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密宗與北京雍和宮

文章轉自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西寧）1995 年第 3 期

作者：尕藏加單位: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一、密宗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

佛教自公元 7 世紀中葉正式傳入藏土，雖經歷了一些坎坷，但最終得到了驚人的發展。在其發展過程中有過兩次大高潮，即藏文史籍中所謂的“前弘期”和“後弘期”（編者按:在安多藏區無此分期），經過這兩次大高潮，基本上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藏傳佛教。

傳入藏土的佛教之所以稱為藏傳佛教，除了傳播的時間、地區、宗派、路線、文化背景、語言文字等外在因素外，還有其更主要的內在因素，即密宗在藏傳佛教中處於核心位置。當公元 7 世紀佛教正式傳入藏土之際，印度佛教已經發展到開始盛行密宗的階段，“密教時期約 7 世紀至 13 世紀。8 世紀時最興盛，後因外族異教徒入侵而急劇衰落，13 世紀終歸消失。”① 因此，佛教傳入藏土一開始就帶有印度後期佛教的特色。“圖彌翻譯出《寶雲經》；藏王則作法主而講說了《觀世音六字真言》、《聖閻摩敵》及護法貢保和天女等許多法門。藏王又命許多人士修禪定，由此獲得神通者亦復不少；復修建許多修行勝地，如察珠寺及許多鎮肢寺廟。”② 這是公元 7 世紀中葉松贊干布開始帶頭倡佛的舉措，不難看出，此時主要在傳播佛教密宗。

值得一提的是，在藏傳佛教的形成與發展的整個過程中，有兩位外籍大師對樹立密宗在藏傳佛教中的重要地位，起到過至關重要的作用。一位是出現在“前弘期”的蓮花生大師；另一位是“後弘期”的阿底峽尊者。蓮花生大師未來藏土前曾是印度佛教密宗大學那爛陀寺的一名學僧，其思想是印度佛教思想兩大主流之一的龍樹“中論”系統，同時又精通密宗咒語、儀軌。他於 8 世紀中葉應藏王赤松德讚的邀請來到藏土，以密宗法術同藏族原有的本教巫師們展開激烈的鬥法競爭，最後取得勝利，並協同印度高僧寂護按照佛教宇宙觀學說及密宗壇城模型創建了藏傳佛教史上的第一座正規寺院——桑鳶寺，同時還建立密宗修習院，大興密宗法術。據《巴協》、《漢藏史集》等記載，當時寂護在桑鳶寺龍粗宮宣講十善法、十八界、十二緣起；蓮花生大師顯示神通，特別向一些父母俱在的藏族青年男女首次傳授了一種被稱為圓光法的使鬼神附體的法術。可以說，蓮花生大師以佛教密宗法術作為有力的武器，敲開了藏族傳統文化（本教）的大門，為佛教立足於藏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首先和西藏的十二女神較量，運用威力懾伏諸女神，令受灌頂而許誓守護正法。”③ 此十二女神即本教的十二丹瑪，她們在本教的神靈家族中很有威懾力量，大師調伏這群神抵，標誌著佛教佔據了上風。《青史》載:“蓮花生大師親自給藏王傳授《金剛橛》及《吉祥馬頭金剛兩種》法門。特別是藏王由修《吉祥馬頭金剛法門》，曾三次發現馬鳴聲，為大多數人都聽到的。”可見，他推崇的密宗受到當時藏族人的敬仰，並積極接受密宗儀軌或法門。

蓮花生大師不僅將印度後期佛教的密宗很順利地移植到藏土，而且對後來的藏傳佛教密宗也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例如，藏傳佛教寧瑪派就自稱是蓮花生大師所開創的宗派，並在具體修煉中將蓮花生大師推崇為至上本尊神，認為蓮花生作為本尊神會產生大威德，顯現了金剛身金剛性，有無量的功德。由此可知，蓮花生大師早已超越了歷史人物的範疇，成為密宗諸神中的一尊很有威懾力的神佛。

阿底峽尊者（982——1054）在“後弘期”為藏傳佛教密宗的振興或發展作出的貢獻，也不亞於蓮花生大師在“前弘期”為開創藏傳佛教 ⑦ 噶舉派則“精習瑜伽密中之密集，又無上瑜伽密中之喜金剛、四吉祥座、大神變母等法，尤於空智解脫合一

密宗所作出的貢獻，故後人視阿底峽為藏傳佛教密宗第一中興人物。據有關史料，尊者未來藏土前曾任印度佛教密宗大學那爛陀寺、超戒寺等寺住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佛教密宗大師。“後弘期”初期，藏傳佛教在修行次第、密宗儀軌等方面出現了較混亂的現象，正如《青史》所載:“如果迎請阿底峽尊者來藏，將能破除此諸邪行，而使佛教獲得饒益。”阿底峽尊者於 1042 年被阿里地區的古格王降曲奧邀請到西藏西部，便開始了他對當時藏傳佛教時弊的行之有效的整頓，諸如規定修行次第、端正密宗儀軌等。尊者先後將西藏西部和中部地區的藏族高僧大德及一切佛教人士均引入正確的修行軌道，在藏土巡錫約 13 年未返回故里，於 1054 年在距離拉薩西南方數里遠的聶塘寺內示寂，終年 73 歲。由於阿底峽尊者在佛教顯、密宗兩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詣，重振了密宗在西藏的正統地位，贏得當時西藏佛教界的信任和擁戴。

阿底峽尊者在西藏期間還校勘、翻譯和寫了許多有關顯、密方面的許多論著，其中《菩提道炬論》對後世的影響更為突出，它主要闡述了顯密教義不相違背之理和修行應遵循的次第的重要性，可稱得上是一部融匯貫通顯密之大乘學說的不朽力作，為後來宗喀巴大師造《菩提道次第廣論》和《密宗道次第廣論》二部大著奠定了理論基礎。

經過蓮花生和阿底峽兩位外籍密宗大師的精心栽培及其後世的努力，密宗在藏傳佛教的發展歷史進程中始終佔據著突出地位。

二、雍和宮密宗的派別及其特色

“後弘期”是藏傳佛教在佛學上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開放性時期，又是諸多教派的大生產時期。除“前弘期”傳承下來的寧瑪派外，僅“後弘期”內就相繼產生了噶當派、噶舉派、薩迦派、希解派、覺囊派、格魯派等。其中噶舉派、薩迦派和格魯派，再加上寧瑪派，在密宗這一深奧領域具有很高的造詣，可以說，此四派在密宗理論上自成體系，在實踐修煉上獨闢蹊徑。此四派歷來就是瓜分藏傳佛教信徒的四大支柱性宗派，在藏族地區乃至整個信奉藏傳佛教的地區或民族中具有很強的影響力。所以，歷史上曾出現過元朝支持薩迦派，並

推舉帝師統管藏族地區，至明朝轉而對噶舉派倍加重視，而清政府又不惜一切扶植和推崇格魯派的局面。其中清政府對藏傳佛教的管理和利用皆較元明兩朝高明並“企圖把它變成一種有利而歷害的工具。”④ 先後將北京、承德、五臺山變為內地藏傳佛教的三個中心。1744 年（1745 年竣工）把雍和宮改建為北京地區規模最大、地位最高、機構最完備的藏傳佛教寺院，直屬清中央政府管轄，“由王室親王中選派一人充當雍和宮最高行政首長，名叫‘領雍和宮事務大臣’。”⑤ 正因為如此，它就成為一座典型的格魯派寺院，例如雍和宮內的時輪學院、續部學院（密宗）、聞思學院（顯宗）、醫藥學院和大經堂皆與格魯派大寺院的佈局基本一致，這也是格魯派不同於其它藏傳佛教派別的主要特色之一。

從整個佈局看，雍和宮也突出了密宗的地位。例如，寺內除了聞思學院（顯宗）外，其餘的大都與密宗有著密切的關係。續部學院是格魯派純修密宗的場所，殿內“研究密宗教義，廣授法師之灌頂，教化善根弟子入密宗金剛乘門”⑥；時輪學院系密宗學院，除著重對時輪天文歷算進行研習外，還要研習與修觀有關的時輪密乘；醫藥學院主要是除了研習《四部醫典》和《藥王月珍》、《晶珠本草》等外，還要研修或舉行許多密宗儀式，諸如“藥師佛自入壇城和燒壇法會”、“馬頭金剛自入壇城和燒壇法會”、“阿閡佛自入壇城和燒壇法會”等。由此可以看出，密宗在雍和宮佔有絕對優勢。同行們周知，因為藏傳佛教的諸多密宗派別都有各自的修持方法和理論依據，如寧瑪派的“修學之要，大抵區分九乘:聲聞、緣覺、菩薩，三乘皆應身佛釋迦所說。密乘外道，作、修、瑜伽，三乘皆報身佛金剛薩陲所說。內道，大瑜伽、無比瑜伽、無上瑜伽，三乘皆法身佛普賢所說。此中復以無上瑜伽中喜金剛法為最究竟。行持從俗，不守律儀，以為觀修自顯現淨智契證空理，而得解脫雲。”之大手印法洞達奧蘊。”⑧ 至於薩迦派的“學說亦融會顯密，而用清辯一系之中觀為密乘本義之解釋。又以顯乘之菩薩五位（資糧、加行、見、修、究竟）與密乘四部對合而修，以為修此即自然修彼。以是於加行位中暖頂忍三味耶斷所取惑，世第一法三昧耶斷能取惑，同時以菩薩智慧本性光明照耀而入大樂定，則已達顯密融合之境地矣。”⑨ 而雍和宮密宗的特色大抵可概括為“集諸派之所長”。格魯派提倡“先顯後密”，即先打好顯宗理論基礎，然後進入密宗修煉（實踐）。因此，雍和宮在修習次第上是先通《菩提道次第廣論》，後入《密宗道次第廣論》，從而體現了格魯派的“先顯後密”的宗旨。

三、密宗在雍和宮傳播的歷史意義

藏傳佛教密宗一般簡稱為“藏密”，藏密在整個佛教體系中是頗為孤立的。從以往的情況看，小乘行人固然對藏密的理論與行持有所非難，但大乘顯宗對其恐怕也未全部首肯。就密宗本身而言，東密也極力反對藏密將“無上瑜伽部”作為“無上”的地位。出現如此情形的原由極為複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陌生。藏密由於“密”的緣故，其它佛教宗系對其就頗不瞭解。然而，雍和宮利用其地理人緣優勢，為使藏密走出小圈子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績，可謂在藏密的發展進程中樹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藏密一向極重傳承加持之力，素有“密無師承，不可濫學；未經灌頂，竊法無益”之戒，令許多內地熱愛佛法的人士沒有機會親近藏密。1744 年，清政府將雍和宮改造成藏傳佛教寺院，並在寺內創立密宗等相關學院，這就為其它民族打開了一扇認識藏密的窗口，給內地的某些人開闢了研修藏密的合格場所。其中乾隆皇帝和第三世章嘉活佛對藏密在內地的迅速傳播作出了特殊貢獻，乾隆帶頭修習藏密，“現在朕欲學習密法，請給我傳授入乘法灌頂，還要把你的本尊神勝樂灌頂法傳授給我!”⑩ 這是乾隆皇帝第一次主動向章嘉活佛提出傳授藏密的要求，章嘉欣然答允，並舉行隆重的灌頂儀式，給乾隆皇帝傳授了全部的“勝樂鈴五神”灌頂法。之後，“大皇帝又依次聽受了‘吉祥輪勝樂深奧二道次教授及分支’等密法，堅持每天上午修證道次，下午修證勝樂二次第。每月初十日舉行壇城修供、自入壇場、會供輪、供養等活動。”（11）而且，乾隆皇帝修習藏密的信念十分堅定。“在仔細聽受‘瑜伽母生起及圓滿、分支’等咒語和聽受‘空行修習金剛法指導’時，大皇帝將自己的坐墊收起，跪在地上，頂禮章嘉國師之腳。”（12）九五之尊的皇帝如此尊崇藏密，可謂前所未有，以至“追隨大皇帝學習佛法並進行體驗的行動，幾位年輕皇子，宗室諸王，一些大小臣僚，很多沒有供職的漢族豪紳以及皇妃身邊的太監等也隨之信奉佛教。”（13）從此掀起修習藏密的熱潮，使藏密從最初的宮廷豪門貴族的小圈子中真正走向更廣闊的內地社會。正如“章嘉國師前一天為很多滿族人和漢族人傳授皈依法指導和齋戒，然後用兩天時間將‘吉祥金剛怖畏十三尊灌頂法’全部傳授給眾人。”（14）由於章嘉活佛的特殊身份及其在藏密上的卓越成就，他在內地傳播藏密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使眾多的內地人有機會體驗或信奉藏密。“當今的和尚寺院中雖然講學戒律和經藏，但是對於密宗教誡則一無所知。蒙受章嘉國師之恩，一些和尚法師也得到密乘的無上灌頂和教誡，並進行體驗。在和尚寺院中，密乘教法也開始逐漸地傳播開來。”（15）可見，藏密已揭開神秘的面紗，開始進入內地人的心靈。

而雍和宮始終是內地傳播藏密的中心和權威機構，“顯宗扎倉的喇嘛由哲蚌寺的哈東熱繹巴·阿旺曲培擔任，密宗扎倉的喇嘛由日喀則色派密院的喇嘛官卻丹達擔任，雜明扎倉的喇嘛由摩覺夏仲擔任，醫宗扎倉的喇嘛由彭措扎林擔任，聰慧僧眾的教師由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十八名格西擔任。”（16）象如此在藏密方面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內地其他藏傳佛教寺院中尚不多見。雍和宮培養了許多後繼者，“集中蒙古四十九旗、喀爾喀七部及漢藏地區的五百名天資聰穎的年輕僧人。”（17）這個數目在藏區寺院中雖然並不算多，但在當時內地藏傳佛教寺院中可謂獨佔鰲頭了。

雍和宮不僅是一般普通僧眾每戒修習藏密的場所，而且大皇帝也喜歡在這裡聽法受戒。因為在修習藏密的過程中需要多次灌頂受戒，則，不能步步升級。為此，“班禪大師和章嘉國師一同去雍和宮，為文殊大皇帶講經說法。班禪大師給文殊大皇帝講解‘迅捷智慧六臂依怙隨許法’。”（18）這就是 1780 年第六世班禪大師在雍和宮給乾隆皇帝傳授的最著名的藏密儀軌，故此處現命名為“受戒臺”，供人們觀賞和信徒們頂禮膜拜。

總之，雍和宮不僅僅是內地的一座普通的藏傳佛教寺院，更是一座偏重於藏密的寺院。它曾為內地一些人民群眾認識和信奉藏密作出了突出貢獻，在中國各民族文化交流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願雍和宮這座富麗堂皇的內地藏傳佛教寺院，在新的歷史時期，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注：

① 羅照輝、江亦麗著，《東方佛教文化》第 47 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版。

②③《青史》（漢文版）第 27 頁、29 頁，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④ 張羽新著《清政府與喇嘛教》第 128 頁，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⑤ 魏開肇著《雍和宮漫錄》第 14 頁，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⑥ 羅發西等編《拉卜楞寺概況》第 35 頁，甘肅民族出版社 1987 年版。

⑦⑧⑨ 見呂澂著《西藏佛學原論》第 41 頁、41 頁，42 頁，臺灣文殊出版社 1987 年版。

⑩⑾⑿⒀⒁⒂⒃⒄⒅ 見《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第 183 頁、183 頁、184 頁、186 頁、186 頁、187 頁、137 頁、137 頁、350 頁，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