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藏傳佛教的“宗派無偏向”與宗教對話

試論藏傳佛教的“宗派無偏向”與宗教對話

班班多傑

關於藏傳佛教各宗派之間的對話問題，說來話長。2005 年，我到山東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去講藏傳佛教。講完後，學院一位研究基督教的女教授向我問及藏傳佛教裡有沒有關於宗教對話的內容。當時我一下愣住了，沒有回答上來。我說，藏傳佛教中好像有這樣的思想，或者說有類似於這樣的論題，不過現在我還一下想不起來，您容我想一想再回答。當時我在山東苦思冥想了好幾天，也沒有想起來，回到北京後，在一次看書的過程中突然看到了藏傳佛教史上出現的“熱麥”[rismed] 一詞，便一下子想到了那位女教授提到的關於藏傳佛教史上宗教對話的問題。當時我馬上拍案說，“熱麥”不就是宗教對話嗎? 這真可謂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熱麥”是藏語，全文叫“卓塔熱麥”[grubmtavrismde] ，翻譯成漢語就是 “宗派無偏向”的意思。那麼宗派無偏向與宗教對話又怎麼樣聯繫得起來呢?這就要了解宗派無偏向的緣起及涵義。

這個問題的緣起是這樣的。清代康區著名藏傳佛教學者嘉樣欽則汪波、工珠元丹嘉措，在康區針對藏傳佛教中宗派林立、彼此紛爭、互不統轄、殃及社會的狀況，掀起了一場藏傳佛教的“宗派無偏向運動”。“宗派無偏向運動”有以下幾層涵義：“作為一個佛教宗派要斷除自己與其他宗派之間的親疏好惡的偏向關係”[1] 。具體講，“在雪域藏地，出現了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等許多不同支系的宗派，這些宗派不應秉持自己的偏向而對其他宗派進行蔑視、輕視、破立，每個宗派都要保持自己的清淨見行，這就叫做‘宗派無偏向’。與此相反者，即為宗派有偏向者。如果將‘宗派無偏向’理解為各個宗派之間在話語、教授、實修、見解等方面相互混淆、彼此混雜，則不是對‘宗派無偏向’的誤解，就是顛覆。”[2] 這就是“宗派無偏向運動”的基本內容。根據我的理解，首先，藏傳佛教的每個宗派都要恪守自己宗派的教義、教法、教規，要做到楚漢河界、涇渭分明，不可在各宗派之間模糊邊界、彼此混淆。也就是說，“宗派無偏向”不是不要宗派，而恰恰是每個宗派都要保持自己的特殊性、差別性。所謂宗派即 “成就之邊際”[3] 。這個意思是說每個宗派者各自都要信守住自己所尊奉宗派之思想底線而不動搖。其次，保持各宗派的個性並不意味著各宗派之間就 “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宗派與宗派之間必然有聯繫和來往。“宗派無偏向運動”就是要求，各宗派的人在講授其他宗派的教義、教法、教規時，要儼然以這個宗派的姿態出現，要原原本本、原味原汁的講述他們的教義、教法、教規。換句話說，要完全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說對方的話，而不能自說自話，更不允許蔑視、輕視、小看其他宗派。即，每個宗派之間要保持平等的地位，要互相尊重。唯有這樣設身處地、推己及人，各宗派之間才能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形成對話而不是對抗的格局。如此看來，宗派無偏向中包含著宗教對話的意味。

這正如有些學者說的，多元宗教參與和多元宗教認同的問題。具有某一種宗教信仰的人融入到別的宗教傳統之中，成為一個內在的參與者，而非僅僅是一個外在於該宗教傳統的觀察者，即內在的參與者而非外在的觀察者，最後竟然在不放棄自己原有信仰的同時，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另外一種甚至幾種宗教傳統的核心價值和信仰。那麼，這位信仰者便可以說具有了多元宗教的認同[4]。

藏傳佛教格魯派著名學者五世達賴喇嘛（1617~ 1682 年） 就是這樣一位人物。他一方面與寧瑪派交往，註解、刊刻寧瑪派的經典文本，深入到其教義大圓滿法中進行深入修煉，甚至直接就以寧瑪派自居。五世達賴在他的自傳中說：“從七月起，利用一個半月時間，我在素爾金剛持身前聆聽了很多顯密教法，特別是請教了洛扎達玄的大圓滿法和貢巴桑塔的煉法。我認為，如果堅持練下去，就不難修成光明虹身，真是饒有趣味。”[5] 不僅如此，五世達賴還“在噶丹桑阿林寺，由以達隆巴兗為首的六十六名畫匠繪製了十六羅漢、寧瑪派的三修習本尊、八大法行、北藏派金剛橛、催破手印本尊、退敵天女、永寧地母十二尊、遍入天、白色伏魔、四部力士、五身王、新密之密集大威德、尊勝佛母、度母、黑白六臂觀音、內外密閻羅王、毗沙門、博克孜等；在天窗簷處繪製了本尊護法的上師傳承、守門四大天王；在門樓繪製了生死輪迴圖等。”[6] 這說明五世達賴喇嘛不但深入修持寧瑪派的大圓滿法，還傳揚寧瑪派的許多特殊教法、儀軌、神祗等。

五世達賴作為清代格魯派的首領以及西藏地方的政教領袖並非一貫倡導各宗派一律平等的主張，曾一度萌生了將藏傳佛教的主要宗派更弦改張，融攝為格魯派的念頭。他在自傳中公開的暴露了這一想法：“當初我曾考慮讓薩迦、噶舉和寧瑪派無立身之地，並讓他們逐步改宗。對此，本派的許多貴賤僧人也曾贊同並鼓動。這對我們本宗派如果有利，或許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最終會對人有害，於己無利，同‘造何種業，得何種果’的道理一樣，阻力大而必要性小，故不必使各宗派改宗易規，不應效尤強者難容弱者，斷其財路僧源的壞榜樣。所以，我把修復鎮肢寺、鎮節寺等為藏區百姓的平安幸福應做的一般和具體的經懺法事，色拉、哲蚌寺興建金頂和佛像、新建經堂；熱浪寺繪製壁畫等各種事項都按照所說的那樣記在備忘的紙捲上。”[7] 這說明五世達賴雖然有這樣的念頭，但經過深思熟慮後覺得這樣做會損人不利己，並且還會遭受因果報應鐵則的懲罰，因此未能實施而作罷。

藏傳佛教覺囊派的著名學者多羅那它（1575~ 1634 年） ，“從他三十一歲至三十八歲的八年之中為不分教派的眾多弟子廣為講說顯密經論，修復和新建覺囊派的母寺和子寺，並新建了鍍金的彌勒大銅像等殊勝的佛像，新建了覺囊寺的拉章，廣興佛教功業。在他的傳記的下冊一百零八頁背面的末行中說：“只認為自己的見地殊勝，把別的教派的佛教徒當作仇敵，對外道更是連名字都不允許聽見，把這些愚蠢的行為當作是有見識，真是可笑! “他斥責了那些只為自己宗派的利益著想、不顧人民的苦樂及民族的命運的人，他自己對所有的教派都一視同仁”[8] 。多羅那它雖然是飲譽全藏的著名學者，但他所尊奉的覺囊派在藏傳佛教史上是一個很小的派別，且覺囊派的特殊教法他空見與格魯派的自空見針鋒相對、勢不兩立。因此他在世時，格魯派中的某些人以勢壓人，使勢力弱小的覺囊派遭遇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以上多羅那它所講就是對這些強勢政策的一種控訴。“據說多羅那它的著作很多，但是在他去世之後，五世達賴喇嘛將覺囊寺改為格魯派，改寺名為甘丹彭措林，並將該寺的全部木刻書版蓋印封存，不準刷印，所以現存的多羅那它的著作很少有完整齊全的。”[9] 這說明了五世達賴在對待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時公正之心戰勝了偏私之心，給予了它們存在和發展的空間，但是相比之下弱小的覺囊派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歷史上覺囊派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是人所共知的。

嘉樣欽則汪波、工珠元丹嘉措提出“宗派無偏向運動”的學理根據是什麼呢？在他們看來，藏傳佛教各宗派的教義、教法、教規雖然名目繁多、五花八門，且每個宗派都認為自己是佛教的正統傳承，但歸根到底佛只有一個思想。佛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時間，根據不同的聽眾，講不同的佛法，這是由佛的方便法門所決定的。所以佛法也就有了義和不了義之別。不同宗派的不同思想也是對佛法的一種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從各自不同的角度看也都是正確的，也都是佛法而不是歪門邪道。我們平時所講的“瞎子摸象，各執一詞”體現的也就是這種狀況。每個宗派都從自己的角度在逼近真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西方現代哲學提出了“所謂真理就是視角的真理”觀點。西方學者西克說：“不同的宗教傳統恰如信仰的彩虹，是對同一種神性之光的不同折射。”工珠元丹嘉措以宗派無偏向之書名撰寫的《西藏宗教源流簡史》便反映了這一還原與詮釋的綜合視野。此書之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將西藏的宗教按照時間發展的順序，全面、系統、完整地呈現出來，其中不但包括了西藏的主流宗教藏傳佛教，而且還包含了西藏傳統宗教苯教。不但客觀的呈現了他們自己所尊奉的噶舉派，而且還體現了被某些派視為外道邪教的覺囊派，並且對他們的敘事方式做了客觀的、自然的描述，對每一個派別的論述都是原始本然的，沒有帶任何是是非非的價值判斷，或者評頭論足的主觀臆斷。工珠元丹嘉措的這一敘事方式體現的是懸置判斷、回到事情本身的現象學路徑。

“目前，宗教對話理論中有所謂宗教之間對話和宗教內部對話的兩種區分。簡言之，宗教之間對話是指不同類型的宗教傳統之間的對話，譬如基督教與儒家傳統之間的對話，基督教與佛教之間的對話，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對話。宗教內部對話則是指某一種大的類型的宗教傳統內部不同分支、流派之間進行的對話。譬如基督教內部浸信會、衛理公會、福音派等各種分支教派之間的對話。”[10] 而無論從宗教之間對話還是從宗教內部對話的角度來看，藏傳佛教發展的歷史都是對話性的。以上講的是藏傳佛教內部典型的對話案例，除此以外藏族在歷史上還有藏傳佛教與藏族傳統宗教苯教之間的對話。這部分內容另文專論。

參考文獻:

[1] [2] 東嘎?羅桑赤列. 東嘎藏學大辭典（藏文版） [M] .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 1917，1917-1918.

[3] 晉美旺波. 宗派建立寶蔓論[M] . 四川省阿壩縣各莫寺弘法利生會，3.

[4] 彭國翔. 儒家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M]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69-279.

[5] [6] [7] 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 五世達賴喇嘛傳（上） [M] . 陳慶英，馬連龍，馬林譯.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195，313，218.

[8] [9] 木雅?公佈. 覺囊巴?多羅那它生平簡介[A] . 多羅那它. 印度佛教史[C] . 張建木譯.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286，288.

[10] 彭國翔. 儒家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76-277.

（來源：《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作者：班班多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