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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浪丐心淚──大藏寺祈竹仁寶哲自傳
description: "在此，我先向我的根本恩師赤江仁寶哲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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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先向我的根本恩師赤江仁寶哲致敬。

　　自一九八六年起，小徒林聰便開始由師徒日常談天內容中蒐集我的生平資料，十多年來不厭其煩地多番追問我生平的細節。近年來，由于祖庭大藏寺僧眾及各地弟子的請求，同時為了避免各國弟子及故鄉對我生平的失實渲染，我用上了一點時間，由我依回憶口述，林聰、達華譯師及卡瑪仁青比丘筆錄及整理，配合林聰十多年來抄錄成的片段，最終才結集成為這本自傳。

　　在傳統上，本來只有具德大師之輩的生平才會立傳流傳，後世讀者可由閱讀這些大德傳記而對佛法生出敬重之心。我只是一個凡夫，一生中並無任何足以立傳的成就。在這本或許會引人恥笑的自傳中，所記載的只不過是一位平凡僧人飄泊大半生的平凡故事，絕對不可與歷代大師傳記相提並論，其著寫目的亦僅僅是讓非藏族的讀者聊以了解一下西藏文化與藏傳佛教僧人生活的點滴而已。

　　第一章──由出生到出家
　　我的生平，只不過是一個平凡僧人飄泊流離的平凡故事，乏善可陳。

　　我于一九三六年夏季藏歷七月初一生于西藏東部嘉絨地區的一個小鄉村中。嘉絨一帶是其中一個藏族聚居的地區，當年由十八土司(即地方領袖)管轄，地大物博，盛產牛黃、熊膽、鹿茸、蟲草、松茸及貝母等藥材。在十八位土司中，我的生地屬于松崗土司屬地，村名『霞渡』，當年人口我猜想約為一千村民及一萬鄰近居民左右。村中有一座具三百多年歷史之寺院，本為覺囊派道場，後由第三世祈竹仁寶哲將其轉為格律派，遂成為大藏寺之下寺及由歷代祈竹仁寶哲所住持的道場之一。以現代的政治地理域名來劃分的話，我的生地現屬四川省阿壩州馬爾康縣腳木足鄉，距四川省成都市四百多公里，稱為『川北』地帶，區中有大藏寺(Dhe-Tsang，文史上亦稱『答倉』、『大澤』等異譯)等名剎。我們的語言不同于現在被普遍稱為『藏語』的拉薩方言，而是另一種被籠統地稱作『嘉絨語』的地方方言。單就一個嘉絨地區，已經有多種不同的方言。有好些地方，相隔一個村便已是使用另一種方言的地域了。藏地是佛教盛行的地區，嘉絨區當然也不例外，而且還是其中一個佛教發展得最早的地域。遠在一千多年前，後藏地區的毗盧遮那大師已來到嘉絨一帶弘法，由這位大師在嘉絨創立之寺院，被視為西藏佛教最早之發源地。這寺院由我的外公當法台，當年有三百常住僧人，于大法會時則有更多的各宗派僧人同聚修法。在公元十五世紀，格律派始祖宗喀巴祖師的教法正開始在拉薩地區弘揚時，他的心子阿旺札巴祖師卻已同時把格律派的教法帶到嘉絨地區廣弘，並建立了川北名剎大藏寺，亦即我在出家後所隸屬的寺院。

　　由于嘉絨地帶緊貼漢地，這的文化亦深受漢地的影響。在嘉絨，不但藏傳佛教的主流格律派盛行，其他如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乃至在其他藏區甚為式微的覺囊派及藏地的原始信仰苯教都甚為活躍。漢傳佛教、漢地的道教乃至羅馬天主教、回教及基督教等在此地當年均已有道場及活動，時至今日仍然如此。

　　我出生的家庭也有濃厚的漢文化影響。家父次仁般措(TseringPhuntsok)是當地望族背景，為人善良，甚得村民之擁護尊敬，乃至後來文革時期他雖被定位為舊社會領導層，卻因民眾多次代說好話而得以幸免于難。家母達西拉姆(TashiLhamo)是當地的著名美女，有一點漢族血統，比家父小十五年。她的父親(即我的外公、第六世祈竹仁寶哲)生于附近的大藏寺一帶，外婆的家族卻是混雜漢、藏血統的，據說族史上溯一位似乎是來自湖廣地區的漢人軍官。故此，家母的生活習慣中有不少與漢族相似，她的親戚中有些仍保留漢地的習俗，例如供奉土地公、灶君及關公等，這些習俗我從小便看慣了。

　　在我出生前，據說家父與家母留意到不少吉祥的徵兆，家母更不斷夢到當地山上的隱士第五世悉弘仁寶哲飛來降落于我們屋中的天台上。

　　由于後來大家都認為我是悉弘仁寶哲(ShrivamRinpoche)之轉世，在這不妨說一說他的歷代生平。第一至第三世的悉弘仁寶哲都是嘉絨聖地觀音橋附近的人。這個聖地離我的生地也不算太遠，乃因供奉由著名藏王松贊干布所修之五尊觀音像其一而聞名，同時它亦被尊為金剛瑜伽母的聖地之一。第三世悉弘仁寶哲在這聖地附近的一個小山洞中修行多年，得到極深的成就。在出關後，他到了我的生地而圓寂。第四世悉弘仁寶哲生于我的生地，後來在當地山上修建了一間小茅蓬而閉關終生。在他圓寂後，又轉生于附近村落一個貧農家中，父名『固努依』，母名『嘉生』。這位第五世之悉弘仁寶哲積美仙藩多傑(JigmeyZhanphenDorje)自幼便顯出非凡能力。有一次，他力稱某塊石頭中有一蟲被困在內，由他的兄長打碎石後果然見到是如此。在他修護法供養時，有時會有火光由他的手鼓中發射出來(這個手鼓後來被呈交予我)。他又能在一小時內，行走常人必須走上一天的路程。此外，還有種種跡像顯示他能役使護法代為辦事。在他年約二十歲時，他入了一座寧瑪派寺院學法，然後便入關準備作長達三年又三個月之閉關。在離家入寺前，當地一位歷算師預言悉弘仁寶哲及其弟將永不返原鄉。果然，在閉關期中仁寶哲預言自己將圓寂，並向其弟囑咐後事。其弟力求兄長把他也帶走，最後兄弟二人均死于關房中。仁寶哲生平曾撰著不少論作，但現今已失傳。在仁寶哲生前，家母在十三歲時曾見過他一面。

　　家母生我時十分年青，大約是十八歲左右，我只在母胎中呆了七個月便出生了。據說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早上八、九點時份，天上仍看到日、月及星同時高掛，村民都視之為少見之異像，因此認為我是一個身份特別的人，而且預言我一生將會常逢佳運(我在後來懂事後，尤其是在經歷勞改的那個痛苦年代，常懷疑這種說法！)。我在出生時，是被一層奇怪的胎衣包蓋的，看似一個肉球。當時家由鄰村邀來了一個有多次生產經驗、年約二十歲左右的親戚度卡(Dolkar)幫忙接生。度卡看到我這個怪胎，便倉惶地找來一個藤籃，向家母說：『你懷的是假胎，只生了一團肉下來，讓我馬上取走埋了吧！』。家母卻堅持要看一下這個『怪胎』才肯心息，便把這個肉團取了過去細看，發現胎衣下似乎另有東西，便強行扯開胎衣而把我取出了。當時我比一般正常的嬰兒小得多。這些事是後來我長大後聽說的，度卡後來也常常不好意思地談及她當年如何差一點就把我埋了的趣事。這個親人一直很少叫我的真名，只慣叫我外婆對我的匿稱『阿多』。『阿多』是我們土話中『阿小』的意思，取這個小名是因為我出生時比其他初生嬰兒小得多的原因。其他老村民亦大多以這個小名叫喚我，在記憶中家母好像也一直從沒認真地用我的真名叫喚過我。在我十多歲離開嘉絨後，我一直沒有再見過度卡阿姨，但卻常常會想念她(度卡在八十年代病終，我當時是在印度聽到消息的)。

　　藏族的名字與漢人及洋人名字不同，並沒有正式的姓氏，一般是以兩個名字加在一起命名，而且名字多有佛教的意義，又或與出生的日子有關，例如星期天出生的叫做『尼瑪』(太陽)、周一出生的取名『達華』(月亮)等等。在我出生時，外公正住在離附近的大藏寺不遠的山上閉關院修持(離我出生地一天路程之距)。在聽到他的首個外孫出生的喜訊後，外公為我取名『疏南丹正』(SonamTenzin，即『功德持教』之意)，又派人送予甘露丸、薰香、護身結及咒輪等物，千叮萬囑要家母小心照顧我。

　　我是家中的長子。家父在外另有兩個與我年紀相仿的兒子。在我出生後，家父與家母陸續再生下了二子二女。二弟被認定為是另一位大行者之轉世，他的身體在黑暗中會發出光明，令人嘖嘖稱奇，但後來弟弟因為某種原因而夭折了。三妹志美度卡(ChimeDolkar)與我感情很好。在闊別了幾近四十年後，一九九三年我首次重返故鄉，她淚流滿面，兄妹相對默默無言，心中有無限的說話卻不知從何說起。後來，她的出了家的兒子更成為了我的侍從和翻譯。四弟杜度旺度(ThutopWangchuk)年幼即被當地公認的一位大行者確認為外公的轉世化身(當時外公早已圓寂了，四弟亦即第七世祈竹仁寶哲)，本應送至大藏寺出家及冊封，但因當時的政治情況，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文革期間，中國大陸的生活十分艱苦，四弟總把他僅得的糧食給家母吃，自己寧願獨自在一棵合桃樹下盤腿打坐(當時我已身在印度了)。後來四弟被調至糞場當童工，在不乾淨的工作環境下，不久便染病而死于十二歲幼齡，死後火化時不見遺骨，只見許多舍利子，眾人無不稱奇不已。五妹疏南拍姆(SonamPalmo)是在我往拉薩求學後才出生的，所以我一直至一九九三年初次回鄉才第一次與她見上面。這個妹妹現在仍住在我出生之村落，經營一間小商店。在文革時，家父與家母被分開了，後來家母又另生了一個與我同母異父的妹妹叫拉頓(Lhadon)，她現仍住附近的馬爾康縣城。

　　由于家母有漢族血統，我們的家庭或多或少都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藏地的飲食習慣與漢人大不相同，但我們家的飲食與漢人家庭中的卻頗為相似。在年幼時，家中每一餐都有五、六盤漢式的小菜，而且常吃面條。在一個月中，總有一次會吃火鍋及一、兩餐會有以豆腐造的菜式。

　　在一九三四年，第五世悉弘仁寶哲之親母來到我的家中，本欲謁見我的外公祈竹仁寶哲。幼齡的我當時雖然連話也還沒說得流利，但在她一入門時，據說我馬上朝她喊：『媽媽！』，她被嚇得坐倒在地上。我沖到她面前，坐了在她的膝上，把我的玩具全攤在她的膝上說：『這是我今生的東西。你把我先世的東西都丟掉了嗎？』，她除了哭以外便說不出甚麼了。這些都是後來人們向我說的，我自已倒記不起這些童年事了(現在的我，連昨天做過甚麼也記不起，何況童年往事呢！)。自此後，再經過了某些權威人士的認證，我便被視為第六世悉弘仁寶哲了，被授予先世的手鼓等聖物(這手鼓曾噴出火光，而且不論季節都能發同樣的鼓聲，至今已近百年仍不變音。手鼓現仍在我故鄉中被珍藏)，但卻並未正式登座坐床或被正式冊封。在後來，外公祈竹仁寶哲常常向我細說歷代悉弘仁寶哲的事蹟，亦確認我是仁寶哲之轉世，但外公卻把他自己的歷代名位授予我，而我反而並無繼承歷代悉弘仁寶哲之名位。事實上，歷代以來的悉弘仁寶哲都是修行有證的大師和隱士，更被當地人視為西藏聖者密勒日巴的化身(西藏人總喜歡說這一類的話！)。在我自己客觀地看來，我當然不但不是密勒日巴或任何聖人(不論是悉弘仁寶哲或是祈竹仁寶哲)的轉世化身，就連一點密勒日巴的『味道』也沒有！如果硬要把我與密勒日巴尊者扯上關系的話，我的生平或許只可說是與尊者的前半生相近吧(譯者注：密勒日巴尊者之前半生顯現為一曾作極重罪業之人)！

　　我年幼時相當好動，總不會停下來。在村中，我是出了名的頑童，一時爬樹，一時爬梯，連走路也總不會好好地走，反而是手足並用地快速爬行，活像一頭猴子似的。

　　在我約六歲時(一九四一年)，外公認為我應該開始學經了，便為我禮聘了霞渡寺中一位畢業于拉薩下密院的僧人教學。這位老師名叫『疏南』，身材高而膚色很黑，是一位出名嚴格的老師。在開始的一天，由于我被視為一位轉世者，便舉行了一個特別的儀式。我記得當時宴會上有牛奶及許多食品，令我認為『學習』會是一件愉快的事。在兩個月後，我學懂了藏文字母，而且能讀誦一些簡單的經典。此後的一年中，我便學習《薩迦大日經》(SakyaKunrig。采用這本經是因為它內文並不艱深，易于學生學習)。老師有時會來我的家中授課，但大部份時間都是我到老師家中上課的。有時候，外公也會親自對我略作教授。沒多久後，我便對學習生出了抗拒，玩耍變得更為吸引。由這時開始，我便天天捱打，但罰責卻似乎對我並沒產生太大的作用，我反而變得越頑劣。到後來，我的頑性已成為鄉間眾所周知的情況，鄉人都嘆說：『這小孩真不知到底是聖人之轉世還是妖怪的轉世！』。

　　在七歲時，有一次我在村旁的河中玩水。從來不太怕危險的我越游越出，被一股不知是暗湧還是漩渦的力量扯出了好遠。這時候，我的姨媽剛巧路經，看到我遇險便馬上跳下水救我。在倉惶及激流中，她只捉到了我的一只指頭，靠牢牢抓這根指頭硬把我拉回河邊。當時大家都說我是從閻王口中救回來的。

　　在八歲時，我又再次因好玩而差點丟了性命。我們家族在高山上草原有一塊田，距我所居村子腳程要五個小時，騎馬也要三個小時才能到達。有一天，家母騎馬上山打點收割的工作。我眼見母親上馬離村，便悄悄地把馬鞍放上了另一匹馬，偷偷地跟騎馬上山。稍為熟悉馬性的人都知道，馬匹一見到廣闊的草原，便喜歡縱馬狂奔，不容易控制得住。我的馬一上到山頂時，見到大平原便狂奔起來。八歲的我連忙拉強勒馬，怎知那匹馬卻人立起來，差一點把我拋下馬身。我眼見自己斷無足夠體力把馬勒停，又怕墮馬的危險，只好放強任它狂奔了。這草原上有一間小房子，我的馬竟然在狂跑之中闖入房子內。這間屋的門口不高，剛巧可容馬身穿過，我上身便就重撞在門檻及牆壁上而掉下馬來。這一撞本來已可致命，但更危險的是我的腳踝仍然插在金屬的馬蹬之中。馬在狹窄的屋內左穿右插，拖我撞向四牆、家具及雜物，很多次差點就踏在我的身上。這時候，我已是半昏迷狀態，只隱約瞄到屋的上層有一個女人看這一幕鬧劇，被嚇得呆立，不知如何救我。在我的馬最後停下來時，我滿身血污，找到母親哭訴，心想母親肯定會狠狠教訓這匹馬一頓，怎知道母親卻把已是傷重的我再狠打了一頓。

　　我在童年的時候脾氣很硬，受到委屈也不輕易向人投訴。有一次在與同村小孩玩耍時，幾個小孩壓在我身上，把我狠狠地撞在石上。我感到肩骨折裂了，一摸之下可以摸到肩上有骨折裂口突出，但我只假裝無事地說：『今天不玩啦！』，然後便逕自回家。劇痛令我汗如雨下，但我卻強忍了一天一夜。在晚上，外公修法時叫我吹笛類法器，我因痛吹不出聲，外公連忙察看，才發現我肩骨斷了，傷勢十分嚴重。在痊愈後，村中人常常提及我異常的硬脾性。家母生下我時，年紀才十八歲上下，實在管不住頑劣的我，所以脾氣很大，常常對我打罵。我雖然十分怕母親，又常遭她嚴厲的責罰和痛打，可是並未因此而變乖。但我可說是尚有一個優點，不論父母及師長怎麼痛打，我從不會生氣或回嘴。在後來出家後，被寺中師長打罵時，我亦從未心生怨恨或生氣，也從未回駁一句，反而會心甘情願地挨罵挨打。外公在偶爾教我一些東西時，也會因為我偷懶而打罰，但他總不舍得痛打我，只會用一頂布造的帽子作狀打幾下，所以我從來只怕母親而不太怕外公。

　　在我後來出家于大藏寺後，大家都稱我為『祈竹仁寶哲』或『祈竹祖古』，但其實我的外公才是真正的祈竹祖古。外公名叫『洛桑堅立奧修』(LobsangKhenrabOsel)，是大藏寺法台第五世祈竹祖古的乘願再世，亦即第六世的祈竹祖古。

　　『祖古』(Tulku)一詞是藏語中『轉世』或『化身』之意，即某一聖者的乘願再來的轉生，以繼承及繼續先世的弘法事業。有些歷史學家說藏傳佛教噶舉派的D寶法王是歷史上第一個祖古，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在佛教中，一向有高僧及聖者乘願轉世的先例，但在D寶法王以前，並未有一個完善的確認及繼承先世地位之制度。D寶法王曾清楚明確地說出他圓寂後將再生于何處，並囑咐弟子往尋，這才開創了尋訪及確立轉世人身份之制度。在此以後，其他宗派亦沿用了這種制度，才開始有轉世世系出現，其中最有名的莫過于宗座DL喇嘛及班禪喇嘛世系了。在這種制度中，有些聖者會在臨終前清楚指出將再生于何地、父母姓名為何、嬰兒身上有甚麼特徵等，也有些時候是嬰兒能認出先世的弟子或法物，甚至有甫出生便懂得念誦佛偈等的先例。在找到初出生之轉世者(有時卻是在長大後才認出)後，寺方便會把他們迎請至先世所屬寺院，舉行升座冊封認定儀式(亦有漢譯為『坐床』)。在此之後，轉世者多會入寺修學，繼承先世未竟之佛教事業，但也有選擇不出家者，情況不一而定。在眾多的祖古中，有些確是佛陀、菩薩及大修行者的乘願轉世，也有些是修持境界次一等的行者之再世，亦有顯得甚為平凡的祖古存在。漢地常把祖古稱為『靈童』及『活佛』，其實並不對。祖古中雖的確有些是佛陀化身，但也有純粹是因為繼承事業之目的而確封的情況，絕對不能說凡稱為祖古的就是『活佛』。『祖古』這個名詞亦從來沒有『活的佛陀』之含義在內(佛陀是圓滿的覺者，早已超越生死，又何有『活』與『不活』的分別？)。事實上，並非聖者才可以轉世，我們凡夫亦不斷輪迴再生，分別只在于聖者可以選擇生處，甚或記得前生之事，而且乃因其悲心而選擇再生，不同于凡夫之因業力而無奈地再次輪迴。有時會有人問：『為甚麼祖古只投生在西藏呢？』，其實祖古之轉世並不限于西藏，這純粹要看他們的意願與眾生之因緣，但投生在藏地以外的祖古，並不易認出而冊封。現今在印度，也開始有洋人、黑人及漢人祖古。在藏傳佛教以外，也一樣有聖者的乘願轉生，只不過他們並不繼承先世之名位而已，例如在漢地佛教中，有不少貢獻偉大的高僧或許正是先世聖者之乘願化身。在他們圓寂後，又肯定會在另一些地方再次投生，唯一的分別只在于藏地有一個制度去尋訪及認定這些乘願轉世者而已。這種制度有利于法業之延續，從轉世者年幼時便給予最嚴謹的教育，令他們有能力繼續發揚先世的事業。我們把祖古視為法定的繼承人亦可，視他們為先世賢哲的真正化身亦無不可。現今的人，很多一聽到祖古的名便一窩蜂地跑去依止，這是十分愚昧的事！一個修行人，最重要的是德行與戒行等，而並非他的名位。就以我自己為例：我亦被人稱為一個『祖古』，卻沒有甚麼德行或成就；家師堪薩仁寶哲起初只是一個普通的僧人，卻苦學成材及老實修持，最終成為印度色拉寺昧院的方丈，在他座下學習的弟子反有不少是祖古之輩！至于『仁寶哲』(Rinpoche，亦作『仁波切』及『寧波車』等音譯)一詞，乃藏語『寶物』之意，亦即『人中之寶』的意思，可用作尊稱具祖古等身份的人，但不一定只用于祖古之稱呼上，例如家師堪薩仁寶哲，便是因其學問高而位居方丈而被尊稱『仁寶哲』的，並不因為他是某聖者的轉世化身。

　　最早的一世祈竹(Khejok或Khujok，在文史上亦譯作『庫交』、『科卓』、『肯佐』及『肯卓』等)仁寶哲名號為『達爾汗南索溫布官卡益西』(KhejokTarhenNamsoKungaYeshe)，曾赴北京晉見乾隆皇帝，得冊封、賜印及賜予很多官廷禮物。我在十一歲時住在大藏寺祈竹樓中，至今我仍記得當年見過屋頂上的銅飾刻有藏文及漢文雙行文字：『乾隆四十五年御賜予達爾汗南索』，寺中至今仍存有甚多乾隆御賜印章、聖旨及布料等。這一世的祈竹仁寶哲生于霞渡寺附近，其祖居在一九三四年戰亂中被燒毀，但至今仍可見得到地基。第二世祈竹仁寶哲名號為『南卡堅善』(NamkarGyaltsen)，其生平現已無法確切地考究了。第三世祈竹仁寶哲生平不詳，名號似為『奇頓堅善(GedhunGyaltsen)』。第四世祈竹仁寶哲名號為『洛桑登度』(LobsangDhundop)，其名意為『善慧義成』(我的出家法名與他一樣)。這一世的祈竹祖古曾往拉薩色拉寺昧院嘉絨堂求學而得頭等『格西』學銜名位(Geshe，相當于佛學博士的一種學銜)。在回到大藏寺後，他並沒有久住便到了位于我出生的房子旁、有三百多年歷史而原為覺囊派的霞渡寺，最終圓寂于此寺。自此，霞渡寺便成為了除大藏寺外另一間由歷代祈竹仁寶哲所主持之道場。第五世祈竹仁寶哲生平不詳。我的外公是第六世祈竹仁寶哲。

　　外公本為大藏寺僧人，主要修持密集馬頭明王法門(即觀音大士的其中一個化相)。除被認封為第五世祈竹仁寶哲而繼承了大藏及霞渡等寺院之法台地位外，他亦被視為紅大威德金剛的人間化身，具有不可思議的神通力量及預知能力。通常來說，由于能繼承歷代轉世所累積之財富，西藏的轉世者一般都可稱富有。但大藏寺卻依循西藏下密院傳統，在每一世之轉世者圓寂後，其財富全歸寺院，其府第理事成員即告解散。在下一世轉世者升座後，才重新選舉府第理事助手，並重新累積財富，沒有先世之財富可以繼承。這種制度其實有利于轉世者之修行及避免了不少由錢財而生的無謂紛爭，畢竟僧人還是以過貧困的清修生活才有利于成材。但在西藏傳統中，有另一種規矩規定轉世者入讀拉薩三大佛教學府時必須斥資興供大供養，而在畢業離寺時又再需作一次大型供養。這種大型供養，是當時入讀拉薩色拉寺的外公(他當時是比丘學僧身份)及亦在色拉寺學習的大藏寺另一位法台堪康仁寶哲所不能應付的。于是兩位仁寶哲便只完成了『格西』(相當于佛學博士)課程，而並沒有進行正式光榮地畢業的典禮，便各自回故鄉大藏寺了。通常來說，一位在三大寺中畢業的『格西』(即使不是一位轉世者)，在回鄉時都是騎馬衣錦還鄉的，但外公及堪康仁寶哲卻因身無分文而只以普通人身份還鄉。後來，薩迦派的宗座法王建議外公以居士身份利益當地，他便還俗去了。在藏地，在這種情況下還俗的轉世者一樣受到民眾的尊崇，而且在現在回想，外公現居士身而住于民眾中，對當時及當地佛教的利益的確遠比他住在大藏寺弘法的利益大得多。

　　在當年，嘉絨地區有很多術士，但凡有修邪術或居心不良的術士來到我們附近一帶，都無法住下去，外公總會施法把他們驅逐離開。在外公施忿怒法時，即使在嚴冬天上也會行雷，故其法力深受民眾尊崇。村民中每有宗教上的需要，或有病難、或家中受鬼祟邪術所擾，亦每每會由外公施法解決，所以外公被尊為一位利益百姓的大修行人。他雖然還俗現居士相，卻仍被尊為大藏寺的法台，偶爾仍會在寺院的祈竹樓小住，而且寺方凡有大型法事亦總會求他參與念誦修法。在大藏寺一帶，至今仍然流傳外公的種種故事，其中有很多是與先世堪康仁寶哲有關的。堪康仁寶哲是大藏寺的另一法台轉世，他的寓樓座落在祈竹樓旁略低的地方。據說當年這兩位法台常常相互比試神通。有一次，外公施法令先世堪康仁寶哲的座騎在垂直的樓牆上行走，走至先世堪康仁寶哲之窗前嘶叫，把他嚇了一跳。堪康仁寶哲便施法降下一道雷電，眼看就快打在外公的頭上，但雷電因為外公的力量而轉向，一直打穿了祈竹樓的幾層地板。

　　在七歲至九歲間，我大部份時間都與外公一起度過。外公常說及我出生時的天上異像，認為我是一個特別的孩子，所以對我尤其寵愛。在這幾年間，幾乎每逢入黑，我便與外公坐在一起。由于外公是先世祈竹仁寶哲之轉世，他的座位並不同一般人用的椅子，而是一種藏族高僧或轉世者的法座，其他人絕不敢坐上去，但頑劣的我從來不理會這些禮儀顧忌，外公亦從不阻止我與他同坐于他的法座上。

　　外公個子不高，但身形頗為肥胖。他習慣在入黑後飲一杯混入蜂蜜的飲料。在我六至九歲間，每逢入黑我們兩爺孫便會同坐于一個法座上，外公面前總放一個小火爐，他會把裝蜂蜜飲料的杯皿擱于爐上加熱，我們爺孫便一邊談天、一邊把杯子傳來傳去，一人一口地用同一個杯子飲喝。當時我不過是一個小孩，常常喝到滿頭大汗，在迷迷糊糊中便在外公的法座上睡。當年外公總是侃侃而談他的歷代前生之事，也常常向我講述我的前生之種種。外公不斷重複叮囑我將來必須前往拉薩色拉寺求學，勸我切勿加入格律派外的其他宗派或寺院，並叫我將來要好好地掌持他的『法座』(外公指的是歷代祈竹仁寶哲的弘法事業)及負責大藏寺的事情。我當時尚年幼，只懂唯唯諾諾，並不在意外公所說的話。在後來入大藏寺出家後，眼見大藏寺當時有幾百位僧人，一片法務昌盛的景像，我當時心想：『大藏寺人材鼎盛，法務廣大，絕對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我為大藏寺也做不上甚麼大事！』。大藏寺在後來的政治變動中完全被毀，僧人全遭驅逐，殿堂、經書及佛像被完全毀壞。在一九八三年，我在外流離了半生後，聽聞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大藏寺被允許重開，我才猛然記起外公的囑咐，心起念：『外公當年的意思，莫非是指該由我承擔重建恢復大藏寺的事業？』。直至一九九三年，我才開始協助大藏寺之重建。在二零零零年，大藏寺終于重建後重新開光，我也總算完成了外公交予我的責任。回想起近六十年前外公常在晚上共坐時連番囑咐的情景，不禁嘆世事之變幻不定及外公之預知能力高深莫測。想及當年晚晚共坐共飲的情景，根本不覺轉眼已渡過了六十年！當年我們兩爺孫每晚入黑後便促膝而談，其間歷時數載，而家母卻一直不知道。除以上的內容外，外公亦常談及其他的事，有時只是閒話家常，有時卻是談有關佛法的話，也有很多是我當時不可能明白的事情。外公雖從來沒有正式向我教示佛法，卻間接地為我灌輸了很多佛學知識，所以我一向把他視為我其中的一位師長。

　　在童年時期，我幾乎每上床便會看到一些異像。每當燈滅了後，若是沒有別人陪伴，我便會在黑暗中見到一幕一幕的殘酷戰爭場面，這往往把我嚇得不敢入睡。這種情況並不是夢境，而是在黑暗中清清楚楚看到的景像，就如身臨其境一般真實，至今我仍不能解釋這神秘的現像。為了避免看到這種異像，我每每央求家人陪我直至入睡，這樣當晚便不會見到那種恐怖場面。脾氣剛硬的我，當年默默地忍受這種恐懼及怪現像，從未向任何人透露。在多年後我才知道，童年每晚預見的原來是後來政治變動中的血腥戰爭場面。

　　在嘉絨的童年中，我曾不只一次發過一個感受很真實的怪夢，在夢中我身處現代化高樓大廈中，身旁的事物都是陌生的。當時的我不要說未到過有高樓大廈的城市，就連城市的圖片也沒見過。這個夢我後來在拉薩及印度也多次重複夢見。在後來見過世面後，我才知道夢見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建築物。這個多次重複的清晰夢境，我自知必有其意義及預言性，但時至今天我已六十多歲，我對它仍然不得其解！

　　在我大約九歲時，外公大約是七十歲左右。有一天，外公宣布要閉關七天，其間不准家人入他的房間，但第二天家母卻不知為何事跑進他的房內，只見外公的頭有半邊是黑的，另半邊是粉紅色的、猶如初生嬰孩的膚色。在跟下來的一段時間內，外公的談吐舉止極為怪異，彷如重返孩提，後來卻變回正常人一般，頭部膚色亦變回如前一樣。沒多久後，外公便圓寂了，圓寂當天正是藏歷佛陀成道聖日，亦即一九四四年的藏歷四月十五。在外公圓寂時，由于我與他的感情極深，我因憂傷過度而一度暈死過去，幾經急救才得以救活過來。外公圓寂時，有許多異像出現，天上同時出現很多道彩虹。在我長大後，回想外公往生前的奇怪情況，想來外公似乎本欲閉關七天修持某種延壽法門，卻因因緣不足而被家母大意闖入房中而告失敗了。這只是我們家人的推測，事實是否如此我們永遠不得而知。外公一生精進修持，而且有極大的神通能力，我們凡夫之輩自然不可能完全了解箇中原委。

　　在外公圓寂後，我便常常嚷要出家，但父母卻因為我是長子而不願我離開他們。當時在馬爾康縣城有一個一百二十歲的老婦，她長年閉關修持，被人視為一位有證量的聖者，能知道許多旁人不能知道的事情，所以受到當地民眾的尊崇。她對我雙親說：『現在老轉世者圓寂了(指外公，即先世祈竹仁寶哲之轉世)，但你們家中另有一個年幼的轉世者。這位小轉世者必須入大藏寺出家，否則大藏寺的護法會示現忿力，這個小孩必將墮崖而卒！』。此後，家父與家母走訪多位有神通及證量的大師，所有大師的預言與老婦所說的不謀而合。家父與家母迫于無奈，便只好把我送至堪薩仁寶哲洛桑占巴(LobsangJinpa，意為『善慧布施』)大師處剃度。

　　堪薩仁寶哲曾任拉薩甘丹寺(格律派之祖庭，公元一四零九年由宗喀巴祖師親建)蔣孜院之方丈，極有名聲。他老人家在一九四五年的僧團結夏安居期間，在大藏寺堪康樓中為我一人特別舉行剃度及授沙彌戒儀式，為我賜出家法名『洛桑登度』(LobsangDhondup，意為『善慧義成』)。這時候外公已圓寂一年多了，我時年十歲。

第二章──登大藏寺法台

　　在剃度後，我並未馬上入住大藏寺，而返家住了幾個月(記憶中約為三至五個月)。在此期間，由于我被視為高僧之轉世者，在教育方面便不能草率，故家人必須為我物色一位德高望重的師長。負責物色明師的有關人等晉見了大藏寺高僧洛桑達華大師(LobsangDawa，意為『善慧月』)。大師被尊稱為『大藏貢喇洛桑達華』，意為『與護法無異的大藏寺善慧月上師』。他長有長長的胡子，中等身材；是我出家後第一位正式的師父(在我剃度出家時，大師亦在場擔任授戒儀式其中之一位長老職位)。但剛才已提過，堪薩仁寶哲洛桑占巴是我的剃度師父，而我亦視外公為師長之一(外公雖是我親人而並不是一個出家人，但他是一位大修行者，被視為先世大藏寺法台及高僧祈竹仁寶哲之轉世，且又對我間接地授以佛法，所以我把他也視為佛法上之師長之一)。此外，霞渡村的疏南師父是我的啟蒙老師。

　　洛桑達華大師在聽到有關人等要求他攝受我為弟子時，馬上便答：『昨晚我夢到自己坐在霞渡(即我出生之村落)後山上遙望這小孩子的居所，由這屋中有一頭幼虎向我走來，坐在我的膝上。這是很吉祥的徵兆！看來你們這個小孩因緣不簡單，而且或許與我有點緣份。我就姑且試擔當教授他的任務吧！』，而且大師表現得甚為欣喜。

　　在正式入寺(一九四六年藏歷新年後)後，我對寺院環境及僧侶的生活似乎十分習慣，第二天便馬上適應了，彷如一向就在寺中生活似的。在此之前，我是個出了名的頑童，從沒一刻停下來，而且一向心思狂亂不定；但在入寺當刻開始，我卻似變了是另一個人似的，從此便自然地不再好動狂野，心也安穩了下來，這種巨大的改變令我自己也覺得訝異。

　　在大藏寺的後方，有一座歷代祈竹仁寶哲所駐錫的大樓。大樓之藏語名稱為『祈竹拉康』(KhejokLhabrang)，其名意為『祈竹樓』或『祈竹府』。外公是大藏寺法台祈竹仁寶哲之轉世，亦即祈竹樓的主人，但因他現在家行者相，故並不長住寺院。外公在生時曾多次對人說：『我既非大藏寺僧人，亦不能為大藏寺做甚麼貢獻，但我的外孫將來將肩負我的法業、背起大藏寺的擔子，你們必須視他與歷代祈竹仁寶哲為一體！日後大藏寺的榮辱就要靠他了！』。當時誰也不能預知後來的翻天變化，但因為外公的身份及他的多次囑咐，當地的土司(即地方領袖)便授權予年幼的我，由我繼承了大藏寺及霞渡寺的法台地位及外公祈竹仁寶哲之所有產業，包括大藏寺祈竹樓、其名下的土地權及歷代祈竹仁寶哲之法座、稱號及印章(代表祈竹世系轉世之權位)等，自此我便被稱為『祈竹仁寶哲』、成為大藏寺的法台了。在藏傳佛教中，通常是一位大修行人圓寂後，由寺院尋訪他的轉世者，再由轉世者繼承前者的地位、責任及事業。但我的背景頗為特別，因為我本來就不是祈竹仁寶哲的轉世，而先世祈竹仁寶哲又恰巧是我的外公，故此出現了先後兩位被稱為『祈竹仁寶哲』的人曾經共同生活的情況。剛才亦已提過，先世祈竹仁寶哲後來亦再次乘願轉世，卻不幸並未有因緣活至成年，我卻繼承了原屬他的歷代祈竹仁寶哲之名位，反而並未正式繼承悉弘仁寶哲之名位，亦並未被官方正式確認為該世系之轉世者身份。雖然外公生前曾多次向我詳細述及我的前生(歷代悉弘仁寶哲)之種種，後來又有聖者再次指出我是一位轉世者，而我又繼承了歷代祈竹仁寶哲的名位，但我終究只不過是一位極為平凡的僧人，與修行有成的祈竹仁寶哲或悉弘仁寶哲絕對不能相比。反正在我而言，仁寶哲及祖古等名位，不過世上虛名而已，並不值得重視。一個僧人，不論是被尊稱為『大仁寶哲』之轉世與否，最重要的不過是老老實實地修學而已。

　　大藏寺距霞渡村約六小時步程，位于海拔三千米以上的深山中。大藏寺的藏文全名是『甘丹大藏恆周林』(GadanDhe-TsangLhundrupLing)，即『兜率信滿任運成就洲』之意。『大藏』是藏文中『圓滿的信心』或『圓滿足數』的意思(譯者注：在漢語文史上，大藏寺之名亦被譯作『答倉寺』、『大澤寺』、『達倉寺』等，這是因為藏文以漢文音譯所出之異)。在大藏寺所處的深山中，有許多野生動物，其中包括野熊、老虎、豺狼、狐狸、鹿、白胡子的猿猴及多種禽鳥。我在住于寺院時並未親眼見過這些野生動物，但卻常常見到它們的足印。在晚上，附近的狼群會發出怪嘯，令人毛骨悚然。夏天的夜，後山的青蛙則會徹夜鳴叫，往往令我睡不覺。

　　在祈竹樓中，住四只紅嘴黑身的小鳥，它們的糞便拉在地上，經年累月地堆積至及腰的高度，但不知為了甚麼原因從來沒有人去清理。童年的我有一次一時興起，趁它們睡後便一手捉到了其中一只。我本是好奇想捉它來看看而已，怎知它在驚嚇中叫得很淒厲，我在不知所措間只好放手讓它飛走。像這類的童年趣事，我現今仍記憶猶新。

　　除了上述的動物外，聞說大藏寺一帶也有一種叫做『耶提』的異獸活動。『耶提』是一種以雙足走路的猿類動物，身高比人還高，一出手便可擊斃一頭氂牛，所以當地人都很怕遇上它。這種動物，大概便是西方科學家常常爭論其存在與否的『野人』。在四川森林中它們的確存在，甚至偶爾還會殺人。在大藏寺一帶，以前更可以高價買到它們的皮毛。我在大藏寺的日子中，雖然從未見過這種動物，但在當地根本不會有人質疑它們的存在。它們的腳印偶爾也會在雪地上出現，馬匹及狗只一見到這些足印便會逃回屋中，甚至嚇得屎尿不禁。這種動物不過是畜牲類的一種，只是較少為人所見而已，鄉人都不想遇上它們，也不太明白科學家為甚麼對它們的存在存疑。在後來政局動盪的年代中，我便曾在西藏中部見過這種動物一次，而且並不覺得它們有甚麼奇怪之處。即使在現今，只要去川北一帶問一下老人家，恐怕便能找到好幾個在林中親眼見過這種動物的人。

　　大藏寺乃由嘉絨高僧阿旺札巴(TsakoNgawangDrakpa，亦譯作『雅弘竹巴』)大師所建。寺院建成于公元一四一四年，至今已有近五百九十年歷史了。在歷史上，大藏寺甚有名氣，堪稱格律派在川北一帶之總道場，于宗喀巴大師諸傳記、《安多政教史》及明、清二代史料中常有提及。在拉薩布達拉宮中，有一幅『西藏重要寺院』壁畫，其中亦包括這座大寺在內。

　　阿旺札巴大師生于十四世紀中葉的嘉絨，並因資質聰敏及其才學而在幼年時已相當有名氣。大師約于一三八一年赴西藏中部學法，依止格律派初祖宗喀巴學法及受僧戒，次第學習因明、般若、俱舍、中觀及律學等佛法，又受灌修持各部密法，獲得顯密各種成就，得宗喀巴大師賜號『堪欽』(Khenchen，即『大方丈』之意)。在拉薩一寺的某次僧眾上殿誦經時，由于遲到而殿門已關上了，阿旺札巴曾示現穿牆入殿之神通。在十五世紀初，阿旺札巴為初成形的格律派教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約在一四零九年，宗喀巴與阿旺札巴二師徒在拉薩大昭寺著名的觀音聖像(稱為『天成五尊觀音』像)前，修持大悲觀音齋戒禁食閉關(Nyung-lay)，宗喀巴大師囑阿旺札巴觀察睡夢內容。阿旺札巴在晚上夢到天上降下一雙白螺，二螺合而為一後跌入他的懷中，他信手取來白螺向東方一吹，螺聲震動整個東方。第二天，阿旺札巴向宗喀巴大師描述夢境，宗喀巴回答說：『夢見吹螺表義你必將弘法；向東方而吹螺表義你應在西藏東部弘法；宏亮的螺聲是預言你的弘法事業將廣大而成功。這是一個吉祥的夢兆，預言你的弘法因緣在你的家鄉｜西藏以東，而且弘法事業將十分廣大，能利益很多當地的眾生！』。此時，阿旺札巴之弘法因緣已成熟了，便告別恩師而回鄉。在西藏的口敘史事中，宗喀巴在師徒告別時，把自己的念珠贈予阿旺札巴，阿旺札巴便發下大願：『這串念珠有多少顆珠子，我便當建立同數目的寺院以報師恩！』。這個故事流傳很廣，在嘉絨一帶人人都深信，但我卻未在正式的古文獻上讀過這種記載。

　　在離開宗喀巴大師後，阿旺札巴便回到其家鄉一帶(亦即我的家鄉地區)廣弘宗喀巴大師之教法，首先建立了現今稱為『安斗寺』的道場(此寺亦稱『亞各寺』，即『第一間寺院』之意，據口語相傳其命名是因為此寺乃阿旺札巴所建之一百零八寺中之第一座)，再建立了曲爾登甲寺、冬日寺、南木甲寺、羅若寺、毛爾蓋寺、桑登寺、彌勒寺、康貓寺、松多寺及茶谷寺等。

　　在到達現今大藏寺所在地附近時，阿旺札巴在觀察因緣後，發現該地有建寺弘法之吉兆，便決定建立大藏寺。但在當時，阿旺札巴在數處佳地上難以抉擇。此時，有一只烏鴉飛來銜去了他的哈達，飛到了現今大藏寺主殿所在地的一棵大柏樹，把哈達挂了在其樹枝上。阿旺札巴見樹下有很多螞蟻，認為這是寓意將來寺院僧人眾多之吉兆，便決定把柏樹的枝節修去，以樹干為大雄寶殿之其中一柱，繞此柱建立了主殿。這根樹干修成的殿柱，至今仍屹立于大藏寺的大殿內。

　　在阿旺札巴于其家鄉弘法初期，西藏的原始信仰苯教極為盛行。苯教雖屬外道信仰，其法師卻的確有很大的神通能力。當時，阿旺札巴建寺遇上很大的阻礙。當地的苯教術士用神通力，令白天建起的部份在晚上便莫名奇妙地倒下，屢建屢塌，令阿旺札巴甚為苦惱。在這時，那只神秘的烏鴉又出現了(後來的人一致認為該烏鴉是六臂相瑪哈卡那護法之化相)，阿旺札巴便著信請求宗喀巴大師開示解決困難的方法，該信便系在烏鴉腳上帶到拉薩去了。宗喀巴大師為大藏寺特別著成了《怖畏金剛儀軌》及修持法王護法幻輪之要訣，仍由烏鴉充當信鴿帶回阿旺札巴處。這烏鴉在送信後，便飛向一塊鳥首形之藍黑色石頭而融入消失了(自此，這塊石頭被供奉起來，至五十年代卻在政治變動中遺失了)。阿旺札巴依儀軌修法，便降伏了當地四十多位苯教術士，得以順利建成大藏寺。這部《成就怖畏金剛十三尊儀軌》，本為大藏寺僧人修持，後廣泛流傳至所有派中寺院。在此儀軌的跋文中，宗喀巴特別說明儀軌乃為東方森林中之大藏寺而著。此由宗喀巴大師親書之手稿原存于大藏寺，後遺失。

　　在大藏寺快將建成時，阿旺札巴因無造佛像之巧匠而苦惱。此時，有三個自稱來自印度的黑人來寺求宿。阿旺札巴問他們以何為生，他們回答說自己是造像師，阿旺札巴便喜邀他們為寺院造佛像，但三人中只有一位應允留下。在寺院舉行落成大典前，黑人造好了所有佛像，唯獨一尊六臂瑪哈卡那護法像只造了上半身，未能及時完工，但落成竣工典禮只好如期舉行。在慶典尾聲，黑人帶上了一個巨大的護法面具表演舞蹈。黑人越舞越快，最後人卻不見了，只留下面具。大家卻發現本未完成之護法像，不知在哪時候已造好了。這時，大家都驚覺黑人工匠乃六臂瑪哈卡那之人間化現，最後以自身融入護法身像的神通方式而把該像造成。由于黑人曾說：『我不需索特別的謝儀，只要求凡寺僧所得的供養，我亦要一份相同的。』，在此以後，大藏寺便有了一個不共的傳統，凡有施主來寺分發供養時，領誦師便會朗聲提醒：『請勿忘給「黑人」一份供養！』，此特別的傳統至今不變。在所有格律派寺院中，都會供奉六臂瑪哈卡那，但在大藏寺中，除一般共通的供養外，我們更把衪視為活生生的僧眾成員，即便在計算寺僧人口時，亦會把衪也算在內，這是與其他寺院不同的地方。大藏寺的六臂護法像，被認為是其他寺院之護法像不能相比的，因為衪是由護法之人間化身親手所造，更是由該位化身融入而完成塑造的。

　　阿旺札巴在一四一四年，在大藏寺建成了數座殿堂及八座僧舍，其中包括大雄寶殿、護法殿及阿旺札巴本人駐錫的樓房。這三座建築物中，護法殿至今天仍保存原狀；大雄寶殿則于五十年代末期被毀，于一九九三年重建至一九九七年竣工；阿旺札巴寓樓則已被毀，至今仍在重建中，將來會用作方丈樓及大藏寺歷史博物館之用。

　　有關大藏寺的命名，在文史上及口語相傳中有多種說法。一說為由宗喀巴大師取『圓滿的信心』之意為其命名『大藏』(在文史中宗喀巴有時亦稱阿旺札巴為『大藏阿旺札巴』)；另一種說法認為阿旺札巴因大藏寺乃其發願建成一百零八座寺院之最後一間，便為它命名『大藏』，取其『圓滿足數』之意，但這種說法主要是歷代相傳的說法，並未多見于古文獻中；又有些人認為先有阿旺札巴為寺院命名『大藏』，後宗喀巴大師依原名之發音略為改動了一下，使其由『圓滿足數』之意思變為『圓滿的信心』之意，而寺名發音卻仍為『大藏』。寺院全名為『甘丹大藏』，乃指其為甘丹教派寺院，亦即格律派道場。『甘丹』一詞意為『歡喜』，是彌勒佛之兜率淨土之名稱的藏語音譯，亦表格律派的意思。

　　阿旺札巴在建成大藏寺一段日子後，便把住持之任務交予第二任方丈卻吉札巴(ChojeDrakpa，即『自在法王』之意)，自己則繼續云游弘法，令格律派的教法在當地廣泛地弘揚起來。最後，他在離馬爾康縣城不遠的茶谷寺圓寂，其遺體被供奉于塔內至一九三零年代被毀。在一九八三年，第十世班禪大師為該寺捐資，又重新把阿旺札巴遺體幸存的一些部份封入新塔，此塔至今仍在。阿旺札巴大師的頭蓋骨上有一個天然顯現的藏文『唵』字，清楚可見。這塊聖骨現在被尋回而供于大藏寺內。在茶谷寺內，除阿旺札巴靈塔，還供有大藏寺第二代方丈卻吉札巴的靈塔。寺外的林中，有一棵巨大的柏樹。這棵樹本來是阿旺札巴大師的手杖，在五百多年前被大師插在地上而長成了今天所見的大樹。

　　對非藏族的藏傳佛教弟子來說，阿旺札巴的大名似乎比較少聽到，大部份人對宗喀巴大師的另外兩個弟子(即賈曹志及嘉察志大師)比較熟悉，這是因為阿旺札巴大師在格律派形成的早期便已遵師命返嘉絨弘法、並未在拉薩地區活躍之故。事實上，阿旺札巴是宗喀巴的心子。在宗喀巴大師的多種傳記中，阿旺札巴被稱為『宗喀巴之最初四徒』之一。在我派中極為重要的著作《道之三主要》、《常啼菩薩傳》及《成就怖畏金剛十三尊儀軌》，都是宗喀巴特別為阿旺札巴而著造的。在《道之三主要》中，宗喀巴大師還少有地表露親切情感，稱阿旺札巴為『吾子』，此乃大師對其徒阿旺札巴親切的稱呼，大師從未對其他弟子以同樣的字眼稱謂。在另一著作中，宗喀巴應允于自己圓滿成佛後，把『第一口正法甘露』授予阿旺札巴，由此亦足見大師對阿旺札巴之鍾愛程度。

　　時隔五百多年，我們已無法考究阿旺札巴是否的確曾建立一百零八間寺院之數。但無可置疑，他的確曾建立許多寺院，對佛法的貢獻極大。我們嘉絨地區的人，對阿旺札巴及另一位在當地廣弘佛法的大師毗盧遮那最為尊重，至今未變。阿旺札巴大師雖並無依祖古轉世之方式再次化生，但我的根本師公柏繃喀大師(PabongkhaDechenNyingpo，一八七八｜一九四一)被視為他的化身之一。

　　柏繃喀大師生于一八七八年，在他出生時有許多吉祥的兆像。在幼年時，大師能憶記其前生，他常常愛與其他小孩玩抬轎的游戲，並向人說他的前生有一頂漢地皇帝御賜的黃緞轎(這是指章嘉國師之轎)。大師的父母把他帶至第一世薩巴仁寶哲前，詢問仁寶哲的意見(薩巴仁寶哲與我一樣是嘉絨人，他年青時只是一個農夫，但言行怪異，午飯時常獨自往山洞中。有一次，其他村民跟蹤他入洞，竟見到仁寶哲午睡時身旁有天女為他奏樂。仁寶哲在近中年時才出家，後來成為一位著名的權威長老，當年尋找十三世DL喇嘛轉世所在的大任便是由他擔當的)。仁寶哲在觀察後，便指出大師是漢地乾隆皇的上師章嘉國師的轉世化身，但因當時漢藏關系緊張，便只確認大師為柏繃喀寺方丈之轉世，低調地處理他真正的身份，又命他入色拉寺嘉絨僧堂出家。在西藏寺院傳統中，僧堂長老必須照顧其徒的生活所需，而長期照顧一位轉世者則更需巨額的金錢。由于大師家境並不富裕，僧堂中的其他長老不敢收這位轉世者為徒，只有一位住色拉寺嘉絨僧堂的大藏寺老僧肯承擔此任，大師便就此入了色拉寺，與寺中來自大藏寺的學僧共同生活。由于這種關系，大師雖從未到過大藏寺，但也被視為大藏寺僧人。

　　年青時的大師處境很貧困，師徒甚至試過吃從路上檢回來的食物。在畢業時，大師的成績只是中等，但後來卻逐漸成為了西藏中部最高佛法權威。

　　大師雖然被視為章嘉國師的轉世，但他同時也是阿旺札巴的化身。大師在晚年已是一代宗師身份，而且章嘉國師在世俗名位上可說比阿旺札巴風光得多，所以大師絕對沒必要為了甚麼好處而自稱為阿旺札巴的轉世。但在大師自己的說話中，便曾出現過多次承認自己是阿旺札巴轉世的內容。

　　柏繃喀大師是二十世紀弘法事業最廣大的高僧之一，其弟子包括無數轉世高僧、方丈、貴族、藏族要人乃至漢地將軍等，其著作《道之三主要釋義》、《普善德根本釋義》、《獨勇怖畏金剛儀軌導修講授》、《那洛空行母儀軌導修講授》及《菩提道次第講授｜掌中解脫論》等現今皆被譯為多國文字及廣為研究。柏繃喀大師有四大弟子，即達札、鈴、赤江及康薩仁寶哲，其中達札仁寶哲、鈴仁寶哲及赤江仁寶哲分別榮任DL喇嘛尊者的剃度師、正教授師及副教授師。我的根本上師是赤江仁寶哲，但我也有幸從鈴仁寶哲處得受《菩提道次第廣論》等許多法要的傳承。康薩仁寶哲的弟子中有一位漢僧法號『能海』。他後來把格律派教法帶到漢地，攝受了無數僧俗弟子，由他建立的道場多不勝數，甚至在今天，在成都、北京、上海、浙江、山西五台山等地仍有很多他的再傳弟子。柏繃喀大師的一位漢僧弟子法尊法師，則把宗喀巴大師之巨著《菩提道次第廣論》譯成漢文，亦對格律教法在漢地廣弘有極大貢獻。此外，柏繃喀大師之另一位徒弟昂旺方丈又曾遵其命于康定大弘正法，對漢地格律派之弘揚影響至今不衰。

　　現今在世界各地弘法的格律派法師，傳承無不直接或隔代源自柏繃喀大師。所以，今天我們喜見格律派在漢地及西方大弘，乃至今天有許多洋人、黑人及漢人在格律派中出家修學，全都是因為柏繃喀大師的事業之延續，故亦可說是源自阿旺札巴大師的恩德。現今大有一些人認為柏繃喀大師獨尊格律派而敵視其他派別，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誤解。我的一生與大師關系密切，大家屬同一僧舍，大師亦被視為與大藏寺關系密切的僧人；我的根本上師赤江仁寶哲，又是大師的親傳心子；再者，我也曾在大師的私人寺院吉祥法林住過一段日子，所以我對大師的生平有頗深的了解，足以對以上的誤解作一些說明。大師是一位摒棄門戶之見的宗師。在他的寺院中，便有專房供奉蓮華生祖師聖像，也有很多寧瑪派的法典，這些都是我親眼見過的。在大師的一生中，更可說是對寧瑪派僧人有很大的恩德。大師時常對一些持戒不太清淨的寧瑪派行者開示，教導他們戒除飲酒的習慣，更叫他們要嚴守戒律，以興蓮華生祖師的教法。對自派的僧人，大師又常囑咐他們必須尊重他派，不要自許為唯一的正法宗派。在後來，大師的一些弟子曾為了某些事情而與一間寧瑪派寺院不和，的確也發生過一些搗亂事件。然而，大師的弟子少說也有十萬個，把某些弟子與某一間寺院的爭執視作大師仇視他派的證明，明顯地是不公正的故意毀謗。

　　第一世的柏繃喀大師在一九四一年圓寂，其轉世是我的同寺、同僧堂、同僧舍和同班的學僧，但他在很年青時便不幸圓寂了。第三世的柏繃喀轉世仍然隸屬色拉寺昧院嘉絨僧堂阿底僧舍(大藏寺學僧之僧舍)，很年青便考得了頭等『格西』榮銜，他與我關系也是很密切的。在印度期間，我的依止師堪薩仁寶哲同時也是他的老師。

　　說回當年阿旺札巴的選地，即大藏寺所在地，它的山形如一頭躺臥的巨象，寺院建在象的肚部。此外，附近山勢如同環繞中央，自然形成一座十三尊大威德金剛壇城之排列。在寺院中心可遠眺東、南、西、北各有一峰，這是壇城的四方護法。距寺院數小時的馬程外為一聖湖，形如法螺。這個聖湖甚為靈驗，凡有世俗上之事需要幫助，寺僧便會在湖邊山上供養湖區的地靈，每每即時應求得助。到這個湖的人，如果大聲喧嘩談笑，湖的上空便會馬上降大冰雹及雷電交加，所以在湖邊的人從來不敢放聲談笑。

　　寺院由當初阿旺札巴所建的十多座殿堂，在歷代以來發展至過百間建築物，如同一座小城。寺僧在寺院全盛時代超過八百人之多(但在文獻上一般記載為五百之數，乃取自佛教史上五百羅漢之吉祥數目之緣故)。

　　在五十年前，大藏寺有三座彌勒殿、宗喀巴大師殿、大雄寶殿及護法殿等六座佛殿，又有祈竹樓及堪康樓各一座作兩位法台歷代駐錫之處。各殿均有聖物及珍貴經書無數，彌勒殿供有幾十米高的未來佛聖像。大雄寶殿之樓頂為鎏金銅瓦頂，乃漢地皇帝所賜。即使是最普通的僧舍，每間樓中俱供有全套《大藏經》(在藏傳佛教中分為『甘珠爾』及『丹珠爾』兩部份)，每間房的牆壁及天花繪滿了記載佛陀及歷代祖師之生平史傳的壁畫。寺院後山上有一座閉關院，供寺僧禪修閉關之用。在寺院前方，有一座三十米高的佛塔，內有無數珍貴聖物。

　　在歷史上，由于其悠久寺史及其規模，大藏寺被尊稱為『第二札倉』(即『第二大僧院』之意)，其地位僅次于格律派祖庭甘丹寺。在明、清兩代，寺院備受歷代帝皇及朝廷尊崇，長期得到歷代帝皇的供養，其中包括法物、印章、黃金、寶物、布料及僧人日用所需。大藏寺現今仍保存乾隆皇所贈象牙印章一枚、少許乾隆所供織錦布料、御賜天衣及五佛冠(當年有五十套之多，價值連城)散件、歷代聖旨及詔書多函及明代大將軍所供銅鑼一面。這面銅鑼是大藏寺之寶物，其鑼聲異常宏亮及美妙，遠近知名。在後來的一個有關大藏寺的預言中，亦有提及此明代古物。在十九世紀所著的《安多政教史》一書中所載，大藏寺又曾供有宗喀巴大師、第八世DL宗座、大成就者納卡哇、第二代至第八代甘丹掌座(宗喀巴大師為第一代甘丹掌座)及甚他無數聖者的舍利遺物等，又供有由第七世DL宗座派遣工匠建造的彌勒像及印度珍貴響銅佛像等，聖物數量之多難以計算。在《安多政教史》一書中提到的大藏寺聖物，我因當年年幼而印像不深。後來寺院被毀，書中所載的這些聖物及宗喀巴大師之手稿等亦不復存在，但寺院至今仍保存有不少極為珍貴的古老小佛像及佛畫等。除來自明、清兩代歷代帝皇及西藏中部的無數珍貴供品外，大藏寺在歷史上亦得當地十八土司的支持及供養，成為川北一帶的佛法權威與中樞。

　　大藏寺在古代向與拉薩色拉寺昧院、拉薩下密院及甘肅拉卜楞寺有密切關系，寺僧如離寺赴拉薩進修高等佛學，多入色拉寺昧院嘉絨堂成為學僧，我年青時亦進入了這間僧堂修學；拉卜楞寺則因曾保護大藏寺免于某年代的苯教勢力侵占，而與大藏寺從此結交，其兩位法台貢唐仁寶哲及嘉木漾仁寶哲皆曾當大藏寺的方丈。故此，大藏寺在佛學教育上隸屬色拉寺昧院體系，又同時因曾受拉卜楞寺的保護照顧而與其有密切交往。若論寺院之歷史，大藏寺卻建于色拉寺及拉卜楞寺創建之前。在全盛時期，大藏寺本身又有多間屬下寺院。

　　雖然大藏寺歷代僧人在進修高等佛學課程時，多會前往拉薩色拉寺成為學僧，但大藏寺本身也有其整套佛學教育制度，涵括中觀、般若、因明、俱舍及戒律五部，並有完善之密部學修體系，主修大威德、密集及勝樂三部無上密續。大藏寺僧的勤奮好學向來廣為人知，歷代以來大藏寺僧在拉薩色拉等三大寺中成為頭等『格西』的甚多，以致西藏三大寺的僧人每見有來自大藏寺的新學僧加入時，便會笑言：『又來了一個「拉然巴」(即『頭等格西』之意)！』。在西藏歷史上，曾出現過一位傳奇性的高僧達勒方丈，他正是大藏寺的僧人。這位僧人在大藏寺期間，並非甚麼大師之輩，只是一位出身貧困的普通僧人，身上只穿麻質僧袍。有一天，他在挑水時被一陣怪風把他卷走了，風停時他竟已身在當年路程要走好幾個月的拉薩甘丹寺，身上仍扛挑水的水桶！達勒方丈(當時未稱為『方丈』)就只好在甘丹寺留下來修學。大藏寺的其他僧眾發現他失蹤了，便四處搜覓，在他失蹤的地方發現了幾塊石頭，每塊石上清楚印有驢的蹄印。在該年代，甘丹寺蔣孜院的方丈職位並非由民主選舉所產生，而是由一種奇怪的方法選出的。在需要選新方丈時，寺僧會齊集殿中向該院的護法吉祥天母(PaldenLhamo)祈求，然後便全體離殿，在殿門及窗戶上都封上印條。第二天，大眾在官員及長老的監督下開封入殿，會發現方丈法座上有一個坐墊。不論坐墊的主人是誰(每位僧人常年在殿中都有固定的座位及坐墊)，這個人便是護法顯靈選出的新一任方丈。在達勒方丈讀至佛學低級一年班時，寺院舉行了方丈選舉，他的坐墊竟然被護法顯靈放于方丈法座上，于是他竟便成為了新方丈。在舉行升座大典時，由于他的學識極低，大部份僧人不甘心向他頂禮，便改向甘丹寺宗喀巴大師靈塔頂禮。這時候，方丈座後的一尊宗喀巴像竟然開口說話：『我在這！』，于是大家被嚇倒了，只好向佛像方向(亦即方丈所坐方向)頂禮，此後便對新任方丈生起了尊敬之心。自此，這尊像被稱為『曾說話的祖師像』，至今或許仍在甘丹寺。由于這位大藏僧人才在讀一年班，後來便被稱為『達勒方丈』，即『一年級方丈』之意。達勒方丈雖無奈地成為了方丈，後來卻的確學有所成，並在其長達四十五年的任內為該院作出了甚大的貢獻，他的故事從此成為了一個美談。當年的大藏寺僧人，在發現失蹤者竟然神秘地到了拉薩，又成為了甘丹寺蔣孜院方丈，當然目定口呆，此時才驚覺那幾塊石上的蹄印，必定為甘丹寺蔣孜院護法吉祥天母座騎(吉祥天母騎驢)在帶走達勒方丈時所留下的。大家都認為吉祥天母一早就因為某種因緣，而認定了該僧人為未來方丈的適當人選，所以把他以神通在一剎那間由大藏寺帶到了甘丹寺(由大藏寺至甘丹寺的路程極遠，我當年走路就用了多個月的時間)！這些有驢蹄印的石頭，現今在大藏寺仍保存一塊，蹄印清楚可見。

　　達勒方丈在晚年回到了他的生地，曾建一佛塔，並把自己的佛珠放在塔內。這串佛珠後來長出了柏枝，穿透塔身而出，村民都喜歡取柏枝帶在身上作為護身物，我童年時聽說這些護身物十分靈驗。在入住大藏寺年間，我曾經去過距大藏寺一小時腳程的達勒方丈所生村落，並親眼見過這座佛塔。這座塔後來在文革時被毀，後來在一九九三年我曾經捐款重修佛塔。現在該村中仍有達勒方丈的家族後人居住。

　　有關大藏寺的歷史，還有一段重要的事值得一提。大藏寺的右方有一座小石碑，上刻觀音大士之形相，這是紀念第六世DL喇嘛到訪的一個石碑。第六世DL喇嘛一生十分富傳奇性，他喜歡扮作普通僧人，甚至乞丐的形相，在藏地云游四方，有說更曾到過漢地五台山。在他的自傳中，亦提及曾到訪大藏寺之事，而且對寺院之規模及僧人修學之勤奮甚表嘉許。在大藏寺時，尊者秘密地躲藏于護法殿中修持，本來未為人知。有一次，他在現在石碑所在地被一位曾到過拉薩晉見他的老寺僧認出了。尊者囑咐老僧代他保密，但老僧堅決要求他留下一些駐錫大藏寺之紀念，尊者便說：『在我走後，你在現在我倆見面之處立一個觀音大士石碑。見碑者如同見我本人！』，于是老僧便在該地立了石碑，至今尚在，藏民在繞寺時都會在此碑前頂禮。此外，尊者又于護法殿外牆寫了一些文字，但該牆在近年維修時被忍痛拆除，只好在新牆上同位置依舊照片拓上原來的字跡聊作紀念。

　　大藏寺中的僧人生活日程很緊密，除了過新年的三天假期及結夏安居後有一周假期外，全年都要誦經、修學及負責寺務。在一年四季中，每季都有其固定的宗教儀式，凡僧人不論是方丈或長老都必須參加上殿、年復一年地循環舉行與拉薩下密院一模一樣的周期法事。除了有重病的僧人外，全寺必須參與這些誦經活動，在殿中不可談天、走動、站立或倚牆而坐，連吃東西時也不可發出任何聲音。在座位排列上，僧眾必須依出家先後而坐，長幼有序，絲毫不得弄錯，這其中只有法台及轉世者是例外。大藏寺歷來由湛康仁寶哲及祈竹仁寶哲這兩個世系的轉世者所住持，所以我在殿中有一個較高的法座，而且坐在前方。另一位法台湛康仁寶哲也有自己的法座。在我住在大藏寺時，湛康法台比我還年幼，恐怕大概是四歲左右。他的先世轉生我也見過(大概是在我五歲未入寺前的時候，記憶已不太清楚了)。在當時，寺中還有兩位並無法台地位的轉世者，他們在大殿中各有自己的法座。

　　在法會中，僧人不可看經誦讀，必須靠記憶而背誦儀軌。由于一年中每季及每月所修的儀軌都不同，我們必須背誦極多的經文。但凡新僧入寺，便先要背好由宗喀巴應阿旺札巴之求而著之菩提道次第短論《道之三主要》，然後便要背誦《般若心經》、《大日如來儀軌》、《五大願文》、《上師會供》、《度母儀軌》、《大白傘蓋佛母儀軌》、《瑪哈卡那護法儀軌》、《吉祥天母護法儀軌》、《法王護法儀軌》、十三尊大威德金剛自灌頂及火供儀軌、上樂金剛自灌頂及火供儀軌及密集金剛自灌頂與火供儀軌等等，還要在課余學好使用法器、多種唱誦聲律、供品制造及排列規格與繪畫砂制壇城等等，總共約需六年以上方可全部學懂。

　　新入寺的僧人一般被安排至同村僧人的僧舍中居住，由年長的同村長老僧人管教，紀律很嚴。這種依生地而分的僧舍團體，在大藏寺共有七個，分別代表附近的七個村寨。僧舍提供教育、食用及衣，僧人完全不需擔心錢銀問題，也不准許有私人存錢的情況，生活很簡單，不像其他西藏寺院中僧人有做生意經商的不良世俗風氣。凡有僧人圓寂，便會由死者所屬僧舍負責其後事。在附近的七個村寨中，凡有例如超度等宗教需要時，與該村有關連的那個僧舍便會自動派人前往主持法事。這類民眾的宗教法事，我們視為僧人及寺院的當然責任，並不涉及供養或錢財。

　　在各種大藏寺法會中，我對護法殿的護法供養法會印像特別深刻。護法殿中十分陰沉，誦這種儀軌又有特別的聲律規矩，每個音會拉至一、兩分鍾長度而誦念，在黑暗中便只有鈸、鼓及誦經聲。大藏寺的瑪哈卡那護法特別靈異。在供奉祂的法會中，常會聽到一些不知來源的腳步聲，這些便是護法在殿中走動的聲音。如果寺中有僧人持戒不清淨，便會有野熊等猛獸不怕人地走入寺院范圍內的情況。遇上這類情況時，僧眾便會檢討及懺罪。

　　在一年一度的瑪哈卡那護法修持閉關中，全體僧人聚集殿中，由長老把殿門鎖上，往後的一周內僧人就在殿中誦經，食及睡也都在大殿中，絕不可離殿中斷(大殿中有廚房及廁所)。由于寺僧的修持嚴謹及護法與大藏寺的不共密切加持，大藏寺的護法薰香粉極為靈驗，帶佩身上便能防止魔障及災劫，薰燒則能除病息災而得護法來臨加持。當年大藏寺寺產中有不少馬匹及牛只，平時放牧于深山森林中。在五十年代前的大藏地區森林，有許多熊、狼及猛虎等凶獸，經常會殺獵林中放牧的牲口，但身上佩帶了大藏寺薰香的牲口卻從未受過猛獸傷害。有一次，一些小賊牽走了大藏寺的牛只，寺僧便向護法像祈求，這時候已被帶遠的牛只竟然由牛角噴出火光，把賊眾嚇得驚惶失措，馬上便走原路回頭把牲口全數歸還寺院，並害怕地祈求護法原宥。

　　在一年一度的觀音修持閉關中，寺僧亦是在大殿中被關起來，一連七天在殿中渡過，分開幾組輪班誦觀音真言，保持七天內二十四小時都誦咒不斷。在這種法會中，僧人會預先以珍貴藥材及聖物舍利等造成大批丸子，放在一個純銀制的瓶子中，上蓋以一塊布料，整個銀瓶置方丈面前。在法會期間，如果一切如法及僧人中沒有戒律不清淨者，往往能清楚看到瓶子會冒出蒸氣及感到瓶子發熱。在法會後，方丈把布料打開，如果本來裝得半滿的小丸自然增多了，便是修法成功，這些小丸便分發僧人及民眾。有時候，小丸甚至會神奇地增長得極快，未等法會終結便長多至溢出瓶口。這些小丸，可以置家中供奉、佩帶身上或于病時服用，靈驗驚人。即使供在家中，只要能保持乾淨，它們仍會神奇地自然變多。除驚嘆加持之奇妙外，別無其他解釋這種現像的可成立理論。在上述閉關中，常常會見到殿牆神奇地滲出水珠，這是附近地神等來護持閉關的徵兆。以上都是我親歷的經驗。我在後來往西方弘法後，曾把許多這些觀音丸分贈漢人及洋人弟子，他們在家中供奉後，很多人亦見證到小丸增生之殊勝現像，這與佛陀及聖人舍利子增生之情況相似。

　　在每年的夏、冬兩季，大藏寺全體僧人必須往附近村落為俗家人誦經。最遠的村落要走半天才到達，年老及腳有病患的僧人可以騎馬前往，其他人則必須徒步。由于僧人早已能背誦要誦的經，上路時大家只會帶僧袍及隨身的佛像，行裝十分簡便。村民對僧人很尊敬，往往以最好的食物供養，而僧人亦很認真的誦經，每天由清晨五點誦至晚上九時。這類村中法事，普通僧人必須出席，但作為法台的我則有權選擇是否隨行。我當年雖然年少，但也知道作為一個地區精神領袖的責任，從來不會缺席而讓村民失望。在每次入村誦經時，一般都是兩天一夜，也不算怎麼辛苦。

　　除了以上所述的活動外，大藏寺的僧人是不許外出的，村民亦只可在寺外繞寺朝聖，平日不可入寺，這只有一年兩度的寺院開放日是例外。

　　在不需上殿的時間，新僧必須背經及依長老學法，同時也要乾些雜役。對于個人的修持，寺院並無限制，但大多僧人都修大威德金剛法門，在其余時間則口誦觀音咒及宗喀巴祖師讚，此二咒基本上是閒余時近乎不離口的。此外，瑪哈卡那護法讚也是寺僧在每天私下誦念多次的修行課目。我自這段時期起，便開始日誦《妙吉祥真實名經》及每天念多次宗喀巴祖師讚與瑪哈卡那讚。在後來的日子中，我曾經被判勞改及重病垂危，但從未試過有一天中斷誦念。這種由大藏寺培養成的習慣，我奉持至今已逾五十年了。

　　在寺院的後山，有些老僧閉關不出，通常每次關期是三年多。後山的閉關房據聞鬧鬼，但寺僧從不把它放在心上，所以一直沒有人修甚麼法去解決怪事。曾經有一個老和尚在這關房中閉關三年，每天早上他便會發現自己身在關房外的草地上，似乎是鬼怪在他每晚睡覺時把他抬出房外的情況。但老和尚既不怕鬼也不理怪事，還是繼續他的閉關修行，鬼怪好像也並沒有其他的異常舉動。我自己心想，這關房的鬼怪也不失為一位『護法』，專職考驗閉關者的膽量和定力，它對有膽色及有恆心的僧人也從未真正加害，恐怕的確也沒有對治的必要。

　　大藏寺的祈竹樓，是一座頗具規模的建築物，位于大殿後方、整個寺院建築群的最高位置。它與大藏寺著名的護法殿外牆都涂上金黃色，而寺中其他建築物都是涂白色的。祈竹樓內供奉一位護法，祂是瑪哈卡那護法的其中一種化相，而瑪哈卡那則是觀音大士的悲心所化現之忿怒化相。我在住于祈竹樓的日子中，經常夢到這位護法。在冬天雪季的清晨，在無人于其上走動的屋頂會鋪者一層新下的雪，我們經常會看到新雪上有很多腳印，猶如有人曾徹夜在樓頂上踱步巡視時所踏出之足印，這顯然是護法在守護大樓時留下的痕跡。歷代祈竹仁寶哲與這座祈竹樓似乎並沒有甚麼因緣。我的外公因為是居士身份，並未長住祈竹樓。他的上一世雖是僧人身份，卻也沒有在祈竹樓中住過多久。我在入寺後，亦並不常住于此樓中，幾年後便又去拉薩求學了。在去了拉薩不久後，大藏寺便被毀滅，祈竹樓當然也未能幸存。在始于一九九三的幾年重建後，寺院及寺中的祈竹樓基本上現已修復，但我卻只在二零零零年夏天在重建的樓中住過十天而已，在我今生中回寺長住的機會亦恐怕不會出現。

　　從十歲入寺起，我在大藏寺一共住了八年左右。在寺中，我在名義上是寺院的法台轉世及祈竹樓的主人。事實上，我並不常住在祈竹樓中，絕大部份時間反而與我的師父住在一起，過的生活與普通小僧分別並不太大。

　　家師洛桑達華大師當時年約四十五，中等身材及高度。他住在一間極普通的僧舍中，同屋中還住有十五個大師的徒弟(大師還有其他徒弟住在其他僧舍中)。

　　每天凌晨天未亮前，家師便起床前往護法殿誦經，風雨不改，天天都如是。在我初入寺的第一年，家師在早上都單獨到護法殿誦經，我則會在這段時間中樓上樓下不斷跑，與其他小僧追逐游戲，有時也玩一種近似西方足球的比賽。其中一位僧人會充任哨員，負責留意家師的動靜，確保在家師誦經完畢而回屋時全體小僧都扮作在讀書的樣子。大約過了一年後，家師有一天發現了我們在他外出時的真實表現，從此他便堅持每早把我帶上殿。

　　在入護法殿後，家師便會誦大威德金剛及瑪哈卡那護法的儀軌，我則要在旁完成一百次禮佛，然後自己背誦經典。我們師徒二人通常在護法殿中用早餐，然後便返回家師的屋舍。在回到僧舍時，大概會是天亮時份，家師會稍睡一會，眾徒弟分坐屋中角落各自背經。在這時間到十一點之間，如果當天寺中有法會的話，我們便要上殿參與，否則便在屋中背經。在十一點左右，家師便逐一考徒弟當天的進度，然後師生一同進食午飯。

　　在藏傳佛教寺院中，除上殿應供外，僧人通常都各自在僧舍中用餐，並不集體用餐。僧人的日常食用很隨便，只需在碗中放入糌把粉(一種青棵所制、如面粉類的粉末)，混入茶水及酥油，再搓幾下令其成為面糰狀態便進食，頂多只會另外有些乳酪及酸奶而已，所以我們的午飯基本上是不需煮烹及過後洗碗的。

　　在午餐後，有一小時休息時間。在這時間，我通常會以觀看牆洞中的蜘蛛為樂，有時也纏幾個年長一些的師兄，聽他們講古老傳說及鬼怪故事等等。

　　在下午三時左右，眾學僧又跟師父學經，這一節大概長兩小時。在下午五點左右，師徒便聚在屋中的小佛堂圍火爐而坐，家師坐在中間，我因為是轉世者的身份而通常被命坐在他的左側，其他同門則圍成一個半圓圈狀而坐地上。這時候，師徒會同誦所懂的各種常用經典、祈禱文及儀軌，由學習的先後次序順背誦。剛入門的小僧，只懂背少許經文及儀軌，在依序誦至他們未能背出的部份時，他們便可以離座。這樣地，留座的學僧會越來越少，最後只留下家師及能背誦最多經文的師兄。在背至尾聲時，通常已是大約十點鍾左右。然後全體師徒又聚在一起同誦《二十一度母讚》七次及《瑪哈卡那護法禮讚文》廿一次，然後才用晚餐，吃的仍然是千篇一律的糌巴粉。

　　在晚餐後，家師會再教經中的幾個詞，令徒弟心中默誦，不許參照經書文字。在十一時半左右，學僧又入小佛堂禮佛一百拜，在十二時半左右便入睡。在睡醒後，又是另一個同一樣的日程。

　　除了遇上整天長的法會外，我們學僧的生活基本上便天天如此。在要上殿的日子，便要在晚間補回當天所失的學習時間。在一年中，基本上只有入村修法的幾天生活規律會有所變化，否則便是天天一樣的生活，並沒有假期。

　　家師除了是一位高僧外，同時也懂一些醫學。在這八年中，我有時也會稍學一些醫理。在嘉絨地區，遍地生長的都是珍貴藥材，牛只每天所吃的草其實也是藥草。當地居民飲這些牛只的奶，所以大多身體極好，甚少生病，在大藏寺一帶就連醫師也沒有生意。我當年只學了一些辨藥的學問，但並沒有甚麼機會實踐或觀摩診病過程。

　　除了采藥外，有時我也會告假往剃度師堪薩仁寶哲處探望。我記得沿途會行經一個小村，村中常有一頭白色的老豬流連。這頭豬是被人買來放生的。藏族常有把牛、羊及馬放生的習俗，但甚少有把豬放生的例子。即使時至今天，我已經六十多歲，除當年見到的這頭豬外，也真的未聽過有其他人把豬放生的事例！

　　在我十一歲時，著名的貢唐仁寶哲來到大藏寺朝禮。大師當年約二十歲，在寺中留了四、五天左右，但並沒有說法。過往有某一世的貢唐大師曾任大藏寺的方丈，所以大師的世系與大藏寺向來是有淵源的。我對當年大師來訪的情景今已記不清楚了，只依稀記得當時全寺出迎，場面很盛大。在後來的日子中，大師坐牢二十一年，受了很大的折磨。在一九九五年，我在北京又曾拜見了大師一面。在一九九八年，我的徒弟林聰曾拜見大師，大師還提起年青時訪問大藏寺的情況，並答允在二零零零年參加大藏寺重建竣工慶典，可惜想不到大師在慶典前便圓寂了。

　　在一九五零年前後，嘉絨一帶開始有政治變化，但對于深山中的寺僧來說，我們並不太注意這些變動。當時入駐嘉絨的共軍頗為友善，而且的確十分有紀律，而鄉民對他們的到臨則反應不一。沒多久後，家父成為了一個政協代表。

　　在我十七歲時，曾有一次與外婆等一眾親友往附近的觀音橋朝聖。在回程時，山上滖下一塊像犛牛般大的石頭，差一點把我們三人壓死，我的手指被壓至見骨及大量出血，至今仍留有後患。在險被大石壓死而脫險後，我騎馬行至山上時，聽到有怪聲一響，轉眼間坐騎已被一塊空中橫飛而來的小石打中眼睛，從此它便瞎了。當時山上除我以外一個人也沒有，事後眾人都說當天的兩件凶險怪事是沖我這個轉世者而來的某種非人魔障。

　　除了上述幾件印像較深刻的事以外，我在大藏寺所渡過的八年便幾乎是天天一樣的刻板生活。有時在感到生活枯燥時，我便會在早上挑水時，偷偷地騎上家師的白馬，在寺院旁的空地上策馬狂奔作為僅有的娛樂，可幸地家師從來未發現過我這個習慣。

　　我在大藏寺學習的表現不過不失，但偶爾會因各種小事而被家師打罰(一年頂多五、六次)。家師的一向習慣是凡有一人犯過便人人都要捱打，而且對我特別打得厲害。當時有一個比我年青的師兄叫『蔣央』，他對家師的性格脾性了如指掌。每當在家師打他時，他便無賴地仰躺在地上不起，未被打已慘叫連連地大聲哀求家師原饒。家師對學僧的責打不過是愛徒心切，並非出于嗔恨，所以只會打在非要害的部份。這個蔣央采取仰天躺的姿勢，家師便每每怕打中徒弟的面部或胸、肚部位，只好另找其他弟子責打。我的脾性與蔣央剛剛相反，受罰時總蹲以背部挨打，又從不肯呼痛求饒，所以每每令家師更多打幾下。我當年的心態是既犯了錯倒不如早點受罰，這樣總比等候捱打更為痛快。家師打罰的規律是責打後一定有一、兩天『休息期』，所以我在受打時常常會在心中高興地想：『明天和後天可以放心地玩了，老師一定沒力氣再打！』。年青時的我有一個優點，不論家師怎樣狠打，我的確從未在心中埋怨，反而會甘心受罰，心中認為自己犯了錯便理應捱打，但怪的是我當時卻也從未想過要改過向好。

　　以上所說的，是我在大藏寺時的情況。我所講述的每天生活，是初入寺的小僧之學習情況，年長及已學完基本課程的僧人，生活自然大是不同，各有各的修持及寺務工作。當時的大藏寺僧眾很多，寺務興盛。在當地民間正在發生的巨大政局變化，對我們在感覺上來說是很遙遠的。

　　在距今約一百年前，大藏寺有一位名為『卡華珠洛桑尼瑪格西』的長老曾作預言：『現在顯得法務昌隆的此寺，將來會被毀滅荒廢，再由來自遠方的人重建。于重建後，僧人眾多，僧舍遍布整個山頭，于召眾上殿時，現在以鑼聲宏亮著稱的大銅鑼仍不夠用，到時要用上兩個大鑼分別在寺院前方及後方敲響才能令最遠的僧舍聽到召集。在那時候，寺殿比現在還大，現在寺院尚沒有的辯經院，到時也會建成，更會有黃衣僧人與紅衣僧人一起學習經論。此時，我將會再來寺院，于後山建舍修持。于此之後，大藏寺將大弘正法，直至末法時代方息！』。在我年幼時，眼見寺院一片鼎盛之況，哪會相信這個預言！其他僧人亦沒有在意流傳下來的古老說話。沒想到在今天公元二零零零年，大藏寺已經歷了被毀及重建，這個古老預言至今已應驗了絕大部份。始自一九九三年的重建工作，得到了我的各國弟子資助，甚至有新加坡弟子率隊往寺院親手建造部份工程，所以應驗了預言中『來自遠方的人重建』的部份。重建後的大雄寶殿比以前的大得多，又先後建成供有十三米高彌勒像的彌勒殿、供有八米高宗喀巴像的祖師殿及供奉五米高千手千眼觀音像的大悲殿，此外還建成了大型僧舍、不動佛殿、居士住宿樓、閉關房、大型僧人膳堂及方丈樓等，甚至連新建的祈竹樓亦比我年青時所住的大了許多，應驗了『寺殿比現在還大』的部份預言。重建後的大藏寺，有一座宏偉的辯經院，又應驗了『現在寺院尚沒有的辯經院，到時也會建成』部份。至于『黃衣僧人』，有些人認為是指來自五台山的僧人，但我卻認為這一詞在廣義上泛指漢僧。以今天格律派的趨勢來說，大藏寺未來的確極可能有眾多漢僧來到與我們這些『紅衣僧人』共同學習佛法。寺院在重建過程中，一直留空了長老預言將于乘願再來時建舍居住的後山地方(長老曾插杖為記)，不敢使用該塊土地。至于寺院是否能發展至『僧舍遍布整個山頭』，則要視乎創寺祖師阿旺札巴當初發了怎樣的宏願了，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盡力而為及拭目以待！

第三章──徒步走拉薩
　　在一九五三年，我近十八歲的時候，中國政府命各藏族地區的領導人物前往成都觀摩學習。在這時候，四川嘉絨地區已由共產黨管理，但藏人對政府及政策所知不多。我是大藏寺地區的精神領袖，自然也被邀請往成都學習，同行的有雙親(家父當時成為了政協代表)、舅舅等六、七個人。其他地區上的領袖、舊社會中的富人及具影響力的人物，全都在被邀之列，包括原嘉絨藏區的土司(地方領主)。

　　在當年春季，我家一行六、七個人騎馬前往成都。路上除了汶川縣有一個客店外，其他晚上都是在路上扎帳蓬而休息。一路上的風景很不錯，沿途有大片的竹林(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間，我多次回鄉，在同一條路上卻沒見一根竹子)。這次的觀摩學習，名義上我們是被邀請參加的貴賓，但我們心明白，實在上我們並無自行決定參加與否的自由。一路上，天性豁達的我尚有心情欣賞風景，父親卻是連日來失眠，對前途及自身安全很是擔心。

　　在較接近成都的地方，我們到達了可行車的公路。官方派了大貨車迎接由各地而來的參加者。我們被送上大貨車的車倉部份，人挨人地站，雙手必須緊抓車邊以防被拋離車外。這條公路當年十分崎嶇(這是我多年後的觀點。在當年，我根本未見過其他公路，所以無從比較)，沿途又多次碰上塌方及滾石流等凶險，又因為所有人都是初次乘車，同車的老人家都十分害怕，但我卻只感到新奇，尚可說是樂在其中。

　　整個會議歷時十五天，約有三百多個來自青海、果洛及嘉絨等藏區的重要人物參加。官方安排我們入住成都的民族招待所，樓高兩層，外有花園，記憶中似是三個人一間房。在這十五天中，政府安排我們參觀火車站、飛機場、寺院及刑場等，行程頗為緊密。在初次見到火車時，我覺得極為新奇，但火車的氣笛聲卻令耳朵很不舒服。對初次見到的飛機，照說我應該是同樣好奇，但記憶中當時我卻反應不太雀躍。在參觀解放後的佛教寺院時，官方安排我們前往一座成都的藏傳佛教寺院，寺僧一再向我們重覆宣傳：『解放後宗教信仰自由，與以前的日子相比，只會更好！』。當時我在成都街上看到不少精美佛像，這些都是在各寺院被封後被丟棄或偷出的佛像。本來值一千元的精工佛像，此時只賣幾塊錢，我當時也請購了兩尊。在參觀刑場的一天，我堅決不願出席，後來聽說其他參觀者被安排觀看五、六十人同時被槍決的『盛況』。在開會期間，我們又被安排參加五一勞動節慶典，記憶中當天有一位極高地位的蘇聯領導人也參加了慶典。在慶典上，除了連日來多次看過的歌舞娛樂外，也有煙花表演及閱軍儀式。我記得當時我一面驚嘆這些高科技軍備，一面也懷疑人類花這麼多心血及資源制造毀滅人類自己的凶器之邏輯性。

　　在這十五天中，官方一再要求我們天天洗澡及洗腳，或許是認為我們落後民族十分骯髒吧！每天早上，飯堂桌上會預早放好了五碟小菜，稀飯、饅頭及面條則在廚房中多少任取。午餐及晚餐，大致也是差不多。這些食物，猜想在當時應該算是很不錯的了。在每一次用餐中，我都注意到好些來自果洛及青海游牧藏區的同桌者不懂用筷子，所以他們吃得很笨拙。我們嘉絨區的領主用筷子十分靈活。我則由于自少習慣漢人的文化，也不致出甚麼洋相。在其中一餐，桌上有蛇或某種鱔類菜式，我見到後吐了一大場。

　　會期中的每天早上及下午，全體都要參與觀摩活動。在一方面，政府希望透過觀摩學習，令我們知道現代化的進步及了解共產思想，以藉我們影響各自地區的百姓。在另一方面，政府在這兩周中卻在我們各自的家鄉中大力推行反階級思想教育，要求民眾認同共產主義、反對舊勢力及思想。我當時只是一個年青的僧人，對政治一向並無一點興趣，十分樂于做一個普通的和尚。故此，我對這些活動既不反對，也並不熱切認同，所以對開會交流自然不太熱衷。有一天，我與父親在開會時間前散步，我提議自行往市中心看一看，但父親卻不太敢自行活動，最後只無奈地同意。父親很擔心我們認不了路回頭，但我卻多番保證自己的辨向能力，怎知在走了二十分鍾後，我便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了。在最後找到回招待所時，當天的交流會早已結束，官方領導對我們兩父子很生氣，不留情面地提醒我們到成都學習的目的。那一次後，我學聰明了，每次上街閒逛都帶紅線，凡在轉彎的時候便在路邊的水喉綁上一條標記，自此便天天逛街，並未被政府官員再次發現我偷走出外的情況。在另外一次交流晚會中，氣氛有點異樣，全體又在會前被命低頭沉默了幾分鍾。原來當天斯大林逝世，全體必須默哀紀念(在當時，我自然不太感到一個蘇聯人的逝世與我們這群藏族鄉下人有甚麼關系)。

　　會議結束前的一晚，是我一生中的一個大轉捩點。我自十七歲以來，早有往尚未被解放的拉薩學法之意。依大藏寺的傳統，僧人中凡有學習能力的，都要往拉薩色拉寺或甘丹寺學法進修。我身為寺院的法台，去色拉寺學習進修是很自然的路向。在十七歲時，我雖然已出家住大藏寺中好幾年了，父母卻一直仍不舍得我離鄉別井，一直以來只囑我等待至較年長時才往拉薩入學。在成都會議結束前的一晚，我與家人在房中作了一番長談。我再次提出要往拉薩學法的心願，但父母卻說：『你從少嬌生慣養，而且現在還年輕，對外面的世界你完全不了解，而且人又長得笨，最好還是先好好考慮一下！』，母親更是哭成淚人，多番挽留。其實當時我內心也掙扎得很厲害，心中猶豫不決地想：『現在的政治形勢中，恐怕未必能留在大藏寺繼續過僧人的生活，去拉薩卻也是前途難測，如何是好呢？』。最後我才痛下決心地說：『往拉薩固然是命運不可預知，但在現在政治變動中留在大藏寺學法似乎卻是絕不可能的了，我看還是去闖一闖看吧！』，然後一家人整晚都在互擁痛哭，最後舅舅答應親自送我到色拉寺。

　　在離開成都的早上，我們一家向政府官員表示欲往峨嵋山朝聖，官員也並無阻撓之意。在成都的近郊雅安，我與父母到照相館拍了我生平第一張照片，這也是我今生中與父母唯一的合照。在拍照後，爸媽必須上車向峨嵋山方向進發，我與舅舅便在路邊告別他們。家母哭說：『你雖看似有小聰明，事實上卻是村中最笨的小孩！從今你要學懂提防別人，不要隨便相信人。錢要省用，好好保管。這年頭，為了錢連親人也會害你呀！』。告別時，大家都心知以政治情況發展來看，此生恐怕不會再見上一面。我並沒有說甚麼話，只懂得流眼淚。母親在此時早已淚如雨下，父親卻強忍，不發一言便急步走上了車中，留下我與舅舅兩個人無言地站在公路旁。在這時，我心知今生中難再見到父母(後來他們在文革中被隔離，父親所受的批斗尚不算太壞，母親卻受盡折磨，骨折多處，兩人最後在八十年代病逝。當時因政治局勢，我無法回鄉送別。大藏寺則在我離開後不久的日子中遭殃，僧人被逼還俗及回鄉勞動，寺院被完全毀滅)。

　　我的舅舅比我年長五、六歲左右，人比較聰敏，又能說多少漢語，而且比我來說是較富『江湖經驗』的。在藏族文化中，舅舅與外甥是極為親密的親戚關系，所以他便負上了照顧我前往拉薩的任務，同時他也想在到達拉薩後才決定自己的去留(在當年的政治氣氛下，絕大部份人都不知何去何從，只抱見一步就走一步的心態)。

　　就這樣，我與舅舅便開始往拉薩行進。我們帶少許食物、一些開會期間獲派的漢成藥及少許黃金，我自己又有一百枚藏區通行的銀幣(這種銀幣稱為『袁大頭』，是民國初年時所發行的貨幣。在當時，這種鑄上袁世凱容貌的銀幣在拉薩及好一些藏區通行，但在共產黨勢力范圈內則絕不可公開使用，人們多只偷藏備用)，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財物。我們走了一段路後，便在一個驛站住下來，本欲等待看有沒有可乘載的便車。在等了一周之後，我便豪氣萬丈大地向舅舅說：『學僧往拉薩求學，依傳統應是步行前往的，我們倒不如徒步前進吧！你看好不好？』，舅舅在考慮後同意了我的建議，兩人便開始靠太陽辨向，背馱木造的行李架，一路往西行走。

　　在走了只幾天後，我便開始後悔當初豪情地建議徒步上路的決定，但此時我們已是騎虎難下了，只可硬頭皮繼續走下去。在習慣了每天走行長途後，難受的感覺方開始減弱。有好幾次，我因為負荷太重而欲丟棄那一百枚袁大頭銀幣。這絕不是因為我有甚麼清高的氣節，而只是因為它們的確太重及我自幼家境富裕而從未捱過貧困的原因而已。舅舅是見過一下世面的人，所以他堅決不同意我的決定，結果是我們協定輪流把這些銀幣帶在身上。一路上，我們有時入住驛站，有時在荒野中席地而睡，的確捱了不少從未受過的大苦。

　　在行走了一段時間後，我們來到二郎山。要往拉薩行進，必須先越過這座高山。由于不懂山路，我們花了幾近一周才沿大路抵達山頂。一路上細雨不停，辛苦難忍。我們飲的是冰川水，睡的是冰冷的露地(有時會帳蓬)，但沿途風光倒是很不錯，能見到麝鹿及多種禽鳥。這條路上在古代有很多山賊橫行，但在我們經過時的年代，山賊早被共軍消滅了，所以我們一路上都相安無事。

　　在抵達二郎山頂時，我的雙腳已是磨爛多處，我前往拉薩的決心曾一度動搖，興起了改道返鄉的念頭，但最終還是重新鼓勵自己繼續初衷上路。

　　在下山時，我們踫到了好心的當地居民指點，沿山邊捷徑下山，沒多久就到了二郎山的另一面山腳了。

　　在翻越二郎山不久後，我們兩次遇上了邊防軍人。第一次是在過橋的時候，守橋軍人見到我襟上佩帶紀念成都開會的毛主席佩章，便質問我：『你們既然是政府的貴賓，為甚麼不是乘坐官方的客車前來？』，舅舅以漢語回答說：『祖國的風光山明水秀，我們舅甥二人特別要求官方讓我們徒步，好看一看祖國的大好山水，讓我們回鄉後也好向同鄉介紹祖國之偉大。』，軍官對這個答覆顯得很滿意，便讓我們順利過關。在兩天後，我們又碰上另一個邊防軍人。這個軍人把我們的背包打開了，仔細搜查包中的財物，尤其是對我用來供護法的供皿甚表懷疑，眼看就要把我們扣押的了。舅舅不愧為腦筋靈活的『老江湖』，他施施然地取出了一張毛主席照片在地上豎好，又把供護法用的茶供皿放在照片的前面示范說：『我們藏族以前封建迷信，習慣在佛像前供奉茶水以表敬意。現在我們思想搞通了，不再弄那一套玩意了。我們現在天天在毛主席前供上一杯茶，以表達我們的感恩。天天不忘毛主席！』，軍官的態度馬上從嚴峻冷漠變為親切及感動，口中連連說：『好！好！這個好！』，不但答應放行，還熱情地把我們帶到他的值班室中招待飲茶。在過了這一個關卡後，我們便算是到了當時尚未為共軍駐守的藏區地帶。

　　在行至康定前的一晚，我們入住一間小客棧，房中連床鋪也不供應。舅舅不知從哪為我張羅到一塊骯髒床墊。我看床墊頗為骯髒，但人在路上也無法期望甚麼了，只好委屈地睡在其上。當晚，我發了整晚的怪夢，夢到空中飛來了轟炸機，放下了無數毒蟲，毒蟲直往我身上叮。在翌晨一覺醒來，我猛然發現全身長了很多紅點，痛不欲生，寸步難行，想來是床墊骯髒所致的。舅舅扶我一步一步地勉強行走，到了康定便住上了三、四天，順道朝禮當地一間由大藏寺祖師阿旺札巴所建的安覺寺，但病況絲毫沒有消退的跡像。這時候，我們遇上了一批正要前往甘孜的商旅，便向他們租了一匹馬，我忍痛騎馬隨隊行進，舅舅仍是徒步，在一周後到了塔公，我們又住上了二十天養病。塔公有一座薩迦派寺院，內供一尊被視為與拉薩大昭寺釋迦像無異的神聖佛像，所以我們去參拜了。在這地方，我們聽說山上有一位性情古怪的寧瑪派隱士，當地百姓都勸我上山求他加持。由于早聽說隱士脾氣古怪，又常常放狗咬欲來訪的人，我便叫舅舅走在前面，不良于行的我跟在後面。在惡狗真的沖上來攻擊時，舅舅在驚慌中卻忘了手中持有手杖，反而用衣袖猛揮，舉止驚惶失措，很是笨拙。老隱士在見到舅舅的可笑動作後，被逗得大笑，便把狗叫回，樂意在他在雪地中扎的白帳蓬中接見我們兩舅甥。這位隱士叫做『薩喀喇嘛』，他只穿很少衣服，長有長長的白胡子，活像畫中的『壽星公』。他對我說：『你的家鄉情況不太妙了！你既決意往拉薩求學，便要打定不回頭的決心！在拉薩你大可放心地學習七、八年，我也會常常為你向三寶祈求加被！』，同時又送贈一本他的證道歌集及一些錢給我作盤川。我向隱士追問外公之轉世(當時我家中的新弟弟被確認為外公轉世再來，亦即第七世祈竹仁寶哲，沒多久前他新入大藏寺登座)未來前途，他說：『你別想他了！這個轉世並不會有甚麼「未來」！』。舅舅又向隱士說了我身上紅疹的病況，隱士隨手往牆上抓了一把牆土，囑我晚上涂在身上。我當時心中很感奇怪，心想：『我這次往拉薩求學，起碼也要住上十年以上，為甚麼隱士斷言我只可留七、八年呢？』，但我並沒說甚麼便告辭下山了。這位隱士的確是有神通的人。在涂了他在牆上隨手拈來的牆灰後一天，我身上的紅點全不見了，而且健步如飛，猶如不曾患病一樣。在多年後，老隱士的預言也一一應驗了。我在拉薩住近八年後，共軍便控制了拉薩，我在拉薩求學的生涯便告終結。至于外公的新轉世，也真的沒活了多久便圓寂了。

　　在別過老隱士後，我又隨商旅徒步前行。在二十天後我們到了爐霍的一間格律派寺院，住上了十多天。在此寺時，我們身上的食物已用完，我與舅舅便只好硬頭皮，在行經的村落中挨戶行乞。僧人向居士家庭化緣，其實本為佛教傳統。佛教的本師釋迦牟尼生為太子，在出家後也與眾僧人弟子一樣逐家逐戶地化緣乞食。在泰國等國家，僧人至今仍然是每天上街化緣乞食的。這種傳統其實有很多意義，對專心修行的僧侶有莫大的助緣，也可令施主積集福德。當時我們舅甥二人雖吃完了隨身口糧，但其實卻仍有現金。我們行乞的原因有一半是為體驗一下化緣的滋味，想試一下乞食的生涯。另一半原因是，由遠地往拉薩求法的學僧，的確一向有沿途化緣的傳統。但當時的我，自幼家境富裕，出家後雖然表面上過普通僧人的生活，但終究還是一寺之法台，從未向人乞求過些甚麼。同時又因我當時對佛法的修行及理解尚淺，總拋不過世俗面子的包袱，所以當時心中很覺委屈，與舅舅互相推搪埋怨了一番，最後還是被迫地向陌生人化緣。我們自創了行乞的口號，口中喊：『吉祥！吉祥！請給一點糌巴！唵瑪呢啤咪吽！』第一次化緣時，我們只乞得約三公斤的糌巴粉。在這一次後，我們沿途多次無奈地化緣，心中很不是滋味，但也總算捱過關了。在現在想來，其實作為一個佛教僧人，即使不能天天學佛陀般沿門化緣，若能在一生中起碼曾效法原始佛教的這種傳統一、兩次，也是甚具意義的一回事。在西藏，雖然並沒有像泰國僧侶每日排班沿門化緣的習俗，但歷史上一直也有僧俗二眾在往遠方朝聖時一步一拜、沿途化緣的傳統。西藏人基本上是全民信佛，對僧人及發心一步一拜往遠方朝聖的信眾，一般都十分樂意積極布施。在我們上路的六百年前，我們的祖師宗喀巴便是沿路化緣，背一個背包，走差不多的路徒步去拉薩求法的。

　　在我們舅甥二人一面化緣、一面上路中，我們終于跨越了嘉絨地帶(爐霍在當年屬嘉絨區之邊境)，往甘孜步進。往甘孜的路上，途經一座高山，山上有不少盜賊。商旅命我們小心行進，但我其實沒甚麼可怕的，因為我身上的錢財根本不多。為了安撫害怕的同行人，我為他們誦念了寂天大師著作《入菩薩行論》中之偈句『普于一切旅行者，所至諸方皆安樂，隨其有所進行事，不假劬勞皆成辦』。結果我們並未遇上盜匪，只遇上一些臉部流血及手腳受損的遭劫旅客。

　　在甘孜，商旅為我們安排了甘孜寺中的一房暫往，以等待及物色由甘孜往拉薩的商旅供我們隨行。在甘孜的一個月中，我遇到了一位哲蚌寺的老『格西』(相當于佛學博士身份)，向他求得了《妙吉祥真實名經》的口傳。這一部經我在大藏寺時已開始每日念誦，從未間斷一天，但在這之前我並未求得該經的口耳傳承。在求得傳承後，我當然仍保持每天念誦該經的習慣，乃至後來被判勞改、坐牢及在印度重病垂危時亦未嘗中斷一天，至今算來已有五十多年了。此外，當時著名之大師色拉寺志院洛桑旺(SerjegaenLosangWangchuk)當時正在甘孜寺說法，我便隨法師學了兩天。法師說的是康巴方言，所以我根本聽不懂開示。當時法師講授的是《上師會供儀軌》，這是我在大藏寺時已能背誦的。在法師講及儀軌之原文時，我聽得懂他是在說哪一段。但在他作解釋時，我馬上便茫然若失，一點也聽不明白。但由于在聞法時之小息時間中，寺院提供茶飲，我還是很高興(當時我們兩舅甥與乞丐的心態已差不遠了)！

　　在甘孜，我們住了共一個月，期間十分愉快，也並沒遭遇太大的困境。

　　沒多久後，我們碰上了一隊來自同鄉的六個人，整批人又跟上了一隊往拉薩前行的商旅。西藏地區地大人少，有不少地帶極為凶險，互相不認識的人結伴同行是常見的情況。一路上大家通常同時行進，多多少少會互相幫助解難，但因江湖凶險，大家也不見得會推心置腹。在這種安排下，個別小隊只可跟大隊商旅，對行走路線及行止時間並無發言權，總只是在商隊拔營出發時便跟、商隊停扎時便也跟扎營休息。如果自己因病或因事落後了，便只可找安全地方等待下一隊商旅經過時才跟同行，或冒險地一邊前行、一邊留意物色找其他商隊靠掛。

　　在這段路上，我和舅舅買了一匹啡黑毛色的老馬，由馬馱食物及行李。這一程路橫越游牧地帶，途中不見村落農莊。由這前往拉薩有三條路可走，一條是橫跨無人地帶之路，一條是偏北路，最後一條是北路。我們走的是偏北路，大概是現今川藏公路與青藏公路之間的路線。這所說的『路』，不過是指一個大概的方向而已，其中很多地方根本沒有路可走，只是朝一個方向、一步一步地行進而已。

　　這段路走得十分艱苦，我們一共花了整個月才到了昌都附近之類烏齊山，亦即由成都到拉薩的半途點。

　　在這有一座薩迦派寺院。它與西藏中部的薩迦寺，是供存了西藏寺院中最多藏經的二寺。我們參訪了這座寺院，並彎腰在它的藏經架下走過多遍，同時口誦懺罪百字明咒。這是西藏人朝禮佛經的習慣。在這一天，我丟失了家母給我的手帕。這條手帕是我藉以懷念家母的唯一物品。失去它後的多天中，我都耿耿于懷，猶如失去了母親一般。

　　由昌都類烏齊上路，又是整個月地行走崎嶇的山路。由于缺糧的原因，在這個月中，我的肚子沒有一天是滿的。在肚餓上路的時候，舅舅的話特別多。他總是在盤算當天如果是在故鄉，算日子應該便是到某人的家中誦經的日子，而那位居士通常又會供養哪一種食品︰︰︰等等。就這樣，舅舅天天一面上路、一面幻想在故鄉某居士家中的食品，天天如是！

　　在這段路上，有一天我的鞋子穿爛了，便只好以布包腳行走。這樣做只頂得一陣子，布便又穿爛了，一路上我的腳走得破爛不堪。在忍痛走路時，我一直誦念宗喀巴讚及瑪哈卡那讚，心中想故往歷代祖師求法之艱苦。這樣地想令我的痛苦在感覺上減輕了不少。

　　在徒步行走了近一個月後，我們才走出了游牧區，穿越了那曲地區而到了當雄，拉薩是指日可達了。這時候，老馬因連日行走已變得體衰力弱，又因年老脫牙而吃不下草，終于因疲累及飢餓過度而跑不動了。大家都向我說：『你這匹馬是不行了，你讓它自生自滅吧！』，但我堅決不忍，便只好落後大隊、半逼半誘地拖馬慢步行走。每天早上，我會提早出發，一人一馬慢慢向北行走。沒多久後，大隊便會越過我們，到深夜大隊早已呼呼入睡時，我們才能趕到扎營地點。這樣地過了一星期後，老馬最終還是在某一天的下午倒下了。這匹馬很有靈性，顯得自知死期不遠，對我流眼淚，我陪了它良久而不論怎樣拉也拉不動它，最後我只好放棄它了。我走了幾步後回頭看，它又站起來了。我奔回頭時，它又再度倒下。我就這樣來回在荒漠中奔了好多遍，也哭陪了它良久，但最後只好無奈地上路，把它留在荒野中等死。在我後來的日子中，大半生算來也有遇上不少生離死別，但當年與這匹老馬曾共患難之無奈哭別的一幕，至今卻仍歷歷在目，一直忘記不了。

　　一路上，我們每天一直只限制自己吃用少量食物，我已半年來未曾嘗到食飽的感覺了。舅舅身體不太強壯，食量卻不小，所以一直以來我堅持由我保管糧袋，否則即使是沿途化緣，也早已糧盡了。在抵達與拉薩只隔一山之距的地方時，商旅便與我們分路走了，這一天我與舅舅所余的食物剛剛吃完。這時適逢收割季節，地上有一些由農民收割的籮中漏丟的豆糧，我與舅舅當天只好拾豆而充飢。

　　在行至位于拉薩市邊沿的色拉寺東面後山時，天早已入黑，舉頭只見天上繁星點點。這座山很是古怪，當地人都說山上有毒性，令人頭痛不適。我當時不知道有這種說法，但的確感到頭痛難堪，眼見一塊大石上有凹位，內有很多碎布可供作被褥用，便與舅舅商量先在大石上睡上一晚、翌晨才進城。這塊大石原來是色拉寺後山的天葬場，但當時我自然並不知道，只想好好睡一覺、待第二天頭痛好了才入城。舅舅見我實在捱不過去了，便只好同意我的決定。

　　在剛躺下來不久後，附近傳來人聲，我們便連忙追上去問路。人聲來自八個僧人。他們正在摸黑趕路，又在天葬場遇到了我們舅甥，心想我們不知是盜賊還是鬼怪，所以都顯得十分害怕。一問之下，我在聽到他們的身份後當場楞了，原來這八位僧人竟全是大藏寺多年前遠赴色拉寺求學的僧人。當年的拉薩市，我猜想少說也應有幾十萬人口。在色拉寺中，僧人數目約為八千之多，其中原屬大藏寺的學僧卻只有二、三十個左右。色拉寺僧人一向又鮮有在入黑後在後山走動的。但在這時刻，偏偏有這幾位與我同鄉、同寺的僧人碰巧因事耽誤了回寺時間，只好摸黑趕路，就讓我碰上了，而且碰上的八人中竟全都是大藏寺的僧人，並沒有一位來自他寺的同伴。這八位僧人，由大藏寺往拉薩已多年，他們離寺時我還未登座成為法台，所以我們互未見過。其中一位長老僧人以家鄉方言問我：『你知道新法台祈竹仁寶哲的消息嗎？』，我當時不知為何竟不欲回應。他又再追問我的生地，我一一作答，僧人便說：『如果你真的來自霞渡村，不可能不認識祈竹仁寶哲！』，我還是否認了。眾僧人又再說：『我們聽到消息說新祈竹仁寶哲將會到拉薩，但一直沒接到人，你一定知道這消息吧？』，我還是支吾以對，未肯承認身份。最後，一位僧人說：『新的祈竹仁寶哲是村中著名的美人達西拉姆的兒子，你真的不知道祈竹法台嗎？』，我這時才訕訕地回答：『我便是達西拉姆的兒子︰︰』。我這話才出口，一眾僧人在黑暗中即時撲倒地上，向我這個此時貌似乞丐的人頂禮，然後便七手八腳地卸下了我與舅舅的背負行裝，各僧人分別肩負了行李，又恭敬地參扶我下山。在我的一生中，曾多次明顯受到護法的加持庇蔭及在冥冥中為我安排妥當，這戲劇性的一幕正是其中的一次。

　　在第二天，同鄉僧人帶我朝聖大昭寺。大昭寺供奉由文成公主帶入西藏的一尊釋迦太子等身像。這尊佛像是世界上最神聖的一尊佛像，西藏有一句老話說：『天下最慘的損失，莫過于走了八十座山，又過了八十條河，最後卻沒看到大昭寺佛像！』。所以在傳統上，凡外地藏人到達拉薩的第一件事，便是先要去大昭寺禮佛，然後才進行其他活動。在佛前，我先是為我的老馬祈願，然後才為雙親祈求，最後則為眾生祈求安樂及祈願自己能光大宗喀巴大師之宗門。在同一天中，我們也去了小昭寺及布達拉宮，因為在同一天中朝禮這三寺的釋迦佛，是西藏人認為最是殊勝的機緣。在色拉寺中，我被安排洗浴及縫制新僧袍，半年來未剃過的頭髮也從新剃去了。由于半年來的徒步行走，我十只腳趾上的腳甲已磨至脫落，這時候才得到療理敷藥。

　　在清潔過後，我披上新淨的僧袍，被引至色拉寺方丈及鐵棒師(管僧人風紀的長者)處拜見及登記入學。在三天後，我入城探訪了一路上曾對我照顧的同行商旅，然後便正式入學色拉寺，成為八千多個學僧中的一份子。這時候，我身上的盤川早已用光，心中想：『現在我終于到了色拉寺求學。家鄉的政治局勢動盪不定，今生中我恐怕是永不能返鄉了！』。此時的我，心中很是感慨。

第四章──色拉寺的奉茶僧
　　色拉寺建于公元一四一九年，其創建者為在漢、藏二地有極高地位的大慈法王。這位大師是宗咯巴祖師的弟子。當年漢地皇帝永樂由于仰慕宗喀巴祖師，特遣代表往拉薩迎請祖師入京登國師位。宗喀巴祖師並未答允，但派了他的弟子上京。皇帝在認識了宗喀巴的弟子後，十分敬重，便冊封以『大慈法王』等封號及迎請其為國師。早在當年，大慈法王便已在漢地五台山說法，把宗喀巴祖師的教法帶到了漢地。在回藏時，大慈法王帶回了皇帝御賜的冠帽、封印及一套御印《大藏經》。在回到拉薩後，大慈法王建成了色拉寺。

　　與其稱色拉寺為『寺院』，其實倒不如稱之為『佛教學府』更為恰當。色拉寺與甘丹寺及哲蚌寺並列，是世界三大佛教學府。這三間寺院並不同大藏寺一類的道場，而是專門提供僧伽教育的地方。學僧由西藏各地來到這三大寺中，接受佛學的教育，在學成後多回到自己原屬寺院，所以這三大寺中並無太多常住僧眾，也沒有其他寺院這麼多的宗教法事，寺方甚至不准學僧作禪修或修密法，而規定學僧必須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學習經論上面。我在後來的日子中，經常有與漢地佛教徒交流的機會，發現漢人多以為西藏佛教就是密宗和密法，這是一種天大的笑話。在色拉寺等三大寺中，學僧加起來當年便有二萬以上，他們必須花近二十年學習顯乘經論，在這期間根本不會接觸密法，也根本不准許修持密法。這三座佛教學府是西藏佛教的最高權威及中樞，但全都不是密宗學府，可見漢地一般對西藏佛教的理解其實並不正確。

　　在三大寺畢業後，僧人可以回鄉弘法，也有些會入山進行閉關，有些則選擇進入密院進修密法(當然，欲學密法的人不一定要入密院，大部份人都只私下依師學法而自行專修。在三大寺中，也常有學僧低調地學密法及修持密法，但這必須低調地祕密進行，嚴格上來說並不符合寺規)。在拉薩有上、下兩間密院，系統地教授密法的修持與理論。這兩間密學院是密法的權威，其被稱為『上』及『下』是針對其地理位置而言的，並非指上密院比下密院高級(我們大藏寺，向來在密學上與拉薩下密院掛靠，在顯學上則與色拉寺昧院掛靠)。

　　色拉寺位于拉薩市郊，由寺院走路便可達拉薩市中心。當年大慈法王在選地時，曾看中另一塊空地。該地地理甚佳，可令其上居民豐衣足食、生活不憂。大慈法王卻認為僧人的生活太過豐足並非好事，所以反而選定了地理較差的寺院現址。寺院建于一座大象形的山腳下，山上的峰形可見八種吉祥物之狀。

　　在色拉寺的左方後山，是宗喀巴祖師當年在戶外說法之地，他的法座至今仍在。在法座的左旁，有一個聖水泉，飲下它的泉水可治病及增長智慧。在法座右側，是宗喀巴祖師閉關修持及埋頭寫作佛法論著的房子。在寺院背後的山腰，有一座小房子，房子石牆上有著名的瑪爾巴大師手印。在寺院右方的後山中，有柏繃喀寺、吉祥法林及一個石洞。柏繃喀寺本為藏王松贊干布為妃子所建之宮殿，殿堂建在一塊大石上，所以得『柏繃喀』之名(『柏繃喀』即藏文『大石』之意)。一代宗師柏繃喀大師之名號，亦源于他被認定為此寺之方丈轉世。這間小寺及附近建築群與西藏文化及藏傳佛教歷史很有淵源。藏王松贊干布及妃子據說曾于此宮中閉關修持，西藏史上最初的七個比丘也曾在此處修行，甚至連西藏的文字也是在這的一間建築物中發明的。吉祥法林在柏繃喀寺上方，是柏繃喀大師當年較常居住的地方。附近的山洞則是金剛瑜伽母的聖地之一，柏繃喀大師曾在此洞中修持多年。此外，色拉寺後山有一個天葬場，亦即我在到達拉薩及遇上同鄉、同寺的僧人之地。在吉祥法林下方，又另有一個天葬台。

　　有關色拉寺的命名，流傳兩種說法，第一種是說『色拉』是指寺院附近當年盛長的薔薇類植物(藏名為『色拉』)，另一種說法指『色拉』解作『冰雹』。在色拉寺建成時，哲蚌寺早已建好了，而且名聲很大。『哲蚌』解作『米田』，有些人便說色拉寺刻意取名『冰雹』，取冰雹能摧毀米稻生長之意，表示色拉寺有志超越哲蚌寺的意思。我認為第二種說法並不可靠，而且多少有霸道的感覺，想來第一種說法才是正確的。

　　西藏的寺院通常布局比較漢地寺院為亂，並不分為一進、一進及工整的方位排列，反而較似是由許多僧舍隨意環繞大殿而建成的小城模式，大藏寺及色拉寺也都是如此。

　　在色拉寺制度中，寺院共分為三個院，各有各的方丈、司事、學僧、組織及殿堂。這三個院稱為昧院、『志院』及『額巴院』，在藏文中叫做『札倉昧』(DratsangMey)、『札倉志』(DratsangJe)及『札倉額巴』(DratsangNgagpa)。在寺中，有一座大殿叫做『措欽』(Tsogchen)，是三院僧眾共同上殿時用的地方。三個院各自有自己的殿，平時若有院級的法事時便用這些院殿，並不上『措欽』大殿。昧院與志院的學制大致相同，只在所學的論著及編制上有小異之處。甘丹寺及哲蚌寺各也分為不同的院，學制也與色拉寺志、昧二院相仿。

　　在院級下，又再分為若干個僧堂。這些僧堂稱為『康村』(Khamtsen)，主要是以學僧原藉而區分的，例如我來自嘉絨地區，便自然編入嘉絨僧堂，而同堂中的其他學僧及長老大多也是同鄉的僧人。

　　在僧堂組織下，又再細分為若干個稱為『米村』(Michun)的僧舍。我是大藏寺的僧人，隸屬阿底僧舍，同舍中幾乎全為原屬大藏寺而往色拉寺求學的學僧。舅舅是嘉絨區松崗人，故被編入嘉絨堂中松崗人隸屬的布多僧舍(舅舅只住了五年多便輟學回鄉。當時家鄉已完成『土地改革』，他無法再當僧人，只好過農民的生活，一直到八零年代才重複僧人身份。我在一九九三年才再次見到他)。

　　以上所說的編組制度，其實只是一種籠統的解釋，在真實情況中有許多例外的情況，例如隸屬昧院嘉絨堂阿底僧舍的柏繃喀大師便不是嘉絨人，也本非大藏寺僧(後來在印度色拉寺昧院嘉絨堂中，連美國人也有！)。

　　在我入學色拉寺時，全寺大概有約八千學僧，其中志院有四千人、昧院有三千多人、額巴院有七百人上下。在昧院中，嘉絨僧堂學僧約有三百多個。在嘉絨僧堂中，阿底僧舍人數約占其十份之一，大概有四十人左右。

　　新僧入寺時，必須依止一位監護長老而住，由這位長老對學僧的操守及學業負責。在這種制度中的監護長老，主要是必須與新僧有某些關系，例如是親戚關系等。長老如果自認為不夠學問或事務太忙，多會為新僧推薦另一位佛法上的師長，所以一位學僧在入寺後便起碼會有一位依止師及另一位學問上的師長，但也有學僧依同一位長者為依止師及學問上之師長的情況。在這兩位師長以外，年資較長的及具轉世者身份的學僧也可以另覓額外的明師而學，並無寺規約束。

　　我在色拉寺的依止長老是洛桑仲尼比丘(GelongLobsangJungne)。這位老師主修藥師佛法門，是一個很踏實的僧人。洛桑仲尼比丘在家鄉時，跟我在大藏寺時的老師洛桑達華學法，所以與我份屬同門，成為我的監護長老是最自然不過的了。在佛法學問上，我則依止圖丹初藏格西(GesheThuptenChozang)。這位學問極高的『格西』是第二世薩巴仁寶哲的外甥(第一世薩巴仁寶哲是選認第十三世DL喇嘛及柏繃喀大師的人，地位十分崇高)。

　　依傳統來說，身負轉世者封號的人與普通僧人入寺時程序大是不同。普通僧人只要在有監護長老後，由長老引薦至方丈及專管紀律的鐵棒師處拜見、編好所屬的僧舍後，便算是寺中的一份子了。轉世者入寺的程序則甚為鋪張，必須在院殿中升座坐床，再在僧堂中又一次升座，然後才算是正式入學的轉世者。在升座典禮中，全院僧眾都會出席，轉世者坐在法座上接受眾僧們的哈達等供養，又要被正式引見至寺堂中重要人物處，轉世者的家庭更要負擔大額的供茶布施。在待遇方面，轉世者與普通僧人也是不同。在日常生活中，普通學僧必須分擔各自僧院、僧堂及僧舍的雜役，尤其在初入寺的幾年中特別辛苦。轉世者在登座後，學習日程與普通學僧基本一樣，但卻不必參與雜役工作，生活比較舒適。在法會中，轉世者不論在院殿或僧堂分殿中，都有固定的法座，但這只是指在法事誦經的時候。在聽法時，轉世者頂多只會被安排坐在較前位置，當然不可能坐在法座上聞法。此外，轉世者由于必須早日回到自己的家鄉擔任精神領袖的責任，一般准許跳班學習，可以把長達近二十年的課程在十年內大致學完而考得『格西』學銜。普通學僧則不論成績及天資，只可一年、一年地讀，不准許跳級考試。

　　我身負大藏寺法台的名位，本來應該分別在昧院及嘉絨僧堂升座，但因當年在到達拉薩後早已一貧如洗，便只好以普通學僧的身份入學，入寺時並無任何儀式，亦不享受其他轉世者的待遇。就這樣地，我入住了嘉絨堂阿底僧舍，身份是一位普通的學僧。

　　在初入寺時，我心中十分思念故鄉。這並非單只出自正常的思鄉情緒，也夾雜對大藏寺及雙親在動盪下的安危之擔心。在生活習慣及語言方面，我感到十分陌生。西藏語言分為多種地區性的方言，互相之間幾乎完全不能相通。我在初入寺時，只懂說嘉絨語及少許安多語，對拉薩語幾乎完全聽不懂。在僧堂中情況比較好一點。雖然寺規規定學僧不准說地方語言，大多僧眾在自己僧舍中都以鄉話溝通，所以感覺還不太難受。在一出僧堂以外，我基本上就如一個啞巴，所以感受很孤獨。

　　在入寺三個月後，我才開始正式學習。在開始的三年，生活十分艱苦。在第一年中，每天一大早我便起床。在禮佛一百次後，我便要趕赴大殿為在殿中聚集的誦經僧眾奉茶。在早課中，寺中大部份僧人都要上殿誦經，但初入寺的新僧則要負責煮茶及倒茶的工作。很多人會以為倒茶是一份輕易的差事，但要為八千多人逐一倒上熱茶卻是另一回事！我們新僧要往茶房提取極重的茶壼，面所裝的是剛煮沸的新茶，然後要赤足在雪地中奔往大殿，用笨重的巨壼為僧人逐一上茶，倒完壼中的茶後又要跑回茶房再取。在早課上，上茶的時間有嚴格規定，所以茶僧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整個程序，太慢固然要受鐵棒師的打罵，要快卻又快不來，而且還要注意在大殿中禁止快速奔走的有關紀律。我視為僧眾供茶為一種大功德，每天總盡力爭取所供僧人中至少包括七位『格西』長老，供茶時我則會同時在心中修誦懺罪文。

　　在供茶後，我的一天便是千篇一律的學經、去師父處上課、到辯經場辯法、更多的雜役等等。在晚上，很多僧人會整夜在戶外背誦經書，我也有同樣的習慣，有時候甚至是隔天才睡一覺。

　　在入寺一年後，我得到施主供養，終于在嘉絨僧堂中舉行了早就應完成的升座儀式，自此便免除了僧堂中的雜役差事。但由于沒錢舉行院級的升座及供養，我仍然必須履行普通新僧對整體僧院的雜役責任，早上仍需上殿奉茶，直至後來略有年資時方由新僧頂替，我才也成為殿中坐誦經的一份子。在最初的這三年，作為一個普通的新學僧，雖然生活很辛苦，但我在內心中卻十分樂于為寺院及其他僧人乾雜役，心中很歡喜有這樣的機會積聚功德。如果當時我有錢舉行升座及供養，雖然生活上可以免卻了這些辛苦的差事，但卻會失去了天天為幾千個僧人服務的大好積德機會。

　　我在色拉寺期間與大藏寺時的膳食安排方面分別並不大。除了前面幾年必須任奉茶僧外，我每天的早餐都在大殿中吃用，午餐及晚餐則在自己房中吃。在早上上殿時，學僧會帶自己的糌巴粉及一只碗。到誦至中段休息時，各人坐在原位取出碗放入糌巴粉，待奉茶僧添入熱茶後，便以手搓成面糰而食。我們這種飲食習慣十分簡便，並沒有漢地寺院僧眾集體上另一個飯堂用餐的需要，而且也不需浪費時間煮烹和洗碗。我的午餐及晚餐雖然是自行在房中進食，但吃的仍是一樣的糌巴粉。在初入寺的幾年，學僧不得私自煮茶，一天中只有三次進食時方可用茶。到年資較長時，這規定便較為松懈，僧人才可以在想喝茶時自己在僧舍中煮茶。

　　在住宿方面，我被安排住在阿底僧舍的一間房子中，自己有一間睡房。一般來說，新僧入寺是沒有房間的，只能睡在僧舍的茶房中。我的監護長老特別慈悲，對並未正式在色拉寺升座的我也盡力給予轉世者待遇，所以我才有自己的獨立房間。這位當年約四十五歲的老師對我恩德極大，而且對我的性格影響很深。

　　三大寺的學習內容分別不大，課程主要都是圍繞五科佛學來安排的，只在教科書及年級編制上有少許不同。五大學科是因明、般若、中觀、俱舍及戒律部。依色拉寺昧院的課程，般若部經論必須八年才學完，中觀部要學四年，俱舍部學四至五年，戒律學六至七年，因明學則分開在每一年中各有一個月教授。在以上學科都一一依次學完及過關後，學僧便得『格西』學銜。這種學銜雖然並不保證持有者的德行和內證，但卻是對其佛學水平的一種極高肯定。

　　在三大寺中，教育方式主要分為背誦、聽聞及辯論。對所學的經論，學僧必須逐一背熟，逐年接受考試。在各種大、小背誦考試中，長老會隨意抽取某章節的某一頁，考試者必須憑記憶順背出內容，直至考官滿意為止。這種制度對弘法十分有利，畢業的僧人日後在說法時，隨口便能引據極大量的經典原文，不易發生曲解佛法的情況。

　　學僧在每天當中，有幾段時間必須往各自的老師房中聽聞所學經論的闡釋。藏傳佛教很注重傳承的清淨，對經論的理解尤其注重歷代以來傳下的闡釋角度，不容個人以己意臆測，以防止傳承的變質。

　　辯論則是自原始佛教以來傳下的傳統。在佛教史上，本師釋迦牟尼便曾辯倒不少外道師，令其皈依正法。歷代以來如龍樹等大師亦相繼曾以辯論的方式折服外道。在漢地，似乎並沒有辯法的具體訓練，但漢地的菩薩譯師玄奘倒是曾在印度辯倒不少小乘法師，從而聲名大噪。在西藏格律派中，辯法更可說是學制中最重要的一環。

　　在色拉寺中，昧院與志院各有其獨立的辯經院。所謂『辯經院』，其實是一塊由四面圍牆組成的露天場地，其中有一個法座供場中監督的長老坐視察及在每場訓練中加以指點。志院的辯經院中間有一塊石頭，石上有天然呈現的七個『阿』字，是宗喀巴時代天上降下的字印入石中而變出的(『阿』字表義一切佛法的精髓)。在昧院的辯經場向上看，則剛好可看到後山的石刻密勒日巴像。對西藏佛教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密勒日巴是經過苦行而由一個曾造重罪之身而即身成佛的一個著名西藏大師，其大半生都在山洞中渡過。他沒有財物，但成就最高。我們昧院歷來僧人大多在生活上極為貧困，但卻曾出過不少有大證悟的行者，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因為辯經院與密勒日巴石刻遙遙相對的緣起寓意所致。

　　在辯經院中，僧人席地而坐，分為一個一個辯論不同課目章題的小組。所辯論的章題，與相應年級所學經論內容主題呼應。剛開始學經的新僧，會編入初級班辯論小組，天天學辯該組的課程內容，直至晉級時便全組移上一個位，本來位置又由剛入寺的新人補上。所以，在院中的某一個位，幾百年來都是在辯論同樣的章題，變動的只是辯論的人。學僧由最初坐在院中的左下角，依次逐級晉升，至近學成時便坐在初入寺時所坐之辯經地點旁，完成了整個循環，也辯盡了整個課程所有的章目。在辯經院中，凡同級的僧人便編為一組辯法，並不分原藉及所屬僧堂與僧舍，統一使用拉薩語溝通。

　　在辯經時段的前後，僧人必須共誦經典。在每場辯經中，鐵棒長老會踱步場中察聽及監察僧人風紀。

　　在辯經時，有多種不同方式，有時是一人對一人，有時則數人對數人。辯方坐在地上，問難方站立大聲喝問，並以各種手部動作、身體推撞、取笑、佛珠的擺動及腳部的進退增加自己的聲勢及打亂辯方的思路，旁邊圍觀的學僧則視雙方表現而發出喝采或喝倒采的叫聲，場面十分吵鬧。在不知情的人眼中，這種辯論或許有點似吵架，其實面大有學問，絲毫不可胡來。辯論雙方必須依據佛的教法及因明邏輯而問答，勝敗是明確俐落的，絕無空間可以靠胡辯或兜圈子而混過去。看似激烈甚至有點粗魯的大動作，除了增加聲勢及打亂對方外，也有其內在的表義，例如拍掌時一手下壓表義閉三惡道，另一手上揚表義拔眾生超脫苦海等等。坐答辯的一方，必須漠視取笑及問方的各種動作及推撞拉扯，冷靜而不加思索地給予合乎佛法及邏輯的回覆。如果在某一題上落敗，答方便要摘下僧帽，直至在下題辯勝時才能重新佩帽。

　　以上所說的辯經訓練，每個學僧都要通過，一年中還有三大寺的同級學僧代表聚在一起辯論的定期活動，但我從未參加過。在學僧畢業考試時，主要的內容仍然是辯經，投考頭等『格西』還要在大昭寺中，面對派中所有長老、DL喇嘛及兩萬多個僧人，在他們面前辯經多場方能考成。

　　除了正式的背經、聽法及辯經外，學僧一般還會抽時間到師長處請益學問上的疑難。這是屬于主流課程以外的私人補習，純屬私人自願，並不受寺方限制。

　　不少非藏族的佛教徒以為佛教中的學習與證悟只是單純的學問累積，所用的只是智慧，其實不然。要通達佛學中的精微之處，單靠智慧是不足夠的，必須有一定的功德才能成就。我在後來的日子中跑到世界多個地方，常常碰到精神錯亂的俗家人。在西藏，老百姓雖然生活是落後了一點，但都是心靈富足、樂觀歡喜，極少有患精神病的例子，反而在寺中偶爾卻有因死讀而又缺乏功德，導致最後精神錯亂的學僧。對福智低下的學僧，師長會千篇一律地授以宗喀巴祖師讚。對實在追不上課程者，師長甚至會命其停學一年，專修宗喀巴讚的念誦。在修持此法後，本來愚笨的學僧往往智力大開，乃至休學一年後反能追上而學問超越原班同學的先例在三大寺中也常有見聞。這個宗喀巴祖師讚，是我自在大藏寺時便每天誦念的。它不單能令智力增長，還能令誦者得祖師加持而克服病況與魔障等。在寺中，但凡有學僧遇上任何問題，師長總是授以同一種解決方法，命他們誦這個讚文。我在色拉寺時，寺中有一位學問很高的漢僧。這位漢僧後來在八十年代中風病重垂危，最後卻單靠持宗喀巴讚而把自己的病醫好了。像這類的宗喀巴贊靈應事例，我一生中就曾親見無數次之多。

　　很多人以為在三大寺中，學僧在讀完後應試，高級者便會得頭等『拉然巴格西』學銜，其他的分別考得二等『措能巴』學銜，三等的『靈色』學銜或四等的『勒然巴』學銜，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理解。在長達二十年上下的課程中，在讀到較高班時，師長便會依各學僧的歷來成績及潛質，把他們分級評選，最終的『格西』考試其實並非取決學僧所等之『格西』等級的因素，評級其實早在最終考試前依多年來的學僧表現而定下了。初定為頭等的學僧，一般要加讀幾年準備應考的階段，最後在三大寺僧眾聚集大昭寺的新年廣願法會中應考，成為『拉然巴格西』。其他等級的學僧在學成後，便在寺中應考。應考其實只是一種形式，並非真正的考試。在應考前，學僧早已完成了整個學習過程、經長老認可成績，方能被保薦應考相符他二十年來學業表現等級的學銜。所謂的『應考』，其實只是一種畢業儀式而已，主旨只是在眾人前證明一下多年來所得之成績及慶祝一番，其所得等級是早已在應考前幾年決定好了的。在應考當天，考生由其師長引路，在辯經院中一天辯論數場，所辯內容、對手及結束點都是預先安排好了的。考生最後必須對僧院、僧堂及僧舍分別作大供養各一次、對所有僧人供茶及供食，這便算完成了學業，可以以光榮的身份離開寺院而衣錦還鄉了。

　　剛才也已提到，成績高等的學僧會在讀至較高年班時，被評選為頭等『格西』候選生。在正常的課程學完後，他們便要另外深造一、兩年備考。頭等『格西』必須在三大寺僧眾前辯經多次方可考取畢業，其所得之名銜是一種無上的學者榮銜。在每年新年時，拉薩市大昭寺會舉行廣願法會，一連兩、三周都有大型的慶祝活動，以紀念佛陀當年以神通降伏外道的神變節。這個大法會傳統，是由宗喀巴大師在十五年代創辦的。在十多、二十天中，有法會、供僧、『格西』應考、講經、酥油花展及佛像巡游等活動。這段期間，三大寺所有僧眾必須出席，往往有多達二萬多個僧人齊集大昭寺。在大昭寺，各寺僧人依所屬寺院、僧院、僧堂及僧舍而被安排坐在特定的角落，占滿全寺樓上樓下每一吋空地。在每天早上四點起，二萬多僧人便要開始誦經，一天中分為誦經及觀看頭等『格西』應考生辯經等多個段落。三大寺中的轉世者各自依身份而有特定的座位，DL喇嘛則坐在大昭寺的DL喇嘛御用房中，隔窗簾觀看，他的老師赤江仁寶哲等亦都會出席盛會。由于我並未在色拉寺昧院舉行升座典禮，所以便不能坐在轉世者的特定座位上，而必須與二萬多僧人擠在一起。在法會中，僧人有時連正坐的空位也沒有，只能插在其他僧人中半蹲半坐地捱過，而且不准中途如廁，一天下來很是辛苦。在拉薩期間，我參加過八次左右的廣願法會，每次都感到很不好受。

　　頭等『格西』的應考生，便是在廣願法會中、大昭寺中央廣場應考的。他們必須在所有長老、DL喇嘛及三大寺全體僧眾前辯經，心中往往十分緊張。長老會依各人表現評以頭等中的名次，最後會由法王引領考生繞寺游街，接受民眾的祝賀及敬仰。

　　除了如上所說的寺院學制課程外，我在課余也向好幾位大師私下學習，有時也參與一些大師們的公開講經傳法。

　　在寺院中，我除了課程上的師長外，另外也跟第二世薩巴仁寶哲(GyalrongSharpaRinpoche)及立尊仁寶哲(ZhungpaLaptsunRinpoche)學法。薩巴仁寶哲當時約七十歲，住在嘉絨僧堂佛殿樓上，身材高瘦。在到了拉薩不久後、我第一次見到仁寶哲時，心中便自然地生出很強烈的尊敬心。由于大師也屬嘉絨僧堂，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會見到他。大師在開示時，對佛經中的任何一個詞，都可由多個角度詮譯，學問深不可測。在我二十歲時，大師與另外九位長老在嘉絨僧堂內為我及另兩位甘丹寺同鄉授比丘戒。我私下亦曾向大師求學遷識法及白度母法門。但我並不像一些同門般天天走去大師處串門子，只暗中在心面依止尊重他。這位大師在一九五七年佛誕前夕圓寂，死前兩周便預知時至，對其外甥(即我的教師圖丹初藏格西)作了有關自己後事的囑咐，又對這個外甥的未來遭遇給了準確的預言，說：『你不久後將死在獄中。你到時不必驚慌，我自然會來接應！』，又說：『有些人欲往生兜率淨土，我則將到極樂淨土中住，四百五十年後才會再在人間轉生，但我將會有化身繼承我的名位！』。大師以吉祥獅子臥之姿入定五天，然後便安祥地圓寂了。在他圓寂後，我曾協助為他的遺體潔身及參與安排後事。大師生前曾說明不願我們以高僧的塔葬或火葬禮處理他的遺體，更曾在死前交代要把尸身布施予鳥類飽餐，所以我們便遵照他的遺訓進行天葬，另外又依大師身相鑄造了一個銀像作為紀念。大師的預言後來應驗了，圖丹格西果然在六十年代初的政治變動中被囚獄中而死。大師化身的第三世薩巴仁寶哲則在印度出生，成為了我的徒弟，在二零零零年畢業為『格西』。

　　立尊仁寶哲當年可能約九十歲，在求學時他是薩巴仁寶哲的同班同學。在世俗名位上，他的世系比薩巴仁寶哲高一點。這位大師是第十三世DL喇嘛探訪漢地及蒙古時的隨身侍從，蒙語十分流利，而且對色拉寺昧院的貢獻很大。在色拉寺期間(一九五七及一九五八兩年)，我曾多次往聽大師的開示。當時大師任寺院旁的柏繃喀寺方丈，並不住在色拉寺中，開示也都在該寺中進行。這位大師後來大約在一九六七年圓寂于西藏。

　　在入寺第二年，柏繃喀大師的高足赤江仁寶哲(TrijangRinpoche)在色拉寺額巴院傳菩提道次第教法，又給予灌頂，我便與大師結下了師徒之緣。此後的二十多年中，我曾多次在西藏及印度接受大師的菩提道次第開示，又隨大師受怖畏金剛及金剛瑜伽母灌頂等。自一九七一年起，大師成為了我心中的根本上師。大師在一九八一年圓寂于印度，其轉世現在剛成年。

　　赤江仁寶哲是第十四世DL喇嘛的副經師，與任宗座的正經師之鈴仁寶哲(LingRinpoche)同為柏繃喀大師之徒弟。從鈴仁寶哲及DL喇嘛處，我也受過不少教法，這些都為多人同時受法的場面，並非師徒單對單的私下教授。我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傳承，便正是源出鈴仁寶哲。鈴仁寶哲後來圓寂于印度，其轉世現在也在印度。

　　當時在拉薩還有一位查傑仁寶哲(ChagyalRinpoche)，住在布達拉宮中。仁寶哲原屬大藏寺，曾在色拉寺昧院求學，最終考得頭等『格西』學銜，被委任為DL喇嘛的辯論訓練侍學。我在拉薩時，仁寶哲大概年約七十。在拉薩的大藏寺僧人中，仁寶哲是學問及地位最高的一位，所以自然有責任照顧我這位來自大藏寺的窮學僧。在色拉寺學期間的休假中，我有時會往布達拉宮，住在仁寶哲的房間中幾天至一周之久，但我並沒有從仁寶哲處接受很多教法。

　　此外，我也在課余依同僧堂中的拉旺仁寶哲(LhawangRinpoche)學法及學醫。這位仁寶哲是一位明醫，我在他處學到了很多醫學知識，閒時也自己學習醫典中的內容。三大寺中嚴禁學習佛法課程以外的學問，所以我學醫的事情只可偷偷地進行，不能讓長老們發現。在一九五八年，仁寶哲圓寂了，其侍從請我主持其後事。

　　在色拉寺的八年生活中，每逢陰歷十五等特別日子，但凡能走得開，我都會刻意早一點起床，在凌晨五點多出發往拉薩市中朝聖。我通常會在六點左右到達大昭寺，在寺門前頂禮二十一拜才入寺參禮。如果時間許可，我隨後便會到小昭寺及布達拉宮禮佛，然後趕在八點前回寺上課。因為我離寺朝聖是在上課及雜役時間外進行的，所以並不受寺規限制，但若回寺時遲到則要受罰。在記憶中我好像從沒遲到過，不過也從不擔心遲到的刑罰，因為遲到的僧人通常不過是被罰在佛前作大禮拜若干次而已，這並不十分可怕。

　　大昭寺位于拉薩市中心，面積並不算大，但卻供奉世上最為神聖的佛像。這尊佛像稱為『覺臥仁寶哲』，是在本師在世時依據其十二歲太子身相而造的，本來供奉在佛陀成道處菩提伽耶的正覺大塔中，後被贈予漢地皇帝。在文成公主入嫁西藏時，這尊佛像又被作為嫁妝贈予西藏的松贊干布王，最後輾轉到了拉薩的大昭寺中。這佛像很為靈異，在某些情況下會從像身長出舍利子，這些舍利子又會再長生更多的小舍利。在歷史上，有多次與這尊佛像有關的靈異事例發生。有一次，一位來自外地的老實人來到大昭寺朝禮祂。這個老實人當時對這佛像的淵源完全不知道，只聽人說『覺臥仁寶哲』十分神聖，他便以為『覺臥仁寶哲』是一個活生生的聖人。到了佛像前時，他以很大的尊敬心向這佛像說話，心仍然以為這是一個活生生的聖人。在說了一番話後，他便說：『現在我想轉一轉寺院好好觀光一下，請您為我看管我的靴子！』，說便把靴子放在佛像面前，人就出殿往其他地方游覽去了。寺僧在回殿時，見到一對靴放在佛前，便很生氣地罵：『誰把靴子放在佛像前那麼不敬！』，便欲把靴子取走。這時候，佛像竟然開口說話：『別動靴子！有人囑我代為看管！請你不要亂動它！』。後世的人都說，這種靈應是因為佛像本身的殊勝靈應遇上了該老實人的純真信念所產生的。這位老實人又曾到過一個叫『查葉巴』(Yerpa)的地方，朝禮了一尊巨大的彌勒坐像。他見到佛像赤足踏在蓮台上，便縫了一雙鞋供佛。在供鞋時，他向佛像說：『請您把腳抬起讓我為您穿上鞋子吧！』，佛像便竟真的抬起了雙腳，待他為其穿上雙鞋才把腳踏回蓮台上。這尊兩層樓高的佛像，是全西藏唯一穿有鞋子的佛像！

　　在大昭寺的釋迦像，必須是有福德者才能見得。在歷史上，曾經有一個殺了很多人的罪犯朝禮此像，, , 卻只看到殿中漆黑一片，完全見不到佛身。在猛力懺罪後，他又回到殿中，但也只見得到佛前的油燈而已！在月圓日等特別日子的清晨入大昭寺，有時能見到巨大的酥油燈中出現異像。在溶為金黃色的液體酥油中，會有一顆、一顆渾圓的固體酥油粒，寺僧說這是住于寺院附近的龍王來禮佛時口中新吐出的酥油供養。

　　有關大昭寺佛像的靈異，在此就不多說了。在這古寺中，還有天成五尊千手觀音像、薩迦班智達所造佛塔及宗喀巴祖師親口承認造得與他一模一樣的宗喀巴像。在歷史上，大昭寺還曾供奉本師釋迦牟尼的一些遺物，但這些聖物現今全已失傳了。

　　在一九五七年，我在向寺方請求後，得到允許在色拉寺後山宗喀巴大師當年閉關的小屋中閉關一個月。這次我所修的是一種禁食閉關。在關期中，行者只能在每天中進食一、兩次以石頭研成而經過加持的石粉末，不許食用其他正常食品。在修持圓滿後，行者便能得許多修持上的成就。我的老師對我閉關的意欲不以為然，勸止不絕，但最終還是勉強地答應了我的要求。

　　在閉關初的三天，我的頭十分痛，腦海中充滿餃子等美食的形像。在過了頭三天後，情況便好起來，身體感到十分輕，眼力變得異常地好，聽覺也變得異常靈敏、近乎有神通一般。在閉關的後期，我幾乎可以日夜修持而不需睡眠，身體變得充滿能量似的，絲毫不感疲累或睡意。在少量的睡眠中，我又夢到很多吉祥的兆像。在修成出關後，我感到彷似換了一個新身體似的，在禪定等修持上亦進步了許多，心中感到很愉快。

　　除了這一次閉關外，我在拉薩期間又曾用一周的時間，以一步一拜的方式繞拜了整個拉薩市。這種修持在拉薩當年很為普遍，不少藏人都喜歡以繞拜的方式向城中所有寺院朝禮。

　　拉薩市除了因其佛教淵源而成為藏人心目中的聖城外，也是西藏文化的中心，其習俗與我的家鄉嘉絨區域及其他藏區有很大分別。以語言為例，拉薩語就比其他藏地方言更有禮貌及文化。以前曾經有一個拉薩人去到康地藏區作客，主人請他用餐，他便以拉薩人一貫的禮貌應對說：『別客氣！』。康巴人一向是性格坦率的，並不懂這些客套話，反而真的以為客人肚子不餓，于是便自個兒吃飯了。拉薩人回家後對朋友大為埋怨，成為了一個笑話。從這個笑話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拉薩文化與其他藏區的巨大分別。我在拉薩住了一段日子後，不單學懂了流利的當地語言，同時也習慣了使用拉薩語言文化中的敬語談吐。由于這文化上的不同，在使用敬語時我也鬧過一個大笑話。有一次我與一位不丹人以拉薩話聊天，我向他問：『請問先生「所出」多少？』。這句敬語本來是問對方有多少個兒女，但那位不丹人雖能大概聽懂拉薩話，卻不熟悉這種敬語。他楞了一下，似是對我所問的問題感到很不自在似的，最後他才神情怪怪地答：『平均一天一次，份量也不算太多！』。我當時見他答非所問，也就不以為意，在事後卻從他人口中聽說這個不丹人在我背後到處向人便講：『那個喇嘛很怪，第一次見面便問我每天拉多少糞！』。

　　拉薩的布達拉宮，是世上最高的宮殿，也是一座神聖的寺院。在布達拉宮對面的藥王山上，便是著名的藥王山醫學院。在山腳，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小寺，寺中的石牆自然現出一尊釋迦牟尼像。相傳在末法時期的尾聲，世人便再無福德得見供于大昭寺中的釋迦佛太子像，到時該像便會沉入地下湖中(大昭寺本來正建在一個湖上)，但基于對眾生的悲心，佛陀便示現在藥王山腳的這一尊替代品供未來的人朝禮。依據這個預言，石窟中的自現佛像在逐漸浮現至脫牆而成為一尊獨立的佛像時，便是大昭寺等身佛隱沒的時候，也是佛法湮沒的年代。當年我在色拉寺時期，此寺中的石佛只像牆上的半立體浮雕。在一九九三年我重返拉薩時，事隔三十年有多，佛像的確顯現突出了牆外許多，雙耳變得暴露于石壁外而清楚可見，此乃我在三十年間先後親眼見到的對比。

　　在離大昭寺不遠的鬧市中，有一座供釋迦佛八歲時的太子等身像，衪是由入嫁西藏的尼泊爾公主所帶來的。

　　在拉薩的四方，又各有一供奉觀音、文殊及金剛手三尊的小寺，稱為『怙主三尊寺』。此外，拉薩城中還有很多很多的大、小寺院，說也說不完。

　　當年一步一拜地繞城的時候，我並未遇上甚麼困難，所以也別無甚麼值得一提的。在我那年代，繞拜拉薩極為普遍，不足為奇。在路上，經過的人都會尊敬地繞道而過，同時也會盡量給予一些方便。在一九九九年，我有兩位漢族比丘尼弟子在拉薩也作了同樣的一步一拜繞城，同樣也是用了一周時間完成。事隔近四十年，道路已變為車輛不停飛馳而過的大公路，與以前我拜過的路線有少許不同。本來途中應停下禮佛的各寺院地點，有不少已變為現代大樓。但她們在一路上得到了不少藏人的禮遇，例如途人讓路及供茶等，就連一步一拜地橫過大馬路時也得到交通警察給予方便，這一點民風習俗倒還與當年一樣。

　　在色拉寺期間(一九五六年，我入寺的第三年)，我又曾作一次長途的朝聖。在問淮方丈及鐵棒師後，我便帶口糧及簡單的日用品上路了。

　　我先由色拉寺到了查葉巴。這個聖地是度母的聖地，附近有許多聖者住過的山洞。本來由色拉寺到查葉巴只需一天時間，但由于久未運動，我在天黑時才到了山腳。山腳的鄉村新近受盜匪攻擊，所以村民戒心很重，不肯讓外人借宿，我便只好在破屋中過了一夜。第二天，我朝禮了七個山洞，其中包括阿底峽大師閉關的山洞及一供有一座兩層樓高之彌勒像的大山洞。這尊彌勒像與常見的形相不同，手持鼬鼠而腳上穿鞋。佛經上從未說過彌勒是穿鞋子的，但這尊佛像的鞋卻是有一個殊勝典故的。曾經有一個信仰極真的鄉下人來到查葉巴朝禮這尊佛像。由于他的至心信仰，他見到的佛像是活生生的，他便向佛說：『請您看管一下我的鞋子！我在附近朝禮一下便回來！』，然後便把自己的鞋子放在佛壇上。在寺院管理員回來見到鞋時，自然十分生氣，便想把鞋撒下丟棄，但佛像竟然說話：『別動這對鞋子！有人叫我代為看管它們！』。在鄉下人回到殿中取鞋時，他又對佛像說：『咦！怎麼您光腳呀？我送一雙鞋子給您吧！請您把腳讓我量一量吧！』。由于他的至誠，佛像竟然把腳抬起讓他量度了。在第二年，鄉下人應諾回來，這尊兩層樓高之佛像又一次顯靈抬腳讓他穿上鞋子！至于這尊大佛手中的鼬鼠，亦是傳統上沒提過的，但寺僧卻並未向我說出它的典故。

　　在西藏人朝聖時，通常各有各的祈願方式。我在朝聖時，通常在心中會誦念以下祈願文：

　　行者皈依直至成正覺佛陀正法以及聖僧眾
　　因作布施等諸修時故願證佛境利普有情生
　　由我三門對爾誠禮拜供上水花香燈涂食樂
　　實物以及意中觀想者懺坦無始所積諸罪業
　　隨嘉聖與凡眾之功德請長住世至娑婆耗盡
　　請轉深妙廣大之法輪向自他證悟大正覺
　　以花鋪蓋涂香之大地須彌四洲日月作飾嚴
　　觀想為佛陀土作供養願普有情受用清淨土
　　如寶珍貴菩提心未生出者願生出
　　已生出之菩提心祈不退轉得增長

　　在查葉巴朝禮後，我便往甘丹寺參訪。甘丹寺位于一山頂，我走了整天才趕在天黑時到達。在甘丹寺，我受到了同鄉人甘丹寺嘉絨僧堂的一位『格西』接待，由他帶我朝禮了各殿。在六百年前，祖師便是先在此建立寺院，從此把格律派正法弘揚起來的。在這，我心中生起了對宗喀巴祖師的至心敬仰。

　　此後，我去了宗喀巴大師作加行閉關的澳卡地區。在澳卡，可以朝禮大師禮佛三百五十萬拜的聖地，地上清楚可見由大師之聖身磨出之凹痕。我的心在澳卡顯得特別的平靜。

　　在澳卡朝禮後，我便到了拉姆雍措聖湖。聖湖是吉祥天母所加持的湖泊，至心祈求啟示者能在湖面見得所問之事的答案。在今世的宗座轉世未被尋出時，其尋訪團便曾在此湖面上求得線索。由于聖湖之靈異，即使有一百人同時觀湖，每一個人都見到與他所問之事有關之景像。這個湖泊附近全是山石，完全沒有綠草或樹木，生態亦只見有鷹鳥及狼群。

　　在清晨，我與三位同往聖湖的人步行上山，約在六小時後到了山頂俯覽湖面之處。山頂有一個香爐，我們在此燒香供養，然後便各自在雪地中散開而坐，各自祈願及觀察湖面。這一次，四個人都沒看到甚麼清楚的景像，便只好折返附近民居。三天後，我們又上山觀湖，這一次大家都看到了所求事之啟示，我問的事有關外公之轉世的前途，湖面顯示了他的轉世(即我的親弟)出生之細節。在景像中，湖面出現霞渡寺及我的家屋與屋前的小河，更見到我們家的牛群。這些幻像十分清晰，就連我俗家的牛中，有一頭白牛的牛角是斷的，在湖像中亦能清楚看到。在問及我自己的前途時，湖面則顯現一些陌生的風景，我在幾年後逃亡時果然來到了這些陌生地方，見到了當時湖面顯現的風景。在觀湖後，我們便又回到了附近民居渡宿(山頂嚴寒，不可能露天過宿)。

　　在朝聖中，我又作了一次二十一天的白文殊師利閉關(在另一次往湖區時，我亦曾作二十一天六臂瑪哈卡那閉關)。

　　我在色拉寺一共生活了七年多，學業成績只是中等，學習也不過不失，說不上是很用功(我一直心想學得個大概便足夠了，本準備此後便終生閉關苦修終老)。我的師長本來計劃在我到達色拉寺起計的第八年，安排舉行我在色拉寺昧院中的升座典禮，以補辦登記成為色拉寺官方承認的轉世者學僧身份。但世事的變幻，又豈是我們所能預計的呢？

　　在我入學色拉寺的第八年，拉薩局勢變得很亂，最後更爆發成為戰爭，我平淡而充實的求學生涯便告終結，隨之而來的是一個變幻年代。

第五章──變幻年代
　　在我讀第七年班的時候，大藏寺的另一世系法台轉世也來到了色拉寺。這位未到二十歲的湛康仁寶哲成為第一年班的新學僧，同時也舉行了轉世者入學的升座典禮及盛大供養等等。

　　在湛康仁寶哲入學後不久，戰事便爆發了(我當時二十四歲)。僧人本來是不參與政治的，我當時實在也不清楚真正局勢情況，只知道學業及寺院生活恐怕是不可能繼續下去了，心中很為焦慮。沒多久後，有一天炮火直闖色拉寺轟炸，情勢十分危急，寺僧只好各有各逃。

　　在開始逃跑時，我們本是一行十八人(大部份是來自大藏寺的僧人)，向西藏南部聖湖地區逃走。在逃亡途中，有一段小插曲。有一次在樹林內，我們見到一只『耶提』(科學家稱它為『野人』或『大足』)。這種動物，在西方被視為傳說中半人半猿的異物，常有科學家辯證它的存在或否。其實在嘉絨地區，這並非傳說中的異物，而只是一種極稀有的畜牲而已。『耶提』身高比人類高得多，而且力大無窮，一出手便可以輕易掌斃一頭強壯的牛，所以西藏人都很怕遇上它們。我們當年逃亡時所見到的，是一只單獨在林中活動的『耶提』，它本來似是半蹲在樹叢中。在發現了我們時，它把本來低垂遮面部的長毛向後一甩，露出了面部而人立起來。在我們一群人中，大部份都躲在石後，不知誰放了一槍，這只『耶提』便露出了一個近似微笑的怪表情，然後便施施然地慢步走入密林之中。整個目擊過程，長度恐怕沒有超過三分鍾。

　　在逃亡沒多長時間後，湛康仁寶哲等一眾十三人在一次過河時被軍人捉到了，只余下我等五人繼續在野外躲藏(湛康仁寶哲後來被囚而死于獄中)。

　　在隊伍中大部份人被捉走後，我們改向北部放牧地區逃走。我們在野外孤獨地躲藏了三個星期，其間找不到甚麼足以充飢的食糧，身體變得很瘦。在這三星期內，我心很怕，心想如果被捉到了必定會被槍斃。在三周後，我們也難逃厄運，被軍人找到了。

　　把我捉到的軍人要求我如實交代背景，我當時心想如果自招為一位具轉世者地位的人，必定會慘遭折磨及連累家鄉的親人，所以便只好撒謊說：『我是嘉絨人，父母是乞丐，但早已死了，所以我便在拉薩出家為僧。』，對自己的準確生地及在大藏寺中的法台身份絕口不提。軍人又冤枉我是參與反抗的份子，很凶地喝問：『如果你沒有參加武裝叛亂，為甚麼要逃跑？』，我便如實回答：『在寺院中，炮火連天，軍隊持槍向我們攻擊，我害怕時自然只好逃生！』。

　　我在囚獄中被囚禁三個月，其間並未受到毒打之類的刑罰，但日子也絕對不好過。在被囚期間，有時腳上會被穿上鎖鍊，有時則被派往運輸站搬貨勞動。在這幾個月中，我眼見同獄有不少人病死或餓死(五十個囚犯中，最後只剩下連我在內的十三人與我一同被捕的四個僧人也都死于獄中)。獄卒對因犯雖然並無刻意折磨，但亦不會對病人有任何照顧，只讓他們自生自滅，而且所分派的食物少得可憐。這時我的心情倒平定了下來，心想：『生死由天，沒有甚麼好怕的！頂多也不過是被槍斃而已！』。

　　在這段日子中，我仍然偷偷地在心中日誦每天的功課，從未中斷過一天。後來，由于我的確未曾參與戰爭，獄方擬把我遣返原鄉，但卻並未清楚下決定，只先把我暫時放走而送返拉薩市。

　　回到拉薩色拉寺時，寺僧早已逃的逃、被抓的被抓，熟人大已不見了，寺院與往日的景像截然不同。我先回到了薩巴仁寶哲的房中暫住。沒多久後，來了一個人囑我向地區的干部報到，以接受前途的判決。第二天我去到干部辦公室，拜見負責該區的領導。地區領導是一個女漢人，藏語說的十分流利。在我交代了背景後(仍然沒有透露法台及轉世者身份)，她十分憎恨地對我說：『你肯定沒有說真話。你這樣的壞份子我見得太多了，明天我便帶你去我的上司處等候發落，你等被遣返鄉下吧！』。

　　女干部的上司在另一座辦事樓中。這個辦公室十分大，面的干部都在忙。在來到辦公樓時，我心中忐忑不安，很怕被遣返而連累寺院及親人。帶我來的干部顯然很痛恨我，她對我的身份寫了一份文字排得密密麻麻的報告準備交予她的上司。在等了不久後，一個漢族干部問我們為何而來，女干部便交上了她的報告，建議上司對我嚴厲處置。這時候，怪事發生了。漢族上司突然好像失了魂魄似的，看也沒看便把報告紙撕了，然後他向我問：『你有沒有錢回鄉？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可以給予通行證讓你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回鄉。』，說完後卻又沒有作甚麼明確的決定。女干部本來就不太喜歡我，恨不得我被以囚犯身份馬上押走回鄉，但她見上司完全沒作決定，也沒法堅持下去，只露出很莫名其妙的訝異神情。在見了高級領導後，女干部不知所措，只好把我暫時放走。我的一生中曾得護法在冥冥中救助多次，這一次很明顯也是祂們在暗中顯靈。

　　還復自由後，我回到自己本來的房間，對未來茫然不知去向。一位蒙古老僧向我施舍了一些食物，又對我鼓勵：『現在情況很亂，但為了佛教之未來，你們年青僧人必須好好捱下去呀！』。我本只是一個平凡的和尚，對政治及情勢完全不懂，一向只過平淡的寺院生活。這陣子的動盪，頓然令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在房中彷徨的呆了一、兩個星期，其間幾乎足不出戶。有一天，一位舊同學找了上門對我說：『師父已被抓走坐牢了。臨入獄前他交代我必須務必要把你找到，並要向你轉述他的話，他說：叫我向你轉告「今生中我們師徒恐怕不能再見了！但只要你把我所曾教你的佛法牢記心中，不理你未來遭遇如何，便沒有甚麼可怕的了！」』。這時我才知道圖丹初藏師父已身陷牢獄，心中激動不已。我含淚接過了師父囑同學轉交予我的二千元現金和五百克金塊，把其中的一半供養了給這位同學。沒多久後，我輾轉得到消息，圖丹師父在四川的一個獄中圓寂，應驗了其舅薩巴仁寶哲的預言。

　　在同學來訪後，我搬往拉薩市區的一間房子住。這間房子中當時約有三十多戶藏民共同生活，絕大部份人對我很尊敬。在跟的一年中，我的『家』便是這的一個小房間，但在必須參與集體勞動時(當時人人都必須參加集體勞動工作)，我便會被干部安排暫時住在鄉下或市郊。我在這房子中不大走動，很多時間我都獨個兒坐在房間中。在逐漸熟絡後，房子中的居民都暗中把我尊為師長，常常對我供養食物及必需品，同時也會偷偷地請我主持各種佛事。當時政治情況很糟，尤其對任何宗教活動都管得十分嚴厲，絕對不允許穿僧袍。我在屋外活動時，只可穿當年那種幾乎全民穿著的服裝。在一回到屋中時，我便馬上換上僧袍。同屋中有一戶人家對我的僧袍及修行很不滿，畏怕被我連累，但始終也沒有人告發我的情況。

　　在勞動及學習中，我的表現被領導認為不錯，便把我調往一組大概算是『思想進步模范青年』一類的人中。有一次，某部門想提拔我為下鄉巡迴表演的歌舞宣傳團成員。這本來可說是那個時勢及年代中的優差，但我因仍自視為一位僧人(雖然當時並不許可穿僧袍或抱宗教思想)，所以便藉各種原因推辭(僧戒規定僧人不應作世俗歌舞)。同屋的人也配合代我撒謊，都異口同聲說我有腳患。在一段時期中，我被迫要在每行走時便扮作一拐一拐的，這樣才交代了過去，最終也沒有被編入宣傳隊。在這房子中居住時，同屋人都一致保證我是一個『進步青年』，結果政府便發了一張拉薩居民戶藉證給我，從此我才不需再擔心被遣返故鄉。

　　在這年多中，我分別乾過打石、縫造軍服、種菜及倒糞等工作。在第一次倒糞時，我感到很惡心，但慢慢便被迫習慣了，後來我變得麻木到一手糞污地拿食物進食也沒有任何不自在之處。這並不是我個人的修行境界所致，而是當時的環境所逼成的。

　　雖然我自少也可說是嬌生慣養，但自幼天生的強健體魄及在色拉寺中的學僧生活鍛練，令我足以應付勞動工作。在這段期間，我心中並無怨恨，還常常安慰自己：『眼前的苦難是我自己的過往業力所引，所以我應該樂于承受及視之為懺罪修持！』。

　　在勞動組中有一個十分高大的年青人。他很喜歡摔跤及技擊等運動，每在空余時必會找同組的人搏擊取樂。在沒多久後，他早已擊敗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有一天他對我說：『現在人人都輸過給我了，就只欠你一個未跟我打過！』，我只一笑置之。在跟的日子中，這個比我高大許多的年青人常常纏我不放，硬要與我比拼一下，但我只一直不理他的挑戰。有一天輪候分派食物時，這個人站在我後面不斷以手摸我的頭，口中還是取笑在說同一句話：『就欠你一個沒和我比過實力！』。這一次我真的讓他的多番滋擾惹煩了，我便放下了手中的糧袋，雙手交叉胸前轉過身向他說：『你是真要與我比一次才不再煩我嗎？』，然後便與他找了個空地比試。我一出手便把這個大個兒重重地摔倒了。這其實只是大家在沉悶的生活中鬧玩而已，雙方絕對沒有惡意，當然也不會真的傷害對方，但那一跤卻令大個子兩天上不了勞動崗位。從此他便常常開玩笑地向人說：『別看這個人個子小小，其實他全身都是蠻力！』。

　　在勞動的空余時間，我偶爾也會偷偷地往各寺院朝禮，但在當時的環境中我只可以低調地假裝是去游覽而已。在哲蚌寺附近，有一個蓮華生祖師曾住過的石洞。歷史上說祖師在此洞中修行時，因為沒有水源，便以指插進一石柱中，施神通由石柱中變出水來。我在洞中朝禮時，以上臂觸拭了石柱一下，回家後竟然發現手臂滲出水份。這奇妙的現像一直持續了兩周，甚是奇妙殊勝。

　　在勞動中，我與一位拉薩的寧瑪派轉世者成為了好友，常常在一起用午飯，又經常互相往對方的家中作客。我和他這兩個年青人當時很幼稚，一同做的事現在想來也實在無聊可笑。有一次我往訪他家，他指電源插口向我說：『你把手指插進去試一下，我試過了沒事！我看這「電力」看來不會傷害修行的人。這種叫「電力」的東西說不定還利于通氣脈呢！』。當時我倆還年少無知，對科技也不太了解，我便真的天真地把手指插進了電源口，登時感到五內俱焚、心臟好像快要爆炸的感覺。這友人見勢色不對，馬上不知用了甚麼才把我的手移離電插口。在我埋怨一番後，友人誓神劈願地說：『沒騙你，我真的親自試過了而沒事！』。那個年代的電力供應是斷斷續續的，現在想來當時友人在試驗時可能正適逢電力中斷，他才以為自己觸電而沒事。在當年的生活中，像這類的無聊事便是我們唯一的消閒娛樂！由現在回想當年，我們兩人也的確既無聊又愚笨。如果運氣差一點的話，我或許當年便已命喪當場。

　　在一九六零年的藏歷新年，布達拉宮中的DL喇嘛辯經侍讀師查傑仁寶哲師父(原大藏寺僧人，在拉薩色拉寺時期我曾向他學法)在政府批准下來到拉薩市區，又特別召見了我。仁寶哲命我為他把脈，我起初不肯，但在他堅持下我只好從命。一把脈之下我大吃一驚，師父手上完全沒有脈像，一摸之下便就像為死尸把脈一樣。我急請老師進我的房中，正欲馬上修怖畏金剛法，老師卻說：『不必了！我對生死自有把握！現在我將往生香巴拉淨土，你在我死後修一座度母四曼荼羅儀軌便可！』。我問老師：『師父你還會轉世回來嗎？』，老師答：『暫時不回來了！我準備在香巴拉淨土住上一段日子！』。在見面後，政府派了馬車送仁寶哲往羅布林卡(DL喇嘛的夏宮)，隔了沒多久便傳來師父圓寂的消息。在師父圓寂後，中國黨政府倒給予了算是很高的禮遇，不但讓許多僧人參與悼念法會，更派了漢族干部前往致祭。

　　在勞動期間，有一天我們一眾五十人在掘土時，見到荒野中有一個祭祀土地公一類之小祭壇。我們的小組領導賈波便喊起口號：『這是舊社會封建迷信！別害怕！讓我們打倒迷信！』，便率眾砸了祭壇。在破壞壇基時，地下跑出了一只巨型的蠍子，大家都心感有異。領導大叫一聲：『去死吧！』，便用鐵鏟把它當場打扁了。當晚，賈波突然害病，痛苦地慘叫了良久。後來，他更在哀號：『仁寶哲！仁寶哲快救我！』。在此之前，賈波從未以『仁寶哲』尊稱叫過我一次，但這時他眼見自己必死無疑，便又相信佛法之力量了。在當時的政治局勢下，我如果為他誦經，便會被視作搞封建迷信，下場會十分慘。在賈波求救之初，我只推說不懂修法及不搞宗教法事，但他苦苦哀求。到後來，賈波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身體更開始變冷，看來是快死了。我心想：『如果現在修法救他，我自己恐怕會惹上極嚴重的麻煩！在這個年頭，搞「封建迷信」是會沒命的！但我們僧人天天念要救度眾生，難道見死不救嗎！』。我在思想掙扎了一陣後，便豁出去了，馬上便燃香修對治的法門。沒多久後，賈波便沒事了。這修法之靈驗，可能是源出于佛力及我真心不顧自己安危而欲救他的真誠發心之力，而並不是我個人有甚麼神奇的法力足能起死回生！

　　在第二天早上，可幸地並沒有人告發我，而賈波也並沒有反面忘恩，反而對我變得很友善。他建議我向他告病假，然後便可去拉薩(當時小組在郊外長期勞動)渡假休息，我如他所說地交上了請假信，他便批淮了病假。在到了拉薩市時，我便到醫院報到。在隨便安一個病症名堂後，醫生會施一些藥便差遣我離開。在一出醫院後，我便隨手把藥丸丟了，便自己回拉薩的住所。自此以後，我便經常性地請病假，賈波也次次都批准，從此我便不太需要參與勞動了。但在休假時，我卻並非閒沒事干的，經等，做一位轉世者或反而要天天為求訪的人偷偷地主持法事及誦一個僧人應做的事。

　　在一九六零年秋季前後的一天，我在拉薩市一個房子中修供養護法的儀式法事，突然門板傳來『啪！啪！啪！』之打門聲，此時我的心中有一種很難形容的怪感覺。我馬上打開門，向正在行經門前的一位帶女兒的中年女人問：『是你打門嗎？』，她表示只是剛剛路過而否認打過門，我便與這女人聊了起來。這女人名叫『巴桑』，是來自一個叫『帕里』之邊境小鎮的富戶，我現也忘了她當時為了甚麼事才來到拉薩。她向我布施了一些酥油。酥油本來是藏人日常的必需食品，但當時我已幾近兩年沒吃到它了，我頓時眼睛如見黃金。在她向我頂禮及布施後，我不知從哪來的念頭而直接地向這個陌生女人說：『你幫助我去印度好嗎？』。早在近兩年前，有大批藏人跑到印度，我當時聽說在印度的人可以繼續做僧人和學佛，所以我對出走印度求學早已興念，也曾與前述那位寧瑪派轉世者友人商量過許多次，但卻從未有過具體的計劃或行動。我這時沖口而出的要求，不單使這陌生人呆在當場，就連我自己至今仍不明一向少話的我當時怎麼如此唐突。在當時火紅的年代中，我和這女人心中都知道得清楚，協助我這位陌生人可能會令她家破人亡。女人呆坐了十分鍾，在這當中我們兩人誰也沒說一句話，然後她打破了沉默低聲地說：『明天來找我吧！』。我當時並估計不到，她的這句話改變了我的一生，也為她後來帶來了極大的苦難(在後來的文革時期，巴桑因為曾協助我出走而遭批斗，背骨被打斷了)。在那時的時勢氣氛中，一個正常人不可能為另一個陌生人作出她那樣的冒險決定，也不可能提出我所提出的唐突要求！三次的神秘打門聲、我失常的要求及巴桑毅然的決定，顯然又是護法冥冥中的安排(在後來的日子中，每當我在修持退心時，我便會這樣想：『我的命不屬于自己，是護法令巴桑拼了命、受了大苦而換來的，這必定是為了要我好好修持及弘法的目的。如果我對佛教不能作點像樣的貢獻，恩人的苦便白捱了！』。每當這樣想時，我便很自然地含淚收拾心情，重新又投入修持及弘法中)。

　　在巴桑答應後，我便馬上往訪寧瑪派友人，邀他一同出走，但友人說：『唉！我家人都在這，現在暫時是走不了的！』。在一周後的一天(一九六零年藏歷七月底)，我在大清早先去了大昭寺告別佛尊，然後便與巴桑一起離開拉薩。在這以後，我再沒見過這位寧瑪派友人一面。在七十年代文革中，友人被拉到大昭寺前槍決，同時被槍斃的還有另外六個人。我的年紀、背景身份及性格與這個好友很接近。如果當年我沒有出走的話，想來大昭寺前的尸體極可能就是八具了。

　　由拉薩至帕里，我們一共用了三天坐車前往，途中在後藏札什倫布寺停了一晚，順便也朝禮了該寺及江孜佛塔。

　　帕里是鄰近印度錫金(但當時錫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一個西藏邊境小鎮，鄰近便是亞東鎮，這約有五百戶人家。巴桑的家族是當地的富人，一向以來是著名的卓摩格西仁寶哲的施主，家中也接待過赤江仁寶哲及薩迦派法王薩迦崔仙等大師。在我到達時，帕里是個冰天雪地。巴桑在回家後便開始生病，身體近乎癱瘓。我作為一個受恩者，便在她家中住了三個月，天天為她誦經修法，後來她慢慢便復原了。在藏歷十月廿五宗喀巴紀念日，我到了附近的一間寺院朝禮，順道也應求而為巴桑作祈願及供養。該寺的日常法會當時已中斷兩年。由于當天是宗喀巴紀念日，寺中的老僧一再要求我率眾修誦宗喀巴祖師會供，我心中雖感到危險，但也勉為其難地答應了下來。我們燃點了三百盞油燈，很認真地舉行了法事。在法事後，當地的地區干部來寺查問：『你是哪的人？來這干甚麼？是不是搞宗教崇拜？』，我答說：『我是來泡溫泉療病而已！』。在查問一番後，干部便放我離開。在寺院附近的村屋中睡至半夜時，我越想越不對勁，便與巴桑的弟弟連夜走路回到帕里鎮。我在凌晨四點到達帕里巴桑府，甫一坐下尚未喝上一杯熱茶，便有軍人上門查問巴桑。他們似乎已猜到我的轉世者身份，而且又收到風聲說我曾在附近寺院主持法會。巴桑堅持說我只是一個老朋友，又力證我已不失所蹤，軍人便只好收隊離開。

　　由于當地已開始注意上我這個外來者，鎮上居民又開始在紛紛討論我的失蹤(我當時藏痔巴桑家中)，我眼見情況不太妙，一周後便動身跨越邊境，行程是要翻過喜瑪拉雅山脈到山對面的印度。

　　我換上了喬裝用途的衣物，與一位老僧人隨同趕騾的邊境商人上路。在路上，我們不斷聽到別人談及『失蹤的喇嘛』之傳聞。由于局勢不妙，老僧便與一龑騾商先過境了，我則在路上躲了幾天。在幾天後，我穿上了破衣，面部涂上炭灰，帶佩柴刀及繩索喬裝為樵夫上路。在行至第二天，我到達了印度邊境，印方邊境守衛問我：『聽說近日在邊境的另一邊正嚷要尋捕一個有點名氣的喇嘛，這可能就是說你吧？』。在我承認身份後，他們便予以通行。我在長嘆一口氣後，踏上了印度的領土。這時候，我身上只帶一副望遠鏡、一袋加持過的石粉(這種石粉可供修過禁食閉關的行者食用)、一向永不離身的一尊釋迦牟尼佛像及一本沉重的古本《菩提道次第廣論》。

第六章──印度歲月
　　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初，我到達位于印度邊境的甘托克鎮(Gangtok，當時屬錫金王國領土)。這個地方與西藏的民風及氣候差不遠，其居民中有不少也是藏族。我在一個尼泊爾人家中住了近一個月。這個人年約四十五歲，從很年青時他便修持寧瑪派的法門。他對我很友善，常以很好的食物提供給我。在這個月中，由于可自由地穿上僧袍和修行，我感到兩年來未感受過的輕松自在。

　　在一九六一年藏歷年初四，我啟程往印度孟加拉西部的噶倫堡(Kalimpong)，車程要一整天。噶倫堡鄰近以產茶著名之大吉嶺(Darjeeling)，位于喜瑪拉雅山腳。這里雖屬印度領土，但自古已多藏族聚居，這年代又有更多來自西藏的人湧至，所以在這的生活便與西藏一樣。我在噶倫堡有父系的親戚，在到達後我便暫住在他們的房子中。

　　在噶倫堡的日子中，因為我長相像漢人(我也的確有漢人血統)，又常常面露歡容，與絕大部份在一九五九年因政治理由而出走之藏民的愁容產生了對比，以致有些人總暗中懷疑我是中共派往的間諜人物，這使我在歡喜中也有少許感到委屈。在此時期，我一度興起報名入讀英式學院的念頭。在參見一位以與護法有密切宿緣著稱的法師時，他卻表示護法命我甚麼俗事也不要再顧，反而應往深山中禪修終老。我在夢中亦見到護法示現，說的也是相同的話。這個命令其實暗合我向往的心願，于是我便下了決心預備往喜瑪拉雅山中閉終生的關。沒多久後，我在色拉寺時的學兄堪薩仁寶哲(其實他在後來被委任為印度色拉寺方丈而退任後，方被尊稱為『堪薩仁寶哲』。但為了行文方便，這里便以此貫徹稱呼。『堪薩』的意思是『退任方丈』。這位堪薩仁寶哲因後來身份而被以此名號尊稱，與在我童年時為我授沙彌戒的師父退任甘丹寺蔣孜院方丈，並非同一人)，也從西藏來到了噶倫堡。他的剃度法名是『阿旺提秋』(NgawangThekchok)，原身份是普通僧人，其生地是嘉絨地區距大藏寺不遠的地方，但卻非原大藏寺僧人。在色拉寺時，他是比我高班的嘉絨僧堂同學。堪薩仁寶哲不贊成我入山終老。他對我說：『入山專修固然是住持正法的好修持。但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年青僧人必須自覺地在西藏以外肩負延續佛法的擔子。現在拉薩色拉寺的僧伽教育被禁止了，我們必須把三大寺的教育制度在西藏以外重新建立。正法是否能持續下去，就要看我們了！』。仁寶哲的志願並不符合我的私願，但我卻點頭了。我的同意一半基于學弟必須服從僧臘較長的師兄之傳統，另一半則因為仁寶哲所說的話的確合理。

　　在此同時，堪薩仁寶哲向當地藏人解釋了我的背景(我對政治從不參與，既非中國間諜，也並非因反*而出走。我赴印度只為了求學，別無其他原因)，這馬上便消除了噶倫堡的藏人對我身份的存疑。

　　在結束了在噶倫堡為期一年的逗留後，我與堪薩仁寶哲坐了一晚火車，來到了印度畢莎(Buxa)。

　　畢莎是一個熱帶氣候的地方，地處印度及不丹王國交界。這里的氣候對西藏人來說很不習慣，以致有不少人病死營中。印度政府安置我們這些自一九五九年起走到印度的西藏人，暫時住在荒廢了的牢獄建築物中(這些營房是殖民地時代由英國人所建的，聖雄甘地及尼魯總統也曾被英帝國政府在此處囚禁。囚禁甘地的建築物此時用作西藏尼眾臨時居住點；曾囚禁尼魯的牢房則變成了僧人臨時居所)。在這里，此時已有大批西藏人居住，包括各派中的老少僧尼，單單來自西藏三大寺的學僧便有一千二百個之多，其中有一些是我的色拉寺同班級學僧。我的同學大部份早在一九五九年出走，此後便在印度期間繼續學業，此時已讀完我尚未修畢而因政治變化被迫中斷的般若部課程，同班級中的中觀部課程也已開始了。

　　這時候，我心念身在西藏以外，原來的依止師及教授師都不在身邊，便對堪薩學兄供上了哈達及五個印度盧比，頂禮三拜，求他成為我的依止師及教授師。堪薩仁寶哲欣然答允兼當我的兩種師父的責任，高興地收起了我的五盧比小供養。此後至今的年間，仁寶哲便一直照顧我，師徒關系很親。我當年所供的五盧比，仁寶哲至今仍收藏著留為紀念。仁寶哲囑我重回原來色拉寺的班組，直接追學現在已進行至中觀班第一年級的課程。原來的同班學僧，當然很高興又再見到我。

　　畢莎的營房雖然也是囚獄的間格，但在其中居住的感受當然又與我身囚西藏獄中時大為不同。在這里，不但重遇老同學及相熟的長老們，而且眼見僧人學風很盛，與色拉寺並無分別，我慶幸佛法在西藏境外總算也延續了下來。我隨身由西藏帶來的簡單行李中，最沉重的是一部宗喀巴祖師著作《菩提道次第廣論》。這部論涵攝了一切三藏法要在內，是我派最重要的論典之一。一般人在逃走時都只會帶世俗上的貴重財物隨身，我帶的這部論成為了畢莎營中唯一的一本《菩提道次第廣論》。由于我甘冒生命危險而帶出這部巨論，營中的一些長老對我這位年青學僧甚為嘉許。營中的長老僧人在此時期中很是辛苦，天天聚在一起憑記憶把三藏經論盡力背出，由其他僧人抄寫記錄，以防日後佛法失傳。因為熱帶天氣及心力交瘁，有許多年老僧人在營中為這種工作獻身而病死。

　　在加入中觀一年級課程後四個月，我也因不適應印度生活及天氣而患上了肺癆病。在病發後，我在半年間晚晚失眠，因失去胃口而不能進食，身體不斷流汗，後來進入了彌留的狀態。營中的僧人這時對我的存活已不存希望了，甚至有好心人在我的房外備妥木柴，隨時預備辦我的後事。堪薩仁寶哲因為曾力勸我參加畢莎的佛學課程而不顧護法的忠告，此時變得很擔心，他認為自己必須對我的病重負上責任。有一天，我再次夢到護法向我顯現。衪對我說：『你趕快進醫院，便絕對死不了！』。當時營中有不少僧人也患肺癆，國際上的救援慈善組織為我們安排了二十五個療養院名額。二十五位病僧中的其中一位臨時決定不前往療病，我剛巧便補上了他的位置。

　　在二十五位病僧中，我的情況是最嚴重的。當時我無力走動，其他僧人把我抬到了公車站，一行二十五人坐公車到火車站，又再上車前往位于孟賣的療養院。

　　孟賣距離畢莎很遠，火車程要四天三夜才能到達。在火車上，我的身體弱至連頸項也承受不了頭部重量，眾僧便只好把我的頭以繩子綁吊在車廂上方的行李架上。在一路上，我呼氣重而入氣少，身體感到很熱，後來更陷入彌留狀態。在半昏迷中，我心中一直在誦念祖師的名號。在差不多捱抵終站時，我吐出了很多血和黃痰，同行僧人一致認為我會死在火車上(卡車的管理員還經常來檢查我是否尚在生)。在終于抵達孟賣火車站後，他們便找來了輪椅，十萬火急地把我送到了療養院。

　　這座療養院規模很大，是由一位美國醫生在世界各地創辦的慈善醫院其中一間，名叫『華萊士醫生胸肺健康療養院』，在印度似乎頗有名氣及好評。醫院中有六百位印度病人及七十個藏人，其中包括三十位西藏僧人。印度的病人大多為前火車司機，我猜想他們可能是因為長期吸入有煤炭粒的空氣而患上肺病。醫院的醫生中，有不少是曾留學美國的印度藉醫師，偶然也會見白人醫生來到視察。在醫院中有一個大花園供休閒散步，病者則被安排住宿三人間。醫院的食物等供應也很不錯，但印度人卻常常把醫院配給中的最差部份留給我們藏人。我當時的同房是兩個藏僧，現在他們仍然在生，一個在蒙古，另一個在加拿大。

　　在入院檢查時，我已瘦至不似人形(此時我更患了哮喘病)，體重竟然只剩下二十五公斤(雖然我個子不高，但本來一向比常人健壯得多，堪稱為『力士』)。在初入院的三天，由于過瘦及穿著病人袍，醫生竟然一直以為我是一個乾瘦的女人，至第四天才猛然發現我原來是男性！在入院七天後，我的健康有些好轉，慢慢便已可以自己走動。在醫生為我注射藥物時，因為我身上只余皮骨，針在扎入身體時感覺極痛，但病情卻漸有起色，只是一直有便秘的情況。

　　在已經整整一個月沒排過絲毫大便後，醫生說翌日將為我進行肛塞。我聽到後嚇了一大跳，第二天便向醫生騙說已排便成功。這時候，我的下腹已變得脹大，而且隱隱浮現青藍色，看起來很恐怖。有一天，我拜托同房僧人出外買回大量辣椒，迫自己把辣椒全吃下了肚子。在吃了辣椒後一陣子，肚子便開始絞痛，然後肚中便產生了便意。在排便時我發現糞便狀況很怪，首先是排出一顆一顆極沉重、掉下馬桶時竟會撞出金屬聲音的小糞丸。這樣的小糞丸一共有好幾十粒，隨之而出的是極臭的稀糞液。在排完糞液後，我頓然感覺舒暢，身心都輕松了起來。我自幼對醫學很感興趣，依師與依書也學了不少醫理，所以自然對我的怪糞感到好奇(這或許只是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可說是因為無聊)。我找來一個錫罐，用筷子夾了其中一顆糞丸放入罐中，它在跌在罐底時發出了一聲清脆的『當』聲。然後我又在罐中注入清水攪拌。在靜候一回兒後，我見證了一個奇妙的現像，糞丸竟然發大變為一堆奇大的正常糞團！事後我分析認為自己肚中積累不出的糞丸，其實每一顆便是全月中之一整天或一頓飯的排泄物極度濃縮而變成的。

　　在那次排便後，我的身體便迅速地復原，不但感覺健康及胃口奇佳，連禪修也變得很穩定，後來更強壯得可以輕易舉重一百公斤以上(自年青期，舉重一向是我的強項)，但院方堅持說我的病患未清，必須進行切除部份肺葉的危險大手術。

　　在手術當天(入院一年後)，全院中的藏人都來打招呼，我們又聚在一起念經良久。進入手術室後，我刻意提醒自己務必趁此機會看清西方手術過程，同時又想觀察自己在被麻醉後的心識活動現像。然而，在被注射後我便馬上睡著了。在不知睡了多久後，我聽到彷似由遠方傳來的叫聲『洛桑！洛桑！』(當時醫生都以我的出家法名稱呼我，並不使用『祈竹仁寶哲』等尊稱)。我勉力睜大眼睛，半昏迷中記得見到曾留學美國的印度醫師、幾位助手及同院僧人病者圍著我鼓掌歡呼，然後我便又再次昏睡過去了。

　　我一共昏迷了三天之久，其間並未有一刻醒轉。但在這三天中，我的心識仍有一絲清醒。我在心中迷迷糊糊地仍然能把每天必誦的功課經文誦完，又斷斷續續地默念祖師名號，對本尊等之觀想亦能在心中進行。這些觀想及念誦，是一個修行人彌留時必須進行的，如能做得順利便能自主生死或往生淨土。我在昏迷中雖然觀想及持誦的次序有顛倒錯亂，但卻仍能靠過往的熟習而大致完成功課。在醒過來後，我當時心想：『這次昏迷就是一次預演及試驗，我的成績看來還可以過得去。如果持續地熟習下去，將來在死時應該可以有把握！』，心中對自己的表現甚為欣喜。

　　在手術後我仍住在醫院中療養，這時我又偷偷地收養了一只貓及一只小松鼠。這兩只小朋友為我的醫院歲月添上了不少安慰。

　　我在醫院中一共渡過了幾近三個年頭，其間堪薩仁寶哲天天受持大乘八關齋戒，一天只進食一餐少量的食物，以為我的健康祈福。自古以來，徒弟為師長髮這樣的大願也不是沒有的，但他可是我的老師！我在後來的日子中，每想起師父的恩德，我便不禁淚流滿面。後來我常常對自己的徒弟說：『我的性命，是堪薩仁寶哲的大願及帕里的巴桑冒生命危險所換回來的！』。

　　在這近三年間，院方對我們藏人尤其特別照顧，允許我們自由外出散步(而對院中其他病者投訴不同等待遇時，美國醫生說：『你們印度人只是患病而已，他們西藏人卻是身逢巨變呀！讓他們散散步也許會使他們的心情較為輕松！』)，又不禁止我們僧人進行閉關等活動。我們一眾僧人把醫院變成了寺院，三年之中不但常常進行集體誦經，還按每月日期舉行僧眾羯磨誦戒法會，生活完全不似身處異地的一間醫院之中。

　　住院期間，經友人介紹，一位善心的德國老婦成為了我的施主。這老婦文化修養很高，英文也很好。她一人全資供養連我在內的兩位轉世者、一個普通僧人及一位西藏沙彌尼。我們自此時至一九八六年她逝世前，常常互有書信。她先後曾往印度探訪我三次，又常常郵寄果醬及罐頭食物與現金予我，對我有很大恩德。這老婦常常在信中安慰我說：『我倆同為家族分離的受害者。我現住西德，我的家人卻全在東德，一直不能見面！』。她後來死于謀殺，令我很傷心。

　　到了出院的日子，我們僧人與院中員工依依不惜地告別。我與大約二、三十位已復原的西藏僧人一起上路，自孟賣又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車回畢莎。在孟賣市中，我拍了復原後的第一張照片，這時候的我已一如年少時的健壯。

　　在重回畢莎營時，相熟的僧人對我仍然在生都大表詫異，因為他們在三年前我離開時，早已認定我將命不久矣。當時住在營中的我派長老宋仁寶哲(SongRinpoche)打笑地說：『嘩！「死人」復生了！怎麼你不是早死了嗎？』。像這一類的玩笑持續了很多天，我幾乎成為了營中的『明星』。在營中我又再次見到堪薩仁寶哲，他對我的痊愈如釋重負。在營中的昔日同班學僧，此時已完成了中觀部課程，剛踏了俱舍部班級，我便再次跳班跟上了原來的級組(同學已順序完成般若部及中觀部，我卻只讀了五、六年般若課程及在入醫院前修了少許中觀部學業)。一年後，堪薩仁寶哲與其他高僧及方丈被選拔往印度的一所大學中進修研究，我與好友赤巴仁寶哲便依止路敦格西(GesheLoden)。在又兩個月後，由于畢莎的熱帶氣候，我的肺病又復發了，不斷吐血及感到全身痛楚難當，于是我遷往貼近喜瑪拉雅山之北印度達拉候斯鎮(Dalhousie)居住養病。

　　達拉候斯處于高山中，氣候與西藏很相似，同時也有許多藏族居住。在搬到達拉候斯後，我便不再吐血了。此時我又再身無分文，便只好變賣了我的僅有財物｜兩盞油燈、一個內供皿及一套七只的水供杯。這些佛壇用品全為純銀質料，若在現今可以賣得二、三萬盧比，但在當年我只換得二百個印度盧比。

　　達拉候斯有一所為藏族轉世者、普通僧尼及在家人提供教育的住宿學校，其創辦人是比迪尼師。這位沙彌尼全名是『費達比迪』(FreddiBedi)，她是一位英國女士。她隨噶舉派第十六世D寶法王學佛，在受了沙彌尼戒(在西藏佛教中比丘尼戒失傳，所以並沒有比丘尼)後，她成為了有史以來第二位英藉尼師。由于她的信仰，她對藏人特別關心，這座寄宿學校便是她對藏族的一項貢獻。學院教授英文、縫織技巧、唐卡繪畫藝術及佛學，又提供較好的餐食。我在加入這間學院後，學到了一些基本的佛畫繪畫技巧，但由于英語教師一直是走馬上任、換來換去的義工，我沒學得多少英語(當時我對英語提不起興趣，沒想到我後來竟然會向洋人弘法)。以其學問著稱之格西達吉長老(GesheNgawangDhargyay)當時也住在同一鎮中。我趁此良機求長老私下向我教授三大寺『格西』佛學課程中的內容，長老于是便很慈悲地為我天天講課，在四個月的密集教授中對我講解了五大部學科內容(這位師長後來在紐西蘭圓寂，我由澳洲趕赴當地為他辦理後事)。

　　在達拉候斯期間，我多次隨僧眾前往佛陀的生地藍毗尼(尼泊爾)、成道聖地菩提伽耶(印度中部)，初次說法聖地鹿野苑及示寂聖地拘尸羅什。這些至少一年一次的集體朝聖行，同時也是學法的活動，每次都有派中領袖在聖地作開示。我在這些朝聖活動中，多次依根本上師赤江仁寶哲、DL喇嘛、DL喇嘛的正教授師鈴仁寶哲及札什倫布寺方丈卡情洛桑索巴(KachenLobsangSopa)受灌頂及傳承法要。在這些盛大場面中，往往有數以千計的藏僧聚集受法，很是熱鬧。這類集朝聖及學法于一身的每年活動，我在遷往達拉候斯前及八零年代，曾經多次參加，其間既得了不少傳承及開示，也對大部份印度的佛教聖地遍禮過。

　　我曾先後朝禮鹿野苑多次。這是佛陀成佛後初轉法輪、向最初五比丘說四諦之聖地。這地方同時也有很多婆羅門教修士。婆羅門教中也分為不同宗派，其中有些很注重外在威儀和潔淨，這一點倒是很接近密法中的事密部修持，但其教義當然並非佛法。鹿野苑一帶的外道僧人中，有不少卻屬裸形外道。他們留長髮及胡子，不修篇幅而赤露身體，長期進行各種苦行。在佛教史上，釋迦牟尼曾以辯論及神通降伏不少裸形外道。在佛示滅後，佛教與這類外道亦不斷有法義及神通上的較量。雖然在古代佛教于比試中多獲勝利，曾令不少外道轉皈三寶，但這些外道的神通卻的確有一定的份量。時至現代，這些外道的神通已大不如前，但仍然不容小看。有一次我與友人在街上散步，這友人突覺後腦一熱，像是被人潑上沸油一般燙痛，但肉眼卻看不到有表面的異樣。這本是外道僧人刻意施法逞強或挑戰的意思。我們沒有加以理會，只靜悄悄地繼續走開去了。在當地，又常有外道術士施法行騙的情況，不少人都曾吃過小虧。

　　其中一次朝聖中，我在鹿野苑住了整整四個月，這期間認識了後來與我親如兄弟的知己第九世哲布尊丹巴法王(JetsunDhampa)。

　　哲布尊丹巴是歷史上蒙古最高的精神領袖，為蒙、藏佛教各派尊為『法王』，在蒙古也被尊稱為『日光大皇帝』，可見其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歷代法王為《時輪密續》、《度母密續》、《彌勒密續》及甘丹派耳傳施身法(正確譯名為『斷法』)的持傳承者。第一世的法王是覺囊派祖師、西藏著名的佛教史學家與聖者多羅那他(Taranatha)之傳世，其先世包括格律派哲蚌寺創建者絳央措傑(JamyangChoje，宗喀巴的弟子)、寧瑪派初既嘉善大師(ChokyiGyaltsen)、噶舉派達瑪旺竹大師(DharmaWangchuk)及薩迦派貢噶左竹大師(KungaDrochuk)。在法王轉世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時，生為蒙古太子而出家，由第五世DL喇嘛及第四世班禪喇嘛核認為聖人之化身，授以『哲布尊丹巴』封號(意為『蒙古地區之依怙主』)及許多傳承。在漢地，這一世的法王也得到漢地皇帝的尊重，被冊封國師。此後，歷代轉世法王時現僧相、時現俗家居士之相，一直以來多次受到歷代DL喇嘛及漢地皇帝的冊封，成為蒙古地區中的政教領袖。

　　第八世的法王之年代正值外蒙古政治變動之時。蘇聯的共產黨軍人深夜中前往他的寺院宮殿，把法王叫了出來。法王在連鞋也沒穿好的情況下，被軍人拉至寺外一角就地處決了。當年外蒙的寺院規模極大，西藏地區的千僧之寺，在蒙古人眼中亦只如他們的深山小廟規模而已。在法王的寺殿中，當時正有三萬位僧人正在誦經。軍人以機關槍掃射僧眾，把他們中的大部份當場打死了。有少數修持有證量的僧人，不論軍人怎麼開槍也沒有中彈。軍人心感怪異，便放過了他們。此後，外蒙的佛教便被禁止，寺院全被封禁，但蘇聯政府倒並未把寺院、佛像及經書毀去。

　　現世的法王生于拉薩，四歲時即被當時的西藏攝政者熱振仁寶哲(認定第十四世DL喇嘛者)認定為第九世哲布尊丹巴。但由于當時外蒙已為蘇聯所管轄，法王的身份並未被正式公布，也沒有舉行升座典禮。在七歲時，法王以普通學僧身份入學于哲蚌寺，渡過了十四年學僧生涯，同期亦隨DL喇嘛、班禪喇嘛及赤江仁寶哲等大師學法，又依頂果欽哲仁寶哲(DilgoKhyentseRinpoche)、卡盧仁寶哲(KaluRinpoche)及薩迦崔仙法王(SakyaTrizinRinpoche)學寧瑪派、噶舉派及薩迦派傳承。在二十一歲時，法王離寺以瑜伽士身份進行了多次施身法閉關及往各地朝聖。于二十五歲時，法王舍戒而改以俗家居士身份修持。在二十九歲時，法王隨大批藏民移居印度，其後一直為居印的西藏人開示佛法。

　　我大概在一九六七年在鹿野苑認識法王。當時，法王被噶舉派第十六世D寶法王延請至鹿野苑梵文大學，出任噶舉派教義課程的總代表，剛巧住在我的鄰房。在相識後，我們很自然地便結為比世俗親兄弟還親的法友關系。他當時大概三十六歲，生活頗見佶倨。哲布尊丹巴的為人樂觀，不論甚麼大苦都能歡喜地承受，更把苦難視為自己的宿業而從不抱怨半句。在多年相交中，我特別敬佩他的定力。不論是在印度早期面對極度的清貧境況或後來在蒙古數十萬人夾道歡迎頂禮的場面，他的言行及心境紿終仍一樣地從容自在，彷彿苦難及蒙古民眾的熱情崇拜都與他無關似的。自童年起他就視錢財如糞土，在窮困時從不向人訴苦，在收到供養後他轉手便又布施他人。在他未登座前的貧苦時期，每次我到訪，哪怕下一餐便會沒著落，他都會傾囊請客。雖然我也負著一個轉世者的名位，但地位卻與法王差天共地。然而，由于他對金錢不屑一顧，財政狀況往往比我還差，以致我一直以來有很多機會供養法王。在後來九零年代，外蒙古在蘇聯解體後獨立，DL喇嘛才正式冊封他的法王地位。法王在首次往訪外蒙時，在半年間其居處門口長期有著數以萬計輪候讓他摩頂加持的人。法王在那次一共見了近一百萬信眾，總共得到五百萬元供養，但在離開外蒙前他卻把錢悉數布施予窮人及慈善機關，沒有帶回一份錢，回家後仍然過佶倨的生活！近年來，法王向我說他正在撰寫自傳，大家以後不妨一讀這位大德的生平。

　　在一九六七年，我的師長堪薩仁寶哲被委任為印度色拉寺昧院方丈。這時候我正在達拉候斯居住。在同年，堪薩仁寶哲來達拉候斯探訪我，又囑我早日返畢莎營考取『格西』學位。本來我在色拉寺只學了七年多，在印度斷斷續續地也跟著同班學習，但照說並未正式學完課程中的一半。然而，前面已交代過我在達拉候斯補學的情況，所以此時我對五大學科已有大概的認識，又因轉世者向來可以被通融跳班及當時西藏的變幻政局，堪薩仁寶哲才有了命我考試的主意。此時我無可無不可，心想學位也不過是個虛名，重要的只是實學真材。但基于對師父的服從，我便動身返畢莎，暫時結束了在達拉候斯的生活。

　　再一次回到畢莎時，許多相熟僧人已因不適應氣候等原因而往生了。這時候的畢莎，共有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在他們的見證下，我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初六佛陀為母上天說法後降凡紀念日中，依照傳統答辯三場及在長老前應考背誦。在早上我依傳統舉行一次供養，在午餐時又再供養了一次，一共用了二千個盧比(這是當時因政治原因流亡印度的嘉絨前地方領袖所代付的。在前章中我曾提及這位領主。他後來定居加拿大，我在每訪該國時必會往訪)。在同期還有另兩位僧人應考，我和他們都十分緊張，表現說不上很好。幸好這種應考實為畢業之儀式，並非真的在評分，我才順利得到了一個三等『格西』學位。在同一天中，我又補辦了早應在一九五三年入學色拉寺前進行的登座法會(當時因貧窮而推延並未舉行)，終于才正式成為寺方注冊的色拉寺昧院轉世者成員身份(世事往往是難以預料的。在入學色拉寺時，我無法負擔登座的儀式。在十七年後身處西藏境外、印度難民營中，我才反而終于進行了色拉寺升座典禮，正式得到了轉世者學僧身份，更在同一天舉行了畢業典禮)。

　　在成為了一個三等『格西』後，我又回達拉候斯住了一年，此期間仍然繼續在寄宿學校中上課。

　　在我成為『格西』一年後(一九六九年底)，印度政府在南印度給了三塊地，供移居印度的色拉寺、甘丹寺及哲蚌寺僧人在印度重新建立三大寺(在拉薩三大寺中，早已停止『格西』課程，僧人數目也被限制于寺院正常情況下的十份一以下)。原屬三大寺的僧人此時約有一千多個在印度，原屬色拉寺的則有三百多位。我們所有僧人對能在印度重建三大寺及其教育制度感到很激動，紛紛由各地趕回畢莎集中，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三大寺的僧人被政府安排分批由畢莎送往南印度，最先撤走的是哲蚌寺僧，最後的一批是色拉寺的三百多位僧人。由畢莎到南印度，車程是四天三夜。坐了多天火車後，我們來到了南印度邁索爾(Mysore)地區的森林中。

　　印度政府批給色拉寺的土地，是邁索爾地區森林中的二百畝荒地。邁索爾盛產世界上最佳的檀香木，氣候不熱不冷，是一個好地方。

　　在跟著下來的三年間，我們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同心地開林建寺，生活既艱苦又愉快。僧人全體合力建成了色拉寺措欽大殿，然後原昧院僧人及原志院僧人便分別各建自院的分殿及僧舍、僧堂等，同時學僧也繼續學習傳統課程，實在忙得交關！我當時被分配的工作比較輕松，主要只是監督修建工程，不似其他僧人需要動手腳開林建屋。在第一年中，全體僧人生活在印度政府提供的帳蓬內，條件比較基本。

　　在當年邁索爾的森林中，有很多野象及毒蛇。成群生活的野象一般會遠遠避開人類，較少對人傷害。但曾經被人勞役而後逃脫的大象，則多會獨自生活。這些單獨行動的大象因曾與人類共住，所以完全不怕人，常常會在遇上人類時活活把人踏死。我們僧人中雖幸而並未有被象踏死的情況，但附近的俗家藏人則有許多死在大象腳下。後來我們發現這些殘暴的大象也有靈性。在不幸與它們狹道相逢時，只要謙卑地跪下，它們便會繞道而過，並不加害。有一次我與一個年紀相仿的『格西』相約往森林中找檀香樹，本欲取些最優質的檀香木自制佛珠。在入林五分鍾後，我們遇上了一頭巨象。我見勢色不對，在第一時間便逃了，但友人卻持一把小小的開山刀呆在當場，嚇得忘了逃命！我們兩人如臨大敵，一個逃了，另一個手持一把小得可憐的刀自衛，但那頭巨象卻只懶懶地斜眼瞄了我們一眼，便繼續走遠了。最後我們也沒取得檀香，只嚇得狼狽地逃回寺址，後來再也不敢入林。這個『格西』在多年後到了澳洲協助我弘法。在一次漫話昔年的這件事時，大家都笑得眼淚直流！

　　邁索爾的蛇類亦十分可怕。在林中既有多種品種的無毒巨蟒，也有一剎那間便能致命的眼鏡蛇。在開山建寺的最初幾年，我們幾乎天天與這些蛇打交道。尤其在下雨季節中，青蛙紛紛跳入我們的簡陋帳蓬中避雨，許多毒蛇就會尾隨而來捕食它們。後來我們僧人已見怪不怪，一見毒蛇便只冷靜地以木杖輕打它們頭部，它們自然便會離開帳蓬另去他地。在幾年中，可幸沒有任何人被毒蛇咬死。

　　在寺院基本建築竣工後，我們都十分高興。在這時候，哲蚌寺及甘丹寺也分別在南印度的另一邊建成了，附近也有在印度重建的寧瑪派大寺，其主持是寧瑪派的貝諾法王(PemaNorbuRinpoche)。

　　寺院建成後，整個色拉寺教育舊制亦告恢復，有不少新沙彌入寺學習。在每一年的春、秋二季，僧人下田耕種及收割，盡量做到能自給自足的目標。原拉薩色拉寺的僧人對新建的寺院及欣欣向榮的新景況十分滿意，許多老僧人都常常嘆說此生已死而無憾。在現今二零零零年，在當年建成印度新寺的原拉薩色拉寺三百多位僧人中，只余連我在內的十五位仍然在生。

　　在一九七二年底，眼見新寺已走上軌道，我便興起了閉關專修的念頭。依嚴格的佛教傳統，閉關必須選用曾有先賢修持有成的地點進行，一些宗喀巴、密勒日巴及蓮華生祖師等大師曾在其中修行的關房及山洞更是修行者最佳的閉關地點。在最低限度，行者也應選無人煙之靜處，並且要肯定當地在過往中從未發生過僧團分裂等情況，否則閉關便難以有成。當年我因為情況限制，並未能往曾有先賢住過的山洞等聖地中閉關，所以便選擇了距印度色拉寺約兩小時腳程的密林。在入關前，我依傳統對地方的『非人』供養，以祈請這些『非人』不作干擾，同時我又依法加持關房、安立代表護關的四大天王之四塊結界石頭等等。在打坐的座位下，必須放上吉祥草及百節草。前者有清淨之表義，後者則有長壽之緣起。在釋迦太子臨示現成佛前、到了菩提伽耶的菩提樹下正欲上座時，曾有一人向祂供養了這兩種草敷座而坐，太子便在這兩種草上坐下修持，最後成就了佛境。閉關者坐在這兩種草上，正表義效法佛陀修持的決心、紀念佛陀本生及具有修持有成的吉祥緣起。有關以上傳統，我在入關前先後一一嚴格地辦妥了。

　　我的關房位于無人活動的森林中，環境應可說是頗利于專心靜修。在關房附近並沒有危險的跡象，但卻有很多毒蛇出沒。在閉關期間，我只能在結界的四塊石頭以內范圈活動。每周中會有一位預先安排好的色拉寺僧人來為我送糧食及木柴，但我們並不交談。

　　閉關期中的每天凌晨三點我便上座修持，至六點下座用早餐。在八點我便修第二座至正午時份，然後下座用午餐及另行修誦我一向以來的日常功課。在下午二時是第三座，一直修至下午六時，然後又下座而把中午未誦完的日常功課誦畢。一天中的尾座是晚上七點至十點，修完後便睡覺。在閉關修持的每一座中，所修內容只可以是一早決定好的本尊專修，所以日常功課必須在一座與另一座之間的空檔余暇中進行，並不能占用座上的時段。我的日常功課有三百多頁，每天即使馬馬虎虎也至少要用上兩個小時才能修畢。這樣一來，關期中的每一天我便一共修持十六小時以上。在僅余的時間中，除了用餐及睡覺以外，我也會在關房外至結界之間的空地走動一下權作放松運動。

　　在初入關的大概半年中，我依次完成了十萬遍皈依偈修誦、十萬次頂禮及十萬次水供等各種前行。完成加行後，我便正式開始修本尊法門。在關期中，我大概每一周便會在夢中夢見師長，這可說甚為吉祥。這種天天如是的專修生活，無信仰者可能會視為苦悶及不能忍受，但我卻覺得很寫意、很充實。

　　在四年後，我順利完成了心目中的目標。在進行了護摩火供等圓滿法會後，我便結束了為期四年(一九七二年藏歷十一月廿五至一九七六年同日凌晨)的閉關生活。在出關後，我感到自己在智慧上有了顯著的增長，心中感到十分高興。

　　我是印度色拉寺建成後第一位進行大閉關的僧人。因此，我的閉關變成了對其他僧人的鼓勵。在我出關後，陸續便帶起了新色拉寺僧人閉關專修的風氣。

　　在回到印度色拉寺後，我便擔任起僧堂中的長老前輩的責任，對僧堂中的年幼學僧教授、管束及照顧他們的生活飲食所需。在此前後，我的師長堪薩仁寶哲剛完成了印度色拉寺昧堂方丈的十年委任(由退任起，他才被尊稱『堪薩』)，于是他便在色拉寺中開始了為期三年的怖畏金剛密法專修閉關，我便在這下來的三年中負上了更大的責任。除了印度色拉寺嘉絨僧堂的全體年青僧眾外，堪薩仁寶哲的三個徒弟及我自己的十五個小徒弟全都要由我照顧。身為嘉絨僧堂的轉世者成員及長老，我必須在有需要時為僧堂的共同利益出力，對堂中的大事有時也必須參與處理，但這比起照顧堪薩仁寶哲及我自己的小徒弟來說，只是很輕的負擔。在寺院中，絕大部份僧人都是堪薩仁寶哲的徒弟，但他們各有所屬僧堂及其他長老師長照料生活所屬，並不需堪薩仁寶哲個別照顧。我所照顧的小徒弟，是指堪薩仁寶哲及我自己親自管教及共同生活的親徒。他們大多是無父無母的可憐孤兒，最小的是五歲。此外，管教在印度轉世的第三世薩巴仁寶哲也是我的責任，這時他只有六歲。這些小孩子很難管教，他們在白天喜歡到處玩而不願學經，在晚上又哭著叫媽媽。我在堪薩仁寶哲閉關三年時，直至一九八六年赴澳洲弘法間，一直在同時間中擔任師長、監護人乃至小和尚的爸爸與媽媽等身份，所感到的痛苦恐怕不低于坐牢及被判勞改時所體驗的！在小僧病時，我要日夜不眠地照顧，夜里更幾乎是沒時間睡覺。在他們頑皮時，要打又怕下手太重，打得輕他們卻完全不改，這令我很是為難。在這期間，我才明白到年幼時我的管教師長之苦處，心中對他的感激又再加深了一重。

　　到了七十年代末，印度色拉寺的新僧人數目已達一千個左右。除了藏族學僧外，此時寺院中也有來自西班牙及美國的洋轉世者，又成立了前所未有的洋學僧僧堂，後來又來了一個黑人學僧。在我所屬的嘉絨僧堂中，來了一個美國學僧。這學僧畢業于美國名大學，是曾得美國總統召見及贈以獎牌的高材生。他的藏語說得與藏族一樣，學習成績也不錯。後來他又為昧院的擴建及日漸增多的僧眾而經營鑽石生意，在短短幾年內便成為了世界鑽石業內的知名人物，但同時仍繼續學業，最終成為了歷史上首位美國藉『格西』。在近年，他在外蒙古弘法，甚至被邀在電視直播中說法。由于他是洋人而又具有藏傳佛教中的『格西』學銜，他在外蒙古受到了日益崇洋的年青蒙族刮目相看，紛紛重投外蒙古的傳統佛教信仰。故此，他在外蒙古的影響力甚至比派中許多長老還大。

　　在一九七九年初，色拉寺昧院命我代表院方到錫金甘托克辦事，所以我便前往該地。在甘托克，我一住便住了兩年多(由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一九八二年)，其間為當地藏民開示及授予延壽隨許加持等。

　　在一九八零年一月，我收到了回鄉老父逝世的惡耗，便為他修持懺淨法，又與暫住常地的幾位上密院僧人每七天修法一次，更把家父遺骨請宗座及赤江仁寶哲等大師加持超度。對家父的逝世，我並不感到太悲傷，反而汏為家父在死後能得這麼多的大師親自超度，而感到安忍。自此，我便在日常功課中加誦一千次觀音真言，以這功德每天回向予父親(幾鴾後，家母亦相繼過世了)。

　　咺托克是一個殊勝的聖地，而且是寧瑪派蓮華生祖師修持之地。在返，我的心境的確較住在其他地方時平靜，就連夢境亦特別清晰與吉祥。于甘托克居住期間，我幾乎每晚都有吉祥的夢兆，其中有數次我在夢中見到自己在漢地身為領袖的過去生。

　　在離開錫金後，我又回到了南印度色拉寺，繼續擔任照顧堂中年青僧人的工作。

　　在一九八二年，有一位只有十八歲的澳洲青年格頓(KritonGleen)成為了我的長期施主。這個年青的洋人自幼跟一個韓國人學武，同時以打理練武道場的工作及雜役代替他所不能負擔的學費，因此很得其武術師父的賞識，對他更授以針炙等東方醫術。在他的師父死于交通意外後，他便繼承了其師之武術學院及醫館。由于格頓自幼便接觸東方文化，又曾與其武學師長建立了東方式的師徒關系，他漸漸便對東方的宗教文化感到興趣，于是便成為了我的施主，把每月僅用剩的少許錢供養我。這個施主後來成為了唐手道武術的大洋洲總教頭及美國一些官方單位的特種部隊教練。在他的武學道場中，學生上課前必須靜坐修心，又要學習培養慈悲心及武德，與其他的澳洲武術學院很不同。在依止三寶後，這年青人信仰極真，沒多久後又進行了一次長閉關，堪稱十分精進！

　　在同年，中國大陸在粉碎四人幫後漸漸開放宗教政策，允許西藏寺院作有限度的重建，大藏寺也被批准修復建築。在這時，我在多年來初次興起了恢復大藏寺的希望，但卻不知從何開始。

　　在一九八五年，已赴澳洲弘法的路敦長老要求我到澳洲協助教授他的洋人徒弟。我當時心想：『印度色拉寺現已上了軌道，大藏寺則暫時無法集資重建，倒不如暫去澳洲弘法！』。當時我完全沒有向洋人說法的經驗，心中也有多少擔心不知是否應付得來，只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答應了下來。

　　在一九八六年，我的簽證終于獲批准了，我便動身遠赴澳洲，一個我對其全無認識的異國。

第七章──到西方弘法
　　在一九八六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往澳洲弘法的簽證。沒多久後(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坐飛機遠赴這片我在概念中完全沒有認識的土地。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飛機，但我的心情卻並非緊張，也談不上有甚麼興奮。

　　在澳洲雪梨，我再次見到幾年來一直供養我，又曾在印度碰過兩面之年青施主格頓。他在澳洲首府坎培拉居住，離雪梨只不過二小時車程。我們的會面十分愉快。作為一個受供的僧人，我對這位年青小施主格頓有感激的情緒。作為一位年長的僧人，我同時也很欣賞這個年青人對佛教的熱心。

　　澳洲這個西方國家的佛教發展，並非如我想像中之差。在雪梨，不但藏傳佛教的四個主流派別各有道場，其他漢傳佛教、日本佛教及南傳宗派也各有其信眾及中心。

　　我應邀弘法的道場，位于雪梨的一個小社區中，平時有一個洋僧及幾個信佛的洋人居住在內，在說法時則有幾十個對佛法有興趣的西人來聽講。

　　在起初到達時，我感到像年青時初到拉薩的情況，不單在生活習慣上難以適應，同時還因不懂英語而覺得自己像個啞巴似的。在飲食方面，澳洲的食物倒可說是極好，我並未感到有甚麼適應不來的情況。

　　在雪梨的六個月間，我每周授課兩、三座，教的內容包括《菩提道次第廣論》等，由我的摯友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公子濤石仁寶哲(他也是印度色拉寺的僧人)翻譯為英語。

　　我與雪梨的洋弟子談不上有太親厚的感情，也沒有太多的交流。在我的心中，我自視為一個過客，只盡能力教授一下佛法，對于洋人聽眾是否能得益，我抱懷疑的態度。終究來說，雙方的文化背景差天共地，他們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不易轉化。也因為這個原因，我在這期間也從未生出要學好英語的決心。

　　雪梨的這間佛法中心，有一個洋僧人。當時我的佛法講座聽眾數目不太穩定，有時會有幾十人來，有時卻只有幾個人到場。這洋僧看到了此現像，感到很氣餒，我安慰他說：『拉薩曾經有一位大師，一片苦心地準備傳授《甘珠爾》的整套傳承。在三年中，他有時在山上教授，有時在河邊講課。開始時有許多人聞法，但最後卻發現三年來把全部教授聽齊了的弟子只有一人！我們弘法的人，盡心力即可，對成果不必介懷，這是聽者的因緣，並非我們所能主宰！』。

　　在這半年中，我從旁觀察，對洋人的心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洋人的物質生活十分豐裕，一切所需都不缺少，政府又有完善的社會福利，所以他們從不需為生活而操心。然而，他們的心靈卻十分空虛，心中感到不滿足，所以在西方社會中有極多患精神病及自殺的人。這剛剛與西藏人相反。西藏人物質生活條件可說極差(但其實我在西藏時，由于沒有比較，倒不太覺得如此)，但心靈卻十分充實滿足。由此可以印證佛陀的教法｜物質享受的確並非達致快樂之道，只有心靈的滿足才是趨向快樂的正確路向。在學佛方面，洋人的態度與亞洲人也截然不同。洋人對佛法，抱的大多是好奇及研究的心態，對聽課及學習理論他們十分熱衷，但說到修行方面，他們卻大多提不起興趣，甚至在求受灌頂傳法後，對灌頂後必須遵守的誓戒亦往往置諸不理。在聽課時，洋人大多喜歡聽新的、深妙的哲理，而不願先打好基礎的理論底子。我們西藏人，一般都是以傳法的法師意見為重，由法師視乎聽課者的程度及需要而應機說法。在西方，卻常見令我感到到很痛心的情況，講法的法師往往會被要求說一些能保證出席率的內容，而並不是被請求說對聽者最有利益的環節。

　　西方的佛法中心，還有一種令我反感的做法，對聞法者索取門卷費用，就像是電影院憑票入場似的。從這些中心的主持人角度來說，他們的確也有苦衷。在西方，來聽課的洋人大多並沒有捐錢資助弘法中心的習慣，但一間弘法中心卻的確有電費、租金、水費、法師飲食等支出必須支付，否則就只好關閉中心，佛法也弘不下去了。洋人對收費聽課倒並不介意，反而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十分樂意付門票，但在此之上卻不會多捐一毛錢。由于西方國家中的一些邪教及新興宗教大多采取免費入場的做法，佛法中心若不收費，有時反而會被人誤以為是邪教，令人啼笑皆非！以上所說的收費情況，我作為一個思想老派的僧人，實在不能認同，但在當地的實際情況下，我也的確提不出更佳的解決方法。在只有西人參加的弘法中心，這種令我反感的做法也可行，中心勉強能維持下去，聽眾也不覺得付費學法有甚麼問題，反倒只有我這個作客的講師感到不安。有些其他的弘法中心，既有洋人參加，同時也有漢人及越南人參加，情況便變得進退維谷了。亞洲人對聽法要收費的制度感到難以接受，反而樂于在不收費情況下捐助比門票款額更高的自願捐款。但如果采用這種自願制度，洋人卻一就是毫不捐獻而令中心難以維持下去，或就是因為把這中心誤視為同樣不收費的新興宗教而索性不來。

　　對洋人弘法，與在亞洲弘法很是不同。很多洋人對佛法都抱研究及好奇的心態來聽法，他們並不一定是三寶弟子。別說其他，就先說說法前的一些傳統，例如聞法者應對說法者恭敬頂禮三次才坐下聞法的佛教傳統，很多聽者便就不願依循。這種傳統其實是對佛法的尊重表現，但在西方往往卻被視為一種個人崇拜，頗為洋人所介意。在說及敬師、孝順父母及因果業力時，洋人往往也感到不易接受。他們對聞法很多時只視為聆聽演講，並不生出尊敬的心，純粹只是學問的累積。對于師長，他們並不認為應該尊敬依止，反倒有時會視師長為他們所開辦的弘法中心之雇員，動不動便把合約(由于申請簽證，往西方弘法者必須簽署應聘的員工合約)取出來對質，自視為說法者的『老闆』。但我心想，佛法在西方終究只是剛剛開始弘揚，很多在佛法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傳統事情，或許必須經過一段長時間才可以被正確接受吧！對洋人弘法，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異，不少人在聽法多年後也不能踏出完全依止三寶的一步。在他們的心中，去聽一聽佛法是不錯的，其理論也似乎合理可信，但要成為一個『佛教徒』卻是另一回事，他們心中始終有一重文化上的障礙不易打破。但也有另一種西人，他們在形式上刻意模仿西藏人的生活習慣，穿得像個半藏半洋的怪模樣，但他們心面卻往往沒有佛法的『味道』。這一種外在上的模仿，實在並無意義。他們所學的只不過是西藏的文化及佛教的外在形式，並沒有得到藏傳佛教的精神。

　　在雪梨的期間，由于中國大陸的逐步開放，我收到了不少家書。家鄉的人都希望我早日回鄉恢復大藏寺及重弘因政治變動而近乎中斷了的佛法。由于幾十年來的政治情況，不少年青的鄉人來信都寫我看不懂的漢文，藏文反倒寫不來。收到這些家書後，我雖對內地的最新政策情況不太了解，心中卻實興起了自一九八三年開始萌生、重建大藏寺的決心。在這期間，我又收到了來自德國的惡耗，知道我多年來的年老女施主家遭賊劫，她被殺害身亡。在此以後，我常常憶念這個異國施主對我的大恩大德。

　　有一天，一個叫林聰的年青漢族僑生登門來訪。這個年青人生于香港，對佛法的追求有濃厚的興趣及渴求，但卻並未皈依三寶。當時正在大學上課的這位年青人，對我的第一個提問是：『我怎樣才能培養出對眾生的無私愛心？』。我在雪梨當時已住了近半年，覺得洋人都只喜歡提問一些深奧而哲學性的辯題，從沒一個人提出這樣的基本而有志向之問題。我深感與這位年青人的初次會面很吉祥，他的提問正顯示了他對真理的熱切追求，令我心中很是歡喜。在會面的幾個小時中，他提出了幾條很好的問題，我又趁機會叫他為我翻了幾十封以漢文書寫的家鄉來信，一一作了漢文的回覆。他在會面的尾聲，向我提出了求受觀音灌頂的請求。我向他解釋：『灌頂是一種對師徒雙方都影響深遠的誓約，師徒雙方一般必須互相觀察多年才可進行。你盡可多來信交流，灌頂之事日後才說吧！』。在他走後，我思前想後，覺得與這年青人或許有點宿世因緣，便叫人致電叫他翌日再來。在第二天，我特別為他舉行了觀音灌頂及授予三皈依。自此以後，林聰便成為了我的親近弟子，雙方關系親如父子一般。

　　林聰為人勤奮聰明，對我的教誡學習得很快，而且工作能力極強。在後來的發展中，他成為了我的左右手，從日常瑣事、說法翻譯、弘法行程安排乃至後來重建大藏寺的事上，他都一一忠心地辦妥，身份就如西藏傳統中轉世者府第管家一般。在後來眾多的弟子中，也只有這位弟子能完全聽懂我的憋扭英語(基本上是洋人完全聽不懂的『英語』)，而且完全明白我的內心。在師徒關系方面，林聰可說是一個不錯的弟子。他被我罵時從來不感委屈，在代表我辦事時受到挫折也不曾抱怨。我在一九八九年至今，陸續在澳洲、加拿大及東南亞創立了一些弘法中心及慈善基金會，這些大多是林聰直接或間接的功勞。在重建寺院方面，他多次代表我往川北藏區觀察工程，對寺院重建功不可沒，深受我鄉人的愛戴及敬重，我的家人把他視為家族成員之一。他對大藏寺發展的關心程度及工程的細節之熟知，或許比我還來得深！在攝受了林聰這個日後對我影響極深之弟子後不久，我便移居澳洲的另一大城市布里斯本弘法。本來在雪梨弘法半年後，我對在西方弘法沒抱太多的希望，更曾一度向邀請我赴澳洲的路敦長老請辭要回印度，但長老力勸我繼續留澳講學，我才勉為其難地答應前赴布里斯本的弘法中心。

　　布里斯本屬于熱帶天氣，與印度某些省份的氣候有點相像。這的生活節奏比雪梨悠閒得多，人也比較親切和善。我居住在路敦長老駐布里斯本的弘法中心，其環境及情況與雪梨中心差不多。

　　我在布里斯本的日子比雪梨開心，在此中心傳授了《菩提道次第廣論》、印度寂天大師所著之《入菩薩行論》、大威德金剛灌頂及全部傳承講解等。《大威德密續》本屬無上瑜伽密法，並不普遍公開傳授，但基于布里斯本中心弟子是路敦長老的多年弟子，與長老早有較密切的師徒關系之原因，我才未經傳統的多年觀察弟子而代長老傳法。在這次灌頂時，在雪梨攝受的弟子林聰特意飛來參加，還帶來了一位與他年齡相仿的香港朋友同受灌頂。這香港年青人後來也成為了我的一位較重要弟子，他在移民加拿大後，在當地為我創立了溫哥華弘法中心。

　　在布里斯本期間，我在白天不講經時，便與中心內的貓、狗作伴，天天在附近海邊散步，生活倒算悠閒從容。林聰在這段期間中多次由雪梨來訪，我們兩師徒常結伴散步聊天，雙方間的認識及感情增進了許多。在其他弟子中，有一位洋女人瑪麗莎與我較親近，她後來助我創立了駐在布里斯本的道場。在眾多的西人徒弟中，這位女弟子與我的關系是最接近傳統中之師徒關系的了，其他人與我之間只是半像施主、半像朋友的關系，難稱為真正的弟子。

　　在布里斯本弘法一年多後，我又到了路敦長老駐西澳洲柏斯的中心。在這的洋僧人對我很尊敬(在我後來離開澳洲時，他淚如雨下如同與親人分離一般)。柏斯中心的弘法事務不太繁忙，所以我便天天種花及打理中心的花園。中心的人都怕我操勞而叫我不需打理園藝，但我卻頗為享受這種活動。

　　在柏斯，我遇上了一個馬來西亞華僑吳明蕾。她本來學習藏傳薩迦派教法，家庭生活並不太愉快。在我認識她後不久，她便成為了我較親的弟子之一，心情也逐漸開朗起來。這個弟子後來創辦了我駐柏斯的弘法道場，並在東南亞弘法事業上，為我提供了很大的助緣。她的兩個兒子及妹妹，後來也陸續與我建立起密切的師徒關系。在這段期間，我與一位天主教神父建立了友情，後來雙方成為了極好的朋友。

　　在一九八九年，我在澳洲已住了兩年半，心中仍未曾以此國家為自己的歸屬，于是便再度向路敦長老請辭，當時本意是想經印度回鄉的。在長老應允了以後，我到了坎培拉向年青施主格頓告別。雪梨的林聰本來要到坎培拉向我道別，但因為他大學考試在即，我便改變行程到雪梨與他會面，住上了幾天。在這幾天中，林聰引見了多位漢人，我也應邀為他們傳了許多法門。此時候，他們當中幾個年青人求我日後回澳弘法，我不置可否，但心中感到與漢人似乎有點緣份，想日後再看情況才決定，本來心想永不會再回澳洲的念頭開始動搖了。

　　在離開澳洲以前，我又與幾位僧人為一群年青洋人舉行了授僧戒儀式。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為白人剃度，心中很高興見到佛法之西漸。

　　回到印度色拉寺後不久(一九八九年藏歷六月初四佛陀初轉法輪紀念日)，我的好友赤巴仁寶哲突然圓寂了。仁寶哲是比我年輕的一位高僧。在他圓寂後，我們在代理其遺產時，發現仁寶哲一生中雖收到極多供養，卻把它們全再布施了出去，自己私存的錢財原來幾乎不夠吃一、兩頓飯。一些年青的僧人，對仁寶哲的這種德行都十分敬重。在代理仁寶哲的後事時，我把平生的積蓄全數供養了出來支付各種支出，本來準備用作回鄉的盤川都用光了，才被迫打消了回鄉的想法。在這期間，澳洲的華僑弟子林聰等不斷來信請求我回去，最後我便答允了他們的要求。

　　在回澳途中，我遇上了一些波折。途經泰國時，我因為沒有澳洲的入境許可，即使仍持有效的簽證也被拒上飛機而滯留曼谷。這時我的身上只有少許零錢，在語言溝通上也有問題(我不懂泰語，遇上的人大多不懂英語，懂英語的人卻聽不懂我的『英語』)。幸而泰國人不愧為佛化國家人民，他們對僧人的尊敬絕對不比西藏人低。一些陌生人在與我互相溝通不來的情況下，仍然為我提供了種種方便。在滯留後，我轉回印度辦手續，後又再飛往澳洲。

　　由于途中的波折，雪梨的漢人弟子都十分焦急。他們一方面不知班機到站時間日期及途經何國，另一方面又擔心我不諳英語及身無分文。他們輪流在雪梨機場值班枯等，最後才把我接到了，為我安排在一間小屋中居住。

　　此後，我便在這小屋中創立了第一間佛教顯密研修院。弘法及居住的地方雖然簡陋，但這都是由一些苦學生省食省用供養的，所以我對他們學法的熱情十分欣賞感動。

　　在後來的幾年中，我的弟子由最初的幾位漢族僑生發展至一批華僑，也有好些洋人來聞法學習。林聰在兼顧大學學業及兼職工作之余，還打點中心的一切事務，為弘法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柏斯、布里斯本、達爾文、藍山及露莎幾個地方，陸續有分院相續成立，其中有些以華人為主，其他的仍多為白人弟子社群，我也漸漸地開始有以澳洲為家的歸屬感(事實上，僧人本應是沒有『家』的人)。

　　與我在我首次訪澳時早已結交的天主教高倫神父，在此期間與我建立了更深的友情。高倫神父經常來探訪我，談的有時是社會文化、東西方宗教思想及比較等等，每次見面雙方都感到很投契。神父比我年輕十五年左右，但他對東方思想及文化認識極深，對西方文學等也有極高造詣，把我的見識拉闊了許多。我的一生中，師長及弟子都不少，但平輩論交的友人卻不多。高倫神父可說是我少數的平輩好友之一，而且是我唯一的一位異教及異族又真正交心的朋友。他對宗教及真理的追求十分熱切，但卻同時抱開放的態度，對佛法也有深入研究及很深的尊重。對異教的領袖人物，神父同樣尊重，並且視為同道而只是存小異的法友。他遇上困難時，往往也要求我代為祈禱，甚至連他的天主教念珠(編者注：稱為『玫瑰珠』)也交我代為加持後方啟用。在雙方交往中，我向他學了不少西方神學的認識，對西方文化有了初步的理解。神父又多次邀我到他的修院講課，在記憶中我一共去了他的修院三次。

　　高倫神父所屬修院距柏斯一段車程，有極悠久的歷史，占地五百公畝，其上蓄養了一千只上下的綿羊。在我每次到訪修院時，院中一眾二十多位神父都會熱情招待，給我的感覺就如身處佛教寺院一樣。這些神父所屬的天主教分派，屬于紀律極嚴的一支，發願終生過貧困的物質生活，但他們的面上都掛笑容。高倫神父在修院中，可說是較年青的一位。其他神父大多垂老，穿中世紀式的黑色長道袍，看起來有點像佛教中的羅漢。最難得的是，他們都視我為來自遠方的一位同道，邀請我為他們說法。我在修院中講了幾座佛法中的禪定修持方法，也談及了西藏寺院中的傳統及生活介紹。他們聽得很入神，事後紛紛問及禪定修持的種種，認為這正是與他們的信仰既不沖突、更有補足之用的教法。為了體驗異教僧人的生活，我在修院中與他們共渡了幾天，其間跟隨神父們的日常生活規律作息。這間修院內部亦十分大，顯得有點深沉神秘。在每天早上，一位神父負責搖鈴喚更，大家便相繼起床用茶，這基本上與我們西藏寺院的傳統一樣。在八時左右，全體便魚貫上殿誦經。神父們誦他們天主教的經文，我則念我的日常功課。在頂禮時，他們行半跪拜禮，我也跟做，但雙方心中的皈依對像自然是不同的。在這殿中，時間彷彿停頓了，運作的只有一群修行人的心靈活動，再沒有種族間及宗教間的分歧及沖突。我這個來自西藏的紅色僧人，混在一群黑袍神父中，共同誦經及頂禮，大家心中的信仰雖各有不同，但氣氛卻異常地和諧。在上殿時我注意到雙方顯著不同的一點是藏僧必須背誦經文，而天主教僧人則並無背經的傳統，單單兩頁經文也要照書逐個字讀誦。在十一點左右，是另一次的上殿，然後便用午餐，飯後吃水果等點心。在飯後，神父多會飲少許餐酒，但我由于戒律的不同，在這方面當然並未隨俗。在黃昏，神父要作一天中的第三次禱求，然後便各自學習，或有些人會彈結他松弛一下，這些活動我都隨眾參加了。

　　在三次交流後，我與這些神父都成為了好朋友。同時，我也深深地體會到即使信仰不同的人，一樣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學習，這種交流能成為世界和平的基礎。在與異教的交流中，只要雙方存互相尊敬的心理，而非仇恨敵視或競爭的心理，便不難成為真正的朋友。世界上的戰爭，不少便源于宗教上的分歧。如果各宗教中口口聲聲說善、說包容的神職人員互相之間也不能同處並存，其所布教的內容始終也只是掛在口邊的偽善。我作為一個佛教僧人，心中當然以佛法為真理。但眾生的數目無數及根器因緣各異，我們斷不應強逼他人只許依循自己認同的真理。只要是提倡愛心及善心的宗教，我認為我們理應尊敬及包容。一切的宗教紛爭其實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也都違反了它們本身的教義。

　　在我掛單于天主教修院及講學後，當地的天主教單位也很贊同這種良性交流。在一份天主教報章中，登出了我的照片及報導我的到訪，其標題『來自不同「派別」的修士到訪』正表現了宗教間的互相認同。

　　後來的日子中，除了盡力弘揚佛法外，我也多次參與了類似上述的宗教交流，其中一次是藏傳佛教僧人以傳統的砂壇城繪制藝術，在天主教教堂內繪造具天主教色彩的壇城；另一次是天主教及佛教僧人同場表演各自傳統中的經文唱誦。此外，曾經有一次有一對男女要結婚，男方是基督教徒，女方是佛教徒，甚具包容心的牧師邀請我在教堂中共同主持婚禮，同時照顧了這兩位新人的宗教信仰。在每次到陌生地區創辦弘法中心時，我的天主教神父友人都會致信予當地的地區，要求教區內的人員看看有沒有能幫上忙的地方。在這些交流中，不少參與者都流下了感動的眼淚，深深感到了一個清楚的事實｜只要大家放開人為的分別心，一個和諧的世界馬上便能出現在面前。

　　第八章──隨風飄揚一片葉
　　在一九九二年，我的弟子林聰與其他多個東南亞地區的弘法中心與其他一些弟子，共同邀請我巡迴弘法，同時也要求我隨緣在各地贈醫施藥。我對這些國家及地區完全缺乏認識，絕對不敢說有崇高的抱負要在這些地方廣弘佛法。當時的我，也只是基于隨遇而安的心態，心想也不妨試在各地結緣弘法，即使不成功也就當作是增廣一下見聞也好。沒想到的是，自這一次之後，我便與這種披星戴月、馬不停蹄的弘法生活結下了緣。

　　在一九九二年首次巡迴弘法中，我與四位弟子及侍者濤石仁寶哲一起，先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多個城市、香港及台灣多個城市說法及贈醫，整個行程走了近三個月。在後來的弘法巡迴行程中，我亦曾應邀往德國、加拿大、泰國、印尼及菲律賓等國家。事實上，在首次行程後，我基本上便成為了一個無根的僧人，長年由一處飄至另一處，一年中沒有超過兩個月的時間是在澳洲雪梨居住的。我自感似是一片落葉，在狂風中被不自主地吹來吹去，隨因緣而不停地由一地到另一地。有時候，早上睡醒睜開眼睛時，一時間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地球上的哪一角落！

　　這多年的長期周游弘法，我想並沒必要順序地在這列出細節，我倒想在此談一談其中幾個國家與地區的一些見聞及經歷。

　　新加坡是我首次行程中的第一站，所以印像頗為深刻。這個國家雖然不太大，但老百姓卻豐衣足食，十分愛國，而且也很文明，街道上不見一件垃圾，這是與印度十分不同的。新加坡的佛教發展極好，老一輩的華人很多信奉漢傳佛教，其中尚處迷信民間信仰層次的人當然不少，但正信的三寶弟子也很多。年青一輩的華人，有不少不懂讀中文。他們中對三寶有信心的，有些依止南傳佛教的法師，也有些學藏傳佛教，其讀誦的多是英語的經論及儀軌，或是以拉丁字母拼音的巴利文、藏文或梵文課本。這的藏傳佛教發展得也很不錯，不單是格律派有道場，其他的寧瑪派、噶舉派與薩迦派也各有弘法中心，其中大部份有常住法師及僧眾，其余的則定期邀請旅居海外的西藏法師短期弘法。我在新加坡的薩迦中心遇到一位來自同鄉的法師，大家談笑甚歡。後來這位法師在新加坡的鬧市中建成了一座藏式建築風格的寺院，規模很大，信眾數目也不少。

　　在新加坡首次弘法中，邀請我的弘法中心由一位洋尼任常住導師。這位洋尼當時已出家十多年，是格律派中最早期出家的一批洋僧尼一員。在她的教導下，不少年青華人修學精進，知見也十分正確，不似很多其他地區的漢族藏傳佛教弟子的盲目追求灌頂及靈異，這令我心生很大的歡喜。首次在新加坡弘法後，我的一些新加坡弟子在當地成立了佛教顯密研修院新加坡分院。自此，我每年均會到新加坡一次。這座分院也曾分別邀請家師色拉寺昧院退任方丈堪薩仁寶哲及哲布尊丹巴法王開示。

　　馬來西亞給我的第一個印像則遠遠比不上新加坡了。這個國家以回教為國教，但國民尚有可算理想的宗教信仰自由。漢傳佛教及南傳佛教在馬來西亞的發展都不錯，但在我第一次到該地弘法時，藏傳佛教的確並說不上正在向健康的方向發展。在當地，由于良莠不齊的各派僧人常常前往，以弘法為名，實則動機是要籌款，形成了一種近乎是販賣密法的可悲現像。一般來說，學藏傳佛教的人應好好跟一派而學。但在此地，信眾只懂見到報紙廣告便一窩蜂地湧至某處參加灌頂，道場天天在舉行各式各樣的密法灌頂，樂此不疲，根本不理會師徒互相觀察的傳統，反而美其名為廣結法緣、利益眾生而胡亂地傳授灌頂。在藏傳佛教中，有許多法門必須依賴于多年顯宗的修學，師徒間也要互相有信心方可傳授。但我看到馬來西亞的藏傳道場根本與傳統已偏離得太遠，很難再走回頭路了。我見到的絕大部份人，都喜歡強調自己是『密宗弟子』，天天跑去受大法的灌頂，但卻不多修法，在知見上甚至竟連皈依的意義也未明白，而且傳承已亂得說不上是在學甚麼傳承了。除了在一個叫『太平』的小鎮之弘法中心外，我到過的藏傳道場都似上述情況，其中有一間甚至在壇上供奉印度教外道的神像，其主持人則負責定期作一種近似扶乩的行為，說是觀世音降身說法云云。在另一間道場，主持之居士多番游說我不要講解佛法，只管授幾個大密法之灌頂便可，他說否則便不會有人來。這位居士在我甫步入道場時，便向我詳細講解了該地之『慣例』，說明了信眾給予法師之供養必須分三份，一份是法師自己的，一份給道場，最後一份是主辦者的私人收入。我在此以前，雖也常常興嘆末法可悲，卻從未想到藏傳佛教在某些地方已淪為明明白白的買賣！我當時呆在當場，良久沒有說話。弟子林聰雖然是一位思想『現代』的年青人，但在這些涉及傳統的事上他卻毫不含糊，他馬上便代我答：『我看這樣吧，家師只說法，索性不接受供養，也不參與貴道場之分帳。貴道場這段時間內的一切開支由我個人負責，不需貴道場支付。至于活動內容，家師絕不會為了吸引人及吸引供養而授您們要求的無上密灌頂。您們看這樣是否能接受？』。在這樣的妥協下，我勉為其難地作了幾座開示，來聽的人的確並不多。在最後一天，我依原定計劃授了一次黑文殊師利大士的隨許加持，來的人卻坐滿了整個佛堂，而且還是算好了時間在最後的半小時才遲到入座的。這些人為的只是要受加持，連儀式前段的短短半小時簡單開示也不願花時間聽學(他們的習慣是這樣的：由友人中之一員坐在堂中聽法，一到了尾聲近加持部份時，他馬上以手提電話通知正在屋外站抽煙閒聊的友人入座接受加持)。

　　在第二次訪問馬來西亞時，我認識了檳城的年青僧人唯悟法師。法師是紐西蘭畢業的大學生，出家後一直致力推廣正信佛法，對南傳及藏傳佛教宗派他也十分尊重，而且對在年青人社群中的弘法貢獻甚大。在後來唯悟法師住持的檀香寺竣工時，我特地應邀前往觀禮，與一眾漢傳及南傳長老一同為寺院落成開光。我致送給寺院的禮物有兩份，一份是如來的遺骨舍利，另一份則是砂繪觀世音大士淨土壇城圖，由一位印度下密院僧人專程往馬來西亞繪畫。這種藏傳佛教的宗教藝術比較特別，由一位至多位具資格的法師預先修觀音法準備，然後以近乎禪定的心態、口誦真言，把以寶石及礦物研成之一顆一顆的彩砂逐粒舖上繪成，其間需時數周。由于這種壇城經開光後便代表了觀音之普陀淨土，見者、禮拜者及供奉者便得積因緣，于未來世終必生于大士之淨土壇城之中。但這種壇城依傳統只會展示一段短時間，最後便要由法師撤去，把彩砂倒入當地河川之中，以加持當地國泰民安、五谷豐登。在砂壇城撤除儀式後，我與唯悟法師越過邊境到泰國，視察了幾塊土地，準備日後唯悟法師興建國際佛教大學。在與這位年青法師的接觸中，我很為他弘法的熱忱及干勁感動。

　　馬來西亞這個國家，由于種族多元化，食物有很多花樣，而且十分可口。回教、佛教、道教、印度教、天主教及基督教，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很和諧地相處，少有出現宗教上的矛盾或沖突。這的邪術十分盛行，其影響可謂深入民間。我在馬來西亞的每次弘法或贈醫時，都會有很多個受邪術、降頭所擾的人求助(其中有一些是真的受邪術所害，有些則只是自以為中了邪術之害)。在我的家鄉一帶，幾千年來都有苯教盛行，其邪術法力是十分大的，所以我在見識到馬來西亞的邪術時，並未感到神奇或不知所措。事實上，馬來西亞的邪術只屬于驅使龍族作崇一類之法，與我家鄉的術士之能力差天共地，實在不足為懼，要解除邪法或對治它們也不難。除了本地土著術士外，馬來西亞(及東南亞不少地區)也流行降靈活動，常見有人自稱神仙或佛陀降身說法，表演一些常人一般做不到的奇事，其中有好些是自稱觀音大士降身的。真正的佛陀，自然不會降在凡夫身上，也不需要借助我們凡夫的身軀來利益眾生。這些現像只不過是『非人』的顯現，不足為奇，正信的三寶弟子是不宜參與這些活動的。

　　自與唯悟法師赴泰國為國際佛教大學選地後，我又曾多次再到泰國朝聖(以前只曾過境一次而已)，每次都感到充滿法喜。

　　泰國、緬甸及斯里蘭卡等國家，都依隨上座部派佛法，亦即平常我們說的南傳宗派或小乘宗派。有時候，我們一聽到小乘佛教便會不以為然，自視為大乘及高人一等，甚至有好些漢人幾乎卑視小乘僧人，這其實是一種大錯！

　　南傳佛教十分接近原始佛教，與本師釋迦牟尼在世現化時僧團狀況極相似，例如南傳宗派僧人所穿之袈裟便與本師釋迦牟尼及其當年僧團弟子所穿的幾乎完全一樣。南傳僧眾的戒律及日常生活，也十分接近原始佛教。

　　上座部僧人每天出寺乞食，寺中不生火煮食，這也是佛教原來的傳統。佛教的僧團便來便應是不執戀世間的行者，不收存金錢，不靠世俗手段賺錢，單只每天隨緣乞食一頓維生，心中只一心修持。現在的漢傳及藏傳佛教，因種種原因未能奉行乞食之傳統，但卻不能不尊敬這種傳統。曾經有一位台灣人向我說：『泰國和尚天天在街上乞食，真丟佛教的面子！』，這正反映了他對佛教之無知。本師釋迦牟尼本為一國太子，但祂在出家後一樣沿戶乞食，藉此機會也令老百姓得以積聚功德。我們出家人要重視的應該是自己的修持，而非世俗上的面子問題。泰國僧人這種生活方式可令居士積累福德、令僧人專心修行，更避免了僧人為了賺錢謀生而以五種邪命謀生活之可悲現像！反之，藏傳的僧人有些經營買賣維生，漢傳僧人有些則以世俗生意之心態趕經懺，即使腰纏萬貫、寺院建得大似皇宮，也並沒有甚麼意義！漢傳及藏傳佛教的僧尼，常常有機會接觸到來自施主的金錢供養，若果不留意自己的發心，很易便會積下極大的罪業。由于我自年青時便有入于深山苦修閉關的心，對南傳佛教僧人的乞食及不理會世俗生計的傳統，我是極為尊敬及羨慕的。

　　我們在說及大乘及小乘時，常常有人誤以為二者是對立的，事實卻並非這樣。小乘佛法是大、小二乘發心的行者共通的法門，例如皈依、因果、四諦、十二因緣及出離心等的修學便屬小乘教法，僧人的出家戒也是小乘教法的一部份。如果誹謗小乘教法，便等于不敬佛法，這正違背了對法寶之依止，這種見地之後果是很嚴重的。嚴格地說，小乘行者不承認大乘教法後果並不是最嚴重的，反而大乘宗派弟子不敬小乘教法則是最直接的謗法，後果不堪承受。

　　在香港，藏傳佛教的道場也不少，其中信眾認真修學的也有，氣氛較接近趕灌頂一類的也有。在第一次訪問後，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顯密研修院香港分院，後來又成立了大藏寺基金會，每年舉行一次大型公開弘法活動及捐血善舉，同時亦長年倡辦很多利益社會的善行。在這，我的弟子數目並不多，但他們都熱心弘法及認真修行，所以師徒間的關系十分親切。這八年來，我在香港多次主持精進閉關及公開說法，所以常常有機會與當地佛教界接觸。由于香港分院弟子寧可甘願面對財政困境，也絕不妥協而把密法作為招徠以求名利，漸漸受到了好些人的認定及尊重。

　　印尼的格律派弟子不多，但他們卻對修持十分認真，多次邀請我前往說法，但我由于機緣所限只去了兩、三次。印尼現在雖是一個回教國家，在歷史上它卻曾是一個佛法基地，其佛教發展甚至一度比印度還發達。我們格律派師承宗喀巴祖師，祖師卻師承卡登派阿底峽大師之法流。阿底峽是印度孟加拉的太子，出家後曾隨多位大師學法，他當時便曾為了求激發菩提心的法門而遠渡印尼蘇門答臘一帶，依止金洲大師學習。

　　在弘法之余，我在印尼朝拜了浮羅布多大塔，花了三小時仔細地欣賞這偉大建築上之釋迦牟尼生平史傳浮雕石刻及舉行了會供。

　　為了我首次往加拿大弘法，當地的弟子(以前早在澳洲結交)很費心力地安排了較大型的弘法活動，在我說法時來了很多加拿大藉的漢人，同時也吸引了當地幾乎所有的西藏人。由于當地並無常住的西藏法師，我的到訪剛巧能照顧到這些海外藏人的宗教需要，我也感到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在溫哥華市，我重遇過故鄉嘉絨藏區的原領袖。這位領袖曾與我同在成都參與觀摩學習，他更是後來資助我在印度考『格西』及舉行登座的施主。這時大家在加拿大的重逢恍如隔世，大家都很感慨。

　　在加拿大，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顯密研修院溫哥華分院及卡加里分院，來學習的幾乎全為漢人及藏人，洋人只有少數的幾位，這情況與我在澳洲雪梨的情況差不多。其他的西方國家藏傳佛教道場，多以洋人成員為主，但我似乎是注定與漢人較有緣份，即使身住澳洲多年，我的大部份弟子都不是白人。為了加拿大藏人的需求，我在這曾主持過一次觀音禁語禁食齋戒精進閉關，參加的弟子都十分歡喜。

　　這些年來的弘法生涯中，我多次到訪中國海峽兩岸，得以一窺其佛教之發展狀況及民生。台灣的佛教團體特別多，其中正信佛法社團固然很多，把佛法與民間信仰混為一談的組織卻也比比皆是。台灣人對佛法大多信仰虔誠，非其他地區華人可比。他們的慈悲心很濃厚，樂于幫助別人，而且對資助佛教發展方面很肯出錢出力，令人敬佩。但在一般老百姓中，頗盛行見廟就拜的迷信風氣，扶乩及乩童活動也很受歡迎，某些推弘『三教合一』、『五教合一』等的假佛教團體勢力不比正信團體小。在當地藏傳佛教中，普遍還處于趁熱鬧趕灌頂及求加持發財的層面，真正發心次第修學的人只占少數。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日常法師多年來致力于弘揚宗喀巴祖師之《菩提道次第廣論》，令不少漢地佛子對這部偉論心生敬仰之心，精進修學其次第內容，這是令我很覺歡喜的。此外，台灣在慈善方面做得很有成績，我認為這很值得藏傳佛教借鏡學習。

　　在大陸，我幾年來到過的地方也不少，記憶中包括北京、深圳、廣州、福州、泉州、廈門、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及西寧。在這些地方，由于我持的是澳洲護照，所以身份是旅游者，並不能公開說法，但私下對一些友好談談佛法倒是有的。在這些地方中，福州、廈門及五台山留給我很深刻和良好的印像。

　　到廈門南普陀寺時，本來計劃只是一次友好交流及我私人的朝聖，但當地佛學院一直奔走安排和熱情邀請，我便臨時對藏傳佛教寺院制度和修學次第這兩個主題講了幾座，同時也用了一些時間回答問題，澄清了不少漢地對藏傳佛教的誤解。原來我以為只會有十多人在我房間中、以聊天形式介紹一下藏傳佛教。結果在當天，到場的有上千位僧俗聽眾。在最後一次演講中，我應求傳了《妙吉祥真實名經》的口傳傳承。這部經是我自十歲起天天誦念而從未中斷過的，經中描述的境界至為深妙，可說是佛經中之最深者。著名的大威德金剛無上密法門，便就隱現于經中的其中一短句內。在西藏，如果有法師說：『我沒有甚麼學問，就只是在《妙吉祥真實名經》上面還可說是有少許心得。』，就便是在說他通達了一切顯密佛法妙義。後來，我聽說自此南普陀寺便有不少僧尼也發願終生日誦此經。

　　由于我是幾十年來第一個在廈門及福州地區出現的藏傳佛教法師，當地僧俗都十分好奇，天天有上百人求見，不少人對藏傳佛教自此才有了初步的了解，消除了一向以來對藏傳佛教的誤解及排斥。有兩位來自東北的比丘尼多次求見，後來在我每年在大陸朝聖時，她們必會伴隨學法。這兩位尼師曾經往藏區的寧瑪派寺院學法，但卻因高山症而病得近乎垂危，只好打消長住學法的念頭。當時有一位法師向她們預言：『你們不必灰心，大可安心回廈門，日後會有格律派的師長到廈門，你們向他學習即可！』。兩位比丘尼當時認為老法師只是在說些安慰她們的話，心想在南方地區絕對不會遇上藏傳法師。她們在廈門遇上我時，便因為法師之預言而一心認定了我為師父，我心中也驚嘆法師之預見能力。兩位比丘尼後來在五台山以一步一拜方式朝禮了五個台頂，又勤修水供等加行，修持頗為精進。

　　在福州，我也碰上了與廈門一樣的情況及場面，又向上千僧俗講述了藏傳佛教的次第修學內容，聽者也顯得十分歡喜。

　　五台山不但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且是四個名山中唯一在佛經中有描述的聖地，所以歷來深受藏傳、漢傳及蒙傳佛教所共尊。在五台山台懷鎮上，有一座顯通寺，這是佛法傳入漢地後所建的第二間寺院，建寺時間僅遲于洛陽白馬寺。在塔院寺，則有一座巨大的白塔，內藏一小佛塔乃印度阿育王當年得『非人』等之神通助力、于一夜間建成的八萬四千個塔之一，其中供藏本師釋迦牟尼之舍利。在同一寺中，另有一座小塔叫『文殊發塔』。在很久以前，五台山奉行佛教無遮大會的傳統，每年中有一天開放寺院為來自各地的僧俗供齋，不論貧富的人皆可應供。有一次，一個穿得很濫褸的老婦拖一只髒小狗，帶兩個小孩應供。在布施供養時，由于婦人貧窮，便只剪下了一束頭髮供養，僧人便胡亂把頭髮丟在一邊，給她提供了一份齋食。婦人說：『我帶的小孩也應有一份呀！』，僧人又另供了一份齋食。婦人又說：『我抱的小孩呢？』，僧人不奈煩地又向她贈了又一份食物。哪知婦人又再要求：『我的小狗也應該有一份食物呀！』，僧人只好又再送了一份餐食給貧婦的小狗。這個貧婦卻顯得仍不知足，還再說：『我肚內也有一個娃娃，應該也給他一份食物！』，這時僧人終于忍不住了，便破口大罵。這時候，婦人突然飛上天上化為文殊大士之相，小狗變成了一頭獅子，兩小孩變成了一對天童。文殊大士向當時在目睹此變化而嚇呆了的僧俗，在空中宣說了幾段開示修平等心的偈文，便飛離去了。此時，發脾氣的僧人自知見到文殊而不識，後悔莫及，欲自毀雙目以懺有眼而不識菩薩之過。眾人勸他倒不如建塔立碑以懺罪，他便建了一個小石碑，上繪貧婦飛升圖，同時刻上了文字，勸世人要修平等心，不要像他這樣因世俗心態而致錯失了恭敬菩薩的機會。貧婦所供的頭髮，被藏于文殊發塔內供奉。這是一個著名的文殊大士應化事蹟，也教導我們必須視任何遇到的人為佛，不可以分別心待之。我們西藏某些地區的人，到五台山有個特別的傳統，對第一個前來提出要求的人，絕對不會拒絕，這也是因為深信文殊大士肯定會化身為當地中的凡夫之原因。

　　五台山對格律派來說，同樣有甚深因緣。早在格律派初成形時，我派的大慈法王(色拉寺的創辦者、宗喀巴大師之親弟子、漢地冊封的國師)已來到漢土五台山說法，當時說法之地似是現今的圓照寺所在。清代的國師章嘉大師又曾在五台山住錫，掌管多座寺院，弘揚格律派正法。章嘉國師曾在五台山佛母洞閉關，在洞內成就了內在的淨土，他在出洞時見到的世界便儼然已是一個清淨剎土，不再有凡俗之分別。國師是乾隆皇的老師，他在漢地住了很長的日子，其遺身舍利塔便是乾隆帝在五台山鎮海寺建成的。先世的祈竹仁寶哲也在北京紫禁城中住過，與乾隆甚有淵源，想來或許亦與章嘉國師有交情。再者，由于我的太師公柏繃喀大師被視為章嘉國師之化身，我對章嘉國師的尊重便也因此而多了一份感情在內。

　　在五台山普壽寺所在地，是當年十三世DL喇嘛曾說戒的地方。現在這地成為了一座著名的尼眾律學院，十分注重戒律，想來這或許也與宗座曾在此地說戒而種下之吉祥因緣有關吧！

　　我的一位已圓寂的好友赤巴仁寶哲的先世，也曾在五台山大弘正法，弟子極多。據我所知，在五台山有一座他的紀念塔，甚至或會有年老的出家人當年曾在他的座下聽過法。

　　此外，漢地大師法尊法師及能海法師的舍利塔也都在五台山。法尊法師是柏繃喀大師的弟子，也是柏繃喀之其中一個徒弟的弟子，他為格律派的漢地弘揚作出了十分大的貢獻，譯出了漢文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能海法師則是柏繃喀之高足康薩仁寶哲的弟子(康薩仁寶哲可說是我的根本上師赤江仁寶哲之師兄，但赤江仁寶哲同時也曾向他學法，所以雙方同時亦有師徒關系)，但他亦曾直接在柏繃喀座下學過法。在自西藏回到漢地後，能海法師曾巡迴弘法，在漢土各地建立了很多道場，其中五台山的清涼橋、圓照寺及廣宗寺等便正是他的弘法地點，成都的昭覺寺和鐵像寺、北京的居士林、上海的金剛道場及浙江的多寶講寺等所修的也是他的法流。

　　我在第一次到五台山時，恢復了的寺院並不太多。在第二次到訪朝聖時，喜見佛教在當地正漸漸恢復起來。在第三次到訪時，當地佛教已開始有興盛的跡像，令我心生歡喜。有一次，我遇上了整批遠由內蒙及西藏而來的虔誠朝聖者，又見到了一個不良于行的青海人一步一拜地拜到了五台山，可見往五台山朝禮文殊大士的傳統正在迅速地恢復。

　　每次到五台山，我都會在大白塔及文殊發塔前勤修頂禮，同時繞拜多圈。有好幾次，我延請當地的蒙、藏僧人在塔前進行盛大的會供及燃點上千盞酥油燈，又對僧眾作了供養。我心願五台山這個聖地可以重複當年的佛教盛況，所以每次朝禮時都特別刻意小心自己的戒行，同時多次自受大乘八關齋戒，希望盡一己的微薄力量，為五台山的戒律重弘先積聚一點吉祥的因緣。

　　在一九九八年的朝禮中，我在普壽寺應邀開示了《妙吉祥智德讚》，與該寺的數百位尼眾結了一個法緣。普壽寺的當家師是一位很精進及有魄力的比丘尼，師承能海法師的弟子薩蓮老比丘尼等，所以我們說來也算是同門。在漢地極有名氣的夢參老法師，是普壽寺尼眾的師長。後來我聽說老法師曾入藏學法，師承我的恩師赤江仁寶哲。由于這段聽回來而不知真假的資料，我一直很想拜見老法師，但至今仍未有法緣能遇上他老人家。

　　說及普壽寺，我也想提一下一次我的所見。有一天，我在五台山的賓館中望出窗外，剛巧見到普壽寺數百位尼眾排班前往附近的寺院參訪。整個數百人的隊伍儼如軍隊操練一般，每位尼師都靜靜地隨隊步行，絕不東張西望，情面很壯觀及威嚴。當時我心中生出很大的讚嘆，心想這恐怕能比得上本師釋迦牟尼在世時的僧團之威儀，同時也暗中覺得五台山之佛教發展看來會有很好的前景。

　　在1999年，我有幸應五台山的一些出家眾請求，在一間小寺中傳授了整個《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口傳傳承與講解。當時接受傳承的只有五十多位出家人，一共說了兩、三周，每天講授十多個小時。在此之前，五台山已有半個世紀未曾有《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口傳傳承，而講解方面則曾有能海法師的弟子一度弘示，但最終亦未能完成。在我的大半生中，由于先世的名聲，曾多次在上萬人的場面上說法，但這一次在這個聖地對這幾十位出家人講解及傳予《菩提道次第廣論》口傳，卻是我心中感到最有意義的一次。雖然聽法的人不多，但這卻是幾十年來在五台山的首次，可說是起碼種下了一個吉祥的因緣，令宗喀巴大師教法重弘于五台山。我們西藏人十分重視緣起，這次的活動我認為正是一個好的緣起，所以我很認真地說法，這段期間天天都很是歡喜，心中認為自己今生中總算對佛教的弘揚起了一點作用，可說對得住我身上披著的袈裟。佛教中的經論口傳傳承，事實上是由法師親口一字不漏地讀誦原文一遍，接受傳承者一字不漏地仔細聽，這便完成了傳承的授受。在這種儀式中，聽者往往不明白所受傳承經論的內容，因為講解經論一般是另行進行的。這種傳承儀式的意義不在于理解，只在于由佛陀或論之原作者一代一代地、一字不改地把原原本本的教法傳下去，這是佛教弘揚中很重要的一環。為了這次口傳，我特地取來了當年我從拉薩帶至印度的那部古本《菩提道次第廣論》，以口傳一段落、講解該段落、再口傳下一段的形式把全論授完。在最後一座中，我把自己珍藏的一份宗喀巴大師遺髮分了少許贈予普壽寺，以作未來寺院建佛像裝髒之用，這也是為了構成一個宗喀巴大師教法在五台山重弘的緣起。同時，大師之一生以持戒清嚴著名，供奉他的遺髮舍利也有寺院戒行清淨的吉祥因緣。

　　除了以上所述的這些行程外，我偶爾也會回到南印度色拉寺母校中探訪。母校的教育發展得很快，在二零零零年初，學僧數目已由最初的三百多個增至四千五百多位了。由于學僧的數目，色拉寺大雄寶殿及昧院的大殿分別增擴了，我在青海訂制了兩座大殿的堆繡佛畫供養給寺院，母校僧眾看到了這些精美的佛畫都十分喜歡。在一九九八年，我的弟子籌辦了第一屆的佛誕日千僧萬燈大法會。自此後，每年的漢歷佛誕日，我們便會延請色拉寺昧院的千多位僧眾上殿祈求世界和平並接受供養，同時又在佛陀的生地藍毗尼、成道聖地菩提伽耶、初轉法輪聖地鹿野苑及示寂聖地拘尸羅什舉行萬燈供養法會。這個一年一度的活動現今成為了一項盛事，世界各地有不少人每年都會參與供僧及供燈。在二零零零年，加拿大弟子發起了資助昧院全體學僧接受肝炎防疫注射。本來西藏人對防疫的概念並不深，多認為生死有命，並不太關注注射預防病患之事，而且也根本沒有錢支付疫苗費用。由于僧人很多早患肝炎，印度本身環境也不太衛生，加上學僧經常共用剃頭刀，導致寺中學僧肝炎患病率極高。家師色拉寺昧院退任方丈堪薩仁寶哲年紀雖大，他的思想在這方面卻比年青僧人開放進步，故此他率先帶頭接受注射。現在寺院中的肝炎病率已迅速減低了，學僧也開始增加了對保健的意識。

　　在自一九九二年開始、年復一年的巡迴弘法中，我每天接觸不少各式各樣的人，見遍了光怪陸離的世間現像，其中好的人事固然很多，但佛教中不健康的現像也常會碰上。在藏傳佛教的洋人及漢人圈子中，不少人把密法與神通、風水及世間利益混在一起，對藏傳佛教的中心精神毫無觸及。東南亞的地區，有不少漢人以藏傳佛教為名騙取名利，他們其實卻只是沒有傳承的騙子。即使是西藏人，在去到台灣等較富裕地區時，有些也開始變質，利用佛法賺錢而不再依照傳統做事，其中濫傳密法以求名利的情況甚為普遍，甚至美名為寺院籌款而索性販賣佛像及佛經者也大有人在。而在學法的人中，不少只懂跟其他人盲目地受灌頂、求加持，不懂觀察師長，也不理解師徒關系之重要性。他們當中，大多眼中只有大手印、大圓滿、大威德等法門，一味求『大』的法門，對顯學次第及加行基礎修持從不重視，而且完全忽略了密法傳統中之敬師修持，這樣是絕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有的人則喜歡標奇立異，穿得像西藏人一樣，身掛多串大顆大顆的佛珠，開口便說西藏，但這只是表面上學西藏人，與西藏佛教扯不上關系。這些人頂多只配稱為『西藏迷』，並非真的藏傳佛教三寶弟子。有好些本來是正信藏傳佛教的道場，因為財政支出龐大或為了籌建寺院，便在弘法中心販賣佛像及佛經，或不斷舉行無上密法等灌頂以吸引信眾，這也是一種末法的現像。他們辯說做這些事的動機是要令道場得以維持下去或甚至擴充，以達到弘揚佛法的目的。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論點！以違背佛陀教法的手段來達到弘揚佛法的目的，是絕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邏輯的。到頭來，這些道場雖然可能會建得十分宏偉壯嚴，但卻說不上是在弘揚佛法，反而是帶頭令佛法衰敗了。

　　在漢傳佛教圈子中，我也感到有美中不足的幾點。很多團體過份熱烈地追求寺院規模，反而忽略了僧材的培養。有些團體中的僧眾全力投入社會慈善事業之中，在法布施及個人修持方面卻不太重視。對社會慈善事業，我們三寶弟子自然是義不容辭地應去做的，但出家人依傳統上來說本應以法的布施為主，在家人則才以財布施為主，現在的情況則似乎有點兒本末倒置了。在出家眾中，又有些幾乎以修經懺為世間事業，這是很不好的一種心態。另一種出家人則不作經懺，只專心修持及作佛學研究，表面上似是很清高，事實上這個極端也不對。我們出家人固然不應把世俗生計放在心上，但卻仍有照顧在家眾的宗教需要之義務，否則就枉稱修慈悲的行者了。在精進于精神生活的人中，往往又有修持派及學問派的對立，前者有不重視學問的傾向，後者則有只學不修的情況，兩種極端都不健康。《菩提道次第廣論》中有述：『一切佛法均為成佛之必需』，在家人因為因緣所限而只顧念佛持咒倒說得過去，但出家人不去多學聞佛法，則說不上正確。在佛教中，一切佛法之學問無非為了讓人可以加以實修而成就，但我見到不少人只把佛學視為研究的對像，不知如何把學問與修持結合。此外，不少學者雖名聲頗大，但實早已飄離佛教學者的正確方向。佛學的存在目的是讓人實修而得到成就，並非世俗辯論游戲或文學研究的科目。在研學的同時，我們必須以歷代傳承祖師之見解為依歸，但不少學者卻喜歡自我發揮，創立新的見解，最後他們所發表的東西已不是佛陀所教的真正內容，而只是他們本人的見解了。有些學者心中並無皈依的心，只把佛學視為世間文學，又因為漢地並無像西藏古代判定論點的正確性之制度，他們常常把自己想當然的見解公開發表，大家也欣然地全盤接受，所以便常讀到有人說大乘是後期佛教祖師的創見而並非佛陀親口所說等等的無知胡說。這種說法基本上便是最直接的謗法，同時也否定了一切大乘經典、否定了成佛之可能，也全盤否定了大乘佛教的真確性。在西藏，持這種論調的人莫論成名，更會被視為不信佛法的外道。對密法，有些學者也持同類的見解，隨隨便便說它是混合了印度教教義的非純正佛法。本來，任何人都有權持懷疑的觀點，但作為佛教中的權威學者而弘傳這種想當然的概念，是絕對違背對法寶的依止的，也證明他們心中並未生起依止的量。

　　以上所說的是我這幾年來就所見到的現像之一些感想。在世界各地佛教中，當然也有更多好的方面，在此就不細述了。作為一個僧人，我當然希望借鏡各地佛教的長處，同時也希望其中不良的現像可以改善，令正法得以保存清淨。

　　第九章──回到起點
　　隨一九八二年起始的大陸逐步開放改革，荒廢了數十年的大藏寺獲准重新開放為合法宗教活動場所，並開始計劃極小規模的重建。居住在海外各地的西藏僧人，只要並未參與政治，可獲准回鄉探親及在大陸各地旅游和朝聖。因此，我的家人、大藏寺與霞渡寺僧眾及嘉絨區的人民開始積極要求我回鄉探訪，他們的信件自八零年代起便每月多封不斷地寄來催促。本來在一九八九年我已準備回鄉視察，但當時卻碰上了好友赤巴仁寶哲突然圓寂，我傾盡了僅有的金錢為他辦理後事，于是便沒有旅費了。遲至一九九三年，我才啟程回鄉。

　　我在到達成都時，簡直認不出這個四十年前曾住過十幾天的城市。一路上，鄉人對我熱情招呼，我的心情既激動又感慨。在到達馬爾康縣城時，有不少政府官員前來迎接我，陪我一同回鄉及上大藏寺。同時，我的俗家親人大批大批地來訪，其中大部份年青的親友與我是第一次見面，五妹疏南拍姆與我也是第一次碰面(她在我年青時到拉薩後才出生)。與我一起長大的三妹志美度卡十分激動，見到我時只懂流淚，說不出一句話來。重遇四十年前帶我徒步走到拉薩的舅舅時，雙方也是不知應說甚麼。在重遇外公的妹妹時，我則感到重遇至親一樣。當時的氣氛，令我覺得自己像是個流浪多年後回家的乞丐一樣。

　　在到達大藏寺時，有數萬群眾跪在路邊迎接，大部份人都在默默地流淚。我雖然在理智上知道寺院早已被毀，但第一眼親眼看到它的現況時，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景像。四十年前寺院的盛況，在我腦海中就猶如昨天一般，但現時眼前見到的卻只剩下幾道破牆。這種震驚，加上幾十年來居住在低地的生活，令我感到呼吸困難，一時之間很難適應。

　　在我年青時，大藏寺有幾百位僧眾，但現時剩下的才四、五個左右。寺僧為我安排了向來朝的數萬在家人說法，但因已無殿堂可用，我們只好在寺院大殿的原所在地，露天坐在泥地上講法。西藏人的宗教信念極強，即使經歷了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故鄉的在家人仍然沒有放棄信仰。在這數萬人中，大部份都未見過我。四十年來他們只聽說被視為宗教領袖的我身住外地，四十年來他們便默默地天天向三寶祈求我早日回歸。我現已記不起當天的說法內容了，我相信這幾萬人當時也沒有聽清楚，因為大部份人都激動得淚如雨下，我當時也只不過是因為自己是說法者才強忍不讓自己下淚。

　　大藏寺當時的方丈是位年老上座。在西藏寺院中，寺務的最高決策者是寺中的法台轉世世系，日常的寺務才由方丈負責打點。這位方丈在接任時，寺院基本上也已不是寺院了。三十多年來，為了在意義上堅守寺院制度及方丈的崗位(事實上，在他任內的『寺院』只是指原寺院所在的荒地，『方丈』亦並無實際的寺務及僧務可供打點)，他受了極多折磨及痛苦。在反宗教迷信鬧得最厲害的年代，寺院已變為在家人的糧倉，並沒有僧人、佛像、經書及任何宗教活動。他之所以堅持在被批斗下仍不肯放棄這已淪為象徵性意義之寺職，只是為了讓寺院制度不中斷(只要仍有方丈存在，大藏寺在意義上而言便不算是完全湮滅了)。在我回大藏寺前，方丈已病重垂危，被俗家親人接回家中以便照料。他命人給我帶來了一條哈達及口訊，向我說：『仁寶哲您終于回來了！我馬上快要死了，故無法親自前來見您，但我很高興在死前終于等到您回來寺院。我在任內尚算未丟了寺院的面子，未來的寺務責任現在我交還予您啦！』。我命寺僧帶我上山，與方丈見了一面。在我離開後不久，方丈便圓寂了。後來我聽說他的眼珠火化不壞，化為舍利，其肉身亦燒出了不少舍利。

　　在這次行程中，我又朝聖了敦煌、青海塔爾寺宗喀巴祖師生地、甘肅拉卜楞寺、薩迦寺及友人蒙古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寺院等。這些聖地都是我以前從未去過的。在拉薩，我也朝禮了各大寺院，這些則大多為我年青時常去的聖地。

　　拉薩的哲蚌寺，表面上看起來與四十年前變化不大，但甘丹寺則已完全被毀，面目全非。大昭寺及布達拉宮，由于受到重點文物保護，看起來也與當年一樣，所以我在朝禮它們時心中仍有與當年一樣的感受。在布達拉宮對面的藥王山山腳，有一座石窟龍寺，寺內有一面石牆自然浮現出本師釋迦牟尼的形相。西藏人一向相信一個預言，其內容說在末法時代之尾聲，大昭寺之釋迦牟尼十二歲太子等身像(世上最神聖的佛像，造于釋迦牟尼在世時，並由衪親自開光，後傳至漢地，又由文成公主帶至拉薩)將沉入地底湖中，這是因為世間眾生再無福報得見最神聖的佛像之共業所致。但由于佛陀之悲心，衪以神通令藥王山石窟之石牆自現佛容。相傳這石佛經年累月地、以肉眼看不出的極微慢速漸漸顯現出來。在衪完全顯現全身時，便是大昭寺佛像消失之日。我在四十年前曾來此寺朝佛，現在重回舊地一看，佛像真已比四十年前所見之顯現程度清楚得多了。當年我見到的石牆只有佛面顯現，像是石牆上之半立體浮雕一般，現在眼前的佛像之雙耳卻清楚可見。以這樣的前後對比預測，看來佛像全身顯現而脫離石牆之末法日子也距今不遠了！

　　在重返色拉寺時，由于它的變化，我幾乎已認不出地方。在我年青時的建築物，現在只剩一半左右，而且大多呈快要倒塌的景像。此外，又因為寺僧不多，與當年近萬位僧人學法的盛況完全沒絲毫可比的地方，我心中反而完全並無一絲感慨或激動，反而只有一種類似觀光陌生地方的游客心態。在我原屬的嘉絨僧堂，則還有兩、三個老和尚是我相識的，我當年的師長之同班同學也仍健在，大家的重遇倒是令我高興的。在這，一位喜歡收集舊照片及圖片的和尚給我看他的收藏品，其中一張竟是由一位大藏寺僧人在一九五七年于色拉寺修學時，因為思鄉而依記憶所繪出之大藏寺全境圖。這份圖畫繪得極像寺院之全盛時代景像，驟眼看來我還以為它是一張舊照片。這是歷史上的大藏寺原貌之唯一紀錄，所以僧人答應把畫送贈予我留存。

　　在這次行程中，我又特意前往帕里探望我的恩人巴桑。巴桑是當年把我由拉薩帶至印度國界的恩人。由于曾協助我到印度學法，她在文革期間被打斷背骨。此時的她，已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了，但身體仍然很好。我們感慨地細說了當年的經歷及幾十年來大家的遭遇。我為她帶去了一些禮物，但我心知不論怎樣好的禮物也不足以回報她對我的大恩。

　　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間，我又曾數次重返故鄉，並與當地政府及村民商量重建寺院事宜。在這期間，柏斯的吳明蕾、新加坡的曾美霞、香港的倪厚成及其他眾多徒弟和友人不斷為寺院重建出錢出力，小徒林聰更曾多次單獨前往寺院視察工程。在寺院地區，原屬大藏寺轄下分寺的尼瑪仁寶哲率領當地居民出資出力協助，政府的一些干部也給予了寺院不少方便。在寺僧當中，丹正桑布和札巴堅贊肩負起重建工程之監工責任。這兩位僧人是堪稱為為法忘身的行者。在八零年代初，他們與另一位腳有殘障的人在求得沙彌戒後，心欲成為具足戒比丘。當時在嘉絨區是無法求得比丘戒的，所以他們三人便騎自行車，沿途席地而睡，經幾個月艱苦才到了拉薩求戒，這才終于成為了比丘。這幾年來，大藏寺重建便是由這樣的年青僧人負責的。此外，丹正桑布的舅舅夏加一家人，也為寺院作出了極大的犧牲及貢獻。在他們的努力下，寺僧數目也同時漸漸多起來。

　　為了重建寺院工程中的佛畫、壁畫、建築及佛像項目，寺方特地延請了青海省畫師多保家族及浙江的漢族雕刻師梁志福遠赴而來負責。他們的高超工藝令後來到訪寺院的香客大為讚嘆。

　　重建成的大藏寺，有金頂大雄寶殿一座、供有十三米高彌勒佛的彌勒殿、供有八米高宗喀巴像的祖師殿、供有五米高之千手千眼觀音像之大悲殿、供有鎏金不動佛像之不動殿、重建的祈竹樓、重建的堪康仁寶哲樓、方丈樓暨寺史文物館、辯經學院、佛學院、大型僧舍及集體用餐所用之食堂。在彌勒像及宗喀巴祖師像中，供奉多套《大藏經》、佛陀舍利、阿底峽祖師遺灰、宗喀巴舍利發及歷代大師之聖物等無數。在寺院的外圍，又建造了裝有一千個轉經輪的圍牆及供朝聖繞寺轉經的小徑。在不久的未來，寺院還希望能提供藏醫學及西藏佛教工藝的教育與為當地民眾服務之藏醫、西醫流動義診車及義診站。

　　于二零零零年七月份，我又再回到大藏寺，這一次卻有來自十多個國家的一百多位漢、藏、蒙古及洋僧俗徒弟陪同。我的好朋友澳洲天主教高倫神父為了這次寺院重建竣工大典，也賞光應邀而來參加。高僧貢唐大師本來也應允來訪，但卻在幾個月前不幸圓寂了。一眾由海外而來的僧俗香客在寺院住得很高興，天天上殿與寺僧一同以藏文誦經，這令當地信眾十分感動。

　　這次是高倫神父第二次到訪大藏寺，第一次是在一九九七年大殿落成的時候。神父本屬的羅馬天主教派別，一向有崇尚靜修的傳統，所以他對大藏寺的閉關房特別有興趣。為了這個原因，寺方特地邀請他與我共同主持閉關房的開幕儀式，又把他的名字紀錄入大藏寺長住僧人名冊中以茲紀念(我也是神父所屬的天主教修道院之榮譽常住成員)。青海的畫師多保，特意以傳統佛教佛畫藝術風格畫了一幅耶蘇唐卡畫送贈予神父。來朝禮及觀禮的當地民眾，把神父視為信仰派別不同的僧人。在每次有人上殿供僧時，都會很自然地向這位穿白袍、坐在一群紅衣僧人當中的洋人也供上一份果儀，而且從來不會向他投入好奇的眼光。還有一次，一位老藏人來求喇嘛加持，恰巧我不在，老人在改請神父加持後，便滿意地離開了。神父一向在西方推行較學術性及外交禮儀式的宗教交流，但他卻被西藏老百姓這種一律對任何宗教信仰的修行人尊敬的自然態度深深打動了。他對我說：『我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宗教交流，不斷教人尊重其他不同的信仰，但我一直以為只有德高望重的宗教領袖才能真正達到這種包容境界。在這，卻是連最平凡的一個西藏人都具備了自然流露的宗教包容心！看來世界各地的宗教學者及領袖反倒應該來這，向這些普通老百姓學習！』。

　　在竣工大典上，北京雍和宮及五台山菩薩頂分別向大藏寺致贈了珍貴的印章。由于大藏寺在歷史上一直受到清朝帝皇的尊重，清皇族直系後人愛新覺羅．恆懿公主又為寺院題匾恭賀。在典禮的法王舞儀式中，香港區的弟子表演了廣東地區文化中的舞獅項目。這種表演這次是首次在西藏高原地區進行，故後來被世界健力士紀錄大全接受為南方舞獅表演之世界最高海拔紀錄。在同一天，一位當地信眾(也是我的俗家親戚)送來了大藏寺創寺方丈阿旺札巴祖師之頭骨舍利(這塊舍利上現一個天然呈顯的藏文『唵』字)。寺方好幾年前已聽聞這件聖物的存在(文革時被人偷藏保護起來而未至被毀)，但苦尋未果，最後卻遲不來早不來、偏偏在寺院竣工典禮當天終于送達寺院，令人感到祖師靈應之不可思議。

　　在我的一生中，雖然未做過任何對佛教的大貢獻，自己的修持也很不長進，但卻有幸曾遇上赤江仁寶哲、薩巴仁寶哲、宗座法王、鈴仁寶哲、洛桑仲尼師父及堪薩仁寶哲等許多明師的慈悲教化，又曾有緣為印度色拉寺初年興建、寺院大殿及昧院大殿後期的重建出過一點微薄的力量，更有機遇在五台山重弘《菩提道次第廣論》傳承，這也可說是足以無憾了。現在我又把這座在派中地位極具意義的寺院重建恢復，總算未有辜負外公幾近六十年前對我的付托。

　　在大半天緊湊熱鬧的竣工典禮節目完畢後的下午，我獨自坐在重建好的祈竹樓中，心中感到異常的自在及寧靜。在過去的多年中，我已許久未曾有過悠閒的心情了。在這個下午，徒弟及寺僧都在寺院中心參加竣工典禮的余慶節日。位于寺院後山高點的整座祈竹樓中，現在只有我一個人悠閒地倚在窗前向外望。

　　我記得在幾近六十年前的某一天，我也曾站在這座大樓的這個窗前外望。當天是我正式入寺成為沙彌的第一天。由于我被視為轉世者，那天的正式入寺儀式十分熱鬧及冗長。在儀式後，我便在祈竹樓中獨個兒呆坐，當時樓中的氣氛十分寧靜。出于小孩的好奇心，我便爬到窗前向外看，見到的是整個寺院建築群及忙碌地干寺務的眾多紅衣僧人，由遠處大殿隱約傳來僧人上殿的誦經聲音。在西藏歷法概念中，六十年是一個完整的循環。現在，在幾近一個循環後，我又回到了我的起點，正站在同一座樓、同一個窗前向外看。窗外的景觀與當年的寺院盛況並無不同，空中傳來的是同樣的大殿誦經聲，唯一變了的是，窗後的觀景者不再是一個十歲的沙彌，而是一個年近七十的老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