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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西天取經的文化使者——玄奘(常學)
description: "前言玄奘大師生于隋末唐初，他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佛教事業，是我國四大翻譯家之一，傳譯了許多經典，豐富了祖國的文化。為印度和各國建立了文化友誼的橋梁。他還將法相之理，新因明之學移植華夏，並讓其在當時的都界盛極一時，他那種頑強的意志，嚴謹的治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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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取經的文化使者——玄奘

常學

　　前言
　　玄奘大師生于隋末唐初，他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佛教事業，是我國四大翻譯家之一，傳譯了許多經典，豐富了祖國的文化。為印度和各國建立了文化友誼的橋梁。他還將法相之理，新因明之學移植華夏，並讓其在當時的都界盛極一時，他那種頑強的意志，嚴謹的治學態度，以及他偉大的貢獻和強烈的影響都是值得我們回顧和繼承發揚的。
　　　一、玄奘所處的時代背景
　　玄奘是舉世聞名的佛學家、思想家，也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他畢生追求事業和奉獻的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愈來愈為我國各族人民和亞洲各地的民眾所珍視。
　　玄奘及其業績無疑是初唐時期國內外社會環境的產物。他所處的時代正是被歷史學家稱之為「貞觀之治」的黃金時代，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
　　當時印度文化大量湧入漢地，伴隨著印度天文學、數學、語言文字和手工藝等知識的傳入，印底的佛教哲學入其相關文化也日益滲透到唐朝的上流社會之中。
　　另外，唐太宗在平定隋末群雄割據的局面後，很注意改善農民的處境，從而使社會生產力迅速的得到恢復和發展。這為佛教及其文化事業的大規模開展提供了物質保證。佛教自兩漢時傳入中國後，到了南北朝時期佛教經典才逐漸在民眾中間扎根，並開始繁榮起來。正因為隋唐時期，佛教受到帝王和貴族的尊重，才使得玄奘、義淨等人從印度取回很多的經典，經過釋譯廣泛普及開來，為中國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大師求法之因由及其成就
　　(１)勇于探索真理
　　在我國南北朝時，佛教正處于匯合時期。北學蘊含深蕪，窮其枝葉；南學不重文字，但取玄理，清通簡要。于是不少佛學家著書立說，以述為作。用疏解、文句、注釋等種種形式解釋佛教經典，發揮其意蘊，從而形成許多的學派和宗派，各擅其勝，百家爭鳴，形成了唐代佛教的新局面。
　　玄奘在出國前，就曾輾轉各地，參訪各種不同學派的名師，向他們請益受教。從他學習的經典情況看，無疑他已掌握了當時佛教的義理、語言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識，但他不滿足于他所得的成就，常常對「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的問題進行尋根問底，渴望了解佛教全面正確的知識。因此，當他從印度來華學者波頗密多羅那里知道了戒賢法師講《瑜伽師地論》的消息後，于是為了「一睹明法了義真文」，以求得佛教真理，便「杖策孤征，乘危遠邁」，卻印度尋求新的知識，開辟佛學研究的新途徑。當是雖未得到唐太宗的批准，仍偷渡出境，冒險尋真理。
　　正如《慈恩傳》云：「法師既遍謁眾師，備飧其說，詳考其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所從。乃誓游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可追，清風絕後，大丈夫當繼之！」由此可知，玄奘西行的主觀願望是為佛教界解決問題，而其客觀的效果則對當時思想界起了不小的影響。這一偉大的志願，在玄奘的一生中，可以說是始終一貫的。
　　玄奘法師不怕困難的精神是眾所周知的。他發願到印度去求法，須具有最大的犧牲精神，也是行菩薩道的一種實踐。他在出國的時候，孤身孑影，突破重重關隘，橫渡渺無人煙的沙漠，攀越號稱世界屋脊的蔥嶺，忍受了現代人所不能想象的困難。行程數萬里，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就是因為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精神，使他的事蹟甚至于為神話，流傳世間，婦孺皆知。
　　此外他還克服了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的「三難」——即學梵文難、得經本難和文化交流難。如果沒有堅忍的拔的精神，玄奘是無法克服這些難關的。正如道宣云：「歷天險而志愈慷慨，受凶賊而神彌厲勇。」這正描繪出奘師堅強的意志，艱忍的精神。
　　(２)攀登學術高峰
　　玄奘在求法旅途中，只要一過到有專長的學者，他都會殷殷
請教，這樣不斷的充實，不斷的磨練，在到達那爛陀寺時，他已經是一位有深厚根底的學人。
　　在那爛陀寺，他受到了特別隆重的歡迎。戒賢法師對這個極其勤懇的遠地學生，顯然傾注了全部的精力。五年之間，他為玄奘把卷帙浩繁的《瑜伽師地論》講了三遍，其他許多重要經論，講了三遍、二遍、一遍不等。五年之後，玄奘不僅是精通三藏、五明的佛教學者，並且是造諧極高的梵文大家。他成為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寺的四大名師之一，在印度學術界獲得了至高的榮譽。但是玄奘法師並未滿足，又以幾年的工夫，遍游印度南北各地，同各宗各派的學者廣泛接觸。
　　玄奘還就自己的心得，為那爛陀寺僧眾們講說，並寫出一部１６００頌的《破惡見論》來顯發大乘佛教之真義，破斥小乘之我見，並用梵文撰寫了《會宗論》三千頌，以解決印度佛學「性相」二宗的爭執。他參加種種學術論辯集會，取得了很高的聲譽，尤其在曲女城召開的無遮大會上，玄奘立「真唯識量」，以無礙辯才駁印度數千學者，一時名震五印，萬人景仰，被大乘人尊為「大乘天」、小乘人尊為「解脫天」；印度各界僧人，普天同慶，共唱：「佛法重興！」聲譽之陲我以復加。
　　　三、學成歸國在文化領域上的貢獻及其學術成就
　　歷代高僧訪問印度，不僅攜歸大批梵文經典，並把印度天文、歷算、醫學、因明等傳入我國。這些對中國文化雖有很大的影響，但中國文化的本位依然存在，並未受其同化。由于中國文化體系不斷的吸取印度文化新血液，故使我國的文化內容更加充實偉觀。玄奘在譯經等多方面的成就，更助顯了中國文化的燦爛與輝煌。
　　(１)對傳譯經典之貢獻
　　翻譯是玄奘一生活動的突出方面，也是他對我國文化的最大貢獻。他在這方面的成績，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從他開始，我國古代的翻譯史就進入了所謂的「新譯」時期，他不僅開我國佛教譯經史上的新紀元，即使在世界學術界上亦少有其匹敵。尤其重要的是，他對翻譯極其嚴肅的工作態度，直至今天仍值得我們學習。
　　玄奘工作作風踏實，計時分業的精神，也很值得我們稱讚效仿。玄奘法師學成歸國後，幾乎沒有休息，立即著手進行工作。在短短三個月，他就在弘福寺組織起一個規模完整，人員精干，分工精細的譯場，開始翻譯工作。可見他對于實現自己的理想，是如何地不肯輕易放過一時一刻。整整十九年，他一直全神貫注地堅持在這個崗位上工作。
　　《慈恩傳》對他每日的工作情況有一段總的描述。他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時間為弟子們講解新譯的經論，和為遠來請教的學僧解答問題，並與寺中大德研討各種理論，評述諸家異同，其譯業彪炳、誨人不倦的精神，也是空前卓絕的，據前人的統計，在他譯經這十九年中間，他平均年譯七十卷，最後四年間乃才高到年譯一百七十卷之多。
　　玄奘畢生翻譯的經論共有７５部１３３５卷，約３００余萬字，占唐代譯經的一半以上。另外，他還寫下了不朽的《大唐西域記》一書。並把《道德經》譯成梵文傳到印度，又將《大乘起信論》譯為梵本而歸還印度，所謂「法化之級，東西互舉」。就當時的學術的情況看，他實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２)對中印文化溝通之貢獻
　　中印兩大民族，為亞洲文化之巨擘，雖然漢武帝開辟西域，張騫出使大夏，但因自然環境的重重阻礙，所以並沒有使此兩大文明古國發生直接接觸。然由我國歷代高僧，以誓求大示的堅韌精神，舍己為人的悲願，以冒險而不屈不撓的毅力，終于克服了一切困難和阻礙，從漢至唐七百年間，陸續前往，多達二百人左右，奘公乃其中之一人也。
　　玄奘法師懷著解決教理問題的目的游學西方，回國後大力傳譯經論，由他帶來的佛教，理性思維的成份特別豐富。其所著之西域記，取材之廣、記事之精，獨步古今。今之史學家、考古家、旅行家，從事中亞的探險者，無為珍視其為史地學之鴻寶。後來被譯為英、法、德等版本。是故奘師不惟是我國淵博之佛學家，也是我國深入西域偉大的探險家。其不僅命名中印文化得以溝通，並使中印兩大民族得以融合，成為安定亞洲的柱石。千百年來，中印兩大民族從未發生過領土戰爭，而對中印兩國文化交流，屬空前，亦絕後。
　　唐代是中古時期我國和亞洲國家文化交流最頻繁的時代。玄奘就是首先為這個時代在各國關系上開辟道路最有成績的一人。他從東到西，從北到面，穿越了當時的中亞細亞，走遍了印度次大陸的全境，親見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他隨處采風問俗，尊師求友，參訪他們的聖地，傾聽他們的傳說。他以平等心尊重當地人民，也得到當地人民的尊重。從此一百多年中間，唐朝和印度的關系一直未斷，道宣稱：「天竺信命，自奘而通。」作為一個佛教徒，奘師的確為生長他的時代作出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一千多年來，他所播下的友誼種子，仍深深植根于東方各民族之中。
　　(３)對因明學的貢獻
　　玄奘在印度參學未回國前，中土所流傳是因明學的古因明，這些古因明論典在譯成漢文其間，印度陳那所創的新因明也誕生，但還未及時譯傳來華。
　　玄奘在那爛陀寺住了五年，他在探研大乘真義的同時，也研習了佛教古因明和新因明的理論，尤其是對陳那的新因明體系，他用力甚勤。因為此因明是大乘有宗立破的工具，是那爛陀寺傳統的方法論與知識論，戒賢是陳那的二傳的弟子，玄奘既然受業于戒賢，自然要承繼因明的傳統，故其深得因明的要旨。
　　玄奘從印底回國時，攜帶經論中有３６部因明經典。回國後，他傳譯新因明，其中所譯的《正理門論》，是陳那的早年著作。此論以立破為方軌，以論證的反破為綱，將正理派遣２２種誤難整理成品１４種過類。這是一部劃時代的邏輯論，它影響著整個漢傳因明的風格。
　　奘公在譯經的同時，還不辭辛勞，每日抽出時間為僧眾講解經論，無論請教他的人有多少，他都會循循善房誘，一一酬答，不使遺漏。就在這樣的學術氛圍和學習風氣下，深奧的新因明終于在僧眾中流傳開來。並由一些日本、新羅的弟子，把這一邏輯體系到國外去。
　　玄奘對因明的貢獻是非常傑出的，使得漢魏以來顯得空寂的邏輯論壇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雖然，後來由于武則天主要扶植禪宗的華嚴宗，加上慈恩宗本生有經院哲學的煩瑣傾向，慈恩宗所倡導的法相唯識理論逐漸失去支持，與唯識論緊密相依的因明論也跟著衰蹶不振。但新因明在初唐時期畢竟盛極一時，玄奘及其門人樹立起了一塊邏輯的里程碑。為我國邏輯史上增添了輝煌的篇章，這是不可否認的。
　　(４)對唯識學的貢獻
　　首先我們從玄奘法師的師承來研究，他從出家之後到出國之前，先後曾經從六個人學《攝大乘論》，此外記載中有提到他所問學的《毗曇》、《雜心》等等，卻沒有提到《般若》和《三論》，因此有人說他偏重法相。其實這正表明玄奘在性空宗之外，竭力找尋宇宙人生是如何緣起的道理，而這個道理在當時的中國佛教界所依據經典還是不足的。于是他就出國找尋「理無不窮、事無不盡、文無不釋、義無不詮、疑無不遣、執無不破、行無不修、果無不證」(《瑜伽師地論釋》)的相宗寶典《瑜伽師地論》了。此論是相宗的根本經典，由此可見唯識是奘公思想的主流。玄奘對唯識學的貢獻，並非僅在于傳譯瑜伽等經論，他還將世親所著的《唯識三十頌》，由印度護法等十大論師所作的注釋，糅合成一部《成唯識論》，藉以貫通新的唯識的鴻溝，獨辟蹊經，奠定唯識新學的理論基礎。
　　唯識學雖淵源于印度，然促其在成，我國佛教史上能有一個完整的學術思想系統，不得不歸功于玄奘，在唯識學上奘公是屬印度唯識學正統，是我國法相宗的始祖。這在世界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上，都占極重要的地位。
　　至于奘公所傳承唯識特色何在，大略有五點：
　　１、緣起性空：緣起，就是三自性中的依他起，若依龍樹的見解脫，這本是緣起性空的，並沒有他的自體性。但唯識者，依他的緣起法不可說空，依他有緣生性，空的只是自然生性，若依他起的心識也空，那唯識不但落入中觀的范疇，善惡因果也無從建立了。
　　２、賴耶唯妄：賴耶為唯識的中心義，依奘公所傳的唯識思想看，它唯識是虛妄雜染的，因賴耶識是生死流傳與清淨還滅的主體，在眾生分上，就不能不說它是虛妄的。印順導師的虛妄唯識的這一立名，就是根據奘公所傳的唯識而安立的。
　　３、漸次階位：從修行證悟說，唯識從不說頓悟圓證，而是說漸次經歷幾個位次，而後完成無上佛果，如唯識說的資糧、加行、通達、修習、究竟五位可知。
　　４、三乘究竟：佛法一向有三乘究竟與一乘究竟的爭論，後期的真常唯心系，是主張一乘為究竟然一乘是方便的，奘公的唯識系，是主張三乘究竟一乘方便的，二者剛剛敵體相反。
　　５、闡提無性：這與五性一性之別有關，真常者認為唯有一性，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唯識者分為五性差別，說闡提無佛性，肯定不能成佛。
　　以上諸類思想，雖然是玄奘法師所傳的唯識特色，但並不是很合乎中國人的胃口，所以在中國經一度發揚後，旋即趨于沉寂。現在是高科技時代，因為唯識學有著嚴密的組織，非常合乎科學的條理，所以近代也有很多人喜歡研究它，如果真能將其發揚光大，不難住在今日混亂的思想界中，負起領導的作用。
　　四、後人對大師功業之讚譽
　　由于玄奘在行解上是一個完美無瑕的典范，具有常人罕見的素質，因此不少評論家常常以「超凡」的角度去讚譽他。然而玄奘是一個什麼樣的偉人、玄奘的精神究竟是什麼，迄今仍是眾說紛紜。他那種追求理想、不惜身命的精神，魯建軍稱之為中華民族的「脊梁」。在中國歷史上數經百計的求法僧人中，玄奘的行跡之廣闊和成績之卓越，都超過了他的前人和後斷。他是我國佛教優良傳統最典型、最圓滿的體現者。
　　印度的僧人和學者不但讚美他的修持，而且也讚美他對印度佛教和歷史所作出的貢獻，如印度孟加拉僧伽大會秘書長達摩帕爾說：「玄奘仍然活在每一位印度人的心靈深處，倘若沒有他字字珠璣般的著作，我們印度歷史就不會完整。」我國偉大的文學家梁啟超說他是「千古之一人」。
　　在我國歷史上對玄奘的評論莫過于他的同時代弟子道宣律師所作的概括：「聽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性；不倨不諂，行藏適時；吐味幽深，辯開疑議。實務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只這寥寥數語，玄奘的高尚人格、學業成就和務實精神已躍然于紙上。
　　結束語
　　由此從玄奘法師身上，我們看見了大乘菩薩的真實履踐精神。他的一生是努力奮斗探索的一生，是不斷前進攀登的一生，是艱苦創業的一生，顯示中華民族的高貴品質，不愧為中華民族的「脊梁」。大師是一個影響深遠的佛教理論家，不畏艱險的旅行家，卓越的翻譯大師，舍身生求法的典型，名副其實的中印友好的化身，因此大師的千秋偉業將永遠銘刻在世界人民的心里。總之，他的一生體現了中華民族千古不朽的中華魂！
　　參考書目：
　　１、《巨讚集》黃夏年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三者版
　　２、《中國佛教》中國佛教協會編　知識出版社會版１９８２年８月第１版
　　３、《中國佛教十大奇僧》王仲堯著　安微人民出版社
　　４、《玄奘大師研究》張曼濤主編　大乘文化出版社
　　５、《閩南佛學院學報》１９９３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