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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論巨贊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時代特色
description: "作者：陳衛華 孫倩 鄧子美來源：巨贊大師誕辰百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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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衛華 孫倩 鄧子美
　　來源：巨贊大師誕辰百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一、巨贊對人間佛教思想的接受
　　巨贊(1908——1984)俗姓潘，名楚桐，江蘇江陰澄江鎮貫莊村人。自幼多愁善感，很早「就想出家」[1]，幾經周折,1931年終于在靈隱寺依卻非和尚正式出家,並在寶華山受具足戒。
　　巨贊之所以接受、信奉並大力弘揚太虛大師首倡的人間佛教思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深感20世紀前期佛教衰落不振。明清以來，傳統寺廟大多弊竇叢生，僧人素質低下，叢林規范盡失，管理制度混亂，幾乎複制了宗法社會傳統的家長制，嚴重制約了佛教在近代的生存發展。這使許多有識之士都認識到佛教如此地苟延殘喘，將難以在劇變的社會中生存。其次是受到太虛大師的影響。巨讚出家時，太虛已是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佛教改革領袖。與當時許多青年佛教徒一樣，他崇仰著最早提出人間佛教理念的太虛大師，並多次親近太虛。早在他第一次離家去靈隱寺時，儘管機緣不順未能出家，卻在那里巧遇太虛。應太虛要求，他寫了一篇出家志願書，不想竟受到太虛「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師導，可臻上達」的高度評價。隨後，他便隨太虛往閩南佛學院研究佛學。而後，他雖依卻非出家，但乃出于太虛的介紹。出家後，巨贊還曾在太虛主持的漢藏教理院任教。因此巨贊雖非太虛親傳弟子，但佛教界都公認他屬于太虛所代表的革新派。巨贊法師內心始終對太虛懷有高度景仰，以至于太虛圓寂多年以後，他依然為太虛改革佛教的壯志未酬而「低迴惋惜」。第三是社會環境的影響。巨讚生活的時代，中國社會內憂外患交織，民族瀕臨著生死存亡，仁人志士都以拯救國家和民族危亡為己任，深懷「赤熱真誠的正義感」的巨讚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他早年曾「秘密參加革命工作」。出家後，為探尋生命真諦, 除遍閱佛教經論外，又研讀先秦諸子、宋明理學典籍，甚至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專門在世間學問上用功」。抗戰爆發後，巨贊雖為「方外之人」，卻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首先是個中國人，因而在國難當頭之際，毅然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鼓吹抗戰與佛教革新運動」，並把它作為「深入考察社會上每一個階級的底蘊」的方法。因為在巨讚看來, 形形色色知道得愈多，就更足以證明佛理的正確，希望徹底改革佛教教務的心願，也愈加堅定。[2]因此，由于巨讚從小關注現實社會苦難，青年時代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這就與人間佛教思想，存在著一種天然的契合，使他很快接受了這一理念。
　　太虛大師早就提出了「新佛教」概念，[3]其「新」也即為「現代」的代稱。與此呼應，巨贊倡導「現代新佛學」，在「現代佛學」名義下，對佛教基本原理作了許多新的闡發，在那特定時代，實質上也是對人間佛教思想的豐富發展。他認為，佛教最優秀的品質就在于，佛法歷來在符合佛陀本意(契理)的原則下，順應時代的發展(契機)而不斷發展。其核心就是佛陀在一開始就創立的隨機說法的原則，隨機說法本身就意味著與時俱進的發展的品質，而最能說明這一精神的就是佛教戒律的創建。譬如戒殺，起初並沒有這個規定，後來有佛弟子殺了人，受了社會上的譴責非難，佛陀及其繼承者才召集眾人制定寬泛的條文，接著就針對著寬泛難免的漏洞、弊病，把條文逐漸嚴密起來，稱之為律。[4]因此佛法並不是僵硬的、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的、與時俱進的。當然，隨機說法並不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不能穿鑿附會，故意歪曲以媚俗求容，而是要「立定一個明白的一貫的中心，由此而對著現前的環境，解釋一切，衡量一切。」而在佛法的流傳過程中，除了因時而變，還要因地制宜，如果中國僧侶在寒冷的氣候里一味仿效印度佛教徒，光披薄薄的麻織袈裟，就只有活活凍死；而沒有乞食風俗的中國僧人如果一出家就靠托缽維持生活，也只有活活餓死；所以「祖師們在袈裟之外不得不添置棉的夾的衣服以御寒，不得不耕作以維持食用。」[5]所以佛教的生命力就在于隨機說法，因時因地而不斷發展，但其核心精神又超越了時代與地域限制。
　　巨贊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之所以富有時代特色也源出于此。隨著對佛教教理的深入研究以及對佛教和社會現狀的進一步了解，面對當時佛教所面臨的困境，巨贊經常思考如何結合社會實際，解決太虛提出的教制改革問題，並撰寫了一系列文章，系統闡述了他的革新思想體系。這也是他個人對人間佛教思想早有獨特理解的體現。巨贊思想相當激進，與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有強烈的全盤否定傳統的傾向。他認為，過去佛教由于和封建主義關系密切，佛教徒的思想行為大多是封建落後的，因此，佛教要想得到弘揚與發展，必須排除佛教中封建的思想與迷信毒素，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必須用科學的歷史的觀點，重新建構佛學理論，以指導佛教實踐。為此，巨贊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生產化」和「學術化」兩個基本方向，作為僧制改革的目標。所謂生產化,就是使「僧徒各盡所能，生活自給，絕對避免土劣式的收租放債和買賣式的迷信營業。效法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做和尚並不是一種職業，而也能參加勞動生產。」如果這樣，「對于社會經濟，關系重大,」而「增加一般僧徒的健康，猶其余事。」所謂學術化，就是要「恢復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個廟都造成學術團體，而每一個和尚都是文化人。」[6]只有這樣,才能積極發揚中國佛教注重學術研究的優秀傳統，倡導僧人進行佛學研究，深入研究大乘教理，去偽存真，澄清思想，從根本上闡述佛教的博大精深的教理，增進佛教的文化品位，以加強佛教徒對于佛教的認識，以正信破除迷信。
　　巨贊指出，佛教徒要「無我」破執，發揚大乘菩薩的積極的濟世精神，要廢除傳統的廣建壇場、聚眾諷誦以作佛事為衣食之資的惡習，革除佛教界存在的追求安逸享受，耽于懶散，脫離民眾的弊病，「一般僧徒之幾于完全無知無識，原因在于懶。」[7]因此他號召佛教徒農禪並重，發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遺風，積極從事日常生產勞動，自食其力。這樣可以打破舊時各寺院靠收地租為生的經濟關系，幫助佛教徒立足于社會，培養僧眾自立自強的精神。只有這樣，佛教才能不被社會淘汰，佛法才能發揚光大。
　　在巨讚看來，人是眾生六道之中，最具有可塑性的的一類。人間佛教的本質說到底是為了提升人本身，「釋迦出家，因為看見了生物的互相殘殺，和感于人世無常——生老病死的苦痛，可以說完全為的是人生問題。」[8]因此要求佛教徒走人——菩薩——佛的修行路線，即由凡夫修人間正行(五戒十善)，進而發心學修菩薩行願，由菩薩行願趣證佛果的同時，更要發菩提心與長遠心，普渡眾生。這與太虛及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完全一致。
　　巨贊還認為，佛法的弘揚與否，改革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佛教徒的素質。他生逢亂世，耳聞目睹寺廟原有清規漸被封建教條和儀式所腐蝕，僧人素質更是良莠不齊，許多僧眾不思濟世利生，弘揚佛法，專注自修自了，甚至熱衷于趕赴經懺，謀取私利。為此，巨贊提出要改革僧伽制度，改進佛教教育，整頓寺院，積極培養僧才，提高佛教徒素質。
　　從巨讚的這些設想與倡導中，不難看出太虛人間佛教思想的諸多影響，諸如農禪並重，提倡正信破迷信等，都是太虛早在20年就強調的，只是太虛晚年更趨穩重。而對巨贊來說，他提出的這些實際上與太虛當時正在著手的「整理佛教」密切呼應。後來趙樸初把發揚注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也歸納到人間佛教思想體系中去，也分明受到巨贊「學術化」思想影響。
　　然而，儘管當時巨讚為推行他的設想，作了多方面努力，包括與中國共產黨人以及社會各界人士進行廣泛接觸，以謀求支持，但終因時局動盪，機緣未就，不僅未能付之實踐，而且巨贊本人甚至還為此遭受保守勢力的謾罵攻擊，甚至受到了生命威脅。這使巨贊進一步認識到「佛教這一個階層，和整個社會是分不開的，整個社會沒有改革，佛教內部的革新也無法進行。」[9]
　　二、巨贊在特定年代(1949-1966)
　　對人間佛教思想的闡發與實踐
　　1947年太虛圓寂後，「在教內呈現的一片荒涼景象中，慈航法師在南洋依然吹起佛教革命的號角。」這一情形，與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由德國轉向瑞士、荷蘭謀發展頗相似。1948年，慈航應台灣中壢圓光寺釋妙果之邀至台灣，繼承太虛未竟的佛教革新之志，提出挽救傳統佛教的危機，要靠興辦教育、文化與慈善事業「三大救命環」。[10]在大陸，巨贊擔負的使命在為存亡繼絕而求改革方面，與慈航法師在台灣也有相似處。儘管他們面臨的環境差別很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巨讚感到，他多年盼望的改革佛教的機遇終于來了。為此他「為佛教在新社會中，爭取一個合理的立場與正當的工作崗位而到北京」。[11]在當時條件下，這是能夠維護佛教生存，維護佛教界權益的唯一可行方針。到北京後，巨贊經過詳細考查和討論，上書毛澤東和各民主黨派，提出以「生產化」和「學術化」為目標改革佛教的意見，得到了多方贊成和同情。實際上整個20世紀50年代，大陸漢傳佛教走的都是在堅持修行的同時，實行「生產化」的路子。同時，巨贊又極力倡導「現代新佛學」，這是他主張的「學術化」方向的體現。
　　此後，巨贊以極大的熱情致力于維護佛教在大陸應有的地位。在整理佛教，培養佛教人才，提高佛教徒素質方面，巨贊做出了很多努力。
　　首先，是推動佛教組織的重建。巨贊把人間佛教契理契機原則作了適應特定歷史條件的具體化闡述，即在既不違反佛教立場，又不違背政府政策的前提下，對佛教界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整頓。剛到北京時，巨讚就要求對佛教進行積極整理，並為此會見了北京市張友漁副市長，就此問題跟他商談。張提出，「積極整理對于佛教與政府都有益處,但非有一個佛教團體從中領導不可。」巨讚也認為，為維護佛教權益，也為了解決佛教自身的許多問題，需要重建聯系全國佛教徒的組織。為此，巨贊草擬了一個中華全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和籌備會的章程，送呈中共中央統戰部。不久，巨贊在天安門上見到胡喬木時，胡也指出「應該組織一個協會」進行工作，這更大程度上鼓舞了巨贊。1949年首屆人民政協閉幕後，巨讚又多次與政府有關人員商談推動佛教改革問題。在一次座談會上，陳其瑗傳達了周恩來關于宗教問題的指示，其中提到「《社團登記條例》已經反復商討多次，，不久亦可公布，宗教團體不在例外。」在1950年6月18日的一次座談會上，包括巨讚、趙樸初在內的與會人士再次談到在當時情況下組建佛教協會的重要性，趙樸初認為：「現在各地佛教寺院，已在危急存亡之秋，沒有組織，無法維持。可以先組織類似佛教徒聯誼會性質的團體，以為各地佛教徒互相聯絡的機構。」[12]巨贊對此深表贊同。此後巨贊同趙樸初等人，便積極投入到中國佛教協會的籌備工作中去。經過多方努力，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巨贊被選為副秘書長。1957年，被增選為中國佛協副會長，成為佛協核心領導成員之一。
　　中國佛協成立後，作為全國佛教界的協調機構，在很大程度上安撫了當時佛教界惶恐不安的情緒，為大陸佛教的穩定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全國土地改革的背景下，通過寺院生產化，以解決經濟問題，成為各級佛協主要工作之一。
　　其次，是加強對佛教徒的「改造」。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後，巨贊認為佛教革新也可推動展開了。他積極配合當時在各地展開的思想改造運動，甚至以為改革佛教的重點是對佛教徒的「改造」。他認為由于當時「僧伽分子太雜，一般知識水準太低」以至佛教徒「趨于頑劣，做盡許多佛法所不容許的事情，」甚至「嫉妒障礙，分黨分派」，導致許多信奉佛法的人「不願意在中國寺廟里削髮」，[13]甚至出家了還要還俗。因此整理佛教首先要革除追求安逸享受，脫離社會，遠離民眾的弊病，要培養佛教徒深入社會、深入群眾、關心群眾疾苦、解除群眾苦難的精神。為此，他在北京成立了佛教徒學習會和僧尼訓練班，讓他們通過學習，搞通思想，認清時代，「提高僧尼們的政治覺悟和對于佛教的體認，使能從工作中實踐佛教的真精神，增進修養。」同時巨贊提出，僧尼既是如法如律的佛教徒，又是勞動生產者。因此必須發揚百丈「農禪並舉」的傳統，讓僧尼從事生產，使「僧尼們參加勞動生產，達到自養自給、豐衣足食以配合國家生產建設」，這樣既可以使出家人老者有所養，少者有工作，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又可以使僧尼適應社會需要，通過勞動，真正融入社會，體味人間疾苦。1950年巨贊與周叔迦等人在北京開辦大雄麻袋廠，組織僧尼參加生產，不久該廠聚集了一百多位僧尼群眾。在巨贊等人的倡導下各地寺僧紛紛響應，集資辦廠，掀起生產熱潮，走上勞動自養道路。僅半年時間，全國佛教徒就開辦了紡織、顏料、化工等幾十家工廠，太原白云寺僧眾還于1958年開辦中醫醫院。正如巨贊所言：如果「一個人的生活無法維持，活都活不下去，那里還有信仰或修行可言呢？」[14]因此巨贊等大力倡導的生產自養的辦法既安置了大量僧尼，又服務于社會，溝通了佛教與社會的聯系，這種福慧雙修，既重視社會責任，又顧及生死解脫，既自利又利他的修行理念吻合特定時代的要求，體現了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因此也可以說是人間佛教契理契機原則在當時的變通。如果沒有「公私合營」的變故的話，從生產開始的自然發展這一條路，無疑會通向由佛教界自辦現代慈善、文化教育諸事業。
　　第三，創辦全國性佛教刊物，溝通各界聯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面對佛教頹靡不振，佛教徒思想混亂，無法適應社會劇變的狀況，巨贊與趙樸初、陳銘樞、周叔迦等人商議，提出要想發揚正確的佛學，符合如來隨宜說法、實相常新、適時便巧的宗旨，必須在首都創辦一個全國性的佛教刊物，及時傳達政府的宗教政策，反映全國佛教界各種情形，糾正佛教界內錯誤思想，這樣才能發揚釋迦牟尼佛的真精神，振興佛教。為此，巨讚與喜饒嘉措、趙樸初、陳銘樞、周叔迦等人在1950年6月發起成立了現代佛學社，負責出版《現代佛學》月刊，由陳銘樞任社長，巨贊任刊物主編。《現代佛學》是巨讚佛教學術化激進思想的體現，也是貫徹政府宗教管理政策的喉舌。該刊主要任務是「傳達政府的宗教政策，和處理佛教問題的方針；用科學的歷史觀點，重行批判並確定佛學的真實價值之所在……糾正我國佛教界內一向因襲訛、穿鑿附會的謬誤思想，以便進而改革佛教現行的制度；聯系國內外佛教徒,為爭取持久和平、人民民主而努力。」[15]此後，巨讚全身心的投入刊物的編輯中去，幾乎所有的佛學論文都由巨讚親自編輯審定，在大家努力下，僅用三個月的時間，《現代佛學》創刊號就出版了。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後，《現代佛學》即成為其會刊，到1964年因故停刊時，總共出版了144期。十余年間，《現代佛學》發表了高僧大德大量的佛學論文，推進了佛學理論尤其是人間佛教理論在特定時期的曲折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初，該刊在國內佛教界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應該說，人間佛教本質上就是中華佛教的現代轉型，現代佛學應為現代佛教的先導。儘管當時在海峽兩岸，太虛及其人間佛教思想都遭受非議。但巨贊所傳播的基本思想理論，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保留了人間佛教的內在精神，對此後海峽兩岸人間佛教思想蔚為主流，起了一定積極的作用，這其中長期擔任《現代佛學》主編的巨讚是功不可沒的。該刊作為溝通政府和佛教界的橋梁，也及時宣傳了政府的宗教政策，有效地穩定了佛教界的情緒，凝聚了全國佛教界力量。
　　第四，籌建中國佛學院，培養佛教人才。巨贊認為，「佛教之所以衰落在于沒有人，要整理佛教當然還是人；人的培養在于教育。」[16]佛法的弘揚最終要靠佛教徒，因此人才培養是振興佛教的關鍵。巨贊法師歷來重視佛教界人才的培養。早在20世紀30-40年代，巨讚就先後擔任過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溈山佛學社等佛學院的教師。1947年巨贊在杭州創辦武林佛學院並擔任院長。這些都屬太虛一系創辦或主持的佛學院，巨贊在這其中大力弘揚太虛首倡的人間佛教思想。他要求學生勤讀佛書的同時，還要兼讀文史哲，要關心國家大事，閱讀報紙新聞，充分體現了人間佛教佛法不離世間的理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巨讚更是積極籌備建立佛學院。早在1952年中國佛教協會籌備成立時，巨讚和趙樸初等人就提出，要舉辦佛教院校，培養佛教人才。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後，馬上著手籌備建立佛學院。經過多方努力，1956年，中國佛學院在北京法源寺正式創立，喜饒嘉措任院長，巨贊任常務副院長。他不僅擔任佛學院的領導工作，還親自授課，核定教學內容。中國佛學院旨在培養「熱愛祖國、擁護和平、具足正信、能發揚佛教優秀傳統」的佛教人才，成立後可謂群賢畢至，人才薈萃，師資陣容強大，學員素質整齊，學員學修一體，解行相應，1956——1966年十年間，總共畢業了近400名學員，這些學員畢業後，大都成為各地佛教界的骨干力量。至20世紀80年代，趙樸初提出把人間佛教思想作為中國佛教協會指導思想之所以得到全國響應，與這批骨干力量的擁護是分不開的。
　　值得注意的是，巨贊認為整理佛教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整頓叢林。他認為「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的本意，在于便利參學，策勵深造，使叢林成為實踐佛理的道場，也就是真正實行六和的僧團。」而當時由于叢林制度受到宗法社會的侵蝕，只便利了少數的當權者，甚至因「經懺發達，道場變成營業性質，」[17]這使巨讚深感痛心。為此，巨讚和趙樸初等人在廣泛調查的基礎上還提出了新叢林計劃，這一計劃初衷不壞，旨在從佛教界自身改革做起，以防政治運動沖擊，但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明顯受前蘇聯計劃經濟影響等，加上不久後大陸「文革」爆發，該計劃並未實施。
　　三、巨贊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時代特色
　　總之，巨贊法師一生的最活躍年代，正與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建設取得節節勝利以及計劃經濟的時代相始終，他是大陸佛教界中緊跟這一特定時代步伐的代表人物。而20世紀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時代主題是，佛教必須適應當時面臨的形勢，必須與巨大的社會變革相適應。「適者生存」是嚴峻的自然法則，在自然與社會中生存的佛教自不例外。巨贊法師對這一點有很清楚的認識，作為太虛一翼中的激進者，雖然其思想與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難免走了彎路；在推動其思想主張實現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其本人料想不到的副作用，但這些同樣也是他所在的時代侷限。他帶有全盤否定傳統的傾向固然有偏差，但全盤肯定宗法傳統的傾向同樣也違背了時代要求與佛法原理，在由此帶來的許多問題得到解決之前，巨贊法師對此的針砭仍有啟發。
　　因此，巨贊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時代特色在于，在不得不適應那個時代，不得不采取不少變通手段的同時，重建組織，堅守佛教核心價值。具體表現為：通過重建現代中國佛教領導機構，維護了佛教界人心穩定，推動了各地佛教組織建設；通過勞動自養，解決了那時佛教徒的生存與生活問題；通過培養一批可貴的佛教人才，維系了佛教慧命的延續；通過全國性佛教刊物的主辦，保持了佛教界的信息溝通與佛學研究不至于中斷。巨贊法師主張佛教傳播方式等應契機，即隨時代而改變，但也堅守著人間佛教本有的對社會與時代的超越這一核心：發揚釋迦牟尼佛的真精神，一生追求著終極的生死解脫。巨贊法師是那一代人中不多的深研佛學又通達世法的學者，甚至掌握了英、日、德、俄多國文字，晚年在十分困難的形勢下，猶孜孜不倦學習法文。其主要佛學論著有《評熊十力所著書》、《新佛教概論》、《龍樹提婆與無著世親》、《道安法師傳》、《鳩摩羅什法師》、《法顯玄奘兩大師》、《天台與嘉祥》、《禪宗的思想與風范》、《華嚴宗的傳承及其他》、《般若思想在中國漢族地區的發展》等，彙為《巨贊法師文集》(上中下)3卷本，2000年由團結出版社出版。
　　巨贊法師既是太虛人間佛教思想的堅決支持者，也是這一理念在那特殊年代的闡發者。他與趙樸初等一起，利用與社會各界的密切關系，維護了佛教界應有權益。在改革開放之後，人間佛教思想之所以能在大陸重放光輝，也與他主持的《現代佛學》潛移默化的宣傳分不開。紀念巨贊法師，也就是要與時俱進，進一步豐富發展人間佛教思想，發揚人間佛教所繼承的大乘佛教慈悲濟世精神。巨贊法師一生憂國憂民，其人間佛教理念富有那個時代的特色。他在社會劇變，佛教舉步維艱的轉折關頭，毅然挺身而出，為弘揚正法，殫精竭慮。其晚年遭受不幸，至1978年2月方獲釋，但在身心已受嚴重摧殘的狀況下，仍參與了中國佛協的領導工作，致力于劫後佛教的恢復。巨讚的一生隨時代而進退，成敗雖有待後人評說，但他以實踐大乘佛教慈悲濟世為己任的精神不可磨滅乃可斷定。
　　注釋：
　　[1]巨贊《一年來工作的自白》，《現代佛學》1950年第1卷第1、2期，《巨贊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收錄，以下所引巨讚文章均同。
　　[2]同上。
　　[3]太虛《新中國建設與新佛教》，《太虛大師全書》台北善導寺印本第44冊。
　　[4]巨贊《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獅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2期。
　　[5]同上。
　　[6]巨贊《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獅子吼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7]同上。
　　[8]巨贊《佛學與人生》，《覺有情》1942年第10卷第4、5期。
　　[9]巨贊《一年來工作的自白》，《現代佛學》1950年第1卷第1、2期。
　　[10]江燦騰《台灣佛教與現代社會》，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版，頁67。
　　[11]巨贊《一年來工作的自白》，《現代佛學》1950年第1卷第1、2期。
　　[12]同上。
　　[13]巨贊《佛教當前的一個嚴重問題》，《獅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5、6、7期合刊。
　　[14]巨贊《略談佛教的前途》，《現代佛學》1952年第2卷第8期。
　　[15]巨贊《現代佛學社緣起》，《弘化月刊》1950年第6卷第111期。
　　[16]巨贊《所期望于佛教整理委員會者》，《獅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3、4期。
　　[17]巨贊《關于整理僧伽制度一點不成熟的意見》，《現代佛學》1953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