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禪院茶禮與日本茶道(張家成)
中國禪院茶禮與日本茶道
張家成
[北京]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第3期
50-53頁
日本茶道源于中國文化，已為學術界所公認。具體而言，有「明庵榮西始祖」說，以天台山為日本茶道的發祥地；有「圓爾辮圓、南浦昭明始祖說」，尊余杭徑山(徑山茶宴)為其起源地。此二說較為普遍。另外還有以中國明代朱權的《茶譜》為茶道的起源，1以及陸羽《茶經》提供了日本茶道精神之原型的說法2等。
一、中國禪院茶禮與徑山茶宴
中國是茶文化的發祥地。據《神農本草經》記載，早在神農氏時就已發現了「荼」(即茶)。不過，是以茶為藥，飲茶成為文化習俗則興起于唐朝，盛行于宋朝。而唐宋以來中國人飲茶習俗的流行與中國佛教文化特別是禪宗的盛行以及陸羽《茶經》一書的寫作和傳播緊密相關。
據唐人封演《封氏聞見記》記載：「唐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3因而飲茶習俗首先在佛門得到普及。與封演同時代、被後世尊奉為「茶聖」的陸羽也是在寺廟里長大，並隱居在寺院附近寫出了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部茶書—《茶經》。《茶經》一書系統地闡述了唐及以前茶的歷史、產地、栽培、制作、煮煎、飲用及器具等，對後世中國茶文化(包括寺院茶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被中日兩國茶人共同尊奉為最高的茶學經典。
由陸羽、常伯熊所倡導的唐代飲茶之風主要流行于上層社會(文人墨客、官場尤其是朝廷)和禪林僧倡之間，並且主要以「茶宴」、「茶禮」形式表現出來。在良辰美景之際，以茶代酒，輔以點心，請客作宴，成為一種清操絕俗的時尚。中唐以後，隨著佛教的進一步中國化和禪宗的盛行，茶與佛教的關系進一步密切。特別是在南方許多寺院，出現了寺寺種茶、無僧不嗜茶的禪林風尚。而茶宴、茶禮在僧侶生活中的地位也日漸提高，飲茶甚至被列入禪門清規，被制度化。到了宋代，隨著種茶區域的日益擴大，制茶方法的創新，飲茶方式也隨之改變，「茶宴」之風在禪林及士林更為流行。其中最負盛名且在中日佛教文化、茶文化交流史上影響最為重要的當推宋代杭州余杭縣徑山寺的「徑山茶宴」。
徑山禪寺創建于唐天寶年間，由法欽禪師開山。南宋時名僧大慧宗杲住持該山，弘傳臨濟楊岐宗法，提倡「看話禪」，由此道法隆盛。南宋嘉定年間被評列為江南禪院「五山十剎」之首，號稱「東南第一禪院」。徑山寺的茶文化歷史悠久。據編于清康熙年間的《余杭縣志》記載；法欽禪師曾手植茶數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岩。徑山茶「色淡味長」，品質優良，特異他產。宋以來還常被用來皇室貢茶和招待高僧及名流。唐陸羽隱居著書之地即為徑山寺附近的苕溪。南宋時都城南遷杭州，宮廷顯貴以及蘇軾、陸游、范成大等名流都曾慕名到徑山寺參佛品茶。宋孝宗皇帝還偕顯仁皇后登臨徑山，改寺名為「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且親書寺額。所題「孝御碑」，歷800年至今殘碑猶存。朝廷也多次假徑山寺舉辦茶宴招待有關人士，進行社交活動。從而使得「徑山茶宴」名揚天下。
二、中日禪僧的往來與茶禮(宴)的東傳
中國的茶和飲茶禮儀是伴隨著中國佛教文化而傳到東鄰日本的。日本學者以為，在日本聖武天皇時代，中國僧人鑑真東渡扶桑，帶去大量藥品，茶即其中之一。這是日本文獻中有關茶的最早記載。4
在宋代，隨著中日禪僧來往的增多，飲茶方法也傳到日本。1168年，日僧明庵榮西(1141 -1215)入宋求法，由明州(今寧波)登天台山。當年，榮西攜天台宗典籍數十部歸國。1187年，榮西再次入宋，登天台山，拜萬年寺虛庵懷敝為師。後隨師遷天童寺，並得虛庵所傳禪法。傳到日本，從而形成日臨濟宗黃龍派法系。榮西在中國的數年時間內，除習禪外，還切身體驗到中國僧人吃茶的風俗和茶的效用，深感有必要在日本推廣，于是帶回天台茶種、天台山制茶技術、飲茶方法及有關茶書，親自在肥前(今佐賀)背振山及博多的聖福寺山內栽培，並以自己的體會和知識為基礎寫成了《吃茶養生記》一書，這是日本最早的茶書。由于該著在日本的廣泛流傳，促使飲茶之風在日本興起，榮西亦被尊為日本的「茶祖」、「日本國的陸羽」。
誠然，榮西來到中國時見過並研究過陸羽《茶經》及眾多的中國茶典籍，其《吃茶養生記》中詳細介紹了茶的形態、功能、栽培、調制和飲用，也談到宋代人的飲茶方法，但據日本當代茶道里千家家元、千利休居士十五世千宗室研究認為，「有關榮西著《喫茶養生記》的意圖可做如下結論：榮西所關心的只是茶在生理上的效能；對于飲茶這一行為所擁有的意義，即關于飲茶行為的思想問題，榮西沒有附上什麼含義。對榮西來說，茶是飲料之茶，除了茶的藥學上的效用外，榮西不抱任何興趣。偶而引用陸羽以及其它的中國文獻時，也是為了明確茶的如上效用。」5另外，日本學者鈴木大拙在其《禪與茶道》6一書及村井康彥在其《茶文化史》7一書中也有類似觀點，茲不贅述。應當說，上述觀點是有道理的。不過，也應看到，正是榮西第一個系統地向日本人介紹了中國茶文化，其《吃茶養生記》一書也被日本史書《吾妻鏡》稱為「讚譽茶德之書」，其對于後世日本茶道的形成和流行功不可沒。
榮西之後，曾為榮西之弟子的禪僧希玄道元(1200-1253)于日貞應二年(1223) 與榮西另一弟子明全相伴入宋。道元在寧波阿育王寺、余杭徑山寺習禪後，入天童寺師事曹洞宗13代祖如淨禪師，受曹洞禪法而歸，在日本建永平寺、興聖寺等禪寺，倡曹洞宗風。道元還依《禪院清規》制訂出《永平清規》，作為日本禪寺的禮儀規式，其中就有多處關于寺院茶禮的規定。如「新命辭眾上堂茶湯」、「受請人辭眾升座茶湯」、「堂司特為新舊侍者茶湯」、「方丈特為新首座茶」、「方丈特為新掛搭茶」等等，皆有詳細的規定。8道元的《永平清規》是最早記載日本禪院中行茶禮儀的日本典籍。其對于日鐮倉幕府時期寺院茶的普及從而對日本茶道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不過，道元雖到過徑山寺，但他所從學的是與徑山宗杲所倡「看話禪」相對立的曹洞宗的「默照禪」，可以判斷，他對徑山茶宴特別是行茶禮儀中的茶具和室內布置重視不夠。真正將徑山茶宴移入日本，從而使日本禪院茶禮完整化、規范化的是道元之後的日僧圓爾辨圓(1201-1280)、南浦昭明(1236-1308)和徑山寺僧蘭溪道隆、無學祖元。
1235年，圓爾辨圓(溢號聖一國師)因慕南宋禪風入中土求法，在余杭徑山寺從無准師范等習禪3年，于1241年嗣法而歸，並帶去了《禪院清規》1卷、錫鼓、徑山茶種和飲茶方法。圓爾辨圓將茶種栽培于其故鄉，生產出日本碾茶(末茶)，他還創建了東福寺，並開創了日臨濟宗東福寺派法系。他還依《禪院清規》制訂出《東福寺清規》，將茶禮列為禪僧日常生活中必須遵守的行儀作法。其後徑山寺僧、曾與圓爾辨圓為同門師兄弟的蘭溪道隆、無學祖元也先後赴日弘教，與圓爾辨圓互為呼應。在日本禪院中大量移植宋法，使宋代禪風廣為流布，禪院茶禮特別是徑山茶宴即其中之一。
南宋開慶元年(1259)，在日的蘭溪道隆門下弟子日僧南浦昭明(諡號元通大應 國師)入宋求法，在杭州淨慈寺拜虛堂智愚為師。後虛堂奉詔住持徑山法席，昭明亦跡隨至徑山續學，並于咸淳三年(1267)辭山歸國，帶回中國茶典籍多部及徑山茶宴用的茶檯子及茶道器具多種，從而將徑山茶宴暨中國禪院茶禮系統地傳入日本。
三、「融合和漢」與日本茶道的形成
日本鐮倉時代(約12世紀末至14世紀)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最頻繁的時期之 一。榮西自宋歸國後，為幕府將軍源實朝「勸茶」療疾，促使幕府當政更加醉心于宋朝的禪法和茶文化，多次派遣使節(僧人)入中土求法，剪延請中國禪師赴日傳法；同時中國禪僧東渡「游行化導」者亦日眾，出現了繼唐代日本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學問僧之後，兩國文化交流的新局面。除佛教典籍外，中國禪院茶禮、民間的飲茶風俗(如「斗茶」)、茶種、茶具以及大量的被稱為唐物的中國繪畫、書法作品及工藝品等也相繼傳入日本，從而帶動了茶禮、茶宴、茶會在日本社會的流行。
正是在鐮倉幕府時期，茶的栽培逐漸由寺院向其他地方普及，而末茶飲法以及茶宴、茶會也開始由僧侶、貴族(武士)階層向民眾推廣。特別是宋代流行的斗茶習俗傳到日本後風行一時。「斗茶」又稱「茗戰」，中國人在斗茶時除品評茶之優劣外，還十分看重水質和茶具。在日本，斗茶會的形式模仿中國禪院茶禮，會場(日本人稱為吃茶亭)陳設以安放名貴唐物為時尚，而斗茶的內容重在競猜茶之產地及品種。斗茶結束後再入酒宴席。斗茶會的流行使得茶在日本已脫離作為藥物和生理必備品之性質，而成為游藝娛樂之物。隨著斗茶會場擺設及酒宴日趨奢華，斗茶的玩法也花樣翻新，甚至藉茶聚會大行賭博之事。這樣的茶會流于玩興而漸失去茶禮原有的意義。但此時，吃茶的主體不再只是貴族和僧侶，而是日本民眾了。
到了日本室叨時期(約14-16世紀)中葉的東山時代，傑出的藝術家能阿彌起 而改革流俗：首先設計出了與書院茶事相宜的書院裝飾，確定了茶室內檯子裝飾的式樣，形成了由日本社會社交性游藝的茶會與禪院茶禮相混合而成的「台子飾茶會」(或稱書院式台子茶湯)，成為邁向現代茶道的第一步。而完成從追求飲茶形式到更進一步追求精神解脫的轉變者是禪僧村田珠光(1422-1502) 。
村田珠光曾為能阿彌之花道弟子。他在讀書習禪時常因瞌睡而犯愁，便向醫生請教。醫生囑其吃茶養心。于是他參閱了《茶經》、《茶譜》、《試茶論》、《茶錄》等中國茶書，遂傾心于茶事，並習孔子儒學。後來在奈良大德寺與一休禪師交游和參禪辯道，被告以「茶湯中亦有佛法之委細」○9，並自一休禪師處得到宋圓悟克勤禪師之墨跡(按即「茶禪一味」之字)。由此從禪宗的世界里發現了茶道的最高理想，並根據茶禪一味的的精神對茶室和茶具作了精心的改良：他將書院式的大茶廳改為四疊半小草房，稱「數寄」(日語嗜好于道之意)屋，欣賞品擺設亦由書院飾改為數寄屋飾：將黑漆台改為白木板下裝竹足的台子；以竹子作水筒；舀茶末的杓子也由銀或象牙制改用竹質品；並提倡任何花草均可作裝飾欣賞，此即為「草庵茶」，其中所體現的為「佗茶」精神。(佗，日語原意為古樸典雅)。村田珠光還將自己的茶道觀凝聚在一篇被稱為《心之文》的短文中，並作為祕傳書傳給了其弟子。文中提到：「此道(即茶道)之一大重點是溶合和漢之界線，甚重要，應注意也。」○10「溶合和漢之界」是指在茶事和茶具上要協調使用和式(日本式)與漢式(中國式)，禁止只重唐式茶具和習俗的風流茶會。由此產生了在中國和日本都不曾有的茶道論：雅趣茶，其以謹、敬、清、寂為精神必備。日本茶道的規式由此定型。
村田珠光之後，禪僧武野紹鷗(1503－1555)繼承並發揚了珠光流茶道的草庵茶，並深化了茶道中的佗茶理念，在珠光流莊重的茶道中加入了藝術要素，從而使茶道在日本室町末期日漸隆盛，廣為流布。此後千利休(1522 -1591)則繼承紹鷗的業績，綜合書院茶道與草庵茶，並進行了一系列改良，使其進一步日本化。千利休將茶道的第一理念即佗茶精神總結為和、敬、清、寂四規，且須由茶室、庭院及茶道具作為基本要素來貫通和體現之。從此，由中國傳入的禪院茶禮(宴)暨宋代的飲茶方法轉變為純粹日本式的茶道。而千利休的茶道亦由其子孫世襲相傳，成為日本千家正統茶道延傳至今。
注釋
1、郭雅敏：《中國茶道縱論》，載《茶文化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 2、彭華：《陸羽茶經和日本茶道》，載《茶文化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 3、[日]千宗室：《與日本茶道的歷史意義》，蕭豔華譯，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 4、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叢書集成(初編本)。 5、[日]樋口清之：《日本人與日本傳統文化》，王彥、陳俊傑譯，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11頁。 6、[日]千宗室：《茶經與日本茶道的歷史意義》，蕭豔華譯，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83頁。 7、〔日〕鈴木大拙：《禪與茶道》，沈迪中選譯，載《佛教與東方藝術》，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851頁。 8、[日〕村井康彥：《茶文化史》，岩波書店，1979年，第79頁。 9、見〔日〕千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