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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世界文化名人——玄奘
description: "玄奘是中國唐代偉大的佛學家、哲學家、旅行家、翻譯家，是中西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和世界文化名人。以玄奘西行取經為藍本的《西游記》故事在中國乃至世界廣泛傳播，使得唐僧(玄奘)的故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的世界百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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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是中國唐代偉大的佛學家、哲學家、旅行家、翻譯家，是中西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和世界文化名人。以玄奘西行取經為藍本的《西游記》故事在中國乃至世界廣泛傳播，使得唐僧(玄奘)的故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的世界百位文化名人中，玄奘與孔子被推舉為世界文化名人。2004年國務院新聞辦將玄奘與孔子、老子、孫子、屈原作為我國第一批對外宣傳的歷史文化名人向世界推介。玄奘歷時十九年翻譯的浩繁的佛教典籍，已經成為中國唐代以後佛教文獻的范本和標準經典，對于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和鼎盛，對佛教作為中國古代儒、釋、道三大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唐以後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意識形態及道德規范等領域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並且隨著佛教的東傳，滲透到日本、朝鮮半島等東南亞地區，對亞洲地區佛教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作為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玄奘對印度最新的佛教理論的翻譯和傳播，為世界佛教文化中心由印度向中國的遷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玄奘那種不辭萬難、遠征求學的堅強意志；努力學習、虛心鑽研的好學傳統；堅持真理、謙虛禮讓的道德品質；不慕虛榮、潛心學問的嚴謹學風；以及報效祖國、信仰彌堅的愛國愛教信念，都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和傳統美德的凝聚和升華，是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魯迅先生稱玄奘等舍身求法的人為「民族的脊梁」。梁啟超稱玄奘為「千古一人」。
　　一、玄奘西行求法交流，為世界佛教文化中心由印度向中國的遷移奠定了基礎
　　玄奘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其歷經十七載，從佛教文化中心印度帶回佛教典籍520夾，675部。
　　眾所周知，玄奘自幼即立下宏願大誓，「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並因聰慧好學而被隋大理寺卿鄭善果破格錄入僧籍。在其後的十余年間，少年玄奘遍訪名師，周游巴蜀，訪學荊揚，北上相趙，兩入長安，對當時流行于南方的攝論學派和北方的地論學派都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佛學的理論基礎已經非常扎實，在初唐長安佛教界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當時玄奘被譽為「釋門千里駒」，並被薦入選「長安十大德」稱號。但玄奘自己卻越學越覺得不足，越學越覺得難以找到佛學的真諦和理論標準。因為他在各地師承的諸家學說教義互歧，莫衷一是，而其佛經翻譯也支離破碎，各執一端，遠非系統和完善，猶如盲人摸象，難窺真邈。同時，隋末唐初的宮廷喋血，對當時人們的心理沖擊相當大，使玄奘更加感覺到弘法利生的迫切與必要，堅定了他西行求法的意志與決心。這時，中印度名僧光智三藏抵達長安，玄奘從光智的口中，了解了佛教發源地印度的現狀及那里的名師、要典和學說，對印度佛教文化中心那爛陀寺有了較全面的了解，對精通瑜伽的那寺百歲主持戒賢法師充滿了欽敬和景仰。他覺得只有親蒞源頭，才能釋去自己心中的疑惑，得到佛學的真諦，遂決心更加堅定：「必誓游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經》(即《瑜伽師地論》)以釋眾疑。」
　　玄奘數次上表西行未獲允准，遂于貞觀三年隨就食之飢民西行，違禁出關。在經歷了渺無人煙的大沙漠，翻越了峻險陡峭的風雪凌山，跋涉了冰雪千年不化的興都庫什山，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跨越了大自然和人類自身極限的一次次挑戰後，終于到達佛國印度。沿途玄奘拜謁了各處佛教勝蹟，參訪名師，勤習佛典，努力學習各地語言文字，了解沿途國家歷史地理、文化藝術和風物人情，使自己的佛教學識和歷史地理知識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貞觀七年，玄奘到達印度佛教的最高學府、印度佛教文化中心那爛陀寺。在那寺，玄奘拜正法藏、瑜伽大師戒賢為師，學習瑜伽論五年，全面掌握了印度瑜伽學說的最新理論成果，同時在因明學、聲明學等領域也有了很高的造詣。此後，他遍游南印二十八國，對印度大乘空宗、小乘佛教及婆羅門教的理論也進行了鑽研，從而成為一位學貫東西、兼通大小乘、集佛教理論和宗教實踐于一身，站立在佛學研究領域巔峰的三藏法師。
　　玄奘的成就，代表了當時世界佛學研究的高峰。作為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玄奘也得到了印度各國人民的尊重。在玄奘學成歸國之際，印度各國國王、僧侶將他們潛心收藏的多種版本、各家學說的佛教典籍675部交由玄奘帶回國內。這些佛教典籍，彙聚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核心和精華，包含了傳統的佛學經典和佛學研究的最新理論成果。隨著這些經典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以及玄奘法師的回歸，標志著世界佛教文化新的傳播中心在中國的形成。此後，在公元十二世紀，阿拉伯帝國侵入印度大陸，印度進入了笈多王朝統治時期，佛教在印度全面衰落並迅速消亡。世界佛教文化中心完成了由其發祥地印度向中國的轉移。而真正使這一遷移得以順利而圓滿實現的，正是大唐玄奘法師。
　　二、玄奘的佛經翻譯，為中國佛學的發展和鼎盛奠定了基礎
　　玄奘法師西行求法十七年，帶回大量的印度佛教經典，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佛學研究的理論寶庫。其後，他又用十九年的時間，嘔心瀝血地將其中的七十五部、1335卷翻譯成漢文。玄奘的翻譯，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爭取朝廷支持，設立國家譯場進行佛經翻譯 　 玄奘在長期的求法交流過程中，深深地懂得「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道理。因此，在回國途中到達于闐後，即致書太宗皇帝，敘述自己違禁求法的經過，希望得到太宗的諒解。回到長安後又迅速趕到洛陽拜謁太宗，「君臣相見甚歡，」玄奘盛讚太宗的仁德，稱自己能夠穿越重阻到達印度，「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求得太宗對佛教及其譯經事業的支持，從而得以在長安設立國家譯場。這樣，既能在全國范圍內遴選和匯聚佛學研究的頂尖人才，組織起最高水平的國立譯場，同時，朝廷在財力、場所、安全警衛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免除了譯場的俗務干擾和後顧之憂，能夠一心一意、專心致志地從事佛經翻譯工作。
　　2、譯經的數量眾多
　　玄奘法師自貞觀十九年回國至麟德元年圓寂于玉華寺的十九年間，先後在長安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順賢閣、坊州玉華寺等地開設譯場，譯出佛教經、律、論共七十五部、1335卷，約占中國隋唐時期僧侶譯經總數的一半以上，比中國古代著名翻譯家鳩摩羅什、真諦、法護、義淨、不空譯經的總和還要多，占到《大藏經》總數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在玉華寺的最後四年中，譯出佛經14部，682卷。
　　3、采用直譯與意譯相結合的方法，開創了「新譯」的里程碑 　 作為譯場譯主的玄奘法師精通梵文、巴利文等多種文字，又精通聲明學、因明學，同時又具有極深厚的佛教文化功底和理論知識。因此，由他組織的譯經班子，無疑能夠最透徹地理解佛經的本意，並用最貼切的文字將經文翻譯出來，曲盡佛經深奧的內涵。譯場中匯聚的一大批高僧碩儒，通過完備而科學的譯經程序，形成最終的、堪稱完美的漢文經典。譯文音顫鏗鏘、落地有聲，文字暢達，富有邏輯性。另外，在翻譯領域，玄奘將直譯與意譯相結合，「根據不同經文的義理和語言，酌情使用語意翻譯和交際翻譯，以求最大限度地將佛經傳譯給中國讀者。其譯經意義，不僅在于豐富了中國思想、文化、語言和文體，還在于早在1300多年前，就以其卓越的翻譯實踐，囊括了現代翻譯學所能歸納和認定的基本翻譯原則和翻譯境界。」開創了中國翻譯領域「新譯」的里程碑。
　　4、翻譯經典種類齊全玄奘印度取經，師承大乘有宗的戒賢法師，學習瑜伽有宗的理論。但他能兼收並蓄，融會貫通，在全面掌握瑜伽論的基礎上，對印度大乘空宗、小乘佛教甚至對婆羅門教的有關理論都進行了鑽研，遇到名師就虛心求教，學成方行。在回國之後的譯經過程中，玄奘對印度各部派的典籍都有翻譯。其中最重要的有大乘有宗的《瑜伽師地論》、《解深密經》、《成唯識論》，大乘空宗的根本大典《大般若婆羅密多經》，有小乘佛教的《阿毗達摩發智倫》、《阿毗達摩具舍論》、《異部宗輪證》等。在玄奘所譯的經卷中，《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計二十萬頌六百卷，是玄奘平生所譯最大的一部經卷。「般若波羅蜜」為梵語音譯，意為「通過智慧達到彼岸」。該經告訴一切眾生如何以智慧成就法身解脫的法門，因此被譽為「諸佛之智母，菩薩之慧父」、「鎮國之巨典，人天之大寶」，在佛教典籍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他還將中國道教的經典《道德經》、《大乘起信論》翻譯成梵文，流傳到印度等地，開辟了中譯梵的先河。 (上)
　　5、譯場組織嚴謹，分工細密，精干高效。
　　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玄奘組織起了規模宏大、分工嚴細的譯經場。進入國家譯場的大賢高僧，均是玄奘精心挑選的佛界精英，「證義大德為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即宏福寺沙門靈潤、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門道琛，汴州雁覺寺沙門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門沈泰，綿州振音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又有綴文大德九人……字學大德一人，正梵語大德一人」。代表了當時中國佛學的最高水平。同時眾多高官碩儒參與其中，如左僕射房玄齡就任「總知監護」，後來的尚書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等「時為看閱，有不穩便處，即隨事潤色。」保證了譯經質量。
　　玄奘譯場譯經分十道程序，即譯主負總責，分筆受(綴文)、度語、正梵本、潤文、證義、梵唄、校勘、監閱總校、正字等。根據譯經需要進行合理安排，這樣就將譯經工作程序化，系列化，有條不紊，精干高效。
　　6、注重傳承與創新
　　玄奘游歷印度十七年，掌握了佛教理論發展的最新成果和傳統經典，因此，對于佛教典籍能夠全面把握，在忠實翻譯佛教經典的同時，對佛教理論進行傳承和創新。如法相宗基本理論依據《成唯識論》的譯撰，是玄奘在無著、世親所撰《唯識三十論》和其十位弟子分別撰著的基礎上「綜錯群言，以為一本，楷定真謬，權衡盛則，」糅譯撰著而成的，是玄奘與高足窺基對印度瑜伽有宗理論的創新和再造。玄奘在印度撰著的《會宗論》、《制惡見論》及《三身論》都是佛教理論的創新。另外，玄奘在佛經翻譯的技術與方法上也不斷發展與創新。如其堅持的「五不翻」原則，體現了對歷史、對著者的一種尊重，是以否定的形式來肯定一種嚴肅、負責的文化精神和態度。
　　7、開創了由中國僧人主持譯場翻譯工作的新局面。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佛經的翻譯工作隨即展開。東漢時有西域高僧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在漢地的譯經。十六國時期，西域高僧鳩摩羅什在長安設立譯場，翻譯佛經。羅什所翻佛經，范圍廣博，卷軼浩繁，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南朝時，印度名僧真諦乘船從海路來華，在建安翻譯經書。隋朝時，首設統一國家的譯場——長安大興善寺和洛陽上林苑翻譯館，由僧官或高僧擔任監護。但在隋唐以前，中國的佛經翻譯，始終是外國人作主譯，中國僧侶輔助。這種局面在玄奘回國之後得到了改變。玄奘設立的國立譯場，是首位由中國僧侶作譯主的譯場，標志著中國佛經翻譯由被動走向了主動，開創了中國佛經翻譯工作的新局面。
　　玄奘翻譯的佛教經典，不僅完整地保存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思想成果，同時，為中國佛教文化的發展、成熟，佛教在中國的鼎盛準備了完整的思想寶庫。奘譯經典成為此後中國佛教學派典籍的標準和典范，為佛教中國化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
　　三、唯識宗對中國哲學體系形成的影響
　　唯識學是印度佛教的一門古老的學說，起源于公元四、五世紀，其奠基者為無著、世親兩兄弟。以唯識學為核心的大乘有宗是繼大乘空宗之後，印度佛教所形成的最重要的佛教宗派。它的思想體系，是以主觀唯心主義和思辨邏輯相結合，偏重于知識論的經驗檢討。因此，大乘有宗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更加偏重于思辨哲學以及哲學體系的形成。
　　大乘有宗在中國的傳播，南北朝時北方有西域名僧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譯傳世親的《十地經論》，南方有印度高僧真諦譯傳無著的《攝大乘論》。但這些法相古學及其思想，因為受到大乘空宗的批評，同時其理論所包含的哲學思想，難以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因此，其影響力十分有限。
　　唯識宗真正在中國的流布，始于玄奘及其弟子。玄奘全面地翻譯並融匯介紹了印度唯識學的理論著作，玄奘弟子對玄奘的唯識學著作做了大量的注疏，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唐代第一大佛教宗派——法相唯識宗，建構了中國唯識學的基本模式和理論體系。玄奘作為法相唯識宗的開宗大師，上承印度無著、世親以至護法、戒賢一派的宗教哲學，下啟弟子窺基、圓測，融合了南朝的攝論學派和北方的地論學派，成為初唐盛極一時的佛教學派。
　　受清末革新運動和西方哲學思想傳入的影響，唯識學在二十世紀初重新得到重視，唯識學研究成為當時佛學研究的熱點。當時研究、宣傳唯識學的團體，南京有歐陽竟無領導的支那內學院，北方有韓清淨創辦的三時學會。同時，梁啟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等，在佛教唯識學的基礎上，構建了各自的學術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既具有東方傳統文化的風采，又不乏西方哲學的認識論的特徵。既汲取了中國傳統佛教理論深厚的文化底蘊，促進了法相唯識宗的復興，又給予了他們進退西學的開放氣魄。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近代哲學體系逐步形成了。
　　四、開辟了中印政治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玄奘法師游歷印度十七年，他以自己個人魅力，以虛心鑽研、謙虛禮讓的道德品質，展示了大唐帝國開放的氣度胸襟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博得了印度各國人民的敬仰和愛戴。在玄奘的影響下，中印度羯若鞠闇國的戒日王在公元641年曾遣使來唐，唐太宗在貞觀十五年(641)派出了以梁懷敬為正使的使團出使回訪了北天竺的摩揭陀國，這是中國使團第一次抵達北印。戒日王又遣使者隨梁懷敬回訪長安。太宗為答謝其誠意，在貞觀十七年(643)又派遣以朝散大夫李義表為正使、容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為副使的22人使團，送戒日王的使者回國，到達後受到了戒日王的熱情接待，將唐代中印友好關系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間，李義表、王玄策還專門到摩揭陀國的摩訶菩提寺的「證聖道場」至誠瞻仰，並勒碑留念。此後，中印之間的交往就逐漸頻繁，政府、民間、商業往來、僧侶互訪貫穿了整個唐代。其中王玄策作為唐使在二十二年中多次出訪印度，為兩國人民的友誼，建立友好的國家關系做出了重要貢獻。(中)
　　中印文化的交流由來已久，早在兩漢之際，印度佛教就通過西域傳入中國，並對中國的政治、文化、藝術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東漢時明帝夜夢金人，遂于永平十年，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使天竺。永平十四年，蔡愔等與印僧迦葉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因立白馬寺于洛陽雍關西，以居二僧。中國有寺僧自此始。東晉時期，中國高僧法顯赴印求法，開辟了中國僧侶赴印求法的先河。但自漢魏至隋唐，中印文化的交流，主要是佛教通過西域向中國的傳入。這一時期，印度及西域地區來華的僧侶多達數千人，佛教在中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並逐漸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玄奘法師則將中印文化的交流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他遠赴印度，通過虛心的學習和刻苦的鑽研，成為五印首屈一指的佛教學者，站立在世界佛教文化的最高峰，被印度大乘教派譽為「大乘天」，小乘教譽為「解脫天」。他所著的《制惡見論》及《會宗論》、《真唯識量》等是對印度佛教理論的創新和發展。這一時期，玄奘的學術活動，主要是交流和傳播，而不僅僅是簡單的學習。同時，他還將《道德經》、《大乘起信論》等中國典籍譯成梵文，讓印度了解中國的文化和宗教思想，並向戒日王介紹了《秦王破陣樂》等中國音樂。增進了印度人民對中國的了解。
　　五、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記》是研究南亞次大陸和中亞地區各國歷史地理的經典著作
　　玄奘法師游歷印度十七年，往返五萬余里，于貞觀十九年春攜帶大量經卷和佛像回到長安。唐太宗得知玄奘回國，在洛陽宮儀鸞殿召見了他。當時大唐王朝正在對西域用兵，急需了解西域地區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等情況。太宗即請玄奘將其在西域及印度的所見所聞撰寫成書。于是，由玄奘口述，弟子辨機執筆的《大唐西域記》一書，于貞觀二十年七月編撰完成。
　　《大唐西域記》共分十二卷，約十余萬字，書中記載了玄奘游歷印度途中所親歷的110個國家和傳聞的28個國家的情況。按照國名、地理形勢、幅員廣狹、都邑大小、國王族姓、宮室、農業、物產、貨幣、衣飾、食物、語言、文字、禮儀、兵刑、風俗、宗教信仰、佛教勝蹟、寺院等分門別類，各有詳略。全書內容豐富，文字流暢，敘事翔實。書前冠唐尚書左僕射于志寧、敬播兩序。卷一記述了今新疆及中亞廣大地區，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經之地。卷二至卷十一有印度地區總述，並分國別介紹五印各國概況。卷十二介紹玄奘回國過程中所經過的帕米爾高原及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緣諸國概況。
　　《大唐西域記》記載了東起新疆、西達西亞、南到印度半島南緣、北到吉爾吉斯斯坦廣大地區國家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科學概括了印度次大陸的地理狀況，成為這一地區最全面、系統、綜合的地理述記，是研究中世紀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阿富汗等國的最為重要的歷史地理文獻。
　　《大唐西域記》已經被譯成德、法、英、日等多國文字，成為近代對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的佛教勝蹟及歷史名城進行歷史考察或考古發掘的最重要的文獻指導書。印度對佛教勝蹟那爛陀寺的考古發掘，充分證實了玄奘記載的準確無誤。1971--1974年印度考古學者在北方邦比普拉瓦進行的考古發掘，證實了此處正是玄奘《大唐西域記》中所記載的迦毗羅衛國的真正故址。如今，隨著時間的流逝，這部巨著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深遠。對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印度的歷史地理和宗教文化而言，這本書已經成為最基本的研究史料。
　　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記》一書，記載內容之豐富，收錄國家之多，內容之翔實可信，史料價值之高，在中國圖書資料中實屬罕見。這部曠古未有的歷史地理學著作已經超出了國界，對世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並將繼續對佛教文化和南亞歷史的研究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六、玄奘的圓融匯通，和諧豁達對唐代佛教興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玄奘歸國之前的中國，是一個儒、釋、道並重的社會。隋唐統治者對于宗教的態度，是三者並用但時有所偏。儒家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傳統思想，為社會提供「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觀念和「正統」的思想，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提供鞏固秩序的理論根據。因此是無可替代的；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宗教，具有廣泛的社會和群眾基礎。南北朝以來，歷代皇帝素信道教。「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為故事。」到了唐代，由于唐王朝的大力提倡，道教的地位空前提高。高祖李淵為自高門第尊道教始祖老子為祖;太宗李世民頒《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高宗李治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時期，道教更加顯赫，玄宗托言夢見老子，請人畫老子像，頒行天下，並親注《道德經》，以推廣道家思想；而佛教則處于相對困窘的狀態。唐初帝王對于佛教的態度，一直只是利用而已，他們看重的是佛教協調自然、協調社會、協調人心、與人為善、助人為樂、克己奉公、淡薄名利的教化作用。而對于佛教本身，則更多的是限制。高祖時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撰《高識傳》(十卷)宣傳反佛思想。高祖頒《沙汰僧道詔》以限制佛教的發展。唐太宗對于佛教也只是利用。早年他曾經說過：「朕于佛教，非意所尊，所好者，惟堯、舜之道，周、孔之教。」貞觀二十年太子太保、宋國公蕭瑀佞佛，太宗就曾當面駁斥，並舉南朝梁武帝佞佛亡國舊事警示。在佛、道之爭中，高祖李淵排出了「老先次孔末後釋」的次序，太宗則專門下詔：「……自今以後，齋供、行法、至于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由此可見佛教在初唐的地位。而這無疑會給正在研習佛法、弘揚佛教的玄奘留下深深的思考。
　　玄奘以其獨特的個人魅力，力爭唐王朝對佛教及其譯經事業的支持。他于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回到長安，稍事休息，即于二月一日趕赴洛陽，拜謁太宗皇帝。太宗即「別赦引入深宮之內殿」，「君臣相見甚歡」，玄奘「面奉天顏，談敘真俗，無爽帝旨，從卯至酉，不覺時延，迄于閉鼓。」可以說是「一見傾心」、「相見恨晚」，太宗對玄奘的學識和人品十分佩服，對玄奘的譯經事業表示大力支持。
　　貞觀二十二年，正在玉華宮避暑游獵的唐太宗想到在長安苦譯經書的玄奘法師，于是詔玄奘來玉華宮避暑。玄奘即藉此機會向太宗介紹自己的新譯作《瑜伽師地論》，並請太宗為之作序。唐太宗費時月余，通覽了這部長達百卷的佛教典籍。該經的閱讀，對李世民產生了強烈的震撼，徹底改變了他先前對佛教的偏見與誤解。至此，太宗李世民心歸佛門，「平章法義、福田功德不輟于口。」一心佞佛。命祕書省將玄奘新譯經論繕抄九份，分贈雍、洛、並、相、荊、揚、涼、益、幽等九州，並令各地宣播流通，惠及國民。另外還大肆度僧，一次度僧總數達一萬八千五百人之多。(在初唐總戶數不足三百萬的情況下，這一數字是驚人的。)他還專門下詔，頒布《佛遺教經流行敕》，詔令京官、州官人手一冊《佛遺教經》，用以檢查、監督僧尼們的「行業」。該敕的頒布，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了玄奘法師所譯佛教典籍。從此，奘譯佛經成為中國佛教各大宗派的典范。太宗與玄奘君臣則「相得益深，無時暫間，凡衣服臥具，頻詔換易，如家人也。」君臣相遇極深，恩遇優渥。
　　玄奘法師利用一切機會取得朝廷的支持，抬高佛教的地位。高宗即位後，玄奘經常隨侍左右，在適當的機會，選擇恰當的詞彙來「頌聖」，並不失時機地為皇室大小事務上表祝賀。皇子李顯(即後來的唐中宗)降生後，玄奘法師為其取法名「佛光王」，而且還「受三歸依」，並于李顯出生當日、三日、滿月連續三次上表祝賀。皇帝派御醫賜藥，玄奘都要再三上表，表示感謝。為了佛教的興旺，玄奘不得不犧牲自己寶貴的時間，違背自己的意願去迎合高宗，爭取朝廷對佛教的支持。表現出作為一位偉大的佛學家和傑出的政治活動家的圓融匯通、和諧豁達。在唐高宗的大力支持下，玄奘的譯經事業得以順利進行，佛教的地位空前提高。
　　玄奘法師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他西游印度十七年，親歷西域110國，有旅行家多姿多彩的生活經歷；他將印度佛教典籍帶回中國，並進行了全面的翻譯和撰著，創立了中國唐代佛教第一大宗派法相宗，為了譯經事業勞心費力、殫精竭慮，具有作為宗教徒的殉道精神；他既具有思想家的救世熱情，又具有成熟政治家圓融匯通、善于利用各種積極因素的才能和膽識。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國文化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