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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佛教戒律學 第四章 歷代政府對佛教的規范 第一節 中國固有法制之特色
description: "第一章第一節已略提及，中國清朝以前，有一套相當完備的法律體系，一般法制史書稱為「中華法系」或「中國固有法系」。它不但是世界上五大法系(指：英美的海洋法系、歐洲大際法系、伊斯蘭教法系、印度法系及中華法系)之一，而且具有突出的特性，比起其他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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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歷代政府對佛教的規范

第一節　中國固有法制之特色

　　第一章第一節已略提及，中國清朝以前，有一套相當完備的法律體系，一般法制史書稱為「中華法系」或「中國固有法系」。它不但是世界上五大法系(指：英美的海洋法系、歐洲大際法系、伊斯蘭教法系、印度法系及中華法系)之一，而且具有突出的特性，比起其他四大法系來，毫子遜色。其突出的特性為何？一為歷史久遠，萬世一系；二為禮刑合一，體系嚴謹而運用靈活。
　　先就久遠而言。依《尚書·堯典》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軟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窠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呂刑》篇亦載：「苗發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這些記載，說明了三代時已有相當完備的法規，而殘忍的刑罰是南方的苗族首先制訂的。按《尚書》是中國最古的政制記錄本，可信度很高。依此記載，則中國之有相當完備的刑法應已四千年以上。就退一步而言，戰國時魏文侯之師李悝(公元前４５５～３９５年)，編了一部《法經》，這是中國有成文法典之始，也有二千四百年月日(１)。
　　如純粹比較哪能部法典較久遠，意義並不大。據目前所知，世界上發現最古的法典是巴比倫的《罕穆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考證約有四千年歷史了(２)。而印度的《摩奴法典》的時間，與李悝《法經》也差不太久的年代。問題是，中華法系是「萬世一系」地被歷朝政府所用的，是活的法律，不僅在考古意義而已。這一特色，誠屬世界上其他法系所未見。
　　總之，中華法系，最晚自李悝的《法經》始，一直到清末變法改采歐陸法制為止，二千多年來，有一條「律統」的具體內容,也許每個朝代都有些改變，但它的整體精神與結構幾乎都沒有什麼變動的，茲以表明之。
　　再就禮刑合一而言。此問題在第一章第一節中亦已略提及。于此宜補充者，禮與法的關系是相當複雜的：
　　禮，可說是法的目的；如謂「出禮入刑」是。
　　禮，可說是成文法的補充；如漢代的「經義斷獄」是。
　　禮，可說是法的本性；如唐律疏云：「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是。
　　禮，與法可說同是政教的方漢；如唐律疏云：「輕刑明威大禮崇敬」是。
　　總之，禮在固有法系中有決定性的影響，使得中華法系在世界各大法系中獨樹一幟。對此，已故的現代中國法制史名學者陳顧遠氏提出六點，稱為「中國固有法系之簡要造像」(４)，見解精辟。茲列舉並略加解說如下：
　　１．中國固有法系之神采為人文主義，並具有自然法像之意念。
　　世界各大法系，始初皆出于神權。一些法系長久滯留在神權階段；而中國固有法系則迅速脫離了這個階段，表現了充分的人文主義。所以中國古代的法律，自秦漢以來，甚至更早的從周禮開始，已脫離了神權的色彩。而儒家的「天道」觀念，表現在法律精神方面，實在是一種「自然法」的體現。所謂「天之道，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就是「天垂象以制法」，即崇尚自然的人文主義精神。此外，如刑官稱為秋官，審斷重視秋審(秋季是自然的肅殺現象》，凡此等等，都可說是自然法的精神。
　　２．中國固有法系這資質為義務本位，並且有社會本位這色彩。
　　現代西方法制(包括歐陸法及英美法)均淵源于羅馬法。羅馬法是以權利為本位的，而中國固有法系則以義務為本位，兩者精神截然不同。又現代法學已漸由權利本位，進入社會本位的時代，如今天的宋高僧社會責任、無過失責任、環保觀念、社會保障觀念等均是。我國固有漢律源自儒家的道德化理精神，這種精神講求的是「克已復禮為仁」；所謂「仁」道，實在就是社會本位的要求和理想。
　　３．中國固有法系之容貌為禮教中心，並具有仁道恕道之光芒。
　　如《禮記》云：「禮者，禁于將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後。」又如《大戴禮》云：「禮度，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再如《孔子家語》云：「化之弗變，德之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按自秦用商鞅之策變法，以《法經》為藍本在秦國強力推行，這種法治主義的本質原屬法家的。但髟倚法律師而富國強兵，統一天下；其刑章律統的創立已成既定事實，漢代以降終不能改。于是儒家在不能否定律統之存在的前提下，乃在法律精糖果上強調德禮的內容，這就是「明刑弼教」的真相所在。法令精神既在德禮，那麼自然就離不開仁道、恕道了。故歷代刑律及刑教筆成，充滿了「三宥」、「三縱」、「八議」、「赦免」的等規定，乃至「罪疑唯輕，功疑唯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等原則亦常為斷案所遵行的了。
　　４．中國固有法系之盤脈搏為家族觀念，並具有尊卑歧視之情景。
　　儒家倫理思想本自家族開始。這從《孝經》所說的：「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云：「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又云：「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又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其理亦至為明白了。儒家精神灌注到歷代法律中，具有強烈的家族觀念是必然的。極度家庭主義的結果，訓至演成不合理的尊卑歧視法規，也是必然有。
　　５．中國固有法系之 胸襟為弭訟至上，並且有扶弱抑強之設想。
　　現代西方的「權利本位」觀念，是鼓勵人們去爭僅奪利，甚至以「別讓您的權利睡著了」為標榜，實在是鼓勵興訟。這與中國傳統理念完全相反。《易經·訟卦》云：「訟，終凶」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按古時爭財曰「訟」，爭罪曰「獄」；一為民事，一為刑事，均不是好事，所以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在這種理念下，固有法律是絕不鼓勵人民興訟的。為了消弭訴訟，固有法律乃有許多抑強扶弱的規定，例如對于官吏貪賊枉法予以重罰，嚴禁為現任官員立碑；反之對老耄幼弱愚蠢者有寬宥之制，對欠債人果屬貧困得折扣錢等是。
　　６．中國固有法系之心願為審斷負責，並具有靈活運用之傾向。
　　古代的各級官吏，日常一般性行政只有兩件事最主要的，一是斷罪(審判)，二是錢糧(稅收)。西漢的路溫舒曾說：「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審判，自古視為重要的事，能做到「刑輕政簡」就是郅治的理想，因此有時連皇帝都親自審判案件的。固有法制對審判官的責任，規定得相當嚴格及詳細，其中最嚴重的是「治獄不直」，即是冤枉判決。「不直」有二種情況：「失出」(應判罪而不判，或應重罪而判輕)、「失入」(無罪而判為有，輕罪判為重)。無論「失出」劃「失入」，又有「故意」及「過失」之分。審判官無論哪能種「不直」，依律均有嚴懲。因為審判務求「實質的公平正義」，故在法令方面須力求適應時代。由是，各代除了「正律」以外，以種種名稱的法令來作補充適用。例如兩漢以迄六朝，以儒家的「經義折獄」稱盛。唐宋以後雖嚴禁臣下以「比附」來斷事，但皇帝許以「敕」、「格」、「例」、「條例」、「斷例」、「指揮」等各目，來濟原有法之窮。這種靈活性，就像現代歐陸法系的法院一樣；一面以成文法為主，一面以判例來補充成文法之不足。
　　中國法制的特色概如上述，然則與佛教規范之研究又有何關系？茲約為二點以說明：
　　第一、要了解歷代政府對佛教的管理法令，中國法制特色是基礎認識。因為現代中國人已很光有此種認識的了。
　　第二、佛教到唐代以後，實已「中國化」。而真正「中國化」的，並不是佛教經論中的義理，實是佛門的規章制度及僧人的生活方式，這是與中國固有法制緊密相關的。故若不了解中國固有法制，恐怕也不易真正了解中國佛教的規范。
　　第二節以下，乃依史料的時間順序，自樂漢始到近代為止，歷代政府對佛教規范的情況，作一縱覽，俾能獲至整體的觀點。至于具體內容的分析，則留待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