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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長安佛教的歷史地位(方立天)
description: "漢代傳入佛教以來，長安佛教伴隨著歷史的變遷而日趨興盛，迄至隋唐時代，更是臻于鼎盛，成為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演為世界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觀。探討漢唐長安佛教這一宏偉而又罕見的歷史景象，是有重要的文化意義的。漢唐長安佛教形成的地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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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佛教的歷史地位

　　方立天

　　漢代傳入佛教以來，長安佛教伴隨著歷史的變遷而日趨興盛，迄至隋唐時代，更是臻于鼎盛，成為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演為世界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觀。探討漢唐長安佛教這一宏偉而又罕見的歷史景象，是有重要的文化意義的。漢唐長安佛教形成的地理歷史原因是什麼，漢唐長安佛教的基本內涵和特色為何，又有什麼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這是本文要探求和論述的基本內容。

　　一、 長安：地理、歷史的坐標

　　漢唐時代，佛教在長安這個地方得以興盛繁榮不是偶然的，它既有明顯的地理原因，也有深刻的歷史原因，正是特殊的地理和歷史兩大因素的結合，造就了漢唐長安佛教的宏偉壯觀景象。

　　長安(今西安)，地處陝西渭河平原，也即關中平原中部。關中地區，南有秦嶺，北有北山山脈，氣候溫和濕潤，自然水系豐富，經過長期沖積，形成了肥沃平原，號稱八百里秦川。這片千里沃野，農業生產發達，物產豐富，自古以來為著名的麥棉之鄉。關中平原北部為陝北黃土高原，盛產谷子、糜子等。關中平原南部為陝南山地，盛產亞熱帶農林產品。關中平原與南、北兩地區構成經濟生產的互補優勢，能夠基本上滿足當地人口的生活需要。

　　中國早期國家的地域是西周分封形成的基業，統轄范圍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西是渭河流域，東瀕大海，北至燕山，南到長江。[①]這一地域長期來構成為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文化的核心地區。長安地處上述核心地區的西端，既是中國西北地區通向東南各地的門戶，也是西部地區南北交通的樞紐，同時還是古代「絲綢之路」的起點，為中國古代聯結東西方商業貿易、文化交流的重鎮。長安這座古城在古代中國國家大格局中具有顯著的區位特色和特殊的區位優勢。

　　《宋史·李綱傳》云：「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自秦漢至唐代，建都中原的王朝的威脅主要來自西北軍事政治勢力，中原王朝國土的開發主要也是西北地區。西北不同民族統治者有的也以遷徙、拓展中原土地為目標，而關中地區是其首當其沖之地。關中就成為不同軍事政治勢力勢所必爭的地區，而處于這一地區的長安，東有函谷關，西有大散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易守難攻，自然成為定都的首選理想之地。自漢高祖定都于長安始，此後西漢、新、東漢(獻帝初)、西晉(湣帝)、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于此，東漢、三國魏、五代唐皆以此為陪都。在定都長安的諸王朝中，有不少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如前趙是匈奴人、前秦是氐人、後秦是羌人、西魏和北周是鮮卑人。這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推動了游牧文明區和農耕文明區「混而為一」統一局面的發展，推動了各民族之間的大融合，至唐代更出現了「胡越一家」的格局。長安作為古代中國長期的政治中心，記載了我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光輝歷史。

　　泱泱大國千年古都長安，也是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心。前來中國的外國商人、政界人士、文化人、宗教傳教士等多云集于此。早在西漢時長安城內就有專為外國人而設的居住區，到唐代，僑居長安的外國人，多時數以萬計。唐王朝與數以百計的國家和地區有交往、聯系，一時出現唐高宗和武則天共同接受「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況。長安當時是一流的國際大都市。

　　長安早在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就是中國北方的佛教中心之一，到隋唐時代更成為全國最大的佛教中心。印度、西域佛教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內地，而長安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正是佛教向中國內地傳布的首站。長安作為國都，自漢初以來就由中央管理各種宗教信仰，各地的種祇都被建祠于此地，成為爾後歷朝中央政府管理宗教的傳統模式。相應地，當時各種宗教的代表人物也紛紛湧來，聚集長安的城內或郊區，傳播、弘揚宗教教義。十六國和北朝時期，一些信仰佛教的西北少數民族內遷，在長安建立政權，佛教一時異軍突起。少數民族統治者出于高揚本民族意識和宗教信仰，更因政治統治的需要，高唱「佛是戎神，正所應奉。」[②]既反映戎、漢間的張力，也表現出用佛教價值觀念影響漢族力求民族融合的努力。二秦期間，為長安成為北方乃至全國的佛教中心奠定了基礎。隋唐時代，長安成為統一的中國首都，隋唐王朝更是推動長安佛教達到空前興盛的階段。二、 兩晉、南北朝長安佛教：中國北方佛教中心之一

　　一個地方佛教的興起，離不開佛教經典的翻譯和弘揚。西晉時，最著名的譯經家竺法護自敦煌來到地處于與西域往還的要沖長安，從事佛經翻譯與弘法活動，直接推動了長安佛教的興起。東晉十六國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建立政權，大多數都提倡佛教以鞏固自身的統治。佛教在建都長安的前後二秦時代，尤為興盛，二秦佛教及其代表人物道安和鳩摩羅什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朝五代中，西魏和北周的都城在長安，西魏時因北魏太武帝滅佛的影響，佛教一時衰歇，但不久又得以復興。取代西魏的北周王朝，起初也尊崇佛教，但後又發生武帝滅佛事件。武帝死後，佛教又立即得以恢復。綜觀兩晉、南北朝時長安佛教，主要得力于竺法護、道安和鳩摩羅什三大僧團的譯經和弘法活動，使長安三度成為北方佛教譯經中心和弘法中心。可以說，沒有這些僧團就沒有當時的長安佛教。此時的長安佛教，也由于二秦統治者不惜派重兵分赴襄陽、龜茲，奪取、延請道安、鳩摩羅什至長安，而帶來了輝煌，也由于北周武帝的滅佛而一度跌入低谷。長安佛教歷史的巨大反差現象，給後世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也給人以深刻的歷史啟示。

　　兩晉、南北朝佛教興盛期間，長安作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譯經中心之一。竺法護早年到西域，取得《賢劫》、《法華》等原本佛典一百六十五部。公元266年他從敦煌攜帶經典來到長安，後到洛陽，又到江東，沿途傳譯，未曾暫停。據《出三藏記集》的記錄，竺法護翻譯經典為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竺法護的譯本種類繁多，幾乎含括了當時西域流傳的要典，為佛教在長安乃至中國的流布開辟了廣闊的局面。道安晚年在長安弘教七、八年，主要是從事講說和組織翻譯，更推動長安成為譯經的重鎮。道安創建譯場，獎勵譯事。如他組織來華的曇摩難提、僧伽提婆、鳩摩羅跋提、曇摩鞞和耶舍等人翻譯佛典，他也都親自參加翻譯活動，還不時對有的譯文加以考正，詮定音字，核對文旨。(見所作《摩訶鉢羅蜜經抄序》)，總結了翻譯佛典的經驗教訓，為日後的譯經指明了正確的道路。在長安時，道安得知鳩摩羅什在西域的崇高聲譽，就一再建議當時統治者苻堅迎請他來華，後終于在姚秦時，于公元401年，被迎入關。羅什在長安約弘法十三年。他應姚興之請，創建了國立譯場，領導和組織西域僧人及來自各地的名德，開展了翻譯工作，規模宏大，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據《出三藏記集》所載，鳩摩羅什共譯出經典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他首次系統地介紹了大乘般若類經典和緣起性空學說，移植和弘揚大乘佛教的根本教理，在中國佛教傳布和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二)弘教中心之一。與譯經中心相聯系，長安也是佛教弘傳中心之一。西晉武帝末年，竺法護在長安青門外建立寺廟，潛心修行，弘揚佛法，名聲遠揚，吸引各地前來從學僧俗達千余人，一時形成為長安乃至北方最大的僧團之一。史載，道安在襄陽時跟隨弟子就有五百多人，到長安後住城內五重寺，更是領有僧俗大眾數千人。他是當時佛教領袖，不僅大力宣講佛法，還提出沙門統一以釋為姓，並制定僧人禮懺等行儀軌范，為日後中國僧人的宗教生活奠定了初步基礎。後秦時佛教更加興盛，長安寺廟林立，僧人數以萬計。鳩摩羅什在長安西明閣、逍遙園澄玄堂及草堂寺住持譯經和講說眾經，吸引四方的義學沙門群集長安，門人號稱三千。著名弟子有僧肇、僧睿、道生等，後世有四傑、八俊、十哲之稱，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的影響至深且巨。

　　(三)佛教交流中心。兩晉、南北朝時代，長安是溝通西域、北方中原和南方三地佛教的中心。如西域著名僧人竺法護、佛圖澄、僧伽提婆、鳩摩羅什等，前來長安或途徑長安分赴中原地區，翻譯佛典或弘揚佛法。來自迦毗羅衛(今尼泊爾)的佛陀跋陀羅先來長安教授禪法，門下有數百人，後又率門徒四十余人南下廬山、建康翻譯佛典。長安還有來自北方、廬山、江東以及其他地區的名僧前來參加譯事和學習。身在廬山的南方佛教領袖慧遠也和長安鳩摩羅什書信還往，探討佛理，保持南北兩地聲氣相通。長安實是當時最大的佛教交流中心，對于佛教在中國的流傳起到了至為巨大的作用。

　　三、 隋唐長安佛教：中國佛教的五大主要中心

　　隋文帝出生在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撫養長大，他在立國後，即采取以佛教鞏固統治權的方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弘揚，建寺立塔，造像寫經，不遺余力。隋煬帝也篤好佛教，力推佛教的發展。唐王朝統治者重視對佛教的整頓和利用。李唐一代既有唐高祖宗國學，並以王室和老子(李耳)同姓李為由，下詔敘三教先後：老先，次孔，末釋，武后則天則利用佛教徒偽造《大云經》，稱是彌勒下生，當為皇帝，並以佛教開革命之階，令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唐代既有唐王室每隔30年一次的盛大的迎佛骨供奉活動，又有唐武宗的毀佛事件。總體來說，直至武宗毀佛之前，隋、唐時代是中國佛教的大成時期。

　　長安作為隋、唐時代的首都，得天時地利之便，佛教的宗教文化創造，往往首先在長安產生，也在長安聚集。長安佛教自然而然地成為主導中國佛教的中樞，長安地區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佛教的核心地區。處于中國最為鼎盛時期的隋、唐佛教，長安成為中國佛教的僧才凝聚、經典翻譯、宗派創立、佛教弘傳和文化交流的五大主要中心。

　　(一)僧才凝聚中心。隋、唐京都長安，交通便利，四通八達，城內郊區寺院眾多密集，而且壯麗宏偉，僧人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動條件優異，佛教弘傳效應顯著，社會影響強大。長安佛教生存的良好條件，佛教發展的廣闊天地，吸引了一大批高僧、名僧、學問僧、禪僧、大德前來長安弘揚佛法，發揮智慧，施展才華，利益大眾。印度僧人或沿陸路由西到東，或沿海路由南到北，聚集于長安。西域僧人沿河西走廊進入長安。日本、朝鮮的僧人則自東向西來到長安。以玄奘為代表的出國留學取經的愛國僧人也回到長安弘揚佛教。國內各地的優秀僧人也云集長安學習、弘教。唐代「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③]而歸佛門的人才，應當說主要集中在長安。優秀僧才凝聚長安，是長安佛教譯經、傳教、創宗、交流等中心的前提和基礎，也極大地提高了長安佛教的品格和地位。

　　(二)經典翻譯中心。在隋、唐王朝的直接支持下，長安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佛經翻譯中心。如隋文帝延請前來長安譯經的那連提耶舍、達摩闍那、闍那掘多等五位天竺譯師，就譯出佛典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唐代譯經基本上由國家主持，譯場主要設在長安。大興善寺、大慈恩寺和大薦福寺，被稱為「長安三大譯場」。從唐太宗時開始組織譯場，歷朝相沿直至唐憲宗年間，前後二百八十多年，譯事不斷，譯籍的數量和質量均超過前人。譯師二十六人中，玄奘、義淨、不空等人的成就尤為突出，如玄奘譯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義淨譯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不空譯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④]至此，印度大乘佛教的經典，基本上翻譯過來了。隋、唐譯經開辟了佛教傳播的新途徑、新天地，為創立佛教宗派提供了新動力、新根據。

　　(三)佛教弘傳中心。隋、唐時代，長安也是弘傳佛教的最大中心。長安的弘傳佛教活動，主要針對三種對象而有三個層次：一是對教內的學眾，隋代就設立以長安為中心的弘傳佛教系統，如分涅槃、地論、大論、講律、禪門五眾，或更多的二十五眾，選聘富有學識的學者，擔任每眾的「眾主」，教導學眾。二是面對世間大眾弘教，每于歲時節日在寺院舉行「俗講」，結合佛教故事和歷史故事，以通俗語言宣揚佛教義理。或由化俗師深入附近村落，向群眾傳教。長安的慈恩寺等還培植牡丹花，供游人觀賞，或約集廟會，吸引大眾，間接傳教，擴大影響。三是向周邊鄰國傳教，如中國高僧從長安出發去日本傳教，前後相繼不絕。也有日本和新羅的學僧前來長安從中國高僧受學，一時弘傳活動空前活躍。

　　(四)宗派創立中心。隋、唐時代國家高度統一，相應地要求和推動各種思想文化出現綜合的新形式。此時，南北佛教交光互攝，交滲互融，趨于綜合，而形成了八個佛教宗派。其中在長安創立的宗派，有玄奘和弟子窺基創立的法相唯識宗，因玄奘住過長安慈恩寺，也名慈恩宗。道宣在長安及近郊終南山研修律學多年，創立了律宗，因後來居住終南山豐德寺，故又稱南山宗。法藏常年在長安弘法，推崇《華嚴經》為佛說的最高階段，並用華嚴思想來統攝一切教義，而創立華嚴宗。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在東西二京，主要在長安，創立以修持密法為主的宗派——密宗。善導長期在長安光明、慈恩等寺宣揚淨土，專修往生阿彌陀佛淨土的法門，創立淨土宗。

　　三論宗的實際創始人吉藏，其學說淵源于僧朗、僧詮、法朗一脈相承的攝山學系，吉藏並由本師法朗而得承鳩摩羅什、僧肇所傳的三論學說。吉藏經過長年深究三論，于隋開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在揚州江都慧日道場撰成《三論玄義》，綜合僧肇等人的「關內義」和攝山學系的「山門義」，集三論教義之大成，樹立了自己的宗要，標志著「新三論」學說的形成。聯系此前吉藏曾住會稽嘉祥寺，從學者多達千余人，領有龐大的僧團，據此可以說，《三論玄義》的問世也標志了三論宗的形成。在撰成《三論玄義》的同年，吉藏應召前往京城長安，後奉隋文帝之命撰寫三論的注疏，于隋大業三年(公元608年)撰出《中論疏》、《十二門論疏》和《百論疏》，進一步闡揚了三論思想。唐高祖時，吉藏被聘為十大德之一，繼續弘傳其說。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吉藏寂于長安實際寺。創宗是一個過程，我們認為，吉藏創立三論宗基本上是在江南完成的，但在長安的二十多年間，吉藏仍在進行創宗活動。由此也可以說，江浙地區和長安都是三論宗的發祥地，自然兩地之間也有主次之分。

　　創宗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在中國漢傳佛教的八大宗派中，除天台宗和禪宗外，均在長安創立，僅此一項，就足見長安佛教的輝煌、顯赫。

　　(五)文化交流中心。隋、唐時代，長安佛教寺院其實是當地社會文化交流中心，有些寺院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點。在佛教文化的交流帶動下，長安成為全國文化交流的中心。就文化交流的廣度和深度來說，隋、唐時代長安文化交流在中國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交流地區，涉及中國與印度、波斯、希臘、中亞、朝鮮半島、日本等地的文化互動。交流領域，涉及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乃至生活習俗等。例如，面對儒、道、佛三教思想的對立，唐王朝時常在朝廷內殿舉行三教對論，其中關于道教的道和佛教的菩提兩個概念異同的論辯，實際上推進了中印哲學思想的共同發展。又如在文學、藝術方面，唐代長安寺院的俗講，創作的變文，寺塔建築，以及引進的樂典、樂器、舞曲、舞蹈等，都是文化交流的成果。此外，如域外醫藥學的輸入，園藝新品種的引進，長安寺院也是這方面文化交流的橋梁。可以說，沒有長安佛教寺院的中介作用，就沒有隋唐時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豐碩成果，就沒有隋唐時代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

　　四、長安佛教：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在論述兩晉、南北朝、隋唐長安佛教的成就和特質之後，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總結長安佛教的歷史意義：

　　(一)推動中國佛教，尤其是中國化佛教的發展。長安僧人的譯經和弘法活動，在佛教哲學、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等多方面豐富了中國佛教的內容。在長安創建的華嚴宗、淨土宗，更是在佛教中國化進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二)推動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發展。當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說：

　　「佛教于性理之學metaphysics,獨有深造，足救中國之缺失，而為常人所歡迎。……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義理之高見詳盡，足以救中國之缺失，而又憂其用夷復夏也。乃求得而兩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實，取其珠而還其櫝。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書五經，名為闡明古學，實則吸取異教。聲言尊孔辟佛，實則佛之義理，已浸漬濡染，與儒教之傳宗，合而為一。此先儒愛國濟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諒之者也。故佛教實有功于中國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國之學問，立時增長元氣，別開生面。」[⑤]佛教有大功于中國，其功包括長安佛教之功在內。如在長安創建的華嚴宗的性理之學，就對宋代儒學的形成有重要的啟導意義。

　　(三)推動長安成為佛教文化城市和國際大都市。隋唐長安佛教興盛時期，擁有數以百計的寺院和數以萬計的中外僧人，大量多姿多彩的佛教文化活動，足以表明長安是富有中國佛教文化特色的城市。佛教流布，是隋唐時代的一個重大現象，大量外國僧人云集長安，帶來了中外文化交流，也促使了經濟繁榮，進而推動了長安成為屹立在東方的國際性的大都市。

　　(四)推動唐代國家的偉大和強大。唐代幅員廣大、文治武功、對外開放、交通西域，佛教傳布，文化多元，構成為國家偉大和強大的重要標志，也是國家偉大和強大的重要動力。以長安佛教為中心的唐代佛教，作為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共同信仰，推進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團結和進步，也促進了中國的統一、穩定和發展，還增強了中國和周邊國家人民的了解、友誼和和諧。歷史表明，佛教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是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源泉，或許還以說，就社會影響力來說，唐代佛教一度似在儒、道之上。

　　當前中國人民正在致力于推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這種新的時代背景下，有著長期歷史積澱和豐富文化遺產的長安佛教，其現實價值是值得肯定、不容置疑的。為了闡明長安佛教的現實價值，我們認為，需要抓住以下三個要點：

　　第一，確定研究、闡揚、交流長安佛教的一個重要目的和使命是，要把長安佛教文化與當代西安、陝西乃至中國的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努力發揮它在推動經濟社會和促進和諧社會的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第二，科學地挖掘、整理長安佛教文化的合理、積極因素。筆者初步認為，長安佛教文化的合理、積極因素主要有四：一是鳩摩羅什的中道學說、慈恩宗的「轉識成智」理念、華嚴宗的圓融思想和律宗的重倫理道德精神；二是長安佛教高僧的崇高精神，如玄奘法師為了求法不畏艱險的精神、刻苦鑽研精神、愛國精神以及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三是運用長安佛教寺院文化資源，提升市民和游人的人文素質，並推動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四是發揮長安佛教寺院聯結印度、日本等國人民的橋梁紐帶作用，增進國際友誼。長安佛教的現實價值，有賴于這些合理、積極因素的正確而充分的運用。

　　第三，著力做好轉換、詮釋工作。佛教作為傳統文化，需要與現代特點相結合，作為宗教文化，需要與世俗社會相呼應。長安佛教必須結合當代中國社會實際，對原來一些佛教文化內涵進行創造性的轉換，對一些佛教理念進行創新性的詮釋。只有這樣，才能在化解現實矛盾、解決今天遇到的問題，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和諧等方面，真正有效地發揮實質性的積極作用。

　　長安佛教是一項重要的歷史遺產，值得人們深入總結。

　　長安佛教是一個豐富的文化寶藏，有待人們精心開發。

　　長安佛教是一座崇高的神聖豐碑，需要人們大力闡揚。

　　[①]田余慶：《中國古代史上的國家統一問題》，載《部級領導干部歷史文化講座》第218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②]《高僧傳·佛圖澄傳》。

　　[③]陳善：《儒釋疊為盛衰》，《捫蝨新話》上冊卷10，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

　　[④]參照呂澂：《唐代佛教》，《中國佛教》(一)第63-64頁，北京·知識出版社，1980。

　　[⑤]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第10-11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