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近代傳承 六、明真心禪宗濟世

六、明真心禪宗濟世

　　明真法師(１９０２－１９８９)是中國現代佛學界一位大德。法號真慈，俗姓趙名哲，湖北荊門縣人。曾于武昌就讀于華嚴大學。１９２２年于武昌蓮溪寺禮圓安上人出家，次年在南岳南台寺越塵法師座下受具。１９２６年肄業于南岳僧侶學校。１９２９年隨靈濤法師創辦南岳佛學講習所，潛心惟識，參研禪那，教學相長，培養僧才，正論勝解，啟沃讀者。曾應邀到南岳國立師范學院講授佛學。抗日戰爭中與巨贊法師結為莫逆之交，投身救亡運動。以民族團結為已任，促建「南岳佛道救難協會」，成為湖南佛教抗日旗幟，新中國成立後，歷任長沙開福寺、北京法源寺、廣濟寺住持、長沙市佛教協會會長、湖南省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副會長、中國佛學院教務長、副院長等職。其論文《身非是我論》、《大乘百法明門論臆測》、《五蘊皆空的研究》等七十多萬字，先後在《觀宗弘法社刊》、《海潮音》、《人海燈》、《正信》、《現代佛學》、《法音》、《佛學研究》等雜志上發表。曾與戒圓法師等一起編纂《湖南省宗教志.佛教篇》。有《望云集》(長沙市佛教協會印)行世。趙樸初會長為明老撰塔銘曰：「弘教弘禪，高標一塔尊南岳；愛國愛民，丹心萬古護中華」，對明真的行誼給予很高評價。 　　明真法師潛研惟識，參究禪宗，融通禪淨，解行並重。其剃度師為南台寺越塵上人。越塵時掛搭于湖北，但其祖庭卻在耒陽縣(今耒陽市)獅子嶺紫霞禪寺，屬曹洞法系。明真冶惟識、禪、淨于一爐，講經弘法不重在引經據典，而是致力于結合日常生活揭示佛教人生哲學的真諦，把佛教哲學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隨時隨地利益人群。 　　(一)弘揚在實際生活中有切實受用的經世佛學 　　佛教本身就是「人間佛教」，佛學本身就是經世致用之學。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往往以世俗的眼光看待佛教，或從儒家「入世」立場出發，認為佛教徒「遁入空門」，消極避世，似乎不食人間煙火，與世無緣，明老經世佛學思想有力地糾正了這種偏見。他精辟地論述佛學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受用不盡的般若智慧。 　　１、從生、佛無二論述經世佛學。佛法的根本宗旨，在于普度眾生，同登彼岸。作為諸經根本精神的集中體現的《心經》，闡述的就是這個道理。明老說：「《心經》在闡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不二法門，我們應從中學到煩惱與苦提無二，生死與涅槃無二，眾生與諸佛無二的正知正見，亦即《妙法蓮華經》所說的佛知佛見。」佛知佛見，是眾生本來具有的。不是離眾生別有什麼佛知佛見。「大乘認為生滅者，當體即是不生不滅的寂滅，不須在浩浩的日常生活外而去別求涅槃。這一點我們學習《心經》時十分吃緊。」眾生與佛、煩惱與菩提、生死與涅槃既相對待，又相統一。世間與出世間也是不二而一，不即不離的。《中論.涅槃品》說：「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涅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明老把佛菩薩喻為大樹的花果，眾生喻為樹根，根深葉茂，總能花果飄香，沒有眾生，沒有世間，也就沒有佛菩薩。正是從眾生與佛，世與出世相統一的觀點出發，明老十分強調佛學的經世致用。 　　２、從福慧雙修的菩薩道論述經世佛學。明老認為佛是有最高覺悟的智者。他說：「佛者，覺也。佛弟子假使不能自覺。雖佛在面前，亦是無可奈何的。」佛的可貴在于自覺覺他。學佛修行，不僅在個人解脫的慧業修持，而且在于人生道的福業經營。自覺覺他，福慧雙修，自覺以後，仍然不出世，而是積極入世，甚至下地獄，為普度一切眾生而奮門不息，這就是菩薩道。明老說：「色空無礙，悲智雙運。以文殊普賢的榜樣，莊嚴世界，利樂有情，精進勇猛，永不疲厭。這就是十方國土一切菩薩所行的正道，也就是今天我們中國佛教徒和全世界佛教徒的一個共同大方向。」正因為如此，他孜孜不倦地提倡「人間佛教」，弘揚經世佛學。 　　３、從日常生活中的修持與成佛的關系認經世佛學。挑水、搬柴，行住坐臥，在俗人看來是常事，談不上什麼修持。在佛家看來，「平常心是道」，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即是成佛的本分事。這從明老對精神的論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精神是什麼？明老說：「精神是以我為中心，概括了思想、感情、意志和欲望的混合體。……能依據我法二空真如，把思想提煉為智慧，感情陶冶為大慈大悲，我也就塑造成佛了。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就是成佛的原材料。」思想本身無所謂善惡，卻可以思善、思惡。感情即愛憎、同情心，人人皆有，但凡夫俗子囿于小「我」之愛憎，缺乏大慈大悲精神。意志是為達到一定目標的堅持之力，有的人十分脆弱，有的人卻十分堅強；欲望既為人類的生存的本能沖動，亦是成就大事業的動力。因此，平常一舉一動所體現的思想、感情、意志、欲望，都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們經過加工，可以成為般若智慧，成為大慈大悲，大雄大力，大願大行這種高尚的、純粹的、脫離低級趣味的佛菩薩精神。作為佛圓滿自性的真如，就在日常生活之中，禪宗曹源寺滴水和尚一則公案說：曹源一滴水，七十余年受用不盡，明真法師也說：「不知什麼時候起，真如竟然變成了一個名詞，變成了一個神聖不可思議的實體，被講得十分深奧，十分微妙，忘記了真如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侈談靈感，競夸瑞應，使佛法蒙上了污垢，喪失了生命力。」他重視教育初機從日常生活中認取佛法，學習佛法，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受作、他說：「務必使初機通過自覺，能在日常生活中認取佛法，享用佛法，心情更舒暢，生活愉快，工作和生活更能干勁僧增，對人民的貢獻更大。不然，又何必學習佛法？使佛法不即是智慧，不即是安樂，在人類行將跨入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又何貴于這樣的佛法？又何貴有這樣的佛弟子？」 　　正是基于眾生與佛、福業與慧業，平常心與道、世間與出世間的不二而一，明老的經世佛學沒有書齋氣息，沒有「本本」味道，而是富于「時代氣息」、「生活氣息」、他認為「本本」上的佛學，即使是佛祖親授，亦畢竟竟只能是『示月之指』，並非『月』本身。如不能聯系實際學習佛學，從有收穫，也只能是不能充飢的畫餅而已。他的佛學不是「畫餅」，而是在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在實際生活中受用不盡的禪悅和法樂。 　　(二)經世佛學重在救治時代精神病 　　明老佛學思想是在實際生活中享用的般若智慧，其最大受用，是在治療「時代精神病」。 　　「時代精神病」，是明老對當今精神失落、精神污染現象的形象概括。他說：「時代是不斷前進的。在前進中還有不少的曲折和困難，還有不少的迷茫和痛苦，矛盾重重，指不勝屈：戰火已在人類身上燃燒，核威脅、核毀滅的陰云籠罩著世界……當前人類在自己創造的險惡環境中，幾乎束手地策，以至許許多多的人，形成消極悲觀的情緒，無可奈何地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裁軍的聲浪越高，擴軍備戰的勢頭愈加惡性膨脹，這是今天人類所面臨的現實。我實無以名之，姑名之曰時代精神病」這種在科技高度發達、物質生活大為豐富條件下人類對自己所制造的險惡環境(生態失衡、戰爭核威脅)消極悲觀，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就叫做「時代精神病」。 　　「時代精神病」的一個重要根源在于沒有正確的思想作指導。本來，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科技發展，物質文明程度提高，應該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大大造福人類的。其實二者並不完全同步。離開正確思想的指導，現代科技、物質文明不僅不能造福人類，反而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明老說：「人的精神，實實在在是不隨形骸而俱朽的。……我們對這種微妙的精神研究跟不上去，沒有正確的思想作指導，物質研究的成果，是將造福于人類，還是將成為人類的災難？這就很難說了。」很顯然，核反應可以發電，造福于人類，也可以用于發動戰爭，給人類帶來災難；治性病的特效藥，可以使性病得到一定的控制，然而許多人卻因為有恃無恐，使性病由過去的四種增加到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二十多種。專家們甚至預測：一旦艾滋病特效藥問世，艾滋病的流行必將加速。這不是典型的「時代精神病」嗎？ 　　對治這種時代精神病，離開物質文明建設固然不行。明老說：「肉體與精神，關系密切，不可分別。」「物質之所在，亦即精神之所在。」但根本必須提高人類的精神生活。明老說：「在這種污染的國際氣氛中，深信只有提高人類的精神生活，總是救治時代精神病的靈丹。」他對救治「時代精神病」開了幾付處方： 　　１、「五蘊皆空」——以緣生自性空對治我執、法執 　　明老說：「『五蘊皆空』這一句簡單的佛語表達的人、我、世界，現象與本質的辯證統一，過去是真理，現在是真理，未來仍是真理。」他認為，「緣生自性空，這是佛學的一條重要原理。」「佛法用空否定了我與法，卻又不願人死在『空』中……日常生活中的一一緣生事物上本自具有圓融無礙的空有兩個側面。……把這兩個問題解決了，就把握了打開佛法寶藏的鑰匙了。」這雖非獨創，但他們劇「緣生自性空」的根本原理，密切結合世人的日常生活，對「法執」、「我執」、尤其是「我執」進行了透徹的剖析，認為：諸法都是相互依存的，不斷運動變化的，執著諸法以為孤立存在、靜止不變的實有自體，就是法執；以為「我」在日常生活中能主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環境，迷信主宰作用，迷信自由意志，就是我執：二者都是錯誤的。他對于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夫之)《相宗絡索》中「一刀斬斷末那為擒王破竹之元功」尤其作了深入的闡發。他指出：「緣生事物，當體即家，當體即無生，當體即無自體，是用不著什麼神造的，也用不著什麼本體演化的。」不僅把頓悟與漸悟，惟識宗與神宗、小乘與大乘融通起來，而且有利于糾正世俗對佛教「有神論」的偏見。 　　２、「以身非是我」——對治貪、嗔、癡 　　人生活在世上，是不能沒有個人利益的。但是，浸淫于個人利益之中，且惡性膨脹，卻造成了世間多少悲慘、荒唐的惡果。所謂時代精神病，無非是在新時代條件下極度膨脹的貪、嗔、痴而已。明老說：「佛書上皆稱財、色、名、食、睡為五欲。」認為「欲」與人生密切相聯，在現實生活中是極其複雜，很有力量的。佛教強調無生、無我，也就是寡欲。欲與善惡密切的相聯。「佛學視欲雖非善法，實亦非煩惱法，而認為它是中性的，可善可惡的。無欲，也許就沒有崇高的願望、偉大的理想了。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為了維護國人、天下人的生存，往往毫不躊躇，慷慨地獻出自己的生命，求仁得仁，了無雜質，這是人類生活中的一種特異生活，是精神界的高度升華。」明老不主張對世人的欲望加以禁止，而是主張對欲望加以分析、調御、疏導。他說：「欲，希望為性，欲在人類生活中雜質最多，是很不容易對付的，特別是欲生。欲生，大概是生物共同的特徵，人亦不能獨異。人之所以異于其他生物的，或許是能欲生的高尚情趣，欲生的尊嚴與價值，生在人身上，無時無地不在顯示其威力。」他著重指出對欲加以引導的必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把思想認識擺在第一位，……對情、欲、意加以適當的調節和疏導，必須如此，總能心情舒暢，生活愉快。如果感到用事，欲望橫出，喪失了理智，有如脫韁野馬，小之必自尋苦惱，大之是會禍世害人的。」試看今日世界，什麼「性解放」、「艾滋病」，用硫酸毀面容，用電腦盜竊巨款，殺人越貨、吸毒、嫖、賭等，不正是人欲橫流，如脫韁野馬，禍及天下的「時代精神病」的寫照嗎？不正是貪、嗔、癡所致嗎？ 　　貪、嗔、痴無非是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成是「我」的。對此，明老進一步剖析說：身既是「我」，又是你、他；既是我們，又是你們、他們。身既與「我」相聯系，又非是我。身和世界萬法一樣，都是在過去、現在、未來中不斷流動的，既不能執身為「我」，又不能把「我」看成是永恆不變的，。他說：「(王船山)先生在《相宗絡索》中點出『末那執八識一段靈光之體相為自內我』，是『流轉生死的禍根』，必須『一刀斬斷』。是意書中累見，實《相宗絡索》內的關鍵問題。為什麼？因為第六意識，是以末那為根而生起的，吸取了末那毒液，于是就固執身即是我，與我貪、我慢、我嗔、我痴相應，觸處形矛盾，自苦苦人。不擒賊擒王，對末那迷執，斬草除根，是不能根本解決人生問題的。」般出把第七末那識作為污染真如自性、生起思想、感情、意志、欲望等「我執」的禍根，認為相宗顯標漸教，密示頓宗，是惟識秘密法門，確在卓見，明老為獨具慧眼，認為此是《相宗絡索》的關鍵問題。的確，對于「我」的執著，污染真如本性，起種種貪、嗔、癡，造種種惡業，其根本即在第七末那識，也就是染污識。人們之所以把屬于你、我、他之身執為「我」，把名相執為實相，惟一已之利益是圖，陷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就在于末那識對真如本性的污染，執著。人們對世間萬法采取形而上學的絕對化的思想方法，明明身非是我，卻執為我；明明五蘊皆空，卻執為實；明明名利、地位都是相對的，卻以為是絕對的，死死抓住不放。欲海難填，最後在現實面前難免碰得頭破血流，甚至自我毀滅，陷入生死輪迴之中，永無了期。所以明老反復說：「第七末那識，執第八見分為自內我，則是迷，則將流轉五趣生死。悟得此末那為第八流轉根本，一刀斬斷，即將證得菩提涅槃。」這就為後學的修證指點了迷津。 　　３、轉識成智——以提高理智的質量，淨化心靈 　　明老對惟識宗很有研究，從１９２９年(二十三歲)起即究心惟識之學，十六年後，在南岳佛學研究社，先後講過《成惟識論》１９４７年在《海潮音》發表過有關惟識學的學術講演稿。他在《精神的試析之二》中說：「之所以獨尊識為心王，是要人們把思想認識擺在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位，通過對客觀事物的不斷觀察研究，能夠逐漸把認識磨冶成智慧，成為清醒明徹的認識。……佛教最終目的，就是要轉識成智。不能轉智，是無法轉染成淨、轉凡成聖的。人類的精神生活既然有理智，也有感情、有欲望，如何不斷提高理智的質量，使之對情欲具有調御、疏導的能力，發揮自他俱利的正常作用，不致泛濫成災，自苦苦人，這應該是人類今後共同努力的一個方向。」明老認為識為心王，既尊識為「王」，就要把「理智」、般若智慧放在認識的主導地位，以此調御感情、欲望、意志，轉染成淨，轉凡成聖。實際上這也是強調對人的自我認識能力的改造和主體精神的高揚。明老說：「般山先生所撰《相宗絡索》，是在揭示人類的精神改造，不隨時間以俱朽的。書中重點，在策勵學者對自我進行徹底的改造。」明老以佛法作為鑄造人們靈魂、淨化心靈、拯救世道的靈丹來享用。他說：「今天人類存在的一切尖銳矛盾，莫不與彼制造者精神狀態有關。治愈精神空虛、精神污染，建設精神文明，提高人類的精神生活——擺在人類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明白人類的精神是什麼？」這就是說，心病靠心來治，治愈時代精神病，固態了不開物質文明建設，但根治之方，還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還是靠提升人的精神。這是很有見地的，也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三)禪史研究別出新解 　　明老對禪宗史的研究論文雖不多見，但從其晚年對《禪源諸詮集都序》研究的遺作看，其學風嚴謹，充滿著禪者獨抒性靈、別出新解的活潑精神，給後學留下一分禪史研究的寶貴遺產，雖然其研究結論不是人們都能接受的，但其精神確實令人欽佩。 　　明老的遺作《〈禪源諸詮原都序〉是屬于禪宗的書嗎？》是應中華書局之約，在注釋《都序》過程中寫的一篇論文。其主旨是「《都序》以教證禪，是作者(宗密)想用此作為手段，把馬祖、石頭這兩個禪宗流派納入教的軌道，而思有以制約的。」「《都序》『以教證禪』，想把禪宗納入教的軌道，這是在扼殺禪宗，改變禪宗的性質。」這個觀點不僅新穎，而且有點驚世駭俗，其根據是：１、真性是禪之本源，真性與禪的關系，是源與流的關系，宗密攻擊「今時有但目真性為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批判的理由近于荒謬。」２、禪宗語錄上的文字，與經論上的文字，風格迥異，是無法合，也不必合的，而宗密借助「以教證禪」，想把馬祖、石頭兩個禪宗流派納入教的軌道，或能有所制約。３、從歷史背景看，宗密之時，禪門五家先後登上歷史舞台，禪教矛盾十分尖銳，宗密已為朝野尊仰，對上述禪宗兩大流派如不心悅誠服，必然會引起反感，欲有所攝服。４、宗密心胸狹隘，以自家宗習的荷澤禪作為分別得失的標準，「難得其旨」，且前後自相矛盾。 　　明老對上述論點未及作深入的探討和考證，但給人們提出了如何會通禪宗真性與教禪，如何全面評價密的功過、得失，如何評價道一、石頭禪系及宗密的態度等重要的問題，是富于開拓性，啟發性的。 　　繼明老之後，今人方廣錩先生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對《禪源緒詮集都序》及其它敦煌文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贊同裴休關于宗密「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本末相扶，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提出整理、恢復、研究宗密所編《禪藏》的重要課題，並指出宗密編輯《禪藏》的指導思想是「擺定各派的相互位置，調和它們的相互關系，」《禪藏》之所以亡佚，是亡佚于兩宋戰亂，也與它「不見容于傳統的禪宗觀點」有關。這最後一點與明真法師懷疑《都序》非禪宗之書的結論是相一致的，但比明老的研究更深入，涉及內容更廣泛，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注目。 　　明老對宗密的研究別具新解，但並未全盤否定宗密的貢獻。他「發現《都序》還有精華」，認為宗密所說「達摩所默傳的，不是名，而是體」的結論值得肯定，達摩傳的是什麼。這「是中國佛學研究的新課題，值得珍視的。」認為宗密「從十個不同的側面，辯析性宗、空宗的同異，這也是中國佛學界應該認真研究的一個課題。」肯定宗密的「高僧」形象至今並未泯滅，這都是實事求是的。 　　明老在禪宗研究中，還闡述了「禪宗在生活中了生死」這一可貴精神，他認為禪宗並不否認次第禪(即外道禪、凡夫禪、小乘禪、大乘禪)，「而是徹見絕對即在相對之中，無差別即在差別之中，最上乘禪即在次第禪之中，不于日常生活外別求佛法，此禪宗之可貴也，此禪宗之所以為禪宗也。」「離開日常生活，去別求佛法，即使求得了，也是醫眼空也，也是不藏龍的死水。」他肯定中國禪宗「是從繁瑣的佛教哲學，僵化的宗教儀式中沖殺出來的生力軍，今天還有她的生命力。」這些論述，都體現了禪者不墨守成規，敢于沖破傳統束縛，生動活潑的創新精神，充滿著般若智慧。 　　明真法師的弟子中，著名的有道安、道屏、暮茄、妙談、靈根、戒圓(１９２６－１９９５)、惟正、李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