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論學派與唯識學的傳播 第五節 地論師南道的傳承

第五節　地論師南道的傳承

現存史籍中，勒那摩提的大弟子無疑是慧光，其它的如僧達，雖曾經跟隨摩提學法三年，但最後仍然跟從了慧光。

關於慧光的弟子，一直有“十哲”的說法。唐裴漼撰《嵩嶽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立）中說：“惠光弟子僧達、曇隱、法上法師等十大德，亦號十英。”唐初道宣《續高僧傳·慧光傳》中說：“時光諸學士，翹頴如林，眾所推仰者十人。揀選行解，入室惟九。有儒生馮袞，光乃將入數中。”從這句看，道宣似乎暗示“十英”的名單是慧光排定的，而道宣認為馮袞沒有“入室”，僅僅是因為當時有一定影響而已。慧光的著述很龐雜，講過的經典也很多。從影響上歸納，他在地論學派、涅槃學派和律宗都佔據了重要地位，其弟子也相應地有所側重。在此，僅將被後世當作地論師看待的慧光弟子以及再傳弟子的生平和影響略述於後。

與地論學派有關的慧光弟子，現今知名者有僧達、法上、僧範、道憑、慧順、道慎、安廩、曇衍、曇隱、曇遵等。其中，法上、僧範、道憑、僧達四位在地論學派中最突出。也正由於這些弟子對慧光法師思想的承繼與弘揚，地論宗才會出現相州南道與北道的分野，而且從當時的聲勢以及後世的影響上，南道以絕對優勢超越了北道。

一、僧達、僧範、曇遵

慧光弟子中，僧達是最早開講《十地經論》的高僧，他實際是勒那摩提與慧光的共同弟子。

釋僧達（475—556年），俗姓李，上谷（今河北懷來縣南）人，十五歲出家。《續高僧傳·僧達傳》記載：僧達為沙彌後，“遊學北代，聽習為業，及受具後宗軌毗尼，進止沉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為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弘《四分》。”由此可見，僧達起先是在北魏的首都平城一帶遊學聽僧講經論，等到受具足戒之後，又專門研習戒律。在497年左右[①]，北魏孝文帝邀請僧達至某寺開講《四分律》。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已經遷都洛陽，孝文帝於此後幾年的大多數時間不在平城，然經查《魏書·高祖紀》得知，孝文帝於太和二十一年元月開始“北巡”，二月到達平城，不久又南下至洛陽，《魏書·高祖紀》記載次年“夏四月庚申，幸龍門。”由此可以推測，僧達受孝文帝敕命講《四分律》就在此年二月或三月。

僧達大概在平城弘法講律很長時間。根據《續高僧傳·僧達傳》的記載，他“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那三歲，奉其新誨。不久，值那遷化，覆述《地論》，聲駭伊谷，令望歸信，相次稱謁。”儘管現今不知摩提圓寂的時間，但如前文所推測，以北魏末年的可能性最大。從這個角度說，道宣以“尋”連接受孝文帝之命講《四分律》和於洛陽更摩提學習兩件事情，省略過多，極易引起誤解，似乎間隔很短。在摩提圓寂之後，僧達“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眾。”僧達不僅向慧光學習《地論》，也可能學習了律學。

大概在洛陽時，僧達聽說“南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弘道，銜聞欣然，遂即濟江，造宮請見，勅駙馬殷均引入重雲殿。自晝通夜，傳所未聞，連席七宵，帝嘆嘉瑞，因從受戒，誓為弟子。下勅住同泰寺，降禮供奉。旬別入殿，開示弘理。年移一紀，道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啟方許背梁。”根據這一記載，當時地屬北魏的徐州也流通《十地經論》，僧達便到了徐州傳播《地論》。崇信佛教的梁武帝對此論也很感興趣，僧達於是南下至建康請求面見梁武帝。在梁武帝的駙馬殷均的薦舉下，梁武帝在重雲殿接見了僧達。僧達為梁武帝宣講了《地論》的大意，一直持續七天七夜。梁武帝因而跟從僧達受了菩薩戒。此後，僧達在同泰寺住了一年。僧傳說，僧達在建康很受尊重，當時南方高僧寶誌遇到僧達，稱讚說：“達禪師是大福德人也。”梁武帝在僧達離開後還念念不忘，常對侍臣說：“北方鸞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梁武帝常常向北遙禮僧達。

僧達離開建康後，時任兗州（治所瑕丘）行臺的侯景在兗州（今山東兗州市）天觀山為僧達造二寺[②]，僧達大概在此山住了一段時間。關於這一時間的起止，可以從侯景的職務變遷找到線索。查考《魏書》和《梁書》可知，東魏天平二年（535年）二月之前數年，侯景不可能任兗州行臺，而天平二年九月，曾任定州刺史侯景的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興和三年（541）秋八月，東魏朝廷任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兼為尚書僕射、河南道大行臺。而東魏武定五年（547年），侯景叛東魏降梁。由此可見，侯景為僧達建寺院應該在535至547年之間。

《續高僧傳·僧達傳》又記載：“末為魏廢帝中山王勅僕射高隆之召入鄴都，受菩薩戒。”此中所說的魏廢帝即孝靜帝元善見。公元550年5月，高洋將元善見轟下臺，自己稱帝，改封元善見為中山王，第二年十二月高洋又將其殺死，至此東魏滅亡。高隆之為北魏、東魏、北齊的權臣，北齊天保五年（554年）被皇帝處死。如果單從僧傳的稱名推測，僧達受邀至鄴可能是在551年左右。然《北齊書·杜弼傳》記載：武定“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秘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敕弼升師子座，當眾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③]由此可見，至少在武定六年（548年）之前，僧達已經到達鄴都並且就任僧都。

進入鄴都的僧達受到了建立北齊的文宣帝的禮遇，高洋前後六度皈依僧達。然而，“達性愛林泉，居閒濟業。帝為達於林慮山黃華嶺下立洪谷寺，又舍神武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高洋專門為僧達在林慮山黃華嶺下建造洪谷寺，而將神武皇帝高歡的舊廟改造成佛寺，供僧達住錫。洪谷寺在山中，定寇寺在鄴都。《僧達傳》有文記載：“初，達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為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眾綜業，達反鄴京。”可見，定寇寺為僧達在京都的住寺。

僧達於北齊天保七年（556）六月七日圓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二。僧達曾經出任“國都”（國統的副手），道宣稱讚說：“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翼。而達為國都，眇然無顧，昭玄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福之嘉相矣。”

僧達一生主講《華嚴經》、《四分律》、《十地經論》、《地持經》。“雖無疏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其為時君所重，無有加焉。”僧達弟子不詳，僅從《僧達傳》中知曉有一弟子叫道爽，曾為山神讀《金光明經》和《維摩詰經》。

釋僧範（476—555年），河北平鄉人，俗姓李，名洪範，即《續高僧傳·道寵傳》所說的李範。二十三歲時，他已經“備通流略，至於七曜、九章、天竺呪術，諮無再悟。徒侶方千，指掌解頤，誇矜折角。”當時有“相州李洪範，解徹深義；鄴下張賓生，領悟無遺”的讚語。後來，洪範“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信仰佛法很是虔誠。“年二十九，棲遲下邑，聞講《涅槃》，輒試一聽，開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經之秘極也，遂投鄴城僧始而出家焉。”此中“下邑”為古縣名，秦置，治所在今安徽碭山縣。北魏孝昌元年（525年）移治今河南夏邑，明初改夏邑縣。從僧範在夏邑聽寺僧講《涅槃經》之事發生的時間言之，應指今安徽碭山縣。“初學《涅槃經》，頓盡其致。又棲心林慮，靜其浮情。”由此可見，僧範在下邑學習《涅槃經》之外，還修習了禪法。

此後，僧範“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華》、《華嚴》。宗匠前修，是非衢術，後徙轍光師而受道焉。耽味慮宗，歲紀遷貿，既窮筌相，學志無雜。”此中的語句說明了僧範所學方向轉變的過程。至洛陽，先聽習《法華經》和《華嚴經》。其後，“徙轍光師”也就是改變車跡而跟隨慧光法師的意思。其後所說“慮宗”應指禪法，也就是說，僧範跟隨慧光習禪一年，後來則堅定地確定了弘揚義學的志向。

在慧光門下出師之後，僧範“乃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眾千餘。逮旋趾鄴都。”此中的“齊魏”應該是指齊地和魏地，即現今山東和河北等地。

僧範圓寂於天保六年（555年）三月二日，“至終，僧事私緣，竟無說欲，乃至疾重舁而就僧。將終之日，延像入房，下床跪地，惟悔宿觸而已。時當正午，遺誡而卒於鄴東大覺寺，時春秋八十。”

與僧達不同，僧範“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成為論，故《涅槃》、《大品》等並稱論焉。《地持》一部獨名述也。”依據此說，僧範著述的名稱應是《華嚴經疏》、《十地經論疏》、《地持經述》、《維摩疏》、《勝鬘疏》以及《涅槃（經）論》、《大品般若（經）論》等。可惜，這些著述早已散失不存。

釋曇遵，俗姓程氏，河北人，生卒年未見於《續高僧傳》等史籍記載，但可以依據道宣在《曇遵傳》及其弟子《智閏傳》中所提及的幾件事情推出其大致的生存年代。

根據《續高僧傳·曇遵傳》記載，曇遵少年出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淨戒，還返俗焉。資學既明，允當時寄，有魏擢為員外郎。二十有三，情背朝官，復請光公，以為師保。光以舊事，舍而不度。遵跪啟曰：‘今沒命歸依，遠崇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及三寶。’光審其情至，即度而授戒。”由此，曇遵正式皈依于慧光，成為其大弟子之一。

關於曇遵的生卒年，道宣《續高僧傳·曇遵傳》記載：“年餘七十，舉為國都，尋轉為統。後少覺有疾，便坐誦《維摩》、《勝鬘》，捲了命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而同書《智閏傳》記載：“承鄴下盛宗佛法，十統欝興，令響滂流，洋溢天壤，閏不勝其喜，踴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趨遠詣，會遵統開弘《十地》，即從服業。”智閏“卒於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十年矣。”大業十年為614年，則可知智閏拜曇遵為師的時間是北齊天保十年（559年）。《續高僧傳·法上傳》記載：“天保之中，國置十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手注狀雲：‘上法師可為大統，餘為通統。’”可見，北齊宣帝將原來僅設置一位“國統”的僧官制度改為設置“十統”，“十統”之中法上為“大統”，其餘九位為“通統”，曇遵則是九位“通統”之一。至於“天保之中”到底是何年，無法準確言之，但大致應該在天保五年（554年）左右。曇遵七十餘歲出任國都，八十五歲圓寂，則可知其最早的圓寂時間為569年，最晚為574年。如此上推，曇遵的生年可確定為485至490年之間。

道宣記載，曇遵二十三歲時，請求慧光答應其再次出家。此事發生的時間可能在508年至513年之間，此時慧光仍然在洛陽。《曇遵傳》又記載：慧光答允其請求之後，曇遵“因從稟學，功踰一紀。”此中的“一紀”是古人表達時間的單位，但所指不一。或指十二年，或指三十年等等。如果將“功踰一紀”理解為超過十二年，則曇遵在慧光處受學應該是508—513年某時之後的十二年，慧光當時在洛陽協助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翻譯佛典，《地論》也翻譯出來不久。如果理解為三十年，則曇遵在慧光處受學應該是508年至538年之間，區間較為確定。

有兩條旁證可知，後者可能更近於事實。一是《曇遵傳》記載，曇遵出師之後，“初，出化行洛下，流演齊、楚、晉、魏乃至燕趙，通傳道務，攝治相襲。丞相淮陰王肱深器之，德動貴重，傾心奉禮。”第二條記載是：“而敬愛宗師，罕階儔緒。光師終日，遵在齊州，初聞哀問，不覺從床而墜，口中流血。其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此中說，曇遵遊學行化，先到洛陽，顯然曇遵出師地應該是鄴都，而慧光圓寂時，他在齊州（今山東濟南市）[④]，則外出遊化，距此時（538年）應該已有不少時日了。

綜上所述，曇遵在洛陽拜慧光為師，在其門下受學三十年，然後從鄴都南下洛陽行化，不久到達齊州。曇遵行化的足跡遍及齊、楚、晉、魏乃至燕趙，影響深遠。

關於曇遵的弘法風格，道宣說：“大乘頓教，法界心原，並披析義理，挺超時匠，手無異筆，而變他成己，故談述有續，而章疏闕焉。”此中說，曇遵對大乘佛教思想理解很深透，並且“手無異筆”，寫作能力很強，有許多著述問世，但至唐初已缺失。法藏在《華嚴經傳記》卷三中記載“齊鄴中曇遵法師《疏》七卷”，大概是法藏看到或聽說書名的曇遵唯一的著作。

依照曇遵行化的歷程推測，曇遵的弟子應該很多。然於現存文獻中僅僅查到智閏、曇遷二人曾經受學於曇遵。

釋智閏（540—614年），不詳姓氏，襄陽（今湖北省襄陽市）人。《續高僧傳》卷十《智閏傳》記載：智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然厭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從這一記載判斷，智閏應在本地出家為沙彌，後來知曉“鄴下盛宗佛法，十統欝興，令響滂流，洋溢天壤。閏不勝其喜，踴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趨遠詣。會遵統開弘《十地》，即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參覆論。河北夙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涅槃》，鹹增榮顯。又聽光統《四分》[⑤]，領受文言，兼習小論，具辯通塞，時號博贍，尠有加之。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本願，不遠而歸。正值長幹辯公當塗首唱，預從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智閏先從學於曇遵研習《地論》、《華嚴經》、《涅槃經》，後跟從惠光學習了《四分律》。這是在鄴城完成的。後來，他又南下至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跟從長幹寺辯公學習“三論”。此後，他後來還漢陰（今陝西省漢陰縣），“鎮常講導，化行江涘，善生道俗。”隋大業初年，徵召至洛陽住于慧日道場。隋煬帝徵遼東，“求功嶽瀆，勅閏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化，卒於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十年矣。”智閏所學駁雜，不專弘《地論》，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地論師”。

在南北朝末期至隋代都有很大影響的曇遷法師，也曾經拜曇遵為師。《續高僧傳·曇遷傳》記載：曇遷“偏就曇遵法師，稟求佛法綱要。”然而，與智閏相似，曇遷學問廣博，“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鹹究其深賾。”儘管於隋代，曇遷是地論師之首，但後世並不將其當作曇遵的弟子看待。

從上述敘述可知，曇遵在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應該在慧光“十哲”中佔據一席之地。但目前可知唯一的直傳弟子智閏的弘揚興趣並不在《地論》，正因為此，道宣評論說：曇遵的“承化門人，罕繼其後。”[⑥]

二、慧順、安廩、道慎

釋慧順，俗姓崔，祖籍清河（今山東省臨清市東北），北魏侍中崔光（451—523年）之弟。慧順之父崔靈延曾任劉宋朝的“長廣太守”，長廣屬東萊郡。後來，北魏勢力漸強，青州及即墨一帶盡歸北魏所有。因此，崔靈延便於北魏獻文帝皇興元年（467年）攜家徙居代郡（今山西大同市北）。崔靈延徙居至代郡後，未能再出仕，家境便中落了。《魏書·崔光傳》記載：“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共撰國史，其後，為北魏的臺閣大臣，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元老，他也是孝明帝的師傅。崔光信奉佛教頗虔誠，曾經受皇帝之命，參與菩提流支、勒拿摩提譯場，任筆受。

《續高僧傳·慧順傳》記載：慧順“少愛儒宗，統知雅趣。長厭塵網，為居士焉。初聽《涅槃》，略無遺義，因講而睡，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未為極。’心遂遲疑，伺決其病。”如參照《崔光傳》推測，慧順應會隨兄由平城而至洛陽新都。但從《續高僧傳·慧順傳》可知，慧順似乎是從代北下洛陽而拜慧光為師的。《慧順傳》記載：“承都下有光律師者，廣涉大乘，文無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寓於門下，纂修《地》旨，倦無終食，歲紀相尋。證教兩途，銳鏡於心內；三持三聚，影現於神外。博見融冶，陶然有餘。”慧順二十五歲於洛陽跟隨慧光出家，專心研習《地論》宗旨。“講《十地》、《地持》、《華嚴》、《維摩》，並立疏記。”可見，《十地經論》和《華嚴經》是其研習、註解的重點。

在五十歲時，慧順迴歸故鄉傳戒弘法。《慧順傳》說：“年將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鄉，即傳歸戒，情無不愜。隨有講會，眾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有奉信者，鹹稟其風焉。”崔氏宗族望地在清河、博陵，北魏時定世族大姓，以“崔氏為清河第一”。清河曾是郡、國治，管轄範圍相當於現在的河北省的清河、南宮、棗強及山東省的臨清、夏津、武城、平原一帶。慧順回故鄉傳播佛法，從引文看，有傳戒活動，也有講論法會，前者屬於慧光所授律學範圍，後者屬於地論學派的範圍。

晚年，慧順又到鄴都，“僕射祖孝徵，欽尚厥德，奏為國都。”祖孝徵即北齊左僕射祖珽，於武平三年（572年）二月始任左僕射，第二年五月即被解職。由此可見，如果道宣所記確切，慧順始任國都一定是在這一時間段。然而，《續高僧傳·淨影慧遠傳》說：慧遠“年滿進具，又依上統為和上，順都為闍梨”而受具足戒，時為東魏武定元年（543年），學界一般以為此中所說的“順都”是指慧順。如此則有兩種可能，一是稱慧順為“國僧都”是追記性質，二是慧順早在東魏已經任國僧都，北齊末于都外歸來後重任國僧都。慧順七十二歲時，圓寂於鄴城總持寺。

道宣所作《慧順傳》最大的疏忽是未記載慧順的卒年，因而他拜慧光出家的時間都不能確定。甚至說，他是從洛陽回故鄉呢還是至鄴都後再回故鄉，都不能推知。聽講問學者很多，然入門弟子不大知名，所以，慧順在地論學派的地位就不大顯赫，遠不如法上、道憑、曇衍師兄弟等。

釋安廩（507—583年），姓秦氏，為晉朝中書令秦靖第七世，寓居江陰之利成縣（利成縣本屬東海,晉南渡之後在江陰立江南的僑縣，今屬江蘇省江陰市）。根據《續高僧傳·安廩傳》記載：“廩幼而聰頴，獨悟不群。十三偏艱，孝知遠近，斷水骨立，聞者涕零。”可見，在其年幼時，家道已經中落。然好學多聞，“攝以典教，業遂多通。而性好老莊，早達經史。又善太一之能，並解孫吳之術。是以才藝有功，文武清播。”年二十五歲出家，後遊方尋道，到達魏地。

根據《續高僧傳·安廩傳》的記載，安廩北上到達魏司州光融寺“容公所，採習經論，容律訓嚴凝，肅成濟器；並聽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聞領解，頓盡言前，深味名象，並畢中意；又受禪法悉究玄門，請業之徒，屢申弘益。”此中所說的“司州”即古洛陽的近畿之地，今河南洛陽市東北二十里處。光融寺位於京師洛陽城外。從上文記載看，容公精通經論，持律甚為嚴謹。其後，安廩又聽慧光講解《十地經論》，並接受了慧光所授之禪法。由此，安廩併成為地論、律學、禪法並通的高僧。從時間上推算，安廩到達洛陽的時間為532年，當年慧光在洛陽參與菩提流支翻譯《深密解脫經》活動。而且，534年，北魏皇帝西奔長安，高歡於鄴城建東魏。安廩先聽融公講解經論，後跟從慧光，少於兩年時間是不大可能完成的，因而可推知，安廩很大可能跟隨其師到了鄴都。僧傳說他“在魏十有二年，講《四分律》近二十遍，大乘經論並得相仍。”可見，安廩以弘揚《四分律》和《十地經論》、《華嚴經》等為己任。從僧傳說他於“梁泰清元年始發彭沛”來推知，安廩的主要弘法區域在今徐州一帶。從時間上說，安廩北上到魏地，首尾十五年，因而上引“在魏十有二年”是指其開始獨立傳戒講論十二年。

梁太清元年（547年），安廩“始發彭沛，門人擁從，還屆楊都。武帝敬供相接，勅住天安，講《花嚴經》，標緻宏綱，妙指機會。值梁運既終，*輪停轉。洎大陳御寓，永定元年春乃請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虔，長承戒範，有勅住耆闍寺，給講連續。既會夙心，遂欣久處。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開講《大集》，樂說不窮，重筵莫擬。孝宣御歷，又於華林園內北面受道，闡化涉勞。”安廩帶領門人從徐州一帶南下至梁都建康，梁武帝敕其住於建康天安寺，於此寺宣講《華嚴經》。梁朝覆亡，陳霸先登基建立陳朝的時間是在永定元年（557年）冬十月，但此前朝政早已經掌握在陳霸先手裡，所以，請安廩入內殿，並且“手傳香火，接足盡虔，長承戒範”的一定是陳武帝。陳武帝又勅安廩住於耆闍寺。此後，陳朝兩代皇帝——陳文帝、宣帝，都對安廩給予特殊的禮遇。

陳後主至德元年（583年）“建寅之月，遷化於房，春秋七十有七。”

釋道慎，俗姓史，高陽（今河北省高陽縣）人。道慎是慧光和法上的共同弟子。《續高僧傳·道慎傳》記載：“十四出家，誦聽依業。受具已後入洛，從光師學於《地論》。後稟上統而志《涅槃》。”由上文可知，慧光於538年圓寂於鄴城，大概是在慧光圓寂之後，道慎又跟從法上學習《涅槃經》。

僧傳稱讚道慎“性度夷簡，風量陶然。綱網門徒，維攝大法而為己任。每參說戒，跪聽至訖。講悟昏情，詞無繁長。智者恐其言少，愚者慮其不多。五眾愛重，故宣帝請為國都，綏撫遺法，得無虧緒。”宣帝即北齊高洋，也就是說，在北齊時期，道慎成為“國僧都”。“末乘車送帝，回返本寺，兩轅並折，不日而終，於鄴城定國寺，春秋六十有五。”從這段文字看，是皇帝至其住寺，而在禮送皇帝返回寺院之後，車轅折斷，即日後，道慎圓寂了。

《續高僧傳·道慎傳》特別突出了道慎的言說風範，其文說：“禪匠僧達，論士法靈，皆伏其辯對。至於滔滔風流，大觀時俗，則慎過之遠矣。”僧達即慧光的高足，而僧傳中特別以僧達的稱讚來論述道慎的地位。

三、法上及其門下

在慧光弟子中，法上在當時的地位最高，其門下弟子淨影慧遠在隋初更與智顗、吉藏齊名。

釋法上（495—580年），朝歌（河南省淇縣）人。關於其出家因緣，《續高僧傳·法上傳》記載得頗詳細：“五歲入學，七日通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鼓舞，但禮佛讀經，而聲氣爽拔，眾人奔遶，傾渴觀聽。年登八歲，略覽經誥，薄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誦之，即生厭世。至於十二，投禪師道藥而出家焉。”法上十二歲出家為沙彌後，“因遊相土，尋還汲鄉。又往東都，棲遑務道，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在推之，鹹謂聖沙彌也。後潛林慮上胡山寺，誦《維摩》、《法花》，才浹二旬，兩部俱度。”此中的“相土”即相州，林慮山位於相州西，“汲鄉”即法上的故鄉朝歌。從上引文字的語氣推測，法上應該是在故鄉出家的，其後則以沙彌身份參學於相州、朝歌、洛陽之間，頗得時人的讚譽。

年少的法上，二十餘日即可背誦《維摩經》和《法華經》，隨後“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洞清玄，名聞伊滏。年暨學歲，創講《法花》，酬抗疑難，無不嘆伏。”法上到洛陽參學《維摩經》和《法華經》，不久即以沙彌身份，宣講《法華經》，博得時人的讚譽：“黑沙彌若來，高座逢災也。”這是說，只要法上前來聽講問難，高座講經的法師就緊張了。此後遇到大災，糧食歉收，“衣食俱乏，專意《涅槃》，無心飢凍，故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為服，兼之以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

大概於二十歲時，法上“乃投光師而受具焉，性戒夙成，不勞師導，勤勤諦理，無失寸陰。”推算下來，此時應該是515年，當時慧光應該在洛陽。僧傳記載說：“忽聞父病，尋往覲之，既至即殂，一宿同止，明旦赴洛，度母及姊將入鄴都。時屬大荒投奇無指，聽法心猛，委而南旋。夏聽少林，秋還漳岸，母子相見，不覺澘然。”從這一敘述看，其父病死的這一年，法上在少林寺聽講經論。“既慧業有聞，眾皆陳請，乃講《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輪次相續，並著文疏。又偏洞算數，明瞭機調，綱紀法化，難繼其塵。故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此中敘述，法上在京師大開講筵，相繼宣講《十地經論》、《地持經》、《楞伽經》、《涅槃經》等經論，並且撰述了註疏。現在的問題是，這些事情是否全是在洛陽完成的？

《續高僧傳·法上傳》記載：“年階四十，遊化懷、衛，為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眾侶雲屯。”法上年四十，應該是435年。“懷”指懷州，即今河南省沁陽市。“衛”指衛州，即法上的故鄉。法上大概在這兩州遊化數年，然後受東魏大將軍高澄的邀請，至鄴都弘教。這一事件不會晚於慧光圓寂的538年。

如前所敘，慧光是卒於國統任上的。依據史籍的記載推測[⑦]，法上是直接接續了慧光所留的空缺。《續高僧傳·法上傳》記載：“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軌人，威能肅物，故魏、齊二代歷為統師，昭玄一曹純掌僧錄，令史員置五十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萬。而上綱領將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庭胥悅。所以四方諸寺，鹹稟成風，崇護之基，罕有繼釆。既道光遐燭，乃下詔為戒師。文宣常布發於地，令上踐焉。”又說：“初，天保之中，國置十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手注狀雲：‘上法師可為大統，餘為通統。’故帝之待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無不承用。”法上在東魏、北齊任國統四十年，如前所說，綱領僧尼二百餘萬。這一數字是古代史籍對於北魏僧尼數量的粗略估計。由於東魏、北齊統治區域縮小了許多，因而此數字有所誇張。但東魏、北齊僧官設置員額增多，管理權限有所擴大，對於後世有深遠的影響。而這些大多是在法上任上發生的。

道宣又描述說：“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私己業，偏用訓人，言常含笑，罪不加杖。自上未任已前，儀服通混，一知綱統，制樣別行，使夫道俗兩異，上有功焉。制寺立淨，亦始於此。故釋門東敞，能扇清風，莫與先矣。”此中強調了當時僧尼的服裝儀式與日常所用不分，僧尼和在家居士服飾不分，在法上的努力下，二者得到區分。法上持戒嚴謹，如僧傳所說：“又遵重戒禁，願常宣說，盡報行之。每至布薩晨旦，致厚供設，禮請僧及年高，聲變恐煩於眾，歲暮之夕，猶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

法上大統在鄴都的住寺，《續高僧傳·法上傳》記述說：“末勅住相州定國寺。而容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世利，造一山寺，本名合水，即鄴之西山，今所謂修定寺是也。山之極頂，造彌勒堂，眾所莊嚴，備殫華麗，四事供養百五十僧。”依據此中所說，法上至鄴都不久，皇帝下敕令其住於鄴都定國寺。而法上以平時所得供養，在鄴都之西的西山頂上建造合水寺。此寺常住一百五十名僧人。

法上任國統應從538年至北齊被北周所滅的承光二年（578年）。《續高僧傳·靈裕傳》記載：“及承光二年春，周氏克齊，便行廢教。勅前修大德並赴殿集，武帝自升高座序廢立……於時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鹹以帝為王力，決諫難從，僉各默然。”道宣在此文中，以春秋筆法，含蓄地批評了法上的默然無對的做法。

在周武帝滅法時期，法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終後，覲覩慈尊，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禮，慈氏如來。而業行精專，幽明感遂。”周武帝死後，佛教逐漸復興，“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深果宿心，喜遍心府。羸瘦微篤，設輿坐之，袈裟覆頭，弟子扛舉，往升山寺，合掌三禮，右遶三週，便還山舍，誦《維摩》、《勝鬘》，卷訖而卒於合水故戾，春秋八十有六，即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法上圓寂於楊堅代禪前夕的大象二年（580年），因而文中說“隋運將動”。

法上“撰《增一數法》四十卷，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教。始從一法，十百千萬，有若數林，寔傳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大乘義章》六卷，文理衝洽，詳略有聞。又撰《眾經錄》一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這些著作，大多已經遺失，僅存有《十地經論義疏》第一、第三卷。

法上的弟子，有法存、融智、慧遠等。其中，慧遠是一位偉大的佛教學者，下文論述隋代地論四大師時再論述，在此僅將現今可考的其它幾位弟子的經歷簡述如後。

《續高僧傳·法上傳》附有法存簡歷：“有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監齊天保，屏除歸於釋種，明解時事，分略有據。上乃擢為合水寺都維那。當有齊之盛，每年三駕，皆往山寺，有所覲禮。六軍既至，供出僧廚。存隨事指撝，前後給濟，三宮並足。後終於隋初。”依據此中所說，法存本為道士，於北齊天保年皈依佛教，法上提拔其為合水寺都維那。文中所說“當有齊之盛，每年三駕”，應該是北齊文宣帝高洋時期發生的事情。

關於融智法師，僅見於《續高僧傳·靖嵩傳》。在《靖嵩傳》中提到：“有大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上之神足也，解貫眾師，道光二藏，學徒五百，負袠摩肩。常講《涅槃》及《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範，攻研數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從《靖嵩傳》所言靖嵩拜師的時間推測，融智法師早在天保年（550—559年）已經具有“學徒五百”的地位和影響，而且常講《十地經論》。而靖嵩於十五歲之後的某年跟隨融智法師學習《地論》和《大涅槃經》，融智生於537年。對照之下，後世影響巨大的淨影慧遠於543年於法上門下受戒，至542年—546年始跟從法上學習《地論》等經典。由此可見，融智法師可能還是法上門下較早（現存資料中最早）出師的弟子。在淨影慧遠尚在求學時期，他已經獨立傳法了。

另有靈裕法師，道宣在《法上傳》中稱“靈裕法師，資學有承，為之本傳。”但在《靈裕傳》中又說他是道憑的弟子。

四、道憑及其門下

釋道憑（488—559年），俗姓韓，平恩（今河北丘縣西南）人。十二歲出家，投貴鄉邵寺。《續高僧傳·道憑傳》記載：“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四千四百言，一聞無忘，乃通數部。後學《涅槃》，略觀遠節。復尋《成實》，初聽半文，便豎大義。聰明之譽，無羨昔人。致使遐邇聞風，鹹思頂謁。”出家為沙彌後，道憑研習《維摩詰經》、《大涅槃經》和《成實論》。受具足戒之後七年（似乎是26歲）即“七夏，欲講《涅槃》。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兼虛課，謗法誠重。’八夏既登，遂行禪境。漳滏、伊洛，遍討嘉猷。”在為比丘至少八年之後，他至鄴城、洛陽等地參學。“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榛而至。聞光師弘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情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道憑在慧光門下十年，“乃辭光，通法弘化，趙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道憑離開慧光時至少三十九歲，即527年之後的一二年，此時慧光尚在洛陽。從上引文字推理，道憑是先於其師慧光至“趙魏”之地弘化的。而其從外地至鄴城的時間最遲在其師慧光圓寂之前。

根據《續高僧傳·靈裕傳》的記載，靈裕至鄴都想拜慧光為師，“會已歿世，才經七日，獨嗟無遇，戒約何依？乃回投憑師，聽於《地論》，荏苒法席終於三年。”慧光圓寂於538年，而靈裕先在道憑門下學習《地論》三年，其後，又離師參學。“又以《地論》初興，惠光開悟之元匠，流衍弘導。道憑即光師之所親承，憑、光並有別傳。裕依憑法席，晨夜幽通，發奇剖新者，皆共推揖。”從這一敘述看，靈裕離開道憑之後又回到其師身邊，重新學習《地論》。由此可見，道憑至少於東魏元象元年（538年）即在鄴都弘化《地論》，且在慧光門下以弘揚《地論》名世。

齊天保十年（559年）三月七日，道憑卒於鄴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二。道宣稱道憑為“齊鄴西寶山寺釋”，現存的《寶山寺大論師道憑法師燒身塔》[⑧]的題記稱道憑為“寶山寺大論師”。這是河南省考古界於1983年在安陽縣西南30公里的寶山東南麓發掘靈泉寺遺址時發現的。而著名的“大留聖窟”則位於靈泉寺東一里的嵐峰山西麓斷崖上。根據《安陽縣誌》記載，大留聖窟原有一題記：“題記在萬佛溝洞側，正‘大留聖窟’四字。又有八分書‘魏武定四年歲在丙寅四月八日憑法師造’。”可見，此窟乃道憑法師所造。此石窟現存，洞窟進深4.44米，面闊3.78米，高3.5米。內雕佛像3尊，頭部均已毀失，皆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上，後有火焰紋背光。這也是寶山寺（靈泉寺）的最初形態。從其它記載可知，道憑法師及其弟子靈裕法師一直堅持不懈地在此山修造佛寺和各種石窟，至唐代形成一個巨大的石窟群和佛寺群。這些資料透露出兩大信息：其一，道憑的傳法核心區域是在寶山寺，他從東魏武定四年（546年）開始就建造經營西山寶山寺。其二，以“大論師”稱呼道憑，充分說明道憑是以宣講論典而名世的，而此中所說的“大論”並非《大智度論》的縮略語，“大”乃“論師”之修飾語。《續高僧傳·道憑傳》說：“道憑講《地論》、《涅槃》、《花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尋文，章疏本無，手不舉筆，而開塞任情，吐納清爽，洞會筌旨，有若證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寶。’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辯方於身子也。”與慧光另一位高足法上相比，道憑的特色是“風度”，而法上為世所貴的是文句，時人也以佛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身子）來類比道憑的辯才，讚譽相當高。

道憑弟子見於史籍的不多，但現存的《大法師行記》有文字說：“……有其唯道憑法師之一人也。（闕十字）人也，（闕一字）成弟子廿餘人。”從此來推測，道憑法師入門弟子有二十餘人，法號不詳。此文中也有“《十地秘論》……一人也”之文字，可知從地論學派的傳承講，靈裕法師最得其精髓。靈裕又有弟子慧休，而唐玄奘又曾經向慧休參學，因而道憑的法系很受古今重視。

五、曇衍及其門下

釋曇衍（503—581年），俗姓夏侯氏，南兗州人[⑨]。根據《續高僧傳·曇衍傳》記載，曇衍“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擢為州都公事，有隙便聽釋講。”青少年時期，曇衍應該是在故鄉渦陽聽聞佛法，“十八舉秀才貢，上鄴都，過聽光公法席，即稟歸戒，棄捨俗務，專功佛理，學流三載，績鄰前達。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即為受戒，聽涉無暇，乃捐食息，然於藏旨有疑，通諮碩學，並辭罔逮。”出家時間為526年，慧光正在洛陽協助勒那摩提、菩提流支翻譯佛典，而此時《十地經論》已經譯出有時，洛陽研習者也不少。從曇衍弟子所弘揚的內容看，曇衍在洛陽時期應該已經接觸到《地論》。

在洛陽跟隨慧光學習一段時間後，曇衍“遂開拓寰宇，置立規猷”，獨立地創立自己的弘法陣地。曇衍對其徒說：“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賴因遊意累日，豁然有據，其猶低目面牆，則冥無所解；延頸出戶，則遠近斯見。”這是說，多多聽講經論，多多參學，對於自己的成長非常有利。出於這一經驗，曇衍“由是講事無廢，毗贊玄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終身講說經論不輟。

關於曇衍弘化的區域，《續高僧傳·曇衍傳》記載：“自齊鄭燕趙，皆履神化。”弘法區域跨當今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區，“雖遭緣阻，安苦無倦。常隨義學千僧有餘，出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恢廓道志，戒禁居心。”由此可見，曇衍弘揚地論的成效還是很顯著的。

然而，曇衍最主要的弘法陣地還是鄴都。根據《續高僧傳·靈幹傳》記載，靈幹“年十四，投鄴京大莊嚴寺衍法師為弟子”，推算可知，這一年是東魏武定七年（549年）。由此可見，應該是在東魏中晚期，曇衍回到鄴都住錫於大莊嚴寺。“趙郡王高叡，上洛王高元海，膠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僕射祖孝徵奏為國都，緝諧道政，不墜玄綱。”後來，曇衍經推薦成為北齊“國僧都”。推薦曇衍為國都的僕射祖孝徵，名珽，字孝徵，北齊後主武平三年（572年）二月，太上皇高湛以侍中祖珽為左僕射二月始任左僕射，第二年五月即被解職。由此可見，如果道宣所記確切，曇衍任國都是在武平三年之後。

《曇衍傳》記載，曇衍以開皇元年（581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無常至矣’，便誦唸彌勒佛，聲氣俱盡。於時正中，旁僧同觀，顏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卒於洺州盧氏宅。”洺州在今河北省永年縣，可見，曇衍晚年曾經離開鄴都，最終卒於洺州盧氏之宅。至於為什麼會至洺州以及為何會卒於盧氏之宅第，僧傳未記載，但以事理推測，可能是因為北齊滅亡後周武帝於齊地滅佛的原因所致。

曇衍宣經講論之外，還致力於撰述，而且頗有特色。《續高僧傳·曇衍傳》說：曇衍“披散詞理，言尚寡要。故經文繁富者，則指摘一句，用攝廣文，時人貴其通贍，鎔裁而簡衷矣。”看來，曇衍著述的風格是言簡意賅。道宣文中未記載曇衍的著述名稱，唐法藏《華嚴經傳記》卷二的曇衍小傳基本照抄道宣文字，然添加了很重要的兩句話。在敘述曇衍早年“遂開拓寰宇”之後，法藏增加“造《華嚴經疏》七卷”一句。法藏此書的關注點在於《華嚴經》，所以他僅僅敘述了曇衍早年的這一部著述，想必曇衍還有其它著述在當時流通。在敘述曇衍弘化各地之事後，法藏增加了“華嚴大教，於茲再盛也”一句。從法藏的評論看,曇衍在當時影響巨大。

曇衍法師的弟子史籍記載不多，道宣列出的也就靈幹一人而已。

釋靈幹（535—612年），俗姓李氏，本金城狄道（今甘肅臨洮）人，後因祖為相而封於上黨，於是遷至上黨。靈幹即生於上黨（今山西省長治市、晉城市等地），此地離當時的佛教中心洛陽和鄴城都不遠。“年始十歲，樂聞法要，遊寺觀看情欣背俗，親弗違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嚴寺衍法師為弟子，晝夜遵奉，無怠寸陰，每入講堂想處天宮無異也。十八，覆講《華嚴》、《十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僉共怪焉。又酬抗群鋒，無所躓礙，眾益欣美。”所謂“覆講”就是在其師講畢之後，弟子又重新講之。這是訓練弟子的一種方法。在靈幹十四歲時，拜當時住錫鄴都大莊嚴寺的曇衍為師，十八歲時就奉師命覆講《華嚴經》和《十地經論》。二十歲受具之後，專志研習戒律，養成了嚴謹持律的作風。受戒時日為天保六年（555年）。

577年，周武帝滅北齊後於齊境滅法，靈幹“居家奉戒，儀體無失。”隋文帝復興佛教，“有勅簡入菩薩數中，官給衣盋，少林置館。雖蒙厚供，而形同俗侶。開皇三年，於洛州淨土寺方得落採。”洛陽淨土寺本有海玉法師為主講的“華嚴眾”[⑩]，“四方追結，用興此典，講釋《華嚴》，東夏眾首，鹹共褒美。”開皇七年（587年），淨土寺重修，文帝下勅令其住於大興善寺，為譯經證義沙門。

仁壽三年（603年），靈幹被推舉為大興善寺的住持，“素非情望，因復俯從。其年奉勅，送舍利於洛州，便置塔於漢王寺。”隋煬帝於大業三年（607年）建大禪定寺，“有勅擢為道場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敘。”大業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大禪定寺，春秋七十八。

此外，沙門靈辯為靈幹的侄兒，十歲時喪父，由靈幹撫養長大，後拜曇遷為師，弘揚地論和攝論。——此下文再敘述。

從靈幹與靈辨法師的傳記中，可以知道，曇衍法師的這一系是以《華嚴》與《十地》並重的，他們既繼承了慧光法師地論系的思想體系。同時，在對《華嚴經》的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曇衍法師註疏《華嚴經》，後到靈幹時，依《華嚴經》作“蓮華藏世界海觀”，也許這就是最早的華嚴觀法，因為在年代上其與華嚴初祖杜順法師（557—640年）相比要稍早一點。而到了靈辨法師，不但作疏，又著《疏抄》，靈辨法師與華嚴二祖智儼法師（602—608年）可以說是同時代的人。如此說明，在這個時候，《華嚴經》的研習，受地論系的影響，已經蔚然成風。

[①] 僧達受大戒應在20歲，“年登二夏”即指受戒之後過兩個夏安居。

[②] 《續高僧傳》卷十六的原文為：“時兗州行臺侯景為造二寺，山名天觀。”經查，當時屬於徐州的蕭縣有大觀山，而於古兗州範圍內尚未找到稱之為大觀山或天觀山的地方。因此，筆者懷疑“天觀”似乎應是“大觀”之誤寫。

[③] 初讀《北齊書》所載皇帝的讚語，很懷疑這一記載本是皇帝誇讚參與講論的僧達等僧人的。但考慮到杜弼又是當時一位精通老學的大家，懷疑就減弱了。根據《北齊書·杜弼傳》所記，杜弼有《道德經注》二卷、《莊子·惠施篇注》、《易上下系注》以及《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北魏孝靜帝曾經與杜弼就佛教教義有一段問答，說明杜弼也精通佛理。《北齊書》原文如下：“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恆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

[④] 關於北魏、東魏時期的齊州，也有一說是指今河南省獲嘉縣。從道宣所記曇遵行化的歷程講，這一說更好解釋上述史料。

[⑤] 此句有錯誤，依照出土慧光《墓誌銘》，慧光圓寂於538年，但道宣寫《慧光傳》所依據的材料可能均將慧光說成北齊僧，因而才有上句。推測言之，智閏聽講《四分律》，跟從的應該是慧光的弟子輩。

[⑥]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八，《大正藏》第50卷，第484頁上。

[⑦] 根據《魏書》記載，興和二年（540年），高澄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而《續高僧傳·法上傳》說“為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二者參照則可推出，法上至鄴都是在慧光圓寂之後。但也存在一種可能，即道宣所看到的材料記錄這件事時，未能嚴格按照高澄當時的官職記錄，而帶有追記性質。

[⑧] 道憑法師雙石塔位於安陽西南30公里靈泉寺基址東側，寺已廢沒，塔尚完整，在門楣與簷部之間，鐫刻有“寶山寺大論師道憑法師燒身塔”以及“大齊河清二年三月十七日”楷書塔銘。北齊河清二年為563年，而根據《續高僧傳·道憑傳》所記，道憑圓寂於559年。如此，則此塔銘上所記為建塔時間。參見《寶山靈泉寺》第315頁圖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⑨] 歷史上的南兗州，治所疊有變遷。北魏太和年間(477—499)置南兗州於渦陽(今安徽蒙城縣東北)，北魏正光年間(520一525)又移治譙城(今安徽亳州)，東魏改置南兗州於陳留。

[⑩] 從語義推測，應該是一種以研習《華嚴經》為主的佛教結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