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人物角色
∣導論∣
在巴利文獻中遇見佛陀
在十八世紀末，歐洲人對於佛陀及其教義瞭解之有限，可從吉朋（Gibbon）所著《羅馬帝國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第64章的註腳中勾勒出來。這注腳寫到：「『一個稱作佛的偶像』即是『印度的佛』。人們對他的膜拜遍及印度、暹羅、西藏、中國與日本。可是對於這個具有神秘性人物的理解，仍是一團雲霧。我們亞洲學會將逐步藉著研究，以驅散這些雲霧。」
歷史文獻中的佛教 然而事實上，許多正確可靠的資料早已由東方傳入歐洲，只是一直未出版而被鎖藏在圖書館裡。例如，十八世紀前葉，耶穌會的傳教士菲利波?德基德利（Filippo Desideri），從西藏帶回關於佛陀生平及其教義既詳盡又正確的記載，這份資料在之後的二百年間都未出版，其他的記載也面臨同樣的命運。
儘管十九世紀期間，有關的研究澄清了部分疑雲，不多久學者們又有了爭論，才剛確定的歷史上佛陀的特質，在學者論戰中又再次模糊，這樣的爭議也逐漸淡化了。到十九世紀末，由文獻的評估與典籍的整理，可發現佛陀出現在歷史上的這一事實是確實無疑的。在這些文獻中（其數量相當龐大），巴利聖典（Pali Canon，通稱為「三藏」（Tipi?aka））被視為歷史最悠久的典籍——巴利藏經比梵文版的藏經年代稍為久遠，不過有些梵文學者並不同意此觀點。憑著這些資料，在吉朋之後一百多年，巴利語學者戴維茲（T.W.Rhys Davids）這麼寫到：
當這些資料重新整理後，顯示出佛陀並非只留下幾句簡短雋永的話，讓弟子從中建立一個或一些自己的思想系統，事實是佛陀本身已詳盡地闡述了他的學理，但就根本教義來說，其中一部分的說明產生在開始弘化之後，乃至在他行化之前，就早有了縝密的思惟。
再者，在他漫長的教學生涯裡，佛陀已對弟子一再充分地重述他的教誡及整套思想體系，同時也檢核這些弟子對這整個思想體系的認知。最後，佛陀的大弟子也如佛陀般，熟知形而上最極微細的特性，且培養出當時印度苦行者所具備的出奇之記憶力。當以上這些事實在心中浮現時，我們可以合理地說：佛教經典本身的教義，比其他宗教後期的相應文獻，更值得信賴。
現在歐洲有關佛教史的文獻很豐富，佛教文學與教義的作品亦然。在佛教史學與佛教文學的領域裡，已有相當程度的共識，然而這樣的共識卻未顯現在教義的研究上。有許多各式的研究做出來，是為了要證明佛教教導「空無」或「恆有」；證明佛教是否定論者、實有論者、無神論者、有神論者或無一致性；佛教是改革的吠檀多學派（Vedànta）；是人性主義、悲觀主義、絕對主義、多元論、一元論；是哲學、宗教或道德體系等，幾乎是你要稱佛教是什麼，它便是什麼。雖然如此，蘇聯學者徹爾巴斯基（Stcherbatsky）在1920年代末所說的話，至今依然適用。他說：
從歐洲以科學方式研究佛學以來，已過了一百年，然而我們對此宗教及其哲學的根本教義的瞭解，仍處在黑暗中。沒有任何宗教像佛教這樣，如此難以清楚明確地說明。
本書內容的來源 巴利三藏中，所有凡具有歷史史料及說法性質的典籍 ，都以文集的方式寫成。律藏包括僧眾戒律與制戒的因緣，有些因緣的說明還蠻長的。經藏裡的開示依不同的目標分類而成，但都無關歷史（為歷史的緣故而留下歷史，在印度從未引起太大的興趣）。因此，要按著年譜的方式來說明佛陀的一生，則必須將分散在律藏和經藏裡的資料拼湊起來才行。
在三藏的典籍裡，確實含括了佛陀的完整形象，對照後來詞藻華麗的書所勾勒的佛陀，更加顯得樸實（例如，梵文版的普曜經（Lalita Vistara）啟發了阿諾德（Sir Edwin Arnold）寫了《亞洲之光》（Light of Asia），或針對覺音尊者（Buddhaghosa）《本生經注》所作，而少為人知的巴利文獻中佛陀本生故事的介紹）。若將三藏典籍與後期的書籍相互比照，三藏典籍對佛陀在開悟前的說明，其文詞之簡練與傳神猶如一支利劍、一盞燭光或一根未經雕琢的象牙。
在編輯本書時，所有關於佛陀從最後降生人間到覺悟後的第二年，以及他在世最後一年的資料（《佛種姓經》（Buddhavaüsa）除外），都擷錄自藏經，事實上，巴利三藏本身所提供的年譜說明也僅止於此。凡由巴利三藏找出的年譜文獻，一律優先採用。 接下來，最有可信度的巴利文獻來源（有多可信呢？其實很難？）就是覺音尊者的註釋（西元六世紀），按次序地放入很多的經典故事，直到佛陀覺悟之後的第二十年，並加入些細節，包括迭瓦達答的故事。那些註釋中，也加上許多非經典上的小插曲，我們在此就不提這些插曲了。
最後還有一份緬甸的研究著作——《花蔓莊嚴事》（Màlàlankàravatthu，也許是在十五世紀，由畢甘德特主教（Bishop Bigandet）譯成英文，書名為《緬甸佛陀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urmese Buddha）），這本書記載了更多經典上事件的日期，但它可能完全沒有歷史上的認可，而需要藉其他的參考才能採用。
以上這些就是這本書內容事件安排的三個來源，它們本身都包含在三藏裡。其他經典上的特殊事件，雖不知其確定的年代，也收集在本書裡，且穿插在各處。有一、兩件插曲，如著名的賓比薩拉王和巴謝那地王的死亡，這些事件僅在註釋中被提到（且清楚地指出其來源），因為它們可使一些特定的情節更完美，所以也被收錄在本書中。
編輯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打算要概括所有重要的事件，完整地報道到佛陀覺悟後的第二十年，以及佛陀在世的最後一年。第九章和第十章是不可缺少的插曲。第十一章則是在描述佛陀的人格特質，但佛陀的「人格特質」就是佛教教義中的主要中心主題，所以第十二章<教義>就必然地藉由它來表示。在第十二章中，教義的主旨已按照佛陀教示的次第概略地結集在一起。
這本書中並不企圖去做任何的詮釋（參閱下文，在「翻譯」這一段），而是寧可將這些題材連結在一起，以此方式幫助讀者自己去了解。一套刻板的詮釋，有可能落入一種形而上邪見的危險，對此佛陀已有很詳盡的描述。假如認為第十二章很艱澀，就讓給孤獨長者（Anàthapindika，見第六章）臨終所說的話，來為收錄它們作答辯。至於那些認為第十二章不合口味的人，那麼可以不用讀它，或不必全部閱讀。
聖典語言——巴利語 巴利語（其文獻相當龐大）是一種語言，全部存留給一個主題——佛陀的教導。它不同於佛教的梵文與教會的拉丁文的這個事實，使得它具有特別的明確性，在歐洲找不到與之對等的語言。它屬於印歐語系的一支，與梵文有緊密的關聯，雖然其風味不同。
在經典中的風格有一種精簡純樸之美，夾雜豐富的俚語，這使它成為一個非常優美的工具，很難透過翻譯達到相同的意境。這是主要的問題；不過還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幾個段落、句子或片語一字不差地重複的特色，這現象一再地反覆出現。這個特點可能因為是在最開始時，這些「經典」是用來背誦的（在歐洲，我們習慣在音樂廳的交響樂中聽到正式的重複展現，在詩中也有一些反覆的句子，但在散文上重複，我們就會感到怪異了）。對於不習慣它的讀者來說，在巴利語中廣泛出現的這般重複，展現於印刷品上就似乎不對味了。因此，這些重複在翻譯時大部分都以不同的手法省略，不過其原來的說法形式總被小心地保留下來，此形式乃佛陀說法最令人注目的特色之一。 不過，仍有些重複被保留下來，以發揮其「熟能生巧」的特殊效用。這類的重複，在巴利語裡一字不漏，在英文中也是如此。翻譯時有兩個主要的目標——文字上的轉譯和口語上的轉譯，這兩個目標很難同時兼顧。任何的翻譯都將原作變了調，不過在翻譯專有名詞時，費了很大的功夫以維持其前後的一致性（避免「優美的變化詞」（elegant variation））。秉持最大的用心，以及抱著協助檢視在經典之中，適合於研究存在論與認識論的英文資料是否一貫性的觀點，來選擇英文的同義詞（它似乎並非出自偶然）。
註釋書有些地方對某些字的定義與巴利佛典學會（Pali Text Society）出版的字典相互矛盾，在幾經推敲後，選擇往往落於前者，最重要的那些討論可見於註腳處。
若能遵守以下一些簡單的原則，巴利語詞彙與名字的發音相當容易：a的發音如countryman的a；à如father的a；e如whey的e；i如chip的i；?如machine的i；u如put的u；?如rude的u；g如girl的g（總是如此）；c如church的ch（總是如此）；j如judge的j（總是如此）；¤ 如onion的nion；念?、ó、?、?時將舌頭抵在上顎，念t、d、n、l時將舌頭碰到上齒；ü如sing的ing；碰到h，一定要分開念，譬如在which house中的ch，在hot-house中的th，在upholstery中的ph等。雙子音時，一律如意大利語般分開念，譬如dd如mad dog（而非如mad-der中的dd之念法），gg如big gun（而非bigger中的gg之念法）等；其他所有都與英文相同。凡是碰到o與e時，總是念重音，譬如Pasenadi of kosala，否則重音一律落在長母音à、? 、?或雙子音或在ü上，甚至連續時亦然。
最後，提一句關於編輯形式的話，這種「廣播劇本」的格式（並非為了去廣播）是由材料本身所提示，據說它們本來就是口語式的。律藏本身顯示出「不同的人物」（參閱本書第十六章及在第一章之前的「人物角色」表），他們在結集會上重誦聖教。兩位「敘述者」儼然是同事，不同於其他角色所要說的，「敘述者」的部分刻意地讓它在格式上保持平淡，同時亦將其長度保持在最短。
髻智比庫
譯註 —————————— 此位耶穌會的傳教士應為伊波里託?德基德利（Ippolito Desideri，1684-1733）。菲裡波?德?菲利比（Filippo de filippi）於1932年出版《西藏的報告》（An Account of Tibet），宣揚德基德利的事蹟，作者可能將兩者混淆了。德基德利是意大利人，住於西藏十七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西藏學者。1716年，他把基督教的綱要寫成西藏語，1717年藏王允許他進入小昭寺，是最早進入西藏僧團的白人，且最先將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論》譯成意大利文。 印度六派正統哲學體系之一，是構成大多數現代印度教派別的基礎，其哲學思想來源於《奧義書》。 徹爾巴斯基（1866-1942），是著名的印度學和佛教學專家，又是印度哲學和藏學文獻的權威，他的佛學著作多以梵文及藏文原典為基礎，並附有詳細的註釋。他校訂過《現觀莊嚴論》八千頌及藏文本《俱舍論》（單品），作品中以《佛教邏輯》（Buddhist Logic）最為著稱。 阿諾德（1832-1904），英國詩人和學者，以史詩《亞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1879）聞名。該詩以優美抒情的文字稱頌佛陀的一生。因辭藻優美，極受時人歡迎，被譯成十多國語文，許多讀者因而信仰佛教。
印度中部與東部地圖
人物角色
敘述者：為現時代的一位註釋者或其同事，負責介紹其他人。他具備一般性的常識，對論及的事件秉持旁觀者客觀的態度來說明。
註釋者：為一位註釋者，負責提供歷史或有關中古時期巴利語論著的傳統資料（主要是第五世紀覺音長老所著）。他的作用是提供最基本的訊息，以達到澄清歷史的作用，他偶爾也會將藏經的記載作摘要性的簡報。
阿難達長老（ananda 古音譯：阿難，阿難達）：即角色一，他是佛陀的弟子與侍者，也是佛陀滅度三個月後，在王舍城舉行的第一次結集會上，背誦經典（或經藏）的人。
伍巴離長老（Upàli 古音譯：優波離,優婆離）：即角色二，他是佛陀的弟子，也是第一次結集會上背誦戒律（或律藏）的人。
敘事比庫：即角色三，這位背誦者所敘述的事情，實際上發生於第一次結集期間與結集之後。他僅出現於第十六章，也代表出席佛滅度一百年後所舉辦的第二次結集。
唱誦者：聖典中某些偈的朗誦者。這些短詩或讚美詩形式的偈，未被阿難達尊者以傳統「如是我聞」的方式介紹出來，也未收錄於律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