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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佛教戒律學 第九章 歷代法會對佛教規范之分析 第三節 出家人身分之取得
description: "出家人原則上既可免稅役，歷代法律自然對出家之僧、道身分的取得，加以一定的限制了。主要限制的方法就是由官方發給度牒(１３)。度牒的制度，可能始于唐代以前(１４)，到了清朝乾隆三十九(公元１７７４)年諭令：「僧道度牒，本屬無關緊要，而查辦適以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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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出家人身分之取得

　　出家人原則上既可免稅役，歷代法律自然對出家之僧、道身分的取得，加以一定的限制了。主要限制的方法就是由官方發給度牒(１３)。
　　度牒的制度，可能始于唐代以前(１４)，到了清朝乾隆三十九(公元１７７４)年諭令：「僧道度牒，本屬無關緊要，而查辦適以滋擾，著永遠停止。」(１５)從此紛擾千年的買賣度牒之類的秕政，方告終結。
　　度牒制度存在期間，如出家人未領得度牒，則為「私入道」(詳見下節)，依法有罰。如何方取得此合法身分，約有年齡、家境、考試經文、人數等限制。以下就各種限制分項述之。

　　一、年齡之限制
　　我國歷代法令對出家為僧、道者之年齡限制，頗有差異，事實上執行起來恐亦頗不徹底。且除有對出家之人的年齡有限制外，亦有對剃度(收留)其出家之師父之年齡加以限制者，即規定已領有度牒具有合法身分之僧、道，須在一定年齡以上方得收徒是。以下爰就自唐以後各朝法令之規定略述之。
　　１．唐代：
　　唐律之中，未有明文規定出家為僧道之年齡限制事項。尤其因唐朝姓李，與老子同姓，乃多優遇道教，故即在敕令中，亦無限制入道之事。巧奪天工皇室妃嬪亦常有入道為道士者，例如壽王瑁妃楊氏(楊貴妃)即曾奉敕為女道士(１６)。而有關出家為僧尼之年齡限制，亦未如後世之詳，文獻中僅見二敕：
　　(１)貞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敕：「朕先知僧徒至弊，故須塞其源，不度人來。向二十余載，訪聞在外，在二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縣檢責處分。」(１７)
　　由此敕可以推知，當時官方有禁止二十歲以下這人為僧尼之事。
　　(２)開元十九年七月敕：「向二十載，訪聞在外，有三十以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縣，括責處分。」觀此敕語意，與上述貞觀年間之敕並無大異，但卻將年齡之限制提高為三十歲(１８)。
　　２．五代：
　　後唐天成二(公元９２７)年六月七日敕中規定：「若有童子出家，亦須顯有分據。」
　　後周顯德二(公元９５５)年五日六敕：「條流僧尼，畫一如後：今後僧尼，不得私剃頭。若有人志願出家者，並許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史弟處分，候聽許主家。其師主須得本人家長聽文字，方得容受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經文五百紙者；女年十三以上，貪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者，方許經本州陳狀，乞剃頭。」可見五代之時，對出家為僧尼仍有最低年齡之限制，但比唐時降低得多，且又分僧、尼定有不同的標準，亦為其特色(１９)。
　　３．宋代：
　　宋代對佛教是最寬容的時代，甚至有用朝廷力量去禁止酤酒、屠業靠近佛寺者。至對幼年出家入道，似未有任何限制。例如太宗太平興國元(公元９７６)年詔：「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萬人。」又真宗天禧三(公元１０１９)年詔，普度道、釋童行，又大會沙門。是歲度僧二十三萬百二十七人，尼五千六百四十三人，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２０)
　　４．元代：
　　《大元通制》第三七二條雖有規定：「諸願棄俗出家為僧道，若本戶丁多，差役不闕，及有兄弟足以侍養父母者，于本籍有司陳請，促勘申路，給據簪剃。違者，斷罪不定期俗。」但有關年齡未見限制。在《元典章》中亦未之見。
　　５．明代：
　　明律戶律戶役門第八十六條雖有禁止私度道之明文，亦無有關詳細規定。但在其他條例敕令中卻有空前嚴厲的出家年齡限制。
　　如問弄條例規定：「民間子弟，戶內不及三丁，或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枷號一個月，並罪從所由。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舉者，各罷職還俗。」
　　洪武六年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許為尼姑、女冠。」又洪武二十年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為僧。」洪武二十四年卻又有令：「不許收民間兒童為僧，違者，開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為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此兩令一為二十歲上者不許為僧，另一又規定不許收養民間兒童為僧，似有矛盾，實則不然。因洪武十六年曾規定：「天下僧道……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鄰里勘保無礙，然後得投寺、觀從師受業。五年後諸經習熟，然後赴僧道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有年三、四十以上，先曾出家而還俗及亡命黥刺，亦不許寺、觀住持容留，違者罪之。」惟與上述問弄條例之規定卻又不免矛盾(２１)。
　　總之，明代出家，非但有最低年齡之限，尚且有最高年齡之限制，可為最嚴。
　　６．清代：
　　清代大抵沿襲明制，其中上述之明「問刑條例」規定民年十六以上者不許出家，更曾于乾隆五年加以刪定，唯綜觀清代似未另有出家者年齡高低之限制，卻有規定某些僧道年未及四十不准收徒者。此見乾隆二年定例：「現在應付、火居等項僧、道，不准收生徒。其年逾四十者，方准招徒一人。若所招之人，無罪犯而病故者，准其另招一人為徒。如有年未四十，即行招受，及招不止一個者，照違令律，笞五十……所招生徒，俱勒令還俗。」(２２)。
　　清代以上的限制，自乾隆三十九年停止發度牒以後，僧道遂無法考察，等于無任何限制，清末律家薛允升為此而嘆息，認為古法不宜廢(２３)。其實，此種出家年齡限制，在佛教律制本自有的規定，即年未滿七歲，不得為沙彌(尼)，示滿二十歲不得受具足戒為正式的比丘、比後尼，超過七十歲者不許出家；六十歲以上者只能受沙彌戒(詳見第八章)。凡此，均在教內規定周詳的，故歷代政府為了稅役原因而有年齡的限制，結果演成度牒的買賣惡風，乾隆斥為「適以滋擾」，誠有道理。

　　二、家境之限制
　　出家者之家唐人庭情況限制，大抵包括須獲父母(無父母須得家長或其他尊長)之允許，及家廷人口多不必靠其奉侍養親這兩種條件。其作用亦無非在倫理精神之貫徹，以及國家稅役財政上之考慮。
　　惟此種限制，在現存之法令中，自元以後方趨于說明；元以前的唐宋則少的規定，較著者厥唯後周顯德二年五月六日敕載：「今後僧尼不得私剃頭。若有人志出家者，並許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父母處分，候聽許家。」(２４)
　　《大元通制》第三七二條有明確規定：「諸願棄俗出家為僧、道，若本戶丁多，差役不闕，及有兄弟足以侍奉父母者，于本籍有司陳請，促勘申路，給據簪剃。違者，斷罪歸俗。」又第四一九條規定：「諸婦人背夫棄舅姑出家為尼者，杖六十七，還其夫。」又《元典章》載武宗至大四(公元１３１１)年四月敕旨亦與上述通制條文一致：「……他每(們)替頭里若有當差的、侍養父母弟史孩子每(們)呵，本處官司明白給據執照文字，教做和尚。……」(２５)
　　　明代承襲元代，並更嚴其規定。茲列舉有關條例敕令如下：
　　１．問刑條例明文禁止戶內不及三丁之人出家。
　　２．太祖洪武二十七年令：「……年二十以下願為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
　　３．成祖永樂十六年定例：「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鄰里勘保無礙，然後得投寺觀從師受業。……若童年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及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不許。」
　　４．代宗景泰六年令：「……本戶丁多、不系軍、匠、鹽、灶等籍，里老保結呈縣覆實，具申府司類呈該部，方許收度。」
　　５．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令：「僧道有父母見存無人侍養者，不問有無度牒，許令還俗養親。」
　　由上列五道例敕，可知明代有關出家入道之家庭限制甚嚴：一須家庭丁多，二須本人及父母同意，三須出身非軍、匠、鹽、灶之家。甚至取得僧、道身分後，若父母無人侍養也可令其還俗，可謂徹底貫徹了倫理主義。其嚴厲之程度實屬空前。
　　清承明制，大略亦如此。尤其上述問刑條例並經乾隆五年刪定，一直沿用到清末。惟自乾隆廢止度牒以後，此之規定無異成為具文(２７)。

　　三、考試經文之限制
　　出家須經過官方的考試，始自唐代玄宗開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月敕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已十者，限誦二百紙經；每一年限誦七十三紙。三年一試，落者還俗。不得以坐禪對策義試」(２８)這敕令，一般認為是歷代考試僧尼之始。此後又有更詳細的補充規定。例如文宗太和年間所頒「條流僧尼敕」：
　　「其僧尼，在城委功德使，其諸州、府委本任長吏，試經僧尼；並須讀五百紙，文字通流免有舛錯，兼數內念得三百紙，則為及格。京城，敕下後；諸州、府，敕到後；許三個月溫習，然後試練。如不及格，便勒還俗。其有年過五十以上，筋力既衰，及年齒未至，夙嬰痼疾，並喑跛臂，不能自存者，並不在試經限。若有戒律清高，修時堅苦，風塵不雜，徒眾共知者，亦不在試經限。」(２９)
　　唐代對于僧、尼此種考試方法，其作用尚未不僅是出家之一次考試，且包括已經具有僧、尼身分者之「督責任」考試，一旦不及格，仍然強制還俗，實可謂甚為嚴格。
　　唐代皇帝姓李，自稱是道如李耳的後代，故對道教多偏袒。對同樣是出家的道士、女冠，似不必考試即可取得其身分。通現載于《唐會要》及《唐大詔令集》之敕令，僅見穆宗長慶二年五月有如此之規定：「諸色人中，有情願入道者，但能暗記老子經及度人經，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經情願以黃庭經代之者，亦聽。宣令所司，具令立文狀條目，限降誕月內投名請試，令年十月內試舉。」(３０)
　　五代仍襲唐制，對僧、尼考試較嚴。後唐、後晉及後周均分別有規定其事。其中較詳細為後周顯德二年五月六日敕：「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經文五百紙者；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者，方得經本州陳狀乞剃頭，委尋事參軍本判官試驗經文，合敕條者，只仰聞奏。」(３１)
　　宋朝對僧道之抑制方法，似乎重在限制每歲出家人道之名額，故雖仍有考試，但不若前代之重視。此從真宗景德三年十一月戊戌詔可證：「能仁垂教，蓋誘于群迷；老氏立言，實宗于眾妙，方資善利，用廣化樞。應兩京諸路、州、府、軍、監、縣鎮僧尼、道士，系帳行童，各于元額十人處更放一人。其寺、觀院舍及住房僧、道，同行不及十人者，每院特放一人，並取系帳年深從上者度，勿試經業。委祠部即給文牒。」(３２)
　　既有「勿試經業」之句，顯見當時仍有考試之制。
　　僧、道須考試經文之事，在元朝雖可能仍有舉行，但顯甚松懈。通觀《大元通制》並無明文規定，而《元典章》則有如此規定：「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僧尼披剃，近年多有，一等不諳經教，不識齋戒，不曾諳練寺務，避役之人用財買據，冒然為(？)，未便議得。今後如有披剃之人，如是通曉經文，或能詩頌書寫，或習禪，稍有一能，方本寺住持耆老人等保明申院，以憑給據披剃。」(３３)
　　明太祖朱元璋少時曾出家，深知沙門，又鑑于元代弛濫，故對僧道的考試亦嚴格起來。《明會典》載有許多這方面的敕令，今舉二道可見其嚴的一斑(３４)：
　　１．太祖洪武二十年令：「年二十以下願為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度牒，不通者，杖為民。」出家須經有司直奏皇帝方準三年後赴說考試，不及格還「杖」為民，此確是前代所無地的嚴厲規定。
　　２．洪武二十八年奏準：「天下僧道赴京考試，不通經典者，黜還俗。年六十以上者，免試。」這是對已具僧道身份者加在淘汰。蓋令天下僧道俱赴京考試。經昔日路途限辛，亦屬嚴厲至極矣。
　　清初，尤其未入北京前，皇太極天聰六(公元１６３２)年已規定「設僧錄司，總管凡通曉經義、格守清規者，給與度牒」，是時仍有考試之事，是可能的。廷都北京後不久(順治六年)，復規定每名納銀四兩，即給度牒一張。順治十七(公元１６５９)年准僧道度牒免納銀食(３５)。自此更無考度的紀載。乾隆以後不再有度牒之事，當然更無考試問題。

　　四、出家人數之限制
　　如前所述，歷代亦有以僧、道每年允許其增加人數以作限制者，尤其宋代多采取此方式。除前所引真襯景德三年十一月戊戌詔我，太祖開寶年間所頌「限數度僧尼詔」，亦可據以說明：「釋門崇教，實自前主，歲試度人，宜有定數。苟誦持之未至，則行業以何觀？特示明規，庶懲濫得。應諸道、州、府管內僧尼，自今後逐年據帳，每一百人只許度有經業行童一人。仍令尚未書祠部志切檢點，如有額外度人者，並須退落。」(３６)
　　明代亦有明確的人數限制，如永樂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３７)
　　事實上，歷代僧尼數字雖未必真確，而朝廷以法令的力量來限制出家人數，亦未必有什麼效果。照湯用彤考證，墮代僧數達二十三萬六千余人，唐玄宗時僧七萬五千余人，尼五萬余人，此等數字多不確(３８)。如唐武宗排佛，還俗僧尼達二十六萬五千人。早在北周武帝時排佛，還俗人數竟有二百萬人，更為駭人了。又如清乾隆三十九年停發度牒時統計，禮部頒度牒為三十多萬張，此還僅為領度牒的本僧，若每僧又準收一名徒弟(沙彌、沙彌尼)算，師徒合計當在六十萬以上了。

　　五、其他條件之限制
　　固有法令對僧、道身分取得之限制，主要為上述四類。但除此之此，尚間有其他限制者，各朝法令規定雖無若前四類之一致性，但大體以：曾犯罪之人、逃奴、逃避兵役者不得出家，最為普遍。
　　例如五代後周顯德二年五月六日敕即規定：「曾有犯遭官司刑責之人，及棄背祖父母、父母逃亡；如奴婢、奸人、細作、惡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喊捉賊徒、負罪潛竄人等，並不得出家剃頭。如有寺院輒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僧尼、鄰房同住僧，仰收提禁勘，申奏取裁。其地方巡司官吏不能覺察，仰概申奏。」又規定：「目前多有逃避軍人，投寺出家。在所僧徒，不畏官方，便與剃削。自今後有向曾在軍門，面帶琨痕，逐外寺院輒取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鄰房同住僧寺，仰密切收捉禁勘奏申。地方官所由，不能覺察，重行科斷。」(３９)
　　類似規定，在明敕亦見之。如永樂十六年敕定：先曾出家而還俗者，再為僧、道則不許。又亡命黥刺之人亦不得為僧、道成被寺觀所收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