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密述要》第六部分：唐密文化

第一章　唐密祖庭 　　第一節　大興善寺

　　大興善寺位于陝西省西安市城南，是中國佛教唐密之祖庭，是國務院確立的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

　　大興善寺在隋初由陟岵寺和遵善寺兩寺合併後重新改建擴大而成。陟岵寺為北周明帝所建國寺。遵善寺創建于晉武帝時。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年)在長安故城東南二十里之龍首川原選址作新都，以其曾被封「大興郡公」之故名都城為大興城，因城中六條高坡，于九二置宮闕以當帝之成，九三立百司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及佛寺以鎮之。建城時先置此寺，遷舊長安城名寺陟岵寺于大興城內，與原在靖善坊的遵善寺合併並擴建為新寺，取都城「大興」二字並所在地靖善坊之「善」字，名新寺為「大興善寺」，規模為海內佛寺之最。

　　隋朝擴造的大興善寺占據了長安城中央的整個靖善坊，與玄都觀隔街相對，氣勢宏偉。大興善寺開山祖師是靈藏大師。他是楊堅的布衣知友，同時任隋朝管理全國僧尼事務的昭玄都僧官。隋朝幾位箸名的昭玄統，除曇延外在任職期間都住在大興善寺。

　　這里還是隋朝第一所國立譯經館。著名的「開皇三大師」耶連提黎耶舍、闍那崛多、達摩笈多都相繼為譯主，開創了隋朝一代佛經翻譯。

　　唐玄宗開元初期(716—720年)，「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在里譯譯出密宗經典五百多部，大興善寺成為當時長安翻譯佛經的三大譯場之一。

　　《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十五載，詔還京，住大興善寺。」此後，不空主要居住在這里大弘密法，並終于此。

　　《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真言祓除至七過。翼日乃瘳。帝愈加殊禮焉。空表請入山。李輔國宣敕令于終南山智炬寺修功德。」

　　「大歷三年于興善寺立道場。敕賜錦繡褥十二領繡羅幡三十二首。又賜道場僧二七日齋糧。敕近侍大臣諸禁軍使。併入灌頂。」

　　758年，應不空所請，唐肅宗在大興善寺設置灌頂道場，從而在華夏大開灌頂之風。

　　764年，不空奏請皇帝將49位全國著名的僧人從其他寺院集中到這里來，集中譯經、修習密法。

　　正因如此，大興善寺成為盛唐時傳播弘揚唐密的中心，這里被譽為唐密祖庭。

　　武宗李炎在位期間(841－846年)，下令全國排佛。大興善寺也被廢除，建築被毀，僧人被勒令還俗。大興善寺從此一蹶不振。宋元時期，大興善寺一直很冷寂，直到明清德滿禪師才在此「鼎新梵剎」。永樂年間(1403—1424年)，云峰禪師居大興善寺，修造了殿堂和鍾樓，弘揚禪宗。清朝經過三次較大規莫的修葺，第一次是1648年，僧人麩齋修建了方丈室、大雄寶殿以及禪堂廊庶，面貌一新。第二次在1694年，由清川陝總督筆貼式、平安納等集資，先後修建前殿、鍾鼓二樓、大殿、十王祖堂、彌勒殿等建築，前後約十年才完工。乾隆五十年(1785年)，陝西巡撫畢沅重修轉輪藏經殿。此後，1939年，朱子橋將軍捐資整修大殿，並為大殿添置幢幡法具。為復興唐密，朱將軍曾邀請持松法師來住持此寺，惜鐵路國因故中斷末能成行。1943年太虛法師和于斌、馮玉祥等人組織了中國宗教徒聯誼會，並于1945年在大興善寺創設了「世界佛學苑巴利學院」。

　　1956年為保護佛教名勝古剎，政府撥款對大興善寺進行了大規模整修。1984年4月，陝西省佛教協會接管大興善寺後，用半年時間，修復殿堂、僧房41間，並重塑了一些破毀佛像，使興善寺面貌大為改觀，僧眾過著正常的宗教生活，講經禮佛，舉行各種法事活動。國內游人香客絡繹不絕，外國友人和港澳台同胞也常常來此燒香禮佛，參觀訪問。

　　大興善寺大殿北邊有唐轉法輪殿遺址，遺址前安放著一尊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空海大師同志會贈送的地藏菩薩銅像。804年曰本學問僧空海人唐求法，在西安青龍寺拜惠果為師，回國後開創了日本真言宗(即密宗)。1985年10月，日本空海大師同志會為紀念空海示寂一千一百五十周年，向真言宗的發祥地——大興善寺敬獻了這尊青銅地藏菩薩立像，高約l.70米，底座用的漢白玉徹成。10月25日，大興善寺隆重舉行了地藏菩薩像奉安開光儀式，由167人組成的日本空海大師同志會友好訪華團參加了法會。這尊佛像，成為新時期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新見證。

　　大興善寺內現有文物清碑四方，即清康熙年間《重修隋唐敕建大興善禪寺來源記碑》、《重修大興善寺碑記》、乾隆年間《隋唐敕建大興善寺祖庭重囗囗囗記》和咸豐年間《太興善寺法源碑記》，皆為研究大興善寺的重要史料。寺內還藏有三幀巨幅清朝西藏彩繪《阿彌陀佛像》、《極樂世界圖》和《彌勒像》是西藏繪畫藝術珍品。

　　第二節　青龍寺

　　青龍寺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陝省西安市城東南2.5公里的鐵爐廟村以北樂游原上，即唐長安城新昌坊東南隅，該寺建于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年)。曾有「靈感寺」、「觀音寺」之稱。唐睿宗的景云二年(711年)改名「青龍寺」，是中國佛教唐密祖庭之一，日本真言宗的發祥地。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以後，寺院被毀，至明朝已片瓦無存。

　　唐朝詩人朱慶余《題青龍寺》詩曰:「寺好因崗勢，登臨臨夕陽。青山當佛閣，紅葉滿僧廊。竹色連平地，蟲聲在上方。最憐東面靜，為近楚城牆。」寺在樂游原上，為當時著名的風景區，唐朝詩人李商隱曾在這里寫出了傳誦千古的詩句:「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由于當時皇室的大力扶持，唐密興盛空前，其傳播之廣不僅在國內，而且對國外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尤其對當時的日本佛教界影響極大。青龍寺即是傳播唐密頗有影響的寺院之一。在九世紀初至中葉，日本人唐求法的「學問僧」、「請益僧」頗多，其中著名的八人，本稱之為「入唐八家」。而其中的六家空海、圓行、圓二、惠運、圓珍、宗睿到長安後，即在青龍寺受法。

　　唐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空海大師到長安後，于青龍寺師從密宗高僧惠果和尚學習經典，並興唐朝士大夫交往。元和元年(806年)回國後傳播密宗，成為日本「東密」開山相師。日本人唐的求法僧回國時，都帶回大量佛教經典和其他書籍，「入唐八家」帶回書籍共達1700余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達到極盛。

　　從1973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進行了系統發掘，清理出殿基、月台、散水、花壇等地下遺址多處。其中殿址一面積達六百多平方米，殿址二東西長50米，南北寬30米，呈長方形，塔基長寬各約15米。其原有建築規模宏大，現今所發現的遺址僅是青龍寺西部。從門、塔、殿址及兩側廊道遺址來看，青龍寺西院的形制為塔居中，塔前有門，殿在塔後，周圍廊廡，表現出隋唐早期寺院的布局特徵。

　　日本真言宗僧眾飲水思源，近年來與青龍寺交往極為密切。為緬懷先賢，增進中日兩國的佛教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1982年中日兩國佛教界在青龍寺遺址上合建「空海大師紀念碑」，後又共建「惠果空海紀念堂」。

　　1997年前，青龍寺做為文物遺產而存在。

　　1997年11月17日(佛誕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將青龍寺移交佛教管理，從此恢復宗教活動。

　　1997年12月15日，舉行恢復淨壇法會，點燃了千年法燈，廷續法脈。

　　1998年5月25日，接待了以新居祐政率領的日本高野山真言宗訪問團，並舉行了首次中日報恩法會。

　　1998年9月7日，接待了以全日本佛教會會長濱野豎照率領的日本真言宗各派總大本山第十五次訪華團一行。

　　青龍寺作為唐密祖庭，又是中外著名的佛教聖地，正以全新的歷史面貌迎接中外廣大信眾，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做出新的貢獻。

　　第三節　高野山

　　高野山是東密真言宗的總本山，位于和歌山縣伊都郡高野町，略稱南山、南岳、野山。弘仁七年(816)，空海奏請嵯峨天皇詔許開辟此山，興建伽藍。空海入寂後，弟子真然繼承其志，陸續完成諸堂。其後，堂舍多遭燒毀，至寬治四年(1090)遂逐漸復興，後又得幕府、武士的護持，印刷事業發達，刊行《高野版大藏經》。此後，人才輩出，宗學大盛。

　　高野山山頂上是弘法大師開創的距今已有1200年歷史的真言密教的總寺院──金剛峰寺，以金剛峰寺為中心周圍星星點點地分布著120多個寺院，眾多的寺院形成一大宗教城市。宗教核心即為真言宗總本山金剛峰寺，由于曾經因戰亂、火災燒掉好幾次，目前的建築是1862年所建。

　　山內有一個超過25米高的大門，金剛峰寺建成以來一直作為正門，現被指定為國家的重要文物，還有被指定為國寶的寺院建築和壇上伽藍等很多建築。高野山靈寶館一直展示著龐大的高野山的文化遺產。

　　明治時代之後，此山成為古義真言宗的總本山。由于歷經千余年的經營，此山已成為日本佛教勝地。寺院建築亦甚為聞名。全山建築以「壇上伽藍」為中心，分成西院谷、南谷、谷上院谷、本中院谷、一心院谷、五之室谷、千手院谷、小田原谷、往生院谷、蓮華谷等十區(合稱高野十谷)。各區內塔頭寺院林立。其中，不動堂及金剛三昧院為國寶級建築。此外，山中重要文物收藏頗豐，如佛涅槃圖、善女龍王畫像、阿彌陀聖眾來迎圖、五大力菩薩像、阿彌陀三尊像、勤操僧正畫像等，皆列為國寶。另有特具歷史價值的法具及文書等，多陳列于靈寶殿中。

　　為何空海和尚會選擇此處做為修行處呢？這也有段傳奇故事：空海自中國歸國前，在中國明州海邊想到回日本後應該找個清修之處建立自己的寺院，于是就將他的法器「三鈷杵」往天空一丟，三鈷杵便往日本飛去。空海坐船回到日本後，就開始尋找三鈷杵的下落，一路找到了高野山上，得到山神「丹生都姬明神」以及「狩場明神」的指引，終于發現了三鈷杵釘在一棵松樹上，于是就在這邊安家落戶，這是高野山成為真言密教大本山的緣起。現在高野山上的「御影堂」祭祀著空海大師與其十大弟子，此處即為傳說中的「三鈷杵」所在地。

　　高野山自天皇賜給空海後成為佛教聖地，並快速地擴充、發展起來。一直到現在，整個高野山已經是個完整的宗教都市，除了寺院之外，從幼兒園到大學各級學校、商店街、公園、醫院、警察局、消防署、市內公車等生活機能一應俱全。

　　最神秘詭異的，當然就是高野山深處的「里高野」了。所謂的里高野指的就是「奧之院」，種滿了參天巨木，大白天的也是「不見天日」，而在這些百年古杉之間，全部都是墳墓！一座座斑駁的石塔，刻著許多歷史上有名的人物的名字。在里高野奧之院的最深處，就是空海大師的御廟，承和2年(835)，空海62歲，二月從京都回到高野山後，就開始斷食，手結大日如來定印，口誦真言，于3月21日圓寂，永遠鎮守在此處。

　　空海遣唐，步鑑真和尚東渡之後，帶去了中國盛唐文化，促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故在日本聲望極高。由于空海法師曾途經蘇州寒山寺，因而寒山寺弘法堂供奉空海大師銅像一尊，以資紀念。這也是寒山寺多見日本信眾的原因。

　　自唐末五代以來，唐密兩部大法在中國失傳，幸一燈分照完好流傳于東瀛，實乃千古幸事，也是眾生福德所致。高野山乃空海大師親手開辟的密教根本道場，無論是東密之古義、新義，皆源于此，即使台密也與此有密切聯系。民國初年至今，許多高僧大德前去修學密法並努力回傳中國，使得華夏有情得以重聞唐密大法，造福眾生。雖人有國界，但法無國界。為此，將高野山列為唐密祖庭之一，也是我等報佛恩、成佛道、度眾生的本願使然。

　　第四節　其他

　　民國初年，持松法師等眾大德將唐密大法回傳華夏，並先後在武漢寶通寺法界宮、上海靜安寺等地建立真言密壇，種下無數菩提種子。雖然這些地方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唐密祖庭，但別有時代意義。故簡單介紹如下：

　　一、武漢寶通寺

　　在湖北武漢市武昌大東門外洪山南麓的翠綠叢林中，掩映著一座禪宗古剎——寶通寺。寶通寺正院後面有一座佛教密宗的壇城——法界宮，這一密教建築是1924年持松法師任寶通寺方丈時所建。兩年中，持松法師日日在此修法、講經、傳戒、灌頂傳法，受灌頂者達數萬之眾。因密法大興，實為五代以來末有。

　　對于這段盛況，呂建福《中國密教史》有專門記載：持松歸國之後，「備受信徒們之擁戴，初于滬杭傳法，後又被迎至武漢，住持洪山寶通寺。在洪山寶通寺期間，他以開設法界宮，建瑜伽堂，購置法器，繪諸曼荼羅，開壇灌頂等活動，廣與信徒結緣，並有意將該寺發展成為密宗的根本道場。當時，湖北各地的僧俗信徒紛紛前來求授灌頂，其中湖北的一些社會名流，如蕭耀南、陳元白、趙南山、杜漢三等亦相繼入壇受法，無不傾心于密宗。」

　　1924年，持松法師31歲。3月，湖北督軍兼兩湖巡閱使蕭耀南，以及李馥庭、湯鄉銘、李開先、陳元白(曾任桂軍司令)諸居士，迎接持松法師擔任武漢洪山寶通寺住持。于是，他在寺內建起了真言宗壇場，自此，講經、傳戒、灌頂，幾無虛日。

入夏的時候，湖北遭受到大旱，應眾人之請，持師設孔雀明王壇禳雨，修法到第三天時，就聽到天空里雷聲隆隆，繼而大雨傾盆，眾人莫不歡呼，前來結緣灌頂者更絡繹不絕。

　　湖北督軍兼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看到持松法師祈雨成功，開始對密教產生興趣，後因故請持師建「仁王護法」大法會為他本人禳解，兼授結緣灌頂。法會後，蕭督果然安然無事，因之對持師大為敬服，受持師灌頂結緣，皈依密教，並且捐出巨資在寶通寺內建造法界宮、瑜祗堂、五輪塔，購置各種法器，請人繪制諸尊曼荼羅，希望洪山寶通寺可以成為真言宗在國內的根本道場，恢復失傳千年的唐密。

　　在法界宮內建成的真言宗道場，仿唐朝密宗金剛部「五曼荼羅」形式建造，殿內設木質密宗壇城，雕刻鏤空，玲成別緻。屋面覆以黃琉璃瓦，並以五亭結頂，藉以表示東西南北中五佛方位。各亭均為鏤空大屋脊，飛簷蟠爪，富有民族特色。殿前廊柱，刻有法輪十字羯摩杵，殿基四周刻有雙層蓮瓣，殿前階下為三孔拱橋，橋外雙亭侍立，殿亭相映，景色別緻。沒有誰見過如此莊嚴宏華的密壇，尤其是金、胎兩界曼荼羅繪像，色彩斑爛絢麗，繪有十方三世諸聖千持師尊佛象，看上去蔚為壯觀，攝人魂魄。

　　在武漢期間，各界對持松法師非常關注。1924年5月中旬，太虛法師曾專門邀請持師去武昌佛學院開壇傳密。1925年春，直系軍閥首領、兩湖巡閱使吳佩孚(字子玉)將軍在岳州的軍艦上避禍，特地派副官黃澹供到洪山寶通寺，邀請持師前去給他講解《金剛經》大意。武漢大學校長陳叔蘊其時也邀請持師到該校演講，持師就以《緣經》為題，從時間和空間的角度，結合密教六大緣起的原則，闡述宇宙萬有實質問題，並詳為解析，頗得師生們的信服。

　　持松法師在此不斷講經、修法、傳戒，廣播菩提種子。現仍健在的本煥禪師就是從持松法師受具足戒的，時間是1930年農歷二月。

　　1925年秋，因赴日本出席東亞佛教大會，持松法師離開武漢東渡。1927年春回到國內時，寶通寺及法界宮已在炮擊中被毀壞，密法壇場已無法恢復，他只好應眾居士所請來到上海，此後不斷應邀到全國各地講經、傳戒、修法、灌頂，極一時之盛。

　　二、靜安寺

　　靜安寺原叫「滬瀆重元寺」，創建于三國時代東吳赤烏士年(247年)。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唐代時改名為「永泰禪寺」，到宋真宗大中禪符元年(1008年)才開始稱靜安寺。1983年，靜安寺被國務院確定為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

　　1947年3月，靜安寺改為十方叢林，顯密圓通的持松法師被公推為靜安寺方丈，任靜安寺佛教學院院長。1949年，有人勸他去台灣，被他婉拒，繼續住持靜安寺。1952年，當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6年任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撰寫了《佛教研究工作計劃》，提出「佛教應適應時代要求」的主張，受到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

　　經過唐武宗滅佛和五代戰亂，中國佛教唐密的兩部大法失傳，直到現代。持松法師三次東渡日本，傳回絕學千年的密法，並在靜安寺重建密宗道場，使中國佛教真言宗重新傳續下來。

　　持松法師一生八次出國，前三次是為傳回密法及購置法器，復興唐密大業，此即俗稱的「三次東渡，二上高野」。其後的五次出國均為解放後，按照黨和政府及佛教組織的安排，或率團或參團到友好鄰邦進行交流，反響均十分強烈，達到了預定目的。其中，新中國成立後有三次訪日，加上解放前的三次赴日求法，持松法師一生到日本計有六次，此亦是因緣使然。因此，真禪法師後來讚譽說：「六次為法，忘軀東渡，可與鑑真媲美。」

　　為了紀念持松法師弘揚佛教、三次東渡求法，愛國愛教的一生，靜安寺內設有「持松法師紀念堂」。這里陳列了持松法師生前用具、墨跡，所著《密教通關》、《金剛界行法記》、《胎藏界行法記》、《華嚴宗教義始末記》等26種書籍，從日本帶回的真言宗典籍，修法所用的密宗儀軌，與日本、尼泊爾、印度尼西亞、柬埔寨交往中的留影和紀念品等。

　　靜安寺內主要建築依次是天王殿、大雄寶殿和三聖殿三座大殿，三聖殿後面是一幢二層樓房。樓下是方丈室，為方丈講經說法和生活起居之場所。樓上設有唐密壇場，也稱密壇。靜安寺的唐密壇場原分為五個壇：大壇(修法時的主要場所)中間供奉大日如來像，左邊供奉不動明王像，右邊供奉愛染明王像；左首為護摩壇，是修法時焚燒乳木等作為供養的壇場，上供普賢延命金剛像，塑像後掛一幅金剛界曼荼羅畫像；右首為聖天壇，供奉聖如意輪觀音菩薩像，塑像後掛一幅胎藏界曼荼羅畫像，這三個壇的東西兩壁上懸掛八大祖師像；密壇東間供奉孔雀明王像，左右兩壁懸掛密跡金剛像；密壇西間供奉2尊塑像，左首是大黑天像，右首為訶利帝母像，兩邊懸掛十二天畫像，各壇都有真言宗的各種法器。

　　為紀念學習持松法師，每年都有大師信眾來靜安寺參訪憑弔，可惜的是，正在修茸中的靜安寺還沒有恢復唐密壇場，「持松法師紀念堂」也沒有正式開放，眾多唐密修學者及研究者為此感到遺憾。

　第二章　法門寺地宮與唐密

　　1987年4月3日是個值得特別紀念的日子。正是在這天，人們重新發現了法門寺地宮，佛祖指骨舍利再次呈現在世人面前，由此揭開了唐密發展史上新的一頁。

　　法門寺位于陝西西安以西110公里處的扶風縣北部，這里為周文化的腹地，三千年來人文會萃。據佛典記載，古印度阿育王于公元前272年(釋迦牟尼佛入滅後119年)安奉佛祖指骨舍利。800年後元魏王朝肇啟塔基，開供奉舍利、弘揚佛法之先河。李唐王朝時期，高祖李淵改寺名為法門寺，太宗李世民敕命開示舍利，弘建地宮專用供養。以後每隔30年，李唐王朝都要將這枚舍利從地宮迎出，送到皇宮內供養一段時期，朝野傾出，爭相頂禮，施舍驚人，前後達七次之多。法門寺成為以供養佛指舍利為特點的皇家寺院，具有佛教內道場的無上法界之地位，曾在中國佛教的鼎盛時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對唐代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至帝王的宮廷生活等方面有著深刻的影響。公元873-874年，李唐王朝最後一次迎佛骨，懿宗、僖宗父子兩位皇帝在法門寺地宮「結壇」，密閉數千件奇珍異寶，完成了佛教法界的最高供奉，佛祖真身從此一直被供養了1113年。

佛祖真身重新為人所知，數千件希世珍寶也呈于世人，這是本世紀末佛教考古的最大發現，揭開了一個又一個的歷史迷底。國家對法門寺出土的文物珍寶非常重視，修葺了法門寺，新建了博物館，法門寺成為當代中國佛教旅游文化勝地，每年近百萬人云集于此，參觀、游覽、朝聖絡繹不絕；法門寺歷史文化、佛教文化、唐代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先後在此舉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今法門寺的研究成為當代宗教文化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並已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法門寺地宮在開始發掘之初，就受到了中央、陝西省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關心，確定了發掘和研究同步進行的方針。1994年3月起，應法門寺博物館的邀請，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吳立民教授、中國社會科學世界宗教研究所丁明夷研究員等人前後五次到法門寺與陝西省專家聚會，共同商討地宮的真實文化內涵，最後終于實現了對地宮唐密曼荼羅的全面破譯，重新展現了唐代佛教文化的光彩。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的趙樸初對此曾給予很高的評價，指出：「這是震驚世界的重要發現，重大發現，真了不起。」

　　據介紹，整個地宮在被封閉時，被布置為佛祖真身舍利供養曼荼羅，應視為佛教密宗的「無上法界」。佛教認為，法身佛大日如來將包容宇宙萬象的胎藏界和金剛界兩部根本大法傳于弟子金剛薩埵等，後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等人將此兩部大法分別傳入中國唐都長安。再由不空將兩部大法全部繼承又傳于中國僧人一行、惠果，由他們演進，完成了中國唐密的集大成，被視為佛教發展的最高階段。「曼荼羅」是體現二部大法法義象徵的最高「聚集」，輪圓具足，為諸佛和眾菩薩的萬德聚匯之所，表徵了森羅萬象的宇宙世界。崇拜它就能體現佛教所說的物質與精神的統一，同時也是信徒的實踐和理論結合。李唐王朝後期崇尚密宗，兩部大法在中國蔓衍，因而在開元以後結壇于法門寺地宮，于地宮內構建了一個寓意包羅萬象、無盡變化的唐密曼荼羅世界。

　　在地宮的發掘中，曾經發現了一些奇特的文化現象，如滿地遍布銅錢，後室中部堆積薰香灰，八重寶函中盛放液體，四壁涂黑，這表明地宮在被封閉之前曾做過盛大的舍利供養法會活動。現經專家考證，雖然地宮一如唐帝王陵寢，但其建法卻依密教布壇的形式而布置。主體建制分為甬道、前室、中室、後室和密龕(即密室)五部，又稱一道五門四室。地宮總體上表現為佛指舍利供養大曼荼羅，佛指舍利則為三昧耶曼荼羅，供奉佛舍利的諸種法器、供養道具及供養法就是法曼荼羅，而如法供養為羯磨曼荼羅。六大瑜伽、四曼不離、三密相應成就了地宮曼荼羅。按密教儀軌增益護摩法的「遍法界成黃色方壇」的要求，甬道、前室、中室成長方形，後室及密龕為正方形。入宮的地面鋪銅錢成金黃色，主要供養物亦作金黃色，以顯示出地宮為黃色方壇。地宮有一道四門，供養佛指舍利四枚，而一道四室通徹全壇，表示體現金剛和胎藏二界的大日如來中道一實。四方四室的四舍利，表證四方四佛，建立兩部曼荼羅，後室供奉第一枚佛祖舍利指骨的「影骨」之八重寶函，寓意胎藏界本有平等–理界–前五大–色法–蓮花–因–東曼荼羅，故鏨刻了胎藏界諸尊造像；放置密龕內的第三枚佛祖「靈骨」之五重寶函，鏨刻金剛界修生差別–智界–識大–心法–月輪–果–西曼荼羅，鏨刻金剛界根本成身會45尊造像。而供奉于地宮中室的唐中宗李顯皇帝為第二枚佛指舍利敬造漢白玉「靈帳」後的捧真身菩薩，則被一些專家認為是金剛界和胎藏界兩部大法、兩部曼荼羅之合體，此為中國唐密所特有的兩部曼荼羅合成的造像。地宮內部以步步升高的形式來表現佛教所描繪的重重無盡的華藏世界。又以閼伽瓶來象徵四海之水，以描金檀香木金銀山來表現三千大千世界；還以鎏金十二環大錫杖來代表佛祖的最高權威。所有這一切，除了表示實現「聖壽萬壽，聖杖萬葉」的宗教理想外，還溶入了「八荒來服，四海無波」的政治目的，意欲起到護國佑民的作用，其針對性和現實性是很明確的。

　　有專家認為，印度密教轉入中國，演為中國的密宗，其間經歷了金剛智和善無畏結壇相互傳授的「金胎互授」，到不空和僧人一行每人同時傳承二部大法的「二部一具」，再到惠果融合兩部大法的「金胎不二」，密宗得到完善和發展，最終實現了中國化的密教，使密宗達到最高階段。法門寺地宮唐密舍利供養曼荼羅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是活躍于晚唐宣、懿、僖三朝的國師、密宗高僧智慧輪大師。他融唐密兩部大法之精華于一爐，把「金胎不二」大法再發展到「金胎合曼」大法。所以法門寺地宮曼荼羅，是中國密宗史上的輝煌寶庫，代表了中國密宗理論與實踐的最高成就。

　　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的全面破譯和揭秘，有其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首先，法門寺地宮是正純密教文化的最高集結，為密教中國化的最高壇場，而且它又是中國高僧大德來完成的，豐富的內容不僅僅在于密宗的本身，還有文學、藝術、哲學等其它內容，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現，使中國佛教文化的研究有了一個全新的突破，也變得更加全面和豐富。就密教研究本身來說，也進入了一個實質性的階段。地宮內部帶有大量宗教文化資訊，傳遞了一種強烈的研究底蘊。過去人們對漢地密宗的實物知之甚少，因之對書本的研究總不能深入，而且還產生過一些非議和偏見，現在法門寺地宮的開啟，使失傳千年之久的唐密文化打開了神密的大門，不僅展示了法門寺內道場佛舍利供養曼荼羅世界和唐密文化的真實內涵，還填補了晚唐密宗史的空白。它也給學術界的研究帶來了契機。因此，法門寺地宮是現代密教研究的新起點。

　　其次，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世界的發現，是法門寺歷史文化發掘的重要步驟，其價值和成果等同于1987年的地宮面世。現在我們可以說，法門寺是唐代長安密宗的三大核心寺之一，也是唐密宗派傳承的主脈和唐密的最後階段。由于法門寺供養了當時佛教界至高無上的佛祖真身舍利聖物，唐代的重要官方佛教活動都是在這□開始運行的，據史書記載和地宮法器及供養物上出現的長安城著名高僧大德的名字，說明佛舍利供養的確為唐密供施的最高法事，所以歷史賦與了法門寺成為佛教密宗的祖庭，和唐密最高法界的歷史地位。

　　第三，法門寺地宮□的法物證實了包括日本僧人在內的長安城唐密高僧，都是「兩部一具」的大阿奢黎，他們與法門寺有著很深的聯系。有專家認為，法門寺的「金胎合曼」大法是來自于唐代密教大德惠果和一行的教法，而東傳日本的東密或台密與法門寺密法有著共同的淵源。由于歷史的原因，前來中國求法的日本弘法大師空海、傳教大師最澄並沒有見到「金胎合曼」大法，不過，它的傳人和弟子卻有機會再次目睹法門寺的光彩。日本的政界要人及東密法師中，不少都曾經來過法門寺參謁佛舍利，目睹唐密的風貌。唐密曼荼羅被破譯，還可以考證解釋日本東密、台密存疑的一些問題，它揭開了亞洲佛教大乘文化圈(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內擴大宗教與文化交流新的一頁。法門寺的佛舍利還送到了泰國供養，受到了南傳上座部佛教徒的熱情瞻拜，反響強烈，增進了與南傳佛教國家的友誼。

　　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是中國唐密文化的精華。這座文化寶庫，是一個歷史載體，有著可開發和利用的重要價值。法門寺博物館為了重新再現它的原貌，于法門寺旁新建復原地宮。本著「今日之精品，明日之文物」的原則，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和歷史責任心，重新再現唐密曼荼羅奇特的藝術景點，給中國的旅游點再增加一個獨特的景觀，也為中國傳統文化和東方文明跨世紀的再度輝煌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第三章　唐密高僧的文化貢獻

　　盛唐時期，密教大興。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先後自印度不遠萬里來中國弘揚正傳密宗，以《大日經》和《金剛頂經》為傳法經典，法脈精純，儀軌圓滿，迥超以前之雜傳密咒，並形成「兩部一具、金胎不二」的特色，因興盛于唐，即而特名唐密，有時也稱真言宗。此後，唐密高僧倍出，不但將中國佛教發揚光大，而且對中國乃至世界文化都貢獻卓著。

　　茲將開元三大士、一行、空海等唐密高僧的文化貢獻分述如下：

　　一、開元三大士的譯經

　　開元年間，中國佛教顯教的傳譯，歷經東漢至兩晉的幼稚時代，東晉至隋的發達時代，及初唐的極盛時代，至此可稱觀止。此後所出經論，卷帙大都有限。開元至貞元的八九十年間，有開元三大士出，廣譯密典，從而掀起中國譯經史上最後一個高潮，中國密教也進入了極盛時代。

　　善無畏入華傳譯純密，開始了唐密的創建。據李華《行狀》、《碑銘》等記載的譯經活動如下：

　　開元五年，于西明寺菩提院奉敕譯《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一卷，沙門悉達譯語，無著綴文筆受。所譯經典繕寫進內，玄宗深加讚賞，令所帶梵夾(佛經)均進奉內宮，因而善無畏帶來的密典未得廣譯。後來與弟子一行在華嚴寺收藏的沙門無行求取的經中，找到有關「真言宗胎藏部要藉」，作為傳持翻譯之用。

　　開元十二年(724)，善無畏隨玄宗入洛京(洛陽)，先住大福先寺，從無行求取的密典中譯《大日經》六卷，十三年又譯《供養法》一卷，合為七卷。沙門寶月譯語，一行筆受，崔牧書《序》。《大日經》原為十萬偈，善無畏譯其精要三千頌。

　　開元十四年譯出《蘇婆呼童子經》三卷，《蘇悉地經》三卷。善無畏所譯之經詳見後附目錄。另外，「尚有密法十余種，傳(《宋高僧傳》)錄(開元、貞元釋教錄)皆未記載，以非密宗行人不及知也。」

　　金剛智三藏從開元十一年從事譯經，開元十一年(723)因一行之請，始于資聖寺譯經，譯出《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法》四卷、《七俱胝佛母準提大明陀羅尼經》一卷，由東印度婆羅門大首領直中書伊舍羅譯語，嵩岳沙門溫古筆受。

　　開元十八年(730)于大薦福寺譯出《金剛頂經曼殊室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一卷、《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瑜伽法要》一卷，沙門智藏(不空)譯語。又于舊《隨求》中更續新咒。十九年之後又譯出《金剛頂經瑜伽修習毗盧遮那三摩地法》一卷、《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身咒本》一卷、《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咒本》一卷、《不動使者陀羅尼秘法》一卷等。所譯經典目錄見後文附錄。

　　不空與鳩摩羅什、玄奘、義淨等並稱為中國「四大譯經家」，在文化史上影響深遠。不空前後所譯經典，據呂建福《中國密教史》中統計，共一百一十一部，一百四十卷(目錄詳附于後)，以下就史料所載略述不空三藏的譯經活動。

　　不空早年隨師金剛智譯經，擔任筆受、譯語等職。從印度返國後，在長安、河西等地也有譯事，但並未組織大規模的譯經活動，直至公元755年之後，不空以大興善寺翻經院為中心，才開始大規模地開展譯事。

　　唐代，不空的大興善寺譯場又與玄奘的慈恩寺譯場、義淨的薦福寺譯場並稱「長安三大譯場」。公元755年以後，三藏在此傳法、譯經近二十年，直至圓寂。此寺因此成為唐密的祖庭之一。

　　不空譯經，先從收集、校勘原本梵夾開始。所譯大批密典的梵本有兩個來源，一是前代大德遺存的梵夾，一是三藏從天竺、師子國取回的梵夾。

　　乾元元年(758)三月十二日，不空三藏上書朝廷：「請搜撿天下梵夾修葺翻譯」。

　　上文所提的寺院，為玄奘、義淨、善無畏等諸高僧的譯場，都還存有不少梵夾，其中有許多還未譯出，所以三藏請求蒐集修補。另外還請將全國各州縣寺舍村坊遺存的梵夾一併「撿閱收訪」。此時安史之亂尚未平息，全國范圍的搜尋估計並不徹底，但至少對主要地區的大部分梵夾進行了收訪、修補、登記。許多運到大興善寺譯館保存。這次梵夾的集中在前代很少有，在唐代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對譯經事業起到了積極作用。

　　天寶五年(746)，不空從印度帶回「陀羅尼教金剛頂瑜伽經等八十部，大小乘經論二十部，計一千二百卷，」這些經卷沒有進行大規模地翻譯。乾元元年六月十一日，即請求在全國搜尋梵夾的上書三個月後，三藏又上書朝廷，說以前取回的千余卷梵經運回長安後未能翻譯、抄寫，請求翻譯，得到准許。

　　不空譯經時，抽調了不少其他寺院的高僧作助手。廣德二年(764)，就從長安及全國各寺抽調了懷感、含光等四十九位大德到大興善寺，這些高僧皆「道業清高，洞明經戒，眾所欽尚，堪為師范。」

　　不空譯經的費用直接由國家支付，或由王公大臣及地方官吏捐助，如寶應元年(762)鹿阝坊等州都防御史杜冕曾一次捐助二千五百余貫。

　　如上種種，為譯經事業創造了良好基礎。

　　在四大譯經家中，玄奘共譯經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為卷數第一。不空則譯經一百一十一部，為部數最多者。在三藏住持大興善寺翻經院時期，也是中國譯經史上的最後一個高潮。

　　二、一行祖師的科技成就

　　開元五年(717)，玄宗強行徵詔一行祖師入京修訂歷法。當時，觀察、計算天文與使用歷法都是沿用古代的舊方法，錯誤百出。開元九年，一行禪師開始草擬《大衍歷》，至開元十五年(727)完成，首尾達六年之久。這段時期的工作非常緊張。在歷法方面禪師作《歷議》十卷，《歷立成》十二卷，《歷草》二十四卷，《七政長歷》三卷等，為草擬《大衍歷》進行文獻準備。另外，還須收集實測資料，制造天文儀器以供使用。

　　為了測定日月星辰的位置和運行規律，須制黃道游儀。儀成，玄宗親為制銘，置之靈台(天文台)以測星度。據此，禪師證實了恆星較上古有移動，從而認識到恆星的位置並不恆定的事實。現代天文學稱恆星位置的為「本動」，西方國家恆星「本動」現象發現于1712年，發現者為英國人哈雷(Halley Edmond)，這比一行禪師的發現晚了約一千年。禪師又據觀測畫成星圖三十六張，深得玄宗讚許。

　　接著，禪師又受詔與梁令瓚等制造渾天銅儀。渾天儀創始于西漢武帝時的落下閎。東漢元初四年(117)，張衡將渾天儀改用漏水轉動。漢以後屢有改進，尤其經禪師與梁令瓚的努力才比較完備。鑄成，命名為水運渾天俯視圖，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官。這具水運渾天銅儀不僅能顯出日月運行的規律，而且可以自動計時，是世界上第一只機械轉動的時鍾。

　　為了使各個測量點能準確測出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天正午時刻的日影長度和漏刻晝夜分差，禪師發明了一種新的測量儀——「複矩」。測量時，只需將「復矩」直角尺的一邊指向北極，另一邊與懸拉直角頂點的重錘懸線間的夾角就成為北極地平的高度。「復矩」成為各測量點重要而簡便的儀器。據《新唐書·天文志》記載，禪師還作有《復矩圖》，可用以確定日蝕的偏全和晝夜的長短。

　　修改歷法，須規定各地不同的漏刻制度，確定各地日影長與漏刻日夜分差，以精確計算出日月星辰的運行情況和發生日蝕時能看到的不同蝕相及時刻。于是開元十二年，一行禪師率領一支經過訓練的測量隊，進行了一次空前的天文大地測量：北起北緯五十一度的鐵勒回紇部，南達北緯十七度的多邑，以黃河為中心，遍及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襄州(今湖北襄樊)，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和蔚州橫野軍(今河北蔚縣東北)等十三處。重點是中原大地北起衛河東岸的白馬(今河南滑縣)，南至上蔡，中經浚儀(今開封西北)、扶溝這一橫跨黃河南北的漫長地帶。這次劃世紀的測量，不僅正確計算出了中國各地晝夜不同的準確時間，而且在世界科學史上，第一次較為準確地提供了地球子午線一度弧的長度，比公元814年回教王阿爾馬蒙的實測子午線要早九十年。據測量結果，還糾正了我國最古的天文算學著作《周髀算經》關于「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錯誤計算公式。

　　經過這次大規模的實地測算，驗證了南北各地晝夜長短不同的情況，推行各地不同的漏刻制度，從而為改進歷法提供了科學依據。在此基礎上，一行禪師編成《大衍歷》。這部新歷較為準確地闡明了地球圍繞太陽運行速度的規律，提出了正確劃分二十四節氣的方法，對科學解釋天文現象，促進農業發展，都起了重大作用。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也說：「開元《大衍歷》最為精密，歷代用其朔法。」

　　值得一提的是，一行禪師從太陽運行的快慢情況出發，按照不等的時間間隔，安排二十四節氣，舍棄隋代劉焯所用的「等間距二次內插法」，改用「不等間距二次內插法」來計算相鄰兩節氣間太陽運行的速度，後世天文和歷法工作者沿用一行的內插法公式達五百年，直至元代郭守敬編訂「授時歷」時，才改用「三次內插公式」。高次內插法也是中國數學所達到的一個高峰。可見一行禪師在數學上的成就，並不遜于他在天文學的享譽。

　　其實，作為傳承兩部大法的真言宗阿闍黎，科學研究不過是一行禪師的應世方便。禪師從善無畏三藏譯《大日經》，擔任筆受一職，並根據三藏講釋而作《大日經疏》，引用大量漢譯經典，結合中國佛學的思想傳統來闡明、發揮本經教理，由此奠定了唐密的理論基礎。史載禪師修證高深，神變莫測，多有神異之事傳聞。禪師身為一代密教的大阿闍黎，而兼為世界著名科學家，「科學」與「宗教」統于一身，是十分耐人尋味的。

　　三、弘法大師對中日文化交流的貢獻

　　大師法名空海(774－835)，十八歲，入京城大學明經科，學習《毛詩》、《尚書》、《左傳》等經史，作《三教指歸》三卷。二十歲，于和泉國木真尾山寺從勤操大師剃度出家，法名教海。日本延歷二十三年(804)五月十二日隨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團出發，歷經艱險，于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達長安。

　　弘法大師入長安後，敕住西明寺，在此地博覽內經外典，研經習字，並遍訪諸寺名僧，請益佛法；交游文人逸士，切磋文藝。直至大唐永貞元年(805)五月下旬，始于青龍寺東塔院見到唐密第七代祖師惠果阿闍黎。

　　惠果和尚與大師乍見之下，含笑喜告曰：「我先知汝來，相待久矣，今日相見，大好大好。報命欲竭，無人付法，必須速辦香華，入灌頂壇。」于是，六月上旬，弘法大師臨胎藏界大曼荼羅受五部灌頂，投花著于大日如來。七月上旬，臨金剛界大曼荼羅受五部灌頂，再投花著于大日如來。八月上旬受傳法阿闍黎位灌頂。三月之中，竟將兩部秘奧、壇儀印契，漢梵無差，傾囊而授。惠果和尚又令供奉丹青李真等十余人圖繪胎藏界金剛界等大曼荼羅十幅，召集二十余名經生抄寫《金剛頂經》等密典，喚供奉鑄博士楊忠信、趙吳為之新造道具十五件，圖像寫經已畢，于是囑曰：「……早歸鄉國，以奉國家，流布天下，增蒼生福。則四海泰，萬人樂，是則報佛恩師德，忠于國孝于家也。義明供奉，弘法于禹域(中國)，汝其行矣，傳之東國，努力努力!」

　　其後中國佛教遭會昌法難之厄，真言密教漸漸式微于中國，興隆于日本。弘法大師師從惠果和尚不過半載，而和尚竟傾囊相授並殷重囑托，這是深有寄意的。

　　付法已畢，惠果阿闍黎遂于當年十二月十五日圓寂，翌年正月葬于孟村龍泉大師塔側。弘法大師受唐憲宗之命為惠果阿闍黎撰寫碑文。其時長安城內外，攻文善書者何可勝計，堂堂三朝國師的碑文，竟讓一位僅有半年師徒關系的海外學僧撰文並書字，足見弘法大師修證、人品、文學、書法之高超，亦可見當時中國文化恢宏雍容的氣度!

　　唐元和元年(806)四月，弘法大師隨遣唐使判官高階遠成等人東歸，帶著師友的囑托以及大量內外典藉、詩文、雜書與法物器具，大師于同年八月從明州港(今寧波)啟航，滿載而歸。自此，真言宗開始傳入日本。

　　大師遞經四朝，皆為國師，為天皇開壇灌頂，為國建壇修法五十一度，並以高野山金剛峰寺與東寺為真言宗根本道場，前後授灌頂者數萬人，日本真言宗自此確立。日本承和二年(835)三月二十一日寅時，大師于高野山入滅。日本貞觀六年(864)，贈大僧正法印大和尚。延喜二十一年(921)，加諡號弘法大師。大師的肉身，至今仍封閉于高野山奧之院的石洞中。

　　弘法大師所創立的日本真言宗(東密)，不但鼎盛當時，且影響至今。據昭和十二年《朝日年鑑》寺院統計，迄今東密有寺一萬二千余，住職七千九百人，宣教所六百余，「信眾逾五千萬人」，乃至于「大師信仰」(專指信仰弘法大師)已成為日本文化的專有名詞，而弘法大師在四國島創立的八十八個遺跡寺(又稱四國靈場)，至今仍有巡禮者，著菅笠、草鞋、白色旅裝，唱御詠歌(大師所作)，並有曲調哀悽的風物詩流傳于世……。

　　弘法大師，這位日本國民家喻戶曉、至深敬仰的聖者，對日本文化的貢獻可謂橫絕千古，無人能匹：作為一代宗教巨匠，大師所創立的真言宗在日本暢行千載，至今不衰；作為一位思想家，《十住心論》是日本佛教史上劃時代的著作；作為一位語言文字學家，大師是第一個通曉梵文的日本人，他曾借鑑漢字草書創立了日本文字的平假名，還編著了日本歷史上第一部漢文辭書；作為一位文學家，大師的著作一直被視為漢詩文中的珍品，至今有大量版本或抄本、注疏傳世；作為一位文論家，《文鏡秘府論》是研究漢詩文非常重要的史料；作為一位書法家，大師與嵯峨天皇、橘逸勢並稱「三書聖」；不僅如此，大師還是一位教育家，創辦了日本歷史上第一所國民公學；一位科學技術的引進者，將唐代先進的采礦、築路、水利、架橋等生產技術引入日本，並親自參與興修水利等實踐工程……成果之豐，千載之下仍令人高山仰止!

　　弘法大師，堪稱日本平安朝初期思想界、藝術界、生產實踐，乃至日常生活的總指導者，中日文化交流的偉大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