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藏傳佛教與青藏高原

文章轉自西藏研究（拉薩）1998年第3期

作者，尕藏加，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西藏社會科學院科研管理處副處長。

青藏高原以獨特的地理構造、絕對的海拔高度，便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故人們用十分形象的詞語來稱其為“世界屋脊”，並由此而著稱於全球。尤其是青藏高原以地域遼闊、資源豐富等優勢，蔚然成為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塊獨具魅力的寶地。長期以來，它以魔幻般的力量一直吸引著世界各國的不少世人前來探險、旅遊和考察訪問。但是，青藏高原由於它那特異的自然地理環境、深厚的宗教文化根基、滯後的區域社會經濟和古老的人們生活方式，給國內外慾想了解青藏高原的有識之士帶來幾份神秘色彩，併成為一大既吸引莘莘學子而又十分複雜的科研對象。因此，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對青藏高原的科學研究，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對青藏高原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因而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果，為今後更進一步地研究或瞭解青藏高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4年出版。

從宏觀的角度看，青藏高原是一個相對完整的區域單元，它不僅包含獨具特色的自然地理環境，而且涵蓋別具一格的人文社會。以目前科學的測量或統計:青藏高原擁有250萬平方公里面積的土地和960多萬居民。為此，只有從多種學科或不同角度去研究青藏高原，才能從整體上認識或掌握青藏高原這一博大、神秘而又十分美麗的山野或區域。這就給我們這些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員創造了一個參與研究青藏高原的良好機遇，併為此而可盡一份微薄之力。

那麼，揭去青藏高原的神秘面紗，全面認識青藏高原的真實面目，從而推動青藏高原這一特殊區域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首先要剖析導致這一神秘色彩的諸多因素或根源，即認識其自然環境的地貌特色、弄清其宗教文化的來龍去脈，以及探討藏傳佛教與自然、社會經濟等之間的相互影響。當然，發生這些聯接的紐帶或主體是人——高原居民，正因為有了高原居民，才使青藏高原更加神秘。有人說當日本人成為經濟動物的時候，高原居民則成為精神動物或宗教動物。這是對青藏高原居民的極為形象的概括，因為當世界人民依靠科技文化，走向經濟發達、物質文明蓬勃發展的時候，青藏高原的居民特別是藏民族卻遠遠地落伍了，他們仍在古老的生活方式中執著地追尋精神的真諦，乞求那永遠達不到的彼岸世界。從這個角度看，藏傳佛教就像一個隱形的威力、無比的法律，將藏族人民牢牢地控制在一個入世的小圈子內，動彈不了。換句話說，藏傳佛教作為藏族幾乎全民信仰的對象或一大宗教，它已形成一整套內容極為廣泛的宗教道德標準。這一宗教道德標準無論對出家的每一位僧尼，還是對在家的廣大信教群眾，都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隨著藏傳佛教的蓬勃發展，宗教道德不僅滲透到每一位出家僧尼的心靈深處，而且強有力地約束著廣大信教群眾的社會行為。

在此首先談談青藏高原的地理環境，其地理環境十分獨特，概括起來則具有六大特徵:即山高谷深、江河縱橫、湖泊眾多、森林茂密、雪山聳立、草原遼闊。由於青藏高原地形複雜，並含有熱帶、亞熱帶、溫帶、寒溫帶和寒帶等不同環境地帶的氣候類型，人們的社會活動和生活方式也呈現五花八門、多種多樣。總之，從整體上認識青藏高原極為重要，在其認識過程中，又要必須注意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面:既要認識它那高寒貧瘠的一面，又要看到它那美麗富饒的一面。高寒貧瘠的一面常給世人帶來望而怯步的印象，因而青藏高原作為“世界屋脊”沒有被更多的世人身臨其境真正瞭解它；而美麗富饒的一面又為自己的高原居民繪製出一幅充滿生機、和諧美妙的宏偉藍圖，因而高原居民對養育自己的青藏高原具有一種無以復加的深厚感情。實際上，上述兩個方面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它們共同構成了青藏高原神聖博大、與眾不同的特異的地理環境。因此，青藏高原這一特異的地理環境在形成獨樹一幟的藏族文化圈的過程中曾產生過巨大影響。也就是說，藏族文化與青藏高原的地理環境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然，這一關係從表面上看是眾人皆知的並帶有規律性的一般常識，但關鍵在於兩者的關係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建立之後又是如何相互影響或互為制約的。這就意味著首先對青藏高原的人文地理有一個比較透徹的認識或瞭解。因為“人類的一切活動，包括生產活動、生活活動以至政治、軍事、文化、社交等，無不在特定的地理環境中進行，並與之發生密切的關係。”①也就是說，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發生著複雜的不可避免的相互影響或交互作用。

正如一個國家或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是影響其文化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今日的西藏自治區是我國藏族文化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搖籃。而西藏自治區四面環山，處於崇山峻嶺的重重包圍之中；綿延數千裡的喜馬拉雅山脈橫亙於西藏的整個南部邊緣，形成一堵巨形屏障，不但切斷了印度洋熱氣流向腹地的一切通道，而且阻擋了向南通向海洋的所有道路，特別對南亞諸國的交往帶來十分不便；西藏的東部由橫斷山脈攔腰截斷，堵死了東去的路口；西面有帕米爾高原和喀喇崑崙山；唐古拉山脈又雄跨於北部邊緣，阻礙了與祖國內地的更多聯繫。因此，歷來西藏境內的道路不暢、交通不便，這給西藏帶來封閉，而封閉又嚴重地妨礙了文化科技的傳播或交流。比如，鄰近的印度佛教遲至公元七世紀才正式傳入西藏，其中就有地理位置或自然環境的客觀因素。

至於青藏高原的宗教文化的來龍去脈，首先要從認識苯波教開始，因為苯波教是青藏高原土生土長的一種古老文化現象，它帶有濃厚的地域性文化特色。特別是苯波教文化與青藏高原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親緣關係；同時，苯波教又是藏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未傳入青藏高原之前，苯波教文化乃是藏族地區唯我獨尊的正統文化。可以肯定地說，生根於遠古時代的苯波教，經歷了古代藏族社會所經過的一切滄桑時空和演變過程，並在其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尤其對早期藏族社會的文明進步起到了推動作用。同樣，在後期藏傳佛教的形成過程中，由於苯波教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充當了不可替代的主要角色。比如，藏傳佛教在其形成或發展過程中，從苯波教中特別在宗教禮儀以及護法神等比較貼近藏族信徒生活的文化領域裡吸收了不少東西。當然，應該承認的是，藏傳佛教對苯波教的衝擊則是更加強大，甚至可以說是毀滅性的。正如“隨著佛教源源不斷地傳入藏族地區，苯波教在藏族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受到強大沖擊，並日趨下降，最後佛教乾脆取代了苯波教在藏族地區的正統地位。從此，苯波教一蹶不振，不得不退避到邊遠偏僻地區，以便保存自己的微薄勢力。因此，目前在整個藏族區域，除個別僻壤外，幾乎看不到純粹的苯波教的存在了。”②值得說明的是，苯波教作為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宗教文化傳承，目前在整個藏族地區雖然其勢力很小，但仍然以頑強的生命力在生存延續。

藏傳佛教的起源、形成和發展，又與印度佛教的歷史進程及其文化演變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果誇大其詞地講，藏傳佛教是印度佛教直接移植到青藏高原的宗教文化“複製品”。同時，值得肯定的是，藏傳佛教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曾受到藏族傳統文化尤其是苯波教的巨大影響，甚至在某些方面採取了以苯波教文化的理論構架和思維方式，來接受或消化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因此，藏傳佛教有了顯明的不同於其它佛教支派的高原特色。這一特色說得透徹點就是佛教與苯波教之間的異同點。從這一角度去看，我們不但要掌握苯波教的歷史、特點和現狀，而且瞭解印度佛教的歷史進程及其理論思維等文化特性也顯得十分重要。

釋迦牟尼作為一名世界公認的古代哲學家，早在公元前六世紀就誕生於古印度，並出色地創立了富於深奧哲理性的佛教，為後人留下了一份豐厚的文化遺產。現在人們又將佛教劃歸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這充分說明了後人迄今仍然崇尚著釋迦牟尼的思想——佛教。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印度佛教大致經過了四個不同時期，即原始佛教時期，部派佛教時期，大乘佛教時期，密宗佛教時期。然而，“在一千七百多年的印度佛教歷史中，佛教從未奪得婆羅門教的地位，即使是阿育王、迦膩色迦王統治時期，佛教教團及教義因得到國力支持而興盛時，婆羅門教在一般民眾中仍具有根深蒂固的勢力。”③所以，至公元十三世紀初葉，伊斯蘭教軍隊縱深打入印度全境並把印度最後僅存的超戒寺燒燬，從此為標誌，佛教在印度本土便宣告絕跡。

佛教雖在印度本土早已消失，但卻在青藏高原興盛起來。根據藏文史料，吐蕃王朝第二十七代贊普拉託託日年贊時（約公元五世紀），由印度人班智達洛生措（慧心護）及譯師裡弟生將《旃檀嘛呢陀羅尼》、《諸佛菩薩名稱經》等經函，以及小型佛塔等佛教用品帶到了吐蕃。④後來許多藏文史書以此為佛教正法在吐蕃本土上傳播的開端。但鑑於當時尚未出現書寫、翻譯、唸誦、講經等佛事活動，故不可視為佛教正式傳入吐蕃的時間。實際上，佛教是在松贊干布時期（公元七世紀中葉）才正式傳入吐蕃本土，因而以此為佛教在吐蕃傳播之開端比較妥當。由此可見，佛教傳入青藏高原的時間，晚於漢地、西域以及克什米爾、尼泊爾等相鄰國家或地區。因此，藏傳佛教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同時受到包括印度在內的以上諸國家或地區佛教的巨大影響。似乎正因為藏傳佛教汲取了四鄰諸國家或地區佛教之精華部分，便獨領風騷，且至今日依然在世界宗教園林中大放異彩。

藏傳佛教作為一種人類文化現象，它不僅對藏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發生著巨大影響；而且對周邊民族地區也產生一定影響，就國內而言，諸如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納西族、門巴族、珞巴族等許多少數民族，至今依然十分虔誠地信奉著藏傳佛教。可以說，藏傳佛教不僅是中國佛教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已成為我國國內很有廣泛性和影響力的宗教實體之一。

藏傳佛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但藏傳佛教更是青藏高原這樣一個特殊的自然環境中孕育出來的一種獨樹一幟的文化現象。從哲學的角度講，藏傳佛教是主體其自然環境則是客體。那麼，主體和客體之間存在著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關係。另外，宗教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在錯綜複雜的社會組合中充當一個方面或一小部分，而且它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曾影響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就拿藏傳佛教來說，這種現象在藏族地區特別在政教合一制度興隆時期，就顯得格外突出。後來隨著政教合一制度的廢除以及藏族地區科學文化的普及或興起，藏傳佛教的作用從總體上講大大地減弱了，但其影響並未完全消失。目前，藏傳佛教在藏族地區的政治、經濟、哲學、倫理、史學、文學、藝術、教育、醫療衛生、天文歷算、以及風俗習慣等社會世俗文化的一切領域裡則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甚至在某些領域相互包容，達到水乳交融、難分難解的程度。因而藏傳佛教不僅成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而且更是藏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藏傳佛教畢竟是藏族地區的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信仰模式，是一種藏族傳統文化中的保守部分，在不少方面已經同當代藏族地區的社會生活、經濟發展、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現代文明，尤其是同我國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之間產生了一定的距離。

總而言之，我們對藏傳佛教作出一個比較全面、公正的評價，可否這樣認為:藏傳佛教既有積極的一面，

又有消極的一面；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惡的一面。從積極或善的角度講，藏傳佛教所體現的乃是人類的一種崇高願望，它不但是人們倫理道德的保障，而且也是人們公共秩序和個人內心平和的源泉，特別在藏傳佛教的影響或薰陶下，藏族人民越來越變得高尚而文明，比如，他們對自然環境的保護以及對一切動植物的珍愛等，都是這種品質的具體體現；從消極或惡的方面看，藏傳佛教又扮演著這樣一種角色:它不但成為妨礙社會進步尤其是阻礙經濟發展的頑固壁障，而且它又是助長狂熱、偏俠、無知、迷信和愚昧主義的搖籃。

特別是當歷史的車輪將人類帶到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正在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範圍內的文化交流，衝開了民族壁壘，打破了人們封閉的心態和狹窄的視野。我國也正在進行著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這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化問題上來，而文化作為一種中性，既有精華的部分，也有糟粕的東西。也就是說，既有與改革開放相適應的成分，也有與改革開放相牴觸的因素。藏傳佛教作為一種文化形態，也不例外，它既有與當前藏族地區的改革開放相適應的成分，也有與此不相適應的部分。

因此，藏傳佛教要適應藏族地區的現代文明，併為我國的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就必須順應時代發展，合乎規律、符合實際地進行改革或創新。宗教改革在藏傳佛教史上也曾發生過，並得到很大成功。比如，公元十四世紀末至公元十五世紀初，宗喀巴大師發起的那場宗教改革就是一個典型的歷史明證或成功經驗。但應該說明的是，這場宗教改革是藏傳佛教內部推行或完成的，從內容到形式，不一定同當前藏族地區的宗教改革相一致。同時，值得提出的是，廣大藏族信教群眾對藏傳佛教的信仰則帶有比較嚴重的盲目性。長期以來，藏族地區由於地理環境上的封閉、經濟文化方面的落後，特別是政教合一制度曾在藏族社會中長期存在，導致藏傳佛教在藏族地區成為一統天下的精神支柱，在某種程度上支配著一切社會文化領域，而敬仰或崇奉這一唯我獨尊的藏傳佛教的廣大藏族信徒又沒有一定的文化知識，甚至其中的絕大多數則是文盲，在他們身上既談不上什麼文化素質，又不具備鑑別文化優劣的任何能力。因此，針對藏族信徒中的絕大多數來說，他們對於藏傳佛教的信仰，正是一種人云亦云、隨大流的盲目信仰。毫無疑問，在當前藏族地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全面發展的過程中，如何消除宗教觀念在廣大藏族信教群眾中產生的不利影響，已成為藏族地區亟待解決的一大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在促進藏族地區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過程中，首先必須高度重視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努力提高廣大藏族人民的整體文化素質。

注:

①《人文地理學》第24頁，董明輝等主編，湖南地圖出版社1992年版。

②《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第9頁，尕藏加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印度·中國·日本三國佛教史略》第53頁，（日本）龍谷大學編。吳華譯，中國佛教協會經書印贈處199

④參見《青史》（藏文）上冊第64頁，郭·勳努貝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