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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法治與僧事——「以戒為師」的現代意義
description: "一、梵行與正法——制戒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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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凱法師

　　一、梵行與正法——制戒的理想

　　佛陀在世時，以其崇高的精神影響力量，成為僧伽的中心。佛陀在滅度前，阿難請示：此後僧團將要「以誰為師」？佛陀明確告訴阿難：「我涅槃後，所說法戒，即汝大師。」「以戒為師」成為千年佛教延續發展的核心，成為無數佛教徒內修外弘的立足點。

　　戒律是佛教徒修道生活的規范。在佛的正覺中，體悟到事事物物的依存關系——緣起性；體悟到緣起諸法的「無常性」、「無我性」、「寂滅性」，從這正覺的大悲中，建設僧伽制度，自有他卓越的特色。

　　佛陀制定戒律的目的在于兩方面：一、從個人來說，希望修道者成就解脫——梵行久住；二、從整體佛法來說，期望正法延續——正法久住。「梵行久住」、「正法久住」，這是佛陀制戒的「一大理想」。

　　同時，在律典中又出現制戒的「十事利益」：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三者、令僧安樂故；四者、折伏無羞人故；五者、有慚愧人得安隱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于現法中得漏盡故；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為諸天人開甘露施門故。雖然各部廣律的說法略有不同，但是總結起來，可以分為五個方面：一、和合，僧團的生活是集體共處，必須和合無爭，實行「六和」原則，一心專注于個人修道，同時能夠團結對社會弘揚佛法，體現僧團的集體性。二、安樂，戒律的制定並不是令佛弟子的束縛，而是希望佛弟子依戒律而住，能夠身心喜樂，體現僧團的生命力。三、清淨，僧伽共處，畢竟魚龍混雜，在集體力量下，戒律具有淨化的功能；這是通過羯磨的辦法，犯戒者因為僧伽的力量而受到戒律的處分，從而因出罪而恢復清淨，不會再有違犯。這樣，修道者能夠安心修道，不會受到污染。所以，「僧伽大海，不宿死尸」，這是通過集體力量，保持和樂清淨的美德。「清淨」體現了僧團的神聖性。四、內證：僧團的和樂清淨，為修道者提供良好的環境，能促進修道者精進修行，從而斷除煩惱而得解脫，體現了僧團的解脫性。五、外化：內修外弘是僧團的社會功能，和樂清淨的僧伽必須令社會大眾生起信心，增長大眾的信心，從而達到弘揚、普及佛法的目的，這是僧團的教化性。所以，從制戒的「十事」能夠體現僧團或教團的集體性、生命力、神聖性、解脫性、教化性，這是僧團生活的特點。在這些特點中，僧團生活以解脫性為根本目標，以集體性為僧團生活的表現，以神聖性為核心，以生命力為僧團發展的動力，以教化性為僧團對社會的功能，從而達到內證而賢聖不絕，外化而普世信仰，即是「正法久住」、「梵行久住」的理想。所以，僧團只有依戒律而和合共處，才能真正體現僧團生活的意義。

　　「十事利益」或僧團生活的五個特點，是屬于「律」的特點。戒與律原有不同的意義，而「戒律」並用是指維持佛教教團之道德性、法律性的規范。「律」指為維持教團秩序而規定的種種規律條項及違犯規律之罰則，屬于形式的、他律的，是有所當為，是一種團體的活動；「戒」指內心自發性地持守規律，屬于精神的、自律的，是有所不為，是個人的持守。然而戒與律並非分離而行，而是平行地共同維持教團之秩序。所以，「戒」與「律」的關系既有獨立而又聯系，佛教徒由于持守戒律，從而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促進整個團體的淨化。尤其是在僧團寺院中，僧眾通過遵守一定的律法與清規，為個人美德倫理的提升創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因此，從倫理學來說，「戒」的持守是屬于個人美德倫理修養，而「律」的作持是屬于社會規范倫理。

　　所以，「以戒為師」的含義，包括修道者必須個人持守戒律；同時，僧團的運作必須遵守律制，創造出適合持戒的環境，才能達到「以戒為師」的理想。若某些修道者精進持戒，確無法保證他們清淨、安樂而住，某些人懈怠犯戒而無法制止，即缺乏律制的折伏，這樣僧團自然無法清淨、和合，修道者亦無法持戒。反觀現代的叢林僧團，不乏有心持戒者，初發心出家者精進純正，但是叢林清規、律制不健全，日漸退失初心。所以，提倡「以戒為師」，推動教制建設，不僅需要提倡學戒、持戒的精神，更需要確實加強叢林的清規、律制建設，協助並保護持戒者；否則的話，多數人不持戒，持戒者失去應有的保障，則「以戒為師」成為空口號。

　　二、法治與人治——權力監督、經濟透明

　　對于僧團來說，團體的清淨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關系到佛教的慧命所在。但是，對于修行者來說，持戒是修行解脫的根本，持律是團體共存的關鍵。團體共存必須依據團體的辦事制度——羯磨來實行，才能保證團體的生命力與和合性。

　　「羯磨」又稱為「辦事」或「作事」，這是對授戒、說戒、懺罪，以及各種僧事的處理，所以又被解為『辦事』或『作事』。這是屬于作持的戒。佛教的羯磨法，是一種特有的議事法或會議法，其目的在于僧團生活的「六和敬」，身和共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從原則上說，佛教的六和敬，是絕對民主的民主生活，這一民主精神的維持與保護，便是羯磨法的責任與功能了。通常所說的「僧事僧斷」，也就是以僧團大眾的意見和力量，來解決僧團大眾之中的各種事業。

　　羯磨法的精神，與現代的議會程序比較，那就顯得更為莊嚴神聖了，現代的議會提案，通常是三分之二投贊成票者，便算通過，有的則以超過半數為準，有的則以超過四分之三為準，但卻絕少有要求一致通過才算合法的。佛教的羯磨法，通常多是要求一致通過的，僧中只要一人有異議，便是僧不和合，便是羯磨不成。僅有滅諍羯磨是行黑白籌(投票)而取多數表決的。但在羯磨法中，也有規定：凡是如法、如律的羯磨法，便不許可無理取鬧而橫加破壞。如有一人無理取鬧而破壞如法如律的羯磨法者，僧團便可對他一人而作羯磨；如有四人以上的小集團取鬧而別作羯磨者，便得破羯磨僧罪。所以佛教的羯磨法是一種極其神聖而又極其周詳的議事法。

　　但是，在中國的宗法制影響下，唐代逐漸形成的叢林清規，則形成以住持為核心，以「十務」為所屬的管理機構，「十務」即是監院(主管寺院經濟)、維那(主管人事、和合僧眾)、典座(主管飲食)、直歲(主管土木建設)等「四知事」，首座(德高者)、書狀(主管文書)、藏主(主管藏經樓)、知客、浴主(主管洗浴)、庫頭(主管財務庫藏)等「六頭首」。這種管理模式突出了「高僧」領袖的作用，僧團本身的力量在無形中被消除了。而且，叢林清規繼承了早期僧團及儒家的「德治」，兼取「法治」，融會領導者的個人人格魅力與被管理者的自我管理，發揮組織與制度的監督與約制。《百丈清規》規定，方丈在人員的選任上要求道高臘長、「具道眼有可尊之德」，注重發揮個人的自覺自知自省特質，「惟平惟允，使自悔」。方丈的統管，「十務寮舍」首領之「各司其局」，維那之紀律監察和寺院僧眾的民主決議，保證僧團管理的有效性與全面性。

　　所以，僧伽制度的管理形態，在印度的原始僧團，重視佛陀及其領導者的人格和僧眾的自我管理；《百丈清規》則表現了融政府監督與僧團自我管理于一體的管理模式。但是，佛陀本人或古代叢林的開山高僧，都是馬克思·韋伯所說的「模范型先知」，于是通過他們以身作則的方式，自然產生向心力而眾望所歸，成為領袖式的人物，于是建立了「模范型教團」。但是，這種「權威」會隨著領袖的去世，從而自然消逝。在「模范型教團」內部，那些親灸過先知教誨的弟子輩人物仍然擁有特殊的權威，仍然具有行使管理的合法，但是「領袖氣質」則無法傳襲，只能將領袖權力制度化。于是，中國的禪宗祖師通過自己的「傳法」，代代相傳，依此維持在組織里「權威」的地位，便發展成為「傳統式」的管理模式。

　　但「領袖式」或「傳統式」的管理模式，雖然具有「法治」的作用，但是「人治」的色彩更濃厚。「領袖式」的管理，則會出現「至德難為繼」，于是在權力的轉移過程中，經常會產生繼任者威望不足，成員不服的隱患，這是當今佛教界「接班人」的最大困擾。同時，「聖人不世出」，高僧或大師不易輩出，平庸者因世襲或其他因緣，身居廟堂；而且，「權威」一旦形成，人性的弱點亦無形中亦被放大，宗教領導人的言行代表宗教的一切，于是便會造成社群的不穩定與不和諧，甚至影響到社會。

　　在當今的叢林中，住持的作用更為突出，管理財政，接待貴賓、信徒，淹沒于日常事務中，自己的修學無法顧及，更別談領眾修行；而且，在「傳媒社會」中，住持的一切被「無形放大」，成為寺院的唯一代表，出現在網站、電視等傳媒中。在這種體制下，一切僧眾修道生活的目標產生混淆，「當住持」成為年輕出家人的目標，于是一切世俗紛擾都會在權力追逐過程中呈現。在這種「人治」的管理模式中，權力監督無疑是最重要的。但是，當今的寺院管理中，住持的權力監督則出現「真空」，方丈不能連任的規定如同虛設，一切「人治」的弊病顯露無遺。

　　所以，古德經常強調依律制或叢林清規行事，重視制度的建立與遵循，即是「法律式」的管理。這是依律制或清規規范組織內部的運作方式，組織能夠在制度健全的情況下，正當使用清規制度。當然，任何組織都需要有「領袖」，但是領袖的產生與制衡，是制度的核心。在民國年間，太虛大師等人已經注意這問題，強調由四眾弟子共同推選住持。如民國《湛山寺共住規約》第五條：「本寺以僧伽為持法，主理內務；以佛學會居士為護法，佐理外務」；第八條規定：「本寺住持，任期屆滿，由本寺班首；佛學會干事會，召集本寺各執事；及與本寺有關各山大德，共同組織選舉會」。

　　筆者近幾年來一直注意觀察香港、新加坡寺院的管理模式，受到一些啟發。香港在20世紀60年代，為適應本地司法制度，寺院為了表示是屬于十方公產，不是住持之私人產業，故在60年代開始，各大小寺院紛紛依公司法例，注冊為「非牟利有限公司」慈善機構，組織董事會。董事局成員包括有出家僧眾及在家居士，以確保寺院資產全是歸僧團所有，而公眾捐贈善款亦可得發回免稅收據。這樣，寺產是僧團公有，任何人(包括住持)皆不能挾私擁有，一切賬項均由董事會、政府及核數師監察，而董事會制度亦制衡了住持之決定及寺產之處理。

　　新加坡的寺院管理受到政府法律的影響，如「社團法令」、「慈善法令」、「產業稅法令」、「消費稅法令」等，寺院在公司法令、社團法令或信托法令下注冊，然後再注冊為「慈善團體」。在慈善法令的框框下，凡于濟貧、教育、宗教、社群福利有關的團體，都必須在其「本宗」法令注冊後，再注冊為「慈善團體」。其目的是審閱帳目，要求各「慈善團體」將其年收入的80％用在各團體宗旨內所列的慈善用途上。符合此80％條例者，其收入可得免繳所得稅。不能符合者，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則其所有收入必須納稅。同時，在寺務管理方面，都設有董事會與信托會，一些重大決策都必須經董事會成員或信托商議，大家一致同意才能執行。

　　所以，「以戒為師」必須加強現代叢林制度的建設，以「法治」為前提，強調佛教的神聖性，發揚原始佛教的「羯磨」議會精神，通過四眾弟子的共同合作，加強寺院管理層的權力監督，提高寺院經濟的透明度。

　　三、依法與依戒——教制建設、樹立典范

　　僧眾能修證解脫，正法能夠住世，是佛陀制戒的理想。佛陀在經律中，強調「我成佛來所說經戒，即是汝護，是汝所持」、「我涅槃後，所說法戒，即汝大師」，所以「法」與「律」是同等重要的。在提倡「以戒為師」時，亦必須真正實踐「自歸依法」，只有在佛法的甚深大海中，得到法益與法喜，才能持戒堅固，而不會退墮；否則的話，缺乏般若空性等教理的指導，學戒、持戒則容易走向教條主義，則不符合「以戒為師」的精神。

　　中國佛教歷來以大乘佛教自居，所以在教理、思想層面上則以徹底表現中道諸法實相的最勝義諦為究竟，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一切二元對待全部取消，大乘佛學的「緣起性空」、「八不中道」、「一切不可得」、「非心非佛」等，表明了大乘的終極真實境界。但是，中國佛教的戒律觀卻是「大小戒兼受」，因此比丘都必須受三壇大戒。大乘戒與小乘戒確實有不同之處，小乘戒重視戒相，帶有形式主義、律法至上的保守傾向，偏重戒學而輕慧學；大乘戒則以精神主義、眾生本位為中心，以慧學規范戒學的開展與創新，于是才會出現中國的律宗、《百丈清規》等具有開創性的戒律思想。天台智顗以圓教的精神，建立「圓頓戒」，但是仍然以大小兼受戒，並不完全支持純大乘戒的建立。這是因為大乘戒缺乏日常瑣細的生活規定，因此需要小乘律儀作為僧團運作的方式。所以，道宣一方面忠實于《四分律》的傳統小乘戒法，另一方面站在高層次借用大乘戒學的思想統合大小二乘的戒律，從而形成中國律宗的傳統。

　　小乘戒確實為維護僧團秩序，保障僧團清淨、和樂，提供了很好的運作方式。但是，隨著時間、地域的不同，尤其在社會的日新月異變化時，「隨犯隨制」的「隨方毗尼」精神更加突出了；若堅持小乘戒的戒條，其精神固然可嘉，但是完全與時代、社會脫節，則是「正法住世」的障礙，不符合制戒的理想。但是，完全依大乘戒的傳統，如日本佛教各大宗派，在近現代宗教世俗化運動過程中，毫無障礙，則又失去中國佛教的傳統。所以，如何在中國祖師大德「大小乘兼受」的基礎上，更能推陳出新，是提倡「以戒為師」的重要課題。否則的話，某些寺院傳一次八關齋戒或三壇大戒，或舉辦一次法會，便認為自己是「以戒為師」，這是當前佛教界的一大通病。

　　基于「大小乘兼受」的精神，在21世紀的信息化、知識化的社會環境下，社會生活更突出「公民意識」，更加強調民主與法治。在「公民社會」里，任何人都有權知道僧團的生活狀態，因為僧人的生活來自捐獻者，但是現在的寺院運作、經濟等所有在政府的宗教政策保護下，卻成為一片「禁地」。所以，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新聞、言論等自由得到更大的釋放，僧人的生活無疑成為媒體社會的焦點。佛教界的教制建設必須從當前的社會環境出發，繼承佛教的優良傳統，建立與制訂切實可行的「現代清規」。

　　筆者以為，教制建設必須注重四大層次：

　　一、生活規范層次，這是與世俗社會緊密聯系的層次，考察法律、法規、政策等對僧團的規定，信徒、社會大眾對僧人的要求，結合內律與外律，提出相應的規范要求。中國佛教為了適應本國社會的需要，其實許多戒律都已經大幅調節，但是未曾公開修正戒律條文，于是造成「外緊內松」的奇妙現象。所以，僧人的生活必須有具體可行的規范，才能身心安樂。

　　二、團體運作層次，這是僧團自身運作的方式。繼承叢林清淨的精神，結合羯磨議事的辦法，吸收公司董事會制度，確實加強自身的制度建設。從制定《寺院共住規約》來說，都是應時、應地而不斷修正，于是經過集體討論的新規約，解決了新問題，樹立其可行性與權威性。

　　三、修學層次，這是僧團日常生活的內容安排。叢林以無事為興旺，真正的修道人是沒有時間、精力制造矛盾。但是，叢林若不建立自己的修學制度，大眾身心無法安住，無法降伏煩惱，自然是非、矛盾不斷，則陷入一片混亂。古老叢林的「冬參夏講」、安居、誦戒、講經等，無疑是很好的修學制度。但是，當今佛教的修學則成為「辦法會」，「份內事」成為向人顯示修行而吸引信徒的「廣告」，亦成為當今一大弊病。目前，佛教的修學制度，僧人自修與居士共修完全混同，明顯缺乏叢林作為僧伽教育中心的特色，不利于培養僧人，必須引起注意。

　　四、叢林定位層次，這是對叢林自身的定位。因為，天下叢林必須各具特色，才能顯示當今佛教的多元化與開放性，「大一統」容易成為「一鍋粥」。隋唐佛教有八大宗派，後來叢林都有禪、講、教、淨等特色。不同的叢林定位，會形成不同的修學理念，從而在僧團制度、生活規范等方面都會有所不同。

　　所以，教制建設的推行，並不是中國佛協制訂一些文件，而是來自叢林自身的自覺，加強自身的清規。同時，中國佛教協會在協調、統一制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如監督對僧人剃度資格、授戒程序的審查。

　　「以戒為師」必須提倡僧人學戒的風氣，佛教的僧團具有「模范型教團」的特點，所以必須在當今佛教界提倡典范的作用。明末佛教的風氣與當今佛教非常相似，佛教遭遇到嚴重的考驗，叢林一步一步地走入世俗化的陷阱，針對江河日下的教界亂象，袾宏、德清、智旭、圓澄等佛門大師，發獅子吼，發起明末叢林改革，復興戒律之意識已成為當時佛門志士的共識。在叢林戒律問題的改革中，箇中翹楚則非見月讀體莫屬。見月律師繼承古心和三昧的弘律遺志，徹底復興南山律宗，于是寶華山譽滿天下，成為全國傳戒、弘戒的重鎮。直至民國年間，出家人以至寶華山受戒為榮，這種神聖典范作用的力量可謂至高至強。

　　提高僧人素質，緊抓二大關頭：剃度、授戒。剃度則是對出家人來源的把握，目前出家人素質低下，表現在文化素質方面最為突出，所以必須加入僧團必須提高文化程度的要求。雖然中國佛教協會最近幾年一直緊抓授戒問題，但是在亂傳戒方面有所好轉。對于一個出家人的宗教素養來說，授戒不僅是一道程序，更是一個難得的學戒機會。因為，學戒、持戒必須有良好的環境，必須有人指導、解疑，才能得到良好的訓練。而目前傳戒最長也就一個月，只是將一整套唱念跪拜的儀式完成了事，其實有關戒律的教育比儀式的演練更重要。

　　綜觀目前大陸佛教界，尼眾有五台山普壽寺，男眾有太姥山平興寺，都非常強調學戒、持戒，是海內外有名的學戒道場。若中國佛教協會及政府有關部門能夠允許它們成為傳戒道場，不必每次申請，每年在夏安居期間傳戒，則僧尼自然會受到良好的戒律教育。提倡「以戒為師」，必須破除教界的亂象，亦必須樹立典范，才能達到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