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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論中國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
description: "內容摘要：佛教徒的「邊地意識」，挑戰了中國傳統的「夷夏論」，卻為外來文化融入中國社會提供了范例，客觀上增進了中國社會對少數民族或外來民族的親和力與包容性。特別是在異族入侵、領土分裂的時候，佛教在歷史上發揮了很強的民族融合功能，成為不同民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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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佛教徒的「邊地意識」，挑戰了中國傳統的「夷夏論」，卻為外來文化融入中國社會提供了范例，客觀上增進了中國社會對少數民族或外來民族的親和力與包容性。特別是在異族入侵、領土分裂的時候，佛教在歷史上發揮了很強的民族融合功能，成為不同民族之間相互交流與溝通的重要紐帶。

中國佛教的特色，即在于找到了能與儒家社會相適應的表現方式。佛教在中國社會，一方面強化了漢族的民族認同，佛教從外來宗教轉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促使漢族成為一個文化大熔爐，而不是單純的種族概念；另一方面，佛教縮短了不同民族之間的心靈距離，是增進民族團結的重要手段。

論文最後建議，將來應當多從「民族關系」的角度，重新認識佛教在中國的歷史與影響。

在過去的2000多年里，佛教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對「漢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催化作用。這里我想討論，在協調漢族與少數民族或外來民族的關系時，佛教所起的整合功能及其複雜的歷史成因。

這個漫長的故事，可從《牟子理惑論》說起。《理惑論》或《治惑論》，常被認為是中國的第一篇佛學論文，明確否定了「漢地」是世界中心的說法。在以後的中國佛教界，這種觀念變成了一種「邊地」或「邊國」意識，把印度看成是他們心目里的「中國」，九死一生，西行求法。

一、夷夏論與邊地意識

大約2500年前，釋迦牟尼誕生的時候，在中國是春秋戰國時代。在經歷了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春秋時代，中國形成了具有強烈文化優越感的民族理論，「夷夏論」。「華夏」民族居住在世界的中央，「夷、戎、蠻、狄」分別居住在世界的東西南北四方。這種地理概念，被稱為「四裔五方」的「中國」意識。《禮記·王制》篇說：「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中國是禮儀之邦，四夷則是化外之民。華夏，是中國的代名詞。「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孔子的這句話，成了「夷夏論」的宣言。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遭到了儒家與道家的雙重阻力。儒家批評佛教沖擊了中國社會既定的倫理秩序，道家道教事實上擔心佛教擠占他們的信徒資源。兩家都在運用「夷夏論」排斥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牟子理惑論》里的「問者」，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說：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1］

儒生從小學的是堯舜周孔之道，現在卻要放棄詩書禮樂，改學夷狄之術，豈不荒唐？這樣的問難，在牟子看來，只是看到了孔孟言論的字面意思，而沒有體會他們深層的「大道」。牟子認為，學佛並不妨礙尊孔。他在辯解時，援引中國傳統的星象學說，北辰在天之中，提出「漢地未必為天中」的觀點。牟子在此委婉挑戰了傳統的「四裔五方」的中國意識。

後來的中國佛教徒，特別是從東晉開始，有的就認為自己的祖國並不是奉佛的「佛國」，產生了一種屈居「邊國」的悲情，而把印度看成是世界的中心，所謂「中國」。道安(312－385)是中國佛教史上最傑出的高僧之一，越到晚年越是渴慕萬里之外的佛國印度。他蒐集各種輾轉聽來的傳說，編撰《釋氏西域傳》；致力于整理漢譯印度佛典，在「經序」里慨歎，「世不值佛，又處邊國」(《陰持入經序》)；慨嘆之余，他希望能往生彌勒佛的兜率天宮，親聞佛法。

最能表現「邊地」意識的行為，應數中國僧人當時的西行求法［2］。西元260年，曹魏甘露五年，朱士行，中國本土的第一位出家人，毅然決然，西行求法。從此以後，數以百計的中國僧人，涉流沙，渡鯨波，不遠萬里，前仆後繼。他們有的像玄奘(600－664)那樣沿著沙漠綠洲，萬里奔波；有的像義淨(635－713)那樣劈波斬浪，遠涉重洋；更多的則是中途罹難，抱憾而逝。在這些求法高僧的心中，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而華夏不過是未開化的「邊鄙之地」。這種邊地意識，促使中國人放眼看世界，放棄原有的文化優越感，突破狹隘的民族主義。沒有這樣的突破，中國文化就很難形成「儒釋道」三足鼎立的結構。

儒家的「夷夏論」，並非是要絕對排斥外來文化，重點是要樹立華夏族的主體地位，強調「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合仁抱義」［3］，最適合周孔思想。「夷夏論」的最終目的，是要為彼此言語不通的「五方之民」提供一種和諧的生活秩序，能使「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禮記·王制》)，四海一家。在這種「和而不同」的社會格局里，華夏族亦可不斷包容其他的民族或文化。然而，中國佛教的邊地意識，挑戰了這種想像的生活秩序，印度成了他們心中的「聖邦」，認為釋迦牟尼覺悟成佛的地方－－菩提伽耶(Buddhagayā)才是世界真正的中心［4］。

早期中國佛教的邊地意識，毫無疑問，是會加劇保守的士大夫與道教徒的批評，強化佛教作為一種「夷狄之術」的社會形象。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中國的歷史並非都是漢族執政，每到異族入侵、領土分裂的時候，特別是在「東晉十六國」、「北魏南北朝」、「宋遼西夏」以及「蒙元」時期，佛教是多個民族之間互相交流與溝通的橋梁與紐帶，既為自己贏來難得的發展機遇，也為中國社會的民族團結立下汗馬功勞。

因此，佛教徒的「邊地意識」，挑戰了中國傳統的「夷夏論」，卻為外來文化融入中國社會提供了范例，客觀上增進了中國社會對少數民族或外來民族的親和力與包容性。佛教的這種親和力與包容性，亦即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這在我國歷史上的異族統治時期，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二、戎神與異族統治

東晉時期，北方地區在短短的100多年里，先後16個少數民族政權，走馬燈似的權力更迭，史稱「五胡十六國」［5］。西晉的遺民，被外來的胡族蔑稱為「漢子」，一個在當時帶有侮辱性的稱呼。這些占領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覺得佛教也是外來的文明，與他們是天然的盟友。

後趙皇帝石虎說，「佛是戎神」，不分胡漢，境內的老百姓都可以信奉。石虎(295－349)，羯族人，這位歷史上罕見的暴君，是中亞粟特石國人後裔［6］。以前這個民族信仰祆教，他在聽信了神僧佛圖澄(232－348)的勸告後，大力推廣佛教，這使「胡漢雜居」的北方，很快實現了民族的和解。以前的漢人政權，並不允許漢人出家，佛教往往是在西域來的僑民中間流傳。但到這個時期，禁令已經不復存在，漢人可以自由地出家為僧。佛，這位外來的「胡神」、「戎神」，成了各民族間友好相處的紐帶。

到了南北朝，北朝拓跋族決定「漢化」以後，北魏在洛陽設有「四夷館」，商胡販客，絡繹不絕［7］。此時的佛教不再歸屬專門負責接待「四夷」的鴻臚寺［8］，北魏設有專門的僧尼管理機構－－昭玄寺。佛教在這個異族統治時期，取得了空前的迅速發展。據說，當時北方的僧尼人數一度高達二、三百萬。

大唐帝國崩潰以後，中國陷入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亂世，史稱「五代十國」。西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927－976)建立北宋王朝，而北方有契丹族的遼國；五十多年以後，在西北邊陲，黨項族的西夏國慢慢崛起。隨著遼國的滅亡，女真族的金國迅速崛起。在這個時期，佛教再度成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催化劑。

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全都信奉佛教，特別是遼國統治的北方，繼承了中晚唐的佛教傳統，最盛行密宗與華嚴宗。西夏正式建國以後，大興佛教，先後六次向宋朝請賜佛經［9］。軍事上並不強大的宋朝，文化建設卻是空前的發達，有意識地利用佛教化解民族之間的矛盾，把自己刊刻的佛教大藏經，頒送給契丹、高麗和西夏。作為政治交流工具的大藏經，在宋朝備受重視。當時若沒有佛教的交流與融合，實行「胡漢分治」的北方地區，整個社會可能會與唐代產生難以想像的文化斷裂。

西元13世紀初，成吉思汗(1162－1227)［10］的蒙古軍隊，在歐亞各地發動掠奪戰爭，幾乎引起了整個歐洲的恐慌，他們的鐵蹄還踏上了印度的腹地。這支所向披靡的軍隊，1227年消滅了西夏；七年後，消滅了金國。1271年忽必烈定都北京，建立元朝；又過八年，1279年蒙古消滅南宋王朝。

風云際會，掌握政權的民族變換不定，然而，佛教成了這些外來民族共同的信仰。即將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致信西藏薩迦派的領袖薩班(1182－1251)，希望蒙藏結盟。薩班，全然不顧年邁，毅然離開西藏，翻山越嶺，走了兩年多時間，抵達涼州，現在的甘肅武威。1247年，蒙古大汗王子闊端，成吉思汗的孫子，在這里與薩班舉行了歷史性的會晤，蒙藏結盟。

會晤後，薩班致信西藏各派領袖，講明西藏歸順中央的政治必要性與歷史必然性。這封信，就是著名的《薩班致蕃人書》，是藏族人民自願加入祖國民族大家庭的歷史見證［11］。1260年，忽必烈(1215－1294)稱蒙古大汗，立即冊封薩班的姪子、薩迦派五祖八思巴(1239－1280)為「國師」，賜玉印。不久，他又加封八思巴為「帝師」、「DB法王」，統領全國的佛教事務。蒙古族，隨後逐漸全民信仰藏傳佛教；藏傳佛教同時也逐漸傳入中國內地。

此時的「漢人」，其地位雖然不及蒙古族，卻已包容了歷史上出現的各種民族。除了華夏族，漢族包括東晉南北朝的鮮卑族，以及兩宋時期的契丹、女真、黨項等族，乃至于完全外來的波斯人、猶太人、粟特人等，也已融入了漢族的范疇［12］。所以，什麼是「漢族」？這其實是一個文化大熔爐，代表中國主流文化的象徵符號，而不是單純的種族概念或血緣譜系［13］。

換言之，在中國社會，漢族的民族認同主要是一種「文化認同」。惟其如此，近代所提的「中華民族」［14］，作為一個複合的民族概念，才能如此深入人心。之所以有這樣的民族觀念，佛教是最重要的催化劑之一。

三、佛教與民族認同

在亞洲的版圖上，中華文明與印度文明是兩大文明板塊。佛教最初所代表的，是已很成熟的印度文明，傳到中原漢地，遇到的是同樣發達的、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文明。中國佛教的特色，即在于找到了能與儒家社會相適應的表現方式，既能突破原先印度文明的民族性，又能包容傳播地區的民族性。

民族化的表現形式，促使中國佛教成為「民族認同」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以漢族為主體的傳統文化，明清以來已形成儒釋道三足鼎立的格局，缺一不可，大量的佛教辭彙成了現代漢語的基本用語，如「世界」、「輪迴」。而在信奉藏傳佛教的藏族、蒙古族，佛教是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文化特色。佛教在中國社會，一方面是在彰顯不同的民族特色，強化不同的民族認同，另一方面也在縮短不同民族的心靈距離，增進民族團結，推動民族之間的融合。「民族認同」強調民族之間不同的身份與特色，「民族團結」是要追求民族之間的相互認同，兩者是一對矛盾，但是雙方相互依存，相輔相成。

在歷史上，清王朝即以佛教協調民族關系。清初在五台山，把多座漢傳佛教寺廟改建為喇嘛廟，延聘蒙藏僧人入住；後來還在北京建雍和宮、在承德建外八廟。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清王朝還規定，活佛轉世靈童，須經金瓶掣籤方可認定，為此特制了兩個金瓶。一個送往西藏，供于大昭寺，用以掣定達賴和班禪等藏區大活佛；另一個供在雍和宮，用以掣定蒙古及青海、甘肅等地大活佛。這些措施，實現了滿、蒙、藏、漢的民族團結，維護蒙藏地區的長期穩定。

因此，中國佛教不僅具有民族融合功能，促進中國社會的民族團結，同時還有政治上的融和作用。其中的原因何在？我想，這里既有印度佛教自身的原因，也有中國社會客觀的歷史條件。印度佛教本身就有「世界宗教」的超越性，也就是具備超越民族的普世價值。佛教的無我、平等思想，這在釋迦牟尼創教之初，就有沖破社會等級制度的功能。跨民族的普世性，即緣于此。1879年，英國詩人阿諾德(1832－1904)寫了一首讚揚佛陀的長詩，把佛教譽為「亞洲之光」［15］。佛教傳到了亞洲各地，這個源出于印度的宗教，並沒有像印度教那樣侷限于自己的民族，而是成為了不同民族的共同信仰。

但是，佛教在它的傳播過程中，這種普世價值，需要借助于佛教的民族性來實現。佛教的傳播，首先是本土化，佛典的翻譯、思想的融合、民俗的養成，無不采用民族化的形式。漢傳佛教的成形，經歷了儒釋道三教的互動；藏傳佛教的發展，吸收了民族宗教苯教的元素，同時還受到禪宗等漢傳佛教的影響。若是脫離了中國社會的歷史條件，佛教的普世性便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普世性與民族性的結合，促成了佛教在中國的巨大成功。中國佛教具有鮮明的民族融合功能，同樣也是這種功能，成就了佛教在中國社會的廣泛傳播。

最後，我想建議，佛教學者將來應當多從「民族關系」的角度，重新認識佛教在中國的歷史與影響。以往的佛教史，偏重于它與漢文化的關系，事實上，少數民族同樣也是推動佛教在中國廣泛傳播的重要因素。如果歷史上沒有十六國、北魏、蒙元這些少數民族政權，佛教在中國的影響不會如此巨大。

若就中國佛教的發展史而言，十六國是中國佛教重要的孕育期；北魏是中國佛教關鍵的成熟期；宋元則是中國佛教劇烈的轉型期。離了這三個時期，中國佛教將會怎樣？至于未來的中國佛教，如何妥善處理漢藏佛教的關系，可能是放在我們眼前很現實、很迫切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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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基金資助，專案批准號：08JJD720043。

［1］引文依據周叔迦輯撰《牟子叢殘新編》，中國書店2001年版，第10－11頁。

［2］參見何方耀《晉唐時期南海求法高僧群體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97－102頁。

［3］何承天《釋均善難》，載《弘明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冊，第19頁下。

［4］參見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李四龍、裴勇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頁。

［5］西晉滅亡以後，司馬王室南渡，建立東晉王朝。匈奴、羯、鮮卑、氐、羌五個部族，史稱「五胡」，相繼入主中原，北方進入十六國時期。

［6］羯，即柘羯、柘枝，就是粟特石國，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塔石干。參見林梅村《從考古發現看火祆教在中國的初傳》，《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第57頁。

［7］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卷三：「伊洛之間，夾御道，東有四夷館：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

［8］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中：「鴻臚寺之任，禮四夷遠人也。教法初來，須就斯寺，雖興白馬，終隸此司。古云僧尼系鴻臚寺者，是也。」

［9］參見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頁。

［10］1206年，鐵木真即蒙古國大汗位，號「成吉思汗」。

［11］參見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頁。

［12］參見賈敬顏《略論漢民族的形成》，載《中國古代民族志》，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3－20頁。

［13］若論漢族的族源，即使是最能代表漢文化的華夏族，也是一個複合物，以夏、商、姬、姜四個族系為主。參見唐嘉弘《華夏族－－漢族先民的形成》，載《中國古代民族志》，第4頁。

［14］參見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修訂版。

［15］Sir Edwin Arnold，The Light of Asia. New York＆Boston：H.M. Caldwell co.，1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