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契嵩的儒化思想(傳清)
論契嵩的儒化思想 傳清 閩南佛學
自從佛教傳入華夏，最先與儒家發生了爭論。儒家的學者首先反對佛教，曾經指出夷狄之教不宜在漢地流行，惑人身心，亂人耳目。而佛教則對此進行了種種辯論說明，東漢時牟子做《理惑論》調和了這一思想，到了三國時期康僧會溝通兩教之說，晉朝儒士孫綽也造《喻道論》闡明孔釋一致，廬山慧遠著《沙門不敬王者論》，《沙門袒服論》，緩和太尉桓玄的反佛思潮。南北朝時，又有顏之推、沈約等人申明了兩家相通之處。但這不等于解決矛盾，佛教與封建倫理道德的差異，矛盾、還是存在。唐時佛教學者道宣、法琳、宗密等繼承慧遠思想，竭力爭辯，闡述出家僧侶不拜君親的佛教立場。到了唐代中葉，韓愈站在儒家道統的立場上來反佛，著《淪佛骨表》、《原道》等文，說佛教是「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棺生養之道。」(見《原道》)「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語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 (見《論佛骨表》)是與儒家的政治主張，倫理道德，禮儀制度相對立。他的這種反對佛教態度，遭到憲宗的壓制與反對，同時受到柳宗元的批評，但韓愈這種反佛思想並沒有因此消失。到了宋代，名僧契嵩出世，以其博才雄辯，力挽狂瀾之勢，拯救了這一局面，對佛儒思想進行全面的調和，著《原教》、《非韓上》、《孝論》、《中庸解》、《論原》等，一一加以輔正。痛責韓愈「乃見于流放，抑留其說，以自見其膚淺，播拯丑于後世也。嗚呼1”(見《非韓上》)指責韓愈《原道》中關于仁義與道德的理解和相互關系的論述是不符合儒家經典。契嵩以傳統的佛教思想(包括禪教兩個方面)，刊定西方二十八祖，改編《壇經》，又具有儒化的濃厚思想。三教一致，重孝，讚中庸，禮樂，命論等，二者尤其儒化!思想較為突出。他曾說：「既治吾道，復操儒述，兩有所得，則竊用文詞發之。」(《鐔津文集》卷十《答茹秘較書》)所以在契嵩的思想當中，儒化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們要了解契嵩的佛學思想，則首先要了解他的儒化思想。現在略就六個方面敘述．契嵩的筒履! 契嵩(1007年)·1072年)，俗姓李，字仲靈，號潛子，藤州鐔津(今廣西籐縣)人。母鍾氏。七歲時，旋以事入東山沙門而出家，十三歲落髮，十四歲受具足戒。「十九而游方，下江湘，徙衡廬。“(見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三卷，第一冊，第321頁。陳舜俞《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遍參名師以求知識，「經傳雜書，靡不研究。」(見同上第324頁，念常： 《明教契嵩禪師》)受洞山聰公記荊。明道年間，借閱豫章歐陽昉之藏書，會通五戒十善同儒家的五常，著《原教篇》，《孝論》二書。當時「諸君(章表民，黃聲隅，李泰伯等)讀之，既愛其文，又慕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三十三歲撰述《原宗敘》，集自釋迦如來以至云門三百三十三人之語錄六百二十則，一萬八千余言。後凡三十年即隱居于杭州西湖畔靈隱寺中永安蘭若，未曾移居。皇祐中時曾游衡岳，不久罷歸杭!州；完成《六祖壇經》的校刊工作。皇拾年間(1049—1054年)，著《傳法正宗淪》二卷，《輔教篇》三卷，于是禪定自祖師之嫡嫡相傳的傳法次序；由是而明。那年他攜帶自行出版的《輔教篇》入京城，開封知府龍圖主紊引奏于皇上，仁宗皇帝閱後讚賞，詔令四傳法院編次入藏，並下詔褒寵賜紫方袍，賜予明教。·而契嵩再奏推辭。當時大參歐陽修夙夜讀契嵩·之；書歎曰：「不意僧中有此郎。“即不待天亮即與宰相韓琦同赴淨因寺訪晤，與語終日不倦，尊禮勸其留居京師憫賢寺。契嵩不肯，歸返杭州之意甚堅。治平元年，紀念炙輔教篇》入藏，吳之萬壽禪寺出版明教大師《輔教篇》等書，流傳于世。大師晚年應蔡襄的邀請，住持淨慧院。數年受其禮甚厚。契嵩言高行卓，不稍假學者跟隨從學。平日生活簡樸，著《嘉祜集》、《治平集》百余卷，共六十萬言。熙寧五年，居永安院靜養，六月四日早晨，寫偈曰： 「後夜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花，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世壽六十六，僧臘五十三。八日付緒荼·毗，得舍利數枚，「紅白昌潔、狀如大菽。”(見間上，第325頁， 念常：《明教契嵩·禪師》)閡維六根不壞者有三種，眼睛、齒舌，及耳毫等都保存原形。道俗將不壞舍利，供養于永安精舍之左。由此可見契嵩生平行業的正確。蘇軾曾對他的一生進行過總評說： 「契嵩常嗔，；人來嘗見其怒。 辯才常喜，人未嘗見其笑。予親見二人皆扶化，乃知二師以嗔喜作佛事也。」 契嵩的儒化思想 1、五戒與五常 契嵩將佛教歸納為五乘，其中的五戒就是人乘。 「五戒，一曰不殺，二日不盜，三日不邪淫，四日不妄言，五日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修此五戒，則資之所以為人，大孝。如果將五戒與儒家的五常相配，即不殺，就是仁，不盜，就是義，不邪淫；就是禮，不飲酒，就是智，不妄言，就是信。所以契嵩說：「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契嵩進一步說明五戒與五常之間雖然名字不同，而其內涵是一樣。五戒是『先王一世之治跡。以跡議之，而未始不異，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如果從佛教的人乘來說，它就是儒家處世為人哲理，是生活的準則。他進一步強調： 「脫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成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同上)「陰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眾矣。」(同上第264頁，見《輔教篇上·勸書第三》)；契嵩又把儒家的五常與佛教的慈悲等教義等同看待，將佛教思想的內容與社會作用同儒家思想結合起來，他在《寂子解》中說：「吾之喜儒也，葢取其于吾道有結合而為之耳。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與吾佛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目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修行，善世救人，豈異乎哉?」這里契嵩將佛教的教義，修行實踐，都說成是儒家的仁義，神。可見契嵩的處世，儒家的思想。 2、重孝禮智，大公無私精人道論，明顯帶有 契嵩是一個很重視孝道的人，他將佛教的出世解脫，作為現實人生重孝思想，並用大量篇章論孝，在他的《鐔覃津文集·輔教篇下，孝淪》中十二章中隨處都體現了這一思想。首先他把孝當作戒，強調孝道以戒為先。為孝之軀，「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孝不可忘也。」又如「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為道也夫。”(同上第280頁，見《孝論．原孝章第三》)契嵩特別推崇孝道，用儒家的觀點說明孝為一切之依，一切不可離孝。孝心，是至為遠大的。「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是不為遠，而孰為遠乎?是不為大，而孰為大乎?」孝，「為一切善法的根本，無此一端，眾善便不可得」。 所以他又說：「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同上第281頁，見《孝論·必孝章第五》)契嵩以為修福，持戒，都離不開孝，所謂「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修戒。」。「孝出于善…… 不以佛道廣之，則為善不大，而為孝小也。」(同上第282頁，見《孝論·孝出章》)由此可見，佛教講孝至極，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因此佛教也是純孝。 佛能以出世的道德，顯其系，其之為孝更加深遠莫測。世俗之孝，佛教弟子「必減其衣盂之資，以養父母也。」(同上第284頁，見《孝論·孝行章第十一》)父母死時，必須： 「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讚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居齋， 講誦如蘭盂法。」然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趨清淨也。苟愛惡未忘，游心于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同上第285頁，見《孝論·終孝章第十二》)契嵩把佛教這種重孝倫理推到百家之孝之上。「雖然，其說不甚著名于天下，蓋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嘗慨然甚愧。。為了張大其說，亦為出家以後，去鄉二十七載，未始修法父之冥讚，漣然泣下。于是他遂著《孝論》十二章，；以發明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並「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同上第279頁，見《孝論》) 3，命淪，大嗣 佛教講因果報應，不講命運。他講命運可以改變，故而提倡行善去惡，修行持戒。契嵩為了融會儒佛二家，對命運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命淪》一文中說：·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鍾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雖幽明其有效也，必之雖貴賤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不可曲求于天也，曲求于天，則廢乎人道也。幽明有效，放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為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屬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故得天命者，謂之正統也。”「夫天命者，因人心而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德乎?…… 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稟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大命者，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非善人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乘正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推命于其下，臣非有其職，不可稟命于其上。父命其子必待事孝。子奉父命必須恭，天人之道也、“(同上第298、299頁，見《論原·說命》)契嵩儒家命論思想，這在佛教內所沒有的。命運，會歸一切，一切由命而定，所以必須順命運，行人道來改變命運，這又與佛家因果律相符了。 儒家特別重視紹繼香火，傳宗接代，而佛教出家弟子，卻不娶妻生子，成立家庭，豈有後嗣?契嵩認為：「為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志，至之遂通于神明。其為德也，抑亦至矣。……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同上，第258頁、見《輔教編上·原教》)用自己所修持的德力報嗣，便能報一切。「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 聖人不自續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為族，不為大族乎哉I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為嗣不無大嗣乎哉。”(同上第278頁，見《輔教篇中·廣原教》)契嵩將佛教的族嗣，推之于儒家之上，曰為。大族。「大嗣」，與其同時而語，相提並淪。 4．推崇中庸 契嵩在《鐔覃津文集》卷四里，有五篇《中庸解》，內容都是稱讚推崇中庸之道的。 「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其八者，一于中庸者也。“中庸為立人根本之道，凡君子之言行均須以中庸為本，始解規矩于中。。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後舉也。飲食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為也?亡國滅身之人，其心忘中庸故。」(同上，第291頁，見《中庸解第一》)人生處世要誠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不能舍s·中庸」。「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修，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生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嘻欲，其牽人以喪中庸者也，仁、義、禮、信、智、樂、刑、政，其導人以返中庸者也。……不為也，不器也，明于日月而不可睹也，幽于鬼神而不可測。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 唯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同上第292頁，見《中庸解第二》)契嵩還進一步說： 「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為中也。」 「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辮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庭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歌于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違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于後世。」(同上，．第294頁，見《中庸解第四》)「中庸，……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天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以中庸幾于吾道，故竅而言之，豈取謂能中庸乎!」(同上，等295頁，見《中庸解第五》)從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契嵩把中庸說是天地之儀， 人天之依，物質的生存，精神的生活，都不能離開中庸，三綱五常也是；依中庸而有，中庸是修身養性、治理國家，建設家庭，君子之依，乃至感情表情都是依中庸而存，中庸是萬物的出入，宇宙時空的最高規律，最高準則。不僅如此，而且還是人類的根本，這也就是說：整個人類、世界，都離不開中庸。如果離開了中庸，就沒有人類、沒有世界1中庸是至高最上，所以寧可棄一切名義富貴生存，而不願使中庸離去。契嵩如此神化地稱讚推祟中庸，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遠遠超過了歷來儒學者。 5、稱讚五經 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詩、書，禮、易、春秋，其軟化之功，是不可缺少的。契嵩說：「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行，非樂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夫禮，所以振王道也，樂，所以完王德也。」 「……人君者，禮樂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是故禮貴乎上行也，樂貴乎下效也。……禮者，會于政也。」 「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契嵩這一說法，扣住了儒家的禮樂的內涵實質，以儒家學者的觀念，闡述主道禮樂，高唱禮樂之道，為治國的根本所在，道德的根本所依，紀律成政；禮樂之所緒。所以他又說道：「古之在官政者，必先修禮義，以正其己，己後推諸其人焉。”(同上，第297頁，見《論原·教化》) 契嵩的一生，很少講佛經，反而大講儒家五經，在他著作中，關于儒家思想闡述，占有很多篇幅。他以為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如果一失，則乾坤之道謬也。五經中之《禮》，乃皇極之形容，《詩》，乃教化之效，《書》，乃事業之存，《易》，乃天人之極，《春秋0真乃賞罰之衡。所以做為一個人，或一個君子，不可不學《五經》。若失《五經》，則難以成君子。「是故君子舍《禮》則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論原·問經》) 6，融會佛儒 契嵩在許多文章中，提出「佛儒同源。的思想，來融會佛儒，傳宣佛法。「古之有聖人焉， 曰佛，曰儒 曰百家，心則一，其跡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為其教者也。聖人為其敦，教人為善之才，有淺，有奧，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耐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同上，第278頁，見《輔教篇中·廣原教》)契嵩認為儒家、佛教，乃至百家，他們的出發點都是一樣的，教人絕惡為善，只不過是在形式方法上不同而巳。佛、儒、百家，不可虧一教，「虧一教，則損天下之善道，增多惡道。」(同上，第268頁，見《輔教篇中·廣原救》)佛儒之間亦有理論上相貫通之處。佛教之儒學化。他在答《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則與佛經所說的「實性一相》相似，「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則與佛教所謂的「成物同一真性」相同。又「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徵則悠遠。」則與佛教所謂的「法界常住，不增不減“相近。所以儒佛之間，沒有什麼差別，佛儒一同，孔釋一體，佛儒一家，泯滅界限，彼此不必分界。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歸根結蒂，同源而發。由此可見契嵩巳揭露佛教之本質和特色。 結 束 語 契嵩是一位云門禪僧，也是一位儒家學者。他的思想，旨在藉佛教思想，以調和儒家思想。這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對禪宗有很大的貢獻，，它表現在對禪宗二十八祖傳系的刊定，並成為後來的定論。在調和佛儒思想方面，從上述的儒化思想中不難看出，契嵩的儒化觀點是鮮明的。其中五戒等同五常的主張，進一步融合了兩家的主張，縮短了佛儒之間的距離，使宋代以後的儒家學者，也紛紛回過頭來從佛學中尋求營養，來補充自己的不足，契嵩特別推崇稱讚中庸，五經的言論，在中國佛教史上可以說是不多見的。對這位佛教學者，僅僅從佛學了解，他是遠遠不夠的，也是片面的，只有從歷史角度對其思想進行全面分析，才能得出公正的評價。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1、石峻，方立天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三卷 第一冊 2、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48{中國佛教泛論} 3、張曼濤主編{現代佛學叢刊》7{中國佛教史集，宋遼金元編上) 4、方立天著(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 5、郭明著{宋元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