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的「不立文字」與「不離文字」(遠塵)
禪宗的「不立文字」與「不離文字」
遠塵
禪宗作為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宗旨的宗派，
自創立以來，一直主張不執著于語言文字，並且超越語言文字以頓悟自心的方式來明心見性。于是禪宗史上就出現了許多禪師在接引學人時，為了破除禪宗學徒對語言文字的執著妄想，讓他們在反觀自心中觸緣悟道。禪宗雖然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為旨歸，但依然離不開語言文字這個指月之指。特別是在宋代以來，不立文字的禪宗，卻走上了以語言文字來作為教化弟子的主要方式，出現了大量記錄祖師公案和上堂法語的禪宗語錄和以「繞路說禪」著稱的偈頌。因此，
「不立文字」和「不離文字」便成為禪宗的一個重要特色。下面就對禪宗的「不立文字」與不離文字分別作簡要論述。
一、不立文字
禪宗「不立文字」之說最早來自于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示眾說法。據《五燈會元》卷一載：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日：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 以僧伽梨圍之。遂告曰： 「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
這里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是指不執著于文字，而不是像有的人所認為的不要文字。禪宗「不立文字」的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主張以心傳心。
禪宗認為佛法乃一種終極真理，不可以言語詮說。南岳懷讓禪師認為這種真理「說似一物即不中」，清涼文益禪師亦指出「我向爾道」的已是「第二義」，禪宗祖師往往以不說出來暗示禪宗的妙義無法用語言說出，而是直接訴諸接受者的心意感通。禪宗直面現實，把事實作為事實，語言作為語言來對待，認為語言文字只是人為的枷鎖，它是有限的、片面的、僵死的、外在的東西，不能使人去真正把握那真實的本體，執著于語言文字，反而束縛、阻礙了人們去把握人人本具的佛性。語言文字作為人際交往的工具，具有群體所共同遵守的普遍規則，而悟道往往憑個體的親身感受，強調在個體獨特的體驗中參悟領會。
六祖慧能禪師是禪宗史上承前啟後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更強調一個人內心的證悟。他曾認為，
「三世不是最重要的，經典至多是啟發人們開悟的一種外緣，關鍵還在于每個人的自悟。」據此，慧能反對信徒執著于一部或者幾部經典，而是強調要心悟。即使是讀經，也應該是心轉經文而不能被經文所轉。在《六祖壇經》中，有僧名法達，初聽慧能教誨，曾問道：
「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慧能答曰： 「經有何過，
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而後就為法達說了「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的著名偈頌。法達領旨後，
「亦不輟誦持」。這說明，慧能並不是絕對地排斥經教，他只是強調應該領宗得意，自性覺悟，而不能執著文字，被文字牽著鼻子走。
為了破除語言文字對禪宗學徒體悟自性的障礙，使學徒從對語言文字的執著、迷妄中解脫出來。禪宗祖師往往采用種種形象直覺的方式從主觀上來示意、來表達或傳遞那些被認為本不可以表達和傳遞的東西。第一義即不可言說，于是就有禪宗公案里俱胝禪師的「一指頭」、德山禪師的棒打、臨濟禪師的斷喝等許多莫名其妙的動作。但其看似離奇，實則皆與拈花微笑如出一轍，不用言語而用動作宋開悟「心有靈犀」，因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一落言筌，便成謬誤；一經道破，已非真實。
為了沖破語言文字的束縛，禪師們往往以文字消除文字之執，命言破言，言下忘言，故意說些荒誕離奇的話，強調語言的主觀任意性，有時說非成是，說是成非；有時稱許，有時否定。既不符合日常的邏輯和一般的規范，也從無一個定法可循。這些怪誕的語言或動作並非早已宿構在胸，而是作為普度眾生的手段，皆有臨機而作的天真流露，往往迥出意表，非義所思，含有妙語解頤，；雋永無窮的機鋒，目的在于把人們習慣上視為當然無疑的事理推向荒謬；置人于錯愕之中，逼人回味，達到個體主體意識的參與，突現個體的精神，拓展自身的心理空間，將自身的獨特體驗帶入語意的悟解中，從而自參自悟自肯，不斷開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在回味中煥然冰釋，得到啟發和省悟。如《龐居士語錄》卷一，
《龐居士傳》記載，龐居士在貞元初年先到南岳參謁希遷，問：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希遷沒有回答，用手掩其口，龐居士當即有悟。此後，龐居士又去江西參謁馬祖。他同樣問：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祖回答：「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禪宗認為，對于佛、真如等，是不能用言語來表述的。希遷用手捂住龐居士的嘴，馬祖說讓他喝完西江水再回答，都表示了這個意思。同時，這也是為了掃除龐居士的情思妄見，讓他們觸緣開悟。
除了以言語的方式來破除學徒對語言文字的執著，唐代許多祖師還采用棒打口喝的方式，來暗示和啟發弟子。采用棒喝方式比較早的祖師是馬祖道一禪師。曾有學人問馬祖道一：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馬祖二話不說，伸手便打，還說：
「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馬祖的「喝」也氣壯山河，曾使門人百丈懷海禪師「三日耳聾眼黑」，，海的門人希運聽說後大驚失色。棒打方式的廣泛使用源于青原系德山宣鑑禪師與南岳系的黃蘗希運禪師。德山宣鑑即是用棒如雨點來接引學人的。《五燈會元》卷七「德山宣鑒」載：德山上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
「某甲始禮拜，為什麼便打?」師曰：
「待汝開口，堪作什麼?」雖然沒有發問，但已有了發問的念頭，所以也要挨打。德山經常是對門人「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喝的廣泛使用，則始于黃蘗門下的臨濟義玄。臨濟義玄禪師是臨濟宗的祖師，他早年在黃蘗禪師門下習禪，因此承襲了黃蘗禪師嚴峻的禪風。臨濟禪師常以大聲喝斥接引弟子，故世人稱之「臨濟喝」以彰顯他獨特的禪教方式。臨濟禪師將喝作為驗證弟子悟性和推動弟子開悟的方式，在多種說法場合中運用。如上堂時，師(義玄)對僧人說：
「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罕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義玄禪師認為喝斥是為了截斷對學徒對語言的分辨執著。讓弟子通過這一聲大喝，能夠去除妄念，佛性顯現。禪師認為，學徒喝斥時，應當在自心中明白喝斥的意義。如果不明喝斥的要理，只是裝模作樣地喝斥呼喊，便成為瞎吆喝，對己沒有任何益處。
義玄禪師之所以用喝的方式來教化弟子，是因為他認為，禪宗「教外別傳」的心法，只能夠通過反觀自心的方式去體悟，是無法用言語表達清楚的。一次上堂，有僧人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義玄禪師豎起拂子，僧人便喝斥，義玄禪師便用拂子打他。又有僧人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義玄禪師便豎起拂子，僧人便大聲喝斥，義玄禪師也一起喝斥。前一個僧人問佛法大意，義玄禪師豎起拂子，意在告訴他佛法大意需要自己親自證悟，而不能用言語說出，僧人不明禪師之意，便以喝斥來對待，所以，義玄禪師就用拂子擊打，再次啟發他；而後一位弟子明了禪師之意，所以也發出喝斥，義玄認為第二位學人的喝斥是明白佛法的深意，所以便與他一起喝斥，表示認同。師徒之間充滿機鋒的話語也好，還是以棒喝的方式來教化弟子也好，其目的都是為了破除弟子對文字的執著，從而心向內求，內證自悟。
二、不離文字
禪宗雖主張「不立文字」，但是禪宗要傳播和發展還是離不開文字的。如果沒有語言文字作中介，我們也無從知道中國佛教的歷史，更無法知道禪宗史上的高僧大德和與其相關的公案故事。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見到浩如煙海的禪宗典籍，都是通過文字記載，代代相傳，流傳至今的。如果脫離文字的媒介作用，禪宗作為教派也不能存在和延續。
禪家主張「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並不是否定語言文字的能指作用，而是認為語為義指，語非為義，力圖突破語言文字的局限，不執著于語言文字來理解佛法，即所謂「言語道斷，而未始無言。心法雙亡，而率相傳法。有得兔忘蹄之妙，無執指為月之迷。」據《五燈會元》卷一載：尼無盡藏者，常讀《涅槃經》。師(指慧能)暫聽之，即為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六祖慧能)曰：
「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 「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
「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試設想，如果沒有語言的中介和個體主體意識的積極參與，慧能何由聽了《涅槃經》後而悟其義?慧能雖不識文字卻能悟道，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不要語言文字，只是領悟妙理與文字無關緊要而已。慧能大師在《壇經》中明確表示：
「著空即惟長無名，著相惟邪見謗法，直言』不用文字』。既言』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語。言語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除故。」他認為言語就是文字，指出「不立文字」不是不要言語，
「不立文字」的實質是不執著于文字，即不被文字所束縛，而不是不要文字。
事實上，禪宗祖師在接引弟子時，不論是以禪機的方式，還是以棒喝的方式，其中都少不了語言文字的中介作用。翻開禪宗代表典籍《五燈會元》、 《祖堂集》、
《景德傳燈錄》、
《碧巖錄》，其中所記載的禪宗祖師教化弟子的法語、公案，以及所傳授的心法，無不以語言文字為載體。如《五燈會元》卷五「丹霞天然禪師」所載：丹霞天然禪師在赴長安參加科舉考試途中，一次遇到一位禪客。禪客問他到哪里去，丹霞說：「選官去。」禪客說：
「選官哪里比得上選佛。」丹霞問： 「選佛應當到哪里去?」禪客說：
「現今有江西馬祖道一禪師出世，他那里是選佛之場，你可前去向他學習選佛之法。」丹霞禪師于是放棄了科考，直接前往江西。這則選官與選佛公案，在禪宗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禪宗史上著名的公案。我們之所以能夠在丹霞禪師圓寂千年之後，仍然知道關于丹霞禪師的公案故事，這是與文字記載的功勞是分不開的。
不僅是歷代禪師接引弟子，上堂說法離不開文字，即使是佛陀當年在靈山會上「拈花微笑」，傳心法給迦葉尊者，—同樣說了「吾有正法眼藏……咐囑摩訶迦葉」等話語。在中國禪宗史上，從不出文記的早期禪師到「不立文字」的慧能，實際上都留下了施化設教的方便法門。入宋以後，崇尚「不立文字」的禪宗更是走上了文字化的道路，出現了大量的語錄、燈錄和對公案的評唱。但禪宗文字所要表達的是禪意、禪境或禪味，因而即使是文字禪，也往往是藉助詩歌偈頌或其他一些含蓄的語言「繞路說禪」來體現的「不說破」原則，
目的仍然是引導人們去體悟語言之外的心法。
禪宗在立了許多文字，講了許多道理之後，便特別需要用種種方式來不斷指出其本身旨意不在文字，即不能執著文字，不能用它們去真正言說、思議和接近那真實的本體。所謂「不立文字」，只是反權合道。因而慧能滅度前喚門人囑咐說：
「吾教汝說法，不失本宗。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于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法對，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即所謂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在對立的兩極間不斷往返，體悟雙方關系中的特殊意味，以中道之義宋消除極端和對語言的執著態度，表達某種難以言傳的意義和感情，領會那種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的境界。實際上，禪宗中也不乏潛心研讀，精通經論之大師，宋釋惠洪撰《題宗鏡錄》說：
「彼獨不思達磨已前，馬鳴、龍樹亦祖師也，而造論則兼百本契經之義，泛觀則傳讀龍宮之書。後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丈、斷際亦祖師也，然皆三藏精入，該練諸宗。」他認為「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故學者每以語言為得道淺深之候。」即使在近現代，也有許多禪門巨匠，都曾經閉關閱讀過藏經。特別是在末法時代的禪宗學徒，由于根性陋鈍，依靠經教的學修來達到悟道的目的，還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途徑。
不管禪宗的不立文字也好，不離文字也罷，其最終目的都是讓禪宗學徒破除對語言文字的執著與束縛，藉助文字的媒介作用，掃除學人的情思妄見，達到明心見性的最高境界。
摘自《寒山寺》佛教雙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