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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趙樸初與中國的人間佛教(正澄法師)
description: "內容提要：本文指出了人間佛教是近現代中國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回歸人間、興利除弊復興運動的必由之路，對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與佛教的因緣進行了考察，揭示了他人間佛教思想形成與倡導的過程，論述了他在上承佛陀和太虛大師遺緒、下應時代要求的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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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樸初與中國的人間佛教

正　澄

　內容提要：本文指出了人間佛教是近現代中國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回歸人間、興利除弊復興運動的必由之路，對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與佛教的因緣進行了考察，揭示了他人間佛教思想形成與倡導的過程，論述了他在上承佛陀和太虛大師遺緒、下應時代要求的人間佛教的理論架構與多個方面的具體實踐及給中國大陸佛教帶來的健康穩定發展的局面。

　關鍵詞：人間佛教　趙樸初　中國佛教　中國佛教協會　適應

　　作者正澄法師，中國佛學院講師、《法源》學報責任編輯。

　　 一、引　言

　　 人間佛教在近代中國的明確提出，是對佛教人間性回歸的強調，是中國佛教適應時代、關注世間、服務社會、糾治傳統佛教中「非人間」種種偏弊的鄭重宣言。人間佛教的理念中既存在佛教固有的內容，又是佛教根本教理契應時代的具體指向，是印度佛教中國化、入世化傾向的進一步展現；是對大乘佛教的進一步發揚；是對中國本土的人文精神、倫理精神的擷取。 它的理論架構與實踐體系，既關涉到對佛學整體的準確把握和對佛教傳播歷史、佛教現狀的自覺審視，又關連到所處社會的客觀環境、時勢走向及人心與佛教關系的深切洞察，涵及面廣，內容繁雜。
　　 人間佛教在中國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探討、實踐和弘揚，已經逐漸為海峽兩岸眾多的佛教徒所普遍認同，並受到社會廣泛的讚許，正展現出其蓬勃朝氣。在台灣，印順、星云、聖嚴、證嚴等均以自己的方式大力宣揚和踐行著人間佛教的理念。在大陸，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後，趙樸初居士一直是該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以他為主要負責人的中國佛教協會的帶領下，人間佛教思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得以大力提倡和推行。關于人間佛教理論的研究，在兩岸教內外的學者中持續不斷，也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揭示了人間佛教是近現代中國佛教復興的必由之路，試圖在此基礎上探討考察趙樸初居士人間佛教的思想內容和具體實踐，謬漏之處，祈諸賢德方家批評指正。

　　 二、人間佛教——近現代中國佛教糾偏除弊的復興之路

　　 (一)佛教本具的人間性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是由出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印度偉大歷史人物釋迦牟尼佛創立的，佛陀出生在人間、出家在人間、修道在人間、成佛在人間、說法在人間、最後的涅槃也是在人間。佛陀還告訴我們：「(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 佛陀在諸多經典中曾多次提醒我們，六道眾生之中，人生最堪以修行辦道成就道果。如《長阿含經》中云：

　　 佛告比丘：「閻浮提人有三事勝拘耶尼人。何等為三？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勇猛強記，勤修梵行；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以此三事……勝弗于逮，……勝郁單曰，……勝餓鬼趣，……勝龍、金翅鳥，……勝阿須倫，……勝四天王，……勝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

　　 佛陀還說：「人是福田，能生一切諸善果故……如是一切賢聖道果，皆依于人而能修證。」 可見，佛教本來就應該是人間的、人本的，佛教的出世間修證是不離人間的。也就是說，佛教只有立足于人間社會，發揮其積極的社會功能，才能實現其價值的最大化，才能真正實現其超越人間了脫生死、再回到生死度脫生死的宏偉使命。
　　 佛教要保持對真理獨到覺悟與體證的特質，才能成其為佛教；而佛教要延續傳承，又必須與承載它的時空環境相諧調、必須與它所處的人間社會相適應、必須與它所面對的時代和其時代人們的機宜相契合。這就是佛陀垂化布教最為根本的原則——契理契機。佛陀常常將自己喻為大醫王，將契理契機、應機說法比喻為「應病與藥」，如他在《維摩詰經》中說：「佛……為大醫王，以慧以善救眾生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 ；在《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說：「諸如來轉于法輪，遠離四失說相應法，…… 應病與藥令得覆除。」 契理應機，總起來說，就是在傳法布教時要把握住佛法的根本精神，依據當時當地的國情民情、文化習俗，設計確定弘法的內容、形式、策略、方法，因應時代思潮與時勢人心，使佛法為更多的人更好地接納，而不致于與國情民意、傳統習俗和時代思潮相違背而受到抵觸和抗拒，並且使得弘法對于該地區該社會而言起到改善人生，促進社會道德、文化、教育、慈善等方面建設的積極效果。

　　 (二)近代中國佛教的危機與拯救

　　 人類社會在不停地發展進步，時代大潮在持續向前滾滾奔流，世道人心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佛教的弘揚要契理併契機就不能不時刻關注著自己所面對的新情況，如果它冷漠于時代和現實，那麼它必將落後于時代、被時代所疏遠甚至拋棄。從兩漢之交傳入中國的佛教，在近二十個世紀的時間里，已經成長為中華民族自己的宗教，形成了三大語系並存、大乘八大宗派林立尉為壯觀獨具特色的中國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風習俗水乳交融，儼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作出了卓越貢獻。但是，由于中國佛教長期流傳于超穩定的、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在其儒釋道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中，佛教被定位于專務出世，最終導致了即不契理、又不契機，脫離現實、漠視世間、畸重出世間錯誤傾向的漫延以至成為主流。清朝中葉以後，隨著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衰邁不堪，積弊叢生的中國佛教也隨之頹廢萎靡。清朝末年，中國佛教嚴重偏離佛教根本精神、重「死」輕「生」、消極避世的局面，在西方列強入侵、民族危亡的時局面前，在奮發圖強、救亡圖存、振興華夏的革命、民主、科學的社會主流思潮面前，更加顯示出其極不合拍與羸弱無力；其存在的價值也受到廣泛的質疑，以至 「廟產興學」風波的出現；與迅速傳播的洋教相比，中國佛教正呈現出奄奄一息的垂亡徵兆。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正值國勢危急的時候，一批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熟知佛學的社會改革者和政治家，慧眼獨具，在中國佛教傳統中重新翻撿出應有的精神力量作為其政治改良斗爭的武器和依托。如康有為著《大同書》，譚嗣同作《仁學》，梁啟超撰《論佛教與群治的關系》，章太炎作《告佛子書》、《告白衣書》等等，對大乘佛教大力推崇並作出極具時代特色的闡發。幾乎與此同時，佛教界的一些有識之士，如楊仁山、寄禪、文希、虛云、太虛、印光、弘一、圓瑛、歐陽竟無、常惺、曼殊、顧淨緣、陳耀智等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大德，他們或對中國佛教的積弊進行反省揭批，或力倡盡人之責、熱心賑災、濟貧、印經、辦佛教刊物、辦佛教學校、集會結社等，以各自的行動探索著佛教的改革和復興方案，佛教的活力被重新釋放。太虛大師(1890－1947)是這場佛教革新運動中最為著名的人物。他先後創中國佛教協進會，創設覺社，創辦武昌佛學院，發起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擔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創設中國佛學會，創辦漢藏教理院，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前往日本、歐美、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傳播佛教，好評如潮，影響巨大。大師視野開闊、學貫中西、思想深邃，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改革和振興，發表和撰寫了大量的佛學及相關文章，內樹佛學真義，外融新學思潮，提出了一系列復興佛教的口號和理論，如教理、教制、教產革命等，號召把佛教從「鬼教」、「死教」中解放出來，重視現世人生，發揚大乘佛教在利他中實現自利的精神，以「五戒十善」為人生的道德基礎，並為達成此目標作了人才、制度和物質等保障上的設計。
　　 太虛大師1933年10月在漢口商會發表名為《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的演講。他在其中說道：「人間佛教，是表明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 就是說，人間佛教必須革除當時的佛教專務死後與鬼神、遠離現實的種種弊端，以佛教的智慧來改善人生，造福社會。太虛大師依據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考察兩千年來中國佛教發展進程的得失，根據當時佛教的現狀和時代發展潮流，擲地有聲地提出了人間佛教的響亮口號。「人間佛教」作為專有名詞被大師明確提出後，在二十世紀30、40年代，大師的弟子大醒、慈航等也曾分別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中出版過《人間佛教專號》，但在大師生平的演講和著述中，主要還是使用的「人生佛教」一詞，內容時有增添，與後來提倡的人間佛教具有極大的同質性，在根本理念上更是一致的。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取向，誠如鄧子美教授所指出的「就個人言是『人生的』，就社會言是「『人間的』。」 1944年，太虛大師匯總多年來他有關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的言論，並新作了代序及《人生佛教的層次》，編成《人生佛教》一書，系統地闡發了進行人間佛教建設的方式、次第、終極目標，也就是對個人來說由奉行五戒十善開始，漸而四攝六度、信解行證而成佛果；同時每個人都要去服務社會，替社會謀利益；一方面以個人人格影響社會，一方面努力淨化社會，達成建設人間淨土的目標。綜合1922至1946年太虛大師發表的許多演講和文章，足見他已初步建構起了博大全面、包容性強的人間佛教理論體系，內涵十分豐富，有專家將之歸納為：判教，根源性的依據，入世化的論證，建設人間佛教的出發點、具體方法、步驟、目標，防范佛教入世化難免的偏差等幾大要點。
　　 雖然，太虛大師的佛教革新理想，因為種種原因，在當時沒有得以實現，但他人間佛教理論建構的開創性業已為世所公認，對近現代中國佛教的發展與走向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太虛大師之後的中國佛教正是一步步走上了人間佛教的道路。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台港紛紛興起的佛教團體與佛教文教事業，都是以緊跟時代、關注人生、造福社會為基本特徵而展現出勃勃生機的；中國大陸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在趙樸初居士為會長的中國佛教協會的領導下，人間佛教得到明確的倡導和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正在顯示出其越來越大的優越性。

　　 三、趙樸初人間佛教思想的形成與倡導

　　 (一)趙樸初的佛教因緣

　　 趙樸初(1907－2000)生于安徽省太湖縣一個四代翰林的書香門第，幼年就讀于家塾，青年時代就學于蘇州東吳大學。他從小受母親和家庭的影響，開始信仰佛教。1927年夏，因病入住上海覺園其表舅關絅之家。關絅之(1879－1942)1901年中庚子辛丑併科舉人，是當時上海著名的佛教居士，曾秘救二次革命失敗的孫中山，並于1922年發起成立全國第一個佛教居士團體——佛教居士林，同年創立上海佛教淨業社，施省之任董事長，自任副會長。趙樸初一邊養病一邊在關絅之的指導下幫忙做一些與佛教相關的文字工作和研讀佛經，在關絅之的影響和介紹下，趙樸初開始投身于佛教工作，從此他以後的人生便與佛教事業分不開來。1928年後，趙樸初擔任上海江浙佛教聯合會秘書，上海佛教協會秘書，「佛教淨業社」社長，積極從事大量的佛教弘法利生和社會慈善事業。1929年，中國佛教會成立，圓瑛大師被選舉為會長，太虛大師、關絅之等九人任常務委員，趙樸初先後出任秘書、主任秘書。入住關絅之家之後的趙樸初逐漸結識和交往了許多佛教界的高僧大德，更深入地探索佛法義理，對中國佛教的歷史和現狀也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認識。1935年趙樸初正式皈依于圓瑛大師座下。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他本著佛教「報國土恩」的思想，積極進行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組織婦女支前，動員和掩護青壯年奔赴前線；並組織中國佛教徒發表致日本佛教徒書，要求他們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而且發起丙子息災法會，撫慰人民內心的傷痛。同時，他千方百計動員各種社會力量，救濟、安置因抗戰爆發湧入上海的難民達60余萬人，難民中有不少是中共黨員。並且開辦難民學校，培養難民中的青少年學習文化和技術。上海淪陷後，他冒著生命危險，克服重重困難，積極與新四軍取得聯系，將經過培訓的千余名中青年難民和優秀難童，分批送往新四軍總部和蘇南、蘇北等抗日前線，壯大了抗日軍隊的有生力量，並秘密幫助購置和支援新四軍所急需的緊缺物資，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貢獻。
1938年他加入了抗日救亡組織上海益友社並擔任理事長，參加了上海各界人士抗日統一戰線組織「星二聚餐會」及其核心組織「星六聚餐會」，積極宣傳抗日主張，團結愛國人士，開展秘密斗爭。此一時期他還歷任上海慈聯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淨業流浪兒童教養院副院長，上海少年村村長，從多方面支援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秋，僧界著名愛國人士圓瑛法師因從事抗日救亡工作，被日本憲兵逮捕，趙樸初居士等人多方積極努力，將其營救出獄。1940年，他斷然嚴辭拒絕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的拉攏。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參與發起組建中國民主促進會，追隨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爭取民主、反對內戰、解救民眾的愛國運動。1949年任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總干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常委、副主席，亞非團結委員會常委。新中國成立後，趙樸初歷任政府和社會團體的多個重要職務。他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53年，他參與籌建成立中國佛教協會，任副會長兼秘書長。1980年後，趙樸初一直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其間還兼任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顧問，中國宗教和平委員會主席等。趙樸初居士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享譽海內外的著名作家、詩人和書法大家，是偉大的愛國者和中國宗教界的傑出領袖，是當代中國佛教界的傑出代表。

　　 (二)趙樸初人間佛教思想的形成和倡導

　　 趙樸初居士自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投身佛教事業以來，有了許多接觸佛教界著名人士的機會，特別是他在以圓瑛大師(1878－1953)為主席的中國佛教會任職以後，與全國佛教界高僧大德的接觸更加頻繁了。當時全國佛教界的不少高僧大德，雖然沒有明確標榜「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但從言論和行為實踐來看，實質也是主張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的；比如，趙樸初的皈依師圓瑛大師就是這樣一位佛教領袖，圓瑛大師自中國佛教會成立後，連任七屆主席和理事長，為維護中國佛教的正當權益，在推進中國佛教適應時代的發展進步等多個方面做出了不朽貢獻。 太虛大師與圓瑛大師曾結為盟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趙樸初就結識了太虛大師，並交往頗深。趙樸初很景仰太虛大師，如抗戰勝利後，太虛大師出于維護佛教利益提出「議政而不干治」之說，遭到教內外一些人的非議甚至攻擊，趙樸初毅然挺身而出，聲援太虛大師， 從中也表達了他對太虛大師事業的由衷讚嘆和對大師人生佛教的信服。太虛大師對趙樸初也很器重，從趙樸初為太虛大師作的輓詩中可見一斑。挽詩寫道：「旬前招我何為者，付我新編意倍醰。遺囑分明今始悟，先機隱約話頭參。神州風雨沉千劫，曠世光華掩一龕。火宅群兒應不舍，再來佇見雨優曇。」 詩末對「先機隱約話頭參「一句補注道：

　　 師逝世前十日，以電話招余至玉佛寺相見，欣然若無事，以所著《人生佛教》一書見贈，勉余今後努力護法，不期遂成永別。聞人言：師數日前告人，將往無錫、常州。初未知暗示無常也。1947年。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終于結束了舊中國內外交患、動盪混亂的局面，開啟了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現代化建設征程。趙樸初居士等一批佛教界志士仁賢繼承了太虛大師的未竟事業，順應時勢，在新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下，提出革除傳統佛教弊疾、進行佛教改革的口號。1950年6月，趙樸初與巨贊、陳銘樞、喜饒嘉措、周叔迦等大德一道，發起成立了現代佛學社，9月開辦《現代佛學》月刊，推動大陸佛教契機契理的現代轉型。全國性佛教團體和教務組織——中國佛教協會，于1953年正式成立，圓瑛法師當選為會長，趙樸初居士當選為副會長兼秘書長。從此直至「文革」時被迫停止活動，這期間，實際主持中國佛教協會工作的趙樸初及其同人，大力宣揚佛教的真精神，號召廣大佛教徒深入世間，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努力將中國大陸佛教導向為大眾服務、為社會謀福、適應時代的人間化發展方向。
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偉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告以改革開放作為基本國策，中國佛教劫後重生，人間佛教的慧炬開始重新點燃。1980年12月，趙樸初向中國佛教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會議作工作報告，報告之末號召「大家遵循佛陀的教導，繼承歷代大德的宏願，發揚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報國土恩、報眾生恩，建立人間淨土。」 1981年至1983年，趙樸初居士將自己二十多年前撰寫的《佛教常識答問》一書在中國佛教協會會刊《法音》上連續十一期刊載 ，此書的最後一節為《發揚人間佛教的優越性》，巧妙地繼承了太虛大師契應時機的人間佛教思想 ，從此中國大陸新時期人間佛教倡導和弘揚的序曲正式奏響了。當然，趙樸初對人間佛教的源頭有自己的認識，他曾說「人間佛教這一思想並非後人所創立，……人間佛教是原始佛教本來具有的思想，不過在中國大乘佛教中得到充分的發展和體現罷了。」
1983年12月，趙樸初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重要報告，以文件的形式，強調將人間佛教思想的提倡作為中國佛教發展的長期指導思想，並與之配套提出發揚中國佛教農禪並重、注重學術研究和進行國際友好交流的三個優良傳統。趙樸初的這些倡導，推進了人間佛教思想在中國大陸的普及和實踐。1987年3月，中國佛教協會第五屆全國代表會議決定把「提倡人間佛教積極進取思想」寫入中國佛教協會章程，作為中國佛教協會宗旨的重要內容之一。1990年1月以後的中國佛教協會會刊《法音》，將「提倡人間佛教」寫在每一期的封面上。趙樸初居士逝世後的2002年，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全國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國佛教協會新一屆領導班子，新當選的會長一誠法師在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一次理事會上所作《繼承趙樸初會長遺願，同心協力開創中國佛教事業新局面》的報告，號召全國佛教界繼承和發揚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 2003年9月，一誠會長《在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致詞》中再次強調要「繼續發揚佛教優良傳統，弘揚人間佛教積極進取的思想」。

　　 四、趙樸初人間佛教的理論建構

　　 (一)趙樸初人間佛教的基礎

1、圓融真俗、協調世俗政治——愛教與愛國、擁護黨和政府、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相統一
　　 趙樸初回顧佛教流傳的歷史經驗，通過對古代佛教與政治的關系是決定著中國佛教生死存亡的大事、對佛教保持與世俗政治的協調關系是它得以長期流傳的重要原因等重大歷史經驗的深切理解，他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指出，時節因緣、國土因緣，是佛法弘揚與延續的必須條件。他說：

　　 無論對個人或團體來說，要培養佛種、紹隆佛種，就要重視因緣，重視時節因緣，重視國土因緣，重視眾生因緣，三種因緣具足，佛的種子才能得到滋潤發芽，以至開花結果。既是重視時節因緣，就要認識時代，適應時代。既是重視國土因緣，就要報國土恩，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愛護祖國。……

　　 也就是說，新時期中國大陸佛教的弘揚和發展，應該要重視所處的時節——適應社會主義社會、要重視所處的國土——熱愛社會主義的中國。
　　 結合新中國建立以來佛教的發展經驗和新時期黨和國家的歷史任務，他指出了愛教、愛國、擁護中國共產黨和擁護社會主義相統一的關系。他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中說：

　　 以下三條基本經驗是我們應該永遠記取的：
　　 一、佛教徒必須愛國守法，接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
……愛國，在現今歷史條件下，就是愛社會主義新中國……
　　 要正確認識愛國與愛教的關系。我們佛教徒自然愛自己信奉的佛教。不愛佛教，那說明你不信仰它，就不成其為一個佛教徒。對于我們來說，愛教同愛國是統一的，是和諧一致的。……
　　 歷史充分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黨的領導，我國各族佛教徒就不能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和其他政治權利，就不能保證佛教事業的順利開展。因此，愛國，就必須自覺地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
　　 歷史也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我們無論從公民還是從佛教徒的角度，都應該擁護社會主義，維護社會主義制度……

　　 趙樸初不但這樣提倡，他自己也模范性做到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逝世後黨和政府、全國人民對他的高度評價中來認識：

　　 作為新中國一代宗教界領袖，趙樸初同志把佛教的教義圓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之中；圓融于維護民族和國家的尊嚴，捍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事業之中；圓融于促進中國佛教界與世界各國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偉大事業之中。他充分地論述了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的問題，指出：黨和國家從政策上、法律上充分尊重和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宗教徒則要愛國愛教，遵紀守法，擁護黨的領導，報國家恩，報眾生恩，積極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做貢獻。……他恪盡職守，殫精竭慮，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理論與實踐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他將中國大陸佛教徒的愛教行為與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擁護黨和政府的領導、維護法律尊嚴、維護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充分協調圓融起來，這也是人間佛教契理並契應所處時代所處地域之機必然的客觀要求，這是趙樸初人間佛教理論和實踐的大前提。趙樸初以人間佛教思想為指導的中國佛教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關系，這是趙樸初在人間佛教理論建構上迥異與太虛大師、印順法師的一個根本特點。

2、緣起無常的世界觀、菩薩行的人生觀
　　 一切學說的建立，都本著一定的理論基礎。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繼承了大乘佛教的精髓——緣起無常的世界觀和菩薩行的人生觀，並構成了其人間佛教思想的理論基礎。他在許多講話和文章中都涉及到緣起無常的世界觀和菩薩行的人生觀。他早在1958年的一個名為《佛教徒應該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報告中這樣說道：

　　 佛教是相信緣起道理的。法不孤起，仗緣而生。宇宙中每一個現象是一切宇宙現象作為它的緣而起的，同時它也是一切宇宙現象生起的緣。所以，佛說一切眾生是我父母，同時又說看待一切眾生猶如自己的獨生子一樣。這就是說明了與眾生同體的關系，所以菩薩應當發同體大悲心，「無有疲厭」地「為眾生供給使」。這便是由緣起的宇宙觀，而建立的菩薩行的人生觀。

　　 同時，他還說：「佛協的任務是引導大家走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也是引導大家行菩薩道。」
　　 趙樸初在《佛教常識答問》中回答什麼是菩薩行時，他說：

　　 菩薩行總的來說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是以救度眾生為己任的。修學菩薩行的人不僅要發願救度一切眾生，還要觀察、認識世間一切都是無常無我的，要認識到整個世間，主要是人類社會的歷史，是種不斷發生發展、無常變化、無盡無休的洪流，這種迅猛前進的滾滾洪流誰也阻擋不了，誰也把握不住。菩薩覺悟到，在這種無常變化的洶湧波濤中順流而下，沒有別的可做，只有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莊嚴國土、利樂有情，這樣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不被無常變幻的生死洪流所淹沒，依靠菩薩六波羅蜜的航船，出離這種無盡無邊的苦海。《華嚴經》說，菩薩以「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花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又說：「是故菩提屬于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所以，只有利他才能自利，這就是菩薩以救度眾生為自救的辯證目的，這就是佛教無常觀的世界觀和菩薩行的人生觀，這也是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

　　 趙樸初緣起無常世界觀和菩薩行人生觀的人間佛教理論基礎，反映了他人間佛教思想的理論高度。

　　 (二)趙樸初人間佛教思想的核心內容

1、趙樸初人間佛教的教義取向——由五戒十善向四攝六度
　　 趙樸初在《佛教常識答問》中回答什麼是五乘佛法，什麼是世間法和出世間法的問題時，對人間佛教的內容作了表述。他說：

　　 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這叫五乘。其中後三種叫出世間法，教理深奧，比較難學；前二種叫世間法。世間法是世人易學而能夠做到的，也是應該做到的，前人名之為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的主要內容就是：五戒、十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佛教認為，這類不道德的行為應該嚴格禁止，所以稱為五戒。十善是在五戒的基礎上建立的，將身、口、意三業分為十種。身業有三種：不殺、不盜、不邪淫；口業有四種：不妄語欺騙，不是非兩舌，不惡口傷人，不說無益綺語；意業有三種：不貪、不瞋、不愚癡。這就叫十善，反之就叫十惡。

　　 趙樸初基于人間佛教主要針對和服務的對象主要是世間的人類，所以他強調必須先把「人」本位的角色做好。他說：

　　 假使人人依照五戒十善的準則行事，那麼，人民就會和平康樂，社會就會安定團結，國家就會繁榮昌盛，這樣就會出現一種和平安樂的世界，一種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這就是人間佛教所要達到的目標。

　　 趙樸初強調指出人間佛教是以五戒十善為學佛的起點，先把人做好，進而再向菩薩行提升。他在回答人間佛教與成佛的關系時說：

　　 成佛必須先要做個好人，做個清白正直的人，要在作好人的基礎上才能學佛成佛。……學佛就是要學菩薩行，過去諸佛是修菩薩行成佛的，我今學佛也要修學菩薩行。

　　 後來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中，趙樸初將五戒十善與四攝六度作為人間佛教的思想內容並提：「我以為，在我們信奉的教義中應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內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廣大行願。」 四攝即菩薩攝受眾生的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的四種方法。六度是菩薩欲成佛道所實踐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六種德目。四攝六度，是大乘佛教菩薩行的綱要，一方面菩薩以此契應眾生的機宜，善巧攝受引導，度脫眾生的生死等種種苦厄，利益群生；另一方面自己在從事利樂、攝化眾生的過程中，也得以對治煩惱，提升智慧，從而得以自利。

2、趙樸初人間佛教的傳統根基——三大優良傳統
　　 趙樸初清醒地認識到人間佛教思想的倡導與落實，不能離開中國傳統佛教的深厚根基。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積極肯定中國佛教二千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時又正視中國傳統佛教所存在的缺點和侷限，提出克服歷史所給予的污染和困難，積極發揚自身的優良傳統。他在許多講話和文章中都強調佛教徒應該發揚佛教的優良傳統，但將優良傳統精準地歸納為三個方面，並與人間佛教思想一併提倡，這是在他《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中才首次見到的。他說：「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的佛教徒，對于自己信奉的佛教，應當提倡一種思想，發揚三個傳統。」 一種思想即人間佛教思想，它與農禪並重、學術研究、國際友好交流三個優良傳統，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基本層面。他在報告中還分析指出：

　　 我以為我們社會主義中國的佛教徒，對于自己信奉的佛教，應當提倡人間佛教思想，以利于我們擔當新的歷史時期的人間使命；應當發揚中國佛教農禪並重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應當發揚中國佛教注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應當發揚中國佛教國際友好交流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增進同各國人民友好，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

　　 並且，對中國佛教三大優良傳統的現代內涵以及在現實條件下如何繼承，趙樸初都給予了精辟的解釋和回答。他對中國佛教三大優良傳統的強調，也說明了他對中國傳統佛教的全面認識和深刻理解，是對他「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斷」 這一真理論斷的生動詮釋，也構成了他與印順法師的尊重中國佛教、但完全以印度佛教為本位來構建人間佛教主張的顯著差異。

3、趙樸初人間佛教的目標——建設人間淨土
　　 趙樸初把淨化世間與引導社會向上提升、增強個人的道德修養和精神文明建設結合起來，以此來淨化世間，建設人間淨土。他說：

　　 菩薩行的人間佛教的意義在于：果真人人能夠學菩薩行，行菩薩道，且不說今後成佛不成佛，應是當前使人們能夠自覺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積極地建設起助人為樂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國家社會的，何況以此淨化世間、建設人間淨土。
　　 他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中強調：「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 趙樸初人間佛教建設人間淨土的目標是非常明了的。

　　 五、趙樸初人間佛教思想的具體實踐

　　 (一)積極協助黨和政府全面正確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進寺院的恢復

　　 趙樸初曾說「對于一個宗教來說，最重要的外緣當然是政府對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 佛教必須要契理對機才能得以生存和發展，而佛教生存的政策環境是人間佛教要面對的最大的機。文革後，針對文革在宗教方面產生的惡果，趙樸初充分利用他各種參政議政的有利條件，以高度負責的精神，積極推動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並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宗教政策、理論和工作，坦誠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和建議。他參加中共中央為徵求對《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意見召開的座談會，就有關宗教問題提出了著名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不要求宗教信徒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的建議，被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第35條所采納，成為宗教工作的重要指導原則。他積極從宗教理論上廓清文革後部分人在宗教問題上的「左」的思想。1981年，針對貫徹落實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遇到的阻力和困難，他發表長篇文章，以敏銳的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論勇氣，對著名的「宗教鴉片論」給以具體分析，重申了中央關于宗教的五性論，為宗教理論的創新開了先河。他提出佛道教寺觀「在政府行政領導下由僧道人員管理」的體制，被采納落實。他多次就有關宗教的一系列重大理論、政策性問題發表的見解和意見，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處理宗教事務的思想理論體系，為黨和政府所重視和采納，豐富了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關于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為黨和政府的宗教工作貢獻了力量。他說：

　　 我提「人間佛教」實際就是從使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相協調的角度提的，這在佛教教義上有根據。……協調有兩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方面要貫徹宗教信仰自由，一方面佛教徒要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光強調一方面不行，這與佛教思想是一致的。今天這樣提，是為了更好地鼓勵佛教徒為社會主義服務。

　　 他還指出：「宗教要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社會主義社會要圓融宗教。這是我們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說明了他維護宗教界的利益是站在維護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來推進的，做到了維護宗教界利益與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的有機統一。
「文革」後期，趙樸初居士就致函周總理、中央統戰部的領導人，要求開放急需的佛教活動場所，在周總理和中央黨政領導部門的關心支持下，浙江天台山國清寺、寧波天童寺、南京靈谷寺等若干寺院較早地得到修復和開放。在1980年第四屆全國佛代會上，他提出協助黨和政府恢復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消除「文革」嚴重後果的任務；1981年初，趙樸初居士親赴閩、浙、滬、寧等地考察，推動了福建泉州開元寺等一些寺院交歸佛教界管理。
　　 為了解決佛教急需的活動場所，在他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于1983年批准開放了142座第一批全國重點佛教寺院。經他多次向中央和地方黨政領導反映情況，直接推動了全國一大批寺院交還佛教界管理使用，例如上海龍華寺、北京法源寺、貴陽弘福寺、蘇州西園寺、寒山寺、南通狼山廣教寺、揚州大明寺、西安慈恩寺、洛陽白馬寺、四川大足聖壽寺、廣州光孝寺、開封大相國寺、瀋陽長安寺等等。他指出：

　　 寺觀是僧道主持和管理的佛教徒、道教徒進行宗教活動的主要場所，這是寺觀的基本屬性。寺觀職能的多元化，都是從宗教活動場所這一基本職能派生出來的。離開了宗教活動場所這一基本職能，寺觀的其他職能就喪失了立足點，就發揮不出它的特殊的社會效益。

　　 很顯然，趙樸初這麼做，不是為了佛教界的一已之私，而是總攬全局，從國家和人民的大局利益來考慮問題和提出問題的。趙樸初千方百計推動分布于全國各地一大批佛教寺院歸還佛教界，為新時期佛教事業的發展和復興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使人間佛教思想的落實有了可靠的物質保障。

　　 (二)論證和強調「佛教是文化」

　　 針對部分人認為「佛教是迷信」的觀念，1979年以來相當長的時間里，趙樸初在多篇文章和多個場所，反復對「佛教是文化」進行論述和強調，他常常以毛澤東、范文瀾和錢學森肯定佛教是文化的事蹟來引證，他說：「這三個人，一是偉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一是當代的大科學家，所見相同，都承認佛教是文化。」 他還專門撰寫文章，列舉多種歷史事實，充分論證佛教對中國文化發生的積極影響和重大作用、說明佛教文化是優秀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是文化」的有力論斷與強調，為消除一部分人認為「佛教是迷信」的錯誤觀念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為文革之後中國佛教的生存與發展、為中國佛教優良傳統的發揚、為人間佛教思想倡導和實踐，找到了正當和合法的理論依據。如果不從思想觀念上澄清佛教是迷信還是文化的重大理論問題，就無法在實際工作中順利恢復和發展中國佛教，更無法談及發揚人間佛教的優越性。所以，「佛教是文化」的論斷，是趙樸初在文革後的特殊時期對中國佛教和人間佛教重大的理論貢獻。
　　 擁護黨和政府的領導，同時又積極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積極協助黨和政府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站在國家利益的高度維護佛教界的合法權益，宣揚佛教的文化性，使佛教從文革的廢墟中儘快恢復起來，為法炬重輝提供物質保障和輿論空間，這不能不說是趙樸初居士積極努力地落實人間佛教理念，報效國家、服務當代社會、利樂廣大佛教信眾的另一種形式的實踐。現在中國大陸佛教界享有充分享有信仰自由、佛教信眾眾多、佛教寺院遍及城鄉、佛教事業朝氣蓬勃發展的生動局面，是與趙樸初當年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率領全國佛教界協助黨和政府，積極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系列努力分不開的。

　　 (三)推動佛教事業健康發展

1、高度重視佛教人才培養
　　 人才是一切事業之本。對中國佛教界人才缺乏的狀況，趙樸初早有深刻認識。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就強調佛教徒必須重視學習，努力學習，以適應時代和眾生的需要，「只有進行學習，我們才能契理契機地弘揚佛法」 。他指出：「培養人才，紹隆佛種，是全國佛教徒歷來的願望，尤其是今天我們的佛教事業的要求」 ；特別強調：「為了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當務之急，首在培養人才。」 在趙樸初的努力運籌下，在中央領導人和政府主管部門的關懷、支持下，1956年一所以現代方式培養僧才的佛教學府——中國佛教的最高學府——中國佛學院正式成立。至文革開始而停辦的這一段不長的時間，共培養出四百余名愛國愛教、具有相當佛學水平的漢藏僧伽人材。「文革」後，正是這批人才中的幸存者，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成為中國佛教事業恢復和發展的中堅力量。
「文革」後，在趙樸初居士的積極推動下，中國佛學院于1980年恢復辦學，1982年11月起改二年的學制，為四年制本科，後來又開辦了研究生班。從1980年12月起直至他逝世，趙樸初一直擔任中國佛學院院長，高度重視學院的各項建設，還特別聘請日本、韓國等國際國內著名佛教學者為中國佛學院名譽教授。中國佛學院從恢復以來，已有十五屆本科學僧和十屆研究生共五百余人畢業。在他的主持下，中國佛學院靈巖山分院、棲霞山分院相繼成立。隨後，四川尼眾佛學院、閩南佛學院、嶺東佛學院、福建佛學院、普陀山佛學院、九華山佛學院、上海佛學院、云門佛學院、湖南佛學院、甘肅佛學院等一大批地方佛教院校相繼開辦或恢復，現今全國初具規模的初、中級佛教院校達三十余所。並且，將長期教育(佛教院校)與短期培訓(執事進修班)兩種形式結合起來，先後在北京、九華山等地舉辦了漢傳佛教寺院執事進修班。他積極推動藏傳佛教地區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地區開辦佛學院。改革開放後，經他促成，有近百位法師、居士先後赴日本、斯里蘭卡、泰國、韓國、緬甸、英國等國家和地區留學深造，有多位獲博士學位並回國工作。
　　 趙樸初于1986年和1992年兩次主持召開了佛教院校教育工作會議，總結交流各地辦學經驗，研究推動佛教教育事業發展和佛教人才培養的辦法和措施。1986年的會議提出了全國佛教院校「建立高、中、初三級既相銜接，又各有側重的佛教教育體系」 的目標和 「全面規劃，適當調整，保證重點，協調發展」 的方針。在1992年的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趙樸初大聲疾呼：「當前和今後相當時期內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緊迫的事情，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三還是培養人才」。 表現出他對佛教人才培養的極端重視。這次會議還制訂了佛教院校「學修一體化，學僧生活叢林化」 的辦學宗旨，明確了佛教院校修與學的關系。這兩次重要的會議極大推動了佛教人才的培養。當前，在全國各大寺院和各級佛教協會主持工作的許多法師，大多是在趙樸初居士關懷下畢業于以中國佛學院為主的眾多佛教院校。

2、發展佛教文化事業
　　 趙樸初在佛教文化事業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他就與中國佛教協會同人協同創辦現代佛學社，發行《現代佛學》月刊，還積極組織召開佛教經書出版流通工作座談會，指導北京三時學會翻譯佛教經典，整理佛教各種史料和開展佛教學術研究，高度重視金陵刻經處的恢復和印刷、流通佛教經籍的工作，積極推動對房山石經進行調查、發掘、整理和拓印工作。文革後，在趙樸初居士推動下，創辦了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法音》雜志社以及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雜志和學術刊物《佛學研究》，發起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重印《乾隆版大藏經》、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編纂佛教條目、出版發行《中國佛教》一至五卷、為《辭海》再版提供增加的佛教條目、召開藏語系佛教研討會，組織各類佛教學術研討會、座談會、講演會等等，一系列的佛教文化機構、刊物、圖書得以創辦、出版，佛教文化事業得以快速恢復，並取得了大量新的成果。通過趙樸初居士的大力提倡和推動，佛教學術研究和佛教文化事業進入了繁榮時期。目前，佛教期刊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佛教文化學術相關的各種活動、展覽、會議接連不斷，各地佛教協會和寺院紛紛創辦佛學研究所、展覽室、博物館、圖書館，建立電子數據庫、開設佛教網站，佛教學術研究和弘法工作得以飛速的發展和提升。

3、推動五項建設，全面促進佛教事業健康穩定發展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大陸的佛教事業由恢復走向了快速發展，趙樸初審時度勢，在第六屆全國佛代會上，系統總結了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的工作成就和基本經驗，提出了加強佛教自身建設、提高佛教四眾素質的方針和一系列具體要求、步驟。他把佛教自身建設歸納為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五個方面，同時闡明了這五方面建設的相互關系，指出：「信仰建設是核心，道風建設是根本，人才建設是關鍵，教制建設是基礎，組織建設是保證」。 並且，進一步論證和回答了佛教能夠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能夠為兩個文明建設特別是精神文明建設服務等重要問題。他親自主持召開的第六屆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是當今中國佛教繼承傳統、適應當代、開拓未來健康發展的里程碑。在制度保證上，采取了一攬子措施。制定了《關于漢族地區佛教寺廟剃度傳戒問題的決議》，召開漢傳佛教重點寺院管理工作座談會，制定了《全國漢傳佛教寺院管理辦法》和《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共住規約通則》。重點抓好傳戒的規范管理工作，制定和發布《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傳戒實施暫行辦法》，進行傳戒試點和規范傳戒法會。制定專門工作委員會《工作通則》和《關于加強省級佛教協會建設若干問題的意見》。舉辦第三期漢傳佛教寺院執事進修班。召開佛教教制建設工作委員會會議，修訂了《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傳授三壇大戒管理辦法》，制定了《全國漢傳佛教實行度牒僧籍制度的辦法》，頒布了《全國漢傳佛教寺院住持任職退職的規定》。通過這一系列舉措的施行，佛教事業健康穩定發展的局面得到切實的保證。

　　 (四)知恩報恩，回饋社會

　　 作為虔誠的居士，趙樸初居士身體力行，誦經拜佛一絲不苟，持續數十年將《心經》作為自己每天的必修課，不管事務多忙，每日必誦百余遍 ，不僅積極提倡菩薩慈悲濟世的崇高精神，而且還始終不渝地踐行社會慈善事業，利濟社會和廣大人民群眾。他以慈善為懷，長期從事社會救濟救災工作；青年時代便投身慈善事業，在抗日救亡中，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直到晚年體弱多病時，仍親自為遭受地震和洪水災害的地區籌集救災資金，為自然災害和希望工程捐出個人的大筆資金，堪稱傑出的慈善家。他是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和中國康復中心的發起人之一，他始終牽掛殘疾人的疾苦。他用個人獲得的庭野和平獎金及其他個人資金，向孟加拉救災、中國大興安嶺火災和相關文化、教育、慈善、福利、公益等項目捐出了大筆善款。
1990年，云南上座部佛教地區發生地震，他不但個人捐款救濟災民，並且號召全國佛教界捐款救災。1991年中國大陸發生歷史上罕見的洪災，他自己率先捐款10萬元人民幣，號召全國佛教界捐款達500余萬元。1996年，云南麗江發生地震，他號召全國佛教界捐款100余萬元救濟災民。1998年中國南方再次發生少有的洪災，他發起書畫義賣活動，自己寫了多幅作品參加義賣，義賣活動共計籌款100萬元救濟災民；在他的號召下，全國佛教界為水災捐獻的資金達1000余萬元。據不完全統計，僅1986年到1998年之間，他個人捐給中國佛教文化、佛教教育、寺院維修和用于希望工程等社會慈善事業的資金，就高達240余萬人民幣。他還在生前立下遺囑，將自己遺體凡可以移作救治傷病者，請醫師盡量取用，表達了他徹底無我的菩薩道的奉獻精神。
　　 在以趙樸初為主要負責人的中國佛教協會，長期以來也本著佛教救世濟人的精神，號召全國佛教界積極參與社會福利公益事業和救濟工作。在以他為首的中國佛教協會的推動下，中國佛教協會和全國佛教界為修復長城、保護大熊貓，為希望工程、植樹造林、保護環境、扶殘濟困等踴躍捐款捐物。為張北地震、西藏那曲雪災、青海雪災、云南麗江地震等捐助善款，對口支援三峽庫區遷建寺院。鼓勵寺院開辦義診、養老、扶貧、助學等慈善設施或機構。每次大的災難來臨時，他領導下的中國佛教協會總是緊急行動，並發動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全國佛教徒及海外佛教界人士捐錢捐物，一起投入救災工作。他逝世後，這一傳統在中國佛教協會和全國佛教界得到了很好的繼承，每年都有大量的錢物捐向救濟或公益福利事業。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時，中國佛教協會及時發出《通知》和《公開信》，號召全國佛教界積極行動、科學防治，全國各地的佛教寺院、組織或佛教信士為抗擊「非典」捐出了大筆的款物。2004年底，東南亞一些國家發生海嘯時，中國佛教協會協同兩岸佛教徒率先主動向災區，募捐大筆款項，在國際上獲得廣泛好評，為中國佛教徒在國際上樹立了良好的形象。2008年春，中國南方又發生了大面積罕見的雪災，全國佛教界在中國佛教協會的帶動下，也捐出了大批的財物。中國佛教徒熱心賑災、濟貧、辦學、修橋補路等等種類繁多知恩報恩、回饋社會的行為，是踐行人間佛教造福社會、利益人群的菩薩行的生動體現。

　　 (五)友好往來，維護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

　　 在開展佛教友好交往方面，1952年趙樸初親自打開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大門，1962年中日兩國佛教界、文化界共同發起紀念鑑真和尚圓寂1200周年的大型活動，極大地促進了兩國邦交正常化的進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領導中國佛教協會積極擴大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層面和增加友好往來的頻率。此後，與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等國的佛教界往來十分頻繁。與韓、日二國互派僧人到對方國家佛教寺院體驗修行生活，與日本佛教大學互派訪問學者，與日本佛教界共同舉辦佛教學術交流會議。在他的帶領下，恢復與發展了同東南亞國家佛教界中斷多年的友好往來。同斯里蘭卡、印度、尼泊爾、不丹、印度尼西亞、越南、老撾、柬埔寨、孟加拉國等亞洲許多國家以及歐洲、北美、大洋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也日益增多。還分別赴法國、日本、澳大利亞、尼泊爾、泰國等國家和我國香港地區舉辦中國佛教文化展。趙樸初和他領導下的中國佛教協會還積極參加國際宗教組織的工作，出席國際性的宗教首腦會議和佛教學術會議。如「世佛聯」、「世宗和」和「亞宗和」等等。
　　 趙樸初和他領導的中國佛教協會，還不斷積極開辟和發展同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以及海外華人佛教界的聯誼工作，從彼此的簡單交往發展到莊嚴祖庭、建造佛像、流通法寶、培養人才、文化學術交流、舉辦法務、社會救濟等方面的密切合作與相互支持，促進了佛教事業的發展，有利于我國的改革開放、繁榮經濟和統一的大業。
　　 趙樸初與中國佛教協會及中國佛教界積極開展的同有關地區和國家佛教界的友好往來，增進了相互間的了解和友誼，促進了佛教事業的交流與合作，對發展地區和國家之間人民的友好關系，增進相互了解、維護亞洲與世界和平發揮了積極作用，收到了良好的反響。

　　 六、余　論

　　 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和實踐，從表面看來，只把佛教作為一個社會實體，作為社會成員的一分子，似乎主要是在強調大乘佛教入世承擔的菩薩道精神，深入世俗生活、服務人間、提升社會，即人間佛教的人間性這一方面；而忽視了人間佛教應有的超越世俗、解脫生死的理想等超人間性的另一方面。其實，他在論證人間佛教之時和在其他相關言論中，多處強調人間佛教在教義上的根據，強調佛陀和中國歷代祖師對人間的重視和關懷，強調服務人生在修道悟道證果中的重要性，並且對中國佛教的信仰和道風建設也多有關注和呼籲，他自身數十年在紛繁的事務中堅持誦經修持，一直精進不懈等等。可見，他並未淡化佛教的終極信仰和神聖性，並未忘卻人間佛教的根源性和超人間性，並未放棄佛教的出世特色，他是寓出世于入世之中，將出世與入世有機結合起來，只是在特殊的歷史階段和實際事務性工作的部署中，在解說上，他不得不有所側重和區分，不得不更多地著力于人間佛教的起點，這是我們應當要注意體察和理解的。
　　 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明確提出和具體實踐于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環境之中，既有對前賢人間佛教思想和實踐的繼承，又因時置宜而有所創新和發展，內涵豐富和獨具特色。在新的歷史時期，趙樸初回答了為什麼要提倡人間佛教，什麼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有哪些內容，人間佛教與文化的關系，人間佛教與中國傳統佛教的關系，人間佛教能否和怎樣與現實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如何進行人間佛教建設，人間佛教和人類自身建設的關系，人間佛教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關系等等一系列當代中國佛教的弘揚與發展所面臨和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為中國大陸佛教的恢復和建設作出了重大理論貢獻。更重要的是，他作為實干家，把人間佛教思想置于中國大陸佛教的指導地位，並積極實踐與弘揚，使中國大陸的佛教事業得到很快恢復並穩步發展。趙樸初逝世後，中國佛教在他的思想和精神的指引下，正在也必將更好地前進在愛國愛教、適應現實、服務人群、促進社會和世界和諧的道路上。誠如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總結的那樣：

　　 人間佛教是愛國愛教的佛教，要知恩報恩，護國利民；是甘于奉獻的佛教，要慈悲濟世，奉獻社會；是堪為道德楷模的佛教，要以戒為師，師表人天；是講求和諧的佛教，要以和為尚，六和為敬。
　　 近年來，中國佛教界沒有辜負樸老的遺志和宏願，成就了一件件護國利民的大事。從2002年佛指舍利赴台供奉，2004年佛指舍利赴港供奉、兩岸佛樂世界展演、非典之後在廈門舉行的兩岸佛教共同祈禱國泰民安的大法會，2005年「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圓桌會」，2006年百寺千僧一天內為救助印尼海嘯捐款千萬元，直到今年(即2007年，本文作者注)「神州和樂」東南亞巡演、「和平鍾聲到台灣」、北京召開的中韓日三國佛教友好交流會議，在海內外都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真的是「花落還開，水流不斷」。特別是以「和諧世界，從心開始」為主題的首屆世界佛教論壇，更呈現了中國佛教的大氣象，開創了中國佛教的新境界。

　　 現在中國大陸的人間佛教事業正充滿生機與活力，蒸蒸日上，與台灣、香港、澳門等地欣欣向榮的人間佛教事業一起，構成了當代中國人間佛教事業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人間佛教不但是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智慧的結晶，也是當今世界佛教的一大潮流。正如陳兵教授所言：

　　 綜觀當代全球佛教，即使未明確打出「人間佛教」的旗幟，而其思想內涵和發展趨勢，很多與中國的人間佛教之旨不謀而合。事實證明，人間佛教，是深契佛陀本懷、適應現代社會的佛教模式。可以斷言，它將進一步發展，極有可能成為21世紀全球佛教的基本模式。

　　 雖然人們對于人間佛教的概念和含義，可能還有各自不同的界定和理解，但人間佛教對人生和人間的關注與關懷的本質，已為大家所公認和熟知。隨著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探討的持續深入，人們必將對它有更全面和更深刻的認識，它必將會以更多契理契機的生動形式，在現代社會展現其高度的適應性和強大的生命力，為人們帶來更多的好處，為現代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