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近現代佛教界慈善利生事業的發展 description: "【慈善利生的新形式】" --- 【慈善利生的新形式】 晚清時期，由于外敵入侵和內戰所致，各地的僧俗二眾多以寺院的恢復建設為主，只能以余力辦一些修橋鋪路，放生護生等傳統的慈善活動。在辛亥革命前後，隨著佛教革新思想的展開，佛教界的慈善利生活動發展出了一些新的形式。 首先是慈善組織與機構的興建。清海法師于1914年初在常州清涼寺倡辦黃卍字慈善會，被推舉為會長，舉辦種種慈善事業，受到社會各界的讚賞。1917年底，熊希齡居士籌建主要為安排災區孤兒重新生活的香山慈幼院，該院不同于傳統的育嬰堂、孤兒院，而是融家庭、學校、社會為一體的實驗學園。同年，馮宜人居士也在京津組織了婦女制衣會，縫制棉衣賑濟災民。1918年，圓瑛法師在寧波創立了佛教孤兒院。這些慈善團體與機構的建立，既使慈善活動越出了單靠寺院賑濟的范圍而走向社會，能有組織地、經常性地舉行；也使急需救濟者可以登門求助，受惠的人有余力時還可以回報，加強了佛教與社會的聯系及舉辦大規模慈善活動的能力。 其次是賑災活動規模空前。1917年京津地區大水災，第二年又發生大旱災，1919年湖南水災嚴重，熊希齡居士依靠佛教界的支持，大力募捐，以工代賑，使賑災活動成功實行，博得社會各界的稱譽。同時，上海的狄葆賢、王一亭，江蘇的高鶴年、江味農等居士也自發組織了佛教慈悲義賑會，在各地建、勸、辦義賑分會。義賑會中籌款、總務、查放等職責分明，主持者均為虔誠的志願佛教徒，辦理的完善可稱空前所有。 再者是慈善與弘法相結合，關注被社會遺忘的角落。覺先法師于1915年12月，親至北京第一模范監獄講經，開示青年犯人，促其改惡從善，同時施物施藥，從精神與物質兩方面感化犯罪者。次年，范成法師也在北京監獄行刑場設立如來蓮華石幢，教誨死刑犯，不少家屬受他感化。此後唯通等組織了江蘇監獄感化會。對犯人尚且如此，對老幼病殘、婦女、孤兒等的教化熱情更不必說。這些結合慈善事業的弘法活動，對于社會穩定與改變當時民眾對佛教偏見的效果相當顯著。 【慈善利生的大發展】 民國初年的中國，處于軍閥混戰的時期，戰禍殘烈，綿延不絕。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傷痛，而由戰爭產生的禍害更是持續為患。由于長年的戰亂，遍布各地的游兵散勇轉為土匪，四處燒殺搶掠；因為資金被軍閥挪作戰爭，維修水利與防洪抗災的民生事務荒蕪。就這樣，人禍之上又生天災。1919年長江中下游發生水災，1920年華北五省大旱，災民達到三千萬。在這樣的情況下，佛教界紛紛組織救災團體，籌款捐物，實行慈善救護。 1920年，吳璧華居士見華北各地災情嚴重，發起組織了佛教賑災會，勸募到巨額資金，他親赴災區放賑，又在各災區設立收容所，安置災民。各地的寺院、佛教團體均有類似的舉措，並在賑災中湧現出一批辦理慈善救濟事業妥善而聞名的居士。1929年的水災中，剛剛成立的上海佛教居士林就積極籌賑，對災民施醫、施藥、施粥、施衣。1931年江淮大水造成運河決堤，蘇北數十縣一片汪洋，接著又是大旱，這時高鶴年居士在上海佛教淨業社與世界佛教居士林的簡氏兄弟、王一亭等居士支持下，挺身而出，擔起賑災重任。他到處組織救命團，救生會，雇舟救護，又設立收容處6處，倡辦粥賑，設立婦孺收容所，來此避難的婦幼老弱免費食宿，並資助當地紅十字會、商會救災，眾多的老弱孤幼因此而得到暫時的安寧。他屢次為救災赴滬募款，在災區辦粥廠多處，並組織救命團，不分晝夜赴粥廠巡查。還籌集大批糧款，協助江蘇義賑會賑濟遭到蝗災的難民。災情稍為緩解時，他又忙著建立各地善堂，拾骨施棺，造萬靈塔安葬死亡的災民。高鶴年辦賑從不間斷，直到抗戰勝利，他還在江蘇劉莊設立了常年慈善中心「婦女淨土安老院」。 1931年禍不單行，江淮受災的同時，武漢發生大水，陝西則大旱，李白塵等居士在漢口發起成立慈善救濟委員會，漢口佛教正信會會長鍾益亭親自為災民送診送藥，求診者每日多達500人以上。在西安，朱慶瀾居士聯絡華北、上海慈善團體，創立華北慈善聯合會，募集資金親赴陝西散發，前後設廠施粥十余處，每日就食多達四萬余人，並組織以工代賑，修橋築路，設立災童教養院，婦女染織廠，施醫施藥，掩埋餓殍。康寄遙居士也發起倡立華洋義賑會，辦起《陝西災情周報》，《陝西賑災特刊》，號召國內外人士為賑災出力出資。當時，像吳璧華、高鶴年、李塵白等那樣在急難時全力以赴投入社會救濟事業的居士大有在人在。 除了救急救難之外，平時各佛教團體都設有慈善部或利生部，專門辦理慈善公益，許多寺院還辦起了近代化的慈善事業。1922年，印光法師等在南京創辦了佛教慈幼院，在法云寺設立慈悲醫室，備有中、西醫藥，專為貧苦病人免費診治。1924年，圓瑛法師、轉道法師等重興泉州開元寺，在該寺附設慈兒院、養老院、放生會等。約同時，隆德法師在高郵承天寺創辦接嬰堂，在當地廣施藥、茶、衣、糧等，並大力資助上海慈善機構與中國紅十字會。1933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創辦了上海佛教慈幼院。 中國佛教徒不但投身國內慈善救濟事業，就是對于鄰邦的災難也不會坐視不管。1923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傷亡嚴重。消息傳來，中國佛教徒很快成立了「佛教普濟日災會」，派顯萌、包承志作代表至日本各地弔唁慰問，使日本朝野人士為之感動。該會還籌款救濟日本災民，建造了大梵鍾贈送日本。中國各地寺院也為日本的死難者舉行超度法會。這些行動與後來日本軍國主義趁人之危侵略我國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中國佛教近現代的慈善救濟事業的發展，說明中國佛教開始走出潛隱山林的封閉時代，進入了關注社會，關心民眾的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