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佛教與中國茶文化(劉彥波)
論佛教與中國茶文化
劉彥波
[荊州]荊州師專學報，1998年第1期
76-79頁
摘 要 文章通過對中國佛教茶文化形成過程的歷史考察，揭示佛教與中國茶及茶文化的內在聯系，分析佛教對中國茶文化所作的重要貢獻。 關鍵詞 佛教 佛教茶文化 中國茶文化
佛教發源于印度，後經長期發展，才逐步構築起龐大複雜的唯心主義宗教體系，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茶的故鄉在中國，約在南北朝時期始向外傳播。如今，茶已香飄世界，味布五洲，成為世界三大飲料(茶、咖啡、可可)之一。在中外文化關系研究日益受到重視、中國改革開放與世界各國經貿關系日趨緊密、商戰方酣的今天，進一步探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與世界三大飲料之一的茶葉有什麼聯系，為什麼會有聯系，聯系的結果怎樣等問題，將不僅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工作，而且是一個深具現實意義的工作。
中國茶文化是指茶藝、茶道、茶的禮儀、精神以及在各階層人民中的表現和與茶相關的眾多文化現象。它不是單純的物質文化，也不是單純的精神文化，而是二者巧妙的結合，即中介文化。同時，它又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並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變換著自己的內容。本文擬通過中國佛教茶文化形成過程的歷史考察，揭示佛教與中國茶及茶文化的內在聯系，分析佛教對中國茶文化所作的重要貢獻。
一、「養生」、「清思助談」，佛與茶開始結緣
西漢末年，佛教開始傳入中國。由于佛教教義與僧侶活動的需要，佛教很快就與茶葉結下了緣分。佛教的重要活動之一就是僧人坐禪修行，「過午不食」，不能飲酒，戒葷食素，以求清心寡欲與超脫。同時要求做到：「跏趺而坐，頭正背直，不動不搖，不委不倚。」這就需要一種既符合佛教規戒，又能消除坐禪引起的疲勞和補充因「過午不食」而缺乏的營養物質，以解決其矛盾。茶葉中的各種豐富的營養成分，提神生津的藥理功能，自然使其成為僧侶們最理想的飲料。中國是世界茶葉的故鄉，產茶、飲茶歷史十分悠久。相傳4000多年前，「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這說明茶的最初功能是藥用療病。《神農本草》說：「茶葉苦，飲之使人益思，少臥，輕身，明目。」東漢名醫華佗在《食論》中也說：「苦茶久食，益意思。」世界茶壇宗師，我國唐代茶葉科學家陸羽在《茶經》中對茶的性能與功能作了高度概括，指出：「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有「解渴生津、止痛去煩、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宜于精行儉德之人」。僧侶畢生修行以求功德圓滿，自然屬于「精行儉德之人」，故最適宜于飲茶。以後，宋元明清各代對茶有益于人體健康均有許多論述，「飲茶養生之術」由此逐漸形成。可見，飲茶是最符合佛教道德觀念的。茶的「養生」、「清思助談」之功效遂成為佛與茶結緣的最初與最佳媒介。
不過，在漢代，中國人飲茶尚不普遍。茶僅是皇家、貴族及士大夫的一種高雅消遣。加之，初入中國的佛教，因語言文字的障礙及中外文化的巨大差異，一下子難以為中國人理解、吸收，以為佛教只是與道教、神仙等差不多的東西。佛教作為外來文化也樂得中國人如此誤解以利傳播。但漢代佛教對中國影響不大，與尚未普及的飲茶也就更談不上有何關聯了。
佛教坐禪飲茶，有明確文字記載，可追溯到晉代。是時，清談之風盛行，玄學占上風，佛教便與玄學攀關系，相表里。一些人把佛學與老莊比附教義，甚至把一些名僧與竹林七賢之類相比。為布道，僧侶們樂與道士、文人名流相交往。因道士、文人皆愛喝茶，清談家也愛喝茶，于是僧侶們也開始飲茶。東晉懷信和尚在《釋門自竟錄》中說「跣足清談，袒胸諧謔，居不愁寒暑，喚童喚僕，要水要茶。」這是我國僧人飲茶的最早記載。又據《晉書•藝術傳》載，東晉敦煌人單道開在後趙都城鄴城(今河北臨漳)昭德寺修行時，室內坐禪，不畏寒暑，晝夜不眠，誦經40多萬言，經常用飲「茶蘇」的辦法來提神防睡，補充營養。這說明此時寺院打坐已開始飲茶。
南北朝時期，佛教有了很大發展，開始擺脫先前依附中國原生文化的地位，以獨立的面目出現。但就飲茶一事，佛教仍未有什麼新的創舉，僧人飲茶仍然停留在養生、保健等藥用與自然物質功能時期，並未與自己的思想、教義相聯系。而此時，中國茶文化已開始萌芽，文人以茶助文思，政治家以茶養廉對抗奢侈之風，帝王以茶祭祀。早期促進茶文化思想萌芽的是儒家，道家、佛教落後了一步。只有當中國化的佛教禪宗出現之後，佛理與中國茶文化的結合才有了可能。
二、「明心見性」，以茶助禪，「茶禪一味」
中國茶文化形成于唐代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大發展。作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文化，佛教要想在中國生根、發展，必須尋求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辦法，否則無法生存。于是，出現了天台宗、華嚴宗等與中國思想文化相接近的宗教，但均不如禪宗中國化得徹底。禪宗是中國化的佛教。禪，梵語作/禪那」，意為坐禪、靜慮。其主張包括：以坐禪修行的辦法，「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即說，心理清靜沒有煩惱，此心即佛。這種辦法實際與道家打坐煉丹接近，也有利于養生；與儒家注重內心修養也頗接近，有利于淨化思想。逢苦不憂，得樂不喜，無求即樂，這也與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接近。後來，禪宗第六代傳人慧能又將其進一步中國化，主張「頓悟」，即心下清靜空無即是佛。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也。這自然符合中國人的願望。他又主張「相對論」，與道家陰陽輪轉思想相接近，也為儒家的中庸思想所容納。他還主張佛在「內心」，過多的造寺、布施都算不得真功德，在家也可以念佛，不必都出家為僧。這對統治者來說，免得寺院過多與國家爭土地、爭人口、爭賦稅；對一般人來講，修行也容易做到；對佛門弟子來講，可以免去諸多清規戒律，比較貼近正常人的生活。故而禪宗得以迅速發展。尤其是中唐以後，士大夫朋黨之爭日趨激烈，禪宗給苦悶的士大夫指出了一個解脫的辦法，又可以不必舉行什麼宗教禮儀，便可作一個自由自在的佛教教徒，何樂而不為?于是，佛教徒與飲茶的士大夫終于在精神上找到了相通之處。自此，佛理與茶理也才有機結合起來了。
從哲學上看，禪宗主張「頓悟」即「明心見性」。茶能使人心靜，不亂不煩，有樂趣，又有節制，與禪宗變通佛教規戒相適應，以茶助禪，最後達到「茶禪一味」的精神境界。古代文獻中有許多唐朝僧人種茶、采茶、飲茶的記載。陸羽本人就出身佛門，當過十來年的小和尚。他的師傅積公大師也是個茶癖。他的好友，著名詩僧皎然極愛茶。皎然的詩多處描繪他與陸羽共同采茶、制茶、品茶的情景，因此，陸羽的茶文化思想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許多佛教原理。他所撰寫的世界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一問世，中國茶文化的基本構架也就大致確定，突出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首次將我國儒、道、佛的思想文化與飲茶過程融為一體，首創中國茶道精神。其中，佛教從茶中「了卻苦難，得悟正道」，謂之「茶道」，形成中國茶文化中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佛教茶文化。隨後經歷代僧侶們的不斷補充和發展，中國佛教茶文化更加走向豐富，走向社會。
唐朝是中國佛教茶文化的形成時期，許多高僧對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譬如從諗禪師常住趙州觀音寺，由于嗜茶成癖，因此，每說話之前總要說聲「吃茶去」。《廣群芳譜》引《指月錄》載道，有兩個和尚欲師從從諗禪師，禪師問他們以前到過觀音寺否?一個說沒有到過，一個說到過。對此截然相反的回答，禪師卻都要求他們「喫茶去」認為只要吃茶，就能/悟道」，就能佛理與茶道一並得悟。自此，「吃茶去」便成為禪林法語。再如，由于禪宗的變通，致使唐代文人學士在家念佛者日眾，于是儒、佛、茶三位一體，有利于佛教茶文化的發展。著名詩人白居易一生愛茶，以茶養生，助文思。有人統計，白居易晚年又喜與佛道交往，自稱「香山居士」。居士是不出家的佛門信徒。從他的大量詩作中，我們不難看到他對茶的嗜好及其對茶理、佛理的融會貫通。例如他在《何處堪避暑》一詩中寫道：「游罷睡一覺，覺來茶一甌」，「從心到百骸，無一不自由，」 「雖被世間笑，終無身外憂。」以茶陶冶性情，于憂憤苦惱中尋求解脫。
三、佛教對中國茶文化的貢獻
茶文化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之間的中介文化。茶對于人來說，首先是以物質形式出現，並以其養生保健的實用價值發生作用，倍受人們歡迎；在中國，當茶發展到一定時期便被注入深刻的文化內容，產生精神和社會功用。飲茶藝術化，使人得到美妙精神享受，是為茶藝；茶藝中貫穿儒、道、佛諸家的深刻哲理與高深思想，這不僅是人們相互交往的手段，而且使人達到修生養性的目的，是為茶道。循此思路，佛教對中國茶文化的貢獻主要在于：
第一，僧侶大量飲茶、植茶，為普及飲茶、推動中國茶葉生產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要使茶成為社會文化現象，首先要有大量的飲茶人。唐代佛教發達，僧人云游天下，比一般人傳播茶藝更快。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見聞記》載：「南人好飲茶，北人初不飲。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皆許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僧人飲茶，獲清心保健之功效，故其多長壽。據宋錢易《南部新書》記載，唐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時，東郡進一僧年120歲，唐宣宗召問其長壽之秘，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本好茶，到處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過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佛教寺院多建在群山環抱的幽谷深處，那里生態條件優越，十分適宜茶樹生長，這就為愛飲茶的僧侶們植茶提供了條件。《廬山志》載，早在晉代，廬山上的「寺觀廟宇僧人相繼種茶」。僧人植茶十分講究精耕細作，故唐代許多名茶出于寺院，如/普陀佛茶」一直到明代，僧人們種植相傳不斷。「天下名山僧侶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反映了名茶與佛教的天然因緣。
第二，「茶禪一味」，創造了飲茶意境，佛教茶文化成為中國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佛教對中國茶文化的主要貢獻。僧侶們飲茶如果只停留在養生提神、清思助談的階段上，則佛教遠談不上對中國茶文化的貢獻。隨著禪宗及中國茶文化的興起，僧侶們飲茶開始由茶的養生醫療物質功能向佛理與茶道相結合的文化精神功能過渡，通過對飲茶意境的營造，把禪的哲學精神與茶道精神有機結合起來，茶禪一味。在我國歷史上精于茶事、工于茶藝、樂言茶道的高僧不乏其人。唐代著名詩僧皎然，一生愛茶，作有許多茶詩。他特別推崇其十世祖謝靈運，中年參謁諸禪師，得「心地法門」，把禪學、詩學、儒學三位一體來理解。他在《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一詩中詠道：「一飲滌昏寐，情思爽朗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清塵；三碗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所謂道者，事物的本質與規律也。得道，即把握本質規律。皎然希望通過飲茶把自己與山水、自然和宇宙融為一體，在飲茶中求美妙的韻律，精神爽朗。這與禪宗的「靜心」、「頓悟」思想相一致。在飲茶中得到一種精神寄托，也是一種「悟」，故言飲茶者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理與茶道即合二為一。宋代的南屏禪師，深通茶事，自稱對茶「得之于心，應之于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能對茶「得心應手」者，必是精于茶道之人。
因為飲茶成了寺院佛事活動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所以，到唐宋時期，我國寺院中也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莊嚴肅穆的茶禮和茶宴。在僧侶多達千人的茶宴上，要坐談佛經，也談茶道，並賦詩。茶宴有一定程式，先由主持僧「調茶」，以表對全體佛眾的敬意。然後由僧人一一獻給賓客，稱「獻茶」。賓客受茶後聞香品嘗，再評茶，稱讚茶葉好，主人品德高。這樣把佛教清規、飲茶禮儀與佛學哲理人生觀皆融為一體，開辟了中國茶文化的新途徑。
第三，為中國茶文化走向世界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化是沒有國界的。中國茶文化在唐宋以後不僅占領了整個東亞文化圈，而且在15世紀以後逐漸傳到歐洲，傳向世界各地。第一個從中國學習飲茶並把茶種帶回日本的是唐朝時日本學僧最澄。第一個把中國禪宗茶道帶回日本的又是日本僧人榮西。其所著的《喫茶養生記》奠定了日本茶文化的基礎。元明時期，日本僧人仍不斷來華，繼續將中國植茶、制茶、飲茶技術和茶道精神等方面引進，並根據自己的民族特點加以改造，形成聞名世界的日本茶道文化。中國茶文化傳入朝鮮約在公元7世紀的新羅時期，在朝廷的宗廟祭祀與佛教禮儀中運用了茶禮。
參考文獻 1、陳兵《佛教禪學與東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張曼濤主編《佛教與中國文化》，上海書店出版社，1987年版 3、陳祖槼編《中國茶葉歷史資料》，農業出版社，1981年版 4、莊晚芳《中國名茶》，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茶人之家編《茶與文化》，春風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6、王冰泉主編《茶文化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版 7、王玲《中國茶文化》，中國書店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