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十二屆：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馮學成) description: "馮學成居士主講 明海大和尚助講" --- 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 馮學成居士主講 明海大和尚助講 明海大和尚 ： 各位營員，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跟馮老師將圍繞《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這個題目做一些溝通，也跟各位營員做一些交流。一般的程序是先要自我介紹一下，大家對我已經不陌生了，對于馮老師，未必所有的營員都了解，所以我想請馮老師先簡單地做個自我介紹。 馮老師：讓我自我介紹真是很慚愧，真的不好開口，因為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光環。當別人問我是做什麼的時候，以前我說是佛教「個體戶」，後來又說自己是「三無」人員，但這個「三無」不是社會上流浪漢的那種「三無」。我這個「三無」是指第一沒票子，第二沒帽子，第三沒椅子。有時候又自稱為「者行孫」，大家知道《西游記》里有位「孫行者」嗎？「孫行者」，他是證到正果的，而我還沒有證到正果，只能稱為居士但還不是行者，當個「者行孫」還有點名副其實。 明海大和尚：馮老師很謙虛，他介紹說自己是三無人員，是無票子，無帽子，再就是沒有位子。實際上馮老師沒有這些，但是他有那些，那些是什麼呢？他自已可能不介紹，我就來補充一下。馮老師是四川成都人氏，如果跟在座的很多營員比起來，他的一些頭銜和光環確實不如各位。比如說學歷，他只上到了高中一年級，在文革那種歷史期間，學校的教育應該說也不完整，而且到了文革後期，因為政治的環境，又受一些冤枉氣，在監獄里面度過了八年的時光。 但是現在馮老師在好幾個寺院的佛學院擔任教職，包括我們河北省佛學院，廣東云門寺的云門佛學院，而且他學術上的造詣不僅包括了佛教，還包括了儒家、道家的思想。到現在為止他出版了很多著作，有一本關于佛教心理學的書叫《心靈鎖鑰》，還有《生活中的大圓滿》，《環境憂思錄》，《云門宗史話》，《一日一禪》，《巴蜀禪燈錄》，《洞山傳》，《中峰傳》，以及關于我們柏林寺趙州和尚語錄的一個注釋叫《趙州禪師語錄壁觀》。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用中國古代話來說，一方面馮老師是一個布衣，是穿著布衣服的處士。他沒有很多人所擁有的學歷和種種世俗的光環，但是他的學問給我們的印象極深，學問還在其次，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傳統文化的這種責任感、責任心。如果聯系他曾經的監獄生活，我覺得要達到這樣的境界，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時候我自已也想，如果把我關在監獄里，可能最多只能堅持八天，第九天就得考慮上吊。 所以說他歷經了生活上的顛沛流離。在《論語》里面孔夫子云：「顛沛必于是」，孟子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一個人最難做到的是在生活的顛沛流離、在種種的命運考驗、挫折下，還能不改變自己的志向。富貴的時候不放逸、不放縱，貧賤的時候不妥協、不氣餒。所以我想請馮老師給我們年青的朋友談一談，在這種生活的顛沛流離和命運的挫折與考驗之下，是什麼東西支撐著您，使您不至于沉淪？馮老師是四川成都人，成都我還沒有去過，不過我認識很多四川人，他們講，成都是東方的巴黎，那個地方生活氣息很濃厚，光陰很容易消磨的，一個人要沉淪很容易，但是要好學也有很多機會。我想請馮老師談談在你的生活經歷中，使自已不至于沉淪的是什麼？ 馮老師：這樣說來我是很有福報的。我與共和國同齡， 1949 年出生， 65 年進高中。 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當時只剛剛讀了一年高中。到 68 年 12 月，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下鄉，下鄉就帶來了運氣。那個時候著名的海燈法師也被趕回老家去接受群眾的監督，勞動，我下鄉時就在他身邊。海燈法師在 61 年就名聞天下，尤其是他的武術也名聞天下。 我見身邊有這麼一位高僧大德，于是根本就不去摸鋤頭，天天去親近他。海燈法師雖然是以武術聞名，但是大家要知道他也是虛云老和尚的得法弟子。當虛云老和尚建「云居山」寺的時候，第一個方丈就是海燈法師，他的國學功底、文化修養、智慧、機靈、敏銳，完全不是最近一段時間打官司里所說的那樣，那是把海燈法師給神化了、丑化了，真實的情況不是那樣。他是一位行「頭陀行」的老比丘、老和尚，而且非常精進，完全是按照叢林里面的作息來規范自已行持的一位老和尚。他的文化功底很深，詩詞歌賦都相當的不錯。大家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基本上是沒有幾座寺廟的，沒有幾個出家人的，當時大眾對佛教界的唯一一個印象，可能只有海燈法師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通過海燈法師，大家才知道佛教的存在，出家僧人的存在。我當時就是這樣感覺的。為什麼？成都有很多老和尚都只能穿在家人的服裝，不允許他們住廟，因為寺廟都被紅衛兵占領了，或者是由部隊管理著。 要讓我表功的話，我還救過海燈法師一命。為什麼救過海燈法師呢？在 69 年春節後，我從家里回到江油的時候，到海燈法師那里去，沒有見到他。鄰居說老和尚被關起來了，在群眾專政指揮部里面關著。我去指揮部的路上看到范應蓮，他提著一個裝飯的籃子，哭著告訴我說：「老和尚已經七天不吃飯了。」他要絕食，用七天不吃飯來表示抗議。范應蓮那個時候無能為力，儘管他的武術是相當棒的。 明海大和尚：大家可能不知道，范應蓮，後來成了一位武術家。 馮老師：他是三軍的武術教練。當時我一下子就發火了，走到群眾專政指揮部，把那個負責人一把揪過來：「你今天必須把海燈法師給我放了，如果你要不放，今天就把房子給你燒了！」(掌聲)因為那時候我才 20 多歲，是中學紅衛兵下鄉，還有點威風，山里面的農村干部還不知道我們的深淺高低，總覺得省城來的紅衛兵有點厲害。(笑)大概就借了這麼點威風，他們也被嚇住了，當天就把海燈法師放了。他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就算身體再棒，經過幾天的絕食，後果也是不堪設想。為什麼呢？「士可殺不可辱」啊，這是我們中國人的骨氣。剛才大和尚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還有一個「威武不能屈」呀。海燈法師的人格是很剛強的，在任何時候都有一個復興佛教、堅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這點非常崇高。那個時候，我很年輕，英雄氣、豪氣很重，所以自己有點自知之明，儘管年輕好斗，但是也不敢學武術，他也知道，像我這個樣子怎麼能學武術呢？看起來像是有點土匪氣，其實是手無縛雞之力，所以要我學禪。海燈法師就把我介紹給本光法師。 本光法師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咱們明海大和尚的老校友。這是怎麼樣的一位法師呢？他出自書香門第， 1924 年進入北大歷史系，是一位高材生。他父親也是四川人，在清代的時候是四川川北地區的學監、督學，也就是川北地區教育部的負責人。在北大讀書的時候，他遇見了陳獨秀、李大釗，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也是咱們中國共產黨的早期老黨員。但是 27 年，李大釗被北洋軍閥張作霖殺害以後，他成了被通緝的抓捕對象。四川同鄉會的朋友就把他秘密地送到普陀山出了家。第二年在「天童寺」受具戒，受戒以後，就到柏林佛學院去念書。 明海大和尚：柏林佛學院也在北京嗎？ 馮老師：在北京，就是現在的北京市圖書館所在地。 明海大和尚：北京市也有個柏林寺，那里過去有佛學院。 馮老師：當時有很多老和尚都在那里學習，包括我們四川的遍能老和尚。從柏林佛學院畢業以後，他又到武昌佛學院繼續學習，得以在太虛大師門下學習「唯識」、「華嚴」。本光老法師的「唯識學」和「華嚴宗」是很出色的。在抗戰勝利以後，趙樸老曾邀請本光老法師到上海，還經常向老法師請教，後來他們合著了一本書，署名就叫「本樸」。抗戰勝利後，本光法師受太虛大師委托，到四川「漢藏教理院」任教，是當時唯一一位主講禪宗的老師，比印順法師還早一年。他禪教融通，是一位非常了不起、學養非常豐厚的法師。 自從認識了本光法師以後，只要我在成都，就會天天呆在他的身邊。那個時候沒有寺廟，就到公園里，泡上一杯茶。當時在成都喝茶很方便，花兩分錢，就可以從早到晚坐上一整天。下鄉的時候，在江油，在海燈法師身邊也是從早到晚呆一整天。這是我的福氣。 大家想一想，現在的同學們，包括寺院里面常住的師父們，要想天天親近老和尚，包括大和尚，有沒有這個可能呀？現在要想天天見老和尚不容易呀！老和尚日里萬機，不僅僅有柏林寺，在湖北省還有兩個大廟，事務很多；大和尚也是一樣，當家以來也是非常地忙碌。就算我到柏林寺來，要想親近大和尚都覺得不方便，因為客人太多，人也很累，我自己也不忍心經常去打攪他，想讓他多一點休息的時間，包括這次老和尚回來也沒有向老和尚請安，為什麼呢？因為老和尚很辛苦，另外，還有很多想親近老和尚的人，我想與其我去把老和尚糾纏住，不如讓其他人去多多親近。因為畢竟這麼多年來我也親近了不少的善知識，所以覺得自己的福報已經很好了。 在親近這些善知識的年代，第一沒有工作，第二沒有妄想，那個時候想升官，想發財都不可能，當時全中國是普遍的貧困，絕對的平均主義，所以用現在的話來說，自己天然地，自然而然地進入了一個不打妄想的狀態。(笑聲) 平日里自己的妄想很多，也像同學們一樣。同學們可能經常會想，大學畢業以後，就到某某公司里去，哪家公司情況好，怎麼能多掙一點錢，以後自己再辦一個公司等等；或者畢業以後，分到某家機關單位，從科員到科長再到處長，自己升官的路線怎麼安排，要托什麼關系，這些妄想是難免的，也很正常。 我們那個時候，不打妄想也是正常的，因為自己已經是絕了發財的路，絕了升官的路，老天爺真是照顧我，給我安排了一個親近善知識的環境。當時，在一起共修的人也不少，因為海燈法師的名氣很大，本光法師的名氣也大，每天總有幾十個人圍在他們身邊。我什麼長處都沒有，就只有一個長處——留心，善用其心。去年夏令營的主題就是「善用其心，善待一切」，我是一個有心人。老和尚們提到了一些理念的問題，本光法師問我們：你們認識毛澤東啊？毛澤東年輕的時候是怎麼樣生活的？你們知道他看什麼書嗎？我說他大概看馬列主義之類的書吧。他就笑了說：他年輕的時候哪里有什麼馬列主義。你們看看現在文化大革命時的一些資料，就有毛澤東年輕的時候，在湖南二師讀書時的借書目錄。那個時候他讀的是王夫之的書，王夫之就是王傳山。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搞革命之前，組織「親民學會」，「親民學會」的前身是「傳山學會」，「傳山學會」的前身是「傳山書院」，「傳山學院」是「岳麓書院」的一個分支。為什麼他要辦「傳山書院」呢？因為王傳山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中國頂極的大師之一，曾國藩對王傳山都是很敬仰的。 明末三大遺老——黃宗羲、顧炎武、王傳山，這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頂峰級的人物。他們對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進行了大規模的總結。之後，在傳統文化意義上的大師，要超過他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三位都反清，黃宗羲寫了一本《明夷待訪錄》，就批評了君權，提倡民主。為什麼呢？因為明朝亡國是非常慘痛的，雖然有一億多人口，而且配備著西方傳教士從澳門弄來的很多紅衣大炮和茅塞槍，但是面對幾十萬的滿清人，居然都抵擋不住，最後被小小的滿族吞併了，這就引起了大批知識分子的思考。在那個時候，中國人要接受滿人的統治，還很不甘心，但這又是一個現實。如果用現在世界經濟學的觀點來說，明朝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而滿清連萬分之一都不到，為什麼在經濟上如此弱小的一個民族把一個強大的帝國搞垮了呢？黃宗羲老先生分析說，中國封建社會的弊病，特別是明朝的弊病主要在于宦官專政，皇帝專政。因為害怕宰相的權力太大，廢除了宰相；對將軍們也不放心，剝奪了他們的兵權，南兵北調，北兵南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把後勤補搞得亂七八糟，部隊想調配都是很艱難的。最麻煩的是皇上的絕對權威，壓制民意，甚至官員們都是戰戰驚驚的。 到了嘉慶皇帝、萬歷皇帝年間，甚至出現了十年不上朝的情形。皇帝罷工不上班的現象在以往的中國歷史上是沒有的。因為嘉慶皇帝喜歡道教，在紫禁城里面建了個道觀，天天去煉丹，什麼事情也不做，十分荒唐。後來宮女們因為受不了他的虐待而造反，差點把嘉慶皇帝掐死。萬歷皇帝也是二十年不上朝，在他四十多年的在位期間，不僅僅經常不見大臣，連后妃、太子也不見。大家想想這個國家怎麼辦？還有一個弊病是猜忌功臣，在天啟、崇禎年間，像袁崇煥等相當一批大臣被冤枉的殺害，再加上自毀長城，天災人禍——整個陝西、河南地區近十多年的災荒，自然引起了國家的動亂。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才有了李自成、張獻忠的起義。 黃宗羲在總結了這些經驗以後，對軍權上的弊病，提出了深刻地批判，到現在來說，這些思考都是光彩奪目的，對我們當今的時代都還有著警醒的作用。當時有些人打小報告，告到康熙皇帝那里去，說這個人是心腹大患，而且在整個文化界里面、知識分子里面影響很大，還組織了游擊隊，敢于對抗中央，對抗朝廷，一定要抓他，要殺他。結果滿清皇帝的確很了不起，在開國的幾個皇帝中，從順治皇帝到康熙皇帝，用當時的話來說，還是非常聖明的。滿清皇帝認為，這個《明夷待訪錄》不僅僅是對明朝經驗教訓的總結，更是我大清應該引以為誡的，現在要抓一個黃宗羲、抓一個顧炎武很容易，要殺他也很容易，但這等于是與漢族千百萬的知識分子為敵。不如把他們請到北京城里，給他們封官，讓他們到翰林院，像蘇東坡一樣，當大學士。皇上連續下詔，赦免了他們的罪行，並要把他們都請到北京城里來做官。但是這三位寧肯當白衣，也不到北京城去，拒絕與滿清政府合作。但如此一來，他們想要反清的毅力也消退了，那時他們也老了。 所以毛澤東年輕時期所看的書，主要是王傳山的《周易內傳》、《周易外傳》，還有《通鑒論》。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之中，毛澤東之所以對政治斗爭、軍事斗爭那麼熟悉，這與他讀《通鑒論》是分不開的。王傳山所著的《周易內、外傳》是把《周易》六十四卦的道理，結合中國的歷史，在秦、漢至元、明、清幾代的政治得失之中，來發揮他對《易經》的見解。 毛澤東在青年的時候非常了不起，他曾說過：「未有見之不真 , 蓄之不厚 , 而可以苟為之者。」也就是說我們要想大有作為的話，必須要在學養上積聚深厚才行，這也就應了清華大學的校訓，左邊是《易經?乾卦》的「自強不息」，右邊是《易經?坤卦》的「厚德載物」。我們看到當年在中國有很多非常優秀的知識分子，在國家民族危亡的時候，勇敢地挑起了救亡圖存的責任，要救中國，要改造中國，要使中國富強起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顧炎武先生提出來的。 自從這句話提出來以後，這三百多年來，使處于危難之中的中華民族有了希望。為什麼呢？有很多仁人志士，無不投身于救亡圖存的運動中去。從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共產主義運動，這種精神一直傳承下來。在推翻滿清的時候，還是有一批知識分子是很有朝氣的，在那個鬧革命的時候，不管是到日本留學，還是到美國留學，那些學生可能與在座的同學們的年齡也是差不多啊。蔣介石辦黃埔軍校的時候，主要的學員，可能與在座的同學年齡差不多，毛澤東在延安辦抗日軍政大學的時候，也是和你們年齡相仿的一批年輕人。但就是這麼一批年輕人，在這一百多年來，擔起了拯救國運、救亡圖存、強國強兵的歷史責任。有的人進入了政界，有的人進入了軍界，有的人在海外學成歸來，在科學上、技術上、經濟上，成為了我們國家的脊梁。大家要知道，最早的一批留學生是滿清政府派出去的，到了美國，第二批是到日本，民國年間以後，留學的機會就更多了。最早出國的是一些八旗子弟、官宦子弟，到了民國以後，只要是自己有一定經濟能力的都能出國。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國家民族的這些脊梁，從清末到民國再到人民共和國這一百多年間，都是象同學們一樣的年輕人。他們有文化的使命感，他們愛中國，愛中國幾千年的優秀文化，像諾貝爾獎的得主，楊振寧等人，都是精通孔孟老莊，精通佛學的文化大師。 武漢大學的一位校長曾說過，要考我的博士生就必須學修孔孟老莊和佛法。為什麼呢？如果不學這些，他的世界觀就太小了。現在的人只知道數理化，知識結構和視野太單一了。一個人要有大的氣象，要對世界、對精神、對生命有一種總體的認識，那就必須有儒家的、道教的、佛法的學養。有了這樣一個思想高度，你就會全局在握，各種因緣就會了然于胸，就可以激發現代學術上的靈感。靈感從什麼地方來？靈感是我們內在學養的融通，是在一定因緣上的激發。如果自己內在的力量不夠，文化知識不夠，哪里來的靈感呢？一個在山里面種地的老農民，沒有文化，沒有科學知識，能有什麼靈感呢？有文學的靈感嗎？不可能；有科學的靈感嗎？更不可能。靈感是內在積聚的一種質變。 明海大和尚：馮老師剛才講到了文化，我記得以前看過一本書是關于文化學的。現代學者對文化的定義是這樣的，人類在意識上物質和精神的文明的總和叫文化。您剛才所說的，以及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文化使命，如果結合中國歷史，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來說，應該怎麼樣理解文化的定義，請馮老師給我們談一談。 馮老師：中國的文化有它的來源。據我個人的理解，當然也有許多前輩們對文化的理解，「文化」這兩個字是日本人翻譯的，是從希臘語翻譯過來的，借用了中國《易經》里的一句話，「觀夫天文以察識變，觀夫人文以化成天下。」特別是後面一句「觀夫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把文和化結合在一塊了。 什麼是人文？就是人類社會的「文」，這個「文」是思想性的，是意識形態的，從我自己的感覺來說，就是聖賢的言教。聖賢的言教在儒家來說，就包含在《四書》、《五經》里面，《四書》、《五經》是聖人的言教，聖賢的言教不是束之高閣的，而是用來改造人心優化人心，改造社會優化社會的，所以叫「化」。用聖人的言教來改造我們的社會人心，這個就稱之為化。 我認為應該把文化定義得崇高一些，不要像現在的一些茶文化、酒文化、廁所文化等等之類的。也不能說那些不叫文化，泛泛來指，也可以這樣講，但是文化必定有它很崇高、很神聖的東西在里頭。人類社會有著光明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人之所以異于禽獸，就是因為我們人類有崇高的文化，我們可以遵循聖賢的言教自我淨化，自我提升。 本光老法師在我年輕的時候，就經常告誡我。因為那個時候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時期，斗爭是很險惡的，整天都是階級斗爭。毛澤東說「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什麼地方都有階級斗爭，父子之間有，夫婦之間有，靈魂之間也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我們年輕好動，他怕我們出事，就不斷地給我們以警醒。本光法師對我們說：「人心是陰暗的，社會是險惡的，特別是在現在的社會中，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定要謹慎。」 在那個時候學修佛法時，他給我們定下了幾條戒律，很重要的一條是不與不信和難信佛法的人討論佛法教義。在那種時期，你給別人宣傳佛法教義，如果像現在一些佛教徒宣傳佛法時那樣熱心，就成了反革命，只有等著進監獄。的確人心是陰暗的，社會是險惡的。但是社會又有它光明的一面，人心也有它光明的一面，這個光明來源于何處？來源于我們千百年來所接受的聖人的教育。 儒家的聖賢教育，歸根結底就是幾個字：「仁、義、禮、智、信」。「仁」是什麼呢？是對社會的關愛心，對大眾的關愛。「義」是什麼呢？義是對社會的責任感。「禮」是什麼呢？「禮」是社會的穩定性，次序和法律的表現。那「智」呢？如果沒有智慧，就成了東郭先生，成了孔乙己。「信」是什麼呢？「信」是人事關系穩定性的基本出發點。昨天老和尚給大家開示也談到這個「信」字，「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穩定，就建立在一個信上，君臣之間，父子之間，夫婦之間，朋友之間，如果失去了信，大家想想這個社會是多麼的可怕。 明海大和尚：講到中國傳統文化，有儒、釋、道三家。我想請馮老師為我們介紹，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這三者之間的關系？ 馮老師：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從陌生到認識，中間也有一些矛盾和對抗，到最後融通、整合的過程。中國本土的文化，主要是儒家和道家，當然還有在《漢書·藝文志》里談到的三教九流，而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佛教還沒有傳入中國。所謂九流和諸子百家，莊子在《天下篇》里總結了，在戰國前期，中國學術的狀況，有道家，有儒家，有墨家，有法家等等不同的學派。 儒家有儒家的優勢，為什麼呢？社會不可能沒有光明面，不可能沒有次序。儒家的基準點，就是三綱五常。「三綱」是指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種關系，在宋代以後被極端化了，但是在先秦，在漢唐的時候，還不是那麼地極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而五常也就是「仁、義、禮、智、信」，這是作為社會生活、社會次序、社會風尚所必須的。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的法律也是建立在三綱五常的基礎上的，它也可以說是中國的原始憲法，並不是具體的法律，具體的法律都要在這個基礎上派生出來，任何法律如果不符合三綱五常都是無效的。 道家，是儒家的反對派，用現在的話，用西方的兩黨制來說，儒家是當權派，道家是在野派。儒家關注于對人文社會的關懷，道家則更注重對自然，對人的自然性的關愛。特別是莊子，對儒家思想中人的過于社會化而喪失了自然性的行為感到一種畏懼。發展到現在，我們看到了，社會化愈強愈發達的地方，人的自然性就愈墮落愈退化。現在大城市里特別是北京，全都是鋼筋水泥的森林，一座座的大樓，遮天閉日，要想見到一片綠色，都感覺很奢侈。想在屋里弄一些花花草草，要花很多的錢，而且還要用心地去照理它。 所以莊子是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現在的環保主義者、西方的綠色和平組織，比如說綠黨，都把莊子當成是生態學的祖師爺。莊子在那個時候所提出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等等，好象是社會的倒退，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高明的見解。為什麼呢？我經常有一個比喻，地球是一個非常大的面包，人類一億年把這個面包吃掉，地球與人類的壽命就是一億年；一百萬年吃完，地球與人類的壽命就只有一百萬年。但是現在的科學技術，商業市場巴不得明天就把這個地球一口吃盡，大家想想有多麼的可怕。 我在四川清楚地看到，在五十年代初的時候，都江堰還很美，整個川西北的高原上，都是原始森林。後來由于國家建設的需要，要修寶成鐵路，基本上把泯江上游的森林砍光了。到了六十年代，又把大渡河流域周邊的森林砍光了。再後來修攀枝花鋼鐵基地，把雅魯江的樹也基本上砍光了。到了九八年的時候，斧頭已經砍到了金沙江的白玉縣，再有幾公里就到了通天河。整個川西北高原，整個長江上游的生態屏障就這麼毀于一旦。當時四川總共的林業財政收入加起來不過是四十個億，用朱鎔基的話來說，用四千個億都不能恢復當時的生態。為什麼呢？因為高原生態很脆弱，樹木被砍了以後，高原土壤很薄，夏天只要是有雨水，土壤全都跑到金沙江、大渡河里去了。現在長江里面的泥沙含量遠遠高于黃河幾十倍，因為長江的水流量太大，又沒有土，想恢復都沒有辦法，所以現在的川西北就成了乾旱河谷。四川盆地要恢復綠化很容易，人口多，有一億多人生活在２４萬平方公里的四川盆地里，政府給一點政策，農民又多，一下子就可以恢復起來。但是在川西北高原，二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地方，只有不足兩百萬的人口，怎麼恢復呢？誰去做呢？山又高，地勢又險峻，又沒有土，怎麼辦？所以現在看到莊子那個時候談到的一些道家的理念，包括「無為而治」等等，對我們當前的社會和未來的社會都還很有警醒的作用，啟發的作用。 明海大和尚：現在的學術界公認的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是公元前兩年。佛教傳入漢地的環境與它傳入西藏地區，以及東南亞地區所面臨的環境不太一樣，因為佛教初傳到東南亞地區的時候，這些地方實際上是沒有開化的，西藏雖有些文化基礎、信仰，比如說原來的苯教，但因為它的地域遼闊，自然環境惡劣，人口稀少，所以也沒有什麼文化氣息。但佛教傳入漢地以前，在西漢的時候，中國就已經有很成熟的社會管理的典章之路、哲學思想，宗教信仰方面也有一些啟蒙的思想，所以佛教到中國來面對的應該說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文化環境。在這個過程里面，佛教是怎樣適應中國的文化環境，最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的組成部分？ 馮老師：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前天晚上普茶的時候，有一個營員說，佛教是外來的，為什麼非要學佛教，有儒教、道教不是就可以了嗎？實際上大家知道，佛教傳入中國到現在已有兩千年。大家可以在全世界瀏覽一下，古埃及的文明，在佛教傳入中國的時候沒落了；巴比侖的文明在公元前後也衰亡了；基督教那個時候還談不上，耶酥才剛誕生沒幾天；而當時羅馬帝國在希臘的文化基礎上制造了相當的繁榮。當時的兩個世界超級大國，東邊是漢帝國，西邊是羅馬帝國，印度還處于諸侯「和平割據」的年代。真正的能達到相當的思想高度，有著完整體系的文明也就是：東方的中國和印度，西方的希臘和羅馬。 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給中國的文化注入了難以想象的新的活力。大家要知道，當時漢朝的版圖東達現在越南的北方，所以從地理特點來講，東邊是大海，南邊也是大海，北邊是由匈奴人控制的戈壁灘草原，西邊是青藏高原。中國是處于一個與世隔絕的地帶，而且這個地帶又是很龐大的。如果去掉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從長城以內，大渡河以東來計算，中國的面積也有三四百萬平方公里。在這三四百萬平方公里中，有長江、黃河、珠江、淮河這四大流域。從全世界來說，沒有像中國這麼肥美的土地，所以多年來國家是處于一種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自認為是天朝帝國，老子天下第一，民族驕傲心理也是很重的。 縱觀周邊的文化，北方是匈奴游牧民族，談不上有什麼文化；而在漢朝的時候，整個青藏高原上，主要還是羌族、氐族這些既分散又弱小的部落在游蕩；在南邊，北越、北胡還基本屬于原始社會；東南亞也是處于從原始社會到部落過度的狀態，所以中國的漢文化在當時是傲視世界的，非常輝煌。但是從儒家和道家的文化來講，特別是儒家，它是人本主義的，對精神、生命和世界的認識，並不深刻。從社會上來說，它作為一種政治學問、社會學問，又非常地成熟。但是如果要更深一步地去挖掘我們生命的來源、精神的走向，乃至生死的問題，用子路的話來說，孔夫子都是「 罕言性與命 」。 明海大和尚：孔夫子有云：「罕言性與命」，性命之學是很玄妙的，不怎麼說。 馮老師：對性命之學，到了孟子的時候才開始有了一定的發揮，只不過還是在仁義上而言。在《易經》里也有一些對性命的發揮，但都是一些粗線條的說法，沒有給人以滿意的深刻的答案。作為當時儒家學說的補充是老莊哲學，特別是在《莊子》的《齊物論》、《天道篇》等等文章里，對生命自然進行了比較深刻的探討，但這些探討也是比較粗糙的。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想當神仙，在道家學說里，真人、神仙是很令人向往的境界。中國古代的生命觀有兩世，「生而為人，死而為鬼」，不象佛教講三世因果。鬼里面也包括神，什麼是神呢？「聰明正直之為神」。在人里面有德行、聰明有才干的，像貴族、士大夫之流。那麼他死了以後，在鬼里面就做官了，鬼眾的領導就是神。 不論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對生命、對世界，它的感覺仍然是表層的，並不是很深刻。要當神仙、真人，那怎樣當神仙、真人？在《莊子》里也不過說了「坐忘」，「心齋」之類(注：所謂 「 心齋 」 ，就是說排去心中的雜念，使心志空明純一，然後便能虛以應物，與道契合。 ... 而 「 坐忘 」 則是指道教中的 「 即應而忘 」 和 「 即照而忘 」 兩種修鍊方法，其效果與 「 心齋 」 一致。 )，儘管很深刻，但是沒有可操作性。佛教傳入中國以來，恰恰彌補了儒家和道家在思想領域里的空缺。生死問題是每一個人都非常關注的問題，特別是人到了晚年，當社會處于動亂的時候，處于朝不保夕的緊迫的時代，心靈需要安撫。我到底從什麼地方來？又會到什麼地方去？除了人類社會之外，在整個宇宙中還有沒有其它的世界？這些問題，儒家和道家都不可能給出答案，但佛教就給出了答案。 最初進入中國的那批大師們，有印度的，也有西域的，真是很了不得。他們的記憶力特別好，坐在那里，一背就是十萬偈、八萬偈，十幾萬字就這樣背出來了，而且也有用功的方法。最初佛教傳入中國的實踐方法是「四禪八定」。莊子雖然講「心齋」和「坐忘」，但如何去實踐呢？不知道。但是印度「四禪八定」的方法，就恰恰彌補了道家修煉所缺少的環節。 佛教傳入中國，一個重要的環節與老莊是分不開的，那就是對經典的翻譯。佛教談空，像「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緣起性空」等等這類法相，在儒家里找不到準確的語言，沒有辦法翻譯。而在老莊思想里經常談到「無」、「無為」、「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道可道，非常道」等等，恰恰成為佛經翻譯，尤其是般若系統翻譯中一個不可缺少的橋梁。 大家知道，從天竺到中國傳法的最偉大的譯師之一是鳩摩羅什，他的漢語很好，但不是最頂極的。他有幾大弟子，像僧肇、僧睿這樣的弟子，若非經過他們的潤色，經典的翻譯達不到這樣精妙的境界。譯經成果最大的要算是玄奘法師，但他所翻譯的經典，除了家喻戶曉的《心經》之外，在寺廟里、居士中所通行的經文大多還是鳩摩羅什法師所翻譯的，如《金剛經》、《法華經》等等。法師的文筆很美，很流暢。鳩摩羅什的幾個徒弟，都是曾深入老莊孔孟的學說，特別是對老莊的研究是很深的。僧肇的幾部重要的著述，《物不遷論》也好，《不真空論》也好，《般若無知論》也好，《涅槃無名論》也好， 如果把這些論典稍微變一變，你還以為是莊子在寫文章呢。作為佛教的傳播，首先要過翻譯這一關，這就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老莊哲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另外是「三世因果」思想的傳入，深化了中國人對生命的認識。人類精神的結構是怎樣的呢？不論是佛教里的「中觀學」，還是「唯識學」，對我們生命的結構和精神的結構都有詳細的說明。這在中國來說，可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特別是佛教真正傳入中國的年代，也是一個戰亂不寧的時期。儘管佛教傳入中國的準確時間有些爭議，一說是漢哀帝，公元前二年；一說是漢明帝，夜夢金人，白馬馱經到了中國，但真正佛教的譯經和發展，是在東漢的末年。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更是開展了佛教大規模的譯經運動和解經運動。中國真正向印度佛教學習是在這三百年的時間，而這三百年中，我們的國家正處在大動盪、大災難的時候。 首先是三國時期的黃巾起義，後來三國分立，經歷了五六十年的戰爭。再經西晉的短暫統一後，是五胡亂華，北方五胡十六國，殺人如麻。西晉王朝則南渡，偏安于江南，維系著一百多年很可憐的小朝廷。然後是宋、齊、梁、陳，政權如走馬燈般地更迭，江南也是戰亂不斷。大家都知道梁武帝崇佛，他當了五十年的皇帝，在那個時候國家很祥和，寫經、度僧、建廟，還是有一段很太平的時光。當時，中國第一次有了一百多萬人口的龐大城市，江南本來富庶，再加上梁武帝的經營，就更加繁榮了。但他不注重武功，又輕易相信人，加上「侯景之亂」，一百多年南朝的繁榮霎時就煙飛灰滅了。 在北方最初是北魏的少數民族，然後歷經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最後隋文帝統一了中國，就是這麼一個動盪的時代。人民的生命如草芥一般，充分展現了人生的無常、社會的無常。不論是當皇帝還是當宰相，是富翁也好老百姓也好，都被無情地擺在了無常的面前，無常的痛苦和恐懼，每天都是縈繞于心的。 大家都知道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說起來認為他們是仙風道骨、知識淵深，其實他們所表現的是在恐怖政治的壓力下一種遁世的無奈。嵇康被司馬昭殺害時說了一句話：「《廣陵散》不復聞矣！」他為什麼被殺？因為曹魏政權與司馬氏之間的政治斗爭。山濤也是閉而不談的。還有阮籍裝醉，每天都喝得醉熏熏的，為什麼這樣呢？因為司馬昭要和他攀親戚，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的兒子，想請他出來當官，給自己的兒子當太傅。阮籍不願意和司馬氏結合，只有每天裝醉。王勃的《滕王閣序》有云：「 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可見在那個時候，他的內心是極度的痛苦、極度的悲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相當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心里都是非常可憐的。好在佛教傳入了中國，大家通過佛法的修學，正確理解了什麼是「無常」，什麼是「緣起」，理解了什麼是「八正道」，什麼是「四聖諦」、「三法印」，這就給這些孤獨苦悶、郁郁不平的心靈帶來了撫慰和指引。 在南北朝時期，小乘和大乘的佛法蜂擁而至，使得當時的中國一次次地興起了西行求法的高潮。法顯求法是在東晉時期，朱士行求法是在曹魏時期。同時，西域的高僧、印度的高僧也是大規模地進入中國，給中國死氣沉沉的社會、動盪恐怖的社會，帶來了祥和的光明。這是當時佛教進入中國以後，之所以受到上至皇上，下至老百姓的熱烈歡迎的原因。當然這個過程中也引起了道教的對抗、儒家的對抗，但道教從來不是佛教的對手，辯論贏不了，實踐也贏不了，在理論上更沒有佛教的這種嚴密。 大家學佛教要知道它理論的嚴密性。列寧在監獄里，只能讀《資本論》，讀《馬列》。列寧名氣最響亮的一部書叫《哲學筆記》，它的主體就是黑格爾《邏輯學》一書的摘要。列寧在抄錄的時候，就在旁邊寫一些筆記、評語之類，有些是讚嘆，有些是從唯物主義的角度對黑格爾進行批評。他在抄錄《邏輯學》譯書幾頁之後，就寫下了這麼幾句話：「這是引起頭疼的最好方法。」誰想要頭疼就去翻翻黑格爾的邏輯學，因為它對思維的程序進行了詳盡的描寫和刻畫。如果沒有純理論修養的習慣，用佛教的話來說，如果沒有定力，絕對是看不下去的。但是玄奘大師翻譯的「唯識學」經典，不管是《成唯識論》，還是《瑜伽師地論》，那可比黑格爾的邏輯學更令人頭疼，那是非常嚴密的。 我簡單舉個例子，大家讀過《心經》：「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實際上這幾個字就把我們人生宇宙全包括進去了。色，「質礙名色」，把物質現象一口吞盡；受，「領納名受」，搞心理學的怎麼能離開「領納」兩個字，如同照相機一樣，要取相。「質礙名色，領納名受，取相名想，造作名行，了別名識」，通過六根、六塵、十八界，可以把主觀的，客觀的，精神的，物質的，全部一網打盡。不論自然科學怎麼樣發展，它都還在這里面打轉，都不會超出這個研究范圍。 而且唯識學里對精神的分析，把人的認識分成八識，「眼耳鼻舌身意」，其中意識里又分成第六識、第七識、第八識。第六識里又包括明了意識、睡眠意識、散亂意識、禪定意識。再了不起的科學家，沒有通過參禪入定，怎麼能知道定境里的境界呢？這就是社會上的學者們、科學家們，不能對佛法進入深刻了解的原因。 (二) 明海大和尚：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以後，和中國本土的文化有機地融合，形成了幾個大的宗派，其中禪宗是最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在近代有位太虛大師，他曾講：「禪宗是中國佛教的特質。」對太虛大師的這句話，您是怎麼看的？乍眼一看，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但事實上與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態，每天的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在我自己覺得，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每一個時代的年輕人對中國文化，對國家民族的命運，都很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現在又是一個信息交流非常方便的時代，社會上的各種思潮、各種信仰很繁雜，我們是很需要在文化上有一個定位，用鑑別的眼光，保持自己在所選定的人生軌跡上，不至于出現思想上的混亂，這是很重要的。 現在請馮老師給大家談談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佛教，特別是禪、禪宗，為什麼說它是中國佛教的特質？ 馮老師：從佛教的角度來說，禪宗強調的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佛教講「教理行果，信解行證」。從修行上來說，需要嚴密的理論體系作為支撐，沒有正確理論的指引，就會走到盲修瞎煉的岔道上去；另外一方面，理論必須通過實修來證明，沒有實際的修行，怎麼知道理論的正確與否？成功與否呢？理論是需要盡善盡美的，而實修則需要簡潔明快，禪宗恰好在這兩方面達到了最完美的統一。 禪宗的興起立足于隋唐佛教的興盛。佛教在隋唐時期，可以說達到了全盛的高度。從漢哀帝算起，一直到唐朝玄奘西行，中間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中國佛教經過了從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到研究生的幾個發展階段，已經基本上結束了向印度佛教學習的過程，而走向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同時，在玄奘法師歸國後不久，印度的佛教由于歷史的原因逐漸歸于消亡了。 佛教進入中國面對著的是道家與儒家的文化，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的土壤，離不開中國的文化結構。剛才也提到了，印度與中國的文明是當時亞洲的兩個亮點，是充分發育的非常成熟的文化體系。大家小學畢業以後進入了中學，還需要每天看小學課本嗎？就不需要了。大學畢業以後，自己當上了教授，還需要再看大學的教材嗎？當然也不需要。印度的佛教傳到中國，在唐代以後，基本上走入了一個獨立發展的、自創輝煌的時代，以天台宗，華嚴宗，特別是禪宗的興起為代表。 禪宗，把浩瀚的佛教的言教，凝聚為一個簡潔明快的修煉、修行的方法。宋代，可以說是禪宗最普及的時代，從唐末到北宋年間，禪宗從興起、繁榮到鼎盛，影響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在另外一個方面，佛教與儒家、道家融合的過程之中，互相影響，共同提高。儒家也講道，道家更講道，另外看過《莊子》的人應該知道，《莊子》理論上的積澱，遠遠沒辦法與佛教相比，但在很多具體的操作運作上，有很多與禪宗神似的地方。 禪宗，講究頓捂，莊子提出了「朝徹」；禪宗講不立文字，老莊講棄聖絕智。當然還有很多，包括禪宗里有些公案，在《莊子》里有很多寓言，也有同樣的記載，很智巧的。 明海大和尚：有很多禪宗語彙也來自于《莊子》的經典里，比如說，我們對一個大禪師的讚嘆，稱他為「 郢將 」，是屬于《莊子》里嗎？ 馮老師：對，是屬于《莊子》里的，這個意思就是，在鼻頭上抹一些石灰，用一把斧頭砍過去，「 郢將 」不動心，就可以把石灰砍掉，而不傷到鼻子。所以老莊的思維方法，與禪宗暗和的地方很多。當年我也準備寫一本書，叫《禪宗與老莊》，提綱都寫出來了，但後來覺得這個工作量太大，自己也沒有這方面的精力，結果就沒有完成。 明海大和尚：在佛教的《大般若經》里面講，「般若空」有幾十種，包括在世間法的范疇也有「空」。是不是也可以這樣理解，像儒家、道家，在佛教傳入以前，它們多少已經具備了某一種程度的空性智慧呢？ 馮老師：應該說是具備了，這又談到了中國文化的另外一個方面。早在先秦的時候，中國就有隱士思想的存在，而且隱士思想是很重要的。在印度是沙門思想，在中國是隱士思想。 大家在《論語》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隱者，楚狂接輿呀，荷蓧丈人呀，(先秦時期，隱士頗多。《論語》記載與孔子有關者，就有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等， 「 他們畏世遠遁，潔身自保，或躬耕田野，或僻居山林，原不必僅限于以漁為業。不過，垂釣必臨水畔，不僅景色優美，情調亦復閒淡，確乎倍加令人神往。 ) 孔子評價這樣的人為「扣其兩端，空空如也」。如果不說是孔夫子的話，把它放在禪宗語錄里面，大家可能以為是哪一位大禪師所說的。孔夫子還有很多生活化的語言，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見孔夫子對隱士不是排斥的，還是很讚嘆的。在老莊的道里面，很多與禪宗都是合拍的。 進入北宋以後，從《禪林寶訓》的記載中可以看到，一批最著名的禪師、最有功行的禪師，他們對寺廟的管理，對自己徒眾的開示，都是用孔夫子的語言，用儒家的語言進行教化的。 明海大和尚：很多禪師的文學修養是很深厚的。 馮老師：再回到寺廟的狀況來談，從南北朝到唐朝的時候，出家僧人的素質是很高的，很多都是王室子弟、世家子弟出家。他們大多是飽學了孔孟老莊，感覺到還不過癮，還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然後再出家，做了和尚的。正是因為他們有著豐厚的儒家、道家學問的基礎，所以在進入佛教以後，對佛學的領會，對佛學的發揮，那也是非常光輝、非常光彩的。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玄奘大師的首座高徒，第一大弟子窺基大師，是尉遲公的姪子。他是過繼給尉遲敬德的，因為尉遲公沒有後人。中國有句古話，「為將三世，必絕後」，因為殺人太多，「一將功成萬骨枯」。所以有很多功臣，特別是武將，大多是絕後的，這與佛教中的三世因果，在冥冥之中也相暗和。 明海大和尚：窺基大師是玄奘大師的高足，上首弟子，被稱為百部疏主，著了一百部論疏。他出生于貴族家庭，伯父是尉遲敬德，是唐代的開國功臣。 馮老師：大家看到的門神，左邊是 秦叔寶，右邊是尉遲公，這也是很有趣的現象。 明海大和尚：在宋朝也有很多大知識分子出家當和尚。我們看宋朝禪師，像大慧宗杲禪師，圓悟克勤禪師，他們很多的語錄書信，都是與當朝的官宦相往來，在他們的座下學禪。可以說這些大禪師是掌握當時社會資源、社會權利、主流文化的很有影響的人物。這與他們深厚的文化基礎是分不開的。 我們大家最熟悉的，像蘇東坡，是一位大知識分子，他就經常去親近禪師。如果這些禪師，即使是開悟了，世間的文化知識不行，恐怕在知識分子眼里，也難以對其生起恭敬心來。 馮老師：大家都知道的，李太白自稱青蓮居士，蘇東坡號東坡居士，李清照號易安居士，歐陽修號六一居士，當然還有王維號維摩居士。禪師們對宋代的知識分子的影響是很精彩的，我來舉幾個例子。 歐陽修，在北宋的時候是文壇領袖，他仰慕韓愈，以孔孟的繼承人自居。在宋仁宗初年的時候，就興起了一個排佛運動，覺得自己已經有了儒家的聖人之道了，還要佛教來干什麼？當時就團結了一批有名的知識分子儒生，包括了很多官宦，向皇上上奏摺，說寺廟太多了，要大量裁減，僧人太多了也要削減。云門宗有一位祖師，叫佛日契嵩，來到京城，因為不可能見到皇帝，就通過一個居士，把他的萬言書轉給了皇帝。起初先拿給宰相們看，歐陽修看了以後，大吃一驚，說到：「不意僧中有此郎君！」——想不到出家人中有這樣的人才。至于佛日契嵩的儒學修養，大家可以看看他所寫的《中庸解》、《大學解》，他的儒學的理論高度，遠遠超過了當時北宋年間的一批大師們。 我再講一個故事，讓大家聽聽當時禪師們的厲害。當時宋遼對峙時，高麗國王派出了一個使團，向宋仁宗皇帝寫了一封信，請教曹操所著的《兵法》里的幾個疑難問題。宋仁宗看了以後自己不能解答，就交給了朝中的樞密院，相當于現在的總參謀部，但大臣們也回答不了這樣的問題，又交給宰相，宰相也回答不了，又交給各個大學士，大學士們也不知道答案。當時有人說，不應該把歐陽修貶官到九江，如果歐陽修在的話，可能就好辦了。歐陽修在江州(九江)，于是乎皇上就下了一道聖旨，安排以八百里的快馬到江州，歐陽修拿著這個一看，也不知道。(笑聲)當時很多寺廟里都住有禪宗的大德祖師，四川有位老和尚，叫圓通居樂，派他的侍者給歐陽修送來一件小禮物，是山里面的特產。侍者看見歐陽修在那里發呆，就問他是什麼事。 明海大和尚：寺廟里很注重公關呀！(眾笑) 馮老師：是是是(眾笑)，這些老和尚也在想辦法把他們轉化過來，也是善巧方便。那位侍者看見歐陽修在那里發呆，就問他是怎麼一回事，歐陽修把這個難題告訴了他，那位侍者說：「哎呀，這有什麼難的，山中老和尚就能解決你的問題。」歐陽修馬上就到廬山去，把這個問題給圓通和尚說了，圓通和尚一下就笑了，說你們怎麼這麼傻，兵者，機密事也，不可以示人。這樣機密的事情，這麼機密的軍事科學里的尖端，怎麼能隨便告訴別人呢？聽了老和尚的話，歐陽修大徹大悟，立刻把這個點子，寫信彙報給皇上。于是宋仁宗就召見高麗的使團，沉著臉狠狠地說，你們怎麼啦？想造反嗎？這樣的事情你們還敢問？居心不良！(眾笑)高麗使團立刻賠禮道歉，說：我們這個小國寡民，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確是不該問這樣的問題。(眾笑) 再如王安石，他的脾氣是很剛硬的。在變法的時候，他也親近老和尚，親近黃龍祖師，黃龍禪師就告訴他說，自己面前的路徑要留寬一點，不僅自己過得去，也要讓別人過得去，如果自己面前的路徑留窄了，不僅別人過不去，你自己也過不去。結果王安石變法失敗，就因為在很多事情上他太過剛硬，用現在的話來說，太左了，就連蘇東坡這樣的人都容不下，那能行嗎？他的變法還是有很多合理的地方，北宋年間積重難返，國力雖然強盛，但是部隊很衰弱，民間政府的收入不足。王安石想在不傷民的情況下，通過一定的手段來增加國庫的收入，主要是壓制豪強，從豪強那里弄一些錢到中央政府；另外在軍事上也有一定的變革。但是由于他的氣量不夠，得罪了很多元老大臣，包括蘇東坡這樣的中間派也得罪了。蘇東坡被一再地貶官，差點連命都沒了。 就拿蘇東坡來說，他被貶官到了黃州，後來又到了荊州，就在現在咱們老和尚的玉泉寺。他聽說玉泉皓禪師也是四川人，禪法了得，就去微服拜訪。他與老和尚試機鋒，見了老和尚，站在那里傲然而立，老和尚眼睛一亮問他說：「長官高姓？」請問您的高姓大名？蘇東坡就說：「我姓秤，是專門秤天下老和尚舌頭的秤。」(眾笑)他要稱稱老和尚有幾斤幾兩。這位老和尚聽了他這句話，微微一笑，突然就大喝一聲，對他說：「請問長官，這一聲喝有幾斤幾兩重呢？」蘇東坡一下張口結舌，回答不出來了。于是就禮拜老和尚。 蘇東坡的一生，從他父親開始就與老和尚們的關系很好。剛才提到的圓通和尚，幫助了歐陽修，還有大覺懷蓮禪師，很多很多，包括佛印禪師與蘇東坡的佳話也是家喻戶曉的。 大慧宗杲禪師也是不得了的一位，金兵把北宋滅了，南宋小朝廷偏安在南方。大慧杲禪師可是敢與秦儈對著干的人，支持朝內的抵抗派，譴責妥協投降派，結果秦儈把他的僧衣沒收，充軍到衡陽，後來又把他充軍到廣東眉州。直到秦儈死了以後，宋高宗的最後一年，才赦免了他，讓他回到了杭州，到淨山當住持。 明海大和尚：在古代想出家很難，出家人的身份是非常難得的，被剝奪了僧籍就是剝奪了出家人的身份。從馮老師剛才講的，我們知道在中國文化歷史上，佛教界對中國文化的貢獻特別大，尤其在宋朝，對那些士大夫，對儒家的大思想家都有影響。不過，因為佛法是無為法，在古代，也沒有維護我們教團權益的機構，所以很多士大夫、思想家受到了佛法的滋養，到了外面卻不說，用現在的話說，也相當于盜用佛教的品牌，所以我們現在想起來感覺到有諸多的委屈。(眾笑) 馮老師：實際上，在宋明理學的發展上應該說是這樣的。因為佛教、寺廟、僧眾是以出世為主要目標，而它的大乘的救世情懷往往是通過儒家來實施的。很多儒家的優秀知識分子，在佛教里面接受了教化，提升了人格，提高了智慧，反過來在社會上，去實施他們的抱負。 拿王安石而言，他就是被一個老和尚——雪峰祖師的一句話：「這個老漢！為眾生乾了些什麼？」所激勵。我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啊？應該為國家民族，為老百姓干點事！這樣才激勵了他的志向，所以佛教教化的力量的確是無窮的。 明海大和尚：唐朝有一個宰相，叫李密，他也是受到了高僧的教化，所以才成就了世間的功業。宋朝也有一個宰相，叫呂蒙正，他就是在寺院里掛單，還不只是他一個人，他的家小都住在寺院里。寺院的方丈特別關照他。方丈非常有眼力，要放在我也就不行了。(眾笑)後來他考上了狀元，當上了宰相。 馮老師：像這樣的故事很多，呂蒙正是這樣的，范仲淹也是這樣的。大家都讀過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他早年喪父，寡母含辛茹苦地把他撫養大，沒有多少飯吃，都是寄養在寺廟里。後來他成就了一番功業，把自己的俸祿、銀子全部交給了地方，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辦起了慈善事業。大家學過《古文觀止》，里面有一篇《義田記》，就是范仲淹以佛教的菩薩情懷，把自己所有的錢集聚起來，在他的老家，讓那些吃不上飯、讀不了書的百姓在那個地方吃飯讀書。最後他去世的時候，卻連買一副棺材的錢都沒有。 前些年曾上演了一部電視劇，叫《清初第一廉臣》，是講曾被康熙皇帝御封的于成龍的故事。這個人非常了不起，當過福建的巡撫，為日後統一台灣奠定了基礎，後來又升到 畿輔 直隸巡撫。到退休的時候連一分積蓄都沒有，康熙皇帝過意不去，送給他三十萬兩銀子，作為養老的費用。三十萬兩銀子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當時全國的年收入才六百萬兩銀子。他是怎麼用這三十萬兩銀子的呢？第一拿出十萬給寺廟，為什麼呢？因為他有整整十年的時間，是在寺廟里吃住讀書的。 他是山西人，當時這個地方是很窮的，老和尚看見他很可憐，倒不知道他是不是什麼人才，而是以普度眾生的情懷收養了他。寺廟里與社會上不同，寺廟里有藏經樓，相當于現在的圖書館，不僅有佛教的典籍，儒家的典籍也很多。他在廟里讀了十年，一直到進士及第，所以當康熙皇帝撥給銀兩的時候，他做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供養寺廟，報寺廟的恩。然後他又拿出十萬兩銀子送給了窮親戚，另外的十萬兩銀子，就捐給了當地的書院，搞教育。 大家要知道，儘管說在清朝末期，面對著西方的列強，中國沒有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在滿清的時候，有些政治措施還是很優秀的，比如說，一個八府巡按要到地方去視察，第一要看這個地方的山青不青、水秀不秀，這是施政的一個重要的硬指標；第二要看鄉里，或街道上有沒有流浪討飯的百姓；第三要看監獄里是不是關了很多犯人，如果犯人太多，那麼地方官的烏紗帽肯定是保不住了，因為這說明社會教化沒有做好；第四要考察當地的長官一年去過書院幾次，上過幾次課，官員要以身作則帶領大家學聖人的教育。皇上每年都要在大學里面親自帶領大家學習四書五經，當「客座教授」，縣官也要到書院講課的。 明海大和尚：有一些政治家，是從學術界來的，同時他們又會回歸到學術界去。看起來寺院，在知識分子卑賤的時候幫助了他們，但是他們也是有回報的。他們參加了一些文化建設，比如說寫寫畫畫、整理圖書，整理檔案等等。現在我們柏林寺也很注意這方面的交流，所以寺院里的文化氣氛、文化品位，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一些知識分子來提升充實。同學們可以回去相互轉告，我們還是很歡迎一些知識分子到寺院來住住，歡迎大家。(掌聲)在你們寫論文的時候，在你們準備GRE 的時候，在你們考研以前，到這里住一住。歡迎你們到寺院來做一些文化工作，互相都有所幫助。(掌聲) 馮老師：拿我個人的幾十年來說，是深受寺廟和僧人的恩惠。小的時候沒書可讀，親近了海燈法師、本光法師和賈老居士，賈題韜老居士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善知識。在他們那里受到啟蒙，受到提升，當然也與自己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最近幾年，說句話大家不要見笑，我一家的生活費都是柏林寺和云門寺資助的。如果不是柏林寺和云門寺，我自己真的很慚愧，連找錢的本事都沒有。 明海大和尚：這些是微不足道的，每年馮老師都要在這兩所寺廟里講課，我們給他的講課費，只是你們大學里老師講課費的十分之一或者是百分之一，是很微薄的。 馮老師：今年我的女兒又考上了大學，佛源老和尚考慮到我大概交不上學費，最近在云門寺，一下給了我三萬塊錢，說：你小孩子要讀書，拿去用。(掌聲) 明海大和尚：我們縱觀幾千年的文化史，特別是近代史，從鴉片戰爭以後的這段歷史是最複雜最沉痛，也最有聲有色的一段。在這段歷史里面，我個人的印象，有很多重要人物也都與佛教文化有著不解的淵源，比如說戊戌維新中的譚嗣同、梁啟超，還有一些革命先輩，像瞿秋白、周恩來、毛澤東等等，所以近代的思想家，革命家，社會活動家，都深受佛教文化的影響。 同時，在這一時期，這些仁人志士，一方面要救亡圖存，另外一方面也在思考中國文化的走向。在鴉片戰爭以後，上個世紀初，關于中國文化走向的討論特別地多。改革開放以後，我們似乎有印象，這個話題討論了也沒能有一個結果，現在大家還在討論，回到原來的地方繼續討論。 對近代史的中國文化的這個過程，馮老師您自己有什麼印象？ 馮老師：我借用黑格爾很有名的一句話吧，「一個觀念到另一個觀念的轉變，在思想里面是很容易的，但在歷史中可能需要幾十年，乃至好幾百年的光景。」中國的因緣很特殊，在漢唐的時候，注重于經世治國之道。到了宋明時期，講究心性之學，一方面把佛教的理念思想融入了儒家的思想體系；另外一方面，也忽視了經世致用之學。到明朝亡國的時候，有很多知識分子、士大夫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讓他們帶兵打仗他們不會，讓他們出謀劃策他們也不行，只有以死謝社稷，以死謝君王，這是搞心性之學的一個盲區，一個誤區。 怎樣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經驗教訓，而把合理的光彩的地方集聚起來。另外，中國與西方文化有對比性。西方從古希臘的文明發展到近代文藝復興以後，它的科學技術的確是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挑戰，是在中國幾千年來所沒有遇見過的挑戰。功利性的思想，以及對世界、對宇宙、對人生的認識，產生了東西方文化的碰撞。怎樣轉變這個觀念，使中國能夠合乎于世界大潮，走向一個健康發展的道路，的確需要好幾代人的摸索。如果全盤西化，那肯定不行；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質，完全拒絕西方的文化，也行不通，那樣只有消亡。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辦？在辛亥革命前後，很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很惶惑，儘管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甲午戰爭被日本人打敗以後，洋務運動失敗了，大家又陷入一種空前的危機之中。 直到楊仁山先生從日本取回了一些唐代失傳的佛教典籍，特別是「唯識學」的經典，哎呀！這才又看到了希望。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西方的那套科學技術是從哪里來的？是從人心來的，從認識來的。研究我們的理性活動是怎麼運行的，這些是西方的強項，可是這些內容在「唯識學」里有著非常豐厚的、非常深刻的闡述。中國人一下子找回了自己的信心，感覺到「唯識學」可以對抗西方的倫理學、自然科學這些知識。這是中國古以有之的，只不過唐武帝滅佛之後，這些典籍在中國就消失了。所以從民國初年一直到四九年，都有一股非常強盛的學習「唯識學」的熱潮。這個熱潮極大地提升了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理論思維的高度和廣度，那個時候的確是群星燦爛，煥然一新，是很令人鼓舞的。從太虛大師、歐陽竟無、到印順法師、熊十力等等，很多人都深入到「唯識學」的研究之中。可以說，當時在中國，有成百上千的頂極的思想家和科學家，都受到了「唯識學」的洗禮。 隨著現在改革開放的深入，隨著思想解放不斷地深化，我想當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智慧煥發出來的時候，全世界都會被照亮的。湯因比先生，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在六十年代和日本的池田大作(也是一位佛教徒，屬于日蓮宗，後來發起了創價學會)有一個對話，叫「面向二十一世紀」，就談到當今世界的幾大危機，如核危機、生態危機、人口爆炸、恐怖主義、東西方文明的對立、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以及與儒家文化的對立。最後湯因比得出了一個結論，這個結論也很奇怪。他認為以後世界要走向大同，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 第三次世界大戰，用黑格爾的話來說，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怎麼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怎麼打。到了第四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人們是用石刀石斧相搏斗。 明海大和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意識形態為基礎，東西方形成了冷戰的格局。冷戰結束以後，整個世界的形勢，以及文化的趨勢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徵。一方面現代的通訊手段和交通便利使地球愈來愈小。在人類遇到了一些共同的難以解決的問題時，如環保問題、和平問題、生命問題，各種文化特別是東西方文化之間互相地融和碰撞、取長補短，比以前更加地頻繁了；另外一方面，雖然冷戰結束了，但整個世界因為人口的增長和生存資源的緊張，國家民族之間的競爭比起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縱觀當今的世界形勢，國家民族為生存所展開的斗爭，如果在以前更多地還局限在經濟、政治、軍事的領域，但是在現在，文化甚至宗教信仰也被席卷進來。在美國，有一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于1993年提出了「文明的沖突」一說，最近還有一個新詞叫「軟勢力」。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國家的黨和政府也認識到，要重建中國的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對于增強國家民族的凝聚力，提高現代國家的競爭力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關鍵的。在夏令營中也有人提到，新一代的年輕人，與傳統文化之間總是感覺有隔膜，很疏遠。所以對中國文化的重建工程，特別是怎麼樣使青年一代，對我們的傳統文化建立一個認同，使它真正能夠變成我們人格和生活的現實，變成我們強化民族生存的力量，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人已經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如兒童經典導讀。在大學里，如北大附近就有一個學堂，在這方面馮老師有什麼想法？ 馮老師：用湯因比的一句話說，「面對二十一世紀，拯救世界需要一個劉邦」，需要象漢高帝劉邦那樣的人，實際上他所指的就是需要儒家文化，現在所說的儒家文化，其實嚴格說來是中國儒釋道一體的文化。當今的年輕人，因為教育制度的缺陷，大家都比較注重于理工科的學習，對文科方面有一定的忽視。從我們現在的領導人，比如溫家寶總理最近一系列的對外對內的講話中可以看到，很多觀點都是從儒家的立場上出發的。這也是一個信號。我相信，從現在開始，國家的主流文化、主體文化要逐漸向儒家文化的復興靠攏，這是必須的，而且是必然的。 當年有人問我，馮老師您為什麼要搞一個書院？我認為書院應該搞，為什麼呢？從簡單來說，只要有寺廟、僧人，佛教就在延續，那怕在一些時節里它再衰弱，只要有一天因緣際會，出現了一位祖師菩薩，佛教就能再次興盛起來。但是儒家的情況呢？從辛亥革命以後，廢書院，辦學校，大家都去搞數理化、考理工科，中國民族文化的靈魂沒有了。從這幾十年的社會實踐來看，企業無信譽，個人無信譽，政府的某些機關也不講信譽，經常是朝令夕改，貪官污吏愈懲愈多。前幾天國家審計署審計出來的數據讓大家都瞠目結舌呀，非常可怕。為什麼呢？許多人連起碼的廉恥都沒有了，國家怎麼搞得好呢？(掌聲) 儒家的學說是仁義禮智信，我給自己的書院提了九個字：仁、信、忠、恕，禮、義、廉、恥，再加一個智，如果沒有智慧的話，就又成了書呆子，沒有用了。仁、信、忠、恕，禮、義、廉、恥這幾個字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提升我們的人格。不知道史的人，不足以談文化；沒有德操，沒有強大的道德智慧，就不足以談使命，所以說，如果我們不在仁、義、禮、智、信上強化，那麼用現在的話來說，發菩提心是一句空話。 最近我在講課的時候，也提倡一個「公」字，為什麼講公？有很多修行的人從自我出發，從個人狹隘的立場出發，很煩惱，使自己使不出勁來，眼界也打不開。如果從公的角度出發，把眼界放寬一點，所謂的放眼世界，那麼最起碼也會少煩少惱了。 明海大和尚：人總是有偏見、偏執、有排他性，偏執是以自我為中心，佛法對治的就是偏執。其實我們不學佛以前都是這樣的，但是如果學佛以後以信仰為藉口，以信仰為手段來強化自我中心，那就偏離了佛法。有的人學佛以後，總覺得不學佛的人就是魔，就要下地獄，這就是一種排他的心理。還有的，雖然家里的人不能接受，他也非要燒香拜佛，非要供佛像。家里其他成員的感受，我們學佛的人也是要考慮的。首先要考慮他們能不能接受，還要考慮住房條件、消防安全、環境污染等等問題。燒香並不一定是燒得越多越好，越高越大越好，我們柏林寺最近就提倡「文明進香」活動：「獻佛三支香，文明又吉祥」。我們在學佛以後，心量應該是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正如剛才馮老師所講的，心一定要「公」。 馮老師：很多學佛的人，很仰慕禪宗的「大徹大悟」境界，也很仰慕華嚴宗的「理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境界。這樣的境界，如果是一個人去修是很費勁的，但實際上一個「公」字也就是這樣的境界呀！(掌聲) 明海大和尚：剛才我忘了介紹，馮老師說自己是「無票子，無帽子，無位子」，其實他是有位子的。他在成都創辦了「龍江書院」，當然他是院長，這是有位子的。這個書院是馮老師一個人以自己的力量創辦起來的，以儒家文化為基礎來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他所做的工作。(掌聲) 但是我覺得，民族的生命是文化，文化的生命呢？應該不僅僅在文化的載體上，比如說寺廟的建築，以儒家來說，就是一些書籍和讀書人。您覺得文化最核心的是什麼？ 馮老師：中國有一句話「道在得人」，而且是「傳承不斷」。中國儒家講道統，佛教講法統，禪宗講傳燈，燈燈相續乃無盡，它必須需要一代一代的接力，才有連續性，才有長遠性。我們知道虛云老和尚，大家都很景仰他，非常了不起的大菩薩。虛云老和尚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弟子，淨慧老和尚算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香港的聖一法師，現在全國佛教協會的會長一誠老和尚，云門寺的佛源老和尚，北京的傳印法師，還有很多很多。現在談到一些真修實干的道場，我們數數基本上都是虛云老和尚的弟子在住持。 我們現在中國佛教之所以有這麼一番氣象，都與虛云老和尚，他一百年的修行，百年操練的道場是分不開的。你看主要的幾個禪宗寺廟，像南華寺、云門寺、云居山真如寺，包括咱們這里的柏林寺都應該算是虛云老和尚名下的。每屆夏令營，淨慧老和尚的智慧，深深地傾倒了所有的營員。還有咱們大和尚的風采，連我自己都是非常感動的。我之所以經常到柏林寺來，一方面是受到老和尚的感召，另外一方面也是看到大和尚的賢明，大和尚是非常有德的。 明海大和尚：馮老師總是善于鼓勵後進。(眾笑)每次聽到馮老師對我的讚譽、鼓勵，想起馮老師給我的夸獎，我必須硬著頭皮乾。(掌聲) 馮老師：大家知道大和尚是北大哲學系畢業的，他的視野、他的思維、他的學問，各個方面都是非常優秀的，當年他考北大的時候，是湖北省的高考狀元啊，第一名呀！(掌聲) 明海大和尚：我倒寧願是第二。(笑聲掌聲) 馮老師：為了承擔歷史的使命，毅然出家，這種大智大勇的精神，我就非常的佩服。我自己就沒有做到，還放不下，在這方面我是遠遠不如大和尚的。 談到這個使命，我自己也有使命感，為什麼呢？我所學的知識，所受用的智慧，基本上是從老和尚們那里傳過來的，現在要還給寺廟，要回向給大眾。我這個年齡，嚴格說來也不大，才五十五歲，但身體不怎麼好，為什麼？因為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困難時期吃過糠，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下過鄉，文化大革命後期又挨過槍，在雪山上待了八年，現在又下崗，又沒有飯碗，(眾笑)所以也是傷痕累累。自己出了一些書，有一點兒小名氣，也有些懈怠，後來在家里面呆著，就這樣懈怠下去，很快也就消沉了。但是自己心里還是有一種潛意識的使命感，還是覺得應該有所挑戰，覺得現在的文化，沒有人去提，沒有人去做。四書五經有哪所大學在談呢？哪所大學在教儒家的道統呢？沒有。既然沒有人乾，那麼我來干，當時也去動員了很多人，大學里的這個校長、那個教授，別人都不感興趣。在四川有一位主管教育文化的副省長，問我辦書院有多少效益？我一聽，大吃一驚，副省長會問這樣的問題。他們不干，我自己乾。(掌聲) 大家知道岳麓書院，雖然名氣很大，但現在也只是一個旅游的地方了。在那里，聽聽古琴就收十塊門票，吃碗茶又要收幾十塊錢，實際上只剩下一個招牌，沒有人去操練的。儘管國內也有很多這樣的書院、那樣的書院，但都是只有招牌，沒有實際的活動。我在北京的時候，有些朋友也搞了諸如此類的活動，讓我跟他們去韓國，去馬來西亞組建很大的場面。我告訴他們：這些場面，我玩不了。你們是天上的星星，我是地上的麻雀，你們去玩大的場面，我是想腳踏實地地乾一點具體的事情。如果大家都去不著邊際地唱大戲，開一些學術交流會之類的，沒有實實在在的東西，對社會對我們的文化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我是希望把儒家的理念，同時結合佛教禪宗的理念，在民眾之中傳播。也是受到了老和尚的啟發，第一我不願意搞少兒讀經，因為小孩子的變數太大；第二不願意搞淨土，前幾天到深圳，看見他們辦的萬姓先祖紀念堂，那里也是幾十個老太太、老太爺，在念淨土，搞臨終關懷，這對社會起不到什麼太大的作用。老和尚的夏令營面對的是一批青年人，我搞讀經運動還是面對青年，二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公務員、白領、大小的企業家，讓他們學修、提高。我經常說，美化自己的情操，優化自己的智慧，強化自己的力量，我們才能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啊。(掌聲) 明海大和尚：根據我所接觸的一些高校里的青年朋友，當他們快要畢業的時候，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自己要畢業了，要有所選擇呀。有的選擇是走向社會，但是自己心里又沒譜，害怕社會的複雜性，在滾滾紅塵之中，心里的那分理想還能不能保持。而且進入社會里面，要找工作，要謀生，這些對他們都是非常現實的挑戰。 另外一方面，我從社會上的用人單位那里得到一些信息，有些負責人給我講：我們最怕大學剛畢業的學生。為什麼呢？他們說：大學生受過高等教育是很不錯，但是進入單位後的適應期太長，適應工作很慢。很多人眼高手低，處理人際關系比較生疏，另外有些生活細節，為人處事的修養很缺乏。 所以我經常思考，包括我個人，大學畢業以後，在北京教了一年的書， 91 年畢業， 92 年出家。我覺得出家這幾年有很大的收穫，別人問我修行有什麼進步，其實也沒有什麼進步，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也沒有開悟。我的進步是跟著老和尚在個人的素質上補了一課，而這些素質是在我幼小的時候就應該具備的。怎麼做人，怎麼做一件小事，怎麼照顧好自己，怎麼學會照顧別人，怎麼關心別人的想法，我的進步在這里。 所以聯系我前面所說的，在現在的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體系里面，我們年輕朋友缺了一個環節，這也是造成要畢業的大學生沒有信心的原因。所以對現代的人才培養的模式，教育應該在哪些地方有所補充呢？ 馮老師：在古代的教育里面，實際上是有成規可循的。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進入了市場經濟。以前的大學生是旱勞保收，只要是畢業就會有國家分配工作，而現在就不一樣了，大學生畢業裝了滿肚子的知識學問，要轉化為社會實踐能力是需要有一定的過程的，一定要經過幾年的摔打，才能真正地成熟，這也是必然的。人生的軌跡需要完成相應的環節，這些環節缺一不可。 作為我自己的感覺，有幾點是需要留意的，這也是我在辦書院時的一個總綱：第一要立志，用現代的話來說，就要調整好自己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如果價值觀的定位偏差了，那麼你就會與社會不相適應。中國有句老話：「時不至，不可強身；事不就，不可強成」，拔苗助長是不行的。 我們做事情要有一個定位，根據自己的能耐，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知識，在自己的能力半徑之內運作，那就比較相應。關鍵是自己價值觀的確立，如果有一個優秀的合理的價值觀，那麼人生的目標就會比較確立，也就不會左右擺動。我看見有很多人，之所以大學畢業以後東不成西不就，做不了什麼事情，關鍵是他定位的錯誤，或者根本就沒有定位，這就帶來了若干的麻煩。一個人要吃一塹，長一智，經歷一些挫折未必不是好事，我一生都在挫折之中，我感覺還是蠻不錯的。 明海大和尚：這立志是立大還是立小？怎麼個立法？是具體的，還是抽象的呢？ 馮老師：可以說立志要虛實不二，什麼是虛實不二呢？因為我是喜歡傳統文化的，還是要學習古代的聖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古代聖賢仁人之心為心，以古代聖賢仁人之志為志，少看自己，多關心國家民族。如果把自己放下，用公心來立志，那麼自己的種種遭遇，不論是順境逆境，是得是失，它都不會成為干擾，都會成為繼續前進的動力，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一個人有了好的志向，他就會有一個好的人生觀，就會善于處理周邊的人和事。志有大有小，實際上是一個時間和空間的問題，自己的志氣很大，但是必須要有相當的時間和因緣才能完成，大志還是需要通過具體的事情，腳踏實地的事情體現出來。 佛陀的志氣就很大，要普度整個世間的眾生，但他也要吃飯，說話還是要一句一句地說，自己的徒弟還得一個一個地去教導，一個道場接一個道場地操練。再大的志向還是要具體化才行，而且還要量化，不能說空話，說大話。所以長期的目標和短期的目標應該很好地結合起來。 另外一個方面，有了立志，必須就得煉性。為什麼需要煉性？錘鍊我們的品性。我們還是煩惱眾生，心理的結構，性情的結構並非盡善盡美，總有這樣的不足或那樣的麻煩。我經常反省自己，實際上自己是一個很平庸的人，以前也有自卑的地方，也有自大的地方，也有心胸狹隘的地方，也有猜忌別人的地方，也有嫉妒別人的地方，總之自己的毛病很多。後來學了佛法，學了聖人的言教以後，覺得自己以前的那些不好，要把它慢慢地轉變過來。好在身邊有很多榜樣，像這些老和尚們、善知識們，他們的那種氣象，用現在的話來說，道氣就足以感人。古代有句話「聖人立不言之教，垂衣裳而天下治」。他們是身體力行，身教重于言教，這樣的觸動對我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對我的教化也是潛移默化的，使自己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有所轉變，有所改變。實際上在柏林寺這十來年，明海法師、明憨法師、明基法師等等很多常住的法師，都受到了老和尚身教的觸動改造。老和尚是不是天天都把他們叫到身邊，耳提面命，說長說短？不是的。老和尚的一舉一動一絲不苟，在佛教事業里面那種真正的敬業精神，幾十年如一日。無論是在中國佛教協會當副會長，還是到國外去訪問，名氣那麼響亮，辯才無礙，學富五車，但老和尚並不是在這個方面來表現的，他是以自己的行為在教導大家，我在這方面都感到羞愧，那麼大的年紀了，還一樣的上早殿，一樣的上晚課，一樣的坐香，拜佛的時候頂禮如儀呀，真的是一絲不苟。大家現在看見大和尚就是這樣的，第一次我來夏令營的時候，就說過一句笑話：「有其父必有其子。」(掌聲) 明海大和尚：這就是說首先要把本分事做好。 馮老師：所以要立志，第二是要煉性，煉性就是要把自己心性上不好的東西排除掉。讓聖人的、佛菩薩的智慧光輝在我們的身上、心性上安家落戶。這個多美呀！ 第三個呢，必須開眼。就是打開智慧之眼。爹媽給的這個生命，給的這個精神，嚴格來說並不是很優秀的，必須通過學修佛法，學修聖人之道，才能打開自己的智慧之眼，才能對人生宇宙有更高明的、更深刻的、更正確的認識。 第四，就要致用，就是實踐。在實踐之中「覺悟人生、奉獻人生」。奉獻人生可不是一句空話，不能只掛在口頭上，是要在日常的生活當中、日常的工作當中，都能發起菩提心，以一種大公之心來照料身邊的人和事。所以要在實踐中學修佛法。 我們談文化的使命，不能離開具體的日常工作。如果我們在日常的工作之中，心里有一種對中華民族的文化使命感，那麼我相信你走到哪里去都會發光的，走到哪里去都會受到人們的歡迎的。我在成都講課的時候，講到孔子的仁義禮智信時，我問他們，人的人格魅力從哪里來？就是從這個「仁義禮智信」上來。如果一個人達到了「仁義禮智信，溫良恭簡讓」的人格美，那麼凝聚力就大了，大家都願意圍在他身邊。有誰願意和那些不仁不義，無恥無信的人打交道啊？(掌聲) 明海大和尚：一方面，我們在現在的青年人身上看到了很多令人鼓舞的氣象，包括這次夏令營，同學們報名非常踴躍，也克服了很多困難。有些同學堅持早晚上殿，能夠堅持坐在這里三個小時不動，這些都讓我們非常感動。另外一方面，這個時代誘惑也很多，錯亂的東西很多，擺在我們面前的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判斷標準，有時要我們自己去判斷，自己去抉擇。大家都做的事不一定正確，大家都說的話不一定要說，要用自己的眼來辨別，正如剛才馮老師所說，這個眼就是我們的智慧之眼。 馮老師：我再補充一句，前段時間在成都講周敦頤的《通書》，里面談到顏淵，孔夫子表揚顏淵說，「 顏子在陋巷，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其何心哉？」因為顏淵是一個很窮的學生，連飯都吃不上，但他學道卻是很精進的。接著又提出了一個問題：「其何心哉？」到底這個心是怎麼回事呢？ 周 敦頤在《通書》里有云：「 天地間有至尊至貴至大而異于富貴」的東西呀！「異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天下「至尊者道，至貴者德」，天地間比富貴更可愛、更偉大的就是德，「見其大而忘其小」有了更崇高的東西，富貴就看不上眼了。「見其大則忘其小，見其大則心泰」，心里就太平了，就平安了。「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如果心安了，我們就能夠做到「富貴貧賤處之一也」。我們就能用平常心來對待富貴貧賤得失。「處之一，則能化而齊」，化是教化，齊則與天地齊平，與造化同功。 這樣的修養，這樣的境界，我希望同學們以後都能達到。好，謝謝大家！(掌聲) (錄音整理：劉東亮 蔡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