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近代傳承 一、圓瑛禪淨兼弘

第十四章  　　進入近現代後，中國佛教神日漸衰微，但傳承不斷，法脈綿延、敬安、圓瑛、太虛、虛云、來果、明真、印順等一批高僧、大德主持佛法，長者、居士大力扶持，光大宗門，頗有建樹。

　　一、圓瑛禪淨兼弘 　　圓瑛(１８７８－１９５３)為中國近代禪門高僧。他宗說兼通，台賢並弘，精研《楞嚴》，禪淨雙修，歸宿「三求」，愛國愛教，弘法度生，為中國佛教事業作出卓越貢獻。 　　圓瑛，俗姓吳，法名宏悟，號韜光、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縣人。父名元云，母親闕氏。因禱于觀音菩薩有感，于清光緒四年(１８７８)生。幼失怙時，由叔父詩瑛扶養，五房一嗣，備受慈愛。年稍長，感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叔父不許。１８９３年投考本縣秀才，次年中取，名列前茅。１８９５年秋(十九歲)大病一場，病愈投福州鼓山湧泉寺，禮莆田梅峰寺增西上人為師，剃度出家。次年，到湧泉寺依妙蓮和尚受具足戒，後到大雪峰崇聖寺謁達本禪師，充當鈑頭菜頭，茹苦含辛，清修梵行。 　　二十一歲，圓瑛回到常州天寧寺，依治開老和尚參究禪宗心法，四年中獲益良多，繼往寧波天童寺依敬安禪師習禪定，前後六年，兩次現悟境。其間還隨道階、諦閑、祖印、慧明諸師學天台教觀。１９０６年拜寧波七塔寺慈運和尚，親受法印，為臨濟寺四十世，法名宏悟；後又到福州雪峰達木老和尚處再受法印，傳曹洞宗第四十六世，法名今悟。１９０７年(二十九歲)太虛法師在天童寺聽道階法師講《法華經》，深受道階法師重視，許為法器，圓瑛也與太虛在御書棲結為盟兄，還結交了會泉、轉道法師，次年回閩，在湧泉寺開座講經，聲譽日隆，１９０９年主持寧波接待寺，創佛教講習所，１９１１年參加敬安等聯合十七省僧侶在上海成立的中國佛教總會，任總會參議長。１９１７年當選為寧波佛教會會長，創辦僧民學校及寧波佛教孤兒院，１９２０年在北京講《楞嚴經》、《法華經》，參與組織佛教賑災會，救濟災民無數。１９２２年到南洋弘法，在新加坡、檳榔嶼等處講經，在轉道法師興建的普覺寺講《大乘起信論》。１９２３年秋回泉州重修開元寺。１９２５年在寺中辦開元慈兒院，任院長，收養孤兒二百多人。１９２６年重渡南洋募慈兒院基金。 　　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０年，全國多次發生侵奪廟產「興學」風潮，圓瑛、太虛、諦閑法師及王一亭、謝鑄陳、黃懺華諸居士，發起成立中國佛教會(以圓瑛為會長)，向政府請願，全國佛教團體通電呼應，終使事端平息。「九一八」事變，東山省淪陷，他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１９２３年冬，天童寺失火，圓瑛親自募化，三年後得以重建，較前更加莊嚴。１９３５年在上海建圓明講堂。同年辭天童寺方丈職，任鼓山湧泉寺住持。盧溝橋事變爆發，即投入抗戰救亡行列，組織僧侶救護隊。同年１１月率徒明暘法師赴新加坡、吉隆卻、檳榔嶼、怡保、馬六甲募款。至１９３９年止，募到巨款，陸續匯去救難賑災。九月初一在圓明講堂突遭日本憲兵隊拘捕，被關押南京，雖遭嚴刑審訊，仍義正詞嚴據理申辯，開展絕食斗爭，表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九月廿八日出獄，閉門謝客，從事著述。撰《勸修念佛法門》、《發菩提心文講義》、《阿彌陀經要解講義》、《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楞嚴綱要》等書。１９４３年，到北平、天津講經。１９４５年，創新圓明楞嚴專宗學院，任院長，親自主講《楞嚴》經義。１９４９年後堅持留上海弘法。１９５３年代表中國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並出席中國佛教協會壽備會議，被推為第一任會長。後南返天童寺療養，不久即逝世，終年七十六歲僧借五十七年。一生著作甚多，有《大乘起信論講義》、《楞嚴經講義》、《圓覺經講義》、《金剛經講義》、《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等二十種，門人輯為《圓瑛法匯》行世。 　　圓瑛禪學思想主要有三個特點： 　　第一、精研《楞嚴》，修禪悟道。圓瑛于１９０５年(二十七歲)在天童寺禪悟後，繼續修習佛法。他在通智處聽講《楞嚴》，至七十四歲《楞嚴講義》告峻，可以說是以畢生精力精研《楞嚴》。《楞嚴經》是諸佛心宗、群經秘藏。圓瑛初聽《楞嚴》，深感此經是「末世津梁，禪門關鑰」，即作為參禪悟道的鑰匙，指引眾生解脫的南針。１９４１５年他在上海圓明講堂開辦楞嚴專宗學院時，更明確地說： 　　「夫《楞嚴經》者，諸佛之心宗，群經之秘藏，眾生之大本，萬法之根源，……由是二番破識，撤去大定之障礙；十番顯見，指明菩提之正因。會四科惟是本真，融七大無非藏性。……安住楞嚴大定，萬行繁興；趣向薩波若海，二嚴克備。原始要終，不離最初方便；從因尅果，疾成無上菩提。一大藏教，孰有過于此經者哉！」 他把《楞嚴經》看做開示修禪、耳根圓通、破除五蘊魔障等禪法的根本經典，四十余年精研不轟，雖然法務繁忙，仍時時參究，遇到經中不理解的問題，就寫一張紙條，黏貼于座前的牆壁上，反覆琢磨，一旦領悟，再三定實，總把紙條撕下，牆上的紙條由少而多，又由多而少，直至「一房疑義，扯盡無余」，因用功過度，三次吐血，仍精進不止。研究此經竟達十載，講此經達十三次，可見他用心之良苦。他講說《楞嚴經》，被天台宗尊宿諦閑稱為「海內獨步」，被尊為「楞嚴座主」，從１９０９年在鼓山開講《護法論》始，至１９５２年底(七十五歲)在玉佛寺講《楞嚴經》止，講經說法四十三年，所講以《楞嚴經》為主的各種經論二十余種，直至六十三歲始出《楞嚴綱要》一卷，六十八歲始著《楞嚴綱要》二十四卷，七十五歲告峻，可見其著述之嚴謹。他所創辦的楞嚴專宗學院，即以《楞嚴》為正課，以《圓覺經》、《大乘起信論》，台賢教義、惟識等為助課，聽講的除本院為僧外，四眾弟子絡繹不絕。 　　禪宗之根本精髓，在于教人開佛知見，明心見性，頓悟心源。對此，圓瑛《首楞嚴經講義》點明： 　　佛之知見，乃眾生本具六根之中不生不滅性。 　　根性，即是佛性。此性常在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在舌曰嘗，在身曰覺，在意曰知。 這種關于六根之性即佛性的「根性」說，是繼北魏地論師佛性當果而現的「當常說」、佛性現成的「現常」說以及吉藏《三論玄義》論佛性十二家之說以來的新貢獻。他論「參禪以修止觀為下手，止觀功深，而得定慧。」「參時，即用本覺理體，起一段始覺智光，照著那一個話頭。」「教人看一句話頭，截斷意識不行，令見清淨本然之心性。」可見，圓瑛的禪學思想既是繼承宋大慧宗杲以來「看話禪」的傳統，又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和直接證悟。 　　第二、禪淨兼修，一吼三求。圓瑛自出家受具以來，學律、持戒、參禪、研究台、賢、法相、三論、密宗真言，無不涉及。１９１３年(三十六歲)閱永明延壽、蓮池蕅益大師著作，又歸心淨土。他教宗兼弘，側重禪淨，歸心土。１９５２年在回顧生平修禪歷程時誦偈曰： 　　禪淨雙修四十年，了知淨土即深禪。 　　有人問我其中意，云在青山月在天。 這是對永明延壽「會通禪教」傳統的繼承和發揚。１９３４年，他在上海圓明講堂設「圓明蓮池念佛會」，由其徒明暘助師弘法，常年組織四眾念佛。圓瑛把自己駐錫的道場命名為「三求堂」，自號「三求堂主人」，即以「求福、求慧、求生淨土」為宗旨，最後則「一心念佛，求生淨土」，並囑咐弟子們「以三求為正確修持方針」，為真正學佛宗旨。１９５３年農歷八月十二日臨終時，也在自己淨念相續和大眾念佛聲中安祥往生。 　　圓瑛融通禪淨，對禪宗、淨土法門都有深刻的解悟和實踐。他認為禪淨雖有二名，其實歸元無二，都是針對不同根機而施設的不同法門，不可厚此薄彼。他說： 　　禪宗是「接上根者流，是圓頓修持之法，稱為最上一乘，中下根人，未足以語此。」 　　淨宗不論智愚老少，教人但持一句佛號，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以念止念，心中惟有佛，佛外更無心，念到事一心不亂，即得往生。 他既肯定禪宗與淨土的區別：有獨被上根與適應中下根之分，有依仗自力、願力、淨行之力與依仗自力、他力(彌陀願力)之別；有能否帶業往生之異等，又認為禪淨二者可以兼弘，念佛到達極致，則與禪悟無異，他說： 　　若論高深，則禪宗單刀直入，固推圓頓，而淨宗達理之士，未必或遜。古德云：「忽然起念念彌陀，平時無風自作波，有念消歸無念處，豈知無念亦為多。」此則有無雙遣，一性圓明，與禪宗圓照清淨覺相，無以異也。 　　圓瑛不僅圓融禪淨，而且對「四種念佛」(實相念佛、觀想念佛、觀像念佛、持名念佛)的第一種——實相念佛尤為推崇。他說： 　　實相念佛，依實相理，念法身佛。法身清淨，猶若虛空，遍一切處，無相可得，本無能念之心相，亦無所念之佛相，能所雙忘，心佛不二，即心是佛，即佛是心，若念實相佛，則無念而念，念即無念，一心不亂，湛然常住，是為理念。 　　他的禪淨雙修，實際上是把禪修融進淨土，也可以說是守定一句阿彌陀的話頭來參禪，是禪師們修禪時繋心于佛的一種方法，這是繼承四祖道信繋心一佛，專稱名字的「一行三昧」的修持理論，並在近代中國人心根器日下的情況下的發明創造。 　　第三、拔苦與樂，解行並重，禪宗發展到近代，禪僧的修行往往不單是參禪打坐，深究佛典，而是寓禪修于日常生活之中，圓瑛主張像印光大師一樣，「從平常日用做起，家庭社會上做起。佛法世法，融成一氣，誠為末世津梁，昏衢寶炬、立功，立德、立言，垂之不朽，」無論是非曲直雪峰寺當飯頭、菜頭，還是寧波辦佛教工廠、農林場、普益學校、佛教孤兒院，泉州開元慈兒院，也不論是華北十六省救災，還是與侵奪廟產「興學」風潮抗爭，他都以弘法利生作佛事，處處作道場。１９３０年他主持六朝古剎寧波天童寺，僧眾逾千，冬參夏講，冬季傳授三壇大戒，定為常規；他還宣布「十二不」的規約，即不貪名、不圖利、不營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強、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責、不徇情、不背理，　以此作為自己和大從修持的原則，重振古德道風，１９３１年日寇侵占東北三省，圓瑛立即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並致書日本佛教界，共同譴責、制止日本軍閥的侵略暴行。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在上海組織一百多人的「僧侶救護隊」，赴戰地救護傷兵、難民。據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１９３８年報告記載：「淞滬一戰共救護傷兵和災民８２７３人。」為了配合救護隊工作，中國佛教會和上海佛教界還在滬成立難民收容院和醫院，收容難民三千多人，傷兵數百。為籌集救護、醫療、收容經費，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圓瑛帶弟子明暘赴南洋募款，宣傳救國大義，回國後雖遭日本憲兵逮捕，但奮斗不止，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出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號召世界佛教徒以同體大悲精神參加國際和平運動，把救苦救難、反抗侵略、維護世界和平作為佛事。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是圓瑛寓禪修于利生事業之中，解行相應精神的生動體現，也是他充分發揚禪宗濟世利民之大乘佛教精神，贏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緣因所在。 　　圓瑛之徒甚多，有白聖、明暘、明瑞、明如、明哲、雪相、無礙、定持、密顯等。明暘法師(現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上海市佛協會長)亦傳法多人，如開證、源靈、今聰、靈巖、心慈(尼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