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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尋訪圓仁法師的足跡(下)——阿南史代女士訪談
description: "作者：桑吉扎西圓仁——中國的玄奘我想日本的僧人都十分崇敬玄奘法師、鑑真和尚，也都受過玄奘法師西行求法和鑑真和尚東渡弘法精神的感召。可以說，日本的圓仁與中國的玄奘、鑑真一樣偉大。雖然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人生經歷和時代背景，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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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桑吉扎西
 　　圓仁——中國的玄奘
　　我想日本的僧人都十分崇敬玄奘法師、鑑真和尚，也都受過玄奘法師西行求法和鑑真和尚東渡弘法精神的感召。可以說，日本的圓仁與中國的玄奘、鑑真一樣偉大。雖然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人生經歷和時代背景，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舍身求法的精神。至于說到他們對中日佛教文化的影響，畢竟玄奘大師、鑑真和尚的名氣太大了。比如玄奘，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韓國，由于有了小說《西游記》的廣泛流傳，日本、韓國甚至越南的孩子都知道《西游記》的主人公唐僧，也就是大唐三藏玄奘法師。相比之下，在日本傳統文化觀念中，佛教徒還是習慣上把圓仁的老師最澄放在第一位，把圓仁放在他老師最澄的後面。
　　在日本，圓仁雖說不上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但在佛教界，特別是在天台宗，圓仁有一個偉大的稱號，他被天皇賜封為「慈覺大師」，也是一個赫赫有名的重要歷史人物。日本佛教界幾乎無人不曉他巡禮大唐名寺古剎的種種事蹟，以及他對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產生的深遠影響。
　　圓仁的時代，唐朝已是整個東方佛教文化的中心，也是日本和韓國僧人們向往的文化大國。那時候，去唐朝的長安學修佛法就夠了，並不需要去更遙遠的印度，所以許多日本僧人渴望來中國學習。比如，圓仁的老師最澄來到唐朝的天台山，隨天台宗九祖湛然門徒道邃、行滿學修天台教義。但他在唐朝只有6個月，時間太短了，因此許多天台教義的疑難問題尚未能及時咨問。那麼，圓仁當初來大唐求法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其實就是要弄明白老師最澄還沒有理解的天台教義，請求唐朝高僧給予解答。此外，在當時日本佛教界，一個僧人若想成為有影響的高僧，似乎須到中國深造後才會被承認，所以去唐朝留學也就成了一種風氣。
　　公元838年6月13日，圓仁隨同日本的兩艘使船從博多灣出發，乘風西行，航行半個多月，原想前往中國的揚州。勝利在望的時候，沒想到船只在山東陷入海邊的泥潭當中，幸虧得到當地漁民的幫助，才把他們帶到了一個叫東梁豐的村子。這個時候已經是7月2日了。
　　我在圩岸村找到了一條小水渠，猜想圓仁當年很可能就是順著它駛入內陸的。當我尋訪這段路途時，我驚奇地發現當地人非常熟悉這位日本使者的故事，並且還在城外重修了天台宗的國清寺。
　　圓仁隨日本使團于7月25日抵達揚州，並在這里停留了7個月。這段時間他是在著名的開元寺度過的。839年1月19日，圓仁向當地官員提出到天台山求法的請求，但因為他當時已是日本身份比較高的「請益僧」，所以唐朝沒有同意發給他去天台山國清寺學修的簽證。他只好把自己有關天台義理的疑難問題寫成書面文字，委托其他日本留學僧帶給天台山的高僧大德們請求解答，然後懷著非常無奈的心情準備回國。大約在3月29日，圓仁從揚州出發，通過運河，沿著山東海岸線，從今天的海州灣向乳山港灣駛去。
　　4月25日，日本船隊抵達乳山港口。圓仁法師到達這里的時候，正趕上天降大雨，乳山和碼頭籠罩在一片雨霧之中。當我站在這里，望著停泊在乳山港的船只並向遠處眺望時，大雨滂沱，濃霧瀰漫，與圓仁法師當年看到的情景幾乎一樣。不過圓仁要去的是更北的石島灣一個叫赤山的地方。在那里，圓仁法師住在由新羅人出資修建的法華寺里，在這里生活了8個月。新羅僧人經常講起從這里去五台山朝聖的經歷，圓仁發現從這里去五台山比去天台山更近，于是決定不隨日本使團的船只回國，而要改去五台山巡禮朝聖。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當時圓仁在中國停留是非法的，所以他必須儘快申請到唐朝頒發的證件，以證明他和他的兩個弟子在中國留學的合法性。840年2月27日，圓仁和他的弟子去了登州，也就是今天的山東蓬萊。當我追尋到這個地方，驅車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牟平出口的標志時，不禁激動起來。對我而言，圓仁日記中記載的地方比起地圖上的名字，意義更為重大。
　　蓬萊閣是黃海和渤海的分界點，這個地方也是容易讓人產生遐想的地方。那里有重新修建的唐朝時期的龍王廟，我坐在龍王廟院子里的千年古槐樹下，聽著知了在輕聲哀泣，就彷彿是來自久遠的過去的聲音。不知圓仁當年是否看到了聞名遐邇的海市蜃樓呢？不知他是否聽說過八仙過海？可惜他的日記里對這些事情毫無提及。
　　圓仁日記里記述了3月3日拜見登州長官的生動故事。比如，他向登州長官申請去五台山巡禮的通行證時，長官對他非常友好，邀請他們在上廳喝茶。臨別時，長官還贈他米面油醋柴，一頭毛驢，以及一張臨時公文，而正式的通行證須由當時的青州節度使發放。
　　在登州住了十天以後，3月12日，圓仁與弟子去了青州。圓仁在日記里說：「行三十里，到青州府龍興寺宿，寺家具錄來由報州。」唐朝鼎盛時期，龍興寺里曾有6000多名僧人。寺院里還有不少公元5—6世紀北魏、北齊時期的佛像。當圓仁到達時，他們當中誰也沒有想到，五年之後這些莊嚴美麗的佛像會被毀壞，僧侶被迫還俗，寺院、經書被毀滅。
　　圓仁剛好遇到了唐武宗滅佛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
　　換句話說，圓仁雖然沒能去天台山學修天台教法，但反而成全了他游歷五台山、長安、洛陽等更多的地方，從而有機會與許多不同教派的大德高僧請教佛法疑難問題，他才有可能日後成為比睿山的一代宗師。
　　說到國清寺，我想作些解釋。唐朝的時候，叫國清寺的寺院有幾個。比如圓仁法師一行初抵中土時，就暫住在如東的國清寺，而不是今天浙江天台山的國清寺。天台山國清寺我也曾去拜訪過。為什麼呢？當然這與日本天台宗、圓仁和他的老師最澄都有密切的關系。唐貞觀二十年，也就是公元804年，最澄來國清寺求法取經，第二年三月取得《天台法華章疏》128部，345卷 ，回國後創立了日本佛教天台宗，因而比睿山一向尊國清寺為「祖庭」。
　　國清寺寺名的來歷也很有意思，這個寺院創建于隋開皇十八年(598)，是隋煬帝稟承智者大師遺願而興建的。最初的寺名叫天台寺，隋大業元年(605)遵照智者大師「寺若成，國即清，當呼國清寺」之遺言而賜額「國清寺」的。
　　在國清寺，我看到圓仁法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特別激動，也倍感親切！今天的國清寺與日本天台宗仍保持著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彼此往來頻繁，可以說延續了1200年前道邃、行滿、最澄，圓仁等先德締造的法緣和友誼。
　　天台山寺院的環境非常優美，氣氛幽雅，說法台猶在，珍貴的文物古籍也不少。行走在幽靜的石頭路上，你會感到身心愉悅、輕盈自由。或許這個時候，才能真正體味一個「行者」的心境。
　　我們剛才談到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和《馬可·波羅游記》，但這兩個游記都是後來口述的追憶文字，而不是當日事件的記錄，所以儘管有極其珍貴的價值，但我想還是難免有遺忘或誤記的地方。但是圓仁的日記卻不一樣，都是當天的記錄，一天里不同時段的大小事件、人物、心情等都有記述，可以說非常真實，至少當天記憶錯誤的東西不會很多。因此，圓仁日記有非常高的歷史學術價值。他除了記述佛門的事情外，還記錄了許多歷史、民俗甚至生活史方面的事情。比如，他最早記錄唐朝寺院里過八月十五中秋節的情形，如說：「十五日，寺家設餑飩餅食，作八月十五之節。」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生動具體的唐朝寺院生活畫面，是一般僧人筆下難以見到的。從這個角度看，將圓仁法師視為日本的玄奘也不為過，可以說這是對圓仁法師在中國巡禮求法的一個公允評價。
　　青州佛教造像的意義
　　圓仁在山東青州居住的時間並不長，但是這個地方對他有著非同尋常的影響。圓仁在這里首先拜見了青州節度使，並且得到了盼望已久的通行證。最富有人情味、讓我感動的還是節度使賜給圓仁3匹布、6斤茶。對于圓仁來說，這一天來之不易。的確，他在中國等待了1年零9個月後，終于獲得了合法的居留身份。有了出行證件，尤其作為朝聖的香客，這意味著他不論在什麼時候，需要食物和休息時都會得到熱情的接待，而且可以通過所有關卡，去五台山以及長安巡禮求法了。
　　我去過青州兩次，一次是為了踏尋圓仁的足跡，另一次是為了觀瞻青州出土的佛教石刻造像藝術，這兩次當然都與圓仁的巡禮有關。魏晉南北朝以來，山東地區的佛教發展很快，尤其是北魏以後，這個地區的佛教十分興盛。北魏時期的佛教石刻就很發達，圓仁在青州時就曾看到這些寺院里造像藝術的輝煌與莊嚴。
　　唐朝時期，北魏石刻藝術仍非常流行，青州博物館館長告訴我已發現幾千尊北魏時期的佛教造像作品。為什麼青州的石刻佛像都被埋藏在地下呢？我想，那是北魏滅佛所致，僧人們為了保護佛像，就把它們埋藏于地下。後來隋朝時也有過一次滅佛，估計佛像也被埋藏在地下。有的佛像埋藏得整齊有序，而有的卻很混亂，據此情形推測，掩埋時應當非常倉促草率。佛像的鼻、頸、手、臂有許多是殘缺的，有的經過修復。從這些出土的佛像，我們不但能夠看到當年青州地區佛教的發達與普及，同時也能看到佛教的興衰變遷與當時統治階層的崇信與否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你問我對青州佛教藝術有什麼感受？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你不了解青州佛教藝術的特點，就不能完全了解日本那個時期佛教造像藝術的特徵和發展過程。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青州佛教造像對日本佛教藝術的興起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青州佛教石刻造像我看了許多次，在北京展覽時我又看了兩次。後來去日本展覽時，我也參與了整個過程，因而有機會多次觀看，或向專家學者們討教青州佛教藝術的有關問題。可以說，通過這種比較研究和思考，不斷加深了我對青州佛教石刻與日本佛教藝術的認識。
　　一般從事佛教藝術研究的中日學者都喜歡把日本佛教藝術的起源追溯到云崗、龍門、敦煌等石窟寺。當然，我不是否認這些佛教石刻對日本佛教藝術產生的影響，但是隨著青州佛教石刻的大批出土，日本學者們已逐漸改變了傳統的學術觀點。比如青州佛教造像的方式手法，佛像、菩薩像面部表情的藝術處理，衣紋、瓔珞裝飾的運用，恬靜、典雅、莊重、秀美的審美情調，都與後來的日本佛教造像藝術十分接近。因而，目前越來越多的日本學者更傾向于認為青州佛教藝術對日本佛教藝術產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只要將青州佛教石刻造像與日本那一時期的造像做比較研究，這個問題就顯得清晰明了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圓仁當年與唐朝僧人們如何交流？唐朝僧人學日語在當時估計可能性不大，除非像鑑真和尚那樣去了日本，天長日久從而熟悉了日語。但是來唐朝的大多數留學僧是要學習漢語的。圓仁初到中國時，估計與唐朝僧人是用筆交流的，但是到五台山、長安以後，圓仁的漢語估計已經很不錯了。據說圓仁回國後，有一個中國和尚到了日本，他聽到圓仁的漢語說得非常的好。他說，他們四個人走路，高僧說了句話。我想圓仁的漢語主要是在山東的赤山學的，當然，在唐朝他隨時隨地可以學習漢語。
　　朝拜五台山
　　公元840年4月3日，圓仁離開了山東青州，帶著堅定的信念，輕松而愉快地踏上了朝拜五台山的路途。從山東穿越河北時，圓仁一路上沒有做過多的停留，不過他在今天鄒平縣長山中的醴泉寺休息了幾天。從他的日記看，當時的醴泉寺已經十分衰落了，只有30多位僧人。走進溝口的時候，我發現這里的一切與圓仁記錄的沒有什麼區別。啊！那一瞬間，我頓時感覺這里與唐朝一樣，沒有現代文明影響的任何跡象，歷史彷彿停留在了唐代。
　　一個歷史學家帶我去了這個地方，在村子的路口有一個石碑。老漁民們生活的地方，就是當年圓仁提到的醴泉寺。我找到了圓仁筆下記錄的泉水，從圓仁來過的那個時代一直流淌到了今天，我感覺好象走進了唐朝。
　　在這里，我走訪了當地的老百姓，他們對我的到來不免感到驚奇，但十分友好。他們說：「這里還是當年八路軍的駐地，日本軍隊在這里搜捕八路軍時，這座古老的寺院遭到了破壞。」歷史常常讓我有這樣的感懷，想到這所寺院曾經那麼熱情地接待過圓仁法師，而一千年之後又毀于日軍之手，真讓我感到痛心和悲哀。
　　離開醴泉寺之後，圓仁繼續沿著唐朝修建的道路西行，經過南宮，渡過新河，可能還走過了著名的趙州橋。但是這一段路程，對我來說同樣是困難重重。像圓仁記錄的那樣繞彎路、路途梗阻，好幾處地方都難以尋找。這對我來說，的確是一個挑戰。我一面走，一面在心里感受著圓仁行路中所遇到的種種不便與挫折，而且天氣是那麼炎熱。圓仁在其日記中對這段路途刻骨銘心地寫道——「熱氣如蒸」。
　　那晚，圓仁借宿在趙州南面的開元寺內。他記錄了當日的情形——「屋舍破落，佛像尊嚴，師僧心鄙，怕見客僧。」
　　圓仁經過河北正定進入曲陽的時候，記錄了一個有趣的事情，如說「有一黃毛狗，見俗嗔咬，不憚杖打；見僧人，不論主客，振尾猥馴。」就像當年圓仁當年遇到的情形一樣，我在那里也遇到了一家流動的養蜂人，他們也養了一條「黃毛狗」，但它對誰都好，而不僅僅像圓仁所說的只對僧人好。
　　阜平是我沿著圓仁的路線，從河北進入山西的最後一個城鎮，它座落在大沙河河谷里。穿過幾道山脈，爬上海拔2000米的狹窄山口，上面就是圓仁提到的龍泉關遺址。古老的泉水依然在流，和圓仁當年看到的一樣。圓仁曾說，從這里他看見了成片的松林，松樹挺拔俊秀。事實上，我眼前的景致也是非常美麗動人，野花漫山遍野地怒放。我不禁模仿起圓仁，以步代車，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感受圓仁的心境和思想。
　　一道道起伏的山脈在遠方藍色的薄霧中隱隱浮現，每隔一段距離，路邊總會出現村莊和寺院，歡迎疲憊的旅人，這種情況已經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五台山是中國著名的佛教聖地之一，圓仁第一次見到它的時候，不禁淚流滿面，伏地禮拜。日記里這樣說道：「二十八日，入平谷西行卅里，巳時，到停點普通院。未入院中，向西北望，見中台，伏地禮拜。此即文殊師利境地。五頂之圓高，不見樹木，狀如銅盆。遙望之會，不覺流淚。」此時他離開日本已經兩年了。
　　圓仁在五台山時，駐錫在高僧輩出的竹林寺中，前後不到兩個月，但是五台山給圓仁的思想與心靈世界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這里，他學到了許多佛教方面的學問，其中最值得一說的就是「常行三昧」的修習方法——就是九十天中日夜經行繞佛，一心誦念「阿彌陀佛」名號。
　　圓仁把「常行三昧」這種五台山的念佛法門傳入了日本的比睿山，對日後日本佛教風俗產生了重要影響。日本融通念佛宗的開祖良忍上人，就進一步將圓仁極力弘揚的「常行三昧」念佛法門推向了一個新境界，當他以圓朗絕妙的聲音唱誦佛號、勸化道俗時，聽者無不喜淚哽咽，自願加入「常行三昧」的誦念隊伍。
　　我特別參訪了圓仁法師駐錫過的竹林寺。寺中白色的佛塔非常醒目，寺後是高聳的山峰。令我激動的是寺中的配殿是專門紀念圓仁法師的殿堂，藏有圓仁的畫像、卷軸和其它紀念品。
　　大概因為圓仁的日記對竹林寺的建築和法會活動有過詳細的記述，所以日本佛教界從唐朝以來就十分熟悉竹林寺，對它可謂情有獨鍾，來中國朝禮的日本佛教徒經常前往參拜。
　　另外，大雄寶殿前還豎立有一座漢白玉的圓仁紀念碑，碑陽刻有「日本天台入唐求法沙門圓仁慈覺大師御研鑽之靈蹟」。這是為了紀念圓仁巡禮五台山于1942年刊刻豎立的，象徵著五台山竹林寺與日本比睿山天台宗之間的古老法緣。
　　圓仁對他在五台山的求法經歷似乎記錄的比其它地方要翔實一些，尤其對重要的佛教文物、人物、事件都要一一交代。例如5月2日這天，圓仁被允許頂禮著名的曼陀羅畫像，並參觀玉石作成的戒台。他還拜見了百歲高僧靈覺法師，圓仁寫道：「(靈覺法師)生年一百歲，七十二夏，貌骨非凡。是登壇大德，待客殷勤。」又5月14日夜，圓仁的兩個弟子惟正和惟曉以及數十位遠來的沙彌于竹林寺白玉戒壇受具足戒。
　　圓仁在五台山大華嚴寺不期而遇正在宣講天台教義的志遠大和尚，這對于原想去國清寺請益天台教法的圓仁來說，無疑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從他的日記看，圓仁在志遠和尚講授《摩訶止觀》下座後，便前去參拜。在日記里他動情地寫道：「在天台座主志遠和尚講筵聽止觀。堂內莊嚴，精妙難名。到志遠和尚房禮拜，和尚慰問殷勤。並是天台宗，同集相慰，喜遇講庭。志遠和尚自說云：『日本最澄三藏貞元二十年入天台求法，台州刺使陸公子出紙及書手，寫數百卷與澄三藏。三藏得疏卻歸日本國』云云。便問日本國天台興隆之事。粗陳南岳大師生日本之事，大眾歡喜不少。遠座聽說南岳大師生日本弘法之事極喜。」
　　此外，圓仁和他的弟子惟正、惟曉又向志遠大和尚等請教了關于天台宗的三十個疑難問題。但是志遠大和尚告訴他們說，這些問題已經通過信箋做了回答。那個時候沒有電話、電報，更沒有互聯網，可是五台山的和尚已經知道了。你瞧！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啊，比現在的internet還快啊!(她興奮地大笑起來)
　　的確，五台山的寺院和優美的風景使得圓仁對這個文殊菩薩的道場留戀不已，他甚至覺得這里的山水花草乃至動物都是文殊菩薩的化現。他情不自禁地寫道：「清涼山，樹木端長，無一曲戾之木。入大聖境之時，見極賤之人，亦不敢作輕蔑之心；若逢驢畜，亦起疑心，恐是文殊化現矣。舉目所見，皆起文殊所化之想。聖靈之地，使人自然對境起崇重之心也。」
　　五台山與比睿山
　　說到五台山以及文殊信仰與日本佛教的關系，這是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五台山對日本佛教有著相當的影響，不過這個問題比較大，不容易說好，但有一點你說的很對，那就是圓仁對五台山的確是情有獨鍾。
　　圓仁當時巡禮了五座台頂、二聖對談石、金剛窟和寶石山等文殊靈蹟，參訪了竹林寺、大華嚴寺、王子寺、玉華寺、金閣寺、靈境寺、法華寺等七座著名的五台寺院，在大華嚴寺還禮謁了武則天修建的二層八角佛舍利塔。有一個細節你要注意，那就是在朝拜菩薩頂的時候，在文殊菩薩像前，圓仁曾發願回到日本後要修建一座文殊樓，表達了他對文殊菩薩的崇信之情。
　　現在比睿山延歷寺的古建築布局就參照了五台山佛寺的建築風格，尤其是圓仁法師主持修建的文殊樓，不僅模仿了五台山大華嚴寺菩薩院文殊堂的樣式，而且建堂所用的基石、獅子跡土、靈石、柳木等都還是圓仁從五台山帶回去的，從而兌現了他在文殊菩薩像前所發的願言。
　　此外，圓仁在五台山參加的各種法會儀式，日後對日本佛教的儀軌也有很大的影響。比如，他參加了停點普通院的百僧齋，竹林寺的七百五十僧齋、七日僧齋，大華嚴寺的千僧齋，金閣寺的降誕齋和為國行道法會以及盂蘭盆法會。這些規模宏大、供品豐富、場面莊嚴的法會儀式給圓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圓仁在他的日記里常常提到「設齋一千僧」的宏大場面。這是人們表達感恩的一種方式，現在已經很難看到了。不過在五台山顯通寺，我卻有緣遇到一位施主設千僧齋供眾的情景。顯通寺中聚集了來自五台山各個寺院庵堂的僧尼，甚至還有來自遙遠的西藏的喇嘛和活佛們，我真正重溫了圓仁筆下真實而生動的情景。
　　有一年的5月初，我來到五台山的中台和西台，地面上的積雪仍未完全消融，刺骨的寒風呼嘯著刮過光禿禿的山頂。由碎石堆起的許多藏傳佛教的嘛呢堆，標志著比千年還漫長的人生旅程。祈光塔在演教寺的院子里，自唐朝以來就被很好地保護著。從這里去西台的道路崎嶇難行，當吉普車搖搖晃晃行進的時候，我看見一群身穿薄薄袈裟的喇嘛，竟無視刺骨的寒冷，矯捷地躍過山崖，跑過濕軟的沼澤地。這真是一幅超現實的畫面，就像是從圓仁的日記里跳出來的場景。
　　圓仁在他的日記很少說起自己的宗教體驗，只有他在五台山，登上東台，遠望初升的朝霞時，似乎有了開悟的美妙感覺。五台山的日記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此時的他眼界開闊了，學識提高了，境界也提升了。他好象突然覺悟到了什麼，而不僅僅停留在天台的30個義理問題上。我自己始終覺得，圓仁法師真正地開悟了。
　　我在五台山的時候，承蒙昌盛法師的許可，拜訪了塔院寺的藏經閣。閣中收藏有10萬多冊極其珍貴的古代佛教經論，圓仁法師日記里也有所記載。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五台山對圓仁的影響都是非常重大和深遠的。你可以看到他在這里做了許多事情，例如：在大華嚴寺抄錄了當時日本未有的天台宗經論，繪制了天台大師畫像，記述了竹林寺的齋禮儀式、讚文，特別是抄錄了《五台山大聖竹林寺釋法照得見台山境界記》，抄寫了淨土四祖法照國師撰寫的《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從而把法照創立的五會念佛傳播到了日本的比睿山，興起了修行「常行三昧」和「引聲念佛」的法事活動，五台山的佛教音樂由此傳播到了日本。
　　圓仁還仿照金閣寺「上僧座安文殊像，不見置賓頭盧座」的做法，在其食堂中設置了天台宗大師供，弘揚天台教法；還依據不空三藏的密法，設置了皇帝本命道場，修熾盛光法，祈禱聖壽無疆；又設置了總持院，常誦《仁王護國般若經》、《法華經》，以鎮護國家，從而得到朝野對比睿山天台宗的扶持。
　　圓仁是一個很勤奮的僧人，他在停點普通院和七佛教誡院的時候，抄錄了渤海僧人貞素的《哭日本國供奉大德靈仙和尚詩並序》以及有關靈仙三藏的材料。在大歷靈境寺，抄寫了聖金剛像的碑文。向天竺三藏法達抄寫了《五台山諸靈花傳碑》，同時還接受五台山供養主僧義圓贈送的《五台山化現圖》一幅。
　　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圓仁離開五台山時，還專門參訪了金閣寺和靈境寺。前者的價值在于圓仁在金閣寺朝拜了佛門聖物佛牙舍利，他在日記里詳細記述了金閣寺所擁有的珍貴佛教遺物，對佛牙舍利和從印度拓下來的佛足跡碑尤為崇敬。如今佛牙舍利在五台山已經沒有任何的傳聞了，但是佛足跡碑依然被保留在塔院寺里。而靈境寺卻與一位日本高僧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位高僧就是日本第一個來唐朝朝拜五台山的僧人——靈仙法師。
　　于是，他決定追隨靈仙法師的足跡，去南台南面的靈境寺巡禮。當來到破敗荒蕪的大殿時，他非常悲哀。靈仙法師不僅死在這里，而且據說還是被毒死的。在寺院的牆壁上，圓仁看到了一位渤海法師哭祭靈仙法師的長詩，並且將長詩抄錄了下來。
　　當我前往少軍梁村尋找靈境寺的遺址時，不知道自己會找到什麼。公路有時只是一條小路，彎彎曲曲切進河流上面的高山里。驅車前行21公里，靈境村在南台下面一個深深的山谷里。一位農婦在拾柴，我問她：「你聽說過有日本僧人來過這里嗎？」她的鄉音很重，一開始我還以為她說的是抗日戰爭，後來漸漸明白過來，事實上她知道這所寺院對日本人有著特別的意義。最後她說：「去求佛祖保佑，再問和尚，那里有一座新塔。」在她的鼓舞下，我繼續前進，不久看見路邊有一座寺院。
　　這座寺院就是當年靈仙法師學修過的寺院，在這里我遇到了58歲的法雨法師，他在這里已經修行了八年。讓我意想不到的是法雨法師對圓仁在五台山的事蹟也非常清楚，最有意思的是，在他看來靈仙法師並不是被謀殺致死的，他解釋說：「首先，殺死一個僧人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其次，日本的施主布施了一座新塔，我重新安葬靈仙的骨灰時，發現他的骨灰與骨頭還是白色的。如果像謠言所傳是被毒死的，那麼骨頭應該是黑色的。」
　　聽了法雨法師的一席話，我的內心多少有了些安慰，至少一千年後的中國僧人還在追念著唐朝時的日本僧人，而且為他重新修建了舍利塔。這些讓人感動的歷史人物和細節難道不應該記憶嗎？我想這正是中日佛教文化友好交流的最生動真實的寫照。
　　圓仁在五台山巡禮求法兩個月零十二天，行程500余里，于唐開成五年(840年)7月8日離開五台山。臨行時帶走從五台山求得的天台經論及其它經論34部共37卷，還帶有五台山土石等三種。其中唐麟德年間西京會昌寺沙門會賾撰寫的《清涼山略傳》一卷，據說現藏于日本國圖書館，是極其珍貴的孤本。
　　圓仁在長安
　　長安當時是一個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民族眾多的國際大都市。在這里有許多國家的留學僧、商人居住生活，如日本派出的遣唐使，高麗人、印度人、阿拉伯人、西域人等。不管你是什麼國家的人，只要你來到了長安，這個城市就歡迎你。這是一個多麼開放的繁華盛世啊！
　　公元840年8月22日，圓仁來到了他期盼已久的長安。他進入長安的春明門，在今天西安理工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的前面。你知道圓仁在長安度過第一個夜晚是在哪個寺院嗎？是在大興善寺。而這個寺院就是當時中國佛教密宗的最早道場之一。
　　當我踏訪圓仁的足跡，尋找到大興善寺時，現任住持界明法師指著一塊石頭對我說；「石碑樹立的地方就是圓仁生活過的地方。」那一瞬間，我似乎感覺到歷史沒有死，它就活在我們的心里，而一千多年前的圓仁法師就像在我們的身邊一樣。
　　界明法師又帶我參觀了新建的雙閣。雙閣建在寺院西面的一座土堆上，兩座閣分別象徵中國和日本的深甚法緣和友誼，而寺院的山門依然保留了盛唐時期寺院建築的大唐遺風。
　　後來，圓仁法師去了長安的左街功德巡院，請求能夠居住在其它寺院，這樣他就被皇帝賜住資聖寺。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想到這個唐朝著名寺院了，我找到這個地方也是費了很大的周折。我很想知道圓仁在長安生活的環境究竟是怎樣的？因為當年圓仁就在這里生活了5年。資聖寺如今是一個居民生活區，狹窄的民居修建在建國門外面明朝城牆的旁邊，早已看不到它與寺院有什麼關系了，可是當年的長安佛教卻是那樣繁榮興盛。
　　唐朝時期來中國的留學僧很是不少，例如：當時在長安青龍寺學習的有日本真言宗著名高僧空海和尚，後來的圓珍、圓載、真如、宗睿等曾在青龍寺學修佛法。這個時期的唐朝佛教，尤其是在長安，特別崇尚和流行密宗。當時善無畏、一行譯的《大日經》，金剛智弟子不空譯的《金剛頂經》，善無畏(即輸波迦羅)譯的《蘇悉地經》等都是學修密教所依據的重要經典，受到了許多僧人的高度重視和青睞。
　　圓仁在長安期間，還拜訪了青龍寺的法潤、義真，大興善寺的圓真、文悟，玄法寺的法全，大安國寺的元簡等印度和中土的密宗大德，並與他們討論了許多密宗的義理問題。
　　那個時候，唐朝佛教宗派並沒有嚴格區分，僧人們可以在長安的七大寺院里向不同的高僧大德學習請教，每個寺院都有自己的傳承特點、嚴謹踏實的傳道授業傳統，學術氣氛很濃，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盛唐氣象。
　　公元841年5月3日，圓仁在長安從大興善寺高僧元政接受密宗特別的灌頂儀式，被稱為「十三重灌頂」，受學金剛界曼荼羅；後來他從青龍寺義真受胎藏界密法，學習《大日經》中的「真言印契，並真言教中秘密法要，受蘇悉地大法」；從玄法寺法全受胎藏界密法儀規，還向來自南印度的寶月三藏學習悉曇(梵文)。在此之前，圓仁還跟淨影寺惟謹法師學習過密宗，與五台山的達志、玄鑑以及醴泉寺的宗穎法師一起傳學圓教止觀教義。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圓仁拜訪師學過的高僧很多，這也使得他的佛學水平得到了很快的提高，同時廣泛的學習和接觸也使得圓仁對長安佛教寺院以及大唐文化有了相當的了解和認識。
　　圓仁在長安除了參加重要的佛事活動外，就是抄寫最新翻譯出來的佛經，並收集各種教法經論章疏584部802卷，在此期間，他還隨密宗高僧們學習繪制密宗金胎兩部曼陀羅畫像，以及收集其他諸尊曼陀羅、佛教高僧畫像、舍利、道具等多達59種。
　　圓仁在長安學習了5年之久，長安城中的許多著名寺院道場都留下了他求法的足跡。他也隨時向青龍寺、大興善寺、大慈恩寺的印度或唐朝高僧請教疑難問題，並與唐朝僧人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此外，在圓仁的日記里還提到了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佛牙舍利。可能在圓仁的思想里，最珍貴的佛舍利就是佛牙吧！按理說長安供奉的舍利應該是佛指舍利，但日記里是這樣記述的。當他快要離開長安時，武宗皇帝崇信道教，因而佛教徒的景況越來越壞。
　　圓仁是唐開成五年八月到達長安的。當時武宗已經即位，第二年改元會昌，開始實行尊崇道教、貶抑佛教的政策，圓仁恰好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
　　圓仁當時已經預感到了佛教將要遭受的命運，比如842年3月3日，唐朝政府首次頒布詔令，禁止寺院收留沒有長期戶口的游方僧人，禁止剃度男孩子成為沙彌；5月，長安所有的外國僧人都受到了檢查；10月，所有行為不檢的僧尼全部還俗。由于當時唐朝與崇信摩尼教的回鶻開戰，長安的摩尼教徒都遭到捕殺。對于圓仁這個日本僧人來說，長安的生活越來越危險。對圓仁打擊最大的是843年7月，他的弟子惟曉病逝。844年3月，皇帝又頒布不准供奉佛牙舍利(應是佛指舍利)的詔書，減少了去佛教聖地朝拜的活動。當年8月7日，圓仁正式向唐朝官府提出回國的申請文書。
　　為什麼要滅佛呢？我想這個問題也很複雜。武宗皇帝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經濟兩方面考慮，決定清除佛教。圓仁在他的日記里說得更直接：「今上偏信道教，憎嫌佛法，不喜見僧，不欲聞三寶。因此憎嫌僧尼。」如關閉寺院、把盂蘭盆節的供養搶奪後送給道觀等。圓仁日記記述了公元844年不斷升級的對各地佛教徒和寺院的迫害過程。
　　滅佛與回國
　　公元845年4月(會昌五年)，唐武宗開始了大規模滅佛運動。皇帝下詔令天下僧尼一律還俗，國中所有僧人的生活一落千丈。許多僧人四處奔逃，各自避難。5月14日，在一片滅佛的殺氣和混亂中，圓仁和他的弟子匆匆離開了這個曾經是那麼寬容開明、繁華鼎盛的都城——長安。
　　圓仁蓄留頭髮，當然也不可能穿著僧服。有一個細節非常重要，今天日本天台宗僧人們胸前掛有一條不太寬的帶子，就是為了紀念圓仁當年不能穿袈裟時，將袈裟疊成細長條的帶子系于胸前，稱為「輪袈裟」。袈裟儘管變成了帶子，但它代表了圓仁虔誠信仰的決心——只要身上還有那條帶子，就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難。今天日本各宗派僧人的僧裝都受到了圓仁的影響。
　　對我來說，閱讀圓仁日記，或是踏尋圓仁的足跡，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行路的過程就是加深理解圓仁日記的過程，也就是了解認識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過程。他的日記有許多感人的地方，有一個情節至今仍令我十分感動。圓仁從長安逃到洛陽已經是6月，在鄭州他遇到了在長安就認識的一個叫辛久昱的官員朋友。日記寫道，他「在長安長供飯直，情分甚殷勤。今在州相見，悲喜交駛，存問至厚。」這位姓辛的官員邀請圓仁去他家用齋，敘談分別後的事情，分手時又贈送禮品銀兩。6月9日，圓仁離開洛陽前往開封，已經走出15里路後，他驚奇地發現，這位官員又騎馬追了上來再次惜別。他們在路邊的茶館喝茶暢談，臨別時這位官員對圓仁說：「吾國佛法即無也。佛法東流，自古所言。願和尚努力，早到本國弘揚佛法。今日一別，今生中應難得相見，和尚成佛之時，願不舍弟子。」我每次讀到這個送別情節都非常激動，它飽含了非常深厚的友誼和人情味。
　　從圓仁離開長安到他回國花了兩年的時間，期間他目睹了全國各地佛寺被毀的殘敗景象。如說：「揚州城里僧尼正裹頭，遞歸本貫。擬拆寺舍，錢物、莊園、鍾等官家收驗。近敕有牒來云：天下銅佛、鐵佛盡毀碎，稱量斤兩，委鹽鐵司收管訖。」
　　直到公元846年3月23日，武宗皇帝因服用道士們煉就的丹藥喪命，新皇帝即位，大唐的佛教才有所好轉，僧尼們才被允許重新出家。圓仁寫道，50歲以上僧人允許依舊出家，其中已經80歲的，國家賜五貫文。就這樣，圓仁在揚州和山東半島之間來回奔走了數次，直到聽說有一艘新羅的船只要從赤山渡海去日本，他才有機會踏上了漫漫的歸鄉之路。
　　公元847年8月15日，圓仁在日記里鄭重寫道：「剃頭，再披緇衣。」離開唐朝時，圓仁的和尚朋友棲白曾作《送圓仁三藏歸本國》，表達了依依惜別之情：
　　家山臨晚日，海路信歸橈。
　　樹滅渾無岸，風生只有潮。
　　歲窮程未盡，天末國仍遙。
　　已入閩王夢，香花境外邀。
　　圓仁對日本佛教的貢獻
　　公元847年10月18日，圓仁在游歷了江蘇、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等地後終于回到日本。與他同船到日本的還有「唐客四十余人」。第二年抵達京都，受賜「傳燈大法師」稱號，成為皇室內供的十禪師之一。其後不久經朝廷批准，在日本嘉祥二年(公元849)舉行了有千僧參加的盛大密教灌頂法會，史料曾形容說：「上翊對聖躬，延寶祚于無窮；下勸器性，傳法燈而不絕。」當時受三昧耶戒(《大日經》所說的密教戒法，「三昧耶」意為平等)者多達一千余人。嘉祥三年(公元853 )圓仁奏請修建總持院作為天皇的「本命道場」，並配置14僧；又得到朝廷的允准，每年可以剃度4人，二人分別習誦《金剛頂經》、《蘇悉地經》，另二人專修天台止觀。仁壽元年(公元851)在比睿山引入五台山法照的念佛法。齊衡元年(公元854)任比睿山延歷寺座主。後應詔入宮為文德天皇、皇子及大納言藤原良相、藤原良綱、藤原基經等人授密法灌頂，又為天皇授菩薩戒。清和天皇即位後，應請為天皇及太后等人授戒。
　　回國後，圓仁把自己在唐朝的所學完全奉獻給比睿山的弘法事業。特別是出任比睿山延歷寺座主後，他更加繁忙了。當然，他在唐朝求法巡禮的經歷也為他贏得了許多榮譽，受到了日本佛教界、皇室以及廣大信眾的頂戴，聲名遠播。
　　圓仁還先後受到三位天皇的崇信，是繼空海大師後再次在日本朝野掀起密教熱的主要倡導者之一。當時以東寺、高野山為中心的真言宗因為沒有著名的高僧，而圓仁在唐十年的求法經歷被人廣泛傳頌，一時間天台密教風靡朝野，勢力和影響都超過真言宗。
　　他向日本僧人傳授「念佛」的方式，也傳授佛教儀軌中的梵唱，即「聲明」中吟誦經文的音聲。同時，他要求僧眾實踐「迴峰行」(繞比睿山特定路線疾行)，以體驗他巡禮中國期間每天步行40公里的修行。
　　圓仁自己的沉思院中觀堂，修建在橫川風景秀美的深山里。寺院建于公元848年，為了感謝他安全度過大海，堂中供奉了一尊觀音像。中堂觀前的小山丘上立有一座小神龕，象徵山東的赤山宮，以祭獻赤山的護法神靈。赤山的神靈自圓仁之後，就一直是日本天台宗的保護神。而圓仁的寺院前有一塊石碑，上面刻寫「須有佛國」。
　　圓仁對日本佛教，特別是日本天台宗的發展，曾作出過重大貢獻。可以說，他的老師最澄的許多遺願是在圓仁回國後才得以一一實現的。比如，圓仁上奏天皇依唐密儀軌設立皇帝本命道場，修習熾盛光法，以祈禱國泰民安；設立總持院，置十四僧，以鎮護國家；在日本承和十四年(公元847年)首次設置十禪師；修建文殊樓、法華三昧院、常行三昧院等，比睿山天台宗這些重要設施都是在圓仁主持時期完成的。
　　總之，日本天台宗自最澄大師開創，至圓仁時比睿山的基礎設施才逐步完備，在日本佛教界的地位才得以鞏固。
　　此外，圓仁還著有《金剛頂經疏》7卷、《蘇悉地經略疏》7卷、《法華入門觀心絕對妙釋》、《法華本門觀心十妙釋》、《寂光土記》、《真言所立三身問答》以及《顯揚大戒論》等著作。他積極倡導「顯密一致」的觀點，特別是建立總持院後，比睿山的密教修持氣氛更加濃厚，以致于有把「天台宗的密教」變成「密教的天台宗」的趨勢，使得日本的天台教法與密教得到了進一步的結合與發展。
　　同時圓仁對日本的佛教文化藝術也有多方面的貢獻。他在比睿山雕塑了一批佛像，還繪制了一批密教曼陀羅，倡立了比睿山僧眾一邊行路一邊誦經的修行習俗。雖然後來比睿山曾遭焚毀，但仍保留下來一些圓仁當年從唐朝帶來的珍貴文物。
　　公元864年圓仁法師圓寂，享年71歲。到了日本貞觀八年(公元866)，日本天皇追諡他「慈覺大師」稱號，同時追謚圓仁的老師最澄「傳教大師」諡號。這也算是得到了當時最高的肯定和評價。
　　圓仁的意義
　　至于談到如何看待中國佛教協會已故會長趙樸初先生提出的中韓日三國佛教的「黃金紐帶」關系，這個問題很有意義。我似乎又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朝，看到古老的長安城中那些拜唐朝大和尚為師修學佛法的日本、韓國僧人，歷史有時竟是那樣的相像。
　　1995年6月，中韓日三國在北京廣濟寺舉行大型法會的時候，三個國家的法師們用不同的語言念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時，我就坐在趙樸老的身邊，再一次感受著三種語言念誦出的同一種佛法的偉大精神。沒有國籍，沒有隔閡，在佛陀偉大慈悲、平等、和平精神的感召下，三國佛教徒聚集一堂，為弘揚佛法，為世界和平，為人類進步祈禱祝福，這是何等美好的動人場面啊！我同樣有回到1200年前長安故都，聆聽盛唐之音的感覺，而我心里卻總是想到那個跋山涉水，行走在青山綠水間，巡禮求法的「慈覺大師」——圓仁。
　　在20多年斷斷續續追尋圓仁足跡的過程中，我對他的理解也愈加深刻。圓仁不僅是一個旅行家、香客，更是一名宗教和文化使者。他對自己在唐朝經歷的記錄，不僅告訴了我們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的真實信息，還傳達了這位高僧走過漫漫旅途去尋求知識的決心和信念。
　　(本文采訪得到了李賀敏先生的協助，謹此致謝)
　　(原載《法音》2004年第10期 (總第242期)第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