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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蘇軾與禪(李豫川)
description: "作為北宋文壇領袖的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開宗立派的人物。在燦若繁星的古代偉人群中，他一直閃耀著璀璨奪目的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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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與禪

李豫川

 作為北宋文壇領袖的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開宗立派的人物。在燦若繁星的古代偉人群中，他一直閃耀著璀璨奪目的光華。

 宋仁宗趙禎景祜三年十二月(陽歷1037年1月)十九日卯時，這位卓越超越、博學多才的大文豪誕生于眉川(今四川眉山)紗zi行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故址後辟為「三蘇祠堂」今尚存)。「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見蘇軾《答任師中、家漢公》詩，其遠祖蘇味道(648－705年)曾任初唐武則天時期的宰相，工詩善文，與杜甫祖父杜審言(約645－約708年)、李嶠(644－713年)、崔融(653－706年)並稱為武后時代的「文章四友」。

 蘇軾之父蘇洵(1009－1066年)，號老泉，是著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系云門宗四世圓通居訥(1010－1071年，四川中江人)皈依弟子。其母程夫人(1009－1057年，北宋大理寺丞程文應之女)亦系優婆夷。所以，蘇家佛教氣氛十分濃厚，供有五代貫休(832－912年，即禪月大師)所繪之水墨十八羅漢像。蘇老泉和程夫人逝世後，蘇軾將他們生平喜愛之物捐給寺院，並作《十八阿羅漢頌敘》東坡之弟蘇轍(1039－1112年，字子由)亦系佛教居士，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內．他在《試院唱酬十一首。次前韻三首》中吟道：「老去在家同出家。《欏伽》四卷即生涯。」又謂：「日斷家山空記路，手披禪冊漸忘情。」)見《次韻子瞻與安節夜坐三首》)蘇軾的續室王閏之(1047－1093年，四川青神人)亦好佛，東坡在她的生日曾根據《金光明最勝王經》的教義，買魚放生為其祝壽。並作《蝶戀花》詞云：「放盡窮鱗看圉圉，天公為下曼陀雨。」王氏辭世後，東坡又遵從亡妻遺願，特請當時的著中畫家李公麟(1049－1060年，號龍眠居士)繪釋迦牟尼及十大弟子供奉京師叢林。

 宋神宗趙頊(音xu熙寧七年(1074)九月，蘇軾在杭州納歌妓王朝云(1062－1096年)為妾。這王朝云也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為泗上比丘義沖的皈依弟子。她與東坡患難與共，南北顛沛。在惠州(今廣東惠陽)臨終時，還念著《金剛經．六如偈》的句 子：「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東坡為其作誄辭云：「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又賦《悼朝云》詩：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

 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

 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

 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北宋嘉祜元年(1956)、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赴京應考，路過河南澠池時，結識了老僧奉閒，並在奉閒所住的禪院題了詩，時光流轉，五年後，蘇軾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今陝西鳳翔)判官。行至澠池，與時任澠池縣主簿的蘇轍歡聚。蘇轍回想往事，作了一首七律《懷澠池寄子瞻兄》，蘇軾也和了一詩：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這便是名傳千古的《和子由澠池懷舊》。該詩流露出世事的變化無常，難以逆料，表示了作者的無限感慨與惆悵，比喻新鮮貼切，文辭清新雋永，結句含蓄雙關。「飛鴻」典，系借用云門宗夫義懷(989-1060年)法語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見《天衣義懷禪師語要》)。

 蘇軾正式研究佛教，也是在他初步宦海，任大理評事(掌管刑獄的京官)簽書鳳翔府判官(佐助州官掌管文書)的時候，初習佛于同事王大年。他在《王大年哀辭》中說：「嘉祜末(1061)，予從事歧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予始未知佛法，君為言大略，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

 東坡初入空門時，與其說他重在佛教的信仰，不如說是重在人生哲理的探求。他的作品最早寫到佛教題材的，是嘉祜六年(1061)所寫的《鳳翔八觀》組詩。其第四首《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云：

 「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

 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云隨。

 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

 此叟神完中有有恃，談笑可卻千熊sixong 。

 當其在時或問法，俯首無言心自知。

 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結無言師。」

 《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敘述維摩詰向文殊等八千菩薩提出「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的問題，法自在等三十位菩薩皆用「言說」表述，維摩詰不置可否，于是三十菩薩要文殊表示看法。文殊說：「如我意者，于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文殊說畢。又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詰默默無言。文殊讚嘆道：「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佛教有八萬四千法門，而所謂不二法門在諸法門之上。蘇軾詩文所引釋典，以《維摩詰所說經》為最多，本詩僅是個開端，維摩潔居士示病于外而智慧充實于內，亦最為東坡所佩服。

 蘇軾滿腹經綸，天才高峻，但在宦海中卻屢遭沒頂之災。究竟原因，在于蘇氏不投機取巧，不左右逢源，獨立不倚，剛正招禍，「道大難容，才高為累」(見《李方叔祭文》)。其妾朝云嘗謂：「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東坡也夫子自道：「賦性剛拙，議論不隨」；「不善俯仰，累致紛紜」。正因為如此，他半世生涯都只能在政治 斗爭的夾縫中過日子，動輒得咎，也正因為如此，他對佛老(老莊)思想(尤其是禪學)產生了濃厚的學趣，養成了隨緣任運，安然灑脫的人生態度。

 蘇軾第一次遭貶，是三十四歲時因反對王安石(1021－1086年)的新黨變法而出任杭州通判，在杭州期間，他與高僧來往密切。蘇轍在《偶游大愚見余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西湖舊游將行賦詩送之》一詩中回憶道：

 「昔年蘇夫子，杖屨無不之。

 三百六十寺，處處題清詩。

 麋鹿盡相識，況乃比丘師。

 辯淨二老人，精明吐琉璃。

 笑言每忘去，蒲褐相依隨。」

 蘇軾在《祭龍井辯才文》中亦說：

 「我初適吳，尚見五公。

「 講有辯臻，禪有璉嵩。」

 這里的「辯」指海月慧辯(1014－1073年)和辯才元淨(1011－1091年)，二人同為明智大師弟子。「臻」指南屏梵臻，為天台宗四明知禮(960－1028年)高足。「璉」指育王懷璉(1009－1090年)，為前述之云門宗四世圓通居訥高足，與東坡乃世交。「嵩」指靈隱契嵩(1007－1072)為云門宗德山緣密法嗣。

 現在簡單地談一談蘇軾與上述五位高僧的關系。

 海月慧辯當時為杭州都僧正，講經說法二十五年，，門下弟子幾近千人。東坡在《海月辯公真讚》中說：「予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住，神守澄穆，不見慍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又說：「予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行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慧辯圓寂後，蘇軾曾作《吊天竺海月辯師三首》以悼，中有「安心好住王文度，此理何須更問人。」之句。可見東坡之喜禪，首先是要求靜心。現實世界帶給他無究的苦悶和煩惱。在佛教中，他找到了擺脫這些苦悶和煩惱的方法，對人世進行超然的冷靜觀察，從而對一切苦難都無所掛礙，無所顧念，跳出矛盾糾纏之外，達到心泰神寧的妙境。物我兩忘，身心俱空。他入禪院，與其說是求佛佑，不如說是尋求內心的寧靜，亦即「淨心」、「安心」是也。

 辯才元淨當時駐錫杭州天竺觀音道場，蘇軾對他與慧辯一樣禮敬如師。在《贈上天竺辯才師》一詩中，東坡描繪道：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

 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鵠。

 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

 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

 坐令一都會，勇丈禮白足。」

 蘇轍在《龍井辯才法師塔碑》中記述：蘇軾二子蘇迨(繼室王閏之所生)，三歲時仍不能行走，「請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

 南屏梵臻當時駐錫杭州上天竺寺，後遷金山寺(在今江蘇省鎮江市)，再後為南屏山興教寺住持，南宋天台宗僧人釋志磬(約1218－約1278年)所撰《佛祖統紀。卷十二》云：「東坡初來杭，與師最厚。」

 育王懷璉為云門五世，曾掌圓通居訥記室，與蘇軾之父蘇洵互為師兄弟，蘇軾的《與大覺禪師璉公書》，就是為布施洵所藏貫休手繪水墨十八羅漢真跡而寫的。東坡還作有《宸奎閣碑》是為懷璉住持的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收藏宋仁宗所賜頌寺詩十七首的宸(音chen)奎閣所寫的碑文(作于1091年正月，「宸奎」指帝王手書)。他在這篇文章中稱讚了懷璉提倡的三教合一的思想，說：「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與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

 靈隱契嵩文筆錦鏽，著作有《輔教篇》、《原教篇》、《傳法正宗記》、《鐔津文津》(津鐔在今廣西籐縣，為契嵩故里)等，深得仁宗賞識，賜號明教大師。神宗熙寧五年(1072)圓寂于杭州靈隱寺。蘇轍在《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中，曾提到他，說：「予在錢塘，親見二人。」

 此外，東坡在杭州還與孤山惠勤、惠思，祥符寺清順、寶巖院可久(此四人均系詩僧)、淨慈寺宗本等方外緇流來往密切，蘇氏嘗自謂：「吳越名僧與余善者十九。」誠哉斯言！

 但東坡前半生對佛教感興趣，與僧人交往，只不過是文人當時以談禪為高雅的風氣使然。嘴上說禪，其內心卻是以「用舍由時，行藏在我」的正統儒生、正統士大夫自命。《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一詩就是明證：

 「天欲雪，去滿湖，樓台滅山有無。

 水清出石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

 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

 道人之居在何許？寶云山前路盤紆。

 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

 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圓蒲。

 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哺。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

 茲游淡簿歡有余。到家恍如夢蘧蘧。

 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此詩確為佳作，山水如畫，清新而微寒之氣撲面而來。這就是蘇軾通守錢塘，到官之日，即訪詩僧惠勤、惠思之作。名為找和尚談禪，實則到孤山尋詩。倘若子瞻此時象那些懷才自負，驕縱狂妄的士大夫；或是逐利失利，沽名成空的貪官那樣，藉談禪來醫治自己的心病，那麼，肯定表達不出這種清寂的意境，淡薄的歡娛。也難以用客觀的筆觸，去淡淡鉤勒禪房和浮圖。

 所以，用「名尋道實自娛」這句詩來概括蘇軾前半期的禪學生涯，大概是恰當的罷。在這段時期，他的詩文更多地強調了禪學與儒學的一致性，認為「台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不離禪。」(見《次韻參寥寄少游》)按《維摩詰所說 經》云：「一切文字即解脫相，勿離文字求解脫也。」天台宗祖師智kai(538－597年)所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五》亦云：「文字是法身氣命，讀誦明利是圓家數息。」禪宗則強調心印，「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蘇軾折衷了佛門各宗的觀點，而強調了「雖居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換個說法就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這正是南北朝以來封建士大夫所肯定了的政治與宗教的統一。蘇氏贊同這個觀點、這種生活方式。

 熙寧十年(1077)四月，蘇軾到徐州任太守。在這里，他結識了詩僧參寥，作有《送參寥師》一詩：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劍頭惟一，焦谷無新穎。胡為逐吾輩，文字爭蔚炳。新詩如玉悄，出語便清警。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頹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細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云嶺。咸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

 禪宗的空觀和靜觀，是要讓人們把世間的萬事萬物都看作水中月，鏡中花。而蘇軾卻發現了禪理可以作為詩法的借鑒，可謂特具詩人之卓識。蘇氏指出，詩人不妨把空靜觀借來作為一面鏡子，去觀察和體味人間的「群動」、「萬境」。這樣吟成的詩篇，才是「真巧非幻影」，而且其中還蘊含著一種雋永的哲理的「至味」。事實上，蘇詩中的不少佳作如《題西林壁》等，都具有這們的理趣。其想象的奇妙，詩語的清雋，都得力于他從禪機中悟得的新奇的觀照方式。

 蘇軾前半生抱著對儒家政治理想和真誠信仰，奔走宦途。他激烈地反對新法，態度是執著而真誠的，不同于那些投機鑽營，見風使舵的無恥政客。但他也深知卷入政治斗爭的危險性，敏感地察覺到了北宋王朝的盛世之下潛伏著的巨大危機。元豐元年(1078)，他在今江蘇銅山所作的《百步洪二首》中寫道：

 「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

 險中得樂雖一快，何意水伯夸秋河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今逾新羅。

 紛紛爭奪醉夢里，豈信荊棘埋銅駝。

 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

 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

 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

 詩中，「一念逾新羅」系借用《景德傳燈錄》典：有僧問金陵寶資大師：「如何是金剛一枝箭？」師云：「過新羅國去。」形容迷念之速如箭。「荊棘理銅駝」則借用《晉書．索靖傳》典：「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但應此心無所住」出自《金剛經．莊嚴淨土分第十》和《六祖法寶壇經》，此處從略。蘇軾看到了歷史紛爭，人間劫奪，瞬息萬變，一切猶如過眼煙云，因此他表示要斷除迷念，忘卻世間的善惡好丑，從政治漩渦的言語觸刺欺爭中解脫出來。他認為不論世事如何變化，只要自己無所系縛，就可以安時處順，大徹大悟。

 元豐三年(1080)著名的「烏台詩案」後，四十三歲的蘇軾被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但又不得簽書公事，僅僅掛個空名。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更加傾心空門，深入三藏。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說：「既而謫居于黃(州)，杜門深居......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蘇軾在《和子由四首．送春》詩中所亦云：「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原注：「來書云近看此書，余未嘗見也。」)這里的《法界觀》，是指華嚴宗五祖圭峰宗密(780－841年)所著《注華嚴法界觀門》。該書乃發揮華嚴法界緣起理論的重要著作。剛到黃州時，蘇軾寓居定慧院，隨僧素食，宦海風波的險惡使他灰心鉗口。在《與程彝仲推官書》中，他寫道：「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這一時期，他結識了佛印禪師，重晤了詩僧參寥，三人後來成了摯友。「東坡居士」的稱號也取自此時，在黃州五年，蘇軾進入了政治上的失意時期，但卻迎來了文字上的豐收季節，流傳千古的《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記承天寺夜游》等名篇均作于此時。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他抒發了「人生如夢」的感慨。「如夢」是大乘十喻之一，是佛教人生觀的表現。又如元豐五年(1082)所作的《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郊尋春，忽憶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

 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江城白酒三杯釅，野老蒼顏一笑溫。

 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同樣抒發了人生如夢的感慨，表現了敝屣名利，超然物外，與世無爭，心胸曠達，豪放不羈，自得其樂的灑脫態度。

 元豐八年(1085)，神宗死，王安石變法失敗。舊派司馬光(1019－1086年)入朝為相，儘改新法，恢復舊制。這又引起了剛被擢升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的蘇軾的不滿，他認為新法「不可盡廢」，而應當「參用所長」。(見《東坡奏議集．卷三》)結果招致了新舊兩黨夾擊，在朝廷中無所適從，不得不連上章疏，請求外放出任地方官，哲宗趙煦元佑四年(1089)，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元祐六年(1091)年，又改知穎州(今安徽阜陽)。他在穎州與人開浚西湖，引來焦陂之水，修築清河、西湖三閘。在《軾在穎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一詩中，他寫道：

 「太山秋毫兩無窮，巨細本出相形中。

 大千起滅一塵里，未覺杭穎誰雌雄。」

 萬法平等，所以萬物各得其所。禍福苦樂，只是相形而現，是人們的感覺而已。在一切都不斷生滅流轉的大千世界里，什麼是非榮辱都是無所謂的。同年，他在《祭龍井辯才文》中說：

 「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鍾，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

 根據事理圓融的觀點，不但佛教各宗，就是儒、道各家也都有其價值，共同匯合到真理的大海里。而在儒、佛二教之間，東坡認為相反而相為用，不謀而同。宰官行世間法，緇流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有無二，所以他對二者都不偏廢。

 紹聖元年(1094)，新黨再度執政，將蘇軾目為舊黨。四月，貶為寧遠軍節度使，惠州(今廣東惠陽)安置。五十七歲的東坡居士赴惠州途中，路過金陵(今江蘇南京)，游崇因寺，見宗襲長老。時崇因寺新塑觀世音菩薩像，蘇氏于像前禮拜並發願：「吾如北歸，必將再過此地，當為大士作頌。」後果于六年後北返時(1100年)，為作《觀世音菩薩頌》。

 南遷途中，過曹溪南華寺(在今廣東曲江縣)。見到六祖惠能(638－713年)漆濘真身，蘇軾不禁老淚縱橫，作《南華寺》一首：

 「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

 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

 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

 飲水既自知，指月無復眩。

 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鍊。

 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

 摳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

 借師錫端泉，洗我綺語硯。」

 此詩通篇詠六祖事蹟，用《壇經》之典。引人注目的是，在這一禪宗祖庭，詩人重新發現了自己－－「我本修行人。」在他看來，人生的禍福苦樂，都決定于一念之間，應物處世只決定于主觀的認識和態度，表現出一種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灑脫情懷。

 在惠州，蘇軾建「思無邪齋」，並用《思無邪齋銘》：

 「東坡居士問法于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未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于是幅中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于是得道，乃銘其齋曰：『思地邪』。.....」

 銘文中的「有思而無所思，」深得佛家「中道 」三昧，有思指無邪之思，即下文的「正念」；無所思則指不為外界所干擾，蘇軾要這樣做到外輕內順，即：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如此心境自然寧靜。把釋迦牟尼的「正道」與孔子的「思無邪」相統一，這正是他揉合儒佛的表現。

 紹聖四年(1097)，朝延加重了對元祐黨人的懲處，加之東坡又在惠州寫了一首七絕《縱筆》：

 「白髮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

 用超然灑脫的禪悅方式，對待政敵的迫害。這首詩很快傳至汴京(今河南開封)，宰相章驚冷笑道：「蘇子尚爾快樂耶！」又重議東坡「草制訕謗」之罪，再貶為瓊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別駕，昌化軍(今海南儋縣)安置。

 無符三年(1100)五月，蘇軾被赦內遷廉州(今廣西合浦)。六月二十日渡海北還，重游曹溪南華寺。未至前，友人蘇賢在南華寺迎候，東坡先寄(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一詩，有句云：

 「水香知是曹溪口，眼淨同看古佛衣。

 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

 詩中的「眼淨」，系借用《維摩詰所說經》句「遠離塵垢，得法眼淨。」他又作《追和沈遼頃贈南華詩》：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鏡台。

 歡然不我厭，肯致遠公材。

 莞爾無心云，胡為出岫來。

 一堂安寂滅，卒歲扃蒼苔。」

 徽宗趙佶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蘇軾卒于常州，遺願葬于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釣台鄉上端里小峨眉。

 綜觀東坡的一生，他前期涉及佛教的詩文，往往流露出不堪世事壓迫以求解脫的心情。而到後期，則能以透脫的教理來認識世界，看待苦海中的人生，作颯然出離之想。他利用佛教對人生進行理智的思索，深刻的反省，培養出一種超然灑脫，與世無爭的襟懷，求得心理上的平靜安寧。這種觀今與儒家的入世思想相互為用，既矛盾又統一，使他處于危難之間不懼不餒，不悲不憂，而機遇來臨之時又能堅持其以仁政治國的崇高理想，奮斗不已。蘇轍在《追和陶淵明詩引》中，說東坡謫居瓊州時，「日啖薯芋而華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喜和陶詩，筆力縱橫，揮灑自如 ，「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沒有消極頹廢，而是樂觀向上。可見其得力于佛學修養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