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論學派與唯識學的傳播 第三節 南北兩道的形成
第三節 南北兩道的形成
隋唐以來的文獻傳說，地論師分為南、北兩道，但關於具體原由、地點則有不同說法，遂引起今人的爭論。古代基本有兩種說法：一是說發生於洛陽，菩提流支在御道北譯經，勒那摩提在御道南譯經，二人因義解分歧而分別授徒，因而形成南道、北道的說法。二是說發生於相州，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寵和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分別在道北、道南教授徒眾，因而形成了北道、南道兩派。在古代兩種說法的基礎上，現代學者又衍生出幾種解釋，然缺乏基本的根據，大多屬於臆測。
依據我們解讀，道宣和湛然共同的說法是：地論師的分立是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弟子輩間於相州形成的。具體事態可能是在道寵及其弟子和慧光（包括慧光師兄弟及慧光的弟子）之間展開的。下文我們先依據道寵和慧光的生平資料管窺二位大師之弟子間可能發生的事態，然後在引述古代文獻的基礎上，以考辨出的幾個基本事實嘗試對南北二道的形成真相作一說明。
一、道寵行歷
道宣於《續高僧傳》卷七為道寵立了小傳，可惜語焉不詳，連最基本的生卒年也沒有記載。道宣說：“釋道寵，姓張，俗名為賓。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有李範、張賓，齊鏕安席，才藝所指，莫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為副。年將壯室，領徒千餘。”此中說，道寵原本為當時大儒雄（也寫作“熊”）安生的弟子，先作為老師的副手，其後於“壯室”（即三十與四十餘歲之間）統領教化徒眾一千餘人。
道寵出家的因緣也有傳奇色彩。根據《續高僧傳·道寵傳》記載：這位儒士張賓帶領其弟子浩浩蕩蕩行走，到達趙州元氏縣（今屬河北省）堰角寺的旁邊。張賓去寺院討水喝，沙彌給了他們。但卻問道：“具幾塵方可飲之？”張賓平時不瞭解佛教，罔然無對。沙彌於是將水澆在張賓的臉上。張賓大為震驚，然後對其徒屬說：“非為以水辱我，直顯佛法難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當日，張賓就在此寺出家。“寺法入道，三年曆試。以賓聰明大博，不可拘於常制，即日便與具戒。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嘆晚知。”道寵出家的堰角寺，也叫應覺寺。應覺寺，位於飛龍山（封龍山）山腳。東晉高僧道安早年曾與其師弟法汰、僧光一起隱居於此山弘傳佛法。道宣在《續高僧傳》又記載靈裕、明贍都是於此寺出家而成為高僧的[①]，其中靈裕為慧光的第三代弟子。
關於道寵拜菩提流支為師之事，《續高僧傳·道寵傳》說：“寵承斯問，便詣流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隨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鄴下榮推。”從這幾句推理，道寵開講《十地經論》是在鄴都，儘管此文未曾交待道寵到底是在洛陽還是在鄴都拜師。然而，即便道寵是在洛陽拜菩提流支為師，因未曾出師，也就不存在與慧光分立為兩道的問題，何況在鄴城的前一年，慧光還在菩提流支譯場參與譯經呢？在聽聞菩提流支三年傳授之後，道寵自己撰著了《十地經論疏》，其中應該包含了其師的獨特解釋。在得到菩提流支的印可之後，道寵於鄴都開講《十地經論》，引起轟動。
本傳又記載了東魏“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三人與道寵的對話，其文如下： 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靡寄。相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乃曰：“公等諸賢，既稱榮國，頗曾受業，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氏，厭俗出家。”寵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罪極深矣。”初聆聲相，寔等昔師，容儀頓改，致此無悟。於是同敦三大，罄此一心，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在旌隆，日賜黃金三兩，盡於身世。
這一段對話是說，當朝的宰相和才子魏收、邢子才（邵）、楊休之等出仕前都曾經向張賓（道寵）問過學。張賓（道寵）出家之後幾人一直未曾相見，而且他們三人也不知道此位道寵師就是昔日的老師，而道寵認出了他們三人。師徒相認，悲喜交集。三位高官將此緣由報告給當朝，朝廷給予道寵很高的禮遇。由於這三位的生卒年有線索可考，因而可以藉此大致界定道寵生年的範圍。
經查考，魏收生於506年，最初憑藉其父功，任北魏太學博士，在當時享有文名。東魏時任中書侍郎，轉秘書監。北齊時，官至尚書右僕射。齊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年），奉命開始撰寫《魏書》，四年後完成。邢子才，名邵，在文學上與魏收齊名，《顏氏家訓》稱讚他為鄴地最值得稱道的大儒。邢邵，卒年不詳，生年為公元496年，比魏收年長十歲。楊休之，也作陽休之，於隋開皇二年（582年）卒於洛陽，年七十四，則生年為509年。魏收、邢邵都歷仕北魏、東魏、北齊三朝，而休之則歷北魏、東魏、北周、隋四朝。三人之中，邢邵最長，休之最少。這三位出仕都較早，入張賓之門學習儒學，應該是在出仕之前。尤其是，邢邵於東魏天平元年（534年）已經38歲，以投身張賓門下十餘歲計，此時的道寵應該至少五十歲左右。道寵壯年出家，此時也應該已經十年左右了。由此可見，道寵於西山“廣尋藏部”的時間也不算短。
道寵於鄴都的弘法活動是很成功的，“匠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牢宜、儒果等是也。”[②]從《續高僧傳·志念傳》所記載，志念（535—608年），“爰至受具，問道鄴都”，先是從道長法師學習《智論》，“荷箱從聽，經於數載”，其後“遊諸講肆，備探衝奧，務盡幽賾。又詣道寵法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同先覽。”[③]從這一記載看，道寵於天保末年（560年）仍然健在弘法，年齡應該很大了。
從上述考辨可知，道寵是跨北魏、東魏、北齊三代的高僧。
二、慧光行歷
道宣在《續高僧傳·齊鄴下大覺寺釋慧光傳》中將創立地論南道的慧光說成北齊高僧，沒有明確記載其生卒年，但說慧光卒世於北齊之時，並且在本傳和論中還提到“齊代名賢重之如聖”以及“魏末齊初，慧光宅世”等詞句，認為慧光在北齊仍然在世並活躍於佛教界。而於同書《靈裕傳》又記載，靈裕“年始弱冠，聞慧光律師英猷鄴下，即往歸稟。會已歿世，才經七日。”靈裕卒世的時間是隋大業元年（605）正月，其壽數是88歲，其出生時間應該是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也即518年，如此則靈裕“年始弱冠”的時間當是538年。由於道宣這種不同記載，大多數的學者相信前者，將慧光當作跨北魏、東魏、北齊三代的高僧。然而2002年在河南安陽出土了《魏故昭玄沙門大統墓誌銘》[④]，其中明確地記錄慧光圓寂於東魏元象元年（538）三月十七日，享年70歲。由此，原本困擾很久的地論學派分“道”的歷史真相也許可以稍微清晰一些。
道宣在《續高僧傳·慧光傳》中記載：“釋慧光，姓楊氏，定州盧人也。年十三隨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禪師所從受三歸。陀異其眼光外射如焰，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誦經。光執卷覽文，曾若昔習，旁通博義，窮諸幽理。兼以劇談譎，詭態新奇，變動物情，時談逸口。至夏末，度而出家。”在《佛陀傳》中又記載：“時又入洛，將度有緣，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門街井欄上，反蹋蹀[堶-土+金]，一連五百，眾人諠競，異而觀之，佛陀因見，惟曰：‘此小兒世戲有工，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權以杖打頭，聲響清徹，既善聲論，知堪法器。乃問：‘能出家不？’光曰：‘固其本懷耳。’遂度之。”這兩處記載，細節有所不同。但其出家系受佛陀禪師的度化是一致的，需要澄清的是慧光出家為沙彌的年齡和地點。
關於慧光出家年齡，《墓誌銘》記載：慧光“道性出自天然，悟玄彰於齔歲，童齡踐法，棲心妙境，奉禁持律，猶護眀珠。”而前引道宣的記載，一是十二歲，一是十三歲，學者以為有錯誤，但也是事出有因。古人對於年齡的說法很多，整歲、虛歲上下差一年很正常。看來是道宣所依據立傳的資料的差別造成的。重要的是，依照出土地的《墓誌銘》所記載的慧光出生年月推算，慧光十二或十三歲時為北魏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年）或五年。而此時佛陀禪師還在平城北臺（今山西大同），少林寺尚沒有創建。少林寺的創建時間一般認為是在孝文帝遷都後的太和十九年（495年）或二十年。在少林寺的創建時間不能因慧光出家時間、地點的記載而改變的話，我們只能認為是道宣記載的佛陀與慧光的相見地點是錯誤的，慧光應該是在平城跟隨佛陀禪師出家的。
慧光跟隨佛陀禪師“所習經誥便為人說，辭既清靡，理亦高華，時人號之聖沙彌也。因獲利養，受而還施，師為掌之，尋用復盡。佛陀曰：‘此誠大士之行也。’便縱而不禁。諮請教誡，敬而異之。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節，贊毀得失，聲色不渝。眾益器之，而美其遠度。陀曰：‘此沙彌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經論，必輕戒網。邪見滅法，障道之元。’由是因循，多授律檢。先是《四分》未廣宣通，有道覆律師創開此部，制疏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舉宏宗，無聞於世。故光之所學，惟據口傳。及年登冠肇，學行略周，甞聞‘言不通華，發戒便阻’。乃往本鄉，進受具足。博聽律部，隨文奉行。四夏將登，講《僧祇律》。初以唱高和寡，詞理精玄，漸染津流。未遂聽徒雲合。光知學功之所致也。”從此記述可知，在佛陀禪師的指點下，慧光在受具足戒之前，就學習了《四分律》。當時儘管傳聞有道覆律師撰著的《四分律疏》六卷，但僅是“科文”（即提綱條目），慧光只能憑藉口傳而學習。受具足戒後，博聽律部，又登臺講《僧祇律》。——這是慧光學習律學的基本情況。
慧光在講律之時，雖詞理精玄然曲高和寡。他由此認為這是自己的功力不逮，於是進一步廣尋群部，參學經論。《續高僧傳·慧光傳》記載：慧光“乃從辯公參學經論，聽說之美，聲揚趙都。”此中所說的“辯公”，不能確指。當時在南方有奉誠寺僧辯律師，而洛陽菩提流支譯場也有一位僧辯法師，《續高僧傳·菩提流支傳》記載：“創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而這位僧辯跟隨菩提流支至鄴城，天平二年（535年）在鄴城般舟寺參與了《伽耶頂經論》的翻譯。而此中所說的“趙都”，即現今的河北邯鄲，因此，慧光跟隨的辯公此時應在趙都，是否後來至洛陽參與菩提流支譯場，不得而知。趙都與慧光的出生地、出家地都在同一區域。道宣所記慧光“定州盧人”，《墓誌銘》記為“中山盧奴人”，二者都是指定州盧奴縣（今屬河北定州市）。如前文所說，依照新出土的資料，慧光應在平城（今河北大同市）出家為沙彌，七年之後回到故鄉受具足戒，然後“博聽律部，隨文奉行”達四年。
道宣《續高僧傳·慧光傳》又記載：慧光“後入洛京，搜揚新異，南北音字，通貫幽微，悉為心計之勞，事須文記，乃方事紙筆，綴述所聞，兼以意量，參互銷釋。”關於慧光入洛陽的時間，道宣的敘述如果在時間上沒有間斷的話，應該是他二十四歲時發生的。而此時相當於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道宣文中又說：“陀以他日密覩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傳果向於心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乎？今觀神器已成，可為高明法師矣。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這一段文字信息很豐富。首先，佛陀禪師“他日”睹慧光所寫的文字才知其徒的變化，說明二人已經很久未曾見面了，信息也不大暢通。其次，佛陀度化慧光的意圖是傳承自己的禪定功夫（“傳果向於心”），可能鑑於慧光“不拘小節”的性格特別要他習律，沒想到慧光卻由“律”而走入“法師”之路。最後，佛陀可能表達了自己的失望，使得慧光“流涕”。最後，史載，佛陀禪師於太和十九年到洛陽，而道宣於文中說“會佛陀任少林寺主”[⑤]，也就是說，這一對話可能發生於佛陀禪師初至洛陽之時。
慧光在洛陽參與了《十地經論》的翻譯，《續高僧傳·慧光傳》說：“勒那初譯《十地》，至後合翻，事在別傳。光時預沾其席，以素習方言，通其兩諍，取捨由悟，綱領存焉。自此《地論》流傳，命章開釋。”而“《四分》一部，草創基茲，其《華嚴》、《涅槃》、《維摩》、《十地》、《地持》等，並疏其奧旨而弘演導。然文存風骨，頗略章句，故千載仰其清規，眾師奉為宗轄矣。”[⑥]“凡所撰《勝鬘》、《遺教》、《溫室》、《仁王般若》等，皆有註釋。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後代引之為義節；並《羯磨戒本》鹹加刪定，被於法侶，今鹹誦之。又著《玄宗論》、《大乘義律義章》、《仁王七誡》及《僧制十八條》，並文旨清肅，見重時世。”[⑦]慧光的著述大多不存[⑧]，僅《華嚴經義記》卷一的片斷保存於敦煌文獻中。慧光的著述相當廣泛，但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十地經論疏》和律學方面的著述，後世由此將其當作地論學派和律宗的祖師。
《續高僧傳·慧光傳》記載：慧光“初在京洛，任國僧都，後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為國統。”這一記載是確切的。北魏在朝廷設立專門管理佛教事務的機構昭玄寺，一般設一位沙門統為主官，設一至兩名都維那為副手。“沙門統”也叫“沙門都統”、“大統”、“國統”，而副職稱為“沙門都”、“國都維那”等。前文已經引用過的《深密解脫經序》即記載，菩提流支曾經做過“此地之沙門都統”，而當時參與翻譯活動的僧官有“沙門都法師慧光、曇寧”以及“大統法師僧、沙門都法師僧澤”等十餘僧。此經的翻譯是在洛陽，北魏永熙二年（533年）。至鄴都後，任東魏的國統，因此，史籍中一般稱他為“光統律師”，新近出土的《魏故昭玄沙門大統墓誌銘》即稱慧光為魏“沙門大統”。
《續高僧傳·慧光傳》又記載：“又爾朱氏舉兵北伐，徵稅僧尼用充軍實，先立嚴刑，敢諫者斬。時光任僧官，顧五眾屯塞，以命直往，語世隆曰：‘若當行此稅，國事不存。’言既克明，事亦遂免。”此中所講的事件，應該是爾朱榮掌握朝政時期所發生的。武泰元年（528年）四月，爾朱榮所扶持的孝莊帝即位。這時，南方的梁朝立河陰事變後逃亡江南的魏北海王元顥為北魏皇帝。永安二年（529年），梁武帝令陳慶之率梁軍數千人護送元顥北返洛陽。陳慶之等連陷河南30餘城，逼近洛陽。五月，孝莊帝在爾朱世隆的挾持下棄洛陽北逃，元顥佔領洛陽。七月，爾朱榮率軍南下，擊敗陳慶之，莊帝還洛陽。在這一事變中，侍中領軍將軍爾朱世隆為籌措北逃經費，下令向僧尼徵稅。慧光身為僧官，冒死勸阻，此事遂息。
新出土的《魏故昭玄沙門大統墓誌銘》稱頌說：“故能仰簡帝心，請為戒師。綱紀緇徒，動成物軌。”從這句話推測，似乎北魏或者東魏的某位皇帝曾經皈依過慧光受菩薩戒。而《續高僧傳·慧光傳》記載：“司徒高傲曹、僕射高隆之及朝臣司馬令狐子儒等，齊代名賢，重之如聖。”此中所說的“高傲曹”應寫作高敖曹，為北魏、東魏名將，東魏元象元年（538年）八月戰死於河陽南城。高隆之為北魏、東魏、北齊的權臣，北齊天保五年（554年）被皇帝處死。“司馬令狐子儒”不知所指。唐法琳《辯正論》卷四記載：“魏司徒高傲曹，勇氣絕群，武略超世；魏司徒高隆之，逸氣超倫，德風可挹；魏待中、尚書令元乂，氣幹宏拔，英華清煦，羽儀朝野，匡贊有聞，於岱州起法音寺。”即就從高敖曹的情況看，說這幾位都是“齊代名賢”也是不通的。可見，《續高僧傳·慧光傳》的確有時代標註錯誤。
總而言之，慧光是一位跨北魏、東魏的一代高僧，道宣所立傳記有嚴重的時代標註錯誤。奇怪的是，道宣在《續高僧傳》不止一處將慧光當作北齊高僧。除《續高僧傳·齊鄴下大覺寺釋光傳》之外，在《續高僧傳》卷二十二的“論”提及“魏末齊初，慧光宅世”等。可見，道宣當時收集到的與慧光直接有關的材料都一致稱謂慧光為北齊名僧。而道宣收集到的與靈裕有關的材料則間接透露出有關慧光圓寂的真實信息，道宣在寫作時未曾與慧光行歷作核對，而唐法藏撰著《華嚴經傳記》時可能認為靈裕至鄴投拜慧光而其時慧光已經去世七日的說法不可靠，因而將此段作了刪節。
現在的問題很清楚，為何道宣拿到的材料宣稱慧光為北齊僧人？是無意的失誤呢？還是地論師南道的有意為之？
三、兩道的所指
在直接分析南北兩道的所指之前，有幾個事實需要明確申述在先：
首先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與北道、南道形成的關係。史籍中未載明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卒年，現代學者於是眾說紛紜。在上文經過考辨，可初步斷定：勒那摩提圓寂於北魏末年，很大可能是在孝武帝時期（532—534年）圓寂的，而菩提流支可能圓寂於東魏初年，具體年代無考，但不會早於天平二年（535年）。勒那摩提圓寂於洛陽，菩提流支於北魏分裂並遷都之後，北上到了鄴城，並在鄴城繼續譯經授徒。這是第一個事實。
第二個要點是，現存史料中沒有勒那摩提在白馬寺譯經的記載[⑨]，而有佛陀扇多於北魏正光六年（525年）起在洛陽白馬寺翻譯佛典的記載。因而日本人佈施浩嶽的解釋是有問題的。他以為流支與摩提在洛陽異寺而居，流支住永寧寺，在洛陽城西第三門道北，摩提可能住白馬寺，在西郊第二門道南，根據他們所住寺院一在御道南，一在御道北，因此有了南道、北道之說。考慮到如上文所敘述的，佛陀扇多與勒那摩提、菩提流支曾經在一起翻譯過《十地經論》，爾後分開二處翻譯，因此，勒那摩提在白馬寺譯場翻譯也是可能的，但這畢竟沒有直接證據證實。而且菩提流支翻譯的地點屢屢變遷，並非都在洛陽御道之北。
第三個要點是關於道宣《續高僧傳·道寵傳》相關說法的確切解讀。道宣其文說：
一說雲：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教於寵。寵在道北教牢宜四人，光在道南教憑、範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當、現兩說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
這段備受重視的語句，意思其實很明白，南、北二道的分野是在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弟子輩之間發生的。但引起後世不同解讀的是“洛下有南、北二途”一句，很多現代學者依據此而主張二道的成立是在北魏末年的洛陽。其實，就在《道寵傳》之中，道宣已經明確說，道寵是在鄴都皈依菩提流支為及門弟子的。仔細揣摩，道宣的原意似乎是，由於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之間在洛陽發生的若干分歧，使得二人之弟子也顯現出差別和爭議，由此形成了南北“二途”。只要不將道宣的這一敘述理解成早在洛陽時期二人的弟子就已發生爭議，形成不同派別，就不算曲解道宣的原意。換言之，道宣只是告訴人們，道寵和慧光及其二人弟子之間的分歧導源於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不同的教說而已。
其實，在洛陽時期，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弟子之間也並非一定形同水火。有證據表明，後來被當作南道開創者的慧光一直在努力調和二位大師的矛盾。前文已經引述過的《深密解脫經序》[⑩]即可證實，慧光於永熙二年（533年）還參與了菩提流支翻譯《深密解脫經》的工作。
第四個要點，在對於道寵和慧光的生平行事進行分析考辨之後，得出這樣的事實：道寵於天保末年（560年）仍然健在弘法，而慧光則早在元象元年（538年）已經圓寂。如此，地論師的兩大系統，由慧光與道寵的競爭實際上變成了道寵與慧光的弟子們的競爭。
根據道宣所說，“菩提三藏惟教於寵”，也就是說，菩提流支及門弟子僅道寵一人。這多少有些奇怪，也許有特殊的緣由。在北魏、東魏時期來華的幾位大師中，數菩提流支最精通瑜伽行派學說，如前文所敘述，他是印度瑜伽行派祖師金剛仙的再傳弟子，而且菩提流支在北魏、東魏譯經的時間也長於勒那摩提。現存史料中，勒那摩提不僅有如慧光等在當時和後世影響巨大的高僧，而且在洛陽有僧達等數位高足聞名於世。但道宣卻沒有能夠於歷史的塵埃中找出菩提流支第二位及門弟子來，這是很可惜的。也許，當時菩提流支的勢力和影響不如勒那摩提大，或者也許是因為勒那摩提有慧光等出色的弟子為其張目。
關於地論師分為南、北二道的地點，我們認為湛然《法華文句記》卷七說法較為準確。湛然的原文是：
菩提流支《法界論》雲：佛成道後四十二年說《法華經》。北人者，諸文所指，多是相州北地道論師也。古弘地論，相州自分南、北二道，所計不同。南計法性生一切法，北計黎耶生一切法。宗黨既別，釋義不同，豈地論令爾耶？
儘管湛然所說的“相州自分南、北二道”的字面意思不難理解，但現代學者的解讀仍然差別很大。如說：一般都說從相州去洛陽的通道，有南有北，兩家學徒即沿著兩道各別發展而得名。如湛然的《法華文句記》中說，所謂南、北二道，乃是指從相州（鄴都）通往洛陽的南北二道：道寵系散佈在北道一帶，慧光系散佈在南道各地。[11]筆者從湛然的上述文句中讀不出這一意義來。而經過查考歷史資料中關於南北朝鄴都城市佈局的敘述以及考古發掘資料，可以較為清晰地揭示出湛然所說的上述語句的真實含義。
東魏、北齊時期的鄴都分為北城、南城。北城為舊城，南城為東魏新造。
鄴城始築於春秋時期。東漢末年，鄴城是冀州牧袁紹駐地。官渡之戰，曹操擊敗袁紹，攻佔鄴城，營建鄴都。據左思《魏都賦》及張載註記載，城內有一條東西向大街，東通建春門，西接金明門，將全城分為南北兩部分。在現代考古發掘中，在鄴城北先後發現道路六條：一條東西大道橫貫城址，它的南面有三條南北大道，北面則有兩條南北大道。東西大道以南的三條南北大道，自西向東呈平行對稱狀態。北區中部是宮殿區，包括重要衙署；西部則是皇家園林。園林的西面是銅雀臺等三座臺，宮殿區東面是貴族的集居區“戚里”。鄴北城南區主要是居民區和一般官署。[12]東魏時增建的鄴南城則參照了鄴北城的平面佈局，但它較北城又有所發展和創新。
西晉之後，東晉十六國時期，後趙建武帝石虎遷都於鄴約十五年，冉魏都鄴約三年，前燕都鄴約十三年。十六國後期，戰爭頻繁，鄴城逐漸殘破，但城市基本格局未變。至531年，高歡以北魏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的身份駐鄴。天平二年（534年），高歡以洛陽久經喪亂、宮室殘破為由，遷都於鄴。第二年，高歡因舊鄴城窄小，動員七萬六千人在舊城之南營建新宮。元象二年（539年）九月又動員畿內十萬人，拆遷洛陽宮殿材木，運到鄴營修宮室並築城，城周長25裡。歷經四年時間，興建起的鄴南城，是東魏、北齊都城的核心區域。由此可知，鄴城分為南城和北城，舊城為北城，南城在北城之南，緊靠東城。東魏和北齊的朝廷衙署就分佈於南城。南城遺址目前已無痕跡，大部分已被漳河沖毀。
從上述描述可知，曹操修建的鄴都分為北城和南城，中間有一東西向大道將城市分開。這與湛然所說“相州自分南、北二道”不是很切合嗎？儘管東魏、北齊時期鄴城寺院的方位已經難得其詳，但參之以現有資料似乎也可大致驗證湛然所說很大可能是以相州（鄴都）北城東西大道之分界言之的。
菩提流支在鄴城的譯經地點，應該在鄴城般舟寺。如《歷代三寶紀》卷九記載：“《伽耶頂經論》二卷，天平二年在鄴城般舟寺出。”天平二年（535年），南城尚未建成，此寺則可肯定在北城。史籍中未記載道寵所住寺院，從道宣等所記觀之，道寵住於相州城北應該毫無疑問。
慧光所在的寺院是鄴城大覺寺。《辯正論》卷三記載，此寺是北魏孝明帝修建的，孝明帝令“於鄴下造大覺寺，窈窕曲房，參差復殿，風飆出其戶牖，雲霞起於簷楹，見珍木之相繚，視芳草其如積；須達金地，差得相方；迦蘭竹園，猶難比擬。”慧光“奄化於鄴城大覺寺，春秋七十矣。”[13]慧光高足僧範於天保六年（555年）三月二日“卒於鄴東大覺寺” [14]。由此可知，僧範可能在慧光生前跟隨乃師住於此寺。慧光另外一位高足曇隱，“年滿受具，歸宗道覆而聽律部，精勵彌久，穿鑿逾深。後從光公，更採精要，陶染變通，遂為光部之大弟子也。”先至定州，“末還漳濱，闡揚斯教。僕射高隆之加禮榮異行臺，侯景又於鄴東為造大衍寺，重引處之。”曇隱在隋唐文獻中被稱為大衍法師，年六十有三，終於鄴城大覺寺。 [15]道宣稱曇隱為“齊鄴東大衍寺釋”，而唐代文獻中記載“齊朝大衍法師等立四宗教”，可見，他也從慧光處學習地論。如前所述，北鄴城南被三條南北大道分割，而大覺寺建於北魏孝明帝時期，因此，可推測大覺寺很可能位於北城南道的東城。
此外，慧光與其弟子法上相繼為東魏、北齊“國統”。《歷代三寶記》也記載：法上“魏齊世歷為統都，所部僧尼鹹二百萬，而上綱紀將四十年。”《續高僧傳·法上傳》說：法上“魏齊二代歷為統帥，……而上綱領將四十年。”《續高僧傳·慧光傳》記載：慧光“將終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即坐判事，塊落筆前，尋視無從，知及終相。因斯乖悆，四旬有餘。奄化於鄴城大覺寺，春秋七十矣。”此中所言的“曹”即北魏設立的管理佛教事務的中央衙署。《魏書·釋老志》記載：“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慧光從大覺寺出發準備到監福曹辦公，剛出寺院門，屋脊自行開裂，慧光返回寺院處理事務，但木塊（或土塊）落於其身前，慧光知曉這是自己圓寂的預兆。四十幾日後，慧光圓寂了。慧光圓寂後，法上接續任國統近四十年，即從538年至577年（即北周滅北齊的時間）。
關於東魏、北魏時期監福曹的所在，可以肯定，在東魏興和二年（540年）春遷都南城之前，監福曹是在北鄴城南道辦公的。如前所述，北鄴城之北道中部是宮殿區，包括重要衙署；與宮殿區隔大道相望的是一般官署。東魏遷都於南城之後，監福曹想必也會隨遷。
不過，法上在鄴都先住於定國寺，後自己在鄴城西山建造合水寺。而鄴城定國寺，《太平寰宇記》記載：“南臺，《後魏書》雲：東魏遷都，高丞相以南臺為定國寺，做浮屠極高，其銘即溫子升文。”這是說，高歡在遷都時候，將鄴城的南臺改建為定國寺。如此，則法上是住於北道的。
上述的分析說明，隋唐文獻所記錄的地論師分“道”的緣由是因鄴都（相州）的城市佈局而言之的。從上文所列舉事實觀之，大致存在菩提流支弟子住錫鄴城舊城之北區，而慧光住錫於鄴城舊城之南區等事實。但是，從慧光對菩提流支的尊敬以及長時期參與菩提流支譯場等情況推測，加之菩提流支圓寂時間與慧光圓寂時間間隔不長，因此，如果真的存在南北道的對立，最大可能是在慧光的弟子輩與道寵及其弟子之間展開的。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歷代三寶紀》卷十二記載：北齊文宣時期，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遣僧義淵乘帆向鄴”，請中土僧人回答有關佛法的疑問。法上在回答“其《十地》、《智度》、《地持》、《金剛般若》等諸論，本誰述作？”時說：“《十地論》、《金剛般若論》，並是僧佉弟婆藪盤豆造，至後魏宣武帝時，三藏法師菩提留支始翻。”此中未提及勒那摩提翻譯《十地經論》之事。由此可見，法上至此時，門派觀念尚不濃厚。儘管如此，我們以為，地論師分為二道，應該是事實。但具體是在東魏，還是北齊，難於遽然認定。
[①] 參見《續高僧傳》卷九《靈裕傳》、卷二十四《明贍傳》。
[②]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七，《大正藏》50卷，第482頁下。
[③]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一，《大正藏》50卷，第508頁下。
[④] 參見趙立春《鄴城地區新發現的慧光法師資料》，《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此外，趙陽陽《〈魏故昭玄沙門大統墓誌銘〉錄文校補》對碑文重作校勘，見《文教資料》2006年第6期。
[⑤] 現今大多數學者習慣將這一句話與下文相連，於是認為佛陀禪師與佛陀扇多為一人。
[⑥] 《大正藏》第50卷，第607頁下。
[⑦]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608頁上。
[⑧] 筆者初步認定現存S.2502號《仁王經疏》為慧光的著述，參見拙文《敦煌S.2502號〈仁王經疏〉的作者考》，《覺群佛學》（2006），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⑨] 梁惠皎《高僧傳》卷八《法安傳》記載：“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為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這位法安是南齊時僧人，於永泰元年（498年）卒於中寺，春秋四十五。如此推算，其圓寂時，北魏、東魏的慧光才至洛陽不久。法安“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此《十地》是指鳩摩羅什翻譯的《十地經》。根據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九記載：“白馬寺，在建康中黃裡。太興二年，晉中宗元皇帝起造。”近來看到有文章將此位法安歸之於地論慧光門下，特此申論。
[⑩] 《大正藏》第16卷，第665頁上—中。
[11] 參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的綜述，見第3卷第458頁。此書更於此語後提出，因為唐初稱洛陽向廣州的通道為“南道”，所以認為“後人據此而分南北，也是可能的。”
[12] 參見：河北臨漳縣文保所《鄴城考古調查和鑽探簡報》《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鄴城考古工作隊《河北臨漳鄴北城遺址勘探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7期。
[13]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608頁上。
[14]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八，《大正藏》第50卷，第484頁上。
[15]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606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