譯《中國佛教史》，台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中華民國58年6月初版，26頁。
　　[18] 參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全集》第一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236頁。
　　[19] 見《大正藏》42冊，1頁，上。
　　[20] 如湯用彤云：「般若、三論，羅什宗旨所在。」(見《隋唐佛教史稿》，《湯用彤全集》第二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119頁。)
　　[21] 參見宇井伯壽著，李世傑譯《中國佛教史》，台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中華民國58年6月初版，26～29頁。
　　[22] 見呂澂《三論宗》，《呂澄佛學論著選集》卷五，齊魯書社出版，1991年7月初版，2901頁。
　　[23] 見《廣弘明集》卷二十三，《大正藏》52冊，269頁，中。
　　[24] 其實，什公所翻譯的經論，在長安法會凋零之前，就已經開始流傳于南北各地。參見《高僧傳》卷五《慧虔傳》(《大正藏》50冊，357頁，中)及《高僧傳》卷七《慧靜傳》(《大正藏》50冊，369頁，中)。
　　[25] 參見印順法師《中國佛教史略》，《現代佛教學術叢刊》39冊，大乘文化出版社，1967年9月初版，57～58頁。
　　[26] 參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全集》第一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369頁。
　　[27] 參見印順法師《三論宗史略》，《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7冊，大乘文化出版社，1967年9月初版，13頁。
　　[28] 參見鐮田茂雄著，朱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佛光出版社，1994年，295～297頁。
　　[29] 參見楊惠南《龍樹與中觀哲學》，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再版，43頁。
　　[30] 根據《高僧傳》的記載，僧肇、僧睿等人一直在關中或北方一帶活動。曇影法師入山之前主要活動的地區也是關中一帶。
　　[31] 見《大正藏》50冊，376頁，上。
　　[32] 參見《高僧傳》卷七，《大正藏》50冊，373頁，中。
　　[33] 見唐·元康《肇論疏》，《大正藏》45冊，163頁，上。
　　[34] 參見印順法師《三論宗史略》，《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7冊，大乘文化出版社，1967年9月初版，13頁。
　　[35] 見《高僧傳》卷八，《大正藏》50冊，377頁，上。
　　[36] 參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全集》第一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397頁。
　　[37] 見《大正藏》50冊，363頁，下。
　　[38] 參見《中觀論疏》卷一，《大正藏》42冊，17頁，中。
　　[39] 參見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五，齊魯書社出版，1991年7月初版，2603頁。
　　[40] 參見《高僧傳》卷八，《大正藏》50冊，380頁，中。
　　[41] 見《大正藏》50冊，379頁，中。
　　[42] 參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全集》第一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379頁。
　　[43] 參見《中論疏記》卷二，《大正藏》65冊，46頁，中。
　　[44] 見《續高僧傳》卷六，《大正藏》50冊，470頁，上。
　　[45] 見《大正藏》33冊，951頁，上。
　　[46] 參見《高僧傳》，《大正藏》50冊，371頁，上～下。
　　[47] 見《續藏經》77冊，354頁，上。
　　[48] 見《高僧傳》卷八，《大正藏》50冊，375頁，下。
　　[49] 參見《高僧傳》卷七，《大正藏》50冊，370頁，上。
　　[50] 參見《高僧傳》卷八，《大正藏》50冊，376頁，上。

　　「三宗」名義，參見《中觀論疏》卷二，《大正藏》42冊，28頁，下。
　　[51] 參見《續藏經》75冊，135頁，中。
　　[52] 參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藏》55冊，78頁，中。
　　[53] 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藏》55冊，78頁，中。
　　[54] 參見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第十九，《大正藏》33冊，951頁，上。
　　[55] 參見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第十九，《大正藏》33冊，951頁，上。
　　[56] 參見《出三藏記集》卷十，《大正藏》55冊，75頁，中。
　　[57] 見《續藏經》64冊，912頁，下。
　　[58] 參見《大正藏》50冊，508頁，中。
　　[59] 參見《續藏經》64冊，912頁，下。
　　[60] 參見《廣弘明集》卷二，《大正藏》50冊，485頁，下。
　　[61] 參見《續高僧傳》卷八，《大正藏》50冊，488頁，上。
　　[62] 參見《續高僧傳》卷二十一，《大正藏》50冊，610頁，中。
　　[63] 參見《出三藏記集》卷十，《大正藏》55冊，75頁，中。
　　[64] 參見《高僧傳》卷八之《曇度傳》，《大正藏》55冊，380頁，下。
　　[65] 參見《續藏經》24冊，196頁，上。
　　[66] 原文作「上觀師」，今根據上下文義改為「止」
　　[67] 見《續藏經》24冊，196頁，上。
　　[68] 參見《續高僧傳》卷十二，《大正藏》50冊，516頁，上。
　　[69] 參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全集》第一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396頁。
　　[70] 參見周叔迦《中國佛教史》，《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一冊，中華書局出版，2006年初版，158頁。
　　[71] 參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全集》第一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396頁。
　　[72] 見鐮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佛光文化出版，1986年12月第1版，429頁。
　　[73] 參見周叔迦《中國佛教史》，《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一冊，中華書局出版，2006年初版，157頁。
　　[74] 參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全集》第一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622頁。
　　[75] 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全集》第一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623頁。
　　[76] 參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全集》第一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401頁。
　　[77] 見周叔迦《中國佛教史》，《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一冊，中華書局出版，2006年初版，159頁。
　　[78] 見《續高僧轉》，《大正藏》50冊，628頁，上。
　　[79] 參見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湯用彤全集》第二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248頁。
　　[80] 見《續高僧傳》卷二十三，《大正藏》50冊，626頁，上。
　　[81] 參見《續高僧傳》卷二十三，《大正藏》50冊，626頁，上。
　　[82] 見《續高僧傳》卷十九，《大正藏》50冊，586頁，下。
　　[83] 見《大正藏》50冊，517頁，上。
　　[84] 見《大正藏》50冊，628頁，上。
　　[85] 參見《道安傳》，《大正藏》50冊，628頁，上。
　　[86] 參見《續高僧傳》卷二十七，683頁，中。
　　[87] 見《續高僧傳》卷九，《大正藏》50冊，498頁，下。
　　[88] 參見《續高僧傳》卷二十六，《大正藏》50冊，668頁，中。
　　[89] 參見《續高僧傳》卷十，《大正藏》50冊，507頁，下。
　　[90] 見《大正藏》50冊，505頁，下。
　　[91]見《大正藏》50冊，520頁，上。
　　[92]見《大正藏》50冊，550頁，上。
　　[93] 參見《續高僧傳》卷十二，《大正藏》50冊，520頁，上。
　　[94]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