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禪」與青年自我開發(程長川)

「參禪」與青年自我開發

程長川

本文試從文化精神和思想方法的角度，分析考察「禪」的特點與當代青年思想契合之處，對「如何利用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自當代青年」這一命題，從理論上作了一種嘗試性的回答，並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實現途徑和操作方法。

——作者按語

近幾年來，禪宗和它的思想，受到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無論在中國還是海外，東方還是西方，「禪」都是文化界的一個熱門話題，談禪論道幾乎成了一種流行的時尚。

流行的未必都有價值，但流行都有流行的理由。「禪」，作為一種宗教色彩很濃的東方傳統文化和修行方法，為什麼會引起宗教感情日益淡化的現代人如此的興趣和重視呢?

帶著這個問題，今年8月，我參加了中國佛教協會在河北趙縣柏林禪寺舉辦的第二屆生活禪夏令營。平心而論，趙縣的經濟並不發達，環境污染卻很嚴重，也沒有名山大川可供觀光游覽。八月酷暑，正在修復中的柏林禪寺生活條件更是艱苦：沒床，沒蚊帳，沒電扇，還不時停水停電，但它卻吸引了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的150多名「禪」的愛好者。(報名人數是實際參加人數的6倍多。舉辦單位未作任何宣傳廣告。)營員中，年齡在30歲以下的青年占80％以上，大專以上文化的超過70％，大部分是在校的大學生、研究生，還有不少人是第一屆「生活撣」夏令營的營員。為期7天的夏令營活動，坦率地說，要求是很嚴格的：每天晚上十點按時熄燈就寢，清晨四點半準時起床，白天上殿，「用齋」(就餐)，「出坡」(勞動)，聽課坐禪，安排非常緊湊。可以說，夏令營生活不僅清苦，而且辛苦。但出人意料的是，習慣于「九三」生活方式(上午九點起床，午覺睡到下午三點)的大學生，在這里卻都能很好地接受「叢林生活」的嚴格考驗，所有活動都能按照計劃有條不紊地進行，其組織紀律性比大學生軍訓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不同的是，這里沒有任何外在的監督和紀律的約束，全憑每個人內心的自覺和自律。活動結束後，調查問卷顯示，幾乎100％的營員都表示：下次還來。

「禪」，對當代青年，尤其是知識青年竟有如此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于是，作為青年思想教育專業的學生，我開始思考另外一個問題——作為愛好「禪」的現代青年應該怎樣通過學禪、「參禪」，從中吸收有益的營養，更好地開發自己的潛能?作為青年工作者，應該怎樣從古老的東方傳統文化－－「禪修」中獲得啟示，更好地引導青年進行自我認識、自我淨化、自我教育和自我開發?

一、禪是什麼?

青年自我開發，就是青年利用自身的覺悟、智慧和力量開發自己各方面的潛能。

要討論「參禪」對青年自我開發的價值和意義，首先要回答———什麼是禪?或者——禪是什麼?

但，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因為禪門歷來認為「禪」是不可言說，無法定義的，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說是一物即不中」。其實，歷代撣師對「禪」下過無數的「定義」，類如：「乾屎橛」、「麻三斤」等等，五花八門，千奇百怪，但所有的「定義」其實都無非是用不同的語言重複相同的結論——「禪」是無法定義的。

為什麼呢?

這與「禪」的歷史傳統和表達方式有關。

禪學界一般認為，「禪」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和三種歷史形態。從印度本土佛教到達摩東來，一直發展到五祖弘忍，是禪宗發展的第一階段，稱為「如來清淨禪」。「如來禪」還保留著印度佛教的許多特點，(「如來」就是「如其本來」)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和思辨理性的特性，但「禪」的基本特性已經包含在其中，那就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印度佛教在與中國本土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吸收了儒、道諸家的思想，發展成為中國化的佛教，從內容與形成上逐漸完成了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從六祖惠能(亦作慧能，638—713年)開始，中國的禪宗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佛教經典的權威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祖師」(禪師)的語錄，這一階段的禪也就被稱為「祖師禪」。「祖師禪」擺脫了宗教形式的束縛，甚至開始脫離宗教的內容，不禮佛，不跪拜，不念經，不燒香、不坐禪，甚至「呵佛罵祖」，「劈佛作柴」，一切都強調自力更生，自己作主。這種中國化了的禪宗，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特點和價值取向，深受中國人的喜愛。它的社會影響不斷擴大，特別是「會昌法難」以後，禪宗幾乎取代了其他所有佛教宗派，「禪」成為中國佛教的別名。禪宗在唐代發展到鼎盛之勢，並開始向海外傳播。

第三個發展階段是「現代禪」。「現代禪」的形式和內容與宗教的聯系都更少了，著重面對現實人生，提倡「禪」的精神、心態和方法。台灣耕云先生首倡的「安祥禪」，以「安樣的心態」為核心；淨慧法師首倡的「生活禪」，以「覺悟人生、奉獻人生」為旗幟，都幾乎不帶宗教色彩。「現代禪」的實質是：運用禪的精神和方法，分析、解決現代人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種種障礙和問題。「現代禪」可以說是脫去了「禪宗」的外衣，只留下「禪」的內核，它符合現代人的心理特徵，貼近現實生活，很有現實感、親切感，所以在紛紜變幻的現代生活中贏得了越來越多的「信徒」。可以預言，在未來的幾十年中，「禪」的全面復興將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勢。

「禪」的發展史就是「禪」適應時境變遷而不斷調整自身的內容與形式的歷史，就是「禪」一步步從「禪宗」的宗教外衣中抽身出來，更加充滿新鮮活力的歷史。在「禪」的各個發展階段和歷史形態中，其表現形式和表達方式雖然各異，但「禪」的基本特徵和文化精神是一貫的，不變的。

那麼，什麼是「禪」的基本特徵和文化精神呢?

首先，「禪」的特點表現在文字上有一種飄逸感，在文學和藝術上充滿了性靈的閃爍；其次，在認知方法上，反對純理性思維，強調直覺把握和實踐理性，在思維方法上不拘泥，不執著，時時內現出創造性思維的火花；另外，在生活境界上追求一種「超越感」——既「入世」，又「出世」，既認同社會公認的價值，沒有驚世駭俗的學說，而是實實在在地關心現實人生，使「禪」貼近生活，活潑可親，同時又超脫于現實生活中的具體事務和價值，沒有宋明儒學那種非人本、反人性的「價值壓迫」和「異化」。

「禪」的這些基本特徵是其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現，「禪」的文化精神比較完整地體現在六祖慧能提出的「即心即佛」、「頓悟成佛」、「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思想中，可以概括為六個字：平等、自主、創新。

平等

相傳六祖慧能第一次參見五祖弘忍時，五祖問他「汝是何方人?」六祖回答，「弟子是嶺南人。」五祖又問：「你來干什麼?」慧能答：「不求余物，唯求作佛。」五祖再問：「你是嶺南人，又是獦獠(少數民族)，如何堪作佛!」六祖當仁不讓地反駁：「人有南北，佛性豈有南北！」——這種「佛性平等」、「人皆可成佛」的思想，充分反映了禪宗的平等觀。

「禪」的平等觀來源于大乘佛教的思想。大乘佛教認為，「萬法平等」——人與物，人與人，老師與學生，好人與壞人，君子與小人，聖人與凡人都是平等的，所謂「在聖不多，在凡不減」——人和人沒有本質的區別，從潛在的可能上說，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佛」(大徹大悟的人，而非神)。常人與「佛」的區別在于「悟」與「未悟」，一旦「了悟」，就可「轉凡為聖」，「立地成佛」。且不說這種絕對的「平等觀」偏頗與否，它對處于「社會邊緣人」角色的青年人是很有感召力和誘惑力的，因為它從理論上揭示了青年自我設計的巨大空間和青年自我開發的無限可能，激勵青年人積極向上，奮力開拓，不斷進取——你想成為什麼，你就可以成為什麼，你的未來就是你現在設計的藍圖，你明天的收穫就是依你今天的耕耘和播種。

自主

既然「萬法平等」，既然「在聖不多，在凡不減」，那麼，我們誰都沒有理由充當別人的「救世主」，也沒有理由讓別人來主宰、支配自己的命運，一切都是自己作主，自己負責。禪門認為，人的命運操于自己，「要知過去因，現在受者是；要知未來果，現在作者是。」蘇東坡問佛印禪師，「人持念珠念觀音，觀音持珠念何人?」佛印答：

求人不如求已。」這些無不充分體現了禪的自主精神。在這里既無超自然的神靈，沒有先知先覺的聖人，也沒有宿命的迷信色彩，一切都是自己造就的：自力更生，事在人為。

禪門提倡「疑而不信」(世界上所有宗教都以「信」為基礎，唯獨禪宗例外。)，對「祖師」，對「佛陀」的說教也可以大膽懷疑，甚至發展到「呵佛罵祖」的極端形式。對待學生提問，禪師常常會給予一種與問題毫不相干，令人莫名其妙的答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庭前柏樹子。)或者乾脆不回答，而是以某種動作，例如打學生一拳、一棒或大喝一聲，取代語言。我認為，這不是故弄玄虛或格守「不立文字」的傳統(「不立文字」並非「不用文字」)，其主要目的，是要「逼」學生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後自己去獨立參省，自己去尋求答案，以達到「豁然開釋」，而不是求助于老師的權威。

「禪」不僅承認人的自主性，高揚人的自主性，而且還千方百計，想方設法地把這種「自主精神」體現在「說法」、「參禪」的整個過程中。難怪一位參加過「生活禪夏令營」的大學生很有感觸地說：「我們的軍訓教官和輔導員都應該向大和尚好好學習。」

創新

既然「萬法平等」，對任何權威和偶像(如「佛」、「祖師」或「佛經」)的崇拜也就失去了基礎。「佛」不僅可以學習，而且可以超越，對任何東西都沒有「執著不放」的理由。這就為創新掃除了最大的障礙——心靈的封閉與束縛。

所以，「禪」不僅是「自主」的，而且是「自由」的——真正的禪者，總是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對策和方法，而不是侷限或拘泥于前人的方式、理論的權威，時時表現出一種靈活自如、無拘無束的創新精神。

「禪」的這種「創新」精神，在「禪宗」的發展史上表現得非常明顯，無論是各個歷史形態的轉折，還是對各種環境的適應，乃至對具體「公案」的回答，「禪」都能根據時境的變遷，作出相應的調整。(「禪」傳到以基督教為傳統和正統的西方國家，竟然產生了現在流行于歐美諸國的「基督禪」。)

「自由」與「創新」，可以說是現代人普遍崇尚和追求的兩種基本價值，而「禪」卻深刻地體現了這種精神，其與當代青年思想暗合之妙，令人叫絕。

有著數千年歷史傳統和濃厚的宗教色彩的「禪宗」，在脫去其宗教外衣之後，我們發現，它的基本文化精神暗合了當代人的思想特點，與當代人的基本價值追求遙相呼應，這也正是「禪」學熱在現代人中不斷升溫的內在原因，也是利用「參禪」來實現青年自我開發的根本理由之所在。

二、如何「參禪」?

「禪」不是迷信，「參禪」也不是為了單純地把人們引向宗教的信仰，而是要借助「參禪」的形式，吸收「禪」的營養，開發和發展自己各方面的潛能。如此，無論對個人的人生，還是整個社會的整體進步都是有益的。

禪宗是實踐性很強，生活氣息極濃的一個宗派，它沒有建立系統的理論體系，也不存在固定的修行方式和方法，搬柴運水，飲水吃飯，舉手投足都可作為「參禪」的方式。但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傳統「參禪」的根本中心就是「戒」、「定」、「慧」三學，戒、定、慧既是「參禪」的目的，也是「參禪」的途徑和手段。

戒

戒是佛教(包括禪宗)道德生活的基礎，它包含止惡(戒律上叫「止持」)和行善(戒律上叫「作持」)兩個方面。禪宗所講的「戒」有許多層次，其中最基本的是「五戒」和「四攝」。「五戒」是指：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四攝」是處理人際關系的四個基本準則，即「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也就是說：未成佛道，要先結人緣，廣為布施；待人接物要用柔和的語言，而不能用粗魯、諷刺的語言傷害別人；禪者的所有言行都應給大眾帶來快樂和利益，「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禪者要善于與人共事，潛移默化地去感化他人，和諧人際關系，共謀事業發展和進步。

「持戒」，不僅僅是簡單地遵守道德教條，它的實質是要實現道德的自覺和自律，培養一種無私無我，舍我利他的高尚情操和偉大人格，

「參禪」能夠塑造獨立的個性，堅韌不拔的精神以及自在灑脫的人生。撣門在人格的自我塑造和培養方面，留下了許多佳話和光輝的典范：

有人問趙州禪師，「百年之後，要去哪里?」趙州回答：「到地獄去！」「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藏菩薩的誓言是：「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真正的禪者，把整個生命都獻給為大眾謀福利的事業，從不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這種人格力量從哪里來?

從積年累月對「戒」的不斷「修持」中來。「持戒」就是要「揚善止惡」。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晚年傾心禪學，曾問當時著名的「鳥巢禪師」，「什麼是佛法大意?」禪師回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很不以為然，認為「佛法大意」不可能是這種簡單的道理。——其實，禪雖然追求自由、灑脫、自在、放下，但這只是它的風格，禪的根本倫理是大乘佛教的「大悲精神」，強調學佛首先要講究做人，「參禪」必須學會生活，超脫不忘隨緣度眾，並且要求把這種精神化為自覺的行動，落實到日常生活的實踐中去。所以，「鳥巢禪師」說：「佛法大意三歲孩兒都懂，能夠真正修行的人卻不多。」

「參禪」首先要加強道德的修養，用自省、自覺、自律的精神培養忘我、無我、舍我的情操，並在點點滴滴的日常生活中去實踐這種人格。

定

有一首禪詩道破了「參禪」的效用：「開悟之前，砍柴挑水；開悟之後，挑水砍柴」。——「參禪」既不能讓我們獲得物質的利益或感官的享受，也無助于物質生活的直接改善，「參禪」所能改變的不是我們的生活，而是我們對生活的態度。所以通過「參禪」，首先要獲得一種寧靜，安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態。這種專注而不散亂的心態就叫做「定」。「定」的心態成長為一種穩定的心理素質，就叫「定力」或者「定性」。

「參禪」對身心的調節作用，已被許多人的實踐所證實。郭沫若早年留學日本時，曾一度患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學業受挫，痛苦萬分。後經人引導，勤修禪定，終于使身體康復，其後詩思泉湧，不久就完成了《女神》的創作。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最初就任首相的四個月中，就有l1次跨進寺院，每次都花二三個小時坐禪。他認為坐禪能夠使緊張的神經得到松弛，獲得一種安樣超脫、圓融無礙的心境。

筆者也曾運用「禪定」的方法，比較成功地進行過一次心理咨詢和治療。來訪者是一位大學一年級的男生，性格內向，患有「強迫思維症」，經常不由自主地思考諸如「人為什麼活著」之類的問題，理不出頭緒，找不到答案，又不能停止思考，嚴重影響了睡眠、休息和正常的學習、工作，非常苦惱，試過多種心理治療方都未能奏效。根據「禪」的理論，我擬定了一個治療方案，包括兩個要點：1．一開始思考這類「疑難問題」，就找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端坐桌前，調整呼吸，自然放松，把所有想到的內容都如實地用筆和紙記錄下來，一直寫到不想思考為止；2．每日坐禪，修「數息觀」，即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專注于呼吸上，細心體會氣息的出入、長短、粗細、冷暖，默數呼吸次數。運用第一種方法，來訪者當天就感到「效果很好，想的次數少了，每次想的時間短了，思考起來也比較有條理。」兩種方法同時使用，兩周後患者症狀完全消失，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台灣耕云先生在部隊任職時也曾經用類似的方法，治愈過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其實，這種方法的運用，在「禪定」的修行中完全只是一種雕蟲小技而已。「禪定」的功用主要不是為解除心理障礙和疾病，而是要培養一種不為物擾，臨危不亂，處亂不驚，視死如歸的「定力」，即良好的心理素質。一個在「禪定」中「了生死」———徹悟為理想獻身不是個體生命的斷滅，而是對生命的超越和禮讚——的人，是視死如歸、無所畏懼的，具備這種心理素質的人也可能被擊敗，但永遠不會被擊倒。

慧

禪宗主張「悲智雙修」，要讓「悲」與「智」的精神貫穿整個修行過程的始終，要求參禪者既有「普度眾生」的精神，又要有救世救人的智慧。

慧，就是智，就是智慧。

「禪」的智慧體現在兩個層次，兩個方面，即思維方法、教學方法的小智慧和哲學思想的大智慧。

「禪」在思維方法、教學方法、表現方式等方面的智慧俯拾即是，不勝枚舉。禪門有公案1700多條，祖師語錄無數，這些公案和語錄，從最淺顯的層次看，無不充滿了「腦筋急轉彎」的機智和智慧。例如，問：什麼是忠言?答：你娘丑陋。問：迷于幽谷，如何找出口?答：隨流去。問：高峻難上時如何?答：老僧自住峰頂。等等。

須要特別指出的是，參撣不是做機智問答，在這些看似語言游戲的公案、語錄中，蘊含著豐富的、深刻的哲學思想，這才是「禪」真正的大智慧。

「禪」，是一種與西方傳統思維方式完全不同的思想，但它卻在20世紀引起了西方思想界廣泛的注意和重視。這或許是因為「撣」的哲學思想與現代西方思潮有著某種內在的相合之處。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家，到法國的後結構主義理論家，在他們身上往往都可以看到受禪宗思想影響或與禪宗觀點相契合的痕跡。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在讀鈴本大拙的禪學著作時說：「這正是我在我所有著作中所要說的。」(W．Barrett：《鈴木大拙選集·導言》)創立「集體無意識說」的精神分析學派心理學家榮格，對鈴木大拙的禪學研究很感興趣，認為心理分析與禪宗有許多互通之處(鈴木大拙：《通向禪的道路·榮格博士的禪觀》)。現在，「禪」的研究和修持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性的文化現象，這不是偶然的，從深層原因看，是由于禪與當代思想界在許多重大問題有著密切的關系，禪在解決現代人的精神困境上開始顯示出一種蓬勃的生機。

那麼，通過「參禪」，我們可以獲得哪些哲理的啟示呢?

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禪的「超邏輯」性。

「禪」的這種超理性色彩突出地表現在它對邏輯悖論的態度中。人類思維一向為兩難命題、二律背反、悖論、「怪圈」等等所困擾，悖論的存在說明了邏輯思維的局限性，或者說，邏輯思維在事實面前陷入了窘境。從發現悖論，到企圖從數學中排除悖論，到最後承認悖論，科學在這個問題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認識過程，得出的結論是：人類無法用邏輯來證明邏輯提出的問題(即「哥德爾定理」)。禪宗從一開始就承認悖論、正視悖論，並認為理性在悖論面前完全無能為力，主張靠超越理性、超越邏輯的「悟」來消除悖論。所以，禪門留下了許多非邏輯的偈語，如「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再如，「張公飲酒李公醉」，「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等等。甚至禪宗還主張舍棄語言，回歸事實本身。

禪宗的超理性色彩，乃至現代西方的反理性主義思潮，都有科學發展史和認識論上的深刻原因。禪宗的「悟」能代替科學解決悖論嗎?

其次，是禪宗的「即心是佛」觀。

在西方傳統哲學思想中，都采取一種二元結構的方法論，自然與社會，主觀與客觀，思想與存在都是對立的關系，這種對立的核心是主觀與客現的對立。而禪宗與現代西方現象學(或存在主義)都反對「邏輯(語言)中心主義」，主張「面向事實本身」，企圖通過「現象」、「經驗」來擺脫這種對立關系。禪宗以「即心是佛」觀為「存在」找到了歸宿，認為存在之迷只能在「真我」中尋求解決。

在這個問題上，禪宗只是一種更為精緻的宗教唯心主義呢?還是為解決主客觀的分裂對立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再者，是禪宗的「直觀思維」的認識論。

在認識方法上，禪宗特別注重個人「心靈體驗」，它強調以單純、直接、實際的方式把握認知對象，而堅決反對而且摒棄了認知的中介物，避免抽象、表現和華麗的詞藻，甚至認為語言也會成為認知的障礙(即「文字障」)。所以「禪」是知覺的、直感的，甚至時時流露出某種「無意識」的傾向，人們甚至感到，在詩中比在哲學中更容易找到「禪」的表現形式。

人們常說，禪的根長在印度，禪的花開在中國，禪的果卻結在日本。日本大和民族對禪的運用確實高明。禪的精神、思想和方法已經廣泛滲透到日本的繪畫、詩歌、茶道、柔道、劍術乃至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中國是日本一衣帶水的鄰邦，在許多方面(包括禪宗)都曾經是日本的老師。面對「學生」的全面繁榮與進步，我們不應僅僅從經濟方面學習，而是應逐漸深入地認識「禪」對當代人所具有的巨大潛力與作用，重視、學習、應用、實踐，使大乘中土禪機盎然，繁榮普現。

禪刊 1995年度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