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禪茶文化

王早娟

　　飲茶之風是隨著佛教的傳播才得以廣為傳播的。魏晉時期名僧與名士談玄時常常以茶佐興，這一時期的記載中已多見僧人飲茶的記錄，《晉書·藝術傳》記載，僧人單道開在山中坐禪，夜不倒單(晝夜不臥)，不食五谷雜糧，「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氣，時飲茶蘇一二升而已」。 單道開坐禪時每天只吃由松姜等制成的藥丸數粒，飲茶蘇一二升而已。

　　唐代是飲茶之風開始盛行的時期，佛教寺院的蓬勃興起，推動了茶文化的發展。佛寺中的僧人在修行時要坐禪，坐禪必須要心神安定，靜慮冥想，而茶則具有「降火、提神、消食、解毒」等功能，有助于僧人修行。另外，修禪者要「跏趺而坐」，「過午不食」，但可以吃茶以幫助修行。憑藉飲茶幫助修行的方法在唐代寺院中已經廣為接納，唐封演《封氏聞見錄》載：

　　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舉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

　　唐代百丈禪師創立《百丈清規》，其中也提到諸如「打茶」(每坐禪一炷香後，寺院監值都要供僧眾飲茶)，「奠茶」(供諸佛菩薩及歷代祖師之茶)，「普茶」(住持或施主請全寺僧眾飲茶),「茶鼓」(召集大眾飲茶說法而敲的鼓)以及「茶頭」、「茶堂」、「施茶僧」等名詞。

　　作為寺院文化中心的京都長安飲茶之風更是盛行。當時的皇帝賞賜給高僧大德的物品中，茶成為重要的一項賞賜。《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第十六之《總集·群經錄上之十六》載：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曰：和上釋梵宗師人天歸仰。慈悲智力拯拔生靈。廣開壇場弘宣法要。福資國土慧洽有情。愧厚良多煩勞申謝。至八月十五日和上忌晨。奉敕賜茶一百一十串。充大和上遠忌齋用。

　　這里記載了玄宗在金剛智忌辰時給予的賞賜，其中有一百一十串茶餅。又，《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三·恩賜文殊閣上梁蒸餅見錢等物謝表》一首記載：

　　沙門不空言。其文殊閣先奉恩命。取今月十四日上梁。天澤曲臨。特賜千僧齋飯。上梁赤錢二百貫。蒸餅二千顆。胡餅二千枚。茶二百串。香列湯十甕。蘇蜜食十合槃。甘橘子十五個。甘蔗四十莖。

　　其中提到代宗給大興善寺的賞賜中有二百串茶。唐德宗曾賞賜奉詔譯經的印度高僧智慧大師「茶三十串」，德宗貞元十四年還賜給在長生殿為國持念佛號七十多天的惠果大師等每人茶十串。唐代法門寺地宮中還曾經出土了皇帝贈與佛寺的一套茶具，這些都表明了當時在寺廟中飲茶之風的普遍。

　　唐人詩歌對佛寺中的飲茶現象多有記載。李嘉祐《同皇甫侍御題薦福寺一公房》:「虛室獨焚香，林空靜磬長。閒窺數竿竹，老在一繩床。啜茗翻真偈，然燈繼夕陽。人歸遠相送，步履出迴廊。」記述了作者對薦福寺中一公每日修行情景的想象，在茗茶的陪伴下，他的修行是如此閒雅。

　　錢起《過長孫宅與朗上人茶會》：「偶與息心侶，忘歸才子家。玄談兼藻思，綠茗代榴花。岸幘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喬若逢此，不復醉流霞。」此詩通過寫詩人與長孫氏、朗上人三人談玄品茗，任由天邊云卷云舒，無意顧及日影西斜的情景，抒發了玄談品茗帶來的愉悅體驗，在這樣的景況下，怕是連赤松子、王子喬也不願意做神仙了。

　　張祜《題普賢寺》：「何人知寺路，松竹暗春山。潭黑龍應在，巢空鶴未還。經年來客倦，半日與僧閒。更共嘗新茗，聞鍾笑語間。」作品表現了詩人春日遍游山寺，與寺僧同飲新茶的情感體驗。普賢寺位于長安正南南五台，唐時南五台建有寺院數百座，是夏日避暑的好去處。

　　劉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聞虛籟，深山只此涼。僧真生我敬，水淡發茶香。坐久東樓上，鍾聲送夕陽。」貫休《贈造微禪師院》：「薝卜氣雍雍，門深聖澤重。七絲奔小蟹，五字逼雕龍。藥轉紅金鼎，茶開紫閣封。圭峰爭去得，卿相日憧憧。」這兩首作品都寫作者在佛寺中飲茶的經歷，詩歌中充滿悠遠閒雅的情思。

　　唐代長安城中飲茶之風在宮廷以及文人士大夫中也頗為盛行。據《梅妃傳》記載:

　　唐明皇與梅妃斗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爭輝,今斗茶又勝吾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

　　這段文字記錄了當時宮廷中唐明皇與梅妃斗茶之事。詩僧子蘭的《夜直》也提到了宮廷飲茶的盛況：

　　「大內隔重牆，多聞樂未央。

　　燈明宮樹色，茶煮禁泉香。

　　鳳輦通門靜，雞歌入漏長。

　　宴榮陪御席，話密近龍章。

　　吟步彤庭月，眠分玉署涼。

　　欲黏朱紱重，頻草白麻忙。

　　筆力將群吏，人情在致唐。

　　萬方瞻仰處，晨夕面吾皇。」

　　子蘭為唐末詩僧，在唐昭宗時為文章供奉,「燈明宮樹色，茶煮禁泉香。」兩句表現了當時宮廷飲茶的盛況。

　　唐德宗時宮女鮑君徽的兩首茶詩也對當時宮廷飲茶之風做了描述。

　　「閒朝向曉出帘櫳，茗宴東亭四望通。遠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管水聲中。幽篁引沼新抽翠，芳槿低簷欲吐紅。坐久此中無限興，更憐團扇起清風。」(《東亭茶宴》)

　　「枝上花，花下人，可憐顏色俱青春。昨日看花花灼灼，今朝看花花欲落。不如盡此花下歡，莫待春風總吹卻。鶯歌蝶舞韶光長，紅爐煮茗松花香。妝成罷吟恣游後，獨把芳枝歸洞房。」(《惜花吟》)

　　身為女性的鮑君徽在這兩首茶詩中用細膩的筆觸描寫了「茗宴東亭」和「紅爐煮茗」的盛況，抒發了好景不常，榮華易逝的淺嘆。

　　唐代長安文人亦好飲茶。《開元天寶遺事》就記載了文人王休的飲茶方法：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相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晶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文人飲茶，更注重發揮飲茶的「雅」味，王休可為個中代表。武宗時身為宰相的李德裕也曾創作有茶詩流傳于世，他的《故人寄茶》：「劍外九華英，緘題下玉京。開時微月上，碾處亂泉聲。半夜邀僧至，孤吟對竹烹。碧流霞腳碎，香泛乳花輕。六腑睡神去，數朝詩思清。其余不敢費，留伴讀書行。」具體描寫了他在收到朋友寄來的好茶後，于半夜時分邀請僧人一起吟詩煎茶的情景，作品高雅清逸。李德裕對待飲茶，絲毫都不馬虎，他精于此道，是陸羽《茶經》中記載飲茶方法的忠實踐行者。丁用晦《芝田錄》載：「唐衛公李德裕，喜惠山泉，取以烹茗。自常州到京，置驛騎傳送，號曰『水遞』。」如此取水，雖然清致可嘉，卻有損茶德，不足效仿。所以詩人皮日休有詩譏諷道：「丞相長思煮茗時，郡侯催發只憂遲。吳關去國三千里，莫笑楊妃愛荔枝。」，李德裕雅好品茗，體現了士大夫的飲茶之風。

　　唐代普通百姓亦喜飲茶，唐封演《封氏聞見記》記載：

　　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舖，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

　　唐時飲茶之風盛行，在社會風氣的影響下，出現了大量詠茶詩，這些詩歌無論是對景物的描寫，還是對情感的抒發，都體現出簡淡優雅的特點，能夠以俊逸的語言勾畫出一個優美的品茗世界，具有濃郁的藝術氣質，從某種程度上闡發了佛教禪宗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