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神會在禪宗史上的歷史功過(胡京國)
論神會在禪宗史上的歷史功過
胡京國
[濟南]文史哲，1998年第5期
【作者簡介】胡京國，深圳大學師範學院副教授。郵碼：518025。 【外字】字庫未存字註釋： ＠⑴原字為猖的左半部右加葛
【內容提要】神會是佛教禪宗發展史上的關鍵人物。他擔當了恢復禪宗法嗣的歷史重任，把握了南宗鬥爭勝利的歷史機緣，堅持了頓悟法門，促進了佛教禪宗的繁榮和昌盛。所以神會是禪宗發展史上的大功臣。
Section titled “【內容提要】神會是佛教禪宗發展史上的關鍵人物。他擔當了恢復禪宗法嗣的歷史重任，把握了南宗鬥爭勝利的歷史機緣，堅持了頓悟法門，促進了佛教禪宗的繁榮和昌盛。所以神會是禪宗發展史上的大功臣。”近年，有些學者認為禪宗史上出現南北之爭是神會“有意製造”、“故意興起”的。言下之意，是神會挑撥離間，製造南北兩宗的分裂，進而打倒北宗，興起南宗，製造了禪宗史上一大公案。對於這種意見，筆者不敢苟同，認為是言之偏頗、有失公允，現以此文作粗淺的分析，望方家指正。 一、神會擔當了恢復法嗣的歷史重任 筆者認為，南北之爭，是禪宗內部矛盾發展的必然現象，並非是神會挑起的。如果沒有神會，這場鬥爭也不可避免。《壇經》記述了矛盾的根源。五祖弘忍對慧能說：“汝是嶺南人，又是＠⑴獠，若為堪作佛！”說明北方人對南方人的輕蔑，南方人與北方人，在心理上出現了社會地位方面的極大反差，種下了南方人與北方人矛盾的根子。當然，這並非是五祖的心意，只是借世俗的眼光來說話的。然而，北方人世俗勢利，是不能容忍南方人得逞的。如果事情的發展，果真與世俗的眼光相違背，矛盾就會激化起來。 矛盾發展的關鍵是五祖傳法。當五祖見到慧能書於牆上的偈後，“即善知識大意，恐眾人知，五祖乃謂眾人曰：‘此亦未得了’”。五祖讚歎好偈之心，為什麼怕人知呢？這是因為爭奪法嗣的矛盾，已達到生死攸關的地步。如果是神秀得嗣，他勢力大，控制了整個東山寺，自然矛盾就會以強者得勝而結束。但偏偏是慧能比神秀高明，在這形勢下，公開傳法給慧能，那慧能只有死路一條。於是，五祖半夜三更傳法給慧能，並說：“自古傳法，命如懸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誰會害慧能呢？不用說，自然是神秀一系的人。嗣法之事，在隋唐之前，並不重要，但隋唐以後，就注重起來。“在中國佛教宗派史中，傳法為一關鍵性概念，於隋唐後方盛為流行”⑴。在佛教宗派林立的中唐社會，嗣法一事，成了宗派生死存亡的大事。在宗法社會，有嗣則有法，無嗣則無法。爭奪法嗣的成敗，就決定了派別存亡的命運。因此南北宗的決鬥是在所難免的。所以湯用彤先生說：“（教派之爭）其主要標誌實為道統之爭……天下講席林立，各種觀行禪法並起，引起種種對抗，甚至殺害”，可見，法嗣是多麼重要⑵。我們不能以現代社會的眼光，忽視宗法社會法嗣的重要性，從而避開當時是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去談論誰是誰非。 神會召開無遮大會，是南北兩宗矛盾的總爆發。自慧能南下到神會北上，歷時60年之久，在一般的和尚中，只知有神秀，不知有慧能。雖然早年神秀也曾對武則天說過，法衣在南方的慧能那裡，神秀的高徒普寂也曾派人到南方寶林寺去偷法衣，但也只是幾個人知道的事。在此60年間，南方慧能一系，可謂沉寂無聞，而北方神秀，卻興旺發達。神秀被召入京，拜為國師，死後賜諡“大通禪師”。神秀及其二位高徒，被稱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神秀被封為六祖，普寂自稱為七祖。整個北方，幾乎是神秀一系北宗的天下。對於慧能一系來說，這種形勢，造成了一個強烈的反差。慧能的徒弟們心裡是極不好受的，他們怎能容忍喧賓奪主的局面繼續下去呢？因此，一場禪宗史上的大搏鬥是避免不了的，這並非是某一個人的主觀意志所能決定的。恰恰是神會，擔當了這個正本清源的歷史重任。 神會在滑臺開無遮大會，大呼《南宗定是非論》，後來神會到了洛陽荷澤寺，繼續召開定是非大會。據宗密的傳說，當時北宗的普寂還在世，已在嵩山豎碑銘，立七祖堂，修《法寶記》。神會知道後，也修六祖堂，請王維作文立碑，大樹特樹慧能六祖的法統地位。但在北宗勢力的反擊下，神會屢遭“敕徒”，歷時13年之久。可見當時的鬥爭是多麼的激烈。僅僅是“安史之亂”給神會帶來了機遇，在這場鬥爭中，神會勝利了，北宗失敗了。“神會為曹溪頓教而獻身，不避任何艱險，坦然直進，終於達成了韶關慧能為禪宗六祖，永為後代的定論”⑶。如果我們設想一下，當時沒有神會，恐怕亦會有另一個人出來表演，這是不可避免的，是歷史的必然。從唐末到宋代，禪宗極盛，一統天下，就說明了南宗的勝利和北宗的滅亡，是合乎歷史潮流的。 二、神會把握了歷史發展的機緣 筆者認為，北宗的失敗，其主觀原因是傳教之道背離黎民百姓，其客觀原因是會昌滅佛，而直接原因是神會的打擊。 五祖死後，神秀被召入長安，他的二個徒弟分別做長安兩大寺院住持，由此而遠離民間，失去了社會基礎。而五代禪師艱苦奮鬥的禪風已不復存在。一種宗教，如果脫離了它的百姓基礎，萬一遇著政治風雲，它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據《燈錄》的描述：神秀被召入宮後，“王公士庶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禮重。……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諡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門人普寂、義福等，併為朝野所重”⑷。由此可見，北宗的興盛，是與帝王的扶持相關聯的。反之，北宗的衰落，也是與朝廷的冷落相關聯的。天寶十四年，爆發“安史之亂”，朝廷忙於內戰，兩京大亂。靠朝廷扶持的北宗，已失去靠山，喪失了生存根基。他們表面興盛，實際十分脆弱，這就是北宗滅亡的主觀原因。 再看看客觀原因，“安史之亂”後，唐朝統治者發現自己原來也是這麼脆弱，幾乎江山易手。脆弱的原因不是歸咎於統治集團內部的奢華、腐敗和荒唐，而是歸咎於城鄉寺院僧尼太多，於是，醞釀滅佛。會昌二年（公元842年）， 大規模的滅佛運動開始。幾年間，北方大小城鎮的寺院被毀滅，僧尼被迫還俗，宮內宮外的佛經、佛像、菩薩被焚燬。僅保留京都四間寺院，每寺僅留僧尼30人。在滅佛運動的衝擊下，一向以朝廷貴族為靠山，寄生於城都士庶的北宗，從此覆滅。 與北宗相反，南宗建基於山野與黎民百姓之間，遠離城鎮，更遠離京都王室，靠自力更生而生存，靠黎民百姓的支持而生存，靠自身的改革而生存，所以根基厚實。慧能出身貧賤，以砍柴打獵為生，到東山寺後，又以碓米為業。得道之後，回到韶關南郊15公里遠的象山寶林寺，在當地老百姓的支持下，開山闢地，建立傳法基地，達35年之久。其間唐政府曾兩次下詔入京，慧能都拒絕了。他一直艱苦樸素地傳教，保持了先祖開創的宗風。慧能死後，南宗發展成五宗七派，都較好地發揚樸實的禪風。在禪宗史上較有地位的行思建基於青原山，由此一系發展起來的曹洞宗建基於曹山和洞山，雲門宗建基於雲門山，法眼宗建基於清涼山。另一個較有地位的懷讓建基於南嶽衡山，由此一系發展起來的溈仰宗建基於溈山和仰山，臨濟宗初建於北方後發展到南方，分為黃龍、楊岐兩派，建基於雲蓋山、金山、溪山、黃龍山、廬山等地。由於遠離北方發展南方，遠離京洛深入民間，又由於自身的改革（比如教理改革、教法改革、嗣法改革等），使印度佛教變為中國化佛教，獲得貧苦百姓廣泛地參與和支持，得到極大的發展，從而避過了“會昌滅佛”之災劫，成為一統天下的宗派。 導致北宗走向衰亡的直接原因是神會對北宗的攻擊。開元八年，神會北上南陽興隆寺。在那裡大行禪法，大興慧能宗風。14年後，神會於滑臺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公開打著明辨是非的大旗，發表《南宗定是非論》，攻擊北宗“師承是傍，法門是漸”。神會攻擊的目標有兩個，其一，師承是傍。這是北宗的致命傷，一經攻擊就無法招架，由此可知，法嗣關係是多麼重要。如果北宗（當時普寂還在世）基礎堅實，也不是沒有反擊之力的。其二，法門是漸。這個目標，只能論教法優劣，不能論定是非。神秀稱漸，慧能稱頓，教法不同，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如果以這理由攻擊北宗，無論如何也不能削弱北宗的，相反，會使北宗更為自信，理直氣壯地宣傳漸法，並可以以傳統教法為由，大振宗風。奇怪的是，北宗連這點也支撐不住，敗於神會手下。說明北宗當時已脆弱到何等地步。也說明神會把握了北宗必然失敗，南宗必然勝利的歷史機緣。 三、神會判定南宗正統的歷史功過 禪宗史上南宗北宗之爭已成定局：北宗失敗了，南宗勝利了。而神會在這場歷史的鬥爭中起了直接的、關鍵的作用，判定了南宗正統的地位。歷史的結論就是如此。現在，我們該如何評價神會的歷史功過呢？ 歷來有三種意見，其一，是吹捧論。胡適把神會說成是“北宗禪的毀滅者”，吹捧成創造禪宗歷史的英雄。胡適的評價是言之過甚的。其實，北宗的失敗只是“門庭寂寞”而已，並沒有“毀滅”。北宗的真正毀滅是在“會昌滅佛”之後。南宗的勝利也只是初步的，並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南宗的真正勝利是在馬祖創立叢林制度、百丈制定清規戒律和五宗齊鳴、七派旺盛之時。其二，是挑撥論。認為禪宗本來是統一的，按當時的實際，神秀繼承了五祖基業，是當然的禪宗正統，慧能只是一方禪師。後來禪宗的分裂，是神會挑撥製造出來的。神會是野心家和挑撥離間的罪魁禍首。這種評價忽視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那就是法嗣觀念。在宗法社會，宗派林立的時代，法嗣觀念佔著主導地位，起著關鍵的作用。在這種觀念支配下，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沒有神會的“挑撥”，鬥爭也會以另一種方式引發起來，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現象。與其說神會進行“挑撥”，倒不如說神會順應了歷史的必然，盡到了歷史的責任，促進了禪宗的發展，是禪宗歷史的推動者。其三，是參半論。認為神會論定是非法統，打倒北宗，確立南宗，確定慧能六祖法統地位，對禪宗的發展是有功的。但神會及其門徒竄改《壇經》⑸，販賣私貨，抬高個人的歷史地位，是宗教的政治野心家。這種評價，同樣忽視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那就是“非此不可”。試問，他不改《壇經》如何提高個人的號召力，不在《壇經》中塞進偏頗之詞，如何顯示慧能的正統地位，如何倡導護法力量。從歷史的角度看，竄改《壇經》，是一個嚴重的過錯，應當批評。但從當時的鬥爭需要而論，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其情可原。 筆者認為，評價神會在南北兩宗鬥爭的功過，只有站在歷史發展的角度上，才可求得公允。比如，南北之爭是否有歷史必然性？這場鬥爭是否需要一個強人去適應？這個強人是推動了禪宗的發展壯大還是導致禪宗毀滅？如果這個人以他的實踐對以上三個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那麼這個人的歷史作用就是應該肯定的。以此作標準，筆者認為，神會是應該肯定的，是有功勞的，是值得讚揚的。我們應該把個人的動機和歷史的效果相結合去論神會的功過，而不應以論者主觀的動機和情緒去論神會的功過。神會有功，但不是禪宗史的創造者；神會有過，但是功大於過，他推動了禪宗歷史的發展。吹捧神會，貶毀神會，或功過參半，都是不全面的。 神會的又一功勞是推動了佛教中國化，開闢了佛教禪宗一千多年發展的局面。佛教中國化，化在什麼地方？首先，化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教法上。老百姓的心理，是希望較快較易地得到進入天國的門票。不用長久坐禪，不用記背經文，不用苦爬階梯，只要老師啟示得法，就可開悟成佛。頓悟教法，正迎合這種心理，故得到廣泛接受。所謂佛教中國化，實際上，就是佛教民眾化。頓悟教法，就是民眾化的最好方法。其次。化在與民情相結合的佛理上。印度佛經深奧難懂，譯文不暢，無法口語表達，只適合文人儒生玩弄。一般中下階層，文化水平不高，對佛經望而生畏，退避三舍，連閱讀都不通，更談不上接受。禪宗把佛理通俗化，宣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佛在自心，即心即佛；人人皆有佛性，無須外求成佛，等等，通俗易懂，人人都能明白，人人都可以接受。毫無疑問，佛教中國化，應該歸功於頓教法門。沒有佛教中國化，何來中國佛教呢？ 如果說神會真有罪過，就是他親手建立的荷澤宗，重蹈了北宗的老路，依靠朝廷勢力，脫離百姓鄉民，同遭“滅佛”的命運，自取滅亡。 正文註釋： ⑴⑵見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15～216頁，第217頁。 ⑶見印順：《中國禪宗史》299頁，轉引自褚柏思：《中國禪宗史話》， 佛光出版社，1986年版。 ⑷見《五燈會元》上集，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2頁。 ⑸見拙著《慧能與禪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