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早期禪法發展史(劉保金)

略論中國早期禪法發展史

劉保金

東漢桓、靈之世，安清、支讖相繼來華，佛經傳譯逐漸興盛。至漢獻帝時，計有中外譯師十人，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安息系統，二是月支系統。安息系統譯師有安世高、安玄、嚴佛調，是小乘學派，譯傳小乘典籍，而以禪法為主。其中以安世高為最著，所譯大小《十二門》、《修行道地》、《明度五十校計》、《佛印三昧》均為禪經，尤以《安般守意經》為中土最初盛傳之禪法，是說調息安心之“數息觀”。月支系統譯師以支婁迦讖最為卓著，所譯《般舟三昧》、《首楞嚴》二經，是大乘禪法中最有代表性的兩咱。於漢晉間，前者有兩譯，後者凡七譯。支曜出《成具光明定意經》，亦是大乘禪藉，有二譯。“般舟”意為“佛現前”，宣稱得此三昧，十方諸佛悉立於面前，此為《般舟三昧經》所說之義。《首楞嚴經》說入此勇健定，能統攝一切佛法，具有不可思議之神秘力量。

禪法傳至三國，仍為兩支。安息系統世高之學，傳於弟子韓林、皮業、陳惠，而再傳於康僧會。惠、會二人合注《安般守意》，弘傳小乘禪法，月支系統大乘禪法，由支讖傳支亮，再傳於支謙。支謙為三國著名譯師，號曰“智囊”，改定《首楞嚴經》，又譯《慧印三昧經》，宣揚修持慧印禪定，能得無上智慧，諸罪綿除，來世成佛。

兩晉時期，禪經之譯傳，續出不絕。兩晉時賓文士竺候徵若，攜《修行道地經》至敦粕，遇支月沙門竺法護，共與演之，出譯此經。竺法護又譯《勇伏定經》、《身觀經》、《法觀經》等禪籍，通行於世，使修習禪法僧人日漸增多。西晉康法朗弟子令韶，特善禪教，每入定竟數日不起。僧光遊想巖穴，志得禪慧。東晉初南渡僧人竺僧顯、竺曇猷、支曇蘭等人，皆以精於禪法著稱。蜀地有廣漢閻興地賢護，以禪定為業。蜀郡石室山法緒，常處石室，且禪且誦。江南禪法之流行，於此可見。

東晉時中國北方有五族十六國先後繼起，其中北涼禪法在晉末最盛，而禪經之譯傳則以後秦為多。後秦鳩摩羅什譯有《坐禪三昧經》、禪秘要經》、禪法要解》、《思惟要略法》、《菩薩呵色慾法》，對當時禪法起很大作用。其影響所至，波及江南。但是隨著佛教深入發展，一些禪僧漸感昔時禪法不夠系統，又無人專事傳授，因而希望有新禪法傳入。憎曾從羅什習受禪法，感到“此土先出《修行》、《大小十二門》、《大小安般》，雖是其事，既不根悉，又無受法，學者之戒（指制約），蓋闕如也”（《關中出禪經序》，載《出三藏記集》卷九）。廬山慧遠亦因江東闕禪法，使弟子西行求之。雖得羅什所譯《禪要》，尚不滿足。是時，西行求法之人群起，此中智嚴自涼州西到賓，從佛大先諮受禪法。佛大先其人，乃西域之後，禪訓之宗。其高足弟子佛陀跋陀羅，以禪律馳名當時，遂被智嚴邀往長安，大弘禪業。因事被擯南下，入廬山應慧遠之請譯出《達磨多羅禪經》。是為賓禪籍傳入中國之始。此經重在宣說不淨觀，兼說數息觀。慧遠稟受此禪，知名當世。其弟子法安等人在新陽講說眾經，兼學禪業，曇邕與弟子曇果在廬山營立茅茨，澄思禪門。自此賓之禪流佈江左，澤被後世。

東晉以後，進入南北朝時期。南朝禪法，包括從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到陳後主禎明二年（588），在南方宋、齊、梁、陳四代之禪法。北朝禪法，包括從北魏明元帝泰常五年（420）到北周靜帝大定元年（581），在北方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諸代之禪法。宋齊時代之禪法，以宋初為盛。當時以宋都建業為基地所傳之禪法，屬賓之禪。此禪法譯籍日多，踐行者日從。佛陀跋陀羅弟子慧觀、寶雲均一代名僧，共住道場寺。觀作《不淨觀經序》，雲譯《觀無量壽經》，均弘定業。賓曇摩蜜多特深禪法，自涼州經蜀至江陵，於長沙建立禪閣，元嘉元年（424）到建業，譯出《觀普賢菩薩行法經》、《觀壽虛空藏菩薩經》、《五門禪要用經》、《觀無量佛經》、《禪秘要經》（後二本闕佚）。並大行禪業，學者遠集，號曰大禪師，亦稱連眉禪師。僧審從受禪法，曲盡深奧，審傳慧嵩，沮渠京聲是北涼王沮渠蒙遜之從弟，曾在於闐從賓佛大先受禪，北涼亡，於宋初奔建業，譯出《觀彌勒上生經》、《治禪病秘要經》。賓求那跋摩由師子國到廣州，入建業講《法華》、《十地》、善於禪法，入禪常累日不起。賓佛馱什，於景平元年（423）至建業，譯出《五分律》，兼達禪要，未及弘闡而去。賓系禪法還有涼州玄高傳之。玄高幼在長安從賓佛陀跋陀羅習禪，妙通禪法。為隴西著名禪師，而後遊化於北魏，“出入盡於數隨，往返窮乎還淨”，其禪力之深，人莫能衣。太平真君五年（444）為魏主所殺。其上座弟子玄暢逃往建業，以其明經通禪，且善占卜，無不驗，故能聳動帝王達官，名顯於世。寂於齊武帝永明二年（484）。玄暢門入法期，十住觀行，所得有九，唯“師子奮迅三昧”未盡。玄高又一弟子玄紹，究練諸禪，神力自在。劉宋初期及北魏統一中國北方前後，賓禪法行於南北，多有著名禪師傳持。

梁、陳之世，禪業微薄，原自宋末以來，江南僧人群趨義學，外國僧人來華甚少，禪法亦隨之而衰落。荊、蜀稍有行者，亦是鱗爪之介。唯慧文一系之禪法，由北而南，最後定居於浙江天台山。其傳承自成一系。慧文是西魏、北齊時著名禪師。其禪法遠以《安般守意經》、《般舟三昧經》所述禪意，而以般舟系大乘禪法為其心要；近取北地六家禪師明、最、嵩、就、鑑、慧用心之法而予發展；以三論師觀行為基礎，兼取瑜伽師之觀行，提出多用覺心之禪觀方法。其徒慧思，從受觀心之法，悟法華三昧之旨，踐行隨自意三昧及四安樂行。著《大乘止觀法門》、《諸法無諍三昧法門》、《法華經安樂行義》、《隨自意三昧》、《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慧思之高足智，稟受安樂行，得入法華三昧，髮旋陀羅尼，照了法華，如高山之臨幽谷；達諸法實相，如長風之遊太虛。著作甚多，立一大體系，成為後來隋代所建天台宗的實際創始人。思、二師，于衡嶽、天台一帶弘揚禪法，使陳朝禪業不甚寂寞。

北魏禪法，在其初期傳佈很廣，賓禪較為流行，其間以玄高為最著，前已述之。到太平真群七年（446）太武帝毀法之時，稍至衰歇。幾年以後，文成帝即位，明令重興佛教，禪法為之一振。至孝文帝鄧位，禪法大行北土，歷久不衰。其禪風特點大凡有三：一是一般僧人悉皆禪諷，不以講經為意，至使坐禪者不明經義，徒事修持。二是禪居石窟與山寺之風盛行。坐禪僧人，宜棲穴處，則鑿窟以為禪居。當時鹿苑鑿石窟以供僧寂塵，於武州鑿石窟乃為禪居，俱在平城郊外。孝文帝遷都洛陽，又於龍門鑿山造窟。建立新禪寺，往往設在山區，其中以嵩山最為典型。太武帝時，僧周已居嵩山頭陀坐禪，此山漸為禪僧集居之地。其後坐禪師創立嵩陽寺，集眾虔誠禪寂，六時靡輟。又有少林、間居、棲禪諸禪寺之創建，使嵩山之禪法譽遐邇，流芳後世。三是印土東來之大師所授禪法，均有其理論根據。北魏後期著名禪師佛陀扇多和勒那摩提所受禪法，當屬瑜伽師宗。另一禪學巨匠菩提達摩所授禪法，源出性空之宗，兼有瑜伽禪意。

北魏之禪法，上承北涼、後秦之脈絡，下續隋唐之法緒，繼往開來，替相轉遞，終於在其冶煉禪法之熔爐中，釀出一股新的禪流，即達摩禪法，自菩提達摩由南天竺東來中土，傳其禪法，另闢新徑之後，中國乃有如來禪與祖師禪之分。凡諸經論所說之禪法，名如來禪；後秦鳩摩羅什所譯之禪經，為其初傳之禪籍。祖師禪則是以經論以外之禪法，祖祖以心傳心，心印相遞，不立文字，即是菩提達摩初傳禪法。菩提達摩大師，神慧疏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微徹數，定學高深。其講《楞伽》乃是宋譯四卷之本，謂依“南天竺一乘宗”，即上乘《般若》法性之義，亦即取法於大乘虛宗。大乘虛宗，以無分別智，無所得心，悟入實相。依此正觀，立證菩提。《楞伽經》雖為法相有宗之典籍，屬瑜伽之學，但內容，著重於破除妄想，遣蕩一切諸相，顯示體用一如，即真如法身，所明在無相之虛宗。又達摩壁觀之謂，乃真俗不二之中道。壁觀者，喻如牆壁，中直不移，心無執著，遣除一切執見。以無著之心，契彼真實之理。正是中道所詮之實相。此為達摩所修之大乘禪法，名曰壁觀。其教法之主旨是以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與時不合，遭傳經律之人譏謗，門下只有慧可、道育二人竭誠事奉，經四、五年，達摩為其精誠所感，誨以“二入”、“四行”之法，並四卷《楞伽》授慧可以為印證。慧可傳璨禪師、那禪師等人，並口說玄理，不出文記，或言或行，亦以四卷《楞伽》為其心要，其後達摩禪法之傳承，門葉繁茂，成一學派，名曰楞伽師。續及隋唐，立一大宗派，即是禪宗。北魏後期，達摩禪法一脈，是一主幹，影響最大。其主要禪籍有《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二入四行論》、《少室六門集》等。

北魏至孝靜帝，分襲為東魏和西魏。二魏之時，禪法之傳承，達摩一系仍著。慧可於東魏天平元年（534）到鄴都（公河南安陽市北）大弘禪法，達三十四年之久，但因屢受異派學者迫害，其後流離於鄴衛（今河南安陽、汲縣）之間，其禪法影響漸至消沉。慧可傳法，承達摩“理入”之旨，深信一切眾生具有同一真性，如能捨偽歸真，就是凡聖等一之境界。指出生死無差別之義理，直顯達摩正傳之心法。

上接東、西二魏，即是北齊、北周二朝。慧可於北齊天保三年（552）授法於弟子僧璨，但可、璨二師於時傳法影響不及僧稠。北周武帝毀法時，僧璨往亞地舒州（今安徽潛山）司空山，十餘年無人知之。後來僧璨南住皖公山，傳法修禪，廣弘定業，遂使禪法極盛於南地。

北齊禪師，僧稠最著。其禪法依《涅·聖行品》四念處法以修心。此法觀身、觀受、觀心、觀法，其階籍所由，步驟井然，故情事甚顯，易於領會，遵行者眾。僧稠之禪法，原在北魏末期業經弘傳，於嵩嶽、懷州、鄴城各地練眾千百，與達摩一系禪法並行於北土。入齊以來，更形宏盛，齊文宣帝躬自郊迎，禮貌優渥。其影響超越其他各家禪之上。撰有《止觀法》二卷。北周禪師特尊僧實，曾受禪于勒那摩提，周朝上下，甚為禮敬。有弟子曇相等人，續至唐初傳燈不絕。

自晉以來，北方傳持禪法稱盛，中外著名禪師多會萃於北地而後南下，遂使定業遍及南北。但諸大禪師多兼立義學，凡談義理，必依觀法。而隋唐新興之各大宗派，均有其獨特觀法，又悉以“定慧雙修”自許。由此可見，禪法在整個這中地位十分重要。佛教禪法最重視師傳承，對隋唐各宗派之形成起過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