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唐代佛教教育宗旨與內容初探(張捷) description: "唐代佛教教育宗旨與內容初探張捷東北師大學報" --- 唐代佛教教育宗旨與內容初探 張捷 東北師大學報 佛教自東漢末傳入中國, 經兩晉南北朝的發展至唐, 已形成了具有中國化的佛教思想體系。與此同時, 佛教教育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與發展。但對佛教教育思想與實踐的研究、探討, 至今在教育史學界仍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本文試就唐代佛教教育的宗旨、內容, 及其對唐代政治、科學文化、世俗教育的影響談幾點看法。 一、「 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 「成佛」乃是佛教教育的基本宗旨, 也是佛教徒們宗教修行所要達到的根本目的。但人能不能成佛, 哪些人能成佛，成佛是在當世, 還是在遙遠的將來，這就成為佛教教育的中心問題, 即佛性說所要解決的內容。佛教在唐代出現的不同宗派都論證了在客觀世界的背後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本體,一切具體的存在都是它的顯現或由它派生的。這個絕對的本體, 稱為「佛性」,也稱為「佛界」。「界」有「因」, 即質因、因素的意義。佛教各宗都屬大乘佛教, 認為眾生均有成佛的因素, 成佛的可能, 即眾生都可以成就佛果。佛教各宗正是通過對「佛性說」的闡發, 從理論上為「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尋找到了依據。 天台宗的佛性說充分肯定了人人都有佛性。其中興人物湛然竭力宣傳「無情有性」說,認為一切事物是佛性的具體體現, 變化的事物又分有情眾生與無情之物, 佛性寓一切事物之中。天台宗還強調佛性是先天的, 有善、惡之分, 修習的行為也有善惡之別。天台宗的佛性說不僅肯定了人人有佛性, 而且創造性地闡發了「佛性」有善惡之分, 注重教育佛徒修善止惡, 修身成佛, 顯示與證明了佛教教育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華嚴宗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並提出「頓悟成佛」的主張。一般人之所以不能覺知常住清淨的佛性, 是因為被世間的所謂妄相所翳的緣故。只要破除妄相, 接受佛教的宗教世界觀, 佛性就顯現在眼前。所以, 人的思想一旦覺悟, 「離妄覺真」, 雖不脫離塵世, 同樣可以成佛。華嚴宗的佛性說指明了一條身不離現實世界, 而能從精神上進入天國的道路。這就擴大了修習范圍, 加強了精神修養, 對社會上的每一成員都有強大的引力, 使佛教教育對象驟增。 禪宗南宗的佛性說, 更進一步闡述了佛性是人人具有的, 佛性就是人的本性。既然佛性人人具有, 為什麼又有佛與眾生之別呢？眾生成佛的途徑又在哪里？慧能認為, 佛與眾生之別就在于對自性的「悟」與「迷」,「自性若悟, 眾生是佛；自性若迷, 佛是眾生。」 從「迷」, 到「悟」就是成佛的過程,「若識本性, 一悟即至佛地」,「一聞言下便悟, 頓見真如本性」。這就是慧能的「頓悟成佛」,「見性成佛」之說, 成為影響後世的重要理論。慧能還認為, 人有了這種內心的神秘覺悟, 無論處于何種環境, 都可進入西方極樂世界, 為此一切外在的宗教形式都是不必要的。這使佛教教育由注重外在教理的說教而轉向內心世界的開示, 教育目標由神化的形象具體到現實中的人, 進一步促使佛教教育面向眾生, 打破了佛教的傳統, 充滿民俗特色；但其迷信成分也越來越重。慧能後, 禪宗不斷分化, 佛性說也不斷發展, 更突出地體現了佛教教育面向現實, 為現實服務的特點, 教育宗旨更加明確, 成佛的途徑也更加廣泛。 唐代佛教各宗之所以提出「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 在于教育作為一定社會的上層建築, 它是為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服務的。也就是說, 一定社會的教育要反映一定社會的現實需要, 否則它將失去存在的價值, 甚至無法存在。任何一種教育宗旨的產生與存在都是如此, 佛教教育宗旨亦不例外。唐代佛教各宗正是基于滿足勞動人民要求擺脫苦難, 追求自由、幸福的願望, 在精神上給人民以寄托，又適應了統治者利用佛教達到精神上控制人民的目的, 創造性地對教育宗旨的理論基礎——佛性說進行了闡發, 提出了「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由于佛教教育具有超傳統教育的廣泛社會性, 從而擴大了佛教教育的影響, 這有利于唐代政治的安定, 人心向善的社會風氣的形成。這就是以「佛性」為基點的佛教教育的客觀積極意義所在。但也要清楚地看到, 佛教教育宗旨確立的基點——佛性說, 即關于人有沒有佛性, 人能否成佛的問題, 其本身是荒謬的。無論是現世, 還是來世能成佛，部分人有佛性或人人有佛性, 都是不現實的說教。因為要想在佛國樂土中享受自由、平等、幸福, 在彼岸世界里獲取一切, 那是永遠達不到的。因此說, 「人人能成佛」的佛教教育宗旨是唯心主義的。 二、以教義宣傳為主的教育內容 佛教教育的宗旨為培養僧徒確定了方向, 明確了教育對象在佛教教理、宗教修養、行為訓練諸方面的要求。但要保證教育宗旨的實現, 則有賴于教育內容的選擇。佛教教育自傳入至唐, 一直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 其內容不外乎是宗教教義的宣傳, 藉以向僧眾灌輸佛教的人生觀與道德觀, 為配合傳教的需要, 還向僧眾傳授一些自然科學知識。但隨著歷史的發展, 唐代佛教教育內容是比較豐富的, 體現了時代的特色。 (一)宣傳佛教教義 佛教教義的宣傳乃是佛教教育的基本內容。佛教教義可總稱為「三藏」, 即包括經、律、論三部分。經就是佛教經典；律就是佛教的戒律、軌范；論則為對經典的注疏及對某些義理的闡述與發揮。印度佛教的整個學說只解決一個問題, 即最後的解脫, 因而佛教學說也可稱「解脫論」。這種「解脫論」包括兩部分, 一因二果, 這在釋迦時代即已確定, 兩千年來, 佛徒們為論述這種「因」, 與「果」, 寫下了數千卷書。唐代佛教學者從現實社會中蒐集片斷資料, 並根據現實需要, 對上述早巳確定的學說加以證明並構成學說體系。唐代佛教各宗均依經而論, 闡發其思想, 宣揚其學說, 標本宗義, 自立法門。 天台宗誦《法華經》。中興人物湛然「至是始以處士傳道, 學者悅隨, 如群流之趣于太川也。」「當大兵大饑之際, 揭歷法流學徒愈繁」,「蓋受業身通者, 三十有九僧, 縉紳先生, 高位崇名, 屈體承教者, 又數十人, 師嚴道尊遐邇歸仁。」(《宋高僧傳·卷六·湛然傳》) 華嚴宗以《華嚴經》為木。四祖澄觀「春秋七十余, 傳法者一百許人, 余堪講者千數」。(《宋高僧傳·卷五·澄觀傳》) 禪宗在五祖弘忍前以《金剛般若經》為本。六祖慧能時曾于曹溪「大梵寺講堂為眾說法, 僧尼道俗集者千余人, 門人法海編錄其法語, 又加入後來法語, 即世所行《法寶壇經》。」(《中國佛教·二·慧能》)此經由其弟子神會改編而成傳宗典據, 慧能弟子眾多, 他們得法後, 各為一家。 譯經大師玄奘所創唯識宗傳法相唯識、俱舍、因明等學。其門人較多, 著名的有神昉、嘉尚、普光、窺基, 稱玄門四神足。尤窺基17歲得玄奘指導而出家, 常侍左右, 25歲參加譯場,勤于著述, 有「百部疏主」之稱。窺基、圓測、神昉、嘉尚、普光為法相之名宿；普光、法寶、神泰則稱俱舍三大家；窺基、神泰又以因明學見稱。 唐代佛教各宗的教育是以教義宣傳為其主要內容, 在教義宣傳中, 各宗都培養了大批有學問的高僧, 不僅促進了佛教教育本身的發展, 而且促進了哲學等領域的擴大, 如因明學的研究, 就是對邏輯學的貢獻。教義的宣傳, 使因果報應論盛行于民間。由于佛教教義是圍繞唯心主義的思想而展開的, 因而它對受教者在精神上具有麻痺、腐蝕作用。 (二)宣傳宗教人生觀 佛教教育通過教義的宣傳, 向受教者灌輸宗教人生觀。佛教的人生觀是佛教徒的一般社會生活條件和特殊宗教生活需要的一種主觀反映。這種人生觀一旦形成, 便具有相對獨立性,能支配僧侶的行動, 影響周圍的群眾。唐以來, 佛教走向中國化, 其人生觀則認為人可以不脫俗、不禪定, 即世而出世。但人生觀的基本點是不變的, 即希冀來世達到解脫的來世主義人生觀。其核心內容是因果報應, 生死輪迴之說。 人生觀教育是佛教教育的核心內容。通過這種人生觀的教育, 使佛徒們建立堅定的宗教信仰, 把佛說致為真理而服膺, 把釋迦視為真理的化身、唯一的真神來膜拜。這種人生觀教育, 從精神上俘獲了民眾, 麻痺了人民的斗志, 使他們易安于現狀, 安于唐統治者的剝削與壓迫。這是宗教人生觀教育的消極作用。但這種人生觀教育要人們寄希望于未來, 認為今世的善行, 在來世則會得到好報, 即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因而在生活中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以求成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會人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自己創造自己的未來。 (三)宣傳宗教道德觀 人們確定了人生觀, 也就從根本方向和態度上決定了道德行為與道德品質。佛教要解決人生問題, 就不能不涉及到人與人的關系, 從而便產生了佛教的道德觀, 即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對待他人, 以及出家人與在家人應遵守什麼樣的戒律。佛教道德觀是以般若為先導, 以利他為基礎, 以慈悲為根本。從利他主義出發, 主張怨親平等, 無分親疏, 利樂一切眾生,救濟一切眾生。這就是佛教道德觀最根本的內容。但佛教的道德觀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而是一定社會歷史、生活條件的產物。印度佛教道德觀認為只有把人世間一切世俗關系勘破, 修身利他, 慈悲為懷, 才能免于輪迴之苦, 修成佛果。這種道德觀必與中國傳統的孝親觀相沖突, 這就迫使佛教必須面對中國固有的儒家孝親觀, 自覺與不自覺地經常協調彼此間的關系, 並在一定范圍內接受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佛教道德觀竭力宣揚佛尊父母的教義與儒家的「孝」觀同一, 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同一, 認為「孝」是成佛的根本, 也是基本的道德。佛、儒道德觀的相互滲透, 在唐代達到極點。 佛教道德觀的基本原則, 是以慈悲為懷, 即其反復宣傳的慈心、慈行、悲心、悲行。而「五戒, 與「十善業」則為佛教道德的實踐活動。「五戒」重于身業,「十善業」重于口業與意業, 而身語的行為受意業控制。這種道德實踐, 目的是以正見轉變邪見, 以智慧轉變無明, 以十善業轉變十惡業, 最終達到意業清淨、語業清淨、身業清淨。這種道德說教是佛教教育的中心內容。它主要是通過教義的宣傳, 並利用雕刻、壁畫、說經故事、變文、傳記等多種形式向受教者進行灌輸。 佛教宣揚這種道德觀, 無非使受教者更信服佛教。它主張怨親平等, 無分親疏, 這種混淆階級差別, 不分敵我的思想是具有毒害作用的, 必須加以批判。但佛教的道德觀主張利他,慈悲為本, 卻有利于團結互助, 世上太平, 也有利于佛徒們修善止惡, 有助于唐代社會風氣的淨化, 含有一定的積極因素。 (四)傳播自然科學知識 中世紀, 由于科學還不具有摧毀神學統治的力量, 宗教便控制了科學, 使之成為宗教宣傳的工具。佛教也不例外地利用包含有自然科學知識在內的方術來吸引群眾, 方術的掌握與傳播成為傳教中不可缺少的內容。隨著佛教的發展, 歷史的前進, 唐時佛教界就湧現了一大批在醫藥、天文等方面做出貢獻的高僧, 以鑑真與一行最為突出。 東渡日本, 首創日本律宗的高僧鑑真大師,「通醫學, 精于本草, 被日本醫藥界遵奉為始祖。據日本史籍記載, 當時日本人對于藥物有不了解的, 請鑑真加以辨正, 鑑真以鼻別之, 無一錯誤。這是鑑真留在日本醫學上的寶貴遺產。」(《中國佛教·二·鑑真》)鑑真之所以能在醫藥方面做出貢獻, 同他在寺院中所受佛教教育分不開的。他在長安時, 研習印度學術「五明學」：(一)聲明, 即研究語音、音韻、文字之學；(二)工巧明, 即研究歷算、工藝技術之學；(三)醫方明, 即研究醫理、方劑、藥物之學；(四)因明, 即研究邏輯、思辨之學；(五)內明,即研究佛教宗旨之學。這五種學識乃是佛教教育中傳習的重要內容。鑑真生長在醫藥業發達的揚州, 到長安後, 又正是《本草經》剛剛頒布之時, 因此促進了鑑真對醫藥學的研究,使之熟諳醫藥之學。鑑真在長安游學時, 對東西兩京建築風格迥異的名剎大寺、雕塑、繪畫等曾進行過潛心研究, 使他成為學識淵博的律學大師。他還把其淵博的學識, 也包括他精湛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技術再傳給他的弟子們。他無論在揚州傳教, 還是在日本, 先後營建了不少寺院僧舍, 繪制了大量佛教壁畫。日本大阪的唐招提寺的佛殿、講堂、文殊堂、不動堂、地藏堂、影堂、開山堂、藏經樓、鍾鼓樓及各堂的佛像, 都是鑑真及其弟子們親自設計建造的, 體現了長安寺院的風格。隨他到日本的弟子, 思托、如寶、法力等人都精于建築。這是他們在長期寺院生活中, 耳濡目染地身受鑑真大師教習的結果。唐招提寺的建造成為日本佛教藝術的范例, 在建築史上留下了佳話, 成為中日人民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唐玄宗時, 著名的天文學家一行和尚在歷算學方面的成就，也反映了佛教教育十分重視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他在20歲左右就已博覽經史, 精于歷象陰陽五行之學, 曾在幾天之內寫成《大衍圖》和《義訣》各一卷。後遇普寂禪師弘揚禪要, 落髮出家。「出家後, 得普寂的許可, 四出參訪」,「不遠數千里, 至天台山國清寺, 聞院中僧于庭布算, 稽首請法, 儘授其術。」(《大正大藏經·神僧傳·卷九》)也就是從浙江天台山國清寺一位隱名大德學習算學, 從此聲名大振。一行應唐玄宗之請在開元十五年完成了《大衍歷》的制訂。《大衍歷》內容系統, 結構較合理, 邏輯較嚴密, 因此，明末前, 一直沿用此歷, 在中國歷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一行又在公元723年制造了黃道游儀,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測天儀器。公元724年, 一行在全國24個地方用圭表測量日影于一時間在各地的投影差數, 實測了子午線的長度。這是世界上用科學方法實測子午線長度的最早記錄。一行和尚為中國天文學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是不可抹殺的。由于唐代佛教教育內容的豐富, 既具有較深的哲理, 又具有當時較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 因而不僅培養了佛教徒, 廣泛吸引了民眾, 而且還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促進了唐代文化、藝術和科學的繁榮。 三、對唐代政治、科學文化、世俗教育的影響 唐代佛教各宗雖在具體說經、弘法的教育活動中, 各有千秋, 但在宣揚修習可以「成佛」這一根本宗旨上是一致的, 並都以教義宣傳為主, 用傳授自然知識為手段, 向受教育者灌輸宗教人生觀與道德觀為核心內容。可以確認, 佛教教育發展至唐, 達到了頂峰, 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教育思想體系, 成為唐代上層建築的構成元素。它為獲得生存、發展, 不得不與唐代政治、經濟、文化等相適應, 為世俗思想所制約；同時佛教教育又以其特色影響著唐代政治的安定及科學文化和世俗教育的發展。 首先, 佛教教育具有超傳統教育的廣泛社會性。它通過宣教, 在精神、情感、嚴謹的哲理上吸引了廣大民眾, 信佛、拜佛之風盛行。佛教教育的教義宣傳, 直接或問接地麻痺了人民的革命斗志, 使他們逃避現實, 放棄斗爭, 維護了唐王朝的統治, 有利于唐代社會的安定。這是佛教教育對唐王朝政治影響的體現。也正是由于佛教教育有這種特殊功能, 所以唐代各帝王基本上都采用了唐初制訂的三教兼用的政策。唐時眾多的有名高僧也一反釋迦佛祖提出的「不應參予世事」, 而好結權貴, 直投朝廷, 以求「 國士」 的保護, 並且和尚兼國師, 達到了弘法利豐的目的。禪宗的出現, 更突出了佛教教育從現實出發, 為現實服務的特點。佛教教育還作為一種特殊的橋梁, 溝通了唐王朝與少數民族，以及日本、朝鮮、東南亞、西亞諸國的聯系, 對維護唐王朝的政治安定, 擴大政治影響, 起到了極為重要作用。 其次, 佛教教育對唐代科學、文學藝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佛教教育為掩蓋其教義的蒙昧主義、歪曲現實的說教, 不得不在宣傳手段上強迫科學、文學藝術為宗教服務。佛教教育的發展, 客觀上刺激了唐王朝文學藝術的興盛。如唐初, 佛教教育以俗講為主, 出現典麗輝煌的經變畫；中唐後, 佛教寺院中多以經變文學為主進行宣教, 從而小說、戲曲由此發展。唐王朝還曾出現了大量的以佛教為題材的建築、雕刻、繪畫等具有佛教藝術特色, 又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藝術作品。此外佛教教育對唐當時文風纖摩的傳統和煩瑣經義注疏之風, 影響也很大。佛教教育的發展, 還促進了唐朝醫藥學、天文學、建築、印刷術等自然科學走向繁榮, 並促進了唐王朝同各國、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 第三, 佛教教育對唐宋世俗教育的影響莫過于對書院及理學的影響。唐末宋初, 讀書人多學佛家窮居草野, 擇勝地立私學。並在講學方式及組織管理上借鑒于佛教教育。書院的建立與發展, 正是宋初儒者為抗擊佛教勢力的擴展, 為擴大儒學陣地而設。佛教教育經唐武宗滅佛後, 各宗皆流于禪, 入宋後, 禪宗也衰弱了。但佛教教育思想並沒有消亡, 而是廣滲于宋明的統治思想——理學之中, 為自己的活動開辟了更廣泛的領域。因而唐宋以後的思想家不得不出入于佛老, 無論是程宋理學, 還是陸王心學, 在其教育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中都處處可見佛教教育影響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