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唐代長安譯語人(韓香) description: "[開封]史學月刊，2003年第1期" --- 唐代長安譯語人 韓香 [開封]史學月刊，2003年第1期 28-31頁 【作者簡介】韓香(1969-)，女，新疆烏魯木齊人，陝西師范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從事中國民族史、中外關系史的研究。陝西師范大學　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陝西　西安　710062 【內容提要】中國古代歷代王朝政府為便于與外國及周邊各族交往，往往在中央及地方設有翻書譯語一類的官職。唐代長安的譯語人就是這樣一種官職，主要見于鴻臚寺及中書省兩個機構中，職位雖不顯，但在各個接待環節都不可少。由于語言上的優勢，常由胡人擔任，其在處理外交事務的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英文摘要】In order to make direct contact with foreign countries.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of ancient China would set the position of interpreters.The interpreters in Chang'an of Tang Dynasty belonged to the departments of Honglu-si and Zhongshu-shengIn spite of their low rank.they were Indispensable in various reception activities.People of northern tribes often undertook such jobs because of their advantage in language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oreign affairs. 【關 鍵 詞】唐代長安/譯語人/鴻臚寺/中書省 Chang'ar of Tang Dynasty:interpreters:Honglu-si:Zhongshu-sheng 【參考文獻】 [1]　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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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吐魯番出土文書：第6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中國古代歷代王朝政府為便于與外國及周邊各族交往，往往在中央及地方設有翻書譯語一類的官職。如周朝就設有象胥之官，漢代稱譯官、譯令，魏晉亦稱象胥，唐代稱譯語人，遼以後至明清稱通事等。這些人雖職位不顯，人數有限，但他們往往充當政府官員、周邊民族及外國使節的代言人，在處理外交事務的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們這里僅就唐代長安政府機構中的譯語人情況作一探討(注：關于此問題，迄今尚未有專論，馬祖毅的《中國翻譯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和黎虎的《漢唐外交制度史》(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兩部著作中有所提及或論述，但亦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和必要。)關于在長安譯經及民間的譯人情況，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 　　一 有唐一代國力強盛，交通大開，四方來朝，諸番進貢，京師長安，四方「重譯貢珍，道途相繼」[1](《吐蕃傳》)。如南方的烏蠻「其語四譯乃與中國通」[2](《南蠻傳》)；東夷中的流鬼國王于貞觀十四年(630)「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譯來朝」[2](《東夷傳》)；德宗貞元八年(792)，驃國王亦「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詔重譯來朝」[3](p11691)。此外，北方及西北方的回鶻、突厥，西方及南方的吐蕃、南詔諸族及西域、中亞諸國遣使來朝者更是不計其數。周邊各國及四方諸族，地域遙遠，風俗不同，語言亦不同，往往需要中介人傳情達意，以通表疏，在這種情況下，翻書譯語一事就顯得尤為重要。為此，唐中央設有專職翻譯，即譯語人。 唐長安譯語人一職，主要見于鴻臚寺及中書省兩個機構中。鴻臚寺在漢唐時期均為主管外交的機構。漢代大鴻臚即「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4](《百官志二》)；唐代鴻臚寺作為九寺之一，對于外交事務的管理更為集中，《大唐六典》卷十八《鴻臚寺》稱鴻臚卿之職，「掌賓客及凶儀之事，領典客、司儀二屬，以率其官屬，而供其職務」，其下屬典客令、丞等通常亦掌「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歸化在蕃者之名數……凡朝貢、宴享、送迎預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職事，凡酋渠首領朝見者，則館而以禮供之」。唐代對譯語人的職位、人數的規定亦比較明確。同書卷二《尚書吏部》載：「凡諸司置直，皆有定制，諸司諸色有品直……鴻臚寺譯語並計二十人。」鴻臚寺主要負責接待來使及處理外交事宜，唐代長安外事活動頻繁，遠方朝貢進獻者絡繹不絕。如據《冊府元龜》卷九七○、九七一、九七二《外臣部•朝貢》等的記載，西域康國、波斯等朝貢就達30多次；此外，遠至里海的陀拔斯單、荒蠻絕遠的南海諸國及東方的高句麗等國均遣使來朝。這樣頻繁的迎來送往工作是急需翻譯的，故唐朝于鴻臚寺中專職翻譯就設有20人，以應付繁重的接待任務。 鑑于鴻臚寺的接待性質，鴻臚寺譯語人主要是以口譯為主。貞元四年(788)，回鶻公主來朝，迎德宗女咸安公主入嫁回鶻，德宗遣人「引回鶻公主入銀台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譯史傳導，拜必答，揖與進。帝御祕殿，長公主先入侍，回鶻公主入拜謁已，內司賓導至長公主所，又譯史傳問，乃與俱入」[2](《回鶻傳》)，此中譯史即為鴻臚寺譯語人。又開元年間(713-741)，個失密國(今克什米爾)遣使者物理多來朝，「因丐王冊，鴻臚譯以聞」[2](《西域傳》)。像這類導引賓客及傳語的情況應是很多的，因史料所限，僅敘及此。 作為以接待為主要工作的鴻臚寺譯語人亦多與客館打交道。鴻臚客館專門負責館待番客。四方使者、官員入朝，多舍鴻臚。前述德宗咸安公主嫁回鶻可汗，可汗派遣以宰相為首的一千多人的使團來朝，「有詔其下七百，皆聽入朝，舍鴻臚」[2](《回鶻傳》)。可見其數量是很大的。唐政府往往通過譯語人與這些人打交道。據《唐會要》卷六六「鴻臚寺」條記，開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敕：「鴻臚當司官吏以下，各施門籍出入。其譯語、掌客出入客館者，于長官下狀牒館門，然後與監門相兼出入。」鴻臚寺的所司官員出入其中，都要出示出入宮門的記載其官爵姓名的門籍。而譯語人與掌客「出入客館」，往往與守門官吏相兼出入，這說明譯語一職，職位雖不顯，但在各個接待環節都不可少，事務繁忙，位低職重。至于其品秩，史料記載不詳，不過，其常與掌客出入客館，掌客一職為唐朝鴻臚寺典客署所置，據《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三》「鴻臚寺」條記，典客署有「掌客十五人，正九品上。掌送迎蕃客，顓蒞館舍」。而掌客所從事的這些工作隨時都要有譯語人作陪，前引《大唐六典》亦云「諸司諸色有品直」，故鴻臚寺譯語人也應有一定的品秩，當不應低于九品。 值得注意的是，唐章懷太子李賢墓出土的壁畫中，有《客使圖》，分東西兩幅，每一幅均由六人組成，其中前三人為唐朝鴻臚寺官員，他們正接待三位外國及周邊少數民族的來使。其中東《客使圖》中接待官員頭戴籠冠，身穿紅長袍，腰束帶，綬帶曳地，看起來品秩較高，至少是在五品以上。而西《客使圖》中三位官員則品秩相對要低一些，頭戴襆頭，身穿普通紅色圓領寬袖長袍，無綬帶。有學者認為，這三人很有可能就是鴻臚寺卿掌管之下的典客署官員從七品下的典客令和從八品下的典客丞。[5](p70)此說有一定的道理，但筆者認為，這樣的接待工作隨時應有譯語人作陪，故其中當包括有譯語人。 除承擔繁重的接待工作外，鴻臚寺譯語人也負責為宰相及其他部門提供有關周邊民族及國外的地理、政治及文化信息。如會昌中(841-846)，黠戛斯可汗阿熱遣使者至長安朝貢，唐武宗遣太僕卿趙蕃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李德裕)「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2](《回鶻傳》)，欲仿周朝史臣集四夷朝事為《王會篇》而繪《王會圖》以示後世；同時，也為宰相等撰述周邊地理道路情況提供信息資料。如唐德宗貞元年間(793-805)，宰相賈耽就著有《四道記》一書，此書已佚，《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摘錄其文，其中對邊州入四夷道等「通譯于鴻臚者，莫不畢記」。賈耽所記，顯然主要出自鴻臚寺譯語人之口。另外，鴻臚寺譯語人亦為其他部門提供服務。如尚書省兵部職方司的職方郎中、員外郎因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故每有四方番客到京，即「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焉；副上于省」。[6](卷五)《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一》「兵部」亦記，鴻臚寺對「殊俗入朝者，圖其容狀、衣服以聞」，顯然是要求鴻臚寺將來朝者的容貌、服飾畫圖上報兵部職方司。《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諸司應送史館事例」條中關于番國朝貢例即記，「每使至，鴻臚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並其主名字報」，從而為編修國史提供方便，這其中顯然得通過譯語人這個中介才能進行。 　　二 唐中央機構中另一個部門中書省，因有大量的文書及譯語工作，則設「翻書譯語」。《大唐六典》卷二「尚書吏部」條稱，中書省有「翻書譯語十人」；《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二》「中書省」條下記，「蕃書譯語十人」；《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條下胡三省注云：「中書掌受四方朝貢及通表疏，故有譯語人。」在中書省中既然稱為「翻書譯語」，顯然與鴻臚寺中譯語人的工作性質有所不同，主要負責四方朝貢的譯語及接收四方表疏進行翻譯工作，口譯與筆譯是並重的。 關于唐代中書省譯語人情況，史料記載亦很有限。《全唐文》卷七○一載李德裕《論譯語人狀》中云：「右緣石佛慶等皆是回鶻種類，必與本國有情。紇扢斯專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于回鶻者，不為翻譯。兼潛將言語輒報在京回鶻，望賜劉沔、忠順詔，各擇解譯蕃語人不是與回鶻親族者，令乘遞赴京，冀得互相參驗，免有欺蔽。」李德裕乃武宗時期宰相，常中書門下省，此石佛慶應為中書譯語人。此狀大約寫于會昌年間，當時黠戛斯(即紇扢斯)多次遣使至長安，希望與唐聯合攻打回鶻。而石佛慶乃「回鶻種類」，故李德裕擔心其會將言語「不便于回鶻者」不翻譯出來，或是將機密洩露給在京回鶻，于是不得不從外地借調譯語人來。從姓名上看，狀中石佛慶應為中亞石國人，而回鶻中有不少中亞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亂」爆發後，回鶻因助唐平叛有功，享有很多特權，因而中亞昭武九姓胡人常冒回鶻之名來內地經商。代宗時(762-766在位)，「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2](《回鶻傳》)。故狀中稱石佛慶為「回鶻種類」亦是不為過的。 同為中書譯語人的還有中亞人史訶耽。1986年5月，寧夏固原博物館考古隊對固原縣南郊鄉小馬庄村唐代史氏家族墓地進行發掘，出土《史訶耽墓志》。志文云：「君諱訶耽，字說，原州平高縣人，史國王之苗裔也……曾祖尼，魏摩訶大薩寶、張掖縣令。祖思，周京左師薩寶、酒泉縣令……(史君)隋開皇中，釋褐平原郡中正……義寧元年(617)，拜上騎都尉、授朝請大夫……武德九年(626)，以公明敏六閒，別敕授左二監……尋奉敕直中書省翻譯朝令，祿賜一同京職。貞觀三年(629)，加授宣德郎。七年又加授朝請郎。九年，又加授通義郎。十三年，又加授朝議郎……永徽四年(653)，有詔：朝議郎史訶耽，久直中書，勤勞可錄，可游擊將軍、直中書省翻譯如故……乾封元年(666)，除虢州諸軍事，虢州刺史……深思抱退，固陳衰朽，抗表辭榮……遂其雅志。仍賜物五十段……以總章二年(669)九月二十三日遘疾終于原州平高縣勸善里舍。」[7](p69-71)由志文可知，史訶耽為魏晉南北朝時來華的中亞史國人的後裔，平高縣(今寧夏固原)人，隋朝末年至唐朝初期長期在京城做官，唐武德九年奉敕擔任中書譯語人一職，一直到乾封元年任虢州刺史為止，作中書譯語人達40年之久。其後告老還鄉，死于平高縣。可見史訶耽為一資深中書譯語人，雖亦加封不少官銜，但一直以中書譯語為正職。史訶耽本人亦見于史籍。《唐會要》卷六一「彈劾」條記，永徽元年(650)十月二十四日，「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史訶擔宅，監察御史韋仁約劾之」。據《舊唐書》卷八○《褚遂良傳》載，褚遂良因此事不久即「出為同州刺史」。此史訶擔即史訶耽。 除在中書省「翻書譯語」外，中書譯語人亦常常奉命出使。《冊府元龜》卷一○○○《外臣部•仇怨》記載，貞觀中(627-649)，「太宗遣折沖都尉、直中書譯語揖怛然紇使西域，焉耆王突騎支因遣使朝貢，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記，貞觀中「高昌王曲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後被魏徵諫止。《資治通鑑》卷一九三「貞觀四年(630)」條亦記載此事。從時間及事件上來看，此厭怛紇乾應為揖怛然紇。他既為高昌王曲文泰之臣，應為西域人。由此看來，中書譯語人多從地方及周邊少數民族中選拔而來。除此之外，中書譯語人也經常奉命對周邊進行宣授或宣慰。據《新唐書》卷二一七《回鶻傳》載，德宗即位後，即遣「中人告喪，且修好」，後回鶻頓莫賀可汗立，又「遣中人與回紇使聿達干往言其端」，欲與回鶻斷交。武宗會昌時，回鶻為黠戛斯所滅，烏介可汗臣頡乾伽思欲藉振武以居太和公主及可汗，武宗乃「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眾，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武，令中人好語開諭」。此中人即中間人，應為譯語人。 中書省譯語人因受理四方通貢及表疏之類的翻譯工作，關系重大，是要有一定職位的。如前引《史訶耽墓志》記其為「直中書省翻譯朝令，祿賜一同京職」。唐代京官與外官差別較大，外官只有職分田，俸祿少，而京官除職分田外，亦享有祿米，隨等級不同而有差別，正一品七百石，最低從九品為五十二石。[6](卷三)《新唐書•百官志》中將中書譯語人置于隸屬于中書省的主書、主事之下，主書官為從七品上，主事官為從八品下，似乎譯語人則應低于從八品。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大唐六典》記譯語人屬直官，如前述史訶耽、揖怛然紇等官職名往往為「直中書譯語」，似不直接為中書省屬官，以他官攝權，所以其品秩似不低于從八品。另外，直中書譯語人往往兼受散官等職銜，如揖怛然紇亦擔任折沖都尉，史訶耽亦先後被授予宣德郎、朝請郎、通義郎、朝議郎等。據《新唐書》卷四九上《百官志四》記，折沖都尉「上府正四品上，中府從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則記宣德郎為「正第七品下階」；朝請郎為「正第七品上階」；通義(議)郎于貞觀年間改為奉議郎，官職為「從第六品下階」；朝議郎為「正第六品上階」。以上均為文散官。雖說散官不理職務，加官而已，只是身份地位的象徵，但唐制，「凡九品以上職事，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1](《職官志一》)，即不論職事高低，以散官來確定其人的身份及地位。故直中書譯語人的品秩不會低于從八品，揖怛然紇最起碼是正五品下，史訶耽最後應是正六品上階，職位當不算低。此外，前述中書令褚遂良因購買其下屬譯語人宅地而被貶官的事實，亦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中書譯語人是有一定地位及影響的。 　　三 另外，由上述分析亦可看出，不管是在鴻臚寺還是在中書省，擔任譯語人的多為胡人。如史訶耽、石福慶為中亞昭武九姓人(即粟特人)；揖怛然紇為西域人，從姓名上看，應為突厥人。隨及唐初，西突厥勢力強大，控制著西域廣大地區，故以突厥人為譯語人，且出使西域，也是很正常的。不過，總的來看，以中亞粟特人為多。這並不奇怪，因為中亞胡人，特別是粟特人本來就是一個商業民族，其足跡遍布古代歐亞大陸的商道上。從魏晉到隋唐，大量的粟特人東來興販，穿梭往來于絲路沿線的各個地區，同各個民族打交道，所以粟特人大都通曉多種語言。《安祿山事蹟》中記，安祿山「長而奸賊殘忍，多智計，善揣人情，解九蕃語，為諸蕃互市牙郎」[8](pl)。其部將史思明亦「通六蕃譯，亦為互市郎」[2](《逆臣傳》)。「六蕃譯」、「九蕃語」大概就是表示精通多種語言的意思。由于粟特人的這種本領，粟特語也就成為當時絲綢之路上不同民族間交往時用的混合語了(Lingua franca)[9](p70)，故在絲路沿線諸鎮，多有粟特人充當政府的譯語人。如唐代絲路重鎮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即是如此。吐魯番阿斯塔那188號墓、210號墓出土有《唐譯語人何德力代書突騎施首領多亥達乾收領馬價抄》[10](p87)、《唐西州高昌縣譯語人康某辯辭為領軍資練事》[11](p72)等文書，即是證明。 總之，唐代長安譯語人是政府為便于與外國及周邊少數民族交往所設的官職，多由胡人擔任，由于職業上的原因，常與中外各級官員打交道，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在對外開放及對外交往空前繁榮的唐代，他們無疑起了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