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禪宗佛學思想的影響及現實意義(郭鳳花)
淺論禪宗佛學思想的影響及現實意義
郭鳳花
一、佛教「白馬東來」及其傳播概況
佛教主要流傳于亞洲，但在世界各地都有信奉者，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並稱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為古印度釋迦牟尼所創，釋迦牟尼本姓喬答摩，名悉達多，出身于釋迦族(古印度的一個名族，為雅利安日種系甘蔗王的後裔)，後世尊稱他為「釋迦牟尼」。[1]釋迦牟尼生前的傳教活動，均以口口相傳的形式，並未留下任何文字的東西。為了蒐集、整理釋迦牟尼的學說，編輯成典籍，以便使之傳之久遠，釋迦牟尼的弟子主持召開僧眾大會，共同憶誦，這些記錄下來的誦詞便是佛經的最初形式。
據考，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開始傳入中國，史稱「伊存授經」。為宏揚佛法，東漢時建白馬寺，後來白馬寺被譽為我國寺廟的「祖庭」，東方佛教的發源地，這就是所謂的「東土釋源」。[2]
進入隋唐，中國佛教進入了黃金年代。中國僧眾各自以一定的印度佛教經典為依據，開宗立派，創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分別形成三論宗、天台宗、華嚴宗(賢首宗)、法相宗(慈恩宗)、律宗、淨土宗、禪宗、密宗(真言宗)等八個主要宗派，號稱中國佛教的鼎盛時期。
作為佛教的一支，禪宗自五代、宋代進入了發展傳播時期，並傳播影響國外，民間佛教也在這個時期開始流傳。明清後禪宗日漸被淨土宗所替代，當今寺院基本是禪淨雙修了。
自佛教傳入中原後，千百年來不論信不信佛，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風俗習慣，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只是，不同于印度或其他國家的佛教，佛教到了中國之後，經過近兩千年，早已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吸收和融合了許多道家、儒家的思想文化，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所以中國佛教是外來的文化，也是中國本土的文化。
二、禪宗的創立及其傳播
佛教在傳入初期大都是在貴族士大夫之間流傳，民間幾乎看不到佛教影響的存在，此時的佛教對普通老百姓來說不過是空洞的說教和難懂的經文。而缺乏大眾的基礎就是沒有生命力，就沒有存在價值，因此，佛教在傳播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和中土文化的的進行著磨合以獲得生存的土壤。
自菩提達摩以來，佛教開始提倡「二入」、「四行」學說，深信眾生同一真如本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蓋，不能顯露，所以要令其「舍妄歸真」，修一種心如牆壁堅定不移的「觀法」，掃蕩一切「差別相」，與「真如」本性之理相符，寂然無為。這就形成了禪宗的理論基礎。隨著禪法的流傳，不斷融合當及儒、道和其他中原本土文化，到六祖惠能奠定南宗禪時，真正「中國化」的禪宗創立了。[3]
達摩于北魏末活動于洛陽，弟子有慧可，僧璨為再傳弟子。僧璨弟子為道信，道信弟子弘忍立東山法門，是為禪宗五祖，其門下有神秀、惠能二人分立為北宗漸門與南宗頓門。神秀住荊州玉泉寺，晚年入京，為三帝國師。北宗主張「佛塵看淨」的漸修，數傳後即衰微；惠能居韶州曹溪寶林寺，門下甚眾，以惠能為六祖。南宗傳承很廣，成為禪宗正統，以《楞伽經)、《金剛經》、《大乘起信論》為主要教義根據，代表作為《六祖壇經》，是儒、道以外中國文化的另一大主流。
慧能繼承和發揚了達摩以來的諸祖學說，在《六祖壇經》里主張舍離文字義解，直徹心源。認為「于自性中，萬法皆見；一切法自在性，名為清淨法身」：「一切般若智慧，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若識自性」：「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提出了「即身成佛」的「頓悟」思想。[4]而「頓悟」就是頓然領悟之意，即通常所說的「靈機一動」。慧能說：「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若欲修禪不由在寺，在家亦得，迷人口說，智者心行。」這表明修行同平常人的生活方式沒有什麼區別，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以任何方式進行。
在生活的壓力下，中國普通大眾對要花費大量精力和財力的教派是不會投入多大熱情的，慧能改變了印度式的苦修方式，使這種便捷、世俗的修行方式更容易為中國老百姓了解和接受，這樣慧能便為佛教的中土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和空間。于是，「逢人便喜，見佛不拜」，禪宗用最簡單、最簡潔的形式來闡釋了佛教。[5]應當說，印度創造了佛教，中國則改造了佛教。從此，佛教就進入了萬戶千家，走進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因此被賦予了鮮活的生命力，完成了徹底變革。
三、禪宗的對中國社會影響
禪宗佛教在傳播過程中，融合了道家「出世」的思想和儒家「入世」思想，在發展中與儒家道教相互妥協、協調，使中國佛教發展到了頂峰，對中國古文化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禪宗修持以定慧一體為特色，其特點在于其高度的理性化，幾乎完全沒有神學氣息。南宗禪的這種心本體論，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及人生態度，使一般人跳出禮法的框框，當時的文化及一般人對生命的態度都有創新性的改變，也讓當時士大夫的精神有了一番改革。
禪宗是印度佛學傳入中土之後，由中國士大夫加以改造吸收之後而成的一個佛教變宗，是中國化了的佛教，因此禪宗不但開創了修行的新境界，也影響了中國文化的藝術比如禪宗對中國古代文學文人的影響：詩人王維平生奉佛，長年茹素，他常年追隨慧能的弟子神會大師，並曾師事道光、普寂、義福等禪師。正因為他跟禪宗的這種關系，他作品才會有「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頗具禪味的特點，他本人也因此被稱為「詩佛」；大詩人白居易中年時皈依道林禪師，受戒習法，曾寫詩一首：「愛風巖上攀松蓋，戀月潭邊坐石稜，且共云泉結緣境，他日當作此山僧。」詩中充滿悠閒、禪的意境，可為學佛有得；北宋大學士蘇東坡更是因與禪宗結下了不解之緣而更加智慧和豁達，他與佛印禪的師往來成為千古佳話，他主張禪淨兼修，以詩文弘揚佛法，「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至今仍膾炙人口。
另外，佛經中的故事情節也成為藝術家們繪畫的題材，曹不興、吳道子等皆以擅長佛畫而傳世「曹衣帶水」「吳帶生風」，至今仍在美術界津津樂道，影響流傳甚廣。
禪宗不僅在士大夫階層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滲透到平民老百姓的生活當中。天下名山多有寺院，許多的歷史建築也憑借寺院的形式流傳下來，成為人們休閒旅游，了解歷史的一扇窗子，既豐富了旅游，也促進了文化。在人們的生活中，孟蘭盆會、吃臘八粥等民俗活動也是淵源于佛教。人們的日常用語中，也不知不覺地使用了很多佛教的觀念，如煩惱、世界、因緣、報應。而佛教的道德更對我們的人生有著相當的影響，如侍佛如父母，視父母如佛祖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說，就是我們沿用至今的生活準則。佛教是一種約束，佛教的懲惡揚善，合乎禮制孝道、忠君愛國也成為民眾共認的道德規范，佛教的儀式、禁忌、節日等本身轉化為民俗，規范了民眾的心理構成，國人雖未形成全民信教的局面，但民俗影響所致，在封閉、滯黏的農業社會中，卻具有全民性。佛教成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諸多民俗的重要依據。在飲食上，國人養成了素食結構和習慣，反省自律，養成珍視他人勞動、愛惜糧食的習慣，增進道德，有著啟發、借鑑的作用。
四、禪宗積極的現實意義
禪宗重視「人」的作用，因為人是善惡的主體，是宗教實踐的主體，佛是人成。而一般人在日常生活里，往往會被外界牽著鼻子走，失去了作為人的自主性。會因為別人一句話，左右了自己的喜怒哀樂，失去了自我。禪就其功用而言，是啟發個人展現靈活生活的藝術，它幫助人們從參透生命的究竟、解脫紛擾的煩惱，展露本我的活力。人應該有自己的信仰和目標，要修煉和確立自己的價值觀和處世準則，而這些都可以在禪心中找到答案。禪心就是包容的心、淡泊的心、平等的心、感恩的心，這些也是我們這個社會所倡導的道德風尚。而禪心就是自我要求、自我慚愧的心。要體悟佛教至真至善的精神理念，只有通過在現實的世間生活中去證會。
對于生活在中下層的普通大眾來言，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對某些現象的不公，都是需要一種精神的寄托和籍慰，而佛教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平台。每個人在生活中就可參悟，在參悟中可以解脫。面對無法抗拒的自然災害，面對老年遲暮不可抗拒的到來，社會保障體系的壓力在加大，老弱病殘的物質與精神撫慰成為社會性的一個問題。對生死的渴望與懼怕，必須有一定的信念支撐和安慰，才可能處之泰然。禪宗的信念可以引導人們徹底檢討生活的狀況、苦樂的根源、成敗的關鍵。它能解開並撫慰內心不平的情結，引發達觀的態度，清晰生命價值的本義，辨析並抵御現實世界種種誘惑，以冷靜的眼光和智慧，看到並擁抱積極而有意義的人生。
另外，社會在變革，體制在不斷的發生變化，職位的競爭商場的競爭，無所不在的競爭的日益激烈，學子面臨升學的壓力，中、青年面臨著社會和家庭的雙重壓力和考驗，如果沒有精神理念和意志，那麼社會將面臨著動盪和風險，越來越便捷的科學代替不了精神，越來越充足的物質替代不了信念，德倫理等精神層次留下的遺憾，是任何先進的科技都無法攻克的難關。禪宗承襲大乘佛教的倫理精神，為現代人的心靈實現向上提升與超越，對于促進個體生命的淨化與總體社會族群的和諧，促進人心轉化，禪宗獨具特色的人間性倫理訴求可以說具有一種指標性的道德典范意義，富有時代的重要的倫理價值。
參考文獻：[1]阿·恩·科切托夫，佛教的起源(蘇聯)民族出版社，1960譯自蘇聯科學院出版[2]屈小強，白馬東來—佛教東傳揭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3]凌海成，中國佛教，五洲傳播出版社，2004年[4]鍾明譯注，金剛經·壇經，書海出版社，2001年[5]釋傳正總主編，關于禪的研究與探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