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洛陽龍門石窟與長安佛教的關系(常青) description: "[北京]佛學研究，1998年刊" --- 洛陽龍門石窟與長安佛教的關系 常青 [北京]佛學研究，1998年刊 197-204頁 提起中國唐代的石窟寺藝術，國內外的學者們便會自然地想到敦煌與龍門。相對于關中地區零散的唐代石窟造像來講，敦煌與龍門的藝術不僅在數量上占有絕對優勢，而且也全面、系統化。敦煌地處甘肅省最西端，是絲綢之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唐帝國的西疆重鎮。這種偏僻的地理位置，就決定了它的藝術內涵必然是大量汲取著中原文化的養份，比較忠實地再現唐朝政治與文化、宗教中心的范本模式。龍門的地位就比敦煌顯要多了，它位于今洛陽市南１３公里的伊水兩岸，而洛陽地區早在４９４年至５３４年就曾經是北魏晚期的政治、文化、佛教中心，並且造就了龍門石窟中占總數三分之一的石窟雕刻品。在東魏、西魏與北齊、北周的戰亂紛爭之際，洛陽一帶的佛教文化迅速衰落了，隋煬帝雖然曾一度將洛陽建成了東都，但龍門石窟的造像事業仍是處在低潮階段而沒有起色。唐高祖武德四年(６２１)，秦王李世民平定了割據洛陽的軍閥王世充，放火焚毀了隋朝東都洛陽的乾陽殿、則天門及闕，並廢掉了諸道場，「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無疑又再次壓制了洛陽佛教的發展。 貞觀六年(６３２)，李世民將洛陽作為自己的行宮，號稱為「洛陽宮」，可視為洛陽佛教事業再興的前兆。在唐高宗與武則天執政時期(６５０至７０４年)，洛陽佛教才真正進入了極盛期。顯慶二年(６５７　，唐高宗李治首次來到洛陽，同年十月，就詔令改「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吏員品並如雍州」。從此以後，李治在位期間，他曾經九次來往于西京長安與東都洛陽之間，共寓居洛陽達１１年零３個月。顯慶四年，李治還詔迎法門寺的護國真身釋迦佛指舍利至洛陽大內供養，皇后武則天還特意為舍利制造了金棺銀槨。６８４年，武則天執政後，立即改東都洛陽為「神都」。６８８年，她又在神都立了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一如西京長安太廟之儀。６９０年，武則天改國號為「周」，又在洛陽立武氏七廟。實際上在武則天執政期間，洛陽已經成為全國的政治與佛教中心了。 武則天對洛陽有特殊地偏愛，她總共寓居洛陽達４９年之久。在此期間，朝野上下又特別重視佛法，當時的佛教大師如義淨、神秀、實叉難陀、菩提流志等人都曾經受到了武則天的優禮，他們傳法譯經的主要地區也在洛陽。高宗麟德元年６６４　，沙門靜泰就在洛陽撰寫成了《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錄》五卷，對後世的佛經編目工作產生過重要影響。洛陽佛授記寺還是當時的一個譯經中心，華嚴宗的法藏、印度僧人慧智，以及義淨等高僧大德們均活動于該寺，奉敕編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１５卷的明?就是佛授記寺的僧人。再加上武則天對佛法極端地推崇，終于使洛陽的佛教成為全國之冠。武則天授命懷義上演的偽造《大云經疏》之劇，以及制作超巨型的佛像，都是在洛陽完成的。一時間，地處伊水兩岸的龍門石窟就成了唐王朝皇室的開窟造像中心區域，上自皇帝、皇后、太子、親王、公主，下至朝廷顯貴、黎民百姓，紛紛來到這個風景秀麗的河畔山崖間，出資鐫刻佛像，以寄托自己和親人們的各種祈盼。 龍門石窟的大小窟龕共編了２３４５號，大大小小的佛教人物雕像共有十萬多尊，還有２８００多塊的古代碑刻題記作品，是研究這些造像藝術的第一手史料。在這處人類珍貴的藝術寶庫之中，完成于唐高宗與武則天時期的作品約占了三分之二，可見就初唐的佛教造像藝術而言，這里的數目是相當驚人的。筆者觀察龍門的初唐造像藝術，發現如果與彬縣大佛寺石窟以及長安地區的某些造像比較，典型的唐風造像藝術在洛陽真正形成，顯然要比長安晚了一個節拍，特別是和象日本藤井有鄰館藏的唐貞觀十三年６３９　馬周造像、彬縣大佛寺唐貞觀二年６２８　完工的大佛洞側壁脅侍立菩薩那樣的早期成熟作品相比較。 首先，保存在龍門石窟中數量可觀的造像發願文題記，不僅能幫助我們發現初唐長安的造像藝術影響洛陽的重要線索，還可以作為在洛陽龍門把握長安造像藝術因素的歷史依據。 龍門破洞正壁有一所倚坐的彌勒佛像龕，是唐太宗貞觀十一年６３７　十月五日道國王母劉囗妃為其子道王元慶所造。道王李元慶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異母弟，其母為唐高祖李淵的劉婕妤。李元慶于貞觀十年被授為豫州刺史，造像刻于他從長安前來任職的第二年。 據刊刻于賓陽中、南洞之間的由中書舍人岑文本撰文、起居郎褚遂良書丹的貞觀十五年６４１　《伊闕佛龕之碑》記載：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長孫氏崩，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率領了一班皇族與當朝顯貴們來到洛陽，為了給長孫皇后作功德，特意選擇了北魏皇室未竟的賓陽三洞，進行了重裝與補鑿，並且磨光了北魏的原碑，刻上了自己的發願記。現存于賓陽南洞正壁的一鋪大像與南壁如眾星捧月般的一批小佛龕，都是當時的功德遺跡。在南壁的小龕之中，有二龕是唐太宗第二十一女豫章公主分別于貞觀十五年三月十日、六月二日雕刻完成的。這應是唐代第一次較大規模地將長安造像藝術帶往洛陽的活動。 惠簡洞是一所中型的洞窟，窟內造像為倚坐佛並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二力士。南壁有一方造像記寫道：「大唐咸亨四年６７３　十一月七／日西京法海寺僧惠簡／奉為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敬造彌勒像一龕二菩／薩神王等併德成就伏願／皇帝聖花無窮殿下諸王福延萬代。」可知，這所洞窟是直接由西京長安來的佛教大師主持開鑿的。 奉先寺大盧舍那像龕，是龍門唐代皇家最為宏偉的石窟寺工程，據主尊盧舍那佛座北側的《河洛上都龍門山之陽大盧舍那像龕記》，為「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咸亨三年壬申之歲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錢二萬貫。奉敕撿校僧西京實際寺善道禪師，法海寺主惠?法師，大使司農寺卿韋機，副使東面監上柱國樊元則，支料匠李君瓚、成仁威、姚師積等。至上元二年６７５　乙亥十二月卅日畢功。」這里的西京法海寺主惠?，與主持開鑿惠簡洞的是同一人。撿校僧善道禪師來自西京長安的實際寺，韋機等人也是主要任職于長安的《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韋機傳》　。因此可以確定，這所無與倫比的將近十年工期的大像龕工程，實際上是由長安來的朝廷高級設計人員共同策劃而成的，它應該是長安的佛教藝術樣式最大規模地在龍門山的再現，當然也決不會是完全照搬某個現成的樣品。 此外，在龍門石窟的碑刻題記中，有許多皇室貴戚和中央政府的官吏從長安來到洛陽開窟造像，如賓陽南洞東壁南側的貞觀廿一年６４７　十一月十五日登仕郎、梁國公府長史楊宣政並妻造的阿彌陀佛像；永徽四年６５３　四月八日吏部主事許思言在老龍洞造像一鋪；紀國太妃韋氏開鑿的敬善寺洞；薛國公阿史那忠在敬善寺區的造像；顯慶二年６５７　七月卅日吏部尚書唐臨在敬善寺區為皇帝、皇后、殿下等造的阿彌陀佛像；龍朔元年６６１　四月二十日承議郎行皇子侍醫吳吉甫在老龍洞敬造石像一軀；龍朔元年奉議郎行內侍省宮闈局令驍騎師多寶在敬善寺區造像；麟德二年６６５　王玄策在賓陽南洞造的彌勒像一鋪；咸亨四年６７３　四月八日將作監丞牛懿德在賓陽南洞造地藏菩薩一軀；五月薛仁貴為皇帝、皇后敬造阿彌陀像並二菩薩；開元三年７１５　八月十日秘書少監韋利器為亡母在老龍洞門上方造的大彌陀等身像一鋪；玄宗開元年間內侍省高力士等１６０人為李隆基在奉先寺敬造西方無量壽佛一鋪四十八事，等等。 從龍門題記所載的地名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來自關中一帶的造像功德主人。如貞觀十八年６４４　十月廿五日洛陽留守右領軍柱國京兆公閻武蓋為亡母在賓陽南洞敬造阿彌陀像一區並二菩薩；永徽五年６５４　五月二十日通直郎行雍州治所在今陝西西安市司倉參軍辛崇敏在老龍洞造像一龕；顯慶二年６５７　十月廿六日華州蒲城縣今陝西蒲城縣　相原府校尉柱國呂士安在藥方洞敬造救苦觀音菩薩一軀；顯慶四年八月一日雍州讄縣今陝西戶縣　人朝散郎前行趙州象城縣丞輕車都尉劉弘義在破洞造像一鋪；十一月十七日雍州涇陽縣今陝西涇陽縣　翊衛慕容文懿在老龍洞造彌陀像一龕；乾封二年６６７　五月十五日雍州萬年縣今陝西西安市　人公孫宜在破洞造阿彌陀像一龕；乾封三年二月雍州櫟陽縣今陝西臨潼縣東北櫟陽鎮　東面監孟乾緒在賓陽南洞敬造彌陀像一鋪；文明元年６８４　四月八日雍州明唐縣今陝西西安市城南　人趙奴子在惠簡洞開鑿佛龕；垂拱元年６８５　十月廿日唐故岐州今陝西鳳翔縣　刺史隴西李府君孤子堅在破洞附近敬造石像一龕；垂拱二年七月十五日雍州醴泉縣今陝西禮泉縣　人王君意為天皇天后及父母在老龍洞造阿彌陀像一龕；垂拱三年二月十六日雍州三原縣今陝西三原縣東北　古鼎鄉高池里薛福等在清明寺造一佛二菩薩像，同時同地還有三原縣古鼎鄉的戴婆等造的一佛二菩薩像；垂拱三年二月十六日雍州逕陽縣眾善鄉蘇伏寶在清明寺造一佛二菩薩像；垂拱三年三月雍州逕陽縣申思思在清明寺附近造三佛像；垂拱三年七月十三日雍州醴泉縣王君意在老龍洞造阿彌陀像一龕；垂拱四年萬年縣張元福在萬佛洞附近造像；載初元年６８９　五月二日雍州萬年縣張元福敬造阿彌陀像並二菩薩；天授二年６９１　二月三十日雍州萬年縣張元福在清明寺造像一龕；延載元年６９４　六月一日雍州藍田縣今陝西藍田縣　馬某在惠簡洞附近造一佛二菩薩像；證聖元年６９５　三月三日雍州長史豆盧志靜在雙窯附近造阿彌陀佛並二菩薩像；乾符元年８７４　正月廿五日雍州長安縣人在敬善寺附近造阿彌陀佛像一龕，等等。 有這麼多的皇親國戚、政府官吏、乃至普通百姓從西京長安來到洛陽龍門開窟造像，大修功德，我們可以想象與此同時，也必然會有許多長安一帶的能工巧匠、佛門大德將長安城的造像模式帶往洛陽，大體再現于龍門的佛窟之中。下面我們看看龍門究竟有哪些實物能夠表現出長安一帶的造像樣式。 龍門石窟的窟形大致有馬蹄形的平面、穹窿形或平　頂、在正壁前有的設壇　雕一鋪主像；馬蹄形、穹窿頂的窟室，環正、左、右三壁鑿出倒凹字形壇床，在壇床上布置一鋪列像；以及方形或長方形的平頂窟室、在正左右三壁前設一鋪造像等幾種。它們分別流行在高宗、武則天、中宗至玄宗時期。這些窟形在陝西的甘泉縣與洛川縣唐代石窟中都是存在著的，與長安地區差異較大的，是沒有中心柱窟。彬縣大佛寺第２、３、５號窟雖有倒凹字形的壇床，但壇上的雕像是分為三組來布置的，以表現三世佛的題材內容，屬于北朝以來的遺風，與龍門龍華寺、八作司洞等窟三壁前各有一尊主佛像的作法有相近之處，而與奉先寺、極南洞、二蓮花南北洞的壇上列像呈一組的形式有所不同。彬縣大佛寺的大佛洞在造像的布置上雖與龍門高宗期的無壇唐窟如賓陽北洞、敬善寺洞　有相近之處，但窟頂的橫向人字披及大佛身後開環形甬道的作法也不見于龍門。龍門東山的擂鼓台中洞與南洞的地面中部鑿有方形的矮台，與彬縣大佛寺第４、７號窟有相似之處，但後者又沒有象前者那樣在窟室壁面開雕眾多的造像。所以，如果從這些比較大的方面來看，長安與洛陽兩地是既有共同性，也有彼此間的差異性。陝北地區現有的初唐窟形與龍門的共性較多，而洛陽地區如果要引進長安一帶的佛教藝術樣式，它們更多的取材方向應該是在長安城中的各大寺院，石窟洞內的布置也基本是反映寺院殿堂內景的一個側面而已。陝北的幾處初唐洞窟形制，雖比現存的龍門同類型洞窟的時間為晚，但似乎也能夠說明長安一帶洞窟樣式或者是殿堂內的造像排列形式　的向北擴散與東都洛陽對于這些樣式布局的引進。如果我們再縮小一下視線，就會看到兩地之間更多的相似與相同之處了。 首先，彬縣大佛寺以及長安一帶的造像內容與組合，基本都在龍門唐窟中出現了，除了象大佛洞第３９龕那樣以胡跪姿勢的供養菩薩為二脅侍，以及洛川縣寺家河石窟造像中的八大菩薩、辟支佛等之外，大佛洞第７１龕的四倚坐佛內容，在龍門破洞中則有二倚坐佛像、三倚坐佛像，在萬佛洞的窟門側壁還有高宗永隆元年６８０　處貞造的五百軀倚坐彌勒佛像；類似于彬縣大佛寺第７號窟在門外雕造二力士與二獅子的作法，則可見于龍門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完工的萬佛洞，武周時期開鑿的龍華寺洞等，還有許多小洞窟也有這種布置。從萬佛洞與龍華寺洞門外的蹲獅姿勢來看，和彬縣大佛寺第７號窟門外東側的蹲獅很相似。龍門唐窟更多的則是門外二力士各守一側的作法；類似于西安慈恩寺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與《同序記碑》底座上的伎樂人物，在龍門萬佛洞、奉南洞、八作司洞、龍華寺洞、極南洞、二蓮花洞等處都可以見到，它們多出現在倒凹字形壇床的表面，一般是二位舞伎配以眾多的樂伎；西安寶慶寺造像在主佛頭頂裝飾樹冠的作法，雖沒有在龍門石窟中得以流行，卻也能在少數小龕中見到，如奉先寺右弟子與菩薩像之間的二小龕。 其次，長安地區所出現的初唐佛教造像題材，在龍門石窟中也幾乎都有表現，但在比例方面略有不同。以彬縣大佛寺為例，從石窟中的題記來看，釋迦的題材占有較大的比重，而在龍門則是以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阿彌陀佛占據着絕對的優勢。彬縣大佛寺千佛洞造等身佛、菩薩像的思想，在龍門石窟中也有表現：如高宗永徽元年６５０　五月五日樊慶在老龍洞造的等身救苦觀世音像；長安四年７０４　四月八日中大夫洛州長史薛季昶在老龍洞造的等身觀世音菩薩像；開元三年７１５　秘書少監韋利器等在老龍洞附近造的大彌陀等身像一鋪。還有許多與真人基本等高的佛或菩薩立像，雖沒有題記保存下來，但也應該屬于等身像的內容，如分布在奉先寺大像之間的為數眾多的立佛像，大約是唐玄宗開元年間的作品；東山萬佛溝中戶部侍郎盧徵于唐德宗貞元七年７９１　造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立像等。 再者，從造像的個體而言，長安與洛陽兩地相互穿插的共同性就更多了。在唐太宗時期，龍門的造像活動主要集中在賓陽南洞，正壁的一組大像仍過多地保留著隋代的風格，特別是兩身脅侍立菩薩，與彬縣大佛寺的大佛洞相比要顯得落後一些，但主佛頭後的頭光裝飾雕刻卻是貞觀時期比較先進的樣式。賓陽南洞主佛左肩垂一帶下束袈裟的樣式與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藏的永徽元年石坐佛像完全相同，也多見于山東地區的隋和初唐結跏趺坐佛身上，卻沒有在西安地區發現，對此，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曾布川寬先生認為這種樣式是由山東傳入的，但如果從造像的體型來看，與彬縣大佛寺第一階段唐太宗時期的結跏趺坐佛像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龍門石窟貞觀紀年的立菩薩像與彬縣大佛寺第一階段的立菩薩也多有相近的地方，如彬縣大佛寺第２號窟立菩薩與龍門老龍洞貞觀二十一年６４７　四月七日新息縣令田弘道造的二軀立菩薩像間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龍門此時的立菩薩多飾帔帛交叉于膝間，而彬縣大佛寺第一階段的立菩薩則是將帔帛在腹下環繞兩周。 龍門石窟高宗期的造像集中在賓陽洞區、敬善寺區、萬佛洞至奉先寺區內。這一時期的結跏趺坐佛像絕大多數是著雙領下垂式大衣或褒衣博帶式　，很少有著右袒式大衣者；大衣包裹雙腿一般不顯外形，衣紋疏密有秩，略具有寫實感，下坐八角形束腰座，大衣下襬披覆于寶座上部，如龍門敬善寺洞主佛、韓氏洞主佛、雙窯北洞主佛、萬佛洞主佛等，這些在彬縣大佛寺第二階段的結跏趺坐佛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形象。二弟子的身軀都是直立著的，彬縣大佛寺第二階段的弟子也是如此。龍門高宗期的立菩薩多為身材修長窈窕，與大佛寺第二階段晚期立菩薩有相似之處，但其帔帛于腹下環繞兩周，並加飾有長瓔珞的作法，卻不是長安地區流行的。而清明寺窟口南側儀鳳三年６７８　比丘尼八正造的二立菩薩，在身段與裝飾方面，則與大佛寺大佛洞中第２５龕等第二階段早期立菩薩像有驚人的相似性。賓陽北洞主佛出露雙足，清明寺洞主佛以大衣包裹雙足顯露外形，潛溪寺洞主佛與王元軌洞主佛僅露右足，在高宗時期的龍門石窟中屬于個別現象，同樣在長安地區也並不流行。 在武則天執政時期，特別是在武周朝中，龍門的造像發生了一些變化。佛像的服裝以通肩式與雙領下垂式及褒衣博帶式　並用流行，身表的衣紋仍然是疏密有秩的，寶座重點發展了圓形束腰座，大衣包裹雙足顯露外形的作法越來越多了，如永昌元年６８９　三月八日起手的北市香行社龕主佛、北市絲行龕南側洞的北壁捧缽藥師坐像、高平郡王洞壁間的小坐佛像、二蓮花南洞主佛、空寂洞主佛、五佛洞主佛等。這些佛像雖以大衣包裹雙足，但大衣顯得並不十分貼體，因此雙足的外形也沒有長安武周坐佛那樣真切。同時龍門也有顯露一足或均不顯雙足的現象，而象寶慶寺石刻中的顯露雙足的結跏趺坐佛像沒有在龍門流行。龍門擂鼓台南洞主佛為大日如來像，它的形像與寶慶寺的寶冠佛像很相似，只是頭頂的寶冠較大。長安地區的著右袒大衣的佛像樣式也沒有在龍門流行，而只是在高平郡王洞等地有少量的出現。同時龍門既沒有發現象大佛寺千佛洞第２７、２８龕那樣的密集型衣紋佛裝，也沒有見到象大佛寺千佛洞第２９龕立佛那樣將通身打磨光滑的形象。龍華寺洞側壁的立佛，五佛洞中的立佛像，雙腿間的大衣均不十分貼體，表面的衣紋也沒有象大佛寺千佛洞那樣在雙腿部刻出平行下弧線，而是或刻統一的下弧線，或刻豎向左右外分的弧線。前者我們在高宗時期的雙窯南北洞立佛、藥師洞主佛，以及奉先寺大像間補刻的等身立佛身上均可看到。後者也在淨土堂南側小洞的藥師立像雙腿間得以表現。可見龍門初唐的立佛形象相對于長安地區來講還是比較獨特的。北市香行社像龕主佛在寶座的束腰處飾有一周鼓出的球形物，與寶慶寺長安三年７０３　的阿彌陀佛像座，以及大佛寺羅漢洞中盛唐以後雕出的第２２龕等主佛像座很相似。在二弟子像中，右弟子阿難像多作雙手撫腹部而扭動胯部的姿勢，與大佛寺第三階段的右弟子完全相同。龍門武周期的立菩薩像身軀比前期較豐滿一些，帔帛仍然是在腹下環繞兩周，並多加飾長瓔珞，沒有象大佛寺千佛洞那樣將身體大幅度扭動的優美姿態。龍華寺洞的天王足踏夜叉的動作與大佛寺千佛洞第９１龕中的天王相近，但龍門更多的武則天時期天王像則是雙足分立、將身體重心放于一腿之上的姿勢，和西安碑林博物館藏的天王殘立像動作是一致的。武周年間的擂鼓台中洞主尊倚坐佛身後的浮雕背屏兩側，也刻有與日本細川家收藏的一件原西安寶慶寺倚坐彌勒三尊像背屏兩側相似的立姿動物。 另外，龍門石窟唐高宗與武則天時期的地藏菩薩像多表現為半跏趺坐的著菩薩裝的形象，紀年最早的為藥方洞外麟德元年６６４　五月六日張君實造，賓陽南洞有一例立姿的菩薩裝地藏像可能早至唐太宗時期，而著雙領下垂大衣的半跏趺坐沙門形地藏像在龍門只有數例。賓陽中洞上方的立姿沙門形地藏像，身披通肩衣，右手只引出了六道輪迴中的四道——天、人、餓鬼、畜生道。類似于彬縣大佛寺千佛洞的佛裝地藏像，以及著通肩與右袒服裝的沙門形地藏像，還有象耀縣藥王山摩崖中的地藏手中引出六道輪回圖的樣式，並沒有在龍門出現。 龍門東山擂鼓台的黨曄洞主佛，大約是唐肅宗至代宗時期的作品，它的大衣是很象交領式的雙領下垂式，這點與彬縣大佛寺第四階段羅漢洞第２３龕的主佛服裝基本相同，表現了時代風格的一致性。 我們再來看看龍門初唐石窟造像的代表作——奉先寺大像龕的情況。奉先寺的形制實際上是一所規模巨大的有倒凹字形佛壇的列像窟，它的完工時間雖比我們已知的甘泉縣孟家O石窟要早八年，但是在窟內環三壁前部鑿出倒凹字形佛壇、壇上安置列像的作法早在唐太宗時期就已存在于彬縣大佛寺了，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在上元二年以前奉先寺開工時長安地區的石窟建制或佛寺殿堂內已經具有這種列像的排列法。奉先寺主尊大盧舍那佛像的頭光內匝為一圈蓮瓣，中匝為波狀連續的花草紋樣，這種組合法與大佛寺大佛洞主尊是完全相同的，就連內匝蓮瓣的形制也是極為相似的，蓮瓣尖部都是向內折入的作法。所不同的是，大佛洞主佛頭光外的一圈小坐佛像被移到了頭光中匝的表面並加上了二脅侍，在中匝之外又刻有外匝的火焰紋裝飾。背光的內匝飾火焰紋，外匝飾飛天伎樂人物，也與大佛洞主佛背光基本一致，不同者為大佛洞主佛背光上部的彌勒寶閣被盧舍那佛頭光上部的一佛二菩薩像所替代了。盧舍那佛頭頂的水波紋裝飾以及胸前衣紋呈平行的階梯狀上弧線，與耀縣藥王山摩崖造像第１２龕的坐佛像頭部、服裝，以及彬縣大佛寺千佛洞第５４龕的主佛衣紋很相近，只是領部略小一些。盧舍那佛寶座表面的天王足踏夜叉以一手托扛的姿態，也是見于西安碑林博物館藏的龍朔三年《同州三藏聖教序及序記碑》碑座表面的。奉先寺的二脅侍立菩薩在頭身比例方面頭部是明顯較大的，寬肩、細腰、胯部向主佛一側扭動，具有明顯的夸張身段的表現，這點又是與大佛洞以第２５、７７龕為代表的立菩薩像十分相似，只是沒有龍門流行的長瓔珞裝飾。奉先寺南北兩側壁的天王與力士像，雄偉高大，但它們的動作卻和大佛寺千佛洞第９１龕中的天王、力士有著驚人的相似性，與甘泉縣孟家O列像窟中的天王動作也是完全一樣的。彬縣大佛寺大佛洞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德壯舉，它雖不見于唐人史書記載，但想必在當時也是朝野上下為婦孺皆知的。龍門的大盧舍那像龕，則是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敬佛功德工程，在宗教意義上是有其繼承性的，在場面規模與藝術造型方面也必然有所模仿，因此在這所大像龕里表現出的諸多長安地區已有的因素，特別是大佛洞中的藝術特色，是不足為奇的。龍門的大盧舍那像龕雖然是冠蓋天下，名滿于世的藝術傑作，但也不過是目前已知的以最大規模去再現長安地區所特有的佛教造像樣式的結果而已。 筆者在上述的比較中，雖然在歷史文獻方面已經明確了洛陽地區接受長安影響的必然性，但在現有實物材料上兩者之間雖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長安造像之例卻並不一定都比龍門造像的時間為早。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筆者所舉的長安造像，既然並不能代表長安城佛教藝術的全部內容，那麼我們所見到的某種造像樣式的現存最早的雕刻時間，自然也就不能代表這種風格樣式的起源時間了，它只能說明這種樣式在初唐之際曾經在長安城的佛教藝術界出現過，或者曾經流行過。反之情況亦然，龍門石窟所表現的內容，也是曾經在初唐東都洛陽城內出現過的，因此在龍門最早出現的某種初唐造像樣式，不一定就是洛陽所接受的最早時間。比如說，筆者在對比奉先寺大像龕與長安造像之時，所用的材料有的是長安為早，有的則是龍門的早于長安，但這種兩地之間的相似性本身就可以說明奉先寺的基本樣式來源于長安這個歷史事實。 東都洛陽在不斷接受來自長安的佛教造像樣式之時，一般會有兩種制作方式：即來自長安地區的工匠直接在洛陽制作，和洛陽地區的工匠在長安學習或接受了長安傳來的新型樣式之後再在洛陽雕塑造。不論屬于哪種制作方式，從文化傳播的最一般規律來看，都是很少會有生搬硬套和機械地模仿長安造像樣式的現象的。長安的樣式在洛陽的再現，在保持長安造像的一般風格即所謂的典型唐風造像樣式　的同時，必然會有一個洛陽地區藝術家們的重新理解與再創作的過程，既使是來自長安的藝術家們在洛陽來制作，也有一個在原有基礎上再重新組合與創新的過程。因此，從這個規律上來講，龍門的造像藝術就決非是長安樣式的簡單再現了，而是一種既包含著普遍的時代風彩，又透露著長安造像的固有風尚，還保持著東都洛陽特色的雕刻藝術寶庫了。在上文長安造像與龍門造像的對比之中，我們會發現兩地之間相當的一些樣式風格的發展是大體同步的，這個事實正好說明了以龍門為代表的東都洛陽造像藝術是在不斷地接受著從長安地區傳來的新型造像樣式。長安一帶的造像樣式並沒有全部在龍門石窟中出現，則說明了洛陽地區在接受長安造像藝術時有選擇性。 唐代是中國佛教造像的高峰期，龍門石窟聚集著唐朝的一段時期中央佛教造像樣式。目前，我們面臨著如何使佛教藝術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的問題，而如何更好地繼承傳統佛教藝術中的精華，是一個必要的前提。從這方面的意義來看，探討龍門石窟唐代藝術的淵源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