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慧遠的戒律觀及其實踐（屈大成）
廬山慧遠的戒律觀及其實踐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講師 屈大成
廬山慧遠（334-416）是初期中國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學僧，有《大乘大義章》、《沙門不敬王者論》等名篇流傳，並於江西廬山凝聚以百計的追隨者，建立起首個有規模的僧團。在慧遠時代，律典未完備，中國佛教徒未有機會充份掌握印度律制。不過，慧皎（497-554）《高僧傳》記載慧遠幾件牽涉戒律之事，從中除可見其戒律觀及相關的律制實踐外，還有助瞭解印度律制於中國施行的具體情況，十分值得探討。
一、律典東傳和慧遠的律學著作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至慧遠時代，已歷近四百年，大小乘經典陸續譯出，唯律典寥寥可數：而僧眾也以西域僧為主，漢人出家則受限制。如後趙王度曾向石虎（295-349）上奏說漢代只准西域人建寺侍奉，漢人不得出家，曹魏亦承襲這做法；王琰（梁天監[502-519]中卒）《冥祥記》記“太康（280-289）中，禁晉人作沙門”；桓玄（369-404）曾說“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踏入東晉，漢人佛教徒日多，對戒律甚為渴求，是時流傳的比丘戒有曇柯迦羅的撮譯本、竺僧舒傳本、法潛傳本，尼戒有竺法護（晉建興[313-316]末卒，年78）譯本、覓歷傳本、慧常傳涼州本，以及竺法汰（320-387）令外國人譯出的片段，遠未臻完備。慧遠的老師道安（約312-385）便致力搜尋律典，至其晚年，<<十誦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比丘尼受戒法》、《鼻奈耶》等譯山，道安及其同道竺法汰、竺曇無蘭等參與譯事，寫下（比丘大戒序）、（鼻奈耶序）、（比丘尼戒本序）、（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並雜事共卷前中後三記）、（大比氏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等序文，顯示對律制的細緻探究。道安更編著“僧尼軌範”和“佛法憲章”，包含“行香、定座、上經、上講”等規定，慧遠追隨道安多年，想必承習了這些律制安排。姚秦弘始六年（404）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律》，鳩摩羅什（344-413或350-409）譯文未竟，弗若多羅去世，慧遠深以為憾。翌年，慧遠聽聞曇摩流支到中土，亦精通這律典，即派弟子曇邕傳書請曇摩流支於關中續譯，未及校訂，羅什去世，卑摩羅叉（約336-約413）再加修訂，成為定本。《四分幸》也由佛陀耶舍、竺佛念等於姚秦弘始十二至十五年（410-412）在長安譯出。東晉義熙十年（414），法顯（334-420）西行求法回來，兩年後上廬山，跟慧遠談到在西域的見聞，也有可能涉及法顯其後譯出的《僧祗律》。2總的而言，慧遠於離世前幾年，才有機會讀到《十誦律》和《四分幸》，《僧祗律》（418）和《五分律》（423）均未嘗得見。他對於戒律的認識，主要來自道安，以及是時流傳不完整的律典。
據僧佑（445-518）《出三藏記集》所載，宋明帝（465-472在位）敕中書侍郎陸澄編輯《法論》，蒐羅佛教文獻，現存其序文記《法論》第七帙為《戒藏集》八卷，收入《法社節度序》、《外寺僧節度序》、《節度序》、《比丘尼節度序》，《桓敬道與釋慧遠書》往反三首、《釋慧遠答桓敬道書論料簡沙門事》、《沙門不敬王者論》、《沙門袒服論》等，皆為慧遠之作。由此可見，在南北朝佛教徒心目中，慧遠有律學著作。當中慧遠為之作序之《法社節度》、《外寺僧節度》、《節度》、《比丘尼節度》四書，不見載經錄，當早失佚，序文亦不存。據名字推想，“法社”是出家在家教徒混合組成的團體是，“法社節度”乃法社的宗旨以及活動守則的規定。“外寺僧節度”乃針對外來僧眾的處理。“節度”或是僧團法規的概述。“比丘尼節度”乃有關比丘尼的法規。要注意的，是《法論》序文並無說這四書為慧遠所作，他願寫序文，即表示對這些法規的肯認，或為廬山僧團所採用。其餘《釋慧遠答桓敬道書論料簡沙門事》、《沙門不敬王者論》、《沙門袒服論》等，雖牽涉到僧人的類型、為反抄衣者說法戒、僧服的規定等，但均乃對應世俗人的質疑而作，少從律制角度出發分析，不算嚴格意義下的律著，亦己廣為學者所論究，故本文不涉及。
此外，《高僧傳·僧傳》提到疑似慧遠的律作：後秦姚興（393-416在位）主政時，崇敬三寶，設會供佛，出家者眾。後羅什入關，大量僧眾慕名而來，致良莠不齊。後秦姚興（393-416在位）下旨說：“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宜授遠規，以濟頹緒”。有些學者以“遠規”為指慧遠的法規，其實這詞也可理解為從印度遠方傳來的規制，即是印度律制。無論如何，“遠規”的具體內容已不可考。
二、僧傳載慧遠涉及戒律的事例
1．吟嘯違法
慧遠弟子僧徹（383-452）擅長作賦吟詩，曾到廬山南邊攀松嘯叫，音聲悠揚，引得眾鳥和嗚，超塵脫俗，其後他跟慧遠有以—卜對話：
退還諮遠：“律制管絃，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為乎?”
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由是乃止。
沙彌十戒之一便是“盡壽離作伎歌舞，不往觀聽種種樂器”，因此僧徹很清楚不得從事管絃歌舞，但對於嘯和吟，則不知如何處理。嘯，乃利用口腔發聲，有聲無字，吹氣無辭，聲音可大可小、可長可短，近乎高歌，為漢魏六朝文人名士以至術士喜好的活動之一。例如周頡（269-322）飲醉酒，在王導（276-339）座前“傲然嘯詠”，阮籍（210-263）“嘯聞數百步”，並曾在晉文王司馬昭（211-265）座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吟，即吟詠詩歌。嘯和吟可抒發歡樂悲怨等種種情緒。律制並無專門禁止吟和嘯的戒條，僅僧殘“汙家惡行擯謗違諫戒”中所說的惡行，包含嘯一項。例如《十誦律》說：“捻唇作音樂聲，齒作伎樂……或嘯謬語，諸異國語”，《四分律》也說：“作孔雀音，或作眾鳥鳴……或嘯”，但慧遠沒引用這條戒，而是指出吟和嘯會擾亂心神，影響修行，判定違反律法。2．佛馱跋陀羅不應被擯。
秦主姚興專志弘揚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他們在宮廷中往來行走，崇尚交際，唯來自天竺迦毗羅衛的佛馱跋陀羅（359-429）喜好寂靜，並不合群。佛馱跋陀羅曾對弟子說見到故鄉有五艘船一同山發。弟子把這話傳開後，關中僧人以為他炫耀神異，迷惑徒眾。又他其中一名弟子，自少修習神觀，聲稱得阿那含果，佛馱跋陀羅未及查問，導致流言四起，門下大半散去。僧[契-大+石]、道恆等遂裁定說：
佛尚不聽說己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
據引文，佛陀尚且不會隨意說出所證知之事，佛馱跋陀羅先前說有五艘船到來，虛妄不實。門徒又欺詐惑人，彼此意見相左。佛馱跋陀羅既然違犯了戒律，不能跟其它僧人共住，須驅逐出僧團。僧[契-大+石]等行驅擯的理由有二：一、四波羅夷中有“大妄語戒”，即如比丘實無證悟，卻詐言具“上人法”，己入“聖智勝法”，犯者須驅逐出僧團，今生不能再跟其它僧人共住。所謂“上人法”或“聖智勝法”，即從修行而獲得、勝過常人的能力、智慧或境界。例如修證念、慧、正勤，證入四聖諦智，得天眼通，證阿羅漢果等。7他們認為佛馱跋陀羅未得“過人法”，預言“虛而無實”，犯了大妄語戒。二、律制“和尚法”指出，如僧眾欲對某和尚的弟子“作羯磨、呵責、擯、依止、遮不至白衣家、舉”等，和尚當如法辦理；如弟子生起惡見，和尚當教令捨去等。佛馱跋陀羅的弟子自言得阿那含果，也犯了重戒，而且眾弟子意見不合；故在僧等人的心目中，佛馱跋陀羅未盡師責。
佛馱跋陀羅接受懲處，率領弟子慧觀（宋元嘉[424-4531中卒，年71）等40餘人離開，向廬山方向出發，慧遠久聞大名，知道他將到來，十分欣喜；而慧遠對佛馱跋陀羅之被擯出，有如下看法：
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眾僧，解其擯事。
慧遠認為他被擯出僧團，錯在門人；預言五艘船到來，只要是向同意者說的，沒有違犯戒律。因此派遣弟子曇邕傳書信給姚興和關中眾僧，試圖解釋。單墮有“實得道向未具人說戒”，即如比丘確得“過人法”，但向未受大戒者說，波夜提；向已受大戒但不同意者說，突吉羅；向已受大戒亦同意者說，無犯。慧遠相信佛馱跋陀羅具備過人法，而他所告知的弟子，又己受大戒和同意師說，便沒犯戒。佛馱跋陀羅其後在江陵(今湖北荊州市）果然遇上天竺來的五艘船，顯示他具備過人法。就算其弟子未受具戒，或不同意師說，而佛馱跋陀羅對他們說過人法，仟悔便得滅罪，不用驅逐。不過，佛馱跋陀羅的弟子或犯大妄語戒，又意見不合四散，佛馱跋陀羅確要負上責任，但也非他所能完全控制，因此慧遠認為“過由門人”。而據《高僧傳·寶雲傳》的記載，由於慧遠“解其擯事”，寶~（376-449）跟佛馱跋陀羅“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可見慧遠的解釋令人信服，發揮了作用。
3．維護僧團和諧
慧遠有弟子曇邕，曾於姚秦任職衛將軍，勇武過人，慧遠見弟子中性情高傲者不少，擔心大家互不謙讓，因此假託“小緣”，把曇邕“擯出”。曇邕奉命出山，絲毫沒有不滿的表現，並在廬山的西南修建茅屋，與弟子曇果一起靜修禪業。慧遠臨終時，趕回老師身邊送別，後到荊州竹林寺住錫。
律制擯出有兩種：犯四波羅夷重罪者，會被擯出僧團，終生不得與眾僧共住，為永久性擯出。犯僧殘等罪，被擯出者不得授人大戒、不應受人依止、不應畜沙彌、不應受僧差遣教授比丘尼等，懺悔後行解擯羯磨，可重入僧團，為暫時性擯山。3故擯出是極嚴重的懲處，目的在隔離犯重罪者，以維護僧團全體的清淨和威德。曇邕既因“小緣”被擯，仍可與弟子共修，可見他絕非犯重罪。因此，曇邕不應被擯，但慧遠為顧全大局，勸請曇邕離開。又曇邕本性剛強，可能會覺得被擯不太公道，但都沒違抗，亦反映出慧遠一向紀律嚴明，弟子攝服。
還值得一提的，是慧遠同門法遇（晉太元[376-396]中卒，年61），因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受侵擾，避難東下，住在江陵長沙寺，其弟子因飲酒，沒有在傍晚上香，法遇僅懲處而沒有驅遣。道安聽聞，寄送一條荊杖。法遇收到，明白老師不滿自己未能約束僧眾，遂命維那杖罰自己三下：又去信慧遠，表示深感懊悔。4按飲酒是單墮罪之一，就算一小滴入口，也犯戒，但犯者不用驅遣。慧遠或承師訓，就算犯輕罪者，也一樣須擯出。
4．堅持守戒
慧遠臨離世時病發，堅持守戒，連番拒絕藥石，終告不治。《高僧傳》本傳記道：
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
這段記載可分四節詳細討論。首先，慧遠於晉義熙十二年（416）“動散”。動散乃服用五石散的副作用。五石散由張仲景（約150-約219）發明，本用來醫治傷寒病，自何晏C-249)改造服食後，成為魏晉南北朝名士的風尚。服五石散除治病外，還有令精神愉悅、延年益壽、補身壯陽、美容等功效。6孫思邀（約581—682）《千金翼方》載有據說是何晏研製的“五石更生散”，藥方包含紫石英、白石英等十五味藥，搗篩為散，用酒送服。7服散後，藥氣運行而發熱，須飲溫酒，並做運動出汗把內熱散發，體內疾患會隨毒熱散發出去，如散發不得當，會產生“舌縮入喉、癰瘡陷背、脊肉爛潰、頭痛欲裂、腰痛欲折”等嚴重副作用，嚴重會致死。8慧遠出現動散，顯示他曾服五石散。學者對慧遠此舉，有不同意見。餘嘉錫（1884-1955）頗有微言：“遠以出世高僧，豈尚不了生死，外形骸，乃竟服此至毒之藥以喪其身……雖古德高賢有所不悟者矣”。寧稼雨指出在慧遠時代，王戎（234-305）、殷頭等，以五石散症發作，逃避政治漩渦，慧遠效法他們，稱疾不出山，藉故不跟桓玄和晉安帝（397-418在位）會面。如接受寧氏的推測，慧遠服散有兩種可能情況：其一是慧遠一直服散，健康受損，稱疾乃真有其事，至晚年病發。其二是慧遠為逃避權貴詐稱，至年邁真的患病，才嘗試服散。又僧人服散並非罕見，例如法度（437-500）曾因“動散”睡倒地上，吃了一些“味甘而冷”之物，紓緩痛苦：智滿（551-628）離世前，“初因動散，微覺不態”；法護（576-643）“好道術，服石散”。因此，慧遠服五石散，不足為奇。接著的疑問是這樣做有否違律。
佛教認為飢渴是人的苦病，所謂藥石，並非單指治病的藥物，還包括充飢的食物。據進食時限，藥石分“時、非時、七日、盡壽”四種。從每天黎明時分到日影正中，允許比丘進食，稱“時”，即食時；時藥乃飯、耖、乾飯、魚、肉、根莖葉果等食物。從日影過中至第二天黎明時分前，不許比丘進食，稱“非時”，即非食時；非時藥乃不混雜時藥，經過濾的漿汁。至於七日藥，如酥、油、糖、蜜、石蜜、脂等，作法接受，可於七日內服用。盡壽藥，乃長期病患可終生服用者，種類繁多。例如《十誦律》列出“根藥、果藥、鹽、樹膠藥、湯”各有五種，《四分律》舉出果、根莖、細末、鹽、油脂等類，以及酢麥汁、粥、人骨、人血等：又同律記優波離問甚麼是盡形壽薊，佛陀說那些難以入口、不能忍受的食物，如比丘患病，可長期服食：
優波離偏露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何等是盡形壽藥應服?”佛語優波離：“不任為食者，比丘有病因緣，盡形壽應服”。
《薩婆多昆尼昆婆沙》解釋《十誦律》“蓄七日藥過限戒”時，更有言“如五石散，隨石作名，作終身藥服”。又五石散乃用酒送服，但飲酒非絕不允許。《四分律》說如所患病只有用酒才能醫治者，容許飲用：
若有如是如是病，餘藥治不差，以酒為藥；若以酒塗瘡，一切無犯。
《薩婆多部昆尼摩得勒伽》和《善見律毗婆沙》皆表示可用酒煮藥服用，但不可以有酒香味而已：
若以酒煮時藥、非時藥、七日藥，得服不?若無酒性，得服。
若酒煮食煮藥故，有酒香味，犯突吉羅；無酒香味，得食。
《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說可用酒混和藥物一起服用治病，但不可千飲酒：
問：病人須酒一二升下藥，可與不?答：若師言必差，聽和藥服，不得空服。
由此可見，盡形壽藥包羅廣泛，慧遠如因長期病患服食五石散，以至飲酒送服，律制也容許。既然五石散可長期服用，則慧遠臨離世時嘗試一服來治病，亦應無犯。
其次，慧遠動散了六日病危，大德和耆老們建議飲豉酒被拒。南宋志盤《佛祖統紀》引（東林十八賢傳）記慧遠拒絕的理由是“律無通文”，意即律典沒有準許的文字。如上所說，慧遠因病飲酒，並無犯戒。又日人丹波康賴（912-995）編《醫心方》引述秦承祖（約5世紀）“療散豉酒方”，乃用“美豉二升，勿令有鹽”，“以三升清酒，投之一沸，濾取，溫服一升，小自溫暖，令有汗意……”，凡“散發不解，或噤寒，或心痛心噤，皆宜服之”。故豉酒確可用來調理動散，耆老們的提議有其根據，也反映出僧眾對服散有所認識。
第三、耆老們再懇請慧遠飲米汁，亦遭拒絕。米汁，即用大米和水一起煮成的漿汁，中國自古已用來治病。《僧只律》之“製藥法”包括“時漿非時漿”一項，時漿包括“一切米汁、韻汁、奶酪漿”，即米汁在食時可飲，在非食時則不可。（東林十八賢傳）記載道：“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據此，慧遠鑑於已過食時拒飲。按《薩婆多部昆尼摩得勒伽》有言：
云何酢漿淨?諸比丘病，問諸醫師。醫師言：“飲漿可得差。”乃至佛言：“應作酢漿。”作法者，取米汁溫水和之，放一處酢已，須者受用。若漿清澄無濁，以囊漉清淨如水。從地了受已，至日沒得飲，非初夜。初夜受，初夜飲。乃至後夜受，後夜飲。
酢漿乃是用米汁混和溫水，放在一處，發酵而成，經過濾後，清淨如水，病者可飲用。如在明相出時接受，至日沒落前可飲，初夜接受，初夜可飲，後夜接受，後夜可飲。米汁如是酢漿，慧遠可以飲用。
最後，耆老們懇請慧遠飲用以蜜和水摻成的蜜漿。慧遠命律師翻查律書，未查閱到一半，慧遠去世。《五分律》舉出八種非時漿之一是蜜漿。《僧只律》記蜜是非時漿的一種，如比丘患病，醫師表示非食不可的話，准許服用：
一切豆、一切谷、一切麥漬頭不坼、蘇油、蜜、石蜜，是名非時漿。若比丘病，醫言“與食便活，不與便死”者．．…．然後與飲。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指出除八種特定的非時漿外，橘、柚、櫻、梅、甘蔗、糖、蜜等，也聽許製作漿水飲用。可是，《四分律》、《十誦律》舉出幾個不同組合的八種非時漿，都沒包含蜜漿，可見律典對蜜漿的說法不一。慧遠想檢查律典，確定能否飲用，是有其原因的。
5．死後林葬
《高僧傳》本傳記慧遠離世後，屍首作如下處理：
遠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侃于山西嶺鑿壙開冢。
慧遠明白人世俗情一時難以割捨，遺命囑弟子把屍體露天置於松樹下，供大家哀悼七天，之後弟子將他安葬在廬山西峰開鑿的墓穴。《出三藏記集·慧遠傳》記道：“遺命露骸松下，同之草木，既而弟子收葬”，沒提及七日的時限。
看僧傳記跟慧遠時代前後漢僧的葬法，很可能都是全屍而葬。例如：支遁（314-366）“終於所住……即窆於（餘姚）塢中”，窆，意為將棺木葬入墓穴：竺法義（307-380）死後，孝武帝（372-396在位）“以錢十萬買新事崗為墓，起塔三級”；道安“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竺僧輔“無疾而化，因葬寺中，僧為起塔”；曇戒（晉隆安[397-401]中卒，年70）“葬安公墓右”：竺道壹（晉隆安[397-401]中卒，年71）“遇疾而卒，即葬於（吳虎丘）山南”：曇鑑死後，“身體柔軟，香潔倍常，；因申而殮焉”：法緒“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村人即於屍上為起冢塔焉”。西域僧則閻昆，即火葬，例如：羅什“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求那跋摩（367-43”“依外國法閣昆之”。漢僧西行，死於他國，也用火葬，例如：朱士行(203-282）于于闐離世，“依西方法閻維”；智嚴（350-427）死於歲賓，“彼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有其所……”。
律典沒有具體指明僧人採取那種葬法。玄奘（約602-664）《大唐西域記》記印度送終殯葬儀法有三種：“一日火葬，積薪焚燎；二日水葬，沈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2道宣《四分律行事鈔》詳檢經律，歸納印度葬法如下：
中國四葬：3水葬投之江流，火葬焚之以火，土葬埋之岸旁，林葬棄之中野，為鵑虎所食。律中多明火、林二葬，亦有薶者。《五分》雲：“屍應薶之，若火燒，在石上，不得草上安”。《僧只》“陳如右脅著地涅槃”；又云：“若死者僱人閣維之”。《十誦》“有比丘死林中，鳥啄腹破出錢”等。《四分》雲：“如來輪王火葬”。然則火葬則殘屍，僱人展轉準得。
道宣印度葬法有水、火、土、林四種，律典多說火、林兩種，但也採用埋葬的方法。然後引用諸律為證：《五分律》記有一肥大比丘離世，比丘們把屍體放在青草上，油脂流出，傷害了青草，眾外道譏諷比匠殘殺生命。佛陀遂制定不應把屍體放在生物上，應埋葬，火燒，或放在石上。《僧只律》記懦陳如“右脅著地，心不亂，即入無餘涅槃”，一牧民婦“取斧摺好薪，置一處，即便閣維舍利”；又說如比丘圓寂，“彼有衣缽，應僱人閻維”。《十誦律》記一烏懷甚多錢財的比丘患病，他怕死後錢財被眾僧分攤，便請看病人拿來摩沙豆羹，然後連羹帶錢吞下肚子裡，怎知不能消化致死。看病人把他的屍體棄置在“死人處”，群鳥啄食，破腹出腸，錢財墮地。死人處即為棄置屍體的荒山野嶺，放在死人處即是野葬或林葬。《四分律》說如來和轉輪聖王都用火葬。道宣最後總結火葬殘害屍體，當僱他人進行。如是，慧遠林葬，支遁等全屍土葬，以及羅什等火葬，皆律制容許：而觀是時漢僧都採土葬，慧遠大膽首用林葬，把屍首暴置野外，佈施予鳥獸蟲蟻，跟“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毀傷”、“全屍”等中國傳統觀念，大相徑庭，可見慧遠到死後也堅持把佛教的慈悲精神實踐出來，也令林葬日後成為漢僧流行的葬法之一。不過，慧遠屍體置樹下七天後便下葬，沒長期棄置，未作完全的佈施，慧遠其實作了妥協。
三、總結
歸結而言，慧遠判定吟嘯違反戒律，顯示他把握戒律的神粹，不僅在於規限言行，更有助修踐，故以理推論，回應弟子提問。關於佛馱跋陀羅被擯一事，作辯解，其時廣律雖未傳至，慧遠對律制己十分嫻熟，能為他找到申辯的理由。又曇邕雖是得力助手，但慧遠以求僧眾和諧，藉故驅逐，這種把僧團全體利益置於個人榮辱之上的做法，是否合乎律制公義，見仁見智，但其大局為重的識見和手段的犀利，可見一斑。及至瀕死病危時，慧遠接連拒絕飲用豉酒、米汁、蜜漿，其對戒律的堅持，至死不渝，後世著名律師元照（1048—1116）稱許道：“嗚呼往哲，真大法師，由余昏庸，何足算也”。最後，慧遠主張死後林葬，佈施精神，貫徹始終，前無古人，足見打破常規的勇氣。總之，今天雖無法知道慧遠治下廬山僧團的莊嚴面貌，但從以上事例，思過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