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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佛陀本懷與中國佛教的特點
description: "內容摘要：佛教在本質上是追求出世的宗教，而佛陀創教的本懷體現的就是對人的關懷。創立于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土後，在同中國固有的傳統思想文化相互沖突與相互交融中，逐漸發展成為中國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國佛教。中國佛教有許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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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佛教在本質上是追求出世的宗教，而佛陀創教的本懷體現的就是對人的關懷。創立于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土後，在同中國固有的傳統思想文化相互沖突與相互交融中，逐漸發展成為中國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國佛教。中國佛教有許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點。但佛教的中國化不應被片面地理解，在強調中國佛教人生化、入世化特點的時候，不能忽視中國佛教契合佛陀本懷的普世性意義和價值。如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真正貫徹契理契機的原則，是中國佛教在當前和未來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佛陀本懷 佛教中國化中國佛教的特點契機與契理

佛教在本質上是一種追求出世的宗教，其根本宗旨是把人從現實的「人生苦海」中解脫出來。佛教的全部理論學說都可說是在論證解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重心都在于說明萬法無常，緣起無我，從而揭示人生痛苦的本質及其原因，並為人們指出超脫生死輪迴、達到涅槃解脫的途徑與修行方法。

但佛教基于「人生皆苦」的價值判斷而提出的超脫生死輪迴的解脫理想，其本身就表達了佛教對人間苦難人生的悲憫以及對永超苦海之極樂世界的向往，透露出了對人生永恆幸福的一種追求。佛教以「緣起」和「無我」作為其全部思想學說的理論基礎，通過否定神意和神創說而大力宣導「眾生平等觀」，強調種姓並不體現神的意志，不應以人的出身而應以人的德行來劃分人的社會等級，這種否定神本、確立人本的眾生平等觀充分體現了佛陀關懷現實社會和人生的情懷，在當時，這也是為最大多數人爭取在現實社會中平等生存之權利的根本之舉。同時。佛教又通過對「自作自受」的「業報輪迴」的強調而將人們引向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實踐，鼓勵人們通過自身的努力來實現美好的人生，雖然佛教將人生由「現世」而延長為包括過去與未來的「三世」，但這正是佛教關懷人和人生的獨特性，這種理論不僅蘊含著勸人向善、積極進取的精神，有助于確立現實社會中每個人的道德責任感，而且其本身就表達了佛教的某種人間性和佛陀對社會人生的關懷。

正因為如此，佛教的出世解脫，並不絕對地排斥入世，相反，鼓勵人在人間修行而實現解脫。佛陀曾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①］因此，大乘佛教時期，進一步發展出了「唯心淨土」說和「生死與涅槃不二」、「世間與出世間不二」等基本精神，從而更好地溝通了佛教的出世理想與人間現實生活的聯系，既為佛法常住人間、化導世間提供了契機，也為建立人間佛教、人間佛國淨土提供了依據。中國佛教正是繼承並發展了這種人生佛教的精神，走上的也正是人間佛教的道路。

從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來看，中國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傾向由來已久，它構成了印度佛教中國化的重要內容，也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創立于印度的佛教自傳入中土始，就開始了一個不斷中國化的過程。外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始終與中國固有的以儒、道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處在相互沖突和相互融合的複雜關系之中。佛教的中國化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容和特徵，它大體經歷了兩漢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依附、迎合、調和，魏晉南北朝時期與傳統儒道共存並進、沖突交流，隋唐時期吸收融合、獨立創造，以及入宋以後內外融合、滲透合一的歷史過程。外來佛教的發展，到隋唐時期中國化佛教宗派的創立，標志著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完成。而唐宋以後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則表明，佛教最終融入到了中華傳統文化之中，成為中國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中國佛教既繼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精神，同時又在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的氛圍中，吸收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內容和方法，為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而有所發展，有所創新，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點。對于這些特點，我們可以從不同的方面來看。例如，從思想理論和思維方式的角度看，中國佛教強調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佛的眾生平等說，鼓勵每個人靠自己的努力來實現解脫，這既是對佛陀創教基本精神的繼承和發揮，也特別反映了中國佛教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對個人道德完善和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同時，中國佛教比較重「頓悟」的直觀思維方式，各個宗派雖然在判教時都是兼融頓漸，以圓為究竟，但都是視頓高于漸的，中國化最為典型的惠能禪宗則更是以「頓悟成佛」相號召。若從修行實踐上看，中國佛教比較崇尚簡易性，在中國得到最廣泛流傳的是印度佛教中所沒有的禪宗和淨土宗，而這兩個宗派都以理論的簡要和修行方式的簡易為特色。

中國佛教還具有十分顯明的調和與圓融的特點。佛教本來就十分強調眾緣和合，認為萬法皆是因緣和合而生，在強調「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的中國文化氛圍中，中國佛教更表現出了調和圓融的特點，這不僅體現在天台宗「一念三千」「三諦圓融」、華嚴宗「法界緣起」和禪宗的「以空融有、空有相攝」等理論學說中，而且還表現在其他許多方面。例如在對待中國固有的傳統思想文化方面，佛教自傳入始就努力調和與儒、道等思想的矛盾沖突，不斷地援儒、道等傳統思想入佛。同時，在對待佛教內部的差異方面，由于印度佛教本身就有大小乘、空有宗等的區別，而中國地域廣闊，社會環境多樣，佛教傳入中土後，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響，也易形成不同的學風或學派宗派，當分屬不同思想體系的佛教一起來到中國，並出現不同的佛教理論學說時，就有一個如何解釋佛教自身的差別，如何統攝佛教不同派別、不同經典學說的問題，中國佛教通過各種不同的判教學說，對佛教內部各種理論學說進行了調和融合。

而中國佛教最鮮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色，則是它把印度佛教中蘊含著的對人或人生的關注及肯定作了充分的發揮與發展，形成了它特有的重現實社會和人生的特點。中國佛教文化之所以能與傳統的儒、道並列成為傳統思想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一方面與佛教本身的特點有關，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中國固有的傳統思想文化對生死問題關注或解決不夠等某些缺憾或不足，另一方面與佛教在同中國儒道等的沖突與互融中日益走向現實的社會人生，日益鑄就其現實性的品格也是分不開的。佛教所蘊含的對人生永恆幸福的追求在重視現實社會人生的中國這塊土地上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得到了充分的發揚光大［②］。

中國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傾向，一方面是佛教為適應中國社會和人生的需要所做出的隨機調整，另一方面也與整個中國文化的重要特點和基本精神密切相關。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固有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于具有一種關懷現實人生的入世精神和現實主義品格，因此，本質上追求出世解脫的佛教傳到中國來以後，在傳統文化的氛圍中日益獲得了關注現實人生的品格，立足于「眾生」(人及一切有情識的生物)的解脫而強調永超人生苦海的佛教在中國則更突出了「人」的問題。宋明以後，中國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傾向表現得更加充分，「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③］成為佛教界的普遍共識，憨山德清明確提出「舍人道無以立佛法」，並解釋，這里「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④］。主張「出世」的佛教在中國終于面向人生，依「人道」而立「佛法」了。近現代復興的中國佛教更是一步步走上了人間佛教的道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在台港興起的新型佛教團體和佛教文化事業，均以面向現代社會和人生為主要特徵，中國大陸的佛教目前也正在大力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以期自利利他，實現人間淨土。這樣，「出世不離入世」、「入世以求出世」不僅在中國佛教理論上得到了充分的論證和肯定，而且成為一種實實在在的具體實踐。

但是，中國佛教的入世化傾向並不影響它從本質上說仍然是一種講求「出世」的宗教，因為它畢竟不是以入世為最終目的，而是視入世為方便法門，以出世解脫為旨歸的。中國大乘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傾向，從佛教自身的發展來說，是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在中國社會文化歷史條件下的新發展。大乘佛教的「世間與出世間不二」等思想為佛法與世間法的溝通提供了可能，而中國佛教則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使這種可能成為現實。換一個角度看，中國佛教所宣導的「出世不離入世」實際上也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特殊表現。

因此，完整地表達中國佛教特色的，應該是「出世不離入世」、「入世以求出世」。這既體現了佛陀創教的本懷，也更全面地揭示了中國佛教的重要特點。佛教的中國化不應被片面地理解，在強調中國佛教人生化、入世化特點的時候，不能忽視中國佛教契合佛陀本懷的普世性意義和價值。

太虛大師當年宣導「人生佛教」時曾提出了「契理」和「契機」的二大原則，認為「非契真理則失佛學之體；非協時機則失佛學之用」［⑤］，強調應該「依佛法契理契機原則，以佛法適應這現代的思想潮流及將來的趨勢」［⑥］。這對于中國佛教在當前和未來的發展仍然是極為重要的，如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真正貫徹契理契機的原則，是佛教進一步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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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增一阿含經》卷二十六，《大正藏》第694頁上。

［②］請參閱拙文《試論中國佛教思想的主要特點及其人文精神》，載《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③］《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七。

［④］《憨山大師夢游全集》卷四十五。

［⑤］］太虛：《人生佛學的說明》，黃夏年主編：《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太虛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226－227。

［⑥］《新與融貫》，《太虛大師全書》第2冊，第450～4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