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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提升當代佛教社會形象最佳途徑略談(鄧子美)
description: "《提升當代佛教社會形象最佳途徑略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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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當代佛教社會形象最佳途徑略談》

　　江南大學教授、碩導、宗教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鄧子美教授

　　佛教在公眾中的形象，也就是當代佛教社會形象。從文化學視角看，這一形象是公眾對佛教總體的抽象的認知與評價。它由佛教界的整體行為體現，由公眾輿論評價。具體地說，首先佛教形象是一種與公眾評價相聯系的觀念狀態，表明了佛教在當代公眾心目中的地位和普遍看法。對佛教而言，這是客觀的外在的，一般地說如果評價較高，會對佛教徒有一定激勵作用，如信仰更堅定，更加關注、關懷社會等等。如相反，也會有負面影響。其次，佛教形象是以佛教界自身行為為基礎的社會折射、映影。佛教形象取決于教界本身主觀努力，關鍵並不在公眾如何看，而在自己怎麼做。佛教社會形象既是僧伽、居士、善信總體素質的體現，也與寺院管理、教團組織化水準有關。總之，良好的佛教社會形象是內外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當代佛教的社會形象既有其上述總體性，也有其多維性。多維性包括佛教的社會貢獻、佛教舉辦的社會文化教育事業、慈善事業、弘法事業的公信力、僧團的內部凝聚力、佛教與其他宗教相比，對公眾具有的吸引力、佛教媒體宣傳的可信度等方面。

　　當代佛教的社會形象還有其表象與深層形象之別。一般而言，比如靠加強宣傳，加強佛教與公眾的聯系等手段能夠改善表象，但難以改變其深層形象，深層形象提升則依賴于整個佛教界長期扎實的努力。正因如此，如何提升當代佛教的社會形象是個重大課題，本文僅從其形象生成的原因分析入手，借鑒歷史經驗，略談這一形象提升的最佳途徑。

　　從發生社會學角度看，當代佛教社會形象的生成大體可解析為兩部分。首先由社會記憶、社會期望疊加在一起，在公眾內心中形成一潛在的標尺，然後，在公眾實地瞻仰寺院，接觸僧伽的過程中，也會把不自覺地以心中標尺與即時感受相比較，產生當代形象。在此，所謂社會記憶，即以往佛教給公眾留下的印象；社會期望，即對應于當下社會的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等不良風氣，對佛教存有好感的公眾就會生起淨化心靈與超脫功利的精神需求，並期望著佛教能予滿足。由于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在程度上雖有很大差別，在內容上卻存在共通性，因此對以往佛教的認知也存在共通性。同時由于他們所處的社會大環境有相似性，其宗教需求也有相似性。加以他們對佛教的實地感受相近，特別是在局限于大陸的情形下，所以當代佛教的社會形象有其穩定的一面。但這一形象又受輿論影響，受公眾對佛教的新感知影響，時時在產生變化。以此來看，所謂提升中國佛教社會形象，其實是使之向良好的方向不斷改進。

　　應當承認，由于中國歷來堅持由僧伽住持佛教，公眾對以往佛教的印象就以高僧作為其集中代表(以往大多數庸僧及少數劣僧早已被歷史記載所淘汰)。雖然這一印象並非歷史實像，但公眾往往對此缺乏認識。加上愈是社會風氣不良，公眾對佛教抱有的期望就愈高。這一切就懸成對佛教甚高的社會標尺，對當代僧伽行為與寺院管理，特別是道風建設，提出了甚高的社會要求。所以，寺院陳設布置應力求清淨莊嚴，管理應嚴格有序，僧伽待人接物應威儀如法……總之，一切都必須以高標準衡量。

　　儘管中國佛教徒屬于整個社會上最善良溫和的群體，這是受佛教教義長期薰陶的結果，也由上一代信徒傳承與影響形成。如果深入到他們之中，並與其他社會群體比較一下，就會知道這並非虛言。然平心而論，由于公眾心目中的僧伽屬于超越社會的皎皎者，而皎皎者易污。如20世紀初葉，近代高僧太虛大師曾痛斥上海哈同花園主人說某僧如何如何污濁的行徑：「你渾身充滿污濁，自己卻全然不知，竟敢在此胡說。 也許因為僧人象一張白紙，稍染一點墨跡，便引人注目，大叫如何如何污濁。 而你們這種人，就象抹桌布一樣，雖渾身沾滿穢汁，亦認為理所當然，一點不覺羞愧。」聽了太虛的痛斥，哈同花園主人侷促地爭辯說：「我這麼說本意是為了僧人能自重，而不是為了辱罵僧人。」太虛見其詭辯，于是大笑：「照你這麼說法，那我剛才也並非是罵你，而是在讚揚你。」于是，他啞口無言之下，由于敬重太虛本人人格高尚，把對佛教的詆毀態度也改為恭敬。太虛嚴于律己，愛教更甚愛身，及其應對指責的善巧方式至今值得效法。

　　太虛大師還認為：僧與俗的區別全在于律儀，律儀的內核是慈悲、堅忍、勤勇、智慧諸德行，其表現為紀律和威儀。有律儀，個人前後一貫，群眾彼此和合，行動整齊，態度嚴肅，外貌莊重。依律儀而行，可以改造身心，變化氣質，構成僧伽之品格。他在《僧教育要建築在律儀之上》這篇文章中號召學僧們，如果你們有志使中國死氣沉沉的僧伽們復活，通過濟世利人，使佛法普施民眾，造成人間安樂淨土。那麼，你們就應從重視和履行律儀做起！通過講解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佛教背景，重溫這篇文章，應當有助于加強寺院道風建設。

　　提升中國佛教公眾形象最佳途徑在于提高僧伽內在素質。如太虛大師所說：依律儀而行，改造身心，變化氣質，構成僧伽之(高)品格。這里講的是紀律與威儀要求的內化過程。對寺院住持與佛學院教師而言，首先是以身作則，教育與培養僧伽遵守紀律，時時注意自身威儀的良好習慣，隨著習慣的養成，身心也就逐漸會起變化，令人敬仰的內在氣質就自然形成了，品格自然就高。孟子也說：「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這是講內在品格的外現。首先是內心的充實——有系統豐富的佛學知識、文化知識，深入的對當代社會的了解，自身修行的體驗，對眾生之苦的體察與對佛教未來的信念等等。內心的充實，尤其是要正視社會現實，佛法不可能脫離世間，不可低估社會上的潛規則在僧伽中的影響。沒有內心的充實與信仰的安頓，要抵御當下泛濫成災的商業化沖擊是不可能的，而外在形象設計再好，最多也只能停留在表面，而且即留也不會久。內心充實了，信仰的光輝、內生的大悲心的光輝自然會閃現，公眾自然會感受到，持久了也會被感化。高僧、聖僧的社會形象就由此產生。例如1924年，太虛大師在江蘇泰縣(今泰州)光孝寺舉行講經法會，自7月25日始至8月18日圓滿，太虛講他最拿手的《維摩經》。聽經的除了泰縣佛教徒近四百人外，還有並不真正了解佛教的當地各界人士上百。聽眾始而凝神靜聽，漸而由理解而生起信仰，再而喜悅讚嘆，輾轉傳頌。整個泰縣城竟由此一改歷來的歧視僧尼，輕看佛教的習氣。法會中，泰縣名流二、三十人當場要求歸依太虛，太虛即為他們授三皈，組成念佛社。這就是後來的泰縣佛教居士林前身。法會圓滿後，還有聽講的許多人都一再要求皈依，于是太虛再為一百多位普通老百姓授三皈。這個消息傳出後，又有近千人團團包圍太虛，求皈依。太虛無奈，就把他們集中在佛殿前，專為他們開示。太虛第二天清晨就離開了泰縣，不料四外鄉村中慕名來城求皈依的還有幾千人。以至太虛非常感嘆地說：這大概就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此語即出于《孟子》。泰縣講經之所以圓滿，歸根到底在于太虛厚積薄發的學養。其積也厚，內心充實；其發也薄，臨機開示講的並不多，卻隨時能切中當時社會的宗教需求，講出聽眾心中所想而難以清晰表達的話，解開他們心中的疑團。由此也可見，法師的嘉言懿行，能使一個地區的佛教社會形象大為改善。

　　像太虛那樣的中國近現代高僧，實際上已既在理論上指出了提升當代佛教社會形象的最佳途徑，雖然途徑絕非僅此一條，但這也是實踐上活生生的可仿效的先導．

　　作者簡介：鄧子美，1951年生，江蘇無錫人。1979年畢業于江南大學中文專業。1986年入華東師大中國史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導師為著名佛學家蘇淵雷教授。1989年任教于無錫輕工業學院(現江南大學)，現任該校教授、碩導、宗教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江南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並兼任中國佛教文化基金會、四川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上海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浙江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山西省五台山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趙樸初研究會等十余組織的特約研究員或學術顧問等職。任教宗教學原理、宗教社會學、中國哲學史專題研究諸課程。研究領域為傳統文化現代化，尤以中國近現代佛教研究、運用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佛教居國內領先地位，並在海外產生了一定影響，系宗教社會學以及中國近現代佛教研究知名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