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佛教文學觀 三、文人佛教文學作品 一 文人的佛理詩 description: "中國歷代有許多文人接受佛教思想,有的還成為虔誠的佛教徒。雖然他們歸依佛教的目的和背景各不相同,但他們最終對佛教的推崇和宣揚卻是一致的。在日常吟詩作對中,他們常常通過詩文來抒情言志,藉以表述自己的佛教信仰。" ---   三、文人佛教文學作品   中國歷代有許多文人接受佛教思想,有的還成為虔誠的佛教徒。雖然他們歸依佛教的目的和背景各不相同,但他們最終對佛教的推崇和宣揚卻是一致的。在日常吟詩作對中,他們常常通過詩文來抒情言志,藉以表述自己的佛教信仰。   文人佛教文學作品最早是在東晉時期出現的。從那時起一直到近代,凡是在文學上做出巨大貢獻,產生深遠影響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佛教影響。其中如謝靈運、沈約、杜甫、白居易、王維、柳宗元、蘇軾、龔自珍、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是代表一代思想和學術水平的傑出人物,他們都寫下了大量佛教文學作品。   他們中有的還吸收了佛經文學和僧人文學的優點,創作了許多哲理深遂,意境優美的詩文,推動了佛教文學的發展。本文現對文人佛教文學作品的概況略作論述:   (一)文人的佛理詩   在佛教文學史上出現了許多以詩歌闡釋佛理的詩人。其中最早的詩人是謝靈運(385—433),他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創作大量山水詩的詩人。他一生好佛,曾撰有《佛影銘序》,並參與修訂《涅槃經》,他的詩受佛理影響很深。謝靈運曾作有《無量壽佛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度群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頹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這首詩敘述了佛陀前世為法藏比丘時,發大四十八大願,拯救苦海眾生。熱情頌揚了佛陀的悲智切願。   晉代的隱者陶淵明,住在廬山腳下,距離慧遠住的東林寺很近,與慧遠大師來往甚密。他雖然不是一個佛教徒,但他的詩作中安貧樂道和崇尚自然的風格就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他受到佛教影響的痕跡。陶詩重在寫心,寫那種與景物融而為一,對人生了悟明徹的心境。他無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麼似與不似,只是寫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如《歸園田居·其一》就非常鮮明地表達了詩人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發自內心的喜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暖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閒。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守拙與適俗,園田與塵網,兩相對比之下,詩人歸田後感到無比愉悅。所謂「自然」,詩人認為那是一種狀態,是非人為、本來如此、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規律而變化,無須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陶淵明希望返歸和保持自身本有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性情。   陶淵明還有一首至今傳頌民間的《飲酒·其五》,更是他求心而非物的寫照: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前四句講了「心」與「地」也就是主觀精神與客觀環境之間的關系,只要「心遠」,不管在什麼地方都不會受塵俗喧囂干擾。「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偶一抬頭,心與山悠然相會,于是自身便彷彿與南山融為一體了。那日夕的山氣、晚歸還林的鳥兒,在詩人的心里無不構成一幅美妙的圖畫,這種心與境的結合契入無不蘊藏著人生的真諦。而另首《飲酒·其十四》中,更是以方內人的口吻寫道:「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我國唐代文人張說,字道濟,善于文章,並信奉佛道。能將深奧的佛理融化在詩歌之中。其《江中誦經》詩云:   實相歸懸解,虛心暗在通。澄江明月內,應是色成空。   這首詩當是受到「般若十喻」思想的影響與簡文帝的《十空詩》的啟示而作的。詩中涉及佛家常用的「虛、實、色、空」等常用語,更是以月做觀照,昭示佛理。此外,他在《游龍山勝靜寺》末後四句;也是用佛理去作結,而且表現了要用佛教去拯救世俗:   世上人何在,時聞心不住。但傳無盡燈,可使有情悟。   佛教所說的「有情」指一切有情識者,也就是「眾生」。他要佛燈永照,使一切眾生皆悟,這當然是積極的表現。   王維,字摩詰,蒲州人。開元進士,累官至給事中。安祿山入長安,曾受偽職,事平,降太子中允,後官至尚書右丞。《新唐書》說他們兄弟二人均信佛,「食不葷,衣不文彩」。他在《請施莊為寺表》中敘他的母親信佛,曾「師事大照禪師(即普寂)三十余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靜寂」,可見他信佛是有其深厚的家庭根源的。   王維善用最常見的字,白描一些山光景色,然後結尾。有時是在句中注入點禪理,使深奧的佛學一下子就好懂了,並且把人引進一個幽靜寂樂的世界,使人得到清涼寧靜的感覺,如《秋夜獨坐》云: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   無生在佛教文獻上與涅槃同義。學無生也就是學佛達到最高理想。另外他在《過香積寺》云: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云峰,古木無人逕,深山何處鍾,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譚曲,安禪制毒龍。   他用中間四句寫出山寺環境的清幽寧靜,最後才以水潭制毒龍聯系到學佛,筆墨乾淨簡練,而意象卻十分深遠。   與王維詩風相近的詩人中,常建的創作成就最高。他中進士後曾當過一段時間的縣尉,但大部分時光隱居于終南山和武昌江渚。他寫歸隱生活的山水田園作品,多孤高幽僻的隱逸格調,造境極富靈慧秀雅和空明寂靜。如其《題破山寺後禪院》詩: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余鍾磬音。   詩中作者把心無纖塵的幽遠情思,融入萬籟俱寂的寧靜之中;而清潤悠揚的鍾磬聲,又顯出了靜中之動,傳達出生氣遠出的縹緲韻味。從而把深山古寺的清幽和山光潭影的空明,寫得極為真切,通于微妙至深的禪境。   偉大的現實主義愛國詩人杜甫,不僅是一位憂國憂民的傑出詩人,而且對佛教情有獨鍾。他一生寫了許多禪詩,表達自己人生的苦悶和向佛的決心。他的《謁真諦寺禪師》就是寫的他對佛教的信仰。詩云: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杜甫曾多次稱「詩是吾家事」,並說「語不驚人死不休」。但在這首詩中,詩人卻把「詩歌」稱為「妄事」,可以看出,由于來到佛寺,接近禪僧,他的思想產生明顯變化,這是他飽經滄桑之後的感悟。他的渴望皈依佛教的感情是真實的,因為他經歷了太多的磨難,心靈需要得到休息。   柳宗元是唐朝著名的文學家,又是積極的政治活動家和進步思想家。他受家庭環境影響,自幼好佛,後來他結交了龍興寺住持重巽——天台宗的一位高僧,就做了其俗家弟子。而在其長期的被貶黜的生活中,佛教信仰也給他提供了堅定的精神支持,同時豐富了他的生活和創作內容。   他曾創作有《禪堂》、《晨詣超師院讀禪經》等詩歌,詩歌中蘊涵有很深的佛教哲理。如其《禪堂》詩云: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詩的意思是開墾土地,用茅草蓋成房子,里面是一片空曠。山花落在寂靜的窗戶上,里面有忘記一切事非分別的禪客。牽涉到萬有無所攝取,觀照一切皆空也不必刻意分析。大自然的一切聲音都是因緣所生,在喧譁中有著深沉和寂靜。   這時候的心境達到了萬法一如,就象鳥飛一樣沒有絲毫蹤跡。詩中一片至誠清淨的意趣,被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好佛的文人士大夫往往喜好山水,柳宗元在文學上的主要成就之一便是山水詩和山水記。而他的山水詩特點是描寫山水的作品中並不用佛語,而確得禪機。   這也正是佛教義理深入到他的內心的結果。如《漁翁》詩: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噯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云相逐。   這是描寫漁夫生活的一首詩,大意是漁夫住在山岩下,早晨用竹子來燒清清的湘江水,等到炊煙消失,太陽出來時,已不見人蹤,只聽到青山綠水間傳來的歌聲。再回頭看江水連著天邊,山岩上的白云像是在互相追逐。此詩在描寫自由自在的漁夫形象里,體現出物我一如、無所掛礙的心境,這也正是禪的境界。所以後來禪師們常把後兩句詩作為參悟的對象。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文學家,他關心民生疾苦,曾提出「詩歌合為時而著,文章合為事而作」的詩歌理論,他的詩以淺白易懂,哲理深刻而受到歷代讀者的歡迎。白居易同時還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的許多詩歌闡釋了佛理和他對修持的體驗。他的《在家出家》詩云:   衣食支吾婚嫁畢,從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鳥,朝飯心同乞食僧。清唳數聲松下鶴,寒光一點竹間燈。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喚妻呼多不應。   這首詩歌表達詩人拋掉俗務,專心修道的情感。他另有一首《病中詩十五首·答閑上人來問因何風疾》詩:   一床方丈向陽開,勞動文殊問疾來。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禪天始免風災。   詩中表達了詩人白居易一心向道的決心和信心。他還有一首《戲禮經老僧》:   香火一爐燈一盞,白頭夜禮佛名經。何年飲著聲聞酒,直到如今醉未醒。   詩中表達了詩人追求修行較高果位的願望。   元稹也是唐代著名的詩人,也喜歡談禪說道。如:   百年都幾日,何處苦囂然。晚歲倦為學,閒心易到禪。病宜多宴坐,貧似少攀緣。自笑無名字,因名自在天。   詩中元稹以佛家的那種出世、超脫的思想融入詩歌之中,最後告訴大家佛不在學,禪不在修,只要自己的內心清淨了,也就到了禪境。表明的正是禪宗那種不可外求,即心即佛的主旨思想。「無名字」、「自在天」是佛教術語。《維摩經》卷三云:「法無名字,言語道斷」,是說佛法不可言說、不落言語。又,佛教認為人乃四大五蘊和合而成的一種假有,並非真實存在,人的名字也只是一種假名。   故說「無名字」。「自在天」原是婆羅門教之神,被吸收在佛教中,成為佛教的護法神。這兩句是說:正因為認識到「無我」、「佛性」這些佛理,所以進入自由自在的新天地、新境界。   元稹還曾在其妻子死後寫有不少悼亡詩,其中尤以《離思五首·其四》最為著名: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詩的語言淺易,格調輕快,而又低迴繾綣,一往情深。抒發了詩人的哀思和懷念,讀來尤覺哀傷,動人肺腑,寄寓著一種人生的至情和對生死無常的感悟。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進士,曾任縣尉,秘書郎,東川節度使判官等職。談及這位著名的詩人,在《宋高僧傳》卷六《唐彭州丹景山知玄傳》中說到他「久慕(知)玄之道學,後以弟子禮事玄」,並在他臥病時,向知玄的弟子僧澈表示:「某志願削染為玄弟子,臨終寄書偈訣別知玄」。在李商隱的詩集里有關于知玄與僧澈的詩。《別知玄法師》云:   玄鬢無端怨別離,十年移易住山期。東西南北皆垂淚,卻是楊朱真本師。   從「玄鬢無端怨別離」來看,義山認識知玄必然比較早,因為頭髮還是好的。   末兩句用的楊朱哭歧的故事,東西南北均有歧路,人生不知何從,所以楊朱在交叉道上哭,這里用來比喻知玄對李商隱指示了一條人生應走的道路。他還有道《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云:   知訪寒梅過野塘,久留金勒為迴腸,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爐更換香,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涂額藉蜂黃,維摩一室雖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場。   從中我們可見他還從惠祥上人聽過法,而詩的末兩句是李商隱研讀《維摩詰經》的體會,由此可看出他佛學造詣頗深。   王安石,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晚年居金陵,屏除人事學佛,甚至蘇東坡見到他時,也邊誦詩邊談佛。他在詩、詞、文上均有極高造詣。他有兩首《即事》詩:   云從鍾山起,卻入鍾山去,借問山中人,云今在何處?云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   詩里用了《金剛經》里的「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五燈會元》也有慧可求達摩安心的故事,慧可說:請師為我安心。達摩說:你把心拿來。很久慧可才說:尋找它卻反而不見了。達摩于是說:那麼我已經給你安好心了。此兩首詩里王安石把「心」比做飄忽不定的云,並用云的來去,舒卷自如形象地描繪「心」不可覓。   宋代文學家蘇軾與僧人往來最為密切,歷史上流傳有許多關于蘇軾與禪僧吟詩唱和的佳話。蘇軾一生中創作了大量富含佛教人生哲理的詩詞,如他著名的《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君知否?路人長困蹇驢嘶。   這首詩是蘇軾奉和子由(蘇轍)的詩歌而作。嘉裕元年蘇軾和子由一起赴京應試經過澠池一寺院,與老僧奉閒和尚言談甚歡,蘇轍作了一首《懷澠池寄子瞻兄》題于舊牆壁上。幾年後,蘇軾故地重游,老僧已死,牆上詩句已不見蹤影,詩人由此感嘆人生聚散無常,就象鴻雁在雪上留下的爪印一樣,雪乾之後便什麼也沒有了。   南宋四大家之一的詩人范成大,在詩集里有關佛教作品較多:如《北山堂開爐夜坐》:   困眠醒坐一念多,竹洞無關斷客過,貪向爐中煨榾柮,懶從掌上看菴摩。閒無雜念惟詩在,老不甘心奈鏡何,八萬四千安樂法,元無秘密可伽陀。   榾柮就是斷木頭。菴蒼摩即菴摩羅果,印度一種藥用果。「懶從掌上看菴摩」,是描述自己萬事不管。八萬四千為印度常用語,表示眾多,伽陀乃偈子之譯音。   末聯說,使人身心安樂的法門多得不計其數,但可沒有什麼秘密方法可以用偈子把它簡單地概括起來。通篇充滿了佛語佛理,說明他在佛學方面用過很大功夫。   與此相類的詩又如《題請息齋六言十首·其八》云:   冷暖舊雨今雨,是非一波萬波,壁下禪枯達摩,室中病著維摩。   宋代嚴羽(1197—1241)的詩歌理論對後世影響極大,他曾寫有文學理論專著《滄浪詩話》。在《滄浪詩話·詩辨中》,他把對詩的領悟比作禪師參禪,真實而貼切地道出了禪與詩的密切關系。此外,他還寫有一首《訪益上人蘭若》:   獨尋青蓮宇,行過白沙灘。一徑入松雪,數峰生暮寒。山僧喜客至,林閣供人看。吟罷拂衣去,鍾聲云外殘。   這首詩寫詩人獨去尋寺訪僧,那泛著寒光的沙灘,隨著腳步而形成的雪野小路,茫茫的松林,重疊的群峰,構出一幅清峭的畫面。山僧喜客至,故有指點林閣之事,詩人喜寺院幽靜,故有吟詩相酬之事。末寫云外鍾聲,裊裊不絕,與這幅畫面既相和諧,又使得箇中情事有余不盡。   清代著名的文學家龔自珍,字璱人,號定庵,更名鞏祚,又號羽山民,浙江杭州人。亦喜讀佛書好以禪理為詩文,四十二歲時,龔自珍接觸了天台宗的書,並轉而喜好天台宗。天台教理更能滿足他對佛教形而上的探求。他四處蒐求天台宗的書籍,詩中也多次提到天台宗,如「我說天台三字偈」、「重禮天台七卷經」。   他說:「自達摩至惠能,有出于吾天台宗之外者歟?」因而他又自號「天台裔人」,居室稱「禮龍樹齋」。此外他還有許多讚天台宗的詩,如:   吟罷江山氣不盡,萬千種話一燈青。忽然閉閣無言說,重溫天台七卷經。   天台七卷經即指的《法華經》。《法華經》七卷,是天台宗崇奉的主要經典。   他把自己修的佛閣關閉起來,重新再向《法華經》頂禮,說明了他的佛教信仰。   龔自珍對佛學的信受和奉持,給他的社會觀、人生觀都帶來很大的影響。佛教思想既是他信仰的內容,也是他用來批判現實的有力武器,是他掙脫傳統思想束縛、要求變法革新的精神法寶之一。在他一首名為《題梵冊》的詩里,他大膽地貶抑儒教,推崇佛教,向儒家的正統地位發出挑戰:「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為?西方大聖書,亦掃亦包之。即以文章論,亦是九流師。釋迦諡文佛,淵淵勞我思。」即他認為儒家本來就是九流之一,沒有什麼可高貴的,而佛學卻能囊括九流,可以為九流師。他還自稱他已證得「法華三昧」(學法華宗佛學所能達到的高境界):   狂禪辟盡禮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鳩摩枉譯此經來。   狂禪指禪宗習禪走入妄境者。第一句說他批評了狂禪,一心頂禮天台。第二句批評狂禪忘我好似從琉璃屏上掉臂回來了。瓶經,謂以瓶煮水,水響有如笙簧。   正是在瓶水里面響著笙簧似的樂音,屋外有著花影的月夜,他悟得「法華三昧」,否則就辜負了鳩摩羅什把《法華經》譯出。詩後小注云:丁酉(道光十七年)九月二十三夜不寐,聞茶沸聲,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證「法華三昧」。詩中,龔自珍認為自己已經開悟了,內心的驚喜溢于言表,故特地寫下了這樣的內心感受。   也正是憑著佛教的因緣與慧根,龔自珍在他的後半生中,為自己找到了解脫的法門,也為他的情感找到了理論依據,終使他從常人難以排解的痛苦中走了出來,恢復了內心的平靜。   宋士元,字文伯,生于清初順治六年(1649),卒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他是清代的學者,詩人,同時也是一位佛教信徒。他寫了許多闡釋佛理的詩歌,其詩以通俗明快、哲理深刻而受到歷代信徒的喜愛,其《修身詠》便是其中哲理深刻的勸喻詩。詩云:   心田種德急修持,生死無常不可期,窗外日光彈指過,為人能有幾多時。   個個聞知有死生,既知何不早權衡?堂堂大路無人走,開眼明明入火坑。   幸讀詩書被化新,幸生中土作良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自身有病自身知,身病還將心藥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醫是病生時。   這首詩歌從把握短暫的人生、早為人生作籌劃、應向今生度此身、以養心而益身四個方面來勸化大眾要知道輪迴苦海的痛楚,同時要把握短暫的人生,精進向上,以使自己在今生得以度化,從而自己把握人生,過好當下的人生。   在詩歌中蘊涵佛理的文人詩歌不可勝數,僅從以上所列舉的幾位文人的佛理詩歌中,我們就會感覺到佛理詩歌對讀者的教化作用。作為一種弘法方式,文人佛理詩歌以其形象性和通俗性受到了歷代讀者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