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以三注釋書為中心
description: "內容摘要：介紹巴利三藏近期的研究，以注釋書(atthakathā))的研究為主，介紹三個注釋書的研究：Sīhalatthakathā, Jātakanidāna及Milindatthakathā，此三個研究方向、范圍不同，但可互補。關鍵詞："
---

內容摘要：介紹巴利三藏近期的研究，以注釋書(atthakathā))的研究為主，介紹三個注釋書的研究：Sīhalatthakathā, Jātakanidāna及Milindatthakathā，此三個研究方向、范圍不同，但可互補。關鍵詞：巴利三藏 注釋書 (atthakathā)
大會請自運來介紹近年來巴利聖典的整理情形，尤其是近年巴利聖典協會的出版，早期的已略有所聞。筆者仔細考慮到時間、文章長度的非常有限及不確定性，廣度或深度的取舍，聽眾的適合度，及對國內幫助的情況，決定選擇三個近年來巴利的研究、其中二個是比較不容易得手的論文，主題專注在論書(commentary) 的主題，但三個包含了不同的角度與范圍，被研究的論書年代不同但剛好含括了整個論書的領域，研究方式不同但包含了不同的研究方式與重點，期國人能在一個領域中，在簡短的描述中掌握全貌，又能得悉這些研究的切入點，而能在佛教文化遺產的留傳與思想的探究中，與世界齊驅共享。

此三個論書為：1. Sīhalatthakathā; 2. Jātakanidāna; 3.Milindatthakathā. 以下分述之。

1. Sīhalatthakathā: 已失去的古錫蘭語的注釋書

1.1 覺音(Buddhaghosa))在南傳巴利[1]文獻上是非常重要的人，大家耳熟能詳，但是，對于他到底寫了那些論書、寫的次序先後[2]、他使用的數據、及覺音對巴利論書的貢獻是在那些明確的點上完全不清楚，而這些，必須要對他所用的數據，亦即對失去的古錫蘭注釋書收集，整理，比對。對此古錫蘭注釋書的嘗試了解，也就是對從經典到錫蘭，到覺音寫出、或譯出巴利文獻，這中間的八個世紀，能有較明確的了解。

覺音在許多地方，尤其在一論書的緒言中，會提到他只是把原錫蘭語的注釋書轉為(翻譯)巴利文，及重新架構其組織。因此， 對古錫蘭語的注釋書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這是Lottermoser 的1982年在德國G?ttingen 的博士論文的主題[3]。在介紹前，先簡要看看三藏數據的傳入錫蘭，以方便了解。

1.2 錫蘭巴利資料的來源— Sīhalatthakathā 的來源，簡要如下：

1.2.1 Mahinda (馬哂陀))到錫蘭 Ceylon：

依巴利本身的文獻島史(Dīpavamsa) 12.9 及大史(Mahāvamsa)的資料，阿育王子馬哂陀到錫蘭[4]，並遇到了Tissa 王，馬哂陀向王說法。

1.2.2. 馬哂陀帶注釋書到錫蘭

覺音的文獻，中尼柯耶注釋書(Majjhimanikāyatthakathā)，提到馬哂陀帶注釋書到錫蘭。[5]1.2.3. 馬哂陀使用錫蘭島的語言 (dīpabhāsā)

有關此點，請參：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第七冊(2004年)，頁268。

這些，是五世紀巴利注釋書(atthakathā)文獻的來源。

1.3 錫蘭島的演進

在錫蘭本身，依Frauwallner的看法[6]，是把所有從印度內陸傳來的，不管是四尼柯耶，律藏(此二為早期的藏)，或論書，或是後來增加的但現為小部的典籍，通列入『聖典』 的行列，因此，在錫蘭的分別，主要是在于地域，將所有來自印度內陸的，視為『聖典』，而與其本地發展的，有所區別。[7]

至于錫蘭語的論書，經學者的推論[8]，是由此慢慢發展，加入了錫蘭的人事物而成。錫蘭語的古論書，可能是在公元一世紀中寫下而定型，當覺音五世紀到錫蘭時，陳列在眼前的是許多的注釋書文獻，大部分是錫蘭語。覺音面臨的選擇是：用錫蘭語或巴利語來整理這些文獻，他選擇了後者，理由可能是在當時巴利語較能為所有上座部地區的人了解。[9]

1.4 Lottermoser 的論文有系統的收集了十部覺音論書的偈頌：分別是：對四部尼柯耶的論書共四部；對阿毗達磨藏的三部論書；對律藏的二部；及他自著的清淨道論作為比對。他統羅了此十部論書的偈頌引文，分類為：重複偈頌(duplicates)[10]、平行偈頌(parallels)[11] 及文內的重複(text-internal duplicates)[12]，透過此收集、比對、觀察其類型，尤其是重複偈頌的觀察，加上對所用數據的正確分析，及配合長行的嵌入(embeddening prose context)，及與目前所有藏經的比對，可以看出及證明失去的錫蘭語注釋書的確存在。對此不同類型的偈頌觀察，及長行的研究，有時亦可發現論書間引用的方向。

由于此Lottermoser 的論書在廣度上分析了幾乎所有巴利藏，其檢視包含了幾乎所有巴利注釋書文獻(atthakathā)，因此可整體了解覺音注釋書之前的錫蘭語文獻全貌及其發展。他很多立基在Adikaram 的先前研究[13]，但在廣度與系統上超越很多，在處理主題的方法、分析、數據的審辨上，亦非常值得學習。

2. Jātakanidāna: 本生(注釋書)緒論

2.1 Jātakanidāna　更精確的說，是巴利小部尼柯耶(Khuddakanikāya)中， 本生(Jātaka)[14] 的注釋書(atthakathā) 的緒論(nidānakathā) 部分，雖是緒論，它本身有成為一獨立論書的特徵，現通稱此緒論為 Jātakanidāna。

2.2 在巴利方面，Fausb?ll 已在1877-1896 出版了本生及其注釋書[15]，對Jātakanidāna 的英文翻譯，從Rhys Davids 至Jayawickrama的1990 年巴利聖典協會對其1951年錫蘭版的校定出刊，一連串複雜的過程及不同版本，Norman 在1992年的書評是非常必要知道的。[16]

2.3 此外，藏文甘珠爾中亦有此本生緒論(Jātakanidāna)的藏譯，這是放在(依德格版而言)般若部後十三個原巴利文後譯為藏語的文獻部分，這些文獻，由法國學者Feer 在1883 年首先揭露[17]，之後引起學者的注意，此十三部是保存在西藏甘珠爾中僅有的巴利文獻，現在介紹的Jātakanidāna 是十三部中的第二部，在其末尾有後記(colophon)記著：

pandi ta ā nanda?rī』i zhal snga nas dang | mang du thos

pa』i lo tstsha ba shā kya』i dge slong nyi ma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s | skad gnyis smra ba rnams kyi

gdan sa gtsug lag khang chen po dpal thar pa gling du

bsgyur cing zhus te gtan la phab pa』o ||[18]

「(此Jātakanidāna)是由智者(Pandita) ānanda?rī[19]及博學的釋迦比丘Nyi ma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 于dPal(?rī)Thar pa gling 寺，此說二語(者)的住所，翻譯、校訂、確定完成。」

2.4 對此十三部，學者陸續有對其藏文的翻譯綜覽研究，如Skilling 對此十三部在不同藏文版本，主要是tshal pa 系與them spang ma 系的仔細考察[20]，Panglung 對有關Jātakanidāna藏譯的相關背景研究[21]等等。但仔細對藏譯本作校注、巴利本與藏譯本詳細比對、並了解是否藏譯本所本的就是目前的巴利本，則是到Gaffney 于2002年在倫敦的博士論文才真正做到[22]，據他的看法，此藏譯本與現有巴利本是同本[23]。

2.5 Jātakanidāna 把佛陀本生的菩薩行分三階段：

dūrenidāna (遠的因緣)：從他前生為Sumedha 于燃燈佛前，至生名為 Jotipāla 于此釋迦佛之前的迦葉佛為止。

avidūrenidāna (中程因緣)：從他由兜率天下生至其成佛。

santikenidāna (近程因緣)：從他成佛至般涅槃。

此外，此Jātakanidāna 提到十波羅蜜，各以本生為例[24]，此十波羅蜜已在佛史(Buddhavamsa)中提出。據Gaffney 的看法，佛史在南傳文獻中奠定了菩薩思想為入藏典籍，而本生緒論更是在教義上更前進一步，這些都是在典籍傳承上屬于大寺派的思想。另一方面，Skilling 在保存于西藏丹珠爾中的Tarkajvālā中[25]，發現Bhavya 引用了無畏山寺派(Abhayagiri)的說法，此說法相較于大寺派的佛史與Jātakanidāna 之文，則發現至少在此一例中，大寺派比無畏山寺派更趣向大乘思想。

3. Milindapa?hatthakathā

前言 —

以上兩者，一個是包羅了絕大部分的巴利文獻，引用比對方法，來探索覺音注釋書所本的古錫蘭語注釋書，基于考慮，此包羅只把注釋書中Jātakanidāna 當補充資料； 另一則以Jātakanidāna為主題，研究包括巴利語及藏語資料。接下來，則是介紹一般稱為『半聖典(semi-canonical)』 四部中的Milindapa?ha(彌蘭王問經)的注釋書。此注釋書不像上二例，作者是近代的緬甸的法師。

儘管覺音及Dhammapāla 在巴利文獻上有許多著作，但對彌蘭王問經，他們並沒做注釋書(atthakathā)或複注書(tīkā)。

以下分別對彌蘭王問經，其注釋書及復注書三者作簡單介紹。

3.1 Milindapa?ha (彌蘭王問經)[26]

3.1.1 南傳三藏典籍，最遲在五世紀上座部對小部(khuddakanikāya)的內容上， 已有了歧見， 在長尼柯耶注釋書(Suma?galavilāsinī) 中記載著：

Jātakam. Mahāniddeso Cūlaniddeso Patisambhidāmaggo

Suttanipāto Dhammapadam Udānam Itivuttakam Vimāna-

Petavatthu Thera-Theri-gāthā ti imam tantim samgāyitvā

Khuddakagantho nāma ayan ti ca vatvā ... Dīghabhānakā

vadanti, Majjhimabhānakā pana Cariyāpitaka-Apadāna-

Buddhavamsesu saddhim sabbam pi tarn Khuddaka

gantham ... ti vadanti.[27]

由此看來，長部持誦者(Dīghabhānakā)主張小部有12 部，亦即： Jātaka, Mahāniddesa, Cūlaniddesa,Patisambhidāmagga,Suttanipāta, Dhammapada, Udāna, Itivuttaka, Vimānavatthu,Petavatthu, Theragāthā, Therīgāthā，而中部持誦者另多了三部：Cariyāpitaka, Apadāna, Buddhavamsa，共十五部。這是早在覺音論師時代已知有此不同。在此列舉中，彌蘭王問經並不在其中。

在南傳國家中，錫蘭傳統中小部有十五部，有說緬甸系統于此十五部上可能多了四部： Milindapa?ha, Suttasamgaha,Petakopadesa 及Netti-pakarana[28]， 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雖當時未列為聖典，覺音在其注釋書中已引用了彌蘭王問經[29]。

3.1.2 多種版本的可能性：

對彌蘭王問經很多國人早已知悉，現僅就版本的複雜性稍提。

彌蘭王問經除了有巴利文版本[30]，亦有中文，稱為那先比丘經[31]，此二版本並不完全相同。此外，Lévi[32] 早于1893年提出俱舍論的彌蘭王問經引文並不在中文或巴利文本中，Demiéville 繼此，由此引文的結構與現有版本並不同，因此推論Milindapa?ha應還有不同版本，對此，最近Skilling[33] 亦出文，除了對此歷來的研究有詳列，並同意此經的演變或系統複雜很多[34]。

3.2 Milinda-tīkā(彌蘭王問經複注書)

又稱Madhuratthapakāsinī, 由Jaini 校對出版[35]，可能是錫蘭的著作。

此書依Jaini 的看法，在複注的論釋部分比較少，但在本生(Jātaka)的部分著墨很多，此複注的作者，依高棉字體貝葉經的末尾記載，是Mahātipitaka Cūlabhayatthera，在錫蘭寫的，但依Jaini 的看法，此書及作者在錫蘭的史料及貝葉抄本的目錄中，並沒有此人，極可能是錫蘭在清邁的道場，法師是錫蘭人，也可能寫于泰國，提及大寺只是證明其合法傳承，據Jaini 推測，此書最早應于十三世紀中出現。

在此複注中， 提到佛的八十隨好(anuvya?jana)，只有在Jināla?kāra-tīkā 有提到，也就是說依此Cūlabhayathera, 南傳對佛的八十種好，是到Jināla?kāra-tīkā 才有，不像在北傳梵文典籍，早已有此。

3.3 Milinda-atthakathā(彌蘭王問經注釋書)

緬甸對彌蘭王問經似乎興趣比其它南傳國家高，緬甸本身有以緬語寫的彌蘭王問經注釋書， Milindapa?havatthu,Milindapa?hanissaya。目前與我們巴利文有關的，則是Milindapa?hatthakathā，這是由緬甸學者也是Vipassana 禪修創始者Thaton Mingun Zetawun Sayadaw 于1937年(緬甸佛歷1300年)至1940 年著述巴利文的彌蘭王問經注釋書完書，因值世界大戰，至1948 年以緬甸字體出書，後來Bapat 到緬甸拿到抄本，一連串的回折過程，最終由Deshpande[36]于1999年校注完成，在日本出版現代羅馬字體的巴利文。此書與上述彌蘭王問經複注書比較不同的是專注在注釋，旁徵博引，有其見地，另外，由于他書中有一部分對比丘尼僧團在緬甸的重新建立非常贊成且提倡，被當時緬甸佛教上座視為禁書，後來漸漸由于其卓越的貢獻，不論是在教義上其它著述或修行的提倡上，非常受尊重，此書似乎後來在緬甸有解凍現象。

[1] 何謂《巴利》(Pāli)? 對此一詞，歷來有許多討論， Norman 從早期文獻上對Pāli 一詞的意思作了很好的闡述，參: Norman, K. R. 「The role of Pāli in early Sinhalese Buddhism.」 In Buddhism in Ceylon and studies on religious syncretism in Buddhist countries: report on a Symposium in G?ttingen, edited by Heinz Bechert, 28-47.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8。另外亦參von Hinüber 的綜述討論: Hinüber, Oskar v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name of the Pāli language.」 In Beitr?ge zur Indienforschung: Ernst Waldschmidt zum 80. Geburstag gewidmet, edited by Ernst Waldschmidt, 237-46. Berlin: Museum für Ind. Kunst, 1977. Reprint, Oskar von Hinüber: Selected papers on Pāli studies. 76-90.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1994。

[2] 這牽涉到文獻間互相引用的問題。

[3] Lottermoser, Friedgard. 「Quoted verse passages in the works of Buddhaghosa: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study of the lost Sīhalatthakathā literature.」 Ph.D. Dissertation (博士論文), Georg-August-Universit?tzu G?ttingen, 1982.另外，從語言的研究立場來探究古錫蘭注釋書，參上 Norman 1978。

[4] 另外，大史(6.47)亦記載「Vijaya 及其隨從于佛陀入涅槃當天到達錫蘭」，因此，馬哂陀到錫蘭並不是偶發事件，似乎當時即有此來往。

[5] Ps.i.1; 另參: Norman, K. R. 「Māgadhisms in the Kathāvatthu.」 In Studies in Pali and Buddhism: a memorial volume in honour of Bhikkhu Jagdish Kashyap, edited by A.K. Narain and L. Zwilling, 279-87. Delhi: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9。

[6] Frauwallner, Erich. The Earliest Vinaya and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Serie Orientale Rome VIII. Rome1956. 頁186。

[7] 參 Lottermoser 上書，頁14。

[8] Adikaram, E. W. Early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or, State of Buddhism in Ceylon as revealed by the Pāli commentaries of the 5th century A.D. Migoda, Ceylon: D. S. Puswella, 1946第一版; 1953第二版. p.41。

[9] 參 Lottermoser 上書，頁p.15。

[10] 亦即某偈頌在十部論書的重複出現。

[11] 十部論書中的偈頌亦出現在小部論書(除本生『Jātaka』 的注釋書)的偈頌。此本生的注釋書，尤其是開始的因緣部分，是本文下一個介紹主題。

[12] 即同一偈頌在十部論書中某一論書的重複出現。

[13] 參 Adikaram 上書。

[14] 有關本生的文獻資料，參Skilling, Peter. 「Jātaka and Pa??āsa-jātaka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28, (2006): 113-73。

[15] Jātaka,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y, ed. V. Fausb?ll, 6 冊. 1877-1896(第七冊索引由 D. Andersen作, 1897年)。

[16] Norman, K. R. 「Review: The Story of Gotama Buddha (Jātaka-nidāna).Translated by N.A. Jayawickrama. Pali Text Society, Oxford 1990. xvi,141pp.」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9, no.2 (1992): 201-02。

[17] Feer, Léon. 「Fragments extraits du Kandjour.」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V, (1883): 323-61。

[18] 引文出自：D 34(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第34冊), ka, no.32, 250a4。

[19] 此ānanda.rī 來自錫蘭，參十三部後更詳的總後記，同上德格版，282a4-8。

對此二人的討論，另參Skilling, Peter. Mahāsūtras: great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1994-7; 第二冊137頁以下. 及Panglung 1996(參下注)。

[20] Skilling, Peter. 「Theravādin literature in Tibetan translation.」 Journal of the Pāli Text Society 19, (1993): 69-201。

[21] Panglung, Jampa L. 「Zur tibetischen übersetzung des Jātakanidāna.」 In Festschrift Dieter Schlingloff zur Vollendung des 65: Lebensjahres dargestellt von Schülern, Freunden und Kollegen, edited by Friedrich Wilhelm and Dieter Schlingloff, 207-14. Reinbek: Verlag für Orientalistische Fachpublikationen, 1996。

另如: Conze, Edward. The Praj?āpāramitā literature. 2d rev. Tokyo:Reiyukai, 1978. p.32。

[22] Gaffney, Sean. 「The Jātakanidāna. A critical study, Tibetan edition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2。

另亦參其較早的文章：Gaffney, Sean. 「The Pāli Nidānakathā and its Tibetan Translation.」 In The Buddhist Forum, volume IV, edited by Tadeusz Skorupski, 75-91. London: SOAS, 1996。

[23] 同上Gaffney 2002, p.9: 「... that the Tibetan text follows that Pāli so closely throughout, that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was made from a text that was,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identical to the existing PTS Pāli edition.」

[24] Ja.i.45-47.

[25] Skilling, Peter. 「A Citation from the *Buddhavamsa of the Abhayagiri School.」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XVIII, (1993): 165-75.

[26]對彌蘭王問經的研究資料實在非常多，參Skilling, Peter. 「A note on King Milinda in the Abhidharmako?abhāsya.」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24, (1998): 81-101. 頁81 注釋中羅列。

[27] Sv.i.15,22-29.

[28] 此說法並無完全的定論，請參：Collins, Steven. 「On the very idea of the Pāli canon.」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15, (1990): 89-126. 尤其是此文的注11 (第108頁) 列有詳細資料。

[29] 參Hazra, Kanai Lal. Studies on Pali commentaries. Delhi: B.R. Pub. Corp,1991. 頁34.

[30] 巴利本： Treckner, V., C. J. Rylands, and C. A. F. Rhys Davids. The Milindapa?ho: being dialogues between King Milinda and the Buddhist sage Na?gasena.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86. 對此第一章巴利文的評論、修訂與索引，參：Andersen, Dines. 「Critical and philological notes to the first chapter (Bāhirakathā) of the Milinda-pa?ha.」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6, (1908-12): 102-51.

另外，就貝葉寫本，von Hinüber 對此經的最早的，有記上年代的貝葉經亦有撰文：Hinüber, Oskar von. 「The olderst dated manuscript of the Milindapa.ha.」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11, (1987): 111-18.

[31] 大正藏32冊，第1670號。

[32] Sylvain Lévi, 「Un nouveau document sur le Milinda-Pracna」,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893, pp. 232-37 (再刊于 Mémorial Sylvain Lévi, Paris, 1937, pp. 214-17).

[33] 參上 Skilling 1998.

[34] 參下Milinda-tīkā 中Jaini 亦遇到相同的問題，但他並沒提到前述學者對Milindapa?ha 已有的看法。

[35] Jaini, Padmanabh S. Milinda-tika..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86.

[36] Deshpande, Madhav M. Milindapa?hā-Atthakathā.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9.

作者簡介：

Dr. Ven. Vinita Tseng，奧地利國家科家院研究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