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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峨眉山普賢道場的形成(乾樹德)
description: "峨眉山普賢道場的形成四川樂山師范學院 乾樹德蛾眉山作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是同其形成為普賢道場的宗教歷史分不開的。可是，它為什麼會形成為普賢道場?其形成過程是怎樣的?它的形成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和影響?本文試圖就這些問題作初步的具體探討。峨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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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普賢道場的形成
　　四川樂山師范學院 乾樹德
　　蛾眉山作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是同其形成為普賢道場的宗教歷史分不開的。可是，它為什麼會形成為普賢道場?其形成過程是怎樣的?它的形成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和影響?本文試圖就這些問題作初步的具體探討。
　　峨眉山之所以能形成普賢道場，古剎普賢寺的創建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座古寺在何時由何人創建，至今還未發現歷史文獻的直接記述。不過，根據峨眉山的佛教史蹟和山志資料，認為普賢寺是在5世紀初由名僧慧持創建的意見，還是能夠成立的。
　　慧持系東晉高僧道安的嫡傳弟子，後遵師命與其兄慧遠一起到了廬山並創建了蓮社。據《蓮社高賢傳》載：
　　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眉，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399
　　年)辭遠入蜀。其時的峨眉山，因有劉向《列仙傳》的「楚狂陸通……隱峨眉山」，常璩《華陽國志》的「峨眉山，《孔子地圖》言有仙藥，漢武帝遣使者祭之，欲致其藥，不能得」。葛洪《抱朴子》的「黃帝……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于玉堂」等記載，已經是遐邇聞名，所以，儘管慧遠一再請留，特別是「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等「苦欲留之」，慧持皆婉言謝拒而毅然前往蜀地。
　　慧持從人蜀到「義熙八年(412)順寂」，在蜀「傳化」達13年。史籍主要記述了他在成都郫縣「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井絡四方，慕德成侶」的事蹟。至于「觀瞻峨眉」之舉雖然史書未載，但他在「本欲棲病峨眉之岫」思想的推動下，前往頗具名氣的峨眉山當是情理中事，並且在見到山上只有幾座卑矮茅棚時即決定建造寺廟也是很自然的。由于「刺史毛璩推相崇挹」，他在籌集資財、組織人力和調集物料等方面肯定會得到地方官吏和當地民眾的支持，順利建成廟宇是不成問題的。慧持在追隨道安時無疑曾立誓願生兜率淨土，到廬山作為蓮社十八賢之一自然又向往西方淨土，人蜀後可能出于要「大弘佛法」的考慮，遂在峨眉山建造了供奉普賢塑像的普賢寺，以擴大《華嚴經》所宣揚的佛教觀念的影響。
　　將峨眉山比附為《華嚴經》中所說的「光明山」則是其成為普賢道場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為適應武則天奪權的需要，一些僧人把中國比附為南瞻部洲閻浮提國，算是這方面的先例。因五台山又叫清涼山，據佛經記載，那是文殊菩薩的「住處」，于是循前例僧人們就把五台山看作文殊道場了。連類而及，只要能說明峨眉山是光明山，那它成為普賢道場也是很自然的了。
　　在唐代，峨眉山的佛教有一定的發展，普賢寺的名聲也遠播中原與江淮一帶。傳說，李白《聽蜀僧濬彈琴》的詩作，反映的就是他在峨眉山普賢寺聽琴時的感受，後來在萬年寺(普賢寺今名)門額上還掛過「唐李白聽廣濬禪師彈琴處」的標牌。據《宋高僧傳》記載：作為中唐「四朝國師」的僧澄觀，曾于
　　大歷十一年，誓游五台，一一巡禮，祥瑞愈繁，仍往峨眉，求見普賢，登險陟高，備觀
　　聖像。卻還五台，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並演諸論。因慨
　　《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攝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為毗盧遮那，萬行兼
　　通，即是華嚴之義也。吾即游普賢之境界，泊妙吉之鄉原，不疏毗盧，有辜二聖矣。經過不懈努力，他撰寫了好些關于《華嚴經》的疏證之作。這表明，峨眉山普賢寺已能同五台山的文殊寺廟相提並論了。
　　與峨眉山普賢寺名播國中之時，其山頂佛光這種特異現象也約在晚唐經發現並逐漸傳揚開來。《四川通志》引《諸經發明》所記述的蒲公發現「佛光」的故事，經有關專家考證，認為其「告千歲寶掌和尚」與「參謁騰、法二大師」的情節純屬附會，但判定發現「佛光」的內容「是很有可能的事」，並在引述《法苑珠林》和李白詩作不涉及「佛光」作旁證，認為其時間「多半是唐代中期以後的事。」而據《宋高僧傳》記載：晚唐時，趙州從諗和向朝謁峨眉，至放光處不登塔頂。僧問：「和尚何不到極處?」師云：「普賢法界無邊。」據認為，這是較早談到「普賢光明」的材料，所以上述判定「佛光」發現時間的意見看來是較為準確的。後來，又有人引述《華嚴經》：
　　西南方有處，名光明山，從昔以來，諸菩薩眾于中止住。現在有菩薩名曰賢勝，與其
　　眷屬諸菩薩眾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語法，並進而認定峨眉山就是佛經中所說的「光明山」。儘管這種說法有悖于經，但人們還是接受了它，以致才有千佛頂的命名和大光明山碑的鐫立。
　　從宗教學的角度來看，東晉名僧慧持在峨眉山創建普賢寺以及晚唐因發現「佛光」而將峨眉山比附為「光明山」，都是峨眉山形成為普賢道場的重要條件。在此基礎上，隨著人們以「普賢祥瑞」來解說「佛光」，再加上北宋統治者的推波助瀾，峨眉山演變成普賢道場的歷史過程就完成了。
　　在佛教典籍中，早有佛菩薩具有法身、報身、化身三身之說存在。五代時，將布袋和尚看作彌勒佛的化身，應該說就是這種觀念的產物。至于普賢菩薩，其化身就是寺廟中所見的寶相莊嚴、乘六牙象的形象，而峨眉山佛光據說是其「隨緣顯示」的報身形象。
　　《楞嚴經·圓通晶》載：
　　普賢菩薩白佛言：我與恆沙如來為法王子，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修普賢行，
　　從我立名，我用心聞，分別眾生，所有知見b若于他方、巨沙界外，有一眾生，心中發明普
　　賢行者，我于爾時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處，縱彼障深，未得見我。我與其人，暗中
　　摩頂，擁護安慰，令其成就。據說，普賢的化身形象，即依此而定。因其重行，必須「謹審靜重」，而大象則具有這樣的品質，塑造「普賢騎象」之像就能表達佛經寓意，且以「眾所喜見相現身其人之前」。普賢的這種化身相，實際上是常見相，在佛教寺廟中是隨處可見的。(當然，立于釋迦佛之側的「脇侍相」，則是另一回事。)
　　當「佛光」發現時，人們無法作出科學的解釋，只好乞靈于宗教而將其說成是普賢報身的「隨緣顯現」。產生這種看法的誘因，可能是佛光中的「攝身光」，因為在這種「佛光」之中，「觀者各見其形于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旁人」，于是把這種「我與化人中共住」作宗教性解說是很自然的。至于其他類型的「佛光」，如「小現」、「清現」、「反現」、「金橋」、「辟支光」和「童子光」等，雖然已無人影可見，但連類而及仍認為是「普賢祥瑞」，按「隨緣應化」解釋就是各人「緣分」不同罷了。像這樣的說法，可以從一些歷史文獻的記述中看到：《畫評》載：五代時「蜀人高文進，于相國寺後門里東西兩壁，畫五台、峨眉、文殊、普賢變相」；《佛祖統紀》載：宋太祖乾德四年，「嘉州屢奏白水寺(普賢寺的宋代改名)普賢相見」，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嘉州通判王袞奏：近往峨眉提點白水寺修造，見瓦屋山皆變金色，中有丈六金身普賢，次日中午見羅漢二身乘紫云行空中」；《學佛考訓》載：「瓦屋山嘗現辟支佛，乃普賢瑞相」。
　　以「普賢祥瑞」為依托，北宋皇帝對峨眉山的佛教采取了積極的支持態度。由于後周奉行「抑佛」政策，北宋在奪取其政權後，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采取利用和保護佛教的措施是很自然的。這對峨眉山普賢道場的形成，無疑起了最後促成的關鍵性作用。
　　《佛祖統紀》系統記述了北宋皇帝直接支持峨眉山佛教的種種措施：宋太祖「乾德四年敕內侍張重進往峨眉山普賢寺莊嚴佛像」；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正月……敕內侍張仁讚往成都鑄金銅普賢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賢寺之白水，建大閣以覆之；詔重修峨眉五寺，即白水普賢、黑水、華嚴、中峰乾明、光相也」；「雍熙四年敕內侍送寶冠、瓔珞、袈裟往峨眉普賢寺，是日眾見普賢大士乘紫云行空中」；「端拱二年……敕內侍謝保意，領將作匠，賜黃金三百兩，往峨眉飾普賢像，再修寺宇，並賜御制文集，令直院徐鉉撰記」；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詔賜黃金三千兩，增修峨眉山普賢寺，設三萬僧齋，歲度僧四人」，次年二月，詔嘉州峨眉山沙門茂真人見，上賜以詩，館于景德寺」。所有這些，大張了峨眉山佛教的聲威，既使該地的道教勢力變得微不足道，也使普賢道場因有皇權支持而最後形成，其深遠的宗教意義是自不待言的。
　　北宋皇帝的多次詔修和大量賜物，為峨眉山普賢寺帶來了空前的興盛景象。這種景象，到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在游謁峨眉山時尚能看到。他寫道：(是年六月，游峨眉山，)「甲午宿白水寺……詣普賢大士銅像，國初敕成都所鑄，有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所賜御制書百余卷，七寶冠、金珠瓔珞、袈裟、金銀瓶缽、奩爐、匙箸、果罍、銅鍾、……鼓鑼、芝草之屬，又有崇寧中宮所賜錢、幡及織成紅幡等物甚多。仁宗所賜紅羅紫繡袈裟上有御書發願文曰：
　　佛法長興，法輪常轉；國泰民安，風雨順時；干戈永息，人民安樂，子孫昌盛；一切眾
　　生，同登彼岸」——嘉祐七年十月十七日福寧殿御劄記。次至經藏，亦朝廷遣尚方工作
　　寶藏也。正面為樓闕，兩旁小樓承之，釘鉸皆以瑜石，備極靡(華)——相傳純用京師端
　　門之制。經書則造于成都，用碧睡紙銷銀書之，卷首悉有銷金圖畫，各卷一圖書之。經
　　簾織輪相、鈴杵器物及「天下太平」、「皇帝萬歲」等字于繁花縟葉之中，今不復見此等織
　　文矣。次至三千鐵佛殿，云普賢居此山，有三千徒眾共住，故作鐵鑄，甚樸拙。①總之，這樣壯觀的景象，自然會使人們堅信，峨眉山確實是「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
　　由上述可知，峨眉山的佛教經過從東晉到唐末的發展，到宋代時就形成為名聞國中的普賢道場了。這個過程的重要意義在于：隨著它在明清時期的繼續發展，以及佛教徒中參拜名山風氣的產生和增長，峨眉山遂以「普賢聖地」為基礎，轉化為中國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並以此享譽寰宇。
　　峨眉山佛教在明清時期的繼續發展，也與兩朝封建帝王的積極支持密切相關。而佛寺從集中下半山一帶逐步向山頂擴展，以及下半寺宇規模的不斷擴大，則是這個時期佛教發展的主要標志，試設想，如果沒有這個發展，峨眉山要成為中國佛教名山可能嗎?
　　同北宋統治者一樣，明清兩朝帝王對佛教也奉行利用和保護的政策，這在客觀上是有利于峨眉山佛教的發展的。不過要特別提出的是他們直接支持峨眉山佛教的措施對其發展所起的作用。因為，正是這些措施，才使峨眉山的佛教進入了它的極盛時期。在明代，當太祖朱元璋聽說寶曇和尚在峨禮佛建寺後，就立即下敕令其住居峨眉山，並賜詩二首以昭其功德，後還召回京師尊為國師，致使峨眉山的名聲因之大振。明神宗萬歷年間，篤信佛教的君王先詔令萬年寺住持福登新建保護普賢騎象的無梁磚殿，並親書「聖壽萬年寺」之額遣中侍送達；又頒發詔書由妙峰禪師在山頂新建起一座銅殿，並賜以「永時華藏寺」之額，其母慈寧太后這時也賜護國草庵寺沉香木塔一座，這就進一步擴大了峨眉山佛教的影響。在清代，抑道重佛的康熙皇帝，曾親自為峨眉山的伏虎寺、洪椿坪、大峨寺、臥云庵、萬年寺等撰寫詩聯匾額，還派遣侍衛大臣海青王格親王到峨眉山清音閣向山上各大寺廟頒賜詩聯和經書。同治皇帝即位後，也效法先王崇奉佛教，賞賜給錫瓦殿明正和尚以明永樂年間銅板精印《北藏經》一部。所有這些，使峨眉山的知名度迅速得到提高。
　　同時，明清兩朝帝王直接支持的措施，還促進了峨眉山佛教寺廟的增加和上下山道的改善。南宋王象之在《輿地紀勝》中，對于寺廟有如下記述：
　　前代于峨眉創寺六：一曰光相，二日華藏，三曰普賢，四曰延福，五曰延福，六曰華
　　嚴。兩宋期間，又修建了接引殿、錫瓦殿、極樂寺、龍神堂、大乘寺和大峨寺等廟宇，在格局上從山麓到山頂皆有寺廟分布。明代修建的主要寺廟有華嚴頂、降龍院、臥云庵、雷音寺、洪椿坪等，清代增修的名剎則有伏虎寺、報國寺、大坪等，到清末已達170余座，廟宇已大體布滿全山。至于峨眉山的上山路徑，到南宋時的情況是：
　　自白水寺登山，初二十里有磴可登，又二十里多無路，以木為梯，行三十浬方著實
　　地，又二十里有雷洞，始到光相寺，則峨眉絕頂。看來上下甚難。到了明代，除大修寺廟外，還大力整修了山上的游道，為來往僧人與朝拜者提供了方便，這方面的情況可從息心所旁明代萬歷年間傅光策所撰《峨眉修路改盤路記》的刻石中了解到。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別傳禪師營造的古德林，兩行翠柏導引著行人奮力向上，為一睹峨眉山云海、日出、佛光、聖燈這樣一些天下奇觀而努力登攀。
　　隨著峨眉山知名度的不斷提高、山上寺廟的逐年增多和上下山道的逐步改善，從全國各地前來朝拜的佛教徒們也日益增加。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人們遂將它同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華山一起，合稱為中國佛教的四大名山了。
　　峨眉山成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顯然同其是普賢道場的所在分不開的。《大乘經》載：
　　普賢者，苦行也，苦行而得道，是曰普賢。文殊者，智慧也，有智慧而見下界愚蠢，如
　　鳥投羅，如蛾赴火，遂生慈悲心。觀音者，慈悲也，因慈悲而生普救心。地藏者，發願也。據此可知，普賢、文殊、觀音、地藏四者，表現了佛教從苦行到救世不同階段的主張和要求，相互間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可能正是根據這樣的理論，佛教徒們才把普賢聖地峨眉山，同文殊道場五台山、觀音道場普陀山與地藏道場九華山合在一起，稱作佛教的四大名山。此外，《佛學大辭典》有另一解釋：
　　[四大名山]：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九華山也。《普陀山志》一日：「佛經稱地藏、
　　普賢、文殊、觀音諸道場曰地水火風，為四大結聚：九華、地也(地藏)，峨眉、火也(普賢)，
　　五台、風也(文殊)，普陀、水也(觀音)。」後世遂稱九華、峨眉、五台、普陀為四大名山／＼如果它們之間沒有這種聯系，峨眉山儘管會有許多佛教徒前來朝拜，它可能也會像云南雞足山一樣僅僅是人們參拜的一座名山罷了。
　　從現在掌握的資料來看，峨眉山享有四大名山之一的聲譽，大約是從明代時開始的。明代以前，峨眉山嚴格說只算得上蜀中名山，據《益州名畫錄》所記晚唐至宋初的佛教寺院壁畫中可知「峨眉山」已享譽蜀中，但從南宋寧宗詔准史彌遠奏請制定禪院等級規定的「五山十剎」中沒有峨眉山及其普賢寺可知它還沒有成為「國中名山」。到了明代，由于原來的名山大剎皆已逐漸衰敗，再加其時也沒有能夠指導和影響各地的大德高僧，于是在佛教徒中就開始出現了朝拜名山的風氣；而西蜀一隅的峨眉山，隨著自身佛教的發展與封建帝王的支持，遂同其他三山一起成為人們前往朝拜的場所，以致其時就有「金五台、銀普陀、銅峨眉、鐵九華」之說傳世，這說明峨眉已一躍而成為國中名山了。不過，將它們綜合稱作「中國佛教四大名山」，應該說是發生在清代時的事情，因為寫于明代和清初的幾篇峨眉山游記對此皆無任何涉及。就峨眉山而論，由于康熙皇帝的直接支持，再加山上佛寺的猛增和廟宇的擴大，它的影響和知名度自然會大大提高，它同歷史悠久的五台山和有中外關系的普陀山與九華山組成綜合稱謂就成為必然了。
　　總而言之，峨眉山作為普賢道場的所在，是在東晉慧持創建普賢寺，以及因發現佛光而將峨眉山比附為「光明山」的條件下產生的。它形成的時間在宋代，最初是將佛光作宗教學解釋認為系「普賢祥瑞」，然後是北宋帝王通過「敕建」和「賞賜」的大力支持，于是峨眉山就變成了「普賢聖地」。《雜花經》云：「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于眾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故我世尊等正覺而有方所，說經而有道場，普賢于道場開化人天等眾，故現相海于峨眉山中，密引世人而通菩提覺性」——這是從佛經角度所作的說明。正是由于有普賢道場之說作為基礎，到了明清時期峨眉山就發展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