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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佛教與中國政治之微妙(龔建安)
description: "摘要：佛教是世界的佛教，但佛教更是中國化的佛教，佛教發展在中國，與中國特殊的國情相激盪，表現為與中國種種之微妙。在此，筆者猶言與中國政治之微妙並概括為「佛法無邊，皇權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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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與中國政治之微妙

文 / 龔建安

　　摘要：佛教是世界的佛教，但佛教更是中國化的佛教，佛教發展在中國，與中國特殊的國情相激盪，表現為與中國種種之微妙。在此，筆者猶言與中國政治之微妙並概括為「佛法無邊，皇權猶大」。

　　關鍵詞：佛教、中國、中國政治、帝王

　　佛教是宗教，而非十足之宗教，言佛教，即是言如社會、民族、政治、文化、制度之等等。概言言之，是佛教與中國關系至為微妙所致。在此，筆者言佛教與中國之微妙，尤以言佛教與中國政治之微妙。

　　佛教曾對世界文化傳播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至今佛教依然深深的影響著我們的意識形態。對中國而言，佛教對中國的影響不亞于儒家對中國的影響，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大半是按照佛教模式走的。佛教平等民主的特色和因時因地制宜的特點，決定佛教能夠適應不同環境，也能在多變的環境中求得發展。雖然佛教在傳入中國後的發展過程中與中國社會產生過摩擦，但總體上還是能適應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這就有了對于佛法與皇權孰小孰大的考問，如果佛法大，那為什麼有魏晉南北朝三武一宗的「滅佛」，如果皇權大，佛教又為什麼得以在中國發展並在總的趨勢上與中國政權相安。說佛教與中國政治之微妙，如何微妙？又是什麼原因所導致這樣的微妙呢？筆者概括為，「佛法無邊，皇權猶大，共榮共存，大同天下」，這是佛教與中國政治之微妙所在，從中也隱含了導致這種微妙關系的原因。首先，從佛教自身去找原因，這里筆者稱之為主觀原因。林世敏教授在《佛教的精神與特色》一書中論佛教的特色，說「佛教本身不承認神造萬物，佛也不是生而知之者，佛是人而不是神」，林教授所歸納的這三點清明了佛教與世界上其它宗教的根本區別，也點明了主觀原因。具體地說，既然佛教不承認神的創世論，那麼佛教就基本上唯物地肯定了世界，這使得佛教及其教徒不至于過分迷信神靈而可以大膽地去探索宇宙的奧秘，至于作偶像供奉佛和諸菩薩，本不是佛陀的原意，可理解為尊奉聖賢和尊嚴聖教。至于佛與常人的區別，在于先成佛與後成佛。《金剛經》云「」，所以崇拜多無益，絕非修行本要，並非超然物外如道士之流「關起門來搞建設」(暗指無為的自我修行)的本質是倡導積極入世的，如僧尼之流，看似出世而非出世，實為更多人之出世。成佛所需種種，皆須自己努力，按佛教的話來說就是「業報」，依靠孜孜不斷的努力去探索宇宙人生奧秘作為佛教的傳統自釋迦牟尼起傳承延續，佛祖本人，即是皇儲，更是一個數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歷史學家……佛教的這些特點決定佛教是一個人間化的非純宗教，所以和政治及其政治之外的種種有微妙關聯就不足為怪了。

　　佛教與中國政治微妙之所在，具體的筆者羅列為幾點：

　　1、一切為政治服務：從中國自身切入，也就是客觀的原因。我國鼎立國祚可考有六千年之久，然實有政權自夏代始近五千年，歷代君王采取種種措施手段，其目的旨在中央集權的加強。要消除君權與相權、族權等權力的互相矛盾，避免不得已的極端拼殺，需要的是介入新的元素使現有的矛盾得到平衡。孝莊文皇后曾對聖祖仁皇帝康熙教誨明君的制衡作為，大意是教會康熙不應該懼怕黨爭，黨派爭斗是避免不了的，但卻不是消極的，君父對于臣下權利爭奪中的新的因素介入，是調控平衡朝政的積極手段。相較這種平衡的戰術，孝莊皇后比漢武帝更中庸一些，董仲舒「獨尊儒術和君權神授」的提出，必定是武帝欣然接受的，在于儒家思想的定鼎可以消除有漢一代的種種矛盾。明帝求法，即是君主利用宗教元素來消除矛盾的體現，佛法東傳後國家以三乘教法代君王之言教化民心，以此緩和階級矛盾、社會矛盾。尤其，自來中國統治階級以「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愚民，百姓難以分明聖人之道何如乃至是非，自然心安理得接收政府框定過的聖教，便心安理得的被治于人。宗教尤其佛教對治國治民的大有裨益，統治階級當然要扶植之。但這只是從大的方向去講，具體的表現在于1－1帝王神話、1－2宗教政治、1－3宗教外交、1－4君王好惡，這些總的歸宿在于服務于統治階級，適應統治需要。

　　(1)帝王神話：歷代帝王都為自己的行為找種種藉口，即表現為帝王神話，未作帝王時，自己神話為帝王，已作帝王之後，帝王神話帝王。典型的有武則天、清高宗乾隆二人，這二人以佛教神話自我，乃至以佛教現象為自己的行為作掩蓋已達到歷代帝王中的巔峰。武則天出身于官僚家庭，其父武崼約是唐高祖李淵開國功臣，其母楊夫人是隋煬帝的堂妹，可說武則天的家底的確深厚，這也是女帝今後君臨天下最初的資本。她從小見慣了官僚貴族欺世盜名、瞞天過海的種種，所以自己再干這一類的事情自然比一般二般的人要高明得多。同時，她是一個注意留心觀察世事的人，在太宗文皇帝①駕崩後的寺院生活，武則天熟悉了佛教，這為她今後利用佛教為自己開脫奠定了基礎。在做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期間，她就表現出對政治權力的急切渴望，所以出現了類似垂簾聽政的「二聖聽政」②。但這比垂簾聽政還難以讓當時的人接受，垂簾聽政在名分上還是皇帝的母親輔佐年幼的皇帝處理國家政治，情理上還能講得過去。但「二聖聽政」則不同，皇帝和皇后共同臨朝聽政，臣子在稱呼君上時必須加上武則天的名號，這在男權社會是一反常態更是匪夷所思的事。自然，當時有不少人搬出祖宗家法來了，類似于「牝雞司晨，社稷不幸」的話乃至比這更難聽的不計其數。還有凌煙閣上③如長孫無忌之流的元老，拿著這些禮法向武則天施加壓力。除了以毒辣手段還擊，武則天利用佛教現象為自己開脫了。過去，佛教寺院的主殿大雄寶殿一般只供奉本師釋迦牟尼佛，武則天則開創「三佛並座」局面，即佛教教主釋迦牟尼、東方淨琉璃世界教主藥師佛、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三佛並列座于大殿，這與武則天與高宗並座是一個道理。武則天這是要告訴大唐的每一個人，「二聖聽政」是合理的，古來聖賢皆如此，在帝國我和皇上就是名副其實的聖人，所以誰也不能更不應該欺心去反對，武則天利用佛教現象麻痺臣民，輕松解除了朝廷內外的憂患和不利言論。更有甚者，武則天在篡奪李唐江山後稱帝御極就不斷的標榜自己是彌勒菩薩的降世，在佛教彌勒菩薩是未來佛④，釋迦寂滅後將由彌勒成佛主宰世界，武則天這也是在告訴世人自己取代李朝是理所應當的。另外，洛陽龍門石窟的盧舍那大佛可以留下實證，這也是武則天神話自我的現實證據，相傳盧舍那大佛的面相是依據武則天的面容開鑿的，武則天在大佛完工後親自為其開光，大佛面帶雍容的微笑是武則天開前人之無的自我肯定，大佛俯視眾生則是為武則天執掌乾坤笑看泱泱帝國的真實寫照。再有，佛教傳入中國之初，觀世音的形象都是男子形象，通常菩薩都有兩撇小胡子，但唐以後尤其是女帝當政期間，觀世音由男性轉化為「女相男身」甚至完全成為中年婦女的形象，觀世音形象的改變也是適應統治需要和對婦女地位肯定的表現，武則天是躲在暗處側面的肯定自己，烘托自己。接下來是乾隆的帝王神話，乾隆自號稱「十全老人」，更自稱自己是大智文殊菩薩的化身。乾隆四十五年乾隆聖壽，西藏達賴喇嘛在給乾隆的書信里寫道「臣小僧謹拜我皇文殊菩薩大皇帝」。從這個和一般臣子不同的特殊稱謂，看得出乾隆的自我神話收效很好。沒有做帝王的人總是神話自我，「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之類的魚腹藏書、天降祥瑞是未作帝王而想做帝王的利器。做了帝王，帝王自己神化自己，後世的帝王再神話帝王，總歸是自己神化自己而已，其目的就是為奴役百姓竊據江山找理由。

　　(2)宗教政治：佛教對于政治的突出貢獻主要以清朝為例，清朝是一個多民族大一統的帝國，佛教作為國內眾多民族的信仰，尤其滿漢蒙藏四個民族，佛教是維系民族團結、國家和諧統一的重要紐帶。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冊封西藏佛教領袖為「達賴喇嘛」，下賜赦書金印。聖祖仁皇帝康熙冊封「班禪額爾德尼」，通過佛的慈悲和佛法的廣大，清政府把各個民族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是清朝在近三百年歷史中對中華民族做出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清政府的宗教政策，對今日處理民族宗教問題依舊有積極地參考借鑒意義。

　　(3)宗教外交：李唐王朝為神話自我，宣稱為老子後裔，因而尊奉道教，起初對于佛教態度冷淡，但卻又不失事宜地利用佛教。唐一代，我國發生了兩次最為重大的宗教外交，一次為玄奘西域求法，玄奘歸國後貞觀皇帝命玄奘法師翻譯《道德經》及儒家經典為梵文，傳至天竺及西域各國，藉此宣言大唐天朝乃文章經典、禮儀之邦，同時以文化交流的方式來促進中外邦交。至唐玄宗天寶年間，應日本天皇及舍人親王的邀請，經遣唐使阿倍仲麻呂上奏，准許鑑真大師東渡日本宣揚教法，傳播戒律。這兩次宗教外交都是以佛教為主題，在佛教史上，這是佛教輝煌的一頁，因其適應了政治的需要，而佛教也得到了發展的需要。

　　2、適則用、不適則廢。《康熙帝國》里有一段孝莊文皇后和南禪宗師玉林秀的對話，二人雖針對順治出家而言，但玉林秀一語中的闡明了佛法與皇權的微妙。孝莊問「大師對順治出家有何看法？」玉林秀回答「老僧以為，皇上出家，並非眾生之福，也非佛門之幸，皇權與佛法一旦牴觸，佛法將遭到毀滅，皇權也要受到沖擊。」玉林秀的奏對，得到了太后的首肯，佛法一旦與政治發生矛盾，那導致的就是諸如滅佛一類的事件，統治者能扶植佛教自然就有能力消減佛教勢力。凡事都有兩面性，統治者利用佛教可以匡扶社稷，可中國百姓往往不分宗教與迷信，一旦受到鼓動，宗教勢力將迅猛而勢不可擋的沖擊政治勢力，這一點歷代君王都看得到，也是最懼怕的。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運動，都是以宗教為斗爭形式的運動，往往，國家對宗教嚴格控制的原因就在于此。中國歷代以「適則用、不適則廢」的態度去對待佛教，也多能極盡利用佛教。《西游記》對佛教與政治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和闡述，第八回「如來造經傳極樂，觀音奉旨上長安」，唐僧被菩薩點化發下宏誓大願，自願取經。可大家要注意唐僧的言辭，唐僧可沒說自己取經是為了普度眾生，而是說「我願取來真經，祈保我皇江山永固」。這對于一個僧人來說不正常，但對于一個了明世事的僧人來說卻是十分得當，只有這麼說唐王才會支持唐僧取經，一定要使佛教有益于政治，統治階級才會表態扶植。反面的，就是魏晉南北朝的幾次滅佛了，佛教的迅速發展使得寺院經濟急劇膨脹，僧人和寺院免稅使得國家財政虧空，在籍人口的驟減使徵收賦稅的對象范圍縮小，一是使財政吃緊，二是國家勞動力不足、兵員短缺，經濟，軍事一系列問題被牽出來，限制了國家正常發展。必然，極端的手段就要出台，滅佛勢在必行。還是回到《西游記》，雞賽國的國王就是一個典型，佛寶在世可以輔佐王朝宣揚國威使萬邦來朝，佛寶一丟馬上大興冤獄遷怒僧侶，這雖然是吳承恩書中杜撰的情節，但畢竟吳承恩經歷明代風云多變的詭異政治，所言事實就未必皆是杜撰了。在對待佛教的方法和態度上，中國統治者的確是有些反復小人的姿態，更甚者是當婊子還要立貞節牌坊，這究竟是不是符合孔子的中庸，就不可說了。

　　君王好惡。我國歷史上但凡佛教得以發展，大前提是佛教于政治有益，小前提還在于君王對佛教的好惡。唐代早期崇揚道教，對佛教進行嚴格控制，開元間高祖明喻各州府「每州府只准留寺院一座，每年准剃度僧尼各一人，這樣的政令對佛教發展是苛刻的。直到貞觀，唐政府才放寬對佛教的限制，至太宗貞觀後期，高宗永徽、弘道佛教才迅速發展起來。更為甚者，宋徽宗趙佶、明世宗嘉靖朱厚璁，尤以嘉靖修道二十年不上朝，海瑞以戶部云南凊吏司主事諫君父陳天下之大弊，「嘉靖、嘉靖，家家皆盡」傳至帝所，海瑞幾乎喪命。徽宗、世宗都是有名的昏君，而且是極度迷信道教的昏君，兩帝在位期間佛教發展受到限制。但就明代佛教發展狀況，我們從吳承恩的《西游記》同樣可以得到側面的答案。不同于《封神演義》、《義妖傳》⑤，《西游記》並無明顯的教派傾向，或抑或揚，或褒或貶。根源在于明朝政府已行將腐朽，自英宗後，明朝屢出昏君，嘉靖帝崇道怠政，萬歷帝四十年不上朝，天啟宦官專權，吳承恩生于明朝將朽之際藉筆墨抨擊現實，寄托無宗教亂政的平衡、中庸理想社會，也是情理使然。而魏晉、南北朝、有清一代及明代早中期因帝王崇信佛教，佛教得以依靠官方勢力發展壯大。明顯，佛教的榮與辱，盛與衰與帝王好惡有極大關聯。

　　現在，可以回到主題了，「佛法無邊，皇權猶大，共榮共存，大同天下」的具體意義也可以說明了。「佛法無邊」，可以輔佐聖教，「皇權猶大」，政治凌駕一切。中國之特殊就在于從無宗教凌駕于政治，觀世音菩薩也要因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諱改名為「觀音」。就「佛法無邊，皇權猶大」而言，一個「猶」，其意思應為依舊、仍然，而非更比更甚之意。佛法皇權其實並無孰大孰小之分，也不該做孰大孰小之爭，任何事物的存在總歸有他存在的道理，只有此消彼長，只有共榮共辱，只有或榮或辱，卻無唯我獨尊。如要相抗到底只有玉石同焚，佛法與皇權，微妙就在于二者于斯。這一切之微妙，一言以蔽之，是中國特殊國情所決定的。

　　注釋：

　　①太宗文皇帝：指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年號貞觀，廟號太宗，諡號文皇帝，稱大唐太宗文皇帝，(唐高宗加謚文武聖皇帝；唐玄宗加謚文武大聖皇帝、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②二聖聽政：顯慶五年(660年)，高宗患上頭風之疾，頭暈目眩，不能處理國家大事，遂命武則天代理朝政。但武則天生性霸道，故每當決事，高宗每每受制于武則天，高宗非常不滿，于是在麟德元年(664年)與宰相上官儀商議，打算廢掉武則天皇后之位。但上官儀的廢后詔書還未草擬好，武則天即已接到消息。她直接來到高宗面前，追問此事，唐高宗不得已，便把責任推到上官儀身上。十二月，上官儀被逮捕入獄，不久，即被滿門抄斬。從此以後，唐高宗每次上朝，武則天必在簾後操縱，天下大權完全歸武後掌握，甚至連生殺大事都由武後決定，天子高宗只能唯唯從命，所以，朝廷內外都稱為「二聖」。

　　③凌煙閣：凌煙閣是原本皇宮內三清殿旁的一個不起眼的小樓，貞觀十七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為懷念當初一同打天下的眾位功臣(當時已有數位辭世，還活著的也多已老邁)，命閻立本在凌煙閣內描繪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圖像，褚遂良題之，皆真人大小，時常前往懷舊。

　　④未來佛：三世佛是大乘佛教的主要崇拜對象，按空間分得橫三世佛和按時間分的豎三世佛。橫三世佛指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主管西方極樂世界。他有兩位脅侍，「大勇」大勢至菩薩和「大悲」觀世音菩薩；中央娑婆世界的釋迦牟尼，主管中央娑婆世界，他有兩位脅侍，「大智」文殊菩薩和「大行」普賢菩薩；東方琉璃世界的藥師王佛，主管東方琉璃光世界，他有兩位脅侍，日光普照菩薩和月光普照菩薩。豎三世佛指過去佛燃燈古佛，現在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佛。據《彌勒下生成佛經》所說，釋迦牟尼寂滅，娑婆世界(即我們所生活的有情世間)閻浮提有翅頭末城，其王名儴佉的，彌勒屆時將托生于此城中一個名叫修梵摩的大臣家中，降生、出家、成道、說法，其經歷一如釋迦牟尼佛。彌勒繼釋迦成佛後，將在華林園龍華樹下三次說法，廣度眾生。

　　⑤《義妖傳》：既是《白蛇傳》，在中國廣為流傳，開始時是以口頭傳播，後來民間以評話、說書、彈詞等多種形式出現，又逐漸演變成戲劇表演。後來又有了小說，民國之後，還有歌劇、歌仔戲、漫畫等方式演繹。到了現代也有根據《白蛇傳》拍成的電影，編排成的現代舞，新編的小說等。這個故事以《白蛇傳》的名字出現大抵出現在清朝後期，之前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名字。目前發現《白蛇傳》的最早的成型故事記載于馮夢龍的《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清朝乾隆年間，方成培改編了三十四出的《雷峰塔傳奇》，嘉靖十四年，又出現了彈詞《義妖傳》，至此，蛇精的故事已經完全由單純迷惑人的妖怪變成了有情有義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