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律 解說
解說
佛法的總綱是戒、定、慧三學。修學佛法的次第是持戒修定，開發智慧。所以，又叫此三學為三增上學。所謂戒，是戒律，防非止惡叫作戒：所謂定，是禪定，靜慮澄心叫做定；所謂慧，是智慧，研真斷惑叫做慧。戒定慧三學應以先修習戒學為基礎，所謂由戒資定，依定發慧。戒為定慧之基，定生後，戒即與之相應而成為定共戒；慧發後，戒即與慧相應而成為道共戒。三學之中，戒學為首，可以知道戒律在佛教中所佔的重要地位。故《華嚴經》上說：「戒為無上菩提本。」學佛的目的，就在於求解脫、了生死，證得無上菩提，所以無論出家眾還是在家眾都必須以戒為師，以嚴持戒律為根本：如舍此根本而求定慧，無異捨本逐末。 戒律的根本精神 《四分律》作為原始佛典，不僅在印度、中國影響甚大，即使在日本、韓國，其影響所及，亦如風行草偃，這使它在佛教的漢文化圈內，成為最具權威性、最具影響力的律典。《四分律》的根本宗旨在於立足正法、止惡揚善、提升道德、覺悟人生。 所謂人生覺悟的根本內涵，即是以求最高的「善」為目的，也就是要達到一種「至善」的境界。《四分律》的根本精神即在於此，也就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止惡修善的究竟目的就在於求得「精神的解脫」 。解脫是解除一切塵俗的牽累，而能自在圓滿，而這種解脫的狀態即是所謂「涅槃」。湼盤是一種永遠和平、安樂的境界，只有站在這一立場上去認識宇宙人生，才能奠定人生的幸福。社會的繁榮和經濟的發達，可以保障人們生活的安逸快樂，但在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上，還是要以「精神的解脫」為基礎，由此為人類提供安身立命之處。精神解脫的獲得，首先要有正確的見解，同時要把這種正見，付諸於現實的人生實踐，這也就是佛教所說的實證的修道，戒律正是實證修道的具體表現。 戒律梵名有三：一名屍羅，漢譯曰戒，又曰清涼。《大乘義章》卷一說：「言屍羅者，此名清涼，亦名為戒。三業之非，焚燒行人，事等如熱，戒能防息，故名清涼。清涼之名，正翻彼也。以能防禁，故名為戒。」 《大智度論》解釋「屍羅」時也說：「屍羅，秦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屍羅。」由此觀之，以人能止惡行善，則心安理得，俯仰無愧，故心無熱惱，譯為「清涼」；又因遠離穢惡，譯為「性善」。 二名昆奈耶，舊譯昆尼，漢譯曰律，或譯為調伏、善治。律為禁制之法，以此為準繩，則能滅除惡非，調伏煩惱，善治身心而得清淨。 《四分戒疏》雲：「律者，法也，從教為名；斷割重輕、開遮、持犯，非法不定，故正翻之。」諸經論中，多用昆奈耶以名律，故律藏又稱昆奈耶藏。 三名波羅提木叉，漢譯別解脫，又曰處處解脫。戒律名為解脫，義有二種：一者戒行能免業非，故名解脫：二者能得彼解脫之果，故名解脫。 戒律名雖有三，但意義卻是互通的，諸名所指，實無差別。戒律在修習佛法中有著殊勝的功德，所謂戒為一切諸善功德住處。人必止惡才能行善，有了向善之心，才能進一步希求解脫。修學佛法必須要持戒守戒，所以，《瓔珞本業經》雲：「一切眾生，初入三寶海，以信為本：住在佛家，以戒為本。」 據說，釋迦佛成道後，初十二年，僧眾清淨，佛僅為無事僧略說：「善護於口言，自淨其意志，身莫作諸惡，此三業清淨，能作如是行，是大仙人道。」 （語出《戒經》）此後僧眾日增，團體生活，漸趨複雜，為廣行教化，因種種因緣，制種種規約，隨犯隨制。佛教的戒律，也就從此陸續地制定下來。 在《四分律》中，釋迦佛曆述過去七佛，佛法住世久暫，無不以是否制戒攝僧為定，即知戒律為佛法的生命，關係著佛法的住世。釋迦佛制戒的本懷，即在於此。《四分律》明確指出：「昆尼藏者，是佛法壽，昆尼若住，佛法亦住。」戒律護持佛法，是人道之基，功德之本。三乘道果，相績不斷，蓋以戒律為根本。所以釋迦佛於臨湼盤時，特別告誡阿難及其眾弟子說：「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暗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大師，如我住世，無有異也。」 （《遺教經》）修習佛法，必須以戒為師。道理十分簡單，如果沒有戒律的約束，佛弟子的行為就沒有準繩；沒有戒律的軌範，僧團就不可能依律攝僧，和合共住。沒有依戒修持的佛弟子，沒有如法如律的僧團，佛教的生命也就不存在了。佛陀的教誨告誡人們，戒律的存亡，實為佛教法身慧命之所繫，戒律在世一日，便是佛法在世一日。 所以當佛陀入滅之際，弟子阿難尊者曾預為啟問：「世尊滅後，諸弟子等應以何為師?」 世尊答言：「汝勿見我入般湼盤，便謂正法於此永絕，何以故?我昔為諸比丘制戒波羅提木叉及餘所說種種妙法，此即便是汝等大師。如我在世，無有異也。」 （《大般湼盤經》卷下） 可見，戒律與佛自身居同等地位，修習佛法必須以戒為師，這樣才能使戒香普薰，正法久住。 戒律改革的歷史與現狀 縱觀佛教弘傳史，戒律問題一直是佔據首要地位的。佛陀湼盤後，佛教教團最初和最重要的事，是結集佛的遺教遺誡。由「持律第一」的優婆離尊者誦出律藏，由「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誦出經藏。佛湼盤後一百年的第二次結集，也是為了結集戒律而舉行的。佛教始終是建立在戒律之上，戒律是佛教的基礎。 但同時也可看到，在佛教史上，戒律問題又是一個十分敏感而又異說紛呈的問題。相傳在第一次結集完備後，阿難曾說：佛將人滅時告我，大眾若欲棄小小戒，可隨意棄。從這句話中，已顯露出佛滅後的僧眾，對戒律已有不同的看法。 律中記載，富樓那尊者於窟內結集後，來到王舍城，曾提出內宿、內煮等八事，與迦葉尊者發生意見分歧，結果爭執不下，各行其是。當時，迦葉見眾說紛紜，乃宣告時眾：佛所未制，今下別制，佛所已制，不可少改。大迦葉此言一出，所有的爭議才停止下來。 由此可見，對於戒律的不同看法，第一次結集時已開其端緒。不過因為佛初滅度，歧見不深，暫時歸於一致。一直到佛滅後一百年，耶舍因跋耆族的比丘們做了十件不合律法的事，而邀諸高僧大德舉行第二次結集，結果，皆判為非律。但奉行十事的比丘人數眾多，因而與正統派的上座長老們發生意見上的分歧，遂分裂為大眾部和上座部兩派，此即因戒律的開遮不同而導致部派分裂。以後，又分為二十部，乃至五百部。當然，分派以後的佛弟子們，於根本律學，仍然是遵行奉守，未敢輕犯，猶如一根金杖，段段分折，但其金之本體，未曾減損。 中國佛教弘傳史也同樣表明，從印度傳來的律法，原是適應印度當時當地的人事而制的，傳到中國後，時固不同，地亦有異，風土人情更有懸殊，一切客觀環境都有了變化，自然就難以整個接受，而必須有因時、因人、因地、因事而制其宜的改變，方能適應新的環境而流傳。 唐代《南海寄歸內法傳》的著者義淨曾親身到印度等處考察二十餘年，回國後想要在中國全部推行印度的小乘戒律，照搬印度僧侶的生活方式，其用意是好的，結果卻行不通。比如托缽乞食的律法，中國僧眾就沒有普遍的遵行。這可看作是因中印風俗習慣不同，而變通律法的一個典型事例。 在印度，出家人乞食自活，塔寺蘭若，不立炊事，施者因時而施，乞者按時乞化，早已形成一種普遍的社會風氣，無論從施者或受者哪一方面講，乞食制度都是行來極其自然的。印度文化，向來是敬信出家人的。況且在印度中部、南部一帶，氣候溫暖，野生果木很多，乞食不到，還可隨地採而充飢。但在中國，便沒有如此容易了。中國文化的民俗風情，與印度回然有別，除了貧而無告，淪為乞丐者，即使如隱士之流，仍是靠自己躬耕吠畝而得衣食的。此外，中國素來以農立國，社會普遍重視農耕，僅靠乞食生活，便會被視作懶漢或無用的人。 從文化觀念上說，古代傳統文化觀念，認為人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且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說法，比丘既已剃除鬚髮，出家修道，已經犯了大不敬和不孝，一般的人已心存偏見，何況還要乞食於人，就更不容易了。所以，中國僧人大多參與農事。特別是自百丈懷海後，行農禪並舉的「普請法」 ，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活方式。 可見，地域及風俗習慣的差異對於持戒的開遮影響確實是存在的。所以，佛教的戒律亦不能絕對的「千古一制」，而應適應新的社會文化環境，做到「隨時適變，逐處所宜」。其實戒律本身就有「隨方昆尼」的說法。佛陀當時也預料到各民族、各地區文化環境、風土人情的差異會給傳法弘教帶來影響，所以給後代弟子立了一個有彈性的權宜辦法，佛陀說：「雖我所制，於餘方不為清淨者，則不應用；雖非我所制，於餘方必應行者，皆不得不行。」（《五分律》卷二十二） 其實在中國，《四分律》的弘傳獨盛，正是由於南山道宣律師根據本土風俗人情對戒律原典進行了加工改造，使其適應中國的國情的緣故。弘一大師在《律學要略》中即指出：「南山律依《四分律》而成，又稍有變化，能適應我國僧眾之根器。」 佛教傳來中國，義理之學偏盛，出家比丘大多鑽研義理，著疏立說，蔚成中國佛教之大觀。而戒學一門，雖有印度律師東來傳佈，並有諸部律本流傳，但歷來研習之人不多，即使是中國佛教的律學大師們在對待戒律的解釋和遵循原則上面，也只是習慣於做旁徵博引的疏注一類，並將學戒的比丘，特別立為「律宗」的名目。由此對律制的奉行無形中簡略了。 同時，唐宋之後，禪宗大盛。禪者特重內心的證悟，力求明心見性，頓悟成佛，強調「平常心是道」 ，對繁重的律制性難耐守，而提倡受「無相戒」 ，反倒將外在的戒條律儀看作是悟道的障礙。甚至史有「禪不摻律，戒不談禪」 （明三峰《弘戒法儀》）的說法。特別是至百丈懷海時，採擷大小乘戒律，創建禪律，與律寺分離別立禪居，創十方叢林制，訂「百丈清規」，於律學是一重大創傷。明三峰法師在《弘戒法儀》中說：「禪人忽律而重心，戒師執相而遺體，自戒壇一閉，儀法盡亡。」寥寥數語，揭示了當時律宗衰落的景象。 這樣，一部中國佛教史，關於弘律傳戒的記載，在份量上就顯得那麼輕。律宗的衰敗亦是意料中事。中國佛教雖不盡如律而行，仍能延續至今者，因為佛教的經論之中，處處都有戒律的強調，比如《大智度論》、《瑜伽師地論》、《大涅槃經》、 《法華經》、《遺教經》等等。即使在「百丈清規」中，仍有許多地方是依據《四分律》而作的。所以，中國佛教雖不嚴於律制的遵守，但卻沒有違背戒律的根本精神，這是值得慶幸的事。 本來，佛教的根本精神是依法不依人的，只要依照律制而行，佛法自可歷久長新。可是反觀中國佛教，歷代以來，往往是依人不依法的，如能出現幾位大祖師，以祖師作為佛教的中心，佛教便興；如果數十年乃至數百年間，沒有一個祖師出現，佛教也就跟著衰微下去。如律宗的幾次興盛，即是與唐代的道宣，宋代的允堪、元照，明末的古心、寂光，近代的弘一、慈舟律師的發心弘律分不開的。 佛教本以佛法為中心，中國佛教，卻以祖師為中心，所以佛教史上弘律持戒的狀況，總是不能盡如人意。所幸近年來，有心人士感於教團紀律之不足，紛紛投注於教育，培育僧材，如臺灣的星雲、聖嚴等諸位大師，對興學育才，不遺餘力。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相信經過教育的薰陶，僧團步上更有紀律，讓禪宗的道場安心參禪，讓律宗的道場能專心學律，讓淨土的道場能一心念佛，破除腐化以經濟為目的的經懺，各道場肩負起淨化人心，宗教的神聖責任。 現在談到學律持戒，雖然沒有人公開反對，但有許多問題需要澄清，需要有正知正見。首先，認為戒律是兩千年前制定的，現在持守這些戒律是不合時宜的。目前僧眾多有改革戒律的呼聲。認為鑑於中印風俗民情不同，其中有許多律儀難以相應，另外，時代在變化，佛教也要有所變化，要認識教制的目的性和機宜性，及時捨棄不合時宜的執著，興所應興，革所應革，才能光大佛教的慧命（參見臺灣《菩提樹》雜誌第四四九期和中國佛教協會《法音》雜誌一九九三年第三期刊登的有關討論文章） 。 今天佛教界應該是面對這一現實的時候了。應當承認，要以死板的條文來硬生生地加在每一時代的每一個弟子身上，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也是一件不合理的事。但因為律為佛制，千百年來，無人敢作取捨之辨。事實上，如果真的遵照全部律文來持守，確也有多方面的困難，所以戒律本身就有「隨方昆尼」的說法，也有「小小戒可舍一的原則。 近代弘一大師也同意舍微細戒的遺教，但是他認為，制限多寡，人各隨力，約最低標準而言：止持之中四棄、十三僧殘、二不定法，悉應精持：作持之中，結僧界、受戒、懺罪、說戒、安居、自恣等，亦易行耳。所以只要不違背律制的原則，即可隨方應用，自然也可以隨著時代的潮流而應用，唯其如何隨方隨時應用者，則必須熟習戒律之後，方可靈活圓融，方可不違律制的原則。時代有新舊，律制的精神則是歷久而常新的。 其次，認為戒不容易持，這種畏難情緒，在家眾和出家眾是一樣的，而尤以出家眾律儀繁瑣細碎，更易令人起望戒生畏的心理。人們一般僅知道《四分律》中規定比丘戒二百五十條，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條，其實，差不多在每一條的戒相之中，又多有開、遮、持、犯的分別：同時，開、遮、持、犯，各各又有輕重等級：同樣犯一條戒，由於動機、方法、結果等的不同，犯罪的輕重及懺罪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戒律的條文固然是戒，凡不在條文中而仍違反了佛法原則的，也都算是犯戒。所以要研律持戒就必須付出耐心和苦心，從繁複的戒名目之中，培養出持戒的精神和弘戒的悲願來，而不應知難而退，半途而廢。 再次，認為持戒是小行小節。千百年來，大乘佛教盛行中國，街談乘急戒緩，流風所及，以至視無戒為正常，以有戒為拘執，視比丘戒法為小乘，而以學大乘佛法自居，於是舍小而取大，並以此為口實，謂是大上不拘小節。以上畏戒、輕戒的心理，嚴重侵蝕著出家信眾。 其實，任何一種宗教，都有其嚴格的禁律條文。戒律是佛法的基礎，戒律是佛法的壽命，放眼中國佛教的現狀，不欲宣揚久住則已，若欲宣揚久住，自利化他，研習戒學，注重律行，實為振興中國佛教的唯一有效之路。出家僧眾若不持守戒律，無異就是斬斷佛法壽命。所以不欲住持佛法則已，若欲住持佛法，就不能下恪守佛教戒律。 靈芝元照律師在《資持記》卷三中曾說：「且戒必可輕，汝何必登壇而受?律必可毀，汝何必削髮染衣?是則輕戒全是自輕，毀律還成自毀。」學律持戒的目的，在自身方面，自然是希望「盡無窮之生死，截無邊之業非，破無始之昏惑，證無上之法身。」 （《資持記》）同時，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使「昆尼久住、佛法久住」 ，這是每一位佛弟子都應擔當的責任。 佛陀制戒，意在攝僧，僧團和合，如法如律，則是正法久住的希望所寄。所以要扭轉末法時代律行不嚴的頹敗氣象，抵禦當今時代道德腐敗、罪惡孳生的潮流的衝擊，一定要嚴持昆尼，以戒為師。至於戒律中究竟哪些是不合時宜的，哪些是無法行得通的，而這些不合時宜、行不通的戒法對於佛法有什麼關聯，依據「小小戒可舍」的原則，這些戒法可不可以放棄：在戒法中，哪些是必須遵守的，哪些應堅持不懈；尤其在現代社會中，佛教徒怎樣行事才算是符合時代性，如何修持才算是適應新潮流。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由發心弘律的高僧大德和有識之士們冶靜地進行討論研究。 律法弘傳與佛教世界化 佛教的世俗化和世界化已經成為當今佛教發展的兩大主題。 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紀在印度誕生之後，廣泛流傳於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近代又傳播至歐美等國家。如今佛教已經成為影響廣泛的世界性宗教之一，全球信仰佛教的人數大約在五億左右，佛教對許多國家的社會和文化生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佛教在傳播過程中，為了適應近、現代社會的發展，其形式和內容都有了相應的變化。這些變化表現是：有些傳統的佛教派別衰落了，有些則得到了急遽的發展，如律宗趨於式微，而禪宗及密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無論在傳統流行的地區或者新開展的歐美地區都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蔚為世界性的信仰和研究熱潮，並且出現了一些國際性的組織。 另外，在佛教內外各個派別之間與基督教一樣開展了對話、協作，彼此互相影響，互為祉補，甚至融不一體，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很多新佛教或改良佛教。例如印度在本世紀五十年代興起的新佛教就與傳統的佛教有著明顯的差異。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新興宗教中某些佛教派別在信仰和組織上都攝取過西方流行的一些思潮和活動形式。 佛教傳人歐美後，為了適應西方的社會生活方式，也相應地進行了改革和調整。有些教派按照基督教的方式把寺院改稱為教會，劃分為若干教區，每個教區轄有若干教會和附屬團體，教區和教會設有專職僧侶。如美國佛教會擁有六十個獨立教會和四十個分支，這些教會按照美國地理分佈分成八個區域，各區統轄大城市的教會並附有佛教婦女會、青壯年佛教會、星期日學校等。歐美的寺院不單是宗教活動的場所，也是商業社交活動、文化娛樂的中心。 佛教在現時代所出現的這些新情況，既是佛教復興發展的契機，同時也是弘傳戒律、令佛法久住的暗礁。現在，印度等南傳佛教國家，在形式上還是嚴格勵行持戒生活，中國的僧侶同樣如此，包括中國的在家居士，認真的人還是保持著五戒。但日本佛教就有其獨特之處。 在古代，日本也是以國法的形式來命令僧眾守持戒律的，嚴禁僧人飲酒食肉，至德川時代，還是如此。但至明治以後，僧人卻可以自由地食肉帶妻，與世俗人一般，終於形成今日的無戒佛教。如明治五年（公元一八七二年） ，政府明確規定允許僧侶食葷、娶妻、蓄髮。翌年又承認僧尼有蓄髮、食葷、婚姻和還俗的自由。如今日本佛教已演變為居家佛教，即僧侶得以享受一般公職人員的權利，過著同樣的家庭世俗生活。這一佛教世俗化的變化，反映了日本佛教的特殊體制。 佛法如何在當今日益通俗化的世界中發揚光大，這是許多當代高僧大德和佛學家關注、沈思的焦點。縱觀世界佛教，儘管為了適應時代的嬗變，對傳統佛教的思想內容和修持方法作了不同程度的調整和改變，但仍有許多大德高僧和有識之上在大聲疾呼，呼籲僧界要重視律行，以戒為師，使佛法久住世間。如中國佛教協會大力提倡人間佛教思想，但明確指出：「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 （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那種以為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就應重視對戒律的修學，顯然對當今的佛法精神缺乏正確理解，致使戒德衰頹，正法焉能久住?淨戒下修，僧伽的莊嚴形象復何存在?中國佛教協會為挽頹風，對目前大陸某些寺院濫收徒眾、濫傳戒法的現象曾再三提出整飭意見，並於一九八四年四月頒發了「關於漢族寺廟剃度傳戒問題的決議」 ，要求漢族佛教寺廟剃度傳戒要遵守佛制，如法如律。一九八九年又頒佈了「漢傳佛教寺廟共住規約通則」和「漢傳佛教寺廟管理試行辦法」兩個文件，這對於僧眾和合共住、如法修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一九九二年初召開的「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由趙 樸初居士提出在學僧教育中貫徹「學修」體化、學僧生活叢林化」的原則，逐步消除一些學僧信仰淡化、戒律鬆弛的弊病。 近幾年來，大陸各寺院濫傳戒法的現象有所減少，依律說戒、誦戒之風、結夏安居之制也在許多寺院開始恢復，許多寺院在戒學道風方面邁出了可喜的步伐。與此同時，海外許多高僧大德也在為恢復律制、護持佛法而奔走呼號。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於一九八八年在美國洛杉磯創立「北美第一大寺」——西來寺，旨在使佛法西傳，溝通東西方文化，使佛教在世界各大洲發揚光大。 並於同年十一月舉行「三壇大戒」的傳戒活動，這是中國佛教首次在不同國度（西方國家—美國）的傳戒。這次傳戒的特色是：來自不同的國度（來自中國、臺灣、美國、韓國、日本、泰國、法國、德國、香港、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西藏、尼泊爾、錫蘭、越南等十六個國家）的不同人士，在同一時空，各自穿著南北朝傳統的僧服，近三百位的青年戒子，均以歡喜的心情，依著佛陀律制，在此北美最具佛教文化聖地的西來寺，求受清淨戒法。 再者，此次的求法戒子，教育程度亦高，有心理學博士、電腦碩士、大專院校程度的比比皆是，可見僧伽素質的日益提高，更顯示佛教由亞洲至美洲，由東半球至西半球的蓬勃推展。 另一特色是，此次戒法傳授以多種語言文字來教授，除了戒律課程外，還有來自中國、美國、錫蘭、西藏、越南等高僧，以多種語言講授、翻譯法要。而此次戒師的戒臘皆在三十年以上，集合了南北傳高僧，每位都是學德兼備高僧。 一九九O年，上海龍華寺夏季傳戒大法會也有臺灣、香港、新加坡、美國等海外僧尼大德前來學戒傳法，使戒法相融，東西交滙。 而一九九一年三月至六月在佛光山舉行長達三個月九十天的羅漢期戒會，更是創下了中國佛教史上戒期最為長久的新記錄。 此次戒會儀軌莊嚴殊勝，具有諸多特色，如：戒期最長，戒師最殊勝，戒子最優秀，課程最豐富，儀禮最如法，規炬最嚴謹，設備最齊全，戒會最清淨等八大特色。 佛陀說：戒在則法在，法在則佛在。僧伽有責任將佛陀所證悟的正法傳揚於世，因此要成就能夠荷擔如來家業，成為眾生意命所依怙的僧寶，求受三壇大戒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了。 相信在海峽兩岸、東西各方佛教界人士的攜手同心、共同努力下，一定會使律制長存、佛法永恆。 樹立佛教的莊嚴形象，使正法久住世間，這是每一個佛弟子義不容辭的職責，而學習戒律、嚴淨昆尼，不但能防非止惡、規範行為、淨化自身，而且也是令佛法久住世間的根本保證。持戒可以成就一切功德，由於遵行戒法的緣故，可以斷除自己的煩惱業障，可以使有慚愧心的人內心寧靜，可以制罰或滅摟難以調伏的人。僧團由此而得清淨健全，自然可以令世間不信仰佛法者升起敬信之心，已經信仰佛法者，可使其信心更加堅固。僧團清淨，信眾增多，佛法便可以周流普遍，這樣便可以達到「昆尼久住、正法久住」的目的。由此看來，戒律的重要關係個人的修持、僧團的和合、世人的教化、正法的興衰。所以，要想使佛教久住世間，僧團和合，必須重視律制的推行，必須推行律制的教育，使每一位信佛者都要受戒、學戒並且持戒。像《華嚴經》所說：一戒是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若能堅持於禁戒，則是如來所讚歎。」 同時，在現代社會，設使人人能勤修戒定慧，斷滅貪瞠痴，通達無染無我，難捨能捨，難忍能忍，自然淨除我見我所，那麼不論造作任何作務，都能經常抱持著菩提心，隨順眾緣都下離自性，不虛棄人生，不懈怠放逸，孜孜律儀，念念定慧，難行能行，潔身自尊，摒棄世俗貪慾。人人如此，便可使社會安寧、民風淳厚，對於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勤儉樸素、誠實做人的一切世間法，自然能一一持守，從而根治今日的殺盜淫妄、欺詐掠奪、追逐物慾、奢侈腐化的種種頹風。 總之，只要佛教界大眾一心，同心同德，去除我執私利，超越時代潮流的弊病，就可以使佛光普照，佛法長存。千百年的佛教弘傳史證明：僧團愈是行持謹嚴，威儀濟濟，愈是受越來越多人的崇信：佛教愈是海眾和合、戒相莊嚴，愈能走向世界，為現代文明和世界和平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