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當代佛門人物 八、出家生涯六十年 description: "前記白聖長老，湖北應城人，生于民國前八年(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０四)八月十三日，今年七十八歲。長歲于十八歲棄俗，于今出家已整整六十年，爰為撰述本文，用述悲懷。長老于民國三十八年二月(農歷正月)，洞察時局之先機，前後來怡三次，接長台北市南昌街" --- 八、出家生涯六十年 　　前記 　　白聖長老，湖北應城人，生于民國前八年(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０四)八月十三日，今年七十八歲。長歲于十八歲棄俗，于今出家已整整六十年，爰為撰述本文，用述悲懷。 　　長老于民國三十八年二月(農歷正月)，洞察時局之先機，前後來怡三次，接長台北市南昌街十普寺後，即參予安頓劫後佛教工作；旋即介入中國佛教會，賡續出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達二十余年。在台過程中，為整理日據時代佛教之殘落風氣，特開戒壇，傳戒多次，為大乘正統佛法，重建其莊嚴長遠規范；綜觀長老作略，實為中國大陸比丘來台安定佛教之最大力量！ 　　長老除主持佛教會之外，並住持國內十普寺、臨濟寺，及馬來西亞檳城之極樂寺、曼谷佛光寺、美國洛杉磯聖能寺等名剎，同時有撰述多種。長老之一生，與中國近代佛教史有密切關系，而此文復實具關鍵地位，請讀者勿以等閒視之。［編者謹志］ 　　一、幼聆開示興出家念 　　我是湖北應城縣人。俗姓胡，名必康。白聖是我出家後的法號，法名叫東富，恐怕只有極少數的同輩長老才知道我這個法名。 　　我生于民國前八年農歷八月十三日，幼小時經常生病，但個性卻好動，所以當我進入私塾垢就常逃學，因此常受老師的責罰。後來，父親將我送入基督教所辦的聖公小學，因為有各種游戲，也就不再逃學了。這一年，正是武昌起義，革命成功，當時，我雖然對革命不甚了解，但也跟著游行，使我確實樂了好幾陣子。 　　十歲，是我一生的轉捩點，父母認為在洋學堂成天地玩耍，荒蕪了學業，又將我送回私塾學堂。我雖不敢公然反對，但卻遷怒到老師與同學們的身上，往往與他們搗蛋。有一次因游戲而跌傷右膀，同時殃及筋骨疼痛。我母親說，當我出生時就有右手殘閣下的預兆。此後，我相信因果，也同時信仰了佛教。我的右手也一直沒治好，真的變成殘疾。以後無論寫字、做事，皆賴左手，久之也習以為常，方便自如了。 　　母親自我出生後，時常臥病床第，所以我是全靠大姐撫養長大的。我十五歲時，大姐病逝，使我極為傷感；次年母親又棄養，更感人生無常；同時，又有殊緣聆聽了九華山智妙和尚的開示，而常生出家之念。 　　為了出家學佛，我曾逃離家庭三次，第三次總算正式出了家；十七歲時，曾幾度決心出家，因家人監視過嚴，又故意交付一些使我不能脫身的事給負責，所以未能如願。次年，即民國十年，長江大水，生意清淡，乃于六月一日逃至漢口，轉赴九華山出家。同行的，還有我的朋友徐君，即是我以後的師兄白光法師。我們原本想到九華山投拜六畝田心安寺智妙老和尚為師的；因在輪船上遇見陜西大香山觀音菩薩出家道場的龍巖大師，乃在九華山祗園寺受戒，隨後，又親近智妙老和尚，復到翠峰寺打禪七，本寺即月霞、普照幾位老法師所開辟之華嚴道場。 　　民國址一年正月，智妙老人派他弟子傳本師，陪我與白光兄到揚州高旻寺參學，因旅費無著，老人親送我們到荷葉洲，向他信徒借了四塊現大洋給我們作旅費，老人的慈悲與熱情使我們很感動。 　　老人復將荷葉洲蓮花寺山老和尚講楞嚴經時升座之法語念給我們參學：「江中荷葉結成洲，葉上蓮花湧出頭，無見頂相傳密印，入流止所駕白牛。」當我們到達揚州高旻寺不久，我的家兄與白光師兄的哥哥也尋蹤而來，我們潛至長生寺，兩兄長尾隨不舍，並云我們的父親均到了鎮江臥病很重。我們那能太上忘情，當到了鎮江才知道是一騙局，終無法逃脫，只得乖乖地隨兄長返回俗家。 　　二、靈山微笑五台勝境 　　不久，我又出走至九華山，這年冬天，蘇州報國寺一般護法禮請智妙老人為住持，我也隨侍智老。老人升座有名的法語是：「西來無法付與人，靈山微笑至于今；深識本來無一切，傳法授記是別乘。」 　　民國十五年夏天，約同參數人朝拜山西五台山。 　　五台山有很多軼事、勝境： 　　(一)山上有一塊大石名清涼石，石面刻有全部華嚴經，傳說是文殊菩薩從龍宮帶來放在山上鎮風的。整個石面上寬下窄，可以容納數十人，人坐在上面，石塊像一只大搖籃機關報搖晃。 　　(二)凡朝拜五台山的，都要到佛母洞去參拜。該洞在一石壁中，洞口很小，僅能勉強容一人匍匐進入，洞內的鍾乳石有如人的五臟，心、肝、脾、胃、大腸、小腸、無一不肖。里面空間很大，可容十余人。據說，再肥胖的人，只要口念文殊聖號即可進去參拜。在我們一行中，有一年輕和尚，一路逗笑玩樂，是一位甘草型人物，他的個子很大，他看到佛母洞的洞口很小，不敢進去，後來終為我們激將法所動，鼓起了勇氣，費了很大力氣，總算進去了。但他進去之後樂不可支，可說是得意忘形，已不存有朝聖的崇敬心。等到出洞口時，他總是出不來，將他留到最後，也許因為他太緊張了，頭伸出以後，兩肩膀卻不能過關，不由得號啕大哭。我們勸他冷靜點，一心口念文殊菩薩，我們也默默地為他助念，在一陣寂靜中，他終于鑽出來了。 　　那以後幾年來，大都在江南一帶參訪名山、寶剎、高僧，自覺有所感應，逐決定北游，在北平廣濟寺聽道階老法師講法華經；到天律千佛寺掛單，與監院慧三法師論辯叢林規矩，雖然我們意見並不完全一致，但是，他對叢林規矩確實是有心人，這一點，我是非常佩服的。 　　三、帶病學禪寧死閉關 　　民國十八年四月陪同純保法師到韶關南華寺朝拜六祖大師肉身，見祖庭破毀，院深草長，我曾發誓願：「重興祖庭。」但兩年以後，廣東李漢魂將軍禮聘虛云老和尚重興南華，我歡喜若狂，心想如要我有能力了此大願，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八月應普貫法師之邀，返九華法華封存講維摩經，這是我參學八年來的第一次升座講經。講經畢，聞家父已于春天去世，特返家拜祭，依佛制，能出家，是為祖宗消遣業障，應是大孝；論世間法，我出家，實在有違父志，孝與不孝僅在一念之間，難怪世事如幻如化了。 　　此時，武昌洪山寶通寺問賢和尚請我為常住，以策劃宏法工作，我就建議明年舉辦講經及傳戒DA法會。乃遠至南京，禮請普照寺度厄老法師前往主講楞嚴經，而我本人在戒期中隊擔任引禮外，同時，又加受一次比丘戒，因為我十八歲的那一次戒，不太合佛制。這時，道源法師在武昌佛學院任教，也常來洪山。因他常提到多年任教，想覓地靜修，我乃與常任大眾商議請他到寶通寺閉關。 　　民國二十年六月，武漢大水，我亦決心閉關，在關中三年，禮拜八十華嚴，靜坐、參學，都訂有止息表，除病中外，都未稍有變更。每天四時起床，中午養息一小時，晚上十二時就寢，實際每天睡眠五小時而已。 　　進關不久，即患痢疾，達兩個月之久，那個時候患痢疾就像現在患癌症一樣算絕症，所以方丈問賢法師親至關房勸我出磁，我說：「……如我死在關內，也要封缸，殯放關中，等三年滿後再抬出去火化……」其實，我已另立遺囑：「如果斷氣，即移至空房，等七天以後火化。」我之所以提出裝缸的要求，只是表示我不會因生病出關、半途廢關之決心而已。當時，我觀察出，問賢和尚面有難色，我簡直是在惡作劇，不禁連我自己也感到忍悛不止。閉關兩年後，多賴禪功，很有進步，並撰有掩關記三大本，在幸在九華山遺失了，十分可惜。 　　我出關時正好三十一歲，三十一歲以前，可說是我參學時期，自此以後，便多是弘法利生了，而且，大多是從呈佛教行政工作，以及社會救濟工作等。 　　我是被九華山法界和尚請出關的，先到心安寺協助杭通老法師講楞嚴經。同年秋天，武昌九峰寺濟禪法師，開辦律學院，邀請我去講梵網經、比丘戒本、打七參禪。 　　次年，道源法師邀我去漢陽歸元寺親近圓瑛老法師，隨又追隨圓老人至上海圓明講堂，兼任中國佛教會干事，以後兩年先後隨圓老人到漢口、普陀山、福州鼓山等地講經、傳法受戒，並曾數次代圓老人升座講經。民國二十六年夏天，接受了老人七塔、鼓山兩寺法脈。 　　四、救災放粥支援抗戰 　　不久，在上海發生八一三抗日事變，我在圓明講堂成立難民收容所，冬天又辦佛教施粥廠。在淞滬戰役中，我們有位宏明法師，擔任僧侶救護隊的隊長，出生入死，十分英勇，不知怎麼，到了武漢就因故被押。佛教會派我前往營救，待我于次年秋經香港轉赴武漢時，他已被屈映光居士營救出來了。我與西境法師乃在武漢組織中國佛教會戰地掩埋第二隊，掩埋無人收埋的尸體。武漢撤退，我偕續祥法師赴廣州，經香港，年底返回上海。我之所以返上海，一則因圓老人仍留上海，二則我認為淪陷區宣傳佛教對政府也更有幫助。 　　民國二十八年，我在上海新世界樓上，創辦佛教光明廣播電台，電台節目有講經、佛教音樂、梵唄、念經、課誦、瑜珈焰口……等，本電台除我本人親自主持外，並請續祥、慧參、道根等法師負責宣傳、弘法。 　　民國三十年，日本人對廣播電台控制很嚴，且常交付一些不利于我政府之文件，令各電台廣播，因此，我就關閉了電台，並焚毀一切機器。同時，聞悉九華山的僧尼，因戰爭關系已斷糧，多食草根樹皮度日，逐會同九華山淪陷在上海的寬明和尚，前往救濟苦修的僧尼。 　　從上海到九華山，需經無湖、繁昌，再進入青陽縣境，當時的縣城常被日軍侵擾，縣府乃遷到九華後山山麓的寺廟內辦公。繁昌境內有一條河流，河這邊為偽軍所據，河對岸數里為國軍防守；中間地帶則是土匪橫行區。我們所怕的就是土匪搶走我們攜帶的救濟金葉與銀票。于是，我們兩人改扮成化緣和尚，赤足草鞋、背背架、持方便鏟、穿著破舊，將銀票等藏入衣衫內襟中。 　　當我們渡河後，尚平安無事，到了前廟歇腳時，才聽到一批茶商在那里哭訴被搶經過；稍坐一會，又看到幾位旅客的外衣也被土匪剝去了。我們冒著數日的危險，終算安然抵達九華山，在報恩寺展開救濟全體僧尼工作。同時，在雙溪寺辦公處，又拜會了青陽縣縣長莫寒于竹先生，商談對他們的救濟方法，莫先生現在台任立法委員。我回到上海後為他們寄了很多藥品去救急。 　　這年夏天，我接任杭州西湖鳳林寺住持。本寺是唐朝鳥窠道林禪師道場，他與白居易有如下的酬答，已傳為佛門佳話。白問：「如何是佛法？」道答：「諸惡莫作，諸善奉行。」白云：「此語三歲小兒得知！」道答：「三歲小兒雖知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次年除忙于滬、杭兩寺之寺務外，並同時擔任浙江與上海兩處佛教會的常務工作，翌年又兼任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放粥等事務，這兩年分外地忙。 　　五、身在靜地心系公益 　　民國三十三年，我決心放下一切行政工作，深研教理，並協助圓瑛老人到各處弘法，在無錫、南京講楞嚴經，多由我代座，我除了制成楞嚴會合表外，更撰寫楞嚴闡微一文，指出如來答定一段，古本印錯了次序，經圓老人認可後，以後的印刷本就改正了。當年印光大師讚歎圓老人「獨步楞嚴」，圓老人今又嘉許我為楞嚴後繼第一人，故委我為其楞嚴專宗學院掌理教務。 　　次年秋，日本投降，政府派我整理上海佛教會，經改選以後，我為常務理事之一，並代理理事長。年冬又舉辦各種救濟及慈善工作。這時，就政府來說，正是百廢待舉，中國佛教也有很多事要做。杭州佛教會首先公推我重建杭州西湖白云庵，因為本庵從前是國父與張繼等在杭州作為革命運動的根據地，抗戰時為日人所拆毀。但不幸，這時上海市的民政處長張曉崧在市議發表市政談話時說：「要將上海寺廟改作民意機構」。老教育家顏惠慶先生當時為市參議員，就指責張處長說話失態。張的談話引起了佛教界的公憤，我乃與靜安寺密迦、玉佛寺福善、接引寺悟明……等領導僧尼千多人向市政府、市參議會請願。我們的標語是：「**小道士張曉崧」(因為他少年時作過道士)；「擁護老教育家顏惠慶」。結果市政府當然沒有付諸行動。 　　不過，我們這次請願後，靜安寺之住持德悟法師，與監院密迦法師卻告發有漢奸嫌疑，後來，被判兩年半徒刑，大家公推持松老法師為靜安寺住持，我任監院，並將靜安寺改為十方叢林制。這是一所規模很大的道場，我積極地籌辦並擴充各種佛教及文教事業：計創辦佛教平民診療所，擴充南翔靜安小學，創辦靜安學校，發展靜安佛學院，聖嚴、了中、明月、性觀……等法師就是那時靜安寺的同學。並成立織襪工廠，使學生們學習生產技能。復收回靜安寺所有的靜安市場土地，籌辦靜安大學。同時，我在杭州又創辦鳳林醫院，腦鳳林孤兒院。 　　三十七年，徐蚌會戰，國軍失利，由台北市佛陀會曾普信會長介紹我接住十普寺。次年，局勢日緊，乃摒棄一切，常住十普寺，稍事修繕，以備安從。這時，從大陸來台的大德們，諸如智光、南亭、道源、戒德、默如、妙然……等十余法師大多棲止過本寺。也為台灣的佛教帶來了新的氣象。 　　來台的前幾年，因為時局暗淡，人心甫定，我本人除了應邀在各道場說法講經外，並且禮請各法師在十普寺講經、打淨七，展開弘法工作。正因為人心甫定，很多信徒都仰賴佛力的加被，所以那時到各道場聽經聞法的人都很踴躍。實有助于安定人心社會，這也是我們的一點小貢獻。 　　六、關心僧譽應持淨戒 　　稍安定之後，我開始環島訪問台灣各寺廟，主持結夏，舉辦傳戒等活動，藉以消除日本佛教之陋規，而重興中國大乘佛教之遺范。同時，興辦佛教教育，展開國際弘法。 　　民國四十年，東初法師提倡改革佛教制度，向我徵求意見，我即草擬「我對佛教改革的意見」一文在東初法師主辦的人生佛教雜志上發表。我當時撰寫本文有兩個著眼點：一是遵守中國傳統佛教之戒律；一在適應本省佛教教受日本佛教的影響，所以分為上座與大眾兩部。至于大眾部，我寫道：「……如不能遵守戒條，則聽其嫁娶。另組家庭，以免影響僧譽。」因為格于當時環境，所以沒有明白強調「應即還俗」幾個字。事實上，上面之「……以免影響僧譽」一段就已表明是還俗了的居士。因為只有另組家庭還俗才不致影響僧譽；如果是另組家庭，而又仍保留和尚身份，那怎麼能「以免影響僧譽呢」？這不是很明白了嗎？ 　　本文在錄年發表沒有任何人提出反對的意見；去年，有些教內同仁，又重視佛教改制的問題，我乃將原文再度重刊。想不到會鬧得滿城風雨，竟有人大肆聲討，說我主張「和尚結婚」。為什麼昨是而今呢？我個人是不計毀譽的，但我很關心中國佛教的前途，我現在正準備將這一次正反、毀譽兩方面的文章蒐集起來印成專集問世，讓時間來求證，讓歷史來定位。 　　民國四十二年，我應門人之請，將歷年所講禪宗修法與公案等加以整理，寫成「學禪方便譚」一書，後來又有英譯本在國外發行。九月慈航法兄在汐止閉關，從財洋傳來消息：先法師圓老人在寧波天童寺圓寂。我那時剛從環島講經回到十普寺計法華經，聞訊悲痛不已，特舉行追思法會。次年五月二日，慈航法兄亦在汐止關房圓寂了。 　　我那時正在豐原講藥師經，當晚即同律航法師趕回台北。慈航法兄的遺囑交代我為他處理後事，為他裝缸，並代他傳授法嗣六人，真理、會性為本省籍，印海、常證、妙峰、自立為外省籍。後來，我又親自為他開缸，竟然栩栩如生，金剛不壞，只是髮須長長了許多，我當下直覺得師兄弟如久別逢一樣地感到真實、親切。 　　七、度化女眾設立道場 　　來台灣後，我傳了二十多次戒，就這樣將中國大乘戒律普及到了台灣。第一次在台南大仙寺傳戒，這次傳戒非常成功，我寫有開堂記一文，也是台灣佛教復興的起點。而規模最大的一次，則是民國五十二年圓山臨濟寺所傳第十一次三壇大戒。報名求戒的四眾弟子共達千余人。戒期滿則又舉行水陸法會七天。不替所有余款，我率領僧俗兩眾悉數攜往金門勞軍了。 　　那時，台灣的女眾道場很少，遂將潮州街圓通閣接收過來加以整修，更名圓通學苑，交天一尼師住持，專作女眾道場。 　　六月二十六日，我組織中國佛教訪問團，訪問東南亞各國，泰國國王在宮中設宴招待我們，尤其印度總理尼赫魯能親自接見我們更是難行。中共為此，已向印度政府提強硬抗議，算是作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國民外交。淨心、星云、朱斐三人都有訪問手記。 　　這一年，我六十初度，也是我來台後最忙的一年。來臨濟寺為我祝壽的，多達數千人。幾年來，為佛教奔走，實在很辛忙，原患有高血壓，近又心臟不適，所以當十二月份中國佛教會改選，我堅辭理事和職，不料，反面而引起各方厚愛我的人，對我產生了誤會。實在說：「有大名者，不一定能作大事，能做大事的，不一定要大名。」我也常說：「一口氣上不來，誰能代替！」我們應培植新人才是。 　　遠在十年之前，我就向弟子表示：「六十歲以後，要放下一切，掩關靜修，再不問他事。」所以我在北投山上購小屋三間，稍事修理，松作養靜之所，故取名為「隱白山莊」，沒有重要事概不下山。我六十一歲就是這樣靜靜地度過。五月五日，先總統蔣公召見，這當然要下山了。 　　先總統是總統府接見我的，主要是垂詢佛教近況；及上次訪問東亞的大概情形；最後囑咐努力為佛教服務，多作國民外交。 　　與傳戒有關的佛制，就是「結夏安居」，簡稱「結夏」，所謂「結夏」，在佛陀時代，每當夏天雨季，不宜在外傳教，乃與弟子們住在較清涼之道場內講經說法，各述己見，相互檢討，以砥礪道心道行。我自四十四年領眾在獅頭山海會寺作第一次「結夏」，以後連續辦了六屆，後來因為工作太繁忙，結制停辦了。 　　四十六年在十普寺創辦三歲學院，四十九年接任臨濟寺住持，又在該寺創辦中國佛教研究院，將十普寺第一屆學僧均轉入到研究院上課。 　　八、西僧東來現比丘相 　　民國五十年三月，美國釋西諦來華求我傳授具足戒，竟成為世界性的新聞。這是美國第一位和尚來中國受戒，我們辦得極為隆重莊嚴，也花了很大一筆費用，但是很有價值的。傳戒後，我們作環島弘法，車至岡山高雄間，不幸遭遇車禍，我與西諦都受了傷，他治了月余稍見好轉，即返馬來西亞檳城佛學院調養去了。國歷十一月，先後又有美海軍少校霍施南業求皈依，及美國普萊士居士出席金邊世界佛教會議後特來求受大乘菩薩戒。這是中國大乘佛教傳向美國的起點，現在已有很多中國法師常住美國傳教了。次年四月，韓國一鵬法師，即徐京保博士，來華訪問，求我傳授法脈，我以臨濟正宗四十二世法脈相傳，並取法名為「定宏」。民國五十五年，韓國的徐白岡居士來善導寺求度千佛大戒，在這以前他和我已有信連絡。由于他們的求戒，所以以後我有兩次韓國之行，其中一次是傳戒，接受傳戒的四眾達兩千多人，我們一行也受到了極，我們一行也受到了極熱忱的接待。同行的淨心法師兼任翻譯，曾寫了一篇很長的「南韓云水」游記。 　　九、風云際會結合教界 　　自我當選佛教會理事長，訪問東南亞各佛教國家以後，「名氣」也愈來愈「大」，與國外佛教界的連絡，接觸也愈頻繁。我「六十以後不過問外務」的願望已完全幻滅了；尤其復經當時嚴副總統的關心與先總統的殷囑，我不能不改變初衷，就我個人的志趣，實在是為「盛名」所累；不過為了傳教，為了國家，我也應該借重這個「名」來作點事情。無論有人稱我灰高僧、名僧乃至政治和尚，我都甘之如飴。 　　為了團結華僧，我于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召開世界華僧大會，大會對于僧制、佛教、大會標幟及僧尼服制等問題都有了具體的結論。最重要者是這次華僧大會之後，各地的華僧都回到僑居地組成了各地的華僧會，團結一致，擁護政府。 　　也真是佛教的風云際會，剛召開國內華僧大會不久，錫蘭世界僧伽聯合會也寄來了一份邀請函，要我們派遣代表出席，不過要冠上台灣兩個字，幾經交涉爭取，該會即來函表示歉意，並保證以後絕對尊重中華民國的法律地位，于是我與悟一法師及顧世淦成士三人正式組成了一個代表團應邀與會。臨動身前，顧居士因有農復會的公務在身，不能出席，又臨時函請我國在錫蘭大學教書的巴宙居士為代表兼英文秘書。巴教授在錫蘭很久，在天時、地利、人和上都占有很大的便利。這次與會，除了當時的泰國、越南與我們有邦交外，與其他國家都無外交關系。但是，在選舉、議案之折沖上，我們仍獲得了大多數會員國的支持，而我本人當選了大會的副會長，國一副會長則為越南首席代表心珠法師。會長與秘書都屬錫蘭人，那是順理成章的事，因為他們是大會的創始人，也是地主國的代表。最值得一提的是，錫蘭的總理塞那後雅之，在主持大會揭幕時，曾津津樂道地說明中國法顯大師留學錫蘭的事，並再三讚揚中國大乘佛教對世界佛教的貢獻，這也是我們代表團的殊榮，因此，也更受到各國代表的尊重。 　　十、回顧歷程總六十年 　　因為我經常出席國際間一切佛教會議，所以尤其與東南亞一帶的僑胞信徒，有著特殊的因緣，他們總是苦苦地勸我，國內僧才濟濟，要我把精神分一部份到他們的僑居地，而我認為他們說得也是，于是接任了馬來西亞檳城樂寺的住持；並且，在泰國新建一所佛光寺道場，所以對國內的弘法利生工作，十多年來當然是相對地減少了。最近幾年，我本想完全辭去海外道場的住持，但又適逢我們與馬來西亞、泰國的關系陷于代潮之際，如果我放下海外道場，不單是對不起當地的信徒，也失去了民間、宗教的聯系，這無疑將是一大損失。所以，我至今還不忍放手。 　　今年春，我在國內養病，總覺得我在國內應多為中國佛教及國家社會做點事，于是，決心先創辦孤兒院、安老院、幼稚園各一所，並且，將我所創辦二十多年來的「中國佛教」予以改牌革新，今年又被推選為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我現在已變成「過河卒子」，雖然我並不疲倦，但是，我真想實現我三十年前的願望：好好用功參學，不問外務，那才是我的第二步。回顧前程，已是一步整整六十年了。 　　 一九八０年十一月上浣 　　［附記］ 　　白聖長老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七日，連絡世界各地出家二眾，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召開「第三屆世界佛教僧伽大會」，議程七天，到有二十余國地區男女出家眾六百人，會後，白老當選為「世界佛教僧伽會長」，仍兼「某某佛教會理事長」至今。 　　 編者志于一九八四年三月三十日 　　［再記］ 　　白聖長老在一九八一年底，膺任「世界佛教僧伽會長」，並陸續連任「某某佛教會理事長」，因年邁體弱，至一九八七年改由悟明老和尚出任以上兩職；同年又受中國**提名為該黨「中央評議委員」，不久因「尿毒症」于［民國七十八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三日清晨五時，逝世于台北圓山臨濟寺，享年八十六歲。 　　長老一生最大的勞績，在維護中國佛教在台灣的穩定成長太建立傳戒制度，一改日本式佛教傳子的俗人住持寺院的陋規！ 　　 陳慧劍補導一九九０年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