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臨濟法門(二)——黃龍宗派 二、淵源和背景

二、淵源和背景

　　慧南禪學思想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文化背景的，它既是自六祖以來禪宗發展變化的合理延伸，更是慧南所處時代政治思想的文化大環境促成的結果。 　　佛教自傳入中國以來，便沿著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既相互沖突、相互競爭、又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路線而發展，且佛教與儒、佛、道三家融匯後的產物，只是早期禪宗這種融彙不夠明顯罷了。北宋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混亂局面之後，實行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國家利益、君主權威，至高無上，壓倒一切，這是宋朝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觀念前提和思想基礎。趙宋王朝實行科舉考試制度，儒家依然是治世的正統思想，與此同時，佛、道二教被視為「有裨政治」而得到保護，與儒家思想共同生存于社會。正是這種特殊的生存環境，使三教融合成為當時思想政治領域的一種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當然，由于儒、佛、道三家不同的本位立場，三教融匯的具體方式和內容是不盡相同的。儒家是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始終不失其支撐朝政的正統地位(太祖之時崇尚法治，儒學正統不甚鞏固。隨著科舉的推進，這種正統地位便很快確立)，所以儒家往往凌駕于諸子百家之上，對佛、道二家，表面上采取一種不甚熱情的態度——真宗對二家的倡導算是最得力者，也不過認為「釋道二門，有補世教」，「二門」依然處于世教的「補充」地位，多數情況下，儒家對佛道采取排斥的態度。其中如孫複著《儒辱》、石介作《怪說》、李靚作《潛書》、歐陽修著《本論》都是代表。南宋理學家，表面上無不詆毀佛教。然而，不管儒家對佛、道二氏的表面態度如何，其融攝二氏思想的實質卻是明顯的，太宗時的邢昺是儒家大家，他曾說：「人若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為害之深也。「然而，他所著的《五經正義》不僅接受了漢代經學家玄學化的成果，而且在思想方式、心性學說等方面進一步靠攏佛道，又如張載曾說「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表示要「盡棄異學」，而張載的思想卻依然是兼融三家的，所以馮蘭先生評論他是欲使人「于人倫日用之中修成儒家的佛。」其他理學家如周敦頤，二程、朱熹等人，無論學風和思想體系，莫不如此。 　　在這樣一種思想潮流之下，佛教當然不可能如漢魏時候那樣與儒、道公然對立，展開爭辯，它也不能對中央集權下的國家至上、君主至尊無動于衷，所以靠攏正統儒家思想，竭力發揮其道德人倫教化的作用，便是佛教惟一可取的生存、發展模式。正因為如此，宋初，永明延壽(９０４－９７５)引儒家倫理道德入佛教規范，並著《萬善同歸集》等，開宋代禪學靠攏儒學之先河，稍後，天台宗山外派僧人智圓(９７６－１０２２)自號「中庸子」，後中庸學說入手、融通二家，倡「以儒修身，　以釋治心」，與慧南同時代的云門僧人契嵩(１００７－１０７２)，更是致力于三教融合學說，主張「儒者，聖人之治民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他的《輔教編》得到仁宗的讚許，准入大藏，廣為流傳，他本人也因此而受對為「明教大師。」 　　慧南的思想，很明顯是宋代禪宗思想發展總趨勢下的一個代表。他對佛法的精勤執著，表明他對現實社會是取誠懇、信任與協調態度的。他那以佛為體、以道為質、以儒為用的思想體系，不僅是佛教自晉宋以來莊學化傾向的合理延伸，更是佛教臣服于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產物，他的二風並扇、二日同明思想，與智圓的修身、治心說，契嵩的治世、治出世觀點，是同一時代背景下的不同學說，其本質意義是相同的。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慧南的禪學最終所要追求的成佛境界，是亦莊亦儒亦佛，非莊非儒非佛，圓融無礙，通達自由的。這即是他所說的于天、天人、于我都「無纖毫所欺」，「通天下之情」，「盡天下之妙」的境界。它給于禪者的最高人生旨趣，是無可無不可，縱橫馳騁，任運隨緣，放曠消遙，既不執著，也不逃避的自在人生，不管這種境界在現實人生可能存在多大的矛盾，它始終是慧南禪學追求的目標，也是他教化學人的理想模型，正因為如此，他不大厭其煩地反復強調： 　　道無疑滯，法本隨緣，事豈強為，蓋不爾而爾。 　　禪者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實非虛。 　　五六七八九，面南看北斗，此中若得玄，縱橫任哮吼。 　　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 　　流水下山非有意，片云歸洞本無心，竹屋茅堂誰是主，月明中夜老猿聲。 　　數聲清罄是非外，一個閒人天地間。 　　由此，我們進一步看出慧南禪學的豐富性和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