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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流布經教利人天－－金陵刻經處140年散記(肖永明)
description: "江南佳麗地，六朝古都南京繁華競富的市中心，有一極清淨的去處，這便是著名的佛教文化機構金陵刻經處。看云起潮落，紅塵擾攘之中，金陵刻經處鬧中取靜，歷140年風雨歷程，一路走到了今天。2006年9月22日，秋風勁爽度江天，海會云集聚金陵，各方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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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布經教利人天

－－金陵刻經處140年散記

肖永明

　　江南佳麗地，六朝古都南京繁華競富的市中心，有一極清淨的去處，這便是著名的佛教文化機構金陵刻經處。看云起潮落，紅塵擾攘之中，金陵刻經處鬧中取靜，歷140年風雨歷程，一路走到了今天。
　　2006年9月22日，秋風勁爽度江天，海會云集聚金陵，各方大德長老、檀越信施來到金陵刻經處，共同紀念金陵刻經處創立140周年，慶祝金陵刻經處傳統木刻雕版印刷技藝入選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祝禱讚頌，法喜充滿。光風霽月，天歡地喜之中，金陵刻經處140年風雨歷程，一幕一幕，一點一點，都在向我們演音說法……
　　一
　　1866年，「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楊仁山居士，創立金陵刻經處，「奮起末法蒼茫，宗風歇絕之會，以身任道，論師、法將、藏主、經坊，四事勇兼，畢生不倦，精誠旁薄。」(沈曾植《楊居士塔銘》)從此，中國近現代佛教波推浪湧，開始了全面復興。
　　晚清中國佛教衰敝，學佛信眾幾乎一經難求。 1865年，楊仁山初至南京。此前病後閱讀佛典《大乘起信論》而對佛法發生興趣、產生信仰的楊仁山居士，來到南京便進而搜求佛典，但也僅購得經書數種。
　　1866年，楊仁山攜全家移居南京，參與經過10年戰火後的城市恢復工作，主持江寧工程。戰火過後的南京，佛教文物典籍損毀殆盡，甚至連最常見的佛經如《無量壽經》、《十六觀經》等也難以覓到。他的同事王梅叔，深研佛學，兩人志同道合，經常在一起切磋，對此佛法衰敝、經書難覓的境況，深感痛惜。他又與魏剛己、趙惠甫、劉開生、張浦齋、曹鏡初等交游，共同討論弘法事業，認為在末法時代，只有佛教經典廣為流傳，才能共霑法益，光大佛法，普濟眾生，便發起創辦金陵刻經處。
　　金陵刻經處成立後，首刊《淨土四經》，開始了印經以弘法、弘法以利生的事業。楊仁山居士發勤勇心，約志同道合者10人，草訂章程，募刻佛藏。刻經經費除發起人按月認捐外，派人外出勸募。刻經處初創時期，設寫手1人，刻手7人，主僧1人，香火2人。楊仁山「日則董理工程，夜則潛心佛學，校勘刻印而外，或誦經念佛，或靜坐作觀，往往至漏盡就寢。」
　　楊仁山身兼數職，頗妨礙學佛，1873年，遂屏去雜務，專志居家讀經。1874 年，依據《造像量度經》，審定章法，延請著名畫家張益、張國瑞和名刻工潘文法，繪刻釋迦牟尼佛像、西方極樂世界圖、十八臂、四十八臂觀音像。又尋得周璕畫慈悲觀音像、簡詔畫靈山法會圖等精美佛畫，摹繪刊印流通。楊仁山泛舟游歷蘇浙，禮阿育王寺佛舍利，朝普陀山梵音洞，聽聞蘇州洞庭西山有古寺，想必有舊經古籍，便又前往搜尋，無所得，而旅資短缺，幾不能歸。時家計也發生困難，即復就江寧籌防局工作。1875年，去漢口經營鹽局工程。
　　1878年，楊仁山隨曾紀澤出使英、法，在英國博物館見到國內遍尋不得的我國古本佛經，異常感慨，刻經弘法的決心更加堅定。1881年6月30日，在倫敦日人末松謙澄寓所，楊仁山見到了在牛津大學研究梵文的日本真宗學者南條文雄，第二天晚上又約見于中國公使館，「奇談頗多」。楊仁山與南條文雄相互探討佛學，相契甚深，結道誼之交。南條文雄贈與楊仁山梵文本《大云輪請雨經》，從此，他們經常互贈經書，往來切磋。楊仁山歸國後，還時常托南條在日本購書，前後共購得中國隋唐古德遺著300種左右，其中不少在中國早已經失傳。
　　當年楊仁山托南條文雄購得的經書，至今尚有190種860冊完好保存在金陵刻經處深柳堂。古本復存，睹之令人思緒幽幽。而南條文雄在其《贈書始末》中對他們往復搜求贈與佛典的詳細記述，更是讓人感慨系之。楊仁山內弟蘇少坡赴日本時，帶去了楊仁山給南條文雄的信和求購書目，楊在信中說：「因舍親蘇少坡赴貴國之便，特以奉贈《身心語》……唐以前佚書，貴國間有存者，弟欲覓晉時支道林、竺道生著述，另開于後，如可覓得，祈代購數種。倘寺內尊藏之本，不能購買，可屬蘇君鈔稿寄回，不勝盼禱！」 南條文雄應楊仁山之請，廣為蒐求，得到赤松連城等的襄助：「10月17日，余在西京向赤松連城談及的事情，希望藉他藏書寄給楊氏抄寫。11月20日，赤松師寄來書籍，後又收到寄贈書籍7部，因此連同這些書寄給蘇氏，讓他轉送楊文會。」千里迢迢，幾經輾轉，收到南條送來的佛典以後，楊仁山表示了深深的謝意：「承赤松連城君贈書8冊，感謝無極。萬里同風，作法門文字交，誠千古勝緣也。雖未能把臂傾談，而展玩手寫之本，不啻睹面親承矣。」
　　對于前前後後多年來，通過南條文雄尋回諸多隋唐古德逸書，楊仁山不禁感慨萬千，致信南條：「比年以來，承代購經籍，千有余冊，上至梁隋，以至唐宋，貴國著述，羅列滿架，誠千載一時也！非閣下及東海君大力經營，何能裒集法寶如此之宏廣耶？」楊仁山不辭艱辛，廣事搜求，集腋成裘，隨募隨刻，艱難而複精進，感人至深。
　　當時，日本藏經書院正在編印《續藏經》，也需要日本國內未見之經籍章疏及密教典籍。應日本方面請求，楊仁山又在我國國內多方蒐求，前後供給藏經書院、南條文雄等佛典數十種。日本《續藏經》編纂中野達慧在《日本續藏經編纂印行緣起》中說：「先是介南條博士，請金陵仁山楊君蒐訪秘籍，未幾又得與浙寧蘆山寺式定禪師諦法門之交，雁魚往來，不知幾十回。二公皆嘉此舉，或親自檢出，或派人旁蒐，以集目錄未收之書，而見寄送者，前後數十次，幸而多獲明清兩朝之佛典。予每接一書，歡喜頂受，如獲趙璧，禮拜薰誦，不忍釋手，雖蠹簡斷篇，靡弗收錄焉。」 楊仁山還在經濟上贊助《續藏經》，《續藏經》的「隨喜助緣芳名錄」甚至以仁山居士為首。金陵刻經處的刻經和日本藏經書院編輯《續藏經》，事雖別行而復相應，展開了跨國間的合作互助，令人感慨。
　　正是本著復興整個中國佛教的宏誓悲願，四處尋覓，上下求索，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具有了可以標舉時代的風范。
　　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高立義，以弘法布教為目標，所印經籍全部重新加以句逗、分段和校勘，使版本更加精審，更加便于學人讀解；使經義得到更加清晰呈現，義學振興有據。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嚴簡擇，對文義淺俗、迷信附會之書及偽經偽論嚴格簡別，從經籍源頭上杜絕了相似佛法的泛濫，保證了佛教正法的弘揚。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廣涵蓋，不拘一宗一派，特別是楊仁山居士通過南條文雄從日本尋回中國宋元以後失傳的隋唐古德著述三百多種，擇其精要刻印流通，使三論宗、唯識學等宗派得以舊義復明、宗旨重光、絕學恢復，近代中國佛教也從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復興之路。金陵刻經處高立義、嚴簡擇、廣涵蓋，刻印經籍，流布經教，為近代中國佛教的復興，提供了可靠的經典依據，也是近代中國佛教得以復興的基礎。
　　二
　　1897年，楊仁山築室于金陵城北延齡巷。新居院落占地六畝多，有房屋60多間。楊仁山的起居室在院落的西部。起居室的前面有池塘，四周植柳，取唐人詩意，命名為「深柳堂」，學者因以「深柳大師」稱居士。此處是楊仁山校勘經典、著述授學的地方。堂分三間，東間是臥室，中間是會客室，西間是書房。是年夏天，楊母孫氏卒，三年服闋，仁山對三個兒子說：「我自28歲得聞佛法，時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獲如願，今老母壽終，自身亦已衰邁，不復能持出家律議矣。汝等均已年壯，生齒日繁，應各自謀生計，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為十方公產，以後毋以世事累我。」 1901年，他命其三子立了「分家筆據」，將住宅房屋60多間並宅基地六畝多，悉數捐給了金陵刻經處，永作刻經、藏版、流通之所，而歷年刻經所欠3810兩銀債務，則由三房分擔償還。這種為法奉獻精神，令人感嘆讚嘆!
　　楊仁山居士築室延齡巷，舍室為法，金陵刻經處有了永久場所，刻經弘法事業更好地開展，影響日隆。
　　1896年，譚嗣同在南京候補江蘇知府，不願與腐敗官府周旋，聞知南京城內有楊仁山先生「新學舊學兼通」，便欣然來到金陵刻經處，向楊仁山居士執弟子禮，研習佛學、新學，著成其代表作《仁學》，以佛教理念鎔鑄新學，提倡變法維新，轟動一時，肇始了佛學對當時社會思潮乃至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譚嗣同離寧赴京參與戊戌變法，將其一套紅木桌椅送與楊仁山，並將楊仁山一子帶去北京求學，以答謝師恩。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引頸就戮，決志為法捐軀，楊仁山之子也欲同往就義，譚嗣同以獻身變法為己之使命，而侍奉孝養其父為其使命相催促，將其趕離了危險境地。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學。前清佛教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與思想界無關系。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頗治相宗，然非其專好。至乾隆時，則有彭紹升、羅有高篤志信仰。紹升嘗與戴震往復辯難(《東原籍》)。其後龔自珍受佛學于紹升(《定庵文集》有《知歸子讚》，知歸子即紹升)，晚受菩薩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薩戒，易名承貫，著《無量壽經會譯》等書。龔、魏為新學家所推獎，故新學家多兼治佛學。石埭楊文會，少曾佐曾國藩幕府，復隨曾紀澤使英，夙棲心內典，學問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專以刻經弘法為事。至宣統三年武漢革命之前一日圓寂。文會深通法相、華嚴兩宗，而以淨土教學者，學者漸敬信之。譚嗣同從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學》，尤常鞭策其友梁啟超。啟超不能深造，顧亦好焉，其所著論往往推挹宗教。康有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進退佛說，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
　　楊仁山居士之創辦金陵刻經處，影響所及，由譚嗣同而梁啟超而章太炎，旁及康有為、楊度等，一時間，佛教思想融會社會新思想，鼓盪社會變革、革命風潮，影響了整個近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革取向，作用巨大。追根溯源，源頭之一便在于金陵刻經處。
　　1908年，楊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經處創辦祗洹精舍，這是中國最早的佛教學校之一。楊仁山居士為振興中國佛教而辦學，吸引了一批青年才俊來此參學。太虛大師這樣的中國佛教革新領袖人物即從此脫穎而出。
　　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講學以刻經，闡教以益世，始願之宏，垂謨之遠，都源于老居士無限深廣的悲誓宏願。楊老居士通過出使英法深入考察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深刻認識到：「泰西各國振興之法，約有兩端。一曰通商，二曰傳教。通商以損益有無，傳教以聯合聲氣。我國推行商業者，漸有其人。而流傳宗教者，獨付缺如。……今欲重興釋迦真實教義，當從印度入手，然後遍及全球。庶幾支那聲名文物，為各國所器重，不至貶為野蠻之國矣。」正是基于振興中華的宏願，以流布經教、增益社會為職志，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復興中國佛教，才產生了如此廣泛的、深遠的影響。
　　有願力之宏，便有信心之堅定。楊仁山居士在百事堪哀的當時就深情地展望：「就目前世界論之，支那之衰壞極矣。有志之士，熱腸百轉，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興。然揣度形勢，不出百年，必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這種深廣的愛國情懷，給金陵刻經處事業增添了異彩。
　　三
　　楊仁山晚年，回憶自已一生的刻經弘法事業，說：「鄙人四十年來，屏絕世事，專力于刻經流通，竊以弘法利生為願。」1911年10月8日下午，楊仁山居士去世。當天上午，他還與同人詳論刻經諸務。當聽說又覓得古本注釋數種，歡喜不已，說：「予幸得聞此書之存也。」遵其「經版所在，遺體所在」之遺囑，他的弟子門人，在刻經處深柳堂後、經版房前為其建塔安葬，永遠守護著金陵刻經處的延續發展。
　　1918年，楊仁山居士墓塔竣工，塔院後牆嵌有沈曾植撰、魏家驊書之塔銘。楊仁山居士一生，「流通功德藏，接續人天師」，「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經典至百余萬卷，印刷佛像至十余萬張 」，功德無量。
　　楊仁山居士的去世，在日本也產生了哀思。當時在日本政治避難的章太炎，發起在東京舉行追悼會，立即得到了日本佛教界大德名宿的響應。1911年11月8日，「于東京一橋學士會(館)，由大內青巒、高楠順次郎、高島米峰、妻木直良、南條文雄、村上專精、前田慧云、赤松連城、水野梅曉、島地大等、章炳麟諸氏發起，為清國仁山楊文會居士舉行了追悼會。午後2時開會，高島氏致開會辭，然後，與會者一同面向安放居士肖像及遺墨的祭壇就座。南條博士誦經之後，由妻木氏代讀赤松連城寄來的輓詩，一一上前焚香。接著，有南條博士對故人的懷舊談，至此，儀式結束。又于別室，水野梅曉氏敘述了當時在清國數次和居士會面的情形，以及釋慶淳氏給故人門生教授密教之事。4時左右，散會。與會者27名，章炳麟氏因故缺席，由其門生傅銅代理出席。赤松連城的輓詩如下。挽仁山楊大人：嗚呼楊君，宗門之彥。身在金陵，德化遠傳。嘗游泰西，百研千鍊。雖則研鍊，素質無變。深信真乘，弘通經卷。至老益堅，孜孜不倦。神交多年，未曾識面。通信惠書，不見猶見。嗟君逝矣，何耐悲戀。聊陳微詞，以代菲奠。」(日本第三弟子《楊文會居士追悼會》)
　　楊仁山居士去世後的當天晚上，按照楊生前的要求，同人在碑亭巷蒯壽樞住宅開會，討論組成金陵刻經處董事會，推梅光羲、吳康伯、歐陽柱、狄楚青、葉子貞、梅光遠、李翊灼、王雷夏、李曉暾、蒯壽樞、濮伯欣等11人為董事，商議維護金陵刻經處辦法，承居士遺意，商定歐陽竟無、陳鏡清、陳宜甫三人分負編校、流通、交際之任，共同負責刻經處事業，金陵刻經處事業後繼有人。
　　1914年，魯迅先生以會稽周樹人的名字施銀金陵刻經處60元，刻印《百喻經》一百部。早在1906年，與楊仁山居士交誼甚厚的著名居士蒯若木(壽樞)，就勸同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學佛。1914年，魯迅開始認真閱讀佛經，「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是年7月29日，魯迅「托許季上寄金陵刻經處銀50元，擬刻《百喻經》」。此後，魯迅在日記里詳細記述了《百喻經》刻印贈送並以之為母祝壽的情況。
　　10月7日，「寄南京刻經處印《百喻經》費10元」。1915年1月11日，「《百喻經》刻印成，午後寄來卅冊，分貽許季上10冊，季市4冊，夏司長、戴蘆(舟令)各1冊。」12日，「午後贈稻孫《百喻經》1本。」13日，「上午寄二弟《百喻經》6本一包。」15日，「又贈稻孫《百喻經》2冊，汪書堂1冊。」17日，「午後季自求來……贈以《百喻經》1本。」19日，「贈陳師曾《百喻經》1冊。」21日，「晚蔣抑之來，贈以《百喻經》……各1冊。」7月20日，「夜以高麗本《百喻經》校刻本一過。」1916年5月10日「送朱造五《百喻經》一冊。」
　　12月3日，魯迅「歸省發程」，從北京南行，向浙江紹興老家出發， 7日到家，13日「為母親六十生辰」。這之間，魯迅攜為母珍重準備的壽禮——《百喻經》，一路經過刻印《百喻經》的金陵刻經處所在方所，該是以一種怎樣的心境注目金陵刻經處？
　　也許，從此之後，魯迅乃至魯迅作品、魯迅精神，都在以一種自己的方式注視著金陵刻經處以至由金陵刻經處肇始復興的中國佛教。
　　是啊，魯迅後來深思苦參 「國民性」問題，「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國民性」人物形象塑造中，早已深深浸透了《百喻經》對人性無明癡暗冥頑的批判精神，攝人心魄，透徹骨髓，甚深復甚深……
　　四
　　「深柳大師以辛亥革命之前二日示寂，先期以金陵刻經處校理刊印之事付囑(歐陽)竟(無)師，蓋並迦葉阿難二尊者之事業而寄諸師一人之身也。」 (黃懺華《記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內學院之先河》)承續楊仁山居士遺願，「一代佛學宗師」歐陽竟無繼續老居士未竟之業，繼續校刻其生前未完成的《瑜伽師地論》後四49卷，廣事刻印千年絕學法相唯識典籍，並作敘闡述法相唯識奧義。千年晦暗不明的唯識奧義一經歐陽闡明，便深得有識之士讚嘆。他每成一敘，必去上海與沈曾植暢究其義而歸。一次，恰值日本佛學家木村太賢來滬，一同就佛學深義進行交流，相談甚契。章太炎在《支那內學院緣起》中說：「友人歐陽竟無嘗受業石埭楊居士，獨精《瑜伽師地論》，所學與余同。嘗言唯識法相，唐以來併為一宗，其實通局大小殊焉。余初驚怪其言，審思釋然，謂其識足以獨步千祀也。」
　　歐陽竟無在金陵刻經處研究部進而聚集人員，大興研究講學之風，吸引十方。高視闊步的梁漱溟前來問學後，在舉世矚目的北京大學講壇，「一日謂全級學生曰，歐陽竟無先生，時之泰岳，吾不如彼，君等學佛，當往從之，吾且先矣。」(王恩洋《追念親教大師》)參加辛亥革命而對革命黨人中之私欲薰心、勾心斗角不滿，退出革命，專志學術，後來成為現代新儒家宗師的熊十力，于北京廣濟寺向梁漱溟請教佛學時，梁漱溟也勸他去向歐陽竟無問學深造。1920年秋，熊十力辭去天津南開中學教職，來到南京金陵刻經處研究部，拜歐陽竟無為師，鑽研佛法。
　　研究部人員增多，金陵刻經處內地方不夠，歐陽竟無遂于刻經處旁邊躬家橋、雙塘巷租屋，以便繼續從事研究講學，而經費有限，條件非常艱苦，有時甚至只能一日一餐而已。熊十力只有一套衣服，洗外套時，只能終日臥床御寒；洗內衣時，罩上外套在刻經處院內行走，同人戲稱為「空空道人」，大家相視一笑，也不以為意。而歐陽竟無也時而帶領弟子門人游雞鳴寺、掃葉樓、莫愁湖諸名勝，相隨逶迤前後，高歌唐人詩句過市，旁若無人，儼然有「浴乎沂，風乎舞雩，泳而歸」之風。
　　歐陽竟無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攝受引領著一批求道者，在金陵刻經處孜孜研習推闡佛法：「師于同人親若家人父子，常以豪傑相期許，謂非超群絕倫人，不能堪此淡泊生涯，銷聲窮巷，鍾蹟蕭齋，治出世間學也。……然師神韻嚴肅，容止方稜，以叔師道不尊由師不嚴也。復常勉同人以尊師重道，同人偶有失當，亦訶斥隨之，聲色俱厲，不稍寬假也。」(黃懺華《記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內學院之先河》)
　　歐陽竟無的學問見識、人格魅力及其辯才無礙，傾倒了不少的社會精英，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來參學請益。姚妙明、呂澂、黃樹因、徐克明、蘇心田、黃懺華、陳銘樞、劉抱一、黃子山、熊十力等人，先後相率前來研究部追隨歐陽竟無研習佛學。為了將金陵刻經處研究講學事業發揚光大，歐陽竟無擬將研究部擴大發展創建為支那內學院。1918年，先于金陵刻經處研究部設籌備處，經4年籌備，1922年，于南京公園路正式創立支那內學院。內學院一成立，歐陽便創講「唯識抉擇談」，吸引了十方善信前來聽講請益。梁啟超來南京東南大學講學時，也前來聽歐陽講唯識學，後因病中止。1922年11月4日，他致函歐陽，引以為憾：「侍講席兩旬，所以弘我者無量。方翼多聆慈誨，益植善根。不意比以積勞，病中心藏。醫者督責輟課靜養，而此間從事結束，非久便當北歸。在此當尚有半月以上。自悵善緣短淺，有導師而不克久侍。然此兩旬所受之薰，自信當畢生受用不盡也。歸後療養稍可，當輟百業，以一年之功，專治唯識。或常以書請益，仍乞垂憫見誨。並呈拙稿數篇，能批數語擲下，亦足鼓其精進也。敬上。竟無先生吾師。啟超拜。」以梁啟超當時在政界、學界和社會上的巨大影響，對歐陽卻如此殷勤恭敬懇切，可以見到歐陽竟無之學識人格，面向社會，誨人之真，攝人之廣，感人之深。從此，旁出金陵刻經處發展的支那內學院，又將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講學以刻經、闡教以益世的風尚，推向了更廣闊的天地。
　　五
　　楊仁山居士之後，金陵刻經處繼續募刻《大藏輯要》，共集資24900元，至 1922年，刻資告罄。此後，至 1938年，僅刻經數10種。從1912 年至1938年，金陵刻經處共刻印經書約300余種。金陵刻經處印刷經典佛像流通，本著弘法利生精神，只是按紙墨印工計算成本，管理的經費也是另外由信眾捐助，這樣，一旦募集經費告罄，刻經活動也便難以為繼了。實際上，至1922年，募集的刻資用完後，金陵刻經處刻經業務便已經基本停頓了。
　　1937年12月，日軍進占南京，刻經處人員離散。支那內學院由歐陽竟無率眾將歷年所刻經版遷往四川，而在南京的房舍和數10萬卷藏書則毀于日軍屠城大劫。刻經處深柳堂也被日軍焚毀，楊仁山居士墓塔幸免于難。日軍曾數度問津刻經處，搜尋經版藏于何處。看守者早已將收藏經版的三間大屋妥為封閉，並將坊內通往藏版處的曲徑塞滿雜物，經版終于並未被日軍發現搶掠。
　　深柳堂被日軍焚毀後，日本國內佛教界得知情況後，感于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之與日本佛教界的法誼，要求恢復，汪精衛政府迫于壓力，撥款復建，但因施工偷工減料，復建的深柳堂不復以前規模意蘊。
　　40年代末，刻經處業務已完全停頓，所有職工皆已散去。當時，僅有陳宜甫一人，住半間小屋，孤守殘局。大院內住了40幾戶人家，樹倒牆塌，垃圾滿地，甚至連儲存經版的十幾間房屋的窗戶鐵柱也被人撬去盜賣。金陵刻經處已是呈現出一派風雨飄搖、淒涼蕭楚的境況。
　　1952年，陳宜甫去世，刻經處看守無人。趙樸初居士在上海接到楊氏後人告急書，深感刻經處之重要，不能聽任消失，便邀集滬上緇素大德圓瑛、應慈、持松、妙真、清定法師及林子青、游有維、李讚侯居士等開會，組成金陵刻經處護持委員會，推趙樸初居士為護持委員會主任。護持委員會出資，並派徐平軒居士主持恢復刻經處業務，金陵刻經處得以從破殘不堪的殘局中被挽救過來。在南京市政府的支持和佛教界的協助下，收回了房舍，並得以全面修葺恢復。
　　當時經版雜亂散置在經版房地面上，地面潮濕，灰塵厚積，蛛網密布，經版蟲蛀霉爛嚴重。經過清掃整理，入架經版共計47421塊。
　　1957年，金陵刻經處成為中國佛教協會直屬事業單位，根據中國佛教協會的統一安排，全國各地主要經版資料一起歸併到金陵刻經處集中保管使用。金陵刻經處經版增至15萬多塊，成為全國漢文佛經刻印收藏中心，補齊印行流通了《玄奘法師譯撰全集》等大部類經典，在全國佛教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歐陽竟無弟子，「當代功力無出其右的佛學大師」呂澂先生攜支那內學院經版圖書資料，也回歸到了金陵刻經處，得以妥為保藏傳承下去。今天，歐陽大師、呂澂先生使用批閱過的佛典，還在金陵刻經處深柳堂書櫥中，整齊排列，向人們展示著大師的真跡。
　　呂澂先生將他始終珍藏保管的歐陽竟無的珍貴手稿，也帶到了刻經處。對于恩師歐陽竟無的資料，呂澂先生總是小心翼翼地妥為保藏，不願有一點閃失。1943年歐陽大師去世後，不管外出到哪里，呂澂總是隨身攜帶一個小鐵匣子，別人都感到很奇怪，其實，那里面就珍藏著歐陽大師的遺像。
　　呂澂先生對歐陽大師師生感情之深摯，對歐陽大師創立的事業的殷勤守護、善予傳承，都源于歐陽大師學問見識、精神品格的感召，源于他們師生之間聲氣相應、莫逆于心的感應。1918年歐陽籌辦支那內學院時，急需得力助手，想到了在刻經處研究部跟隨他研習佛學的學生呂澂。但當時呂澂已在劉海粟所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教務長，撰有《美學概論》、《美學淺說》、《現代美學思潮》等專著，是中國美學領域的開拓者，又與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互為呼應，提倡「美學革命」，已是聲名卓著。然而，歐陽還是說動呂澂放棄已很有成就的美學專業和教職，毅然決然回到金陵刻經處，與他一同籌辦支那內學院。從此，呂澂先生專心佛學，孜孜兀兀，窮年累月，追隨歐陽大師直到逝世，未暫舍離。
　　呂澂攜帶恩師歐陽竟無及支那內學院的重要經版資料，回到了金陵刻經處。在金陵刻經處，他具體負責領導在此成立的「《佛教百科全書》(中國卷)編纂委員會」工作，培養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托培養的佛學研究生，講授「中國佛學」、「印度佛學」等課程。呂澂與游俠、李安、田光烈、談壯飛諸先生，帶著來自北京、內蒙古、上海的杜繼文、張春波、高振農三位研究生，在其慈悲社3號住處與金陵刻經處，往來教學、研究、著述並指導金陵刻經處工作。楊仁山、歐陽竟無、呂澂一脈相傳的金陵刻經處法脈文脈，重現光華，熠熠生輝。
　　六
　　「文革」浩劫，金陵刻經處與全國佛教寺院一樣，也受到沖擊，人員遣散，圖書資料被送去回爐。紅衛兵宣傳隊進住刻經處，吃住排練都在其中。院內變得一遍狼藉，到處都是印經用宣紙，紅衛兵隨手拿來當如廁手紙，而經版木架，則被用來燒水燒飯。經版被登記造冊，準備象徵性保留幾塊，其他全部銷毀。這些情況上報到了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協會感到事態嚴重，便將情況一直上報到了國務院。國務院直接去電南京要求保護，經版才重新上鎖保護起來，所藏經版12萬多塊得以保存下來，但也已經全部下架，散置在地，凌亂不堪。
　　1973年，旅居美國的楊仁山居士孫女楊步偉和孫女婿——國際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回國觀光，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他們向總理提出恢復刻經處的請求，周總理深夜召見趙樸初居士，指示「保護恢復金陵刻經處」，吩咐規劃恢復。趙樸初居士陪同趙元任夫婦到刻經處拜掃墓塔，並首先組織協調收回了墓塔前深柳堂三間房屋。「文革」中，金陵刻經處的恢復工作就已啟動，這在全國佛教界都是絕無僅有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趙樸老9次親赴南京，得到江蘇省、南京市有關黨政部門的大力支持，解決了許多難題，金陵刻經處業務得以真正恢復。
　　1982年重印首批經書《淨土四經》、《百喻經》、《楊仁山居士遺著》，趙樸初親撰《金陵刻經處重印經書因緣略記》，「以志法輪重轉之慶」，感嘆「其亦法運更新之始歟!」。此後，金陵刻經處持續不斷地印行流通了大量經典，特別是《藏要》、《玄奘法師譯撰全集》、《普慧藏》等大部類佛教典籍的印行流通，很好地滿足了佛教界的需求，為當代中國佛教做出了貢獻。1990年，得到香港宏勳法師發起捐助，金陵刻經處購置了現代印刷設備並逐步更新，在傳統印刷的基礎上，又用現代印刷技術印刷新版佛教書籍，進一步擴大了刻經處印經事業的內涵，滿足了佛教善信的新需求。
　　「文革」後，金陵刻經處恢復發展，趙樸老傾心護持，凡是到南京，都要到金陵刻經處看看。看到印經事業恢復有序後，趙樸老總是囑咐，「佛學研究，尚待發揚」，「恢復仁山先生、竟無先生倡導佛學研究、培養佛教學術人才的事業」，深心祝願「講學刻經事業日新日進」，「不負仁山先生及其門弟子與歷來護持者創業守成之艱難，尤毋負周恩來總理在動亂期間諄諄囑咐恢復刻經處之至意！」
　　2000年5月21日，殷殷護持金陵刻經處的趙樸老舍報西去。金陵刻經處印經房舍前一株根深葉茂的高大香椿古樹，同時枯萎樹冠西側一半。次年，春風吹拂中，那一半，又新綠復萌。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今年，國務院又授予「金陵刻經印刷技藝」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中央電視台「中國記憶」欄目，為此對金陵刻經處進行了專題實地拍攝報道。
　　1986年、1997年，分別舉行了金陵刻經處創立120周年、130周年紀念活動。今年9月22日，又舉行了140周年紀念暨入選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慶祝活動，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長老、常務副會長聖輝法師、副會長兼秘書長學誠法師、副會長明學法師、覺醒法師等大德善知識，風行影從，齊聚金陵，盛況空前。
　　140年來，金陵刻經處在楊仁山、歐陽竟無、呂澂三代佛學大師及其後繼者薪火相承、踵事增華下，在各方大德長老善知識的大力支持、傾心護持下，行行重行行，延續發展至今。
　　徜徉在綠樹掩映、庭院深深中，那刻版塊塊、宣紙頁頁，總在向我們演示著，刻印經典弘聖教，金陵刻經處這一歷140年發展，一路風雨、幾度興衰而薪火相承、慧燈不熄的著名佛教文化機構，老樹春深更著花，必將繼續常明慧炬，為佛教，為社會，放大光明，做大功德，作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