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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玄奘譯經和創宗事業述略(謝重光)
description: "玄奘法師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佛學家、翻譯家、旅行家，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偉大使者。其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難以備述。本文僅就其從印度取經歸國後，在譯經和創宗兩個方面的工作和貢獻略作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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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譯經和創宗事業述略

　　謝重光

　　玄奘法師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佛學家、翻譯家、旅行家，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偉大使者。其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難以備述。本文僅就其從印度取經歸國後，在譯經和創宗兩個方面的工作和貢獻略作綜述。

　　一、譯經偉業

　　玄奘一切活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弘法，弘法的重要內容是譯經。

　　在玄奘之前，中國的佛經翻譯早已開始。傳說在東漢永平十年(67年)，當漢使用白馬從西域馱經至洛陽的時候，名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就在白馬寺譯出了《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五部佛經，不過這只是傳說而已，並不能證實。可以確定最早的漢譯佛經是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來自波斯的高僧安世高譯出的《明度五十校計經》，這比玄奘開始譯經早了將近五百年。

　　魏晉以後，佛經的翻譯不斷地發展，譯師輩出，像釋道安、鳩摩羅什、求那跋陀羅、法顯、寶云、真諦、闍那崛多、波頗等，都有值得稱讚的譯經業績。其中道安主持的譯經，開始組織了譯場，譯場中設立各種專職，分工合作，首創集體譯經的做法。鳩摩羅什在後秦譯經，後秦主姚興為他組織的譯場規模很大，姚興親自參與譯事，羅什執梵本，姚興持舊經，互相酬校，羅什手下有沙門八百余人充當助手。隋代則創立翻經館，成為官辦的編譯所。自東漢末年迄于唐初，譯出的經、論超過四千卷，譯人也有一百人以上。

　　不過，在玄奘看來，以前的譯經存在嚴重的缺點。主要是翻譯底本多半是東來的梵僧、胡僧攜帶之本，多為中亞語轉譯的胡本，梵本不多見，或者經本不全，或者錯訛很多，未能精選完整的高質量的經、論作為底本；譯人方面，若是梵僧、胡僧，則不精漢文；若是漢僧，則未識梵語，都要通過中介者轉譯，很難把原作的意義與風格確切地表達出來。這樣譯出的經本，大多是節譯的零星小品，譯的質量不高，譯音錯訛、文義搞錯的情況大量存在。漢地的僧人依據殘缺的、文義不確的譯經加以講習和講解、傳授，難怪不能了解佛教教義的全貌和究竟的道理。[1]

　　玄奘就是不滿舊譯經典的殘缺簡陋而冒死西游取經的。他取回的經典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有的重要經典有多種不同的版本，他就兼收並蓄，都予取回，這就解決了翻譯底本的質量問題。他又博學多通，對各種經、論及各家學說都有極深造詣，又精于因明、聲明、婆羅門語及印度的各種專門之學，漢文水平之高更不待言，這就解決了前此譯經者「或善胡義而不了漢旨，或明漢文而不曉胡意，雖有偏解，終隔圓通」[2]的問題。好的翻譯必須具備的條件，即有好的底本，譯者熟練掌握本國文字和外文，還得精通所譯的業務這幾條，玄奘都具備了，此外，他還有一條有利條件，即他先後得到了太宗、高宗的不同程度的支持。

　　固然，太宗對玄奘譯經的支持是有限的，但畢竟是支持的。太宗讓玄奘在長安弘福寺譯經，並按照玄奘的要求派人守衛該寺，不讓外人隨便打攪玄奘的譯事；又讓西京留守房玄齡解決玄奘譯經所需的人力、物力，這就使玄奘的譯事有了最基本的保證。

　　有了這些保證，玄奘的翻譯大業就在貞觀十九年夏天正式開始了。他組織起一個很健全很嚴密的譯場，譯場成員有譯主、證義、證文、書手、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等十種。譯主是主譯人，也是譯場的總負責人，須精通梵、漢語文，深究大小乘經論，辨析名相[3]，證解微義，凡遇到翻譯上的疑義，由他判斷決定。玄奘親自出任譯主。證義是譯主的輔助者，審查已譯成的文字的意義與梵本有無出入或錯誤，與譯主斟酌決定。證文負責審查譯主宣讀梵文時與原文有無舛誤。書手一稱度語，把梵文的音義寫成漢文。筆受把梵文的字義翻譯成漢文的字義。綴文負責整理譯文稿本，使其符合漢文結構。參譯校勘原文是否有錯誤，同時將譯文回證原文，看是否有錯誤。刊定負責文字的初步整理，對所譯成的每句、每節、每章，去蕪存菁，使其簡練扼要明確。潤文負責對譯稿進行文字加工，使其流暢優美。梵唄是在以上九道程序之後，用梵音念一遍，修正音節不和諧處，以便傳誦。

　　這年三月，玄奘從洛陽回至長安，入居弘福寺後，即將所須的證義、綴文、筆受、書手等人數，列出清單，交房玄齡調集。房玄齡根據太宗的指示，從全國各寺院抽調。至夏六月初二日，所調之人都已齊集弘福寺，他們是：證義大德十二人，即西京弘福寺靈潤、文備，羅漢寺慧貴，實際寺明琰，寶昌寺法祥，靜法寺普賢，法海寺神昉，廓州(治今青海化隆之黃河北岸地)法講寺道琛，汴州(今河南開封)演覺寺玄忠，蒲州(治今山西永濟縣西蒲州)普救寺神泰，綿州(治今四川綿陽東)振響寺敬明，益州(今四川成都)多寶寺道因；綴文大德九人，即京城普光寺棲玄、弘福寺明璿、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簡州(治今四川簡陽西北)福聚寺靜邁，蒲州普救寺行友、栖巖寺道卓，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照仁寺慧立，洛州大總持寺玄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即京城大興善寺玄謩。自外，筆受、書手等人，以及有關衙門供給的各種譯經用品也都齊備無誤。

　　比起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場的助手八百，甚至說弟子三千，玄奘譯場的人手顯得很少，但卻十分精干。選入譯場的二十幾位大德，都是一時英傑。他們或者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或者在漢文、梵文、讚唄等方面造詣精深。其中如道宣、神昉、神泰、慧立，辯機等皆才氣縱橫，日後大有建樹。他們仰玄奘清德，欣然投于門下，既充譯經助手，又是受業弟子，濟濟一堂，齊心協力，致使玄奘譯場的效率極高，所譯經的數量和質量都超邁前哲。

　　玄奘的譯經工作有很周詳的計劃，什麼經該譯，什麼經暫時不譯，什麼經先譯，什麼經後譯，他都有通盤的考慮。一旦決定了要譯某一經論，他先廣羅不同的版本，校勘異同，擇善而從。例如《大般若經》，玄奘帶回的共有三本，到了翻譯之時，凡遇文有疑錯，即校三本而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審慎之心，自古無比。又如譯完《異部宗輪論》後，玄奘曾作一頌文云：「備詳眾梵本，再譯宗輪論」[4]；窺基在《唯識二十論述記》中也說：「今我和尚三藏法師玄奘，校諸梵本」，都說明玄奘在譯經前廣泛蒐羅異本，譯經中認真校勘諸本異同，態度謹嚴，一絲不苟。

　　在翻譯的體例方面，玄奘采取的方法很靈活。以前諸家，有的采取直譯，但因梵、漢兩種語言的用詞和語法結構不同，直譯的方法硬把梵文詞彙轉換成漢語詞彙，而又不能完全改造梵文的結構和文法，所以譯文晦澀生硬，詰屈聱牙；有的采取意譯，雖然做到文筆明白流暢，饒有文學意味，但難保不因此以辭害意甚至錯譯。例如鳩摩羅什，雖然是水平很高的大師，究因不能提筆寫漢文，只能手執胡本，口宣秦言，由助手筆錄，結果常常發生問題，「進欲停筆爭是，則校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于穿鑿之譏。」兩晉時翻譯佛典還多用「格義」的方法，即用老莊、玄學等外書的概念附會內典的名相，生搬硬套，結果譯文與原文在意思上差別很大。玄奘鑑于舊譯的這些缺失，不拘一例，把直譯和意譯揉為一體，力求譯筆在文和義兩方面都切合原作，而又文從字順，形成一種精嚴凝重的翻譯文體。他的具體做法是，先把原文理解透徹，然後用適當的漢文清楚的表達出來；有時譯完一節之後加上一段結語，類似于注解，幫助讀者把握原文的中心思想；有時在譯文中加進一些字，使文義更為顯明曉暢；有時用另一種譯名代替某些專門術語，使讀者易于理解。所以其譯文對原文忠實，讀起來又不彆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浩繁的經論中，玄奘最為服膺的是大乘有宗瑜伽行派的經論。他到印度游學最重要的是學習瑜伽學，回國後他的譯經，也從瑜伽學的諸經論開始。從貞觀十九年夏始操貝葉首開譯事，到貞觀二十三年，先後譯出了《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大乘阿毗達摩雜集論》、《瑜伽師地論》以及無性所釋《攝大乘論》，世親所釋《攝大乘論》、《緣起聖道經》、《百法明門論》，可說是玄奘翻譯的第一期。這一時期所譯以《瑜伽師地論》部帙最大，共有一百卷，從貞觀二十年夏開譯，至二十二年夏譯訖，歷時整整二年。同時又譯出瑜伽行學派的「一本十支」(一本十支：法相宗的十一部重要論書。一本是《瑜伽師地論》，十支是《顯揚聖教論》、《大乘莊嚴論》、《集量論》、《攝大乘論》、《十地經論》、《分別瑜伽論》、《辯中邊論》、《二十唯識論》、《觀所緣緣論》、《阿毗達摩雜集論》)諸論書，窮源盡委地介紹了此派《地論》、《攝論》說的全貌和真相。為了譯介這些經論，玄奘傾注了全部精力，正如他自己說的，他「與義學諸僧等專精夙夜，無墮寸陰」[5]；譯成之後，又不放過一切機會加以宣傳介紹，特別是經過向太宗詳盡地解說，使得太宗衷心欽服，敕命寫成九本在全國各地流布，奠定了《瑜伽師地論》在唐代佛教中的崇高地位。

　　唐太宗逝世後，玄奘回到西京，正式移居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無棄寸陰。他自己規定每天要譯的任務，如果白天有事沒有完成，必在晚上秉燭譯完。由于他擔任寺院上座，庶務繁忙，加上朝廷內使經常找他談論營造功德的事，又要指導寺內年輕學僧和遠方來游學請教的僧人，還要應付來寺行香禮懺的王公卿相，時間不敷分配，他就每天三更才睡下稍事歇息，五更複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把白天翻經的準備工作預先做好。所以儘管眾務輻湊，翻譯工作仍按預定計劃順利進行，其精力之充沛，簡直是不可思議。

　　貞觀二十三年下半年移居慈恩寺，至顯慶四年轉至坊州玉華寺，首尾十一年，譯出《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稱讚淨土佛攝受經》、《諸佛心陀羅尼經》、《廣百論本》、《大乘廣百論釋論》、《本事經》、《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說無垢稱經》、《大乘阿毗達摩集論》、《大乘成業論》、《阿毗達摩俱舍論》、《阿毗達摩順正理》、《顯無邊佛土功德經》、《稱讚大乘功德經》、《拔濟苦難陀羅尼經》、《八名普密陀羅尼經》、《觀所緣緣論》、《阿毗達摩發智論》、《阿毗達摩法蘊足論》、《阿毗達摩大毗婆沙論》、《阿毗達摩顯宗論》、《入阿毗達摩論》等經、論，還譯著了《成唯識論》十卷，成為玄奘譯經的第二階段。

　　這些經、論的數量達到近五百卷之多。為了翻譯這些經、論，玄奘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一是這批譯經中有不少屬于重譯，也就是前代已經有人譯過，但舊譯梵本不全，有的只是大部經典中的一部分；有的是舊譯文義舛訛，漏失太多，玄奘不滿意，所以選擇好的梵本重加翻譯，務使書盡善盡美。比如北涼道泰曾譯《婆沙論》一百卷，就是一部不全的譯本，玄奘以完全的底本譯重譯成《阿毗達摩大毗婆沙論》二百卷。這樣的重譯對于僧眾正確和完整地理解教義是很主要的，但是高宗不懂其意義，在玄奘翻譯《大毗婆沙》尚未完成時，發了一道指示給玄奘說：你要翻經論，應該選此地尚無譯本的先翻，已有譯本的待以後再翻。這種情形等于指責玄奘盲目翻譯，是典型的外行濫用權力干涉內行。玄奘只好上表說明所以重翻的原因，力請允許重譯重要經論，他說：

　　「《發智毗婆沙論》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余卷，而文多舛雜，今更整頓翻之。去秋已來已翻得七十余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此《論》于學者甚要，望聽翻了。余經論有詳略不同及尤舛誤者，亦望隨翻，以副聖述。」[6]

　　幸好玄奘德望極高，與高宗的關系一向不錯，高宗才批准了玄奘所請，使譯經能照常進行。

　　二是高宗出游常要玄奘陪同，如顯慶二年春二月，高宗駕幸洛陽宮，就命玄奘同去；夏四月，高宗往明德宮避暑，又讓玄奘陪從。在這種情況下，玄奘總要帶上幾名翻經僧，使外出期間照樣能翻譯，不稍停頓。即使在玄奘大病初愈，高宗把他迎入宮中安置于凝陰殿修養的時候，他還是在那裏堅持譯經，常常二旬、三旬才到外頭走走。

　　這一時期的譯經，以《俱舍論》為中心。它是反映小乘說一切有部之毗曇學最後結論的代表作，屬于大乘有宗的瑜伽行派從中吸取了許多有用的思想材料。圍繞著這一中心，還譯出了瑜伽行派的重要論著；而所譯著的《成唯識論》，則以護法論師之學折衷諸家之說，玄奘藉此發揮了自己的學說，指出他心目中的瑜伽學說的最高最完善的結論，所以玄奘這期的譯經仍是與他創立中國法相宗相配合的。

　　從顯慶五年至臨終，是玄奘譯經的第三階段，以譯《大般若經》為中心。

　　《大般若經》是大乘空宗的主要經典，自晉南北朝以來為中國佛教界所重。此經卷帙特大，共四處十六會，梵本共二十萬頌。以前雖有譯本，皆非全本，有的是一會一會的單本，有的還不足一會，是零星的節譯或經鈔。當玄奘譯完以《俱舍論》為中心的諸經論後，弟子們便請求他接著重譯《大般若經》。此時玄奘已年近花甲，多年的操勞，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身體是相當衰弱了。所以，他對于翻這一大經是有些顧慮的，但他考慮到翻出此經，可以使瑜伽行學說從理論上溯源到般若，也就是調和、會通大乘空、有二宗的分歧，就像他當年在印度著《會宗論》似的，是他多年的願望。這樣一想，他還是毅然決定動手進行這項浩大的翻譯工程。

　　不過，在京城裏人多事雜，譯經總會受到這樣那樣的影響。他想，年紀大了，生命無常，必須找個幽靜的環境加速譯出此經。嵩山少林寺是個理想去處，但剛回國時向太宗提出到少林寺譯經，遭到拒絕；顯慶二年九月，趁陪高宗至洛陽宮之際，重提舊請，又不獲批准，高宗還很堅決地要他從此斷了這種念頭，勿複陳請，則此路已被堵死。于是他又想到了玉華宮，那是太宗臨終所住的地方，離京師不太遠，但也稱得上清淨涼爽，玄奘曾陪太宗在此住過，自太宗駕崩後，已舍為寺院，稱為玉華宮寺。他向高宗提出要到玉華宮寺翻譯，很順利地就得到允許。

　　玄奘帶著他的翻譯班子，還有一些其它門徒，于顯慶四年冬十月離京發向玉華宮寺，安置于該寺肅誠院，各種供給一如京師，便于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起翻《大般若經》。由于部帙太大，學徒們曾請玄奘刪略一部分內容，玄奘曾順從眾意，打算像鳩摩羅什那樣，除繁去重。但畢竟心感不安，乃至作惡夢受到懲責，于是說服徒眾，仍然一字不漏地翻出全本。

　　翻譯過程中，玄奘常有老牛自知夕陽晚之慨，越是這樣想，越是激起不用揚鞭自奮蹄的自覺精神。他還激勵譯經諸僧說：「我都六十多了，不準哪天會于此寺歸天，經部甚大，常恐不能譯完，大家應人人努力加勤，勿辭勞苦。」在他的帶動下，諸僧時刻不懈，至龍朔三年(663年)冬十月二十日，終于翻完最後一個字，大功告成。全經合成六百卷，稱為《大般若經》。玄奘高興地長長籲了口氣，對徒眾說：「此經于此地有緣，玄奘能來此玉華寺，全靠經的力量。原來在京師，諸緣牽亂，何日能了？現在能夠完成譯事，都是諸佛在冥冥保佑,還有龍天諸神擁護。這是鎮國之典，人天大寶，大家都應踴躍欣慶。」當日，寺中就舉行了熱烈的慶祝活動。玄奘還寫了表文，派弟子窺基奏聞，請高宗御制經序，高宗也欣然同意了。

　　《大般若經》的翻譯，費時四年，耗盡了玄奘的全部心血。此後他雖然還想再譯《大寶積經》，但是力不從心，只翻數行便不得不停筆，沒過幾天，便在玉華寺與世長辭，真乃為翻經大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玄奘譯經，始于貞觀十九年三月，訖于麟德元年(664年)正月，首尾二十年。中間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以一種重要經、論為中心，圍繞中心安排譯事，稱為正譯；正譯之余，又譯出《因明論》、《理門論》等經論，總譯大小乘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此外，還把老子《道德經》及在印度久已失傳的馬鳴《大乘起信論》譯成梵文，介紹到印度去。其譯經數量之多，歷代任何一位譯師都不能望其項背。鳩摩羅什譯經有數百上千助手幫忙，譯經十余年也只譯出三百卷左右；從質量來說，玄奘的譯筆精粹，幾乎達到近人對翻譯的最高要求「信、雅、達」的標準。當代學者曾把近年發現的《瑜伽論》第一部分的原文殘卷，與玄奘的譯文對勘，結果是五體投地的佩服玄奘漢譯本的嚴謹，認為近代翻譯都少有趕得上他的水平。況且，玄奘譯經雖有助手，主要的工作「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助手不過是「詞人隨寫，即可披玩」。所以古今中外的學者無不驚嘆玄奘譯經功業之偉。印度學者柏樂天(P·Pradhan)教授曾說：「無論從哪方面看來，玄奘都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翻譯家。在中國以外沒有過這麼偉大的翻譯家，在全人類的文化史中，只好說玄奘是第一個偉大的翻譯家。中國很榮幸的是這位翻譯家的祖國，只有偉大的中國才能產生出這麼偉大的翻譯家。」[7]誠哉斯言。

　　二、創宗殊勳

　　玄奘弘法的另一重要內容是創立了中國的法相宗。

　　創立一個能夠繼承佛教究竟之說的宗派，是玄奘多年的心願。他在高昌致國王曲文泰的謝啟中表示到印度要展謁眾師，秉承正法，歸還翻譯，廣布未聞，補像化之遺闕，定玄門之指南；西游返抵于闐時上太宗的表文又說：「玄奘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典雖來而圓宗尚闕，常思訪學，無顧身命」，都說出了他不滿意中國佛教界的現狀，而要開創圓宗，弘布正法的願望。

　　玄奘一生所學，博大無涯，然而他心目中的正法、圓宗卻是法相、唯識之學，即由印度無著、世親開創的瑜伽行學派。他在未去天竺之前，已有注重法相、唯識學之傾向，在天竺拜在戒賢法師門下，繼承了法相、唯識學的嫡傳，歸國後，便以弘闡法相為主體。弘闡的途徑，則是譯經與講學授徒相結合。

　　玄奘的譯場，同時也是他授徒的場所，是一所譯經、講授、研究相結合的佛學院。以他的慈恩寺譯場為例，他在慈恩寺雖然以翻譯為第一要務，但在講學教授方面也未嘗有絲毫的放松。當時一天的時間安排是，凌晨與白天譯經並處理各種事務，每日齋訖，黃昏二時[8]講新經論，來自各州的聽學僧徒，亦常于此時來決疑請義。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余人咸請教戒，盈廊溢廡，皆酬答處分無遺漏者。雖眾物輻輳，而神氣綽然，無所擁滯。猶與諸德說西方聖賢立義，諸部異端，及少年在此周游講肆之事。高論劇談，竟無疲怠。在這里，每天都有中國未聞未見的學術論著，被翻譯介紹出來，或者是中國雖曾譯介，然而舛誤不全，玄奘把該種學術論著更為詳盡完善地介紹出來，而學僧們趁熱打鐵，當天就圍繞著新譯介出的論著進行學習、討論、研究，無怪乎玄奘的譯場成為當時全國人才最集中、思想最活躍的佛教學術園地。

　　玄奘在印度那爛陀寺受到兼容百家、自由討論、以理服人的學術空氣的薰陶，他歸國後主持的譯場和寺院繼承了這樣的優良傳統，容許和鼓勵翻經僧和弟子們廣學博覽，各抒己見。所以他的門下，精研法相、唯識者有之，窺基、圓測為其上首；精研律藏，卒為律宗者有之，道宣、道世頭角特高；窮究《俱舍》者亦有之，法寶堪稱獨步。門人們既尊師重德，又能獨立鑽研，因而都能各有建樹，光大師門。

　　不過，這些門徒雖然在內部各有所好，有時也展開熱烈的爭論，但對于佛教的基本原則卻是堅定不移，遇到外來的挑戰，都能挺身而出，作堅決的論爭。永徽六年圍繞著因明義疏而發生的一場大論戰，便是很突出的一個事例。因明是很精細的邏輯推理形式，源出外道，後為佛家所用，法相宗利用它作為論證教義的有力武器。所以玄奘回國後，也盛傳因明之學，把《因明論》列入最早翻譯的一批經典之中，並為門徒講授。門徒神泰、靖邁、明覺等根據聽講的筆記，各自寫了因明義疏。有一位譯經僧名叫棲玄，將《因明論》及上述三僧的義疏，複寫一通，贈給他的友人呂才。這位呂才官居尚藥奉御，為人博學多才，不信佛教。他將《因明論》和三師義疏鑽研一番後，認為三法師的義疏都有漏洞和疑點，乃著文批判，稱為《立破注解》，又附圖示，合稱為《因明注解立破義圖》。此文一出，引起了僧俗學者的強烈反應，玄奘弟子慧力、明濬，太史令李淳風、太傅博士柳宣等紛紛著文或致書，往復詰難，最後鬧到由高宗出面，令辯論雙方群集慈恩寺，請玄奘與呂才對定，呂才詞屈，表示服輸，這場風波才平息下來。

　　在論敵面前能夠團結一致，說明以玄奘為核心的新的佛教宗派已經初步形成，不過，這一宗派雖然由玄奘開基，它的基本理論的闡發卻是窺基成為玄奘弟子並在眾弟子中嶄露頭角以後的事。

　　窺基字洪道，或曰弘道，俗姓尉遲，是唐左金吾將軍松州都督江由縣開國公尉遲敬宗的兒子，唐初名將尉遲敬德則是窺基的叔伯。這樣一位源出代北的將門之子，怎麼成為佛門的法將呢？其中還有一段奇特的因緣。

　　那是貞觀二十二年的事。那時玄奘一邊譯經，一邊考慮物色理想的傳法之人。當時他手下雖也有不少弟子，但尚未有對法相、唯識之學造詣深厚而又豁達大度勇于建樹的人才。一天，玄奘正走在田間的小路上，迎面遇見一位青年，眉秀目朗，舉措踈略。一打聽，原來是將門虎子，不覺心動，暗想：「將家之種，果然不凡。倘若有緣，把他度為弟子，則吾法有寄矣。」于是便自造尉遲敬宗之門相訪，婉言勸他讓兒子出家。尉遲將軍說：「他生性粗悍，豈堪教導？」

　　玄奘笑道：「正是他這種秉性難得！他這種器度，非將軍不生，非某不識。」

　　經過開導，尉遲將軍同意了，可窺基本身卻堅持不肯。再三勸說，窺基勉強從命，卻提出一個驚人的條件：

　　「若能答應我三件事，我就跟您出家。一是不禁情欲，出家後照樣娶妻納妾；二是不斷葷血，大魚大肉讓我吃個痛快；三是不必遵守過中不食[9]的規矩，下午肚子餓了，我可要照樣吃飯。」

　　三件事件件觸犯教規，荒唐透頂，卻也顯出窺基直率磊落的個性。好個玄奘，聽了窺基的無理要求，卻不動聲色，一口應承。于是就由尉遲敬宗奏明太宗，特詔准窺基出家，做玄奘的弟子。

　　玄奘是個律行嚴謹的高僧，怎麼會答應窺基的荒唐要求呢？原來他慧眼識英雄，自有成算。他的策略是，暫時滿足窺基的欲望，出家後開啟他的佛智，自能改邪歸正。這也算得上是大士用心吧。傳說窺基出家後一度確實不斷三事，出行常以三車自隨，前乘經、論箱匣，中乘自御，後乘家妓女僕、食饌，故關輔稱其為「三車和尚」。後來于太原傳法，路遇一老父，問車中所乘何人，對曰：「家屬。」老父曰：「知法甚精，卻帶家屬偕行，怕不合教旨吧！」窺基聞言，羞愧難當，頓悔前非，倏然獨往傳法，從此嚴守戒法。那位老父，則是文殊菩薩的化身。

　　又傳說窺基在玄奘門下，獨得老師真傳。玄奘為窺基單獨講授唯識論，卻被西明寺圓測法師買通看門人，前來偷聽。結果，玄奘這邊剛剛講完，圓測就在那邊開講了，窺基得知情況，非常惱火。玄奘再為窺基講《瑜伽論》，又被圓測偷聽，先講。玄奘便秘密傳授因明之學給窺基，並安慰他說：「沒關系，圓測雖偷聽了《唯識》(按另一種說法，還偷聽了《瑜伽》)，但他不懂因明，將來繼承唯識正宗的，還是你。窺基獲得因明秘傳後，大善三支(因明邏輯的三段式，由宗(命題)、因(論據)、喻(模擬，即論例)三部分組成。)，縱橫立破，述義命章，無與倫比。

　　這些傳說饒有興味，卻並非事實。例如因明之學，早在永徽元年間即已譯出，廣泛流布，不但玄奘門徒能通因明，非佛之徒亦曉其義，說窺基獨傳因明而圓測不知，實為無稽之談；又如《瑜伽師地論》，貞觀二十一年玄奘就曾為太宗講其大意，以後在寺中開講，也是歡迎僧俗來聽，根本無所謂陰授何人。有心人稍微稽考史實，很容易識破上述傳說的虛假。不過，細心分析這些傳說，也能看出兩點事實真相，一是窺基為人，的確是敢作敢為，有氣魄，有膽識；二是窺基、圓測雖然同為玄奘門下的高才俊足，以後卻立說不同，其徒互相攻擊。

　　窺基始入玄奘之門時，年方一十七歲，先住弘福寺，又隨師傅到慈恩寺。開頭主要是集中精力跟玄奘學習五天竺語，也參加聽講，積累佛學的基礎知識。他好學強記，過目不忘，梵語和佛學兩方面都進步很快。到二十五歲時，已經精通大小乘教三十余本，奉詔參加玄奘譯場，開始譯經。對他來說，譯經是一種新的學習方式，從以前比較單純的記誦、理解發展為深入探討，析疑發微。他創意留心，切問近思，逐步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有系統的見解。

　　顯慶四年(659年)，玄奘開譯《唯識論》，選中神昉、嘉尚、普光、窺基四人作為譯經助手，分別擔任潤色、執筆、檢文、纂義的工作。這一年窺基二十八歲，正是成熟有為最富創造性的年華。

　　印度唯識系統十大論師，即親勝、火辨、德惠、安惠、難陀、淨月、護法、勝友、勝子、智月。這十人不是同時代的人，但都為印度法相宗創始人世親晚年精心結構的《唯識三十論》作過注，並因而得名。其中以護法的注書更為難得，據說其著作原來在印度只托付一位玄鑑居士珍藏，卻被玄奘收集到傳本帶回國。玄奘原打算將這十家的批注一一翻譯出來，成為總結瑜伽學說的集大成著作。這樣譯了幾天，窺基提出要退出此書的翻譯工作。問他何故，窺基說：這樣不分精粗高下的一本一本譯，「雖得法門之糟粕，然失玄源之醇粹」，他不贊成。他主張，要搞，就要將十家之說有選擇有重點地綜合成一本，而且，『若意成一本，受責則有所歸』，即由他一人單獨協助玄奘編譯，以免見解不同，編譯實難作取舍。玄奘經過慎重的考慮，接受了窺基的意見，只留窺基一人獨任筆受，以護法觀點為主，折衷眾說，糅譯成一書，名為《成唯識論》。

　　《成唯識論》一書的譯成，充分顯示了窺基的才華和學識，他從此在同學中出類拔萃，成為玄奘的上首弟子。繼擔任《成唯識論》筆受之後，他又先後擔任了《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異部宗輪論》等譯著的筆受，但他的精力更多地用在著述上，所著有《瑜伽師地論略纂》、《成唯識論述記》、《成唯識論掌中樞要》、《雜集論疏》、《百法論疏》、《因明大疏》、《大乘法苑義林章》等。據說他的論疏多達將近百部，故有「百本疏主」的美名。

　　玄奘主要從事譯經、授徒以及開展政治活動為他的宗派尋求支持，本身並沒有直接從事著述工作；窺基則主要從事著述，大力闡發玄奘的學說體系。師徒兩配合默契，奠定了法相宗的宏大規模，使它成為唐初最盛行，最有影響的宗派。所以玄奘與窺基在中國法相宗的作用，類似智顗和灌頂在天台宗中的作用。天台宗創于智顗，成于灌頂；而法相宗則「奘師為《瑜伽》、《唯識》開創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當然，窺基所以能成為法相宗的宗師，全靠玄奘的識鑑、引導、培養和重用。[10]

　　傳說中偷聽玄奘講學而在西明寺開講《唯識論》、《瑜伽》的圓測，實際上也是法相宗的有功之臣。圓測俗名文雅，原為新羅國(今朝鮮半島南部)王孫，約生于隋煬帝大業八年(612年)，自幼明敏，慧能縱橫。他少年入中國，十五歲受學于法常和僧辯；玄奘回國後，就開始從玄奘學習。玄奘從慈恩寺移居西明寺，敕選五十名大德同往，圓測居于其一。他早年廣覽《毗曇》、《成實》、《俱舍》、《婆沙》等論，頗受大乘有宗真諦一派的影響，對于《唯識》、《瑜伽》的理解與窺基有所不同。玄奘去世之後，他在西明寺發揚玄奘之學，而窺基則在慈恩寺，兩人互竟蘭菊之美。圓測著述也很豐富，有《唯識論疏》、《解深密經疏》、《仁王經疏》、《廣百論疏》等一十四部。其中《唯識論疏》詳解經論，影響最大，天下風行。後來受武則天的歸依，又應選入義淨、日照三藏與提云般若的譯場，翻譯《大乘顯識》等經，充當證義，與薄塵、靈辯、嘉尚齊名。新羅王聞其高名，請使歸國，武則天不肯，但其弟子、再傳弟子中有不少新羅人，將他的學說傳到了新羅。

　　由于窺基和圓測的努力，法相宗在兩師之後盛極一時。窺基的弟子慧沼，曾親自聽過玄奘講授，玄奘去世後改師窺基，對于法相學的理論修養很深。著有《成唯識論了義燈》、《因明纂要》、《義斷》、《能顯中邊慧日論》等書，大張慈恩正宗，破斥圓測異議。因他住于淄州(治今山東淄博市西南)大云寺，世稱淄州大師。

　　慧沼弟子智周，俗姓徐，濮陽(今河南濮陽南〕人。繼續弘揚玄奘、窺基、慧沼一系的法相正宗，著有《成唯識論演秘》、《因明疏前記》、《後記》、《大乘入道次第章》等書。其《成唯識論演秘》與窺基《成唯識論掌中樞要》、慧沼《成唯識論了義燈》稱為唯識三疏，為研究《成唯識論述記》必不可缺之書。

　　智周有新羅弟子智風、智鸞、智雄，後來弘慈恩宗于日本；又有日本弟子玄昉，在唐留學二十年，歸國後弘法于興福寺。在他之前，又有日本沙門道昭入唐直接從玄奘學習，歸國後弘法于元興寺。他們把法相宗傳到日本，元興寺一系稱為南寺傳，興福寺一系成為北寺傳。

　　玄奘創立的法相宗，在中國隋唐以來的各個佛教宗派中，是最嚴格遵循印度佛教經院哲學體系的一派。他所倡導的認識論、思辨方法都有鮮明的那爛陀寺學術傳統的印記，從這點說，它對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貢獻是很大的。法相宗輾轉流傳到新羅、日本，從這一點說，它對于中國和東亞各國的文化交流也有很積極的作用。在中國內部來說，法相宗對于其它佛教宗派和佛教以外的思想界也有重要的和深遠的影響。後起的華嚴宗、禪宗都從法相宗吸取了有益的養分，道宣的南山律宗，更明顯地在在理論上吸收了玄奘新譯的佛典，組織起他的律宗的體系。法相宗主張的「五種性」說，和中國傳統的「性相近，習相遠」，人的品性分為「上智」、「下愚」的思想有相近之處，給予韓愈，李翱的「性三品」思想以一定的啟發；明末以來，法相、唯識思想再度受到思想家們的重視，王夫之、龔自珍、譚嗣同、章太炎等都有關于法相唯識學的著作，都受到法相思想不同程度的影響。

　　俗話說，根深葉茂，源遠流長。法相宗的巨大成績和巨大深遠的影響，是玄奘通過幾十年艱苦卓絕的活動，用他的畢生精力和全部心血，為他接上了悠遠的源頭，培植了深厚的根基所致。無論對于法相宗，還是對于中國文化，玄奘都有巨大的功勳。

　　[1]本文主要參考文獻有：唐釋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釋道宣《續高僧傳?玄奘傳》，宋僧贊寧《宋高僧傳》，唐智升《開元釋教錄》，玄奘《大唐西域記》，《全唐文》太宗、高宗、玄奘、辯機、劉軻等人有關文章。為了行文的流暢和通俗易懂，除了個別地方引原文注明出處外，一般把所據材料化為自己的話，不一一注明具體出處。

　　[2]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

　　[3]佛教中用以指名詞概念。名是對事物的主觀印象，相是事物的外在狀態。

　　[4]《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一五下～一七。

　　[5]玄奘：《進新譯經論表》，《全唐文》卷906。

　　[6]唐沙門慧立本、釋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9。

　　[7]轉引自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第59－－60頁，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年。

　　[8]古代中國以地支紀時，每一時辰當今兩個小時。黃昏二時是黃昏的那兩個時辰，具體應約當今之下午五至九時，或四時至八時。

　　[9]佛教規定，太陽超過正中即過中午12點後不得吃飯，叫做過中不食。

　　[10]以上關于玄奘收窺基為弟子的內容及窺基在佛學上的成就，據釋贊寧《宋高僧傳》卷4《窺基傳》所載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