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唯識宗的興盛及其傳承 第六節 唐末五代的唯識師
第六節 唐末五代的唯識師
遺憾的是，唯識宗在智周之後，作為宗派標志的代際之間的封閉性、排他性傳承已經湮沒不聞。見于文獻記載的唐代後期僧眾，很難找到純粹以唯識之學名世的僧人。會昌法難，唐代佛教遭到沉重打擊，隋唐佛教甚至整個中國佛教由此發生轉折，而對于經典和師承都很倚重的唯識宗，其原本的發展線索被中斷。會昌法難之後的唐末五代時期，面對禪宗和淨土宗的迅猛發展，唯識宗是否有一個完整的富有成效的恢復活動，都無從證實。而從贊寧《宋高僧傳》中很少且很簡要的傳記中，已經很難找到如智周之前的唯識宗僧人般專心致志弘揚唯識經典的例子。下文所敘述的幾位弘揚唯識經典的僧人，其活動的主要時段都在五代時期，而有幾位僧人參學階段是在唐末，這也就間接證明，唐末時期，唯識宗僧人仍然在不懈地弘揚唯識經典。而從五代時期的唯識師看，不專弘唯識是一個特點，而對公認的對唯識之學在北宋的恢復貢獻巨大的永明延壽的思想體系之分析中可知，如玄奘、窺基諸師所弘揚的純正的護法系唯識學說已經讓位于《大乘起信論》學。從「法系」以及佛教「教學」的純粹性角度說，至此，已經表明，唯識宗已經消失。延續于後世，不絕如縷的唯識經典的宣講、弘揚，已經不再具有「宗派」意義，而僅僅是「唯識學」，更明確地說，這種「唯識學」是攝論、地論、起信論傳統的「唯識學」。
一、彥暉、智佺、歸嶼
釋彥暉和歸嶼、智佺是師徒關系，都以弘揚傳播《百法明門論》為主。從贊寧的敘述看，智佺與彥暉是嚴格的師徒關系，而歸嶼則僅僅是一般的參學關系。鑑于此，先敘述智佺的事蹟，後敘述歸嶼的事蹟。
釋彥暉(840—911年)，姓孫氏，東京陽武縣(今屬河南省原陽縣)人。根據《宋高僧傳》卷七《梁滑州明福寺彥暉傳》記載：「佩觽之歲，聞父讀《金剛般若》，瞪目凝聽，澹然歡喜。又屬家內齋僧，磬梵俱作，于簾幕之下，合掌欣然。登年十五，隨師學法。往太原、京兆、洛陽聽采忘勞。年滿，于嵩山少室寺受大戒，隸習《毘尼》，頗通深趣。次尋經論，皆討玄源。」依據此中所說，彥暉出家為沙彌的時間是在唐大中五年(855年)，受具足戒的時間是在咸通元年(860年)，此後，研習數年戒律，然後置各地參學經論。文中未說明他是在何時何地跟從何人學習唯識經典，因此，其師承無從判斷。
關于彥暉的學問和修為，僧傳說：「屆洛都先達，無不推伏。至乎四部，悉仰柔明。」可見，早在洛陽參學時期，他就獲得了僧俗的高度評價。「臨鑑，則戚少欣多；執瓶，則荷輕持重。三衣之外，百一之資量足而供，更無余長。所行慈忍，匪事規求。不畜門徒，惟勞自己，勤勤化導，默默進修。是故南燕之人，號為佛子。」他還以嚴整的修行，獲得了「佛子」的讚譽。
關于彥暉宣講經論的處所，僧傳說：「初寄明福寺，講《百法論》也，四海英髦，風趨波委。恆溢百余，且多俊邁，精研論席，鑽仰經宗。」參照此傳名稱可知，彥暉所在的寺院是滑州(今河南省滑縣東)明福寺。「暉《因明》、《百法》二論，各講百許遍，出弟子一百五十余人。著鈔曰《滑台》，盛行于世。」彥暉以宣講《因明》和《百法明門論》為主要任務，一生宣講一百余遍，有弟子一百五十余人，可謂弟子遍滿天下，其所著《百法明門論》的批注被稱為「滑台鈔」，流通于世。
彥暉的著述今日不存，《宋高僧傳·彥暉傳》有一段文字論及其思想：「為善不同，同歸乎治。治則，戒、定、慧也。入聖機械，此三治性之極致也。」——這是強調「三學」之間的融會修行。此外，彥暉對門下弟子分為「上下十惡」，其文說：「間碩學兼才，故有分為上、下十惡。十惡者，若八伯之號焉。上十惡，則洞閒性相，高建法幢，宗因喻三，立破無滯。下十惡，則學包內外，吟詠風騷，擊論談經，聲清口捷。讚揚梵唄，表白導宣，蓋因題目之分，乃極才能之際，云惡則倒背之言，乃是極善也。其門弟子為若此也。」此中說的「八伯」是指晉代的郗鑒、阮放、卞壼、蔡謨、胡毋輔之、阮孚、劉綏、羊曼八人，時號「兗州八伯」。而滑台就是兗州的治所。彥暉以此來品評其門下弟子，顯得很獨特。
彥暉圓寂于乾化元年(911年)秋八月三日，春秋七十二，法臘五十二。
關于彥暉的弟子智佺，《宋高僧傳》卷七《周魏府觀音院智佺傳》略敘其事。
釋智佺(876—958年)，姓張氏，銅台永濟人。九歲時，智佺依鄴都臨清王舍城寺僧出家為沙彌師，受具足戒之後，「恆誦諸經，晝三夜三，禮佛無闕。本師知其法器，遣往滑台，抵明福寺，就暉師講肆，期月頓見諸法體用，喜不自任。時暉之門生，炮勇烋乾者數十員，皆出佺之下。」從此敘述可知，智佺大致在896年之後從鄴城到滑台禮拜彥暉為師。並且在不長的時間內，超越了師門前期弟子。
此後，「徇睢陽人請講，未久又今東京，遇信士舍宅為萬歲百法院。由此，洛京、陳許、徐宿，維青、琴台，咸樂請其敷演，自鳩聚檀嚫，前後飯僧三十萬。天雄軍戴、張、郭三家，同建觀音院，命居之。」此中所說「天雄軍」指魏州(今河北省大名縣)。根據此說，智佺最先受睢陽(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陽縣)信眾之請，開始宣講經論，其後又至東京開封住于居士舍宅修建的萬歲百法院，此院的名稱暗示他是以宣講《百法明門論》名世的。此後，他就在今河南、山東、河北以及江蘇北部一帶弘揚《百法》。
關于智佺宣講經論的風采，《宋高僧傳·智佺傳》記載：「佺敏利之性天資，初終講《百法論》可百許遍，登法座多不臨文，懸述辯給。後三過覽《大藏經》，以輔見知，其誦諷經呪也，甞聞戶外閴然有彈指聲者，感鬼神讚嘆歟？」他除宣講《百法》之外，還閱讀當時《大藏經》三編，全面地了解三藏，且誦咒也很在行。
智佺在當時具有很大的影響，「魏帥陳君思讓，篤志歸依，表薦紫衣師號曰『歸政』。」陳思讓為武將，根據《宋史》卷二六一《陳思讓傳》記載，他在後晉天福八年(943年)曾經短期任磁州刺史；後周初立(951)，曾任磁州刺史，領軍住于此地，大概一年有余。經陳思讓舉薦，智佺獲得紫衣和「歸政」師號的時間必然在此兩個時段中。「殆臨八十一，而克意學歐王書體，僅入能妙。或問之，曰：『吾習來生字耳。』」顯德五年(958年)，年八十三，「呼弟子奉晏等囑累，令造木輿一所，斂送闍維。至其年十一月十一日奄終。」
智佺為彥暉弟子，智佺又有弟子奉晏等，可見，這一法脈一直延續到北宋時期，且主要以講習《因明》和《百法明門論》為主。
釋歸嶼(862—936年)，姓湄氏，壽春(今屬安徽省)人。《宋高僧傳》卷七有《梁東京相國寺歸嶼傳》敘述其事。
根據《宋高僧傳·歸嶼傳》記載：其「父元旭，知子敏利，授以詩書，誦覽記憶，彌見過群。從諸子而竊願出塵，父母允其頻請。乃禮本郡開元寺道宗律師為力生焉。未及周星，念通《法華》、《仁王》二經。登于弱冠而全戒足，矜持三行，靡曠四儀，習聽新章，寺通講授。後聞洛京、三輔，經論盛行，結侶求師。僅于十載，疏通性、相，精大、小乘，名數一支，因明一學，《俱舍》、《唯識》、《維摩》、《上生》，皆深藏若虛也。」根據這一記載，歸嶼于881年受具足戒之後，離開本郡前往洛陽和關中，在這些地域參學十年，精通了大小乘佛教的精義，《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因明》、《俱舍論》、《成唯識論》、《維摩詰經》、《彌勒上生經》等經綸都很精通。「復往南燕就暉公重複所學，研朱益丹。」此中所說的「暉公」就是彥暉。歸嶼跟從彥暉參學的時間，大概在891年後，略早于智佺。但與智佺不同，他的學問不完全是來源于彥暉。如僧傳所說：歸嶼「猶慨義章，未為盡善，乃之今東京相國寺，遂糅新鈔，講訓克勤，門生領悟。」如前文說說，彥暉撰有《百法論滑台鈔》，而歸嶼離開滑台，到開封大相國寺獨立弘法之後另撰疏鈔。
僧傳說，「時朱梁後主與嶼丱角，同學庠序，狎密情濃，隔面年深。即位半載，下詔訪之。嶼雖知故舊，終歲不言。事不可逃，應召方入。帝見，悲喜交集，宣賚豐厚。時屬嘉慶節，曾下勅止絕天下薦僧道恩命，其年獨賜嶼紫衣，仍號演法大師。兩街威儀，迎導至寺，兼勅東塔御容院為長講院。」梁後主即末帝朱友貞，歸嶼獲得紫衣和「演法大師」師號的時間應是乾化元年(911年)。「然覩舊鈔，有所不安，未極其理，遂搜抉精義，于三載，著成二十卷，號曰《會要》。草字寫畢，進呈，帝覽賞嘆，勅令入藏。嶼苦辭，乃止。如是十五年中，唱導無怠，學徒繼榮贍公，相繼傳持。」依據這一敘述，歸嶼為了重新撰寫《百法明門論》的注疏，多方收集材料，並且用了三年的時間方才寫成。這一方面，說明了其認真嚴謹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經過法難之後，資料其實已經不完備了，搜求很困難。根據這些材料分析，歸嶼對于《滑台疏》不滿意，也許因為其撰寫時並未獲得完備的資料，特別是如唐代義忠的《百法明門論》的注疏是否仍然在流通，也是一個問題。一般而言，如果《滑台疏》鈔略于此疏，算是繼之有統，歸嶼應該不會不滿意，而歸嶼從911年著手準備，三年寫成，然後十五年弘揚，而從後文可知他圓寂于936年。如果僧傳的敘述沒有間斷的話，他從滑台彥暉門下時(893年—？)有重新撰述的想法，到開始寫作的918年，時間跨度是相當大，可見，當時收集資料的艱難。由此可見，會昌法難之後唯識宗的恢復最大的難點就是注疏的派系傳承的中斷。
後唐清泰三年(936年)十月十日，歸嶼對門人洪演說：「余氣力惙然，無常將至。汝好住修進。」初夜，圓寂，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五。
二、可止
釋可止(860—934年)，姓馬氏，范陽大房山高丘(今北京市房山縣內)人。根據《宋高僧傳》卷七《後唐洛京長壽寺可止傳》的記載：「年甫十二，逈有出俗之心，依憫忠寺法貞律師，年十五為息慈。辭師往真定，習學經論。時大華嚴寺有仁楚法師講《因明論》，止執卷服膺三遍，精義入神，眾推俊邁。」從這一記載可知，可止十二歲出家為沙彌，十五歲前往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市)大華嚴寺聽仁楚法師宣講《因明論》，學習三遍後，已得精髓。「有老宿維摩和尚者，釋門之奇士也。問楚師曰：『門人秀拔，孰者為先？』曰：『有幽州沙彌者，溫故知新，厲精弗懈。』于是求見，遂質問勝軍比量，隨難應變，辭不可屈。維摩曰：『後生可畏。契經所謂雖小不可欺也。』遂率力請止，開講恆陽，緇素無不欽羨焉。」可止確實屬于少年俊才，以沙彌身份至恆陽(今河北省行唐縣)講說經論。
十九歲，可止「抵五台山求戒。于受前方，便感文殊靈光爥身已，而歸寧父母及師，于寺敷演。」受戒之後，可止回到范陽。二十三歲時，他又前往太原，學習《法華經》、《百法論》。在此地，可止度過了自己邊學習邊講經論的階段。
《宋高僧傳·可止傳》記載：「景福年(892—893年)中，至河池，有請講《因明》，後于長安大莊嚴寺，化徒數載。」景福為唐昭宗的年號，僅有兩年，相當于892—893年，而此時，可止二十三、四歲。可見，可止在太原停留的時間不長就去了當時的首都長安，住于大莊嚴寺。乾寧三年(896年)，「進詩昭宗，賜紫袈裟，應制內殿。」
在長安幾年之後，有「本道劉仁恭者，據有北門，控扼蕃漢。聞止之名，移書召歸故鄉。」這位劉仁恭于896年起，任盧龍節度使，後來于幽州(即北京市)割據。可止到達范陽，「其父與師，相次物故，母猶在堂，止持盂乞食，以供甘旨。」從這些描述看，可止到范陽時，此地已經陷入戰亂之中，可止只好以行乞方式贍養其母。僧傳說他「誦「青龍疏」三載，此後有「燕師家子曰制勝司徒，召申供養。」可止的衣食才得到保證。「時莊宗遣兵出飛狐以圍之，歷乎年載，百谷勇貴。」此事發生于913年，戰爭結束于914年，劉氏父子俘歸晉陽，可止于是避亂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節度使王處直素欽名譽，請于開元寺安置，逐月供俸。」可止和尚到定州(今河北省定縣一帶)之後，獲得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的供養，安置于開元寺，這才算安定下來。他于此地著《頓漸教義鈔》一卷，並且才有可能授徒。後梁龍德三年(923年)，王處直被其養子王都所殺，王都繼承其職務。天成三年(928年)，後唐明宗攻陷定州，招討使王晏休受瀛王馮道的委托，尋找可止和尚。馮道曾經在劉仁恭手下任職，昔日可能在幽州認識可止和尚，「既見，以車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從榮，優禮待之，奏署大師號文智焉。于長壽淨土院住持。」此後，可止就在洛陽長壽寺住錫弘法。此時他已經六十八歲了。
應順元年(934年)正月二十二日，可止「忽微疾作，召弟子助吾往生，念彌陀佛，奄然而化，俗年七十五，僧臘五十六。閏正月二日茶毘收遺骨，至清泰二年四月八日建塔于龍門山廣化寺之東南隅。」
從可止的弘法歷程可知，在唐末時期，即便是在當時較為邊遠的幽州仍然有僧人宣講《因明論》和《百法論》，說明唯識學在有唐一代的普及程度，是超乎先進學術界的想象的。可止和尚身處戰亂，顛簸流離，朝不保夕，仍然堅持弘法活動，對于唯識學的傳播作艱苦了的努力。然而，也許指出，可止所著《頓漸教義鈔》已散失，不知是否為唯識學著作。而他「及在洛也，講外，長誦《金剛經》，不知紀極。昔多居終南山崆峒山，故有《三山集》詩三百五十篇，盛行于時。」可見，他所弘經論駁雜，尤其精通《金剛經》，精通青龍大師道氤《金剛經疏》。從贊寧所說「弟子修文、修智、修行，微見師之道焉」的敘述來看，其弟子在當時影響不大。
三、息塵、巨岷、繼倫
息塵、巨岷、繼倫三位僧人弘法地點都在太原，而且息塵、巨岷之間又似乎有師承關系，但年齡相差不大。
釋息塵(875？—938年？)，姓楊氏。並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宋高僧傳》卷二十三有《晉太原永和三學院息塵傳》敘述其事。
根據《宋高僧傳·息塵傳》記載：「年方十二，因夢金人瑰奇之狀，引之入精廬。明旦告白二親，懇求出家。未允之前，泣而不食。父母憫其天然，情何厭塞，遂曲順之。即投草堂院從師誦《淨名經》、《菩薩戒》，達宵不寐。將周一祀，舍本諷通。年當十七，便聽習《維摩》講席，粗知大義。及乎弱冠，乃圓上品，執持律范，曾無缺然。」這一學習歷程屬于唐末時期。年二十三，「文義斡通，于崇福寺宗感法師勝集傳授，復學《因明》、《唯識》。」此中所說的崇福寺是太原城中的佛寺，在當地很有影響，高僧輩出。息塵所跟隨的宗感未見于其它文獻，不知其師承，但宗感精通《因明論》和《唯識論》是沒有問題的。
根據《宋高僧傳·息塵傳》記載：息塵「不虧敷演，學徒頴脫者數人，崇福寺辯才大師從式最為高足。」這句話是接續上引文字的，如果所敘述的事在中間的間隔不算太長的話，息塵從宗感處出師，就開始宣講經論，其中辨才大師從式是最傑出的。
天祐二年(905年)，李克用占據河東(今山西省一帶)。「武皇帝請居大安寺淨土院，四事供養。」此中的「武皇」是指李克用，大安寺即太原的大安國寺。息塵于此思「專覽藏教，修鍊上生業，設無遮大齋，前後五會。塵甞以身飼狼虎，入山谷中，其獸近嗅而奔走。又于林薄裸體，以啖蚊虻。乃游仙岩岳寺，養道棲神。復看大藏經匝，設齋然一指，伸其報慶。彼寺有聖觀音菩薩像，長爥七燈，香華供獻。」此中所敘，合于修行上生彌勒淨土的「六事」，所以文中以「修鍊上生業」來概括。「後被諸生就請下山，城內傳揚《大論》，四序無輟。」此中所說的《大論》一般是指《大智度論》，息塵于太原城中宣講《大智度論》多遍。後唐長興二年(931年)，「眾請于大安國寺後，建三學院一所，供待四方聽眾。時又講《華嚴新經》，傳授于崇福寺繼暉法師。由是三年不出院門，一字一禮《華嚴經》一遍，字字禮《大佛名經》，共一百二十卷。復鍊一指，前後計然五指。」此段話有兩個要點：一是在大安國寺後建立「三學院」一所，這就是贊寧表明此傳為「晉太原永和三學院息塵傳」的緣由。
僧傳又說：時晉高祖石敬瑭居晉陽，「最多欽重。洎乎龍飛，塵每入洛京朝覲，必延內殿從容，錫賚頗豐。帝賜紫服並懿號，固讓方俞。」這一段文字時間跨度極大，石敬瑭在後唐明宗時期始任河東節度使，住晉陽，時間大概在926年後一段時間。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石敬瑭即位于柳林(今山西太原市東南)。同月，石敬瑭攻入洛陽，後唐亡。後晉天福二年，後晉遷都汴梁，翌年(938年)，升汴梁為東京開封府。如此疏解可知，石敬瑭至晉陽的時間要早于息塵建立三學院的時間，因此，此院的建立也可能得到了石敬瑭的支持。當石敬瑭作了皇帝後，他很快受詔至洛陽覲見晉高祖，並且被賜紫衣和師號。贊寧在傳文中接著說：「塵聞鳳翔府法門寺有佛中指骨節真身，乃辭帝，往岐陽瞻禮，覩其希奇。又然一指，塵之雙手唯存二指耳。續于天柱寺，就楚倫法師學《俱舍論》。」從贊寧的敘述看，息塵可能是在洛陽拜見晉高祖之後不久就西去至鳳翔府(治所在今陝西省鳳翔縣)的法門寺(位于今陝西省扶風縣)禮拜佛骨的，然後去天柱寺跟隨楚倫法師學習《俱舍論》。關于天柱寺，有證據表明是鳳翔府的天柱寺。如唐末詩人李洞(唐昭宗時，不第，游蜀卒)有《宿鳳翔天柱寺窮易玄上人房》的詩，而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游歷鳳翔，寫了《風翔八觀》的組詩，其中第四首是詠讚唐代著名雕塑家在風翔天柱寺所塑的維摩詰像。
息塵至天柱寺「方經數日，微有疾生。至七月二十七日辰時，枕肱而逝。俗年六十三，臘四十四。」息塵是當時一位很有影響的僧人，圓寂之後，「隴坻之間，聞其示滅，黑白二眾具威儀送，焚之得舍利數百粒，弟子以靈骨，歸于太原。晉祖勅葬于晉水之西山，小塔至今存焉。」從上述敘述推知，息塵圓寂時間的上限為938年，下限在941年。
釋巨岷(877—949年)，姓任氏，西河(今山西省汾陽市)人。《宋高僧傳》卷七《漢太原崇福寺巨岷傳》敘述其事。
根據《宋高僧傳·巨岷傳》記載：「年甫七歲，志氣敦篤。暫見佛像，注仰欣然。父母知有宿因，或攜入寺，意欲忘歸。至本郡淨心院，見宣遠論師，志戀其房，泣求攝受。二親知不能阻其願，咸皆可之。」這位宣遠論師不知其所主弘經典。「年十歲，誦終《法華》、《維摩》二經，日持十卷，更無間隔。」二十歲受具足戒惡，「便習尸羅，克通開制之科。恆照欣戚之鑑。」在學習了戒律之後，「自爾大乘理趣，經論精窮，得其師門，則並部永和三學也。」此中的關鍵詞句是「並部永和三學」，將此與前述「晉太原永和三學院息塵」相比照，則可知此處所說的一定是息塵法師，因此，可以確定，巨岷就是息塵的嫡傳弟子。
巨岷在息塵門下，「俾夜作晝，窓案是臨，不暇諸他，除研習義章，修六事二因也。于《大般涅槃經》兼《因明論》，末年逾切，又傳輸『金論』，儘屏余緣，各講十遍，仍求輔亮，博覽群書，得義最精，又揚具美。」由此可知，巨岷有兩件大事：一是「研習義章」，即《大般涅槃經》、《因明論》，「金論」可能是譬喻的説法。二是「修六事二因」，即修習此法門以上生彌勒兜率天。由這些內容可知，在義學方面，兼弘「性」、「相」二宗，而信仰方面則是彌勒淨土。
乾祐元年(948年)，漢高祖劉知遠「以龍潛晉土之日，便仰岷名。特降庭臣，賜紫衣，號圓智大師。續有詔宣，住崇福寺講堂院，仍充管內僧正。經年而變法于晉，檢策僧徒如風偃草。」從文中敘述的語句分析，劉知遠在稱帝之前就上報朝廷，給予巨岷紫衣、師號和僧正等。根據史籍記載，941年七月劉知遠任北京留守兼河東節度使，944年任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封太原王，947年劉知遠稱帝。
乾祐二年(949年)十一月五日，巨岷無疾而終。俗齡七十三[①]，法臘五十四。「漢主勅葬于西山天龍寺，凡事官供，起石塔，勅諡號曰達識焉。」後漢高祖劉知遠勅葬于西山天龍寺(即山西省太原市郊)
巨岷所住錫的太原崇福寺又有一位繼倫，與息塵、巨岷所學所弘很相似。
釋繼倫(918—969年)，姓曹氏，晉陽(即山西省太原市)人。《宋高僧傳》卷七《宋並州崇福寺佛山院繼倫傳》記載：他「弱齒而壯其志，勇其心，決求出家。本師授《法華經》，日念三紙，時驚宿習，慧察過人。登戒之後，至年二十一，學通《法華經》，義理幽賾。《唯識》、《因明》二論，一覽能講。」他二十一歲時，即939年，巨岷在晉陽，但不在崇福寺，而繼倫出家寺院、參學寺院以及出師後住寺，此傳都未提及，尤其是，他何時住于崇福寺也缺載。
《宋高僧傳·繼倫傳》又記載：「由是著述其鈔，至今河東盛行。三講恒一，百五十余徒，從其道訓。又撰《法華鈔》三卷。其為人也，慈忍成性，戒范堅強，人望之而心服。以劉氏據有並汾，酷重其道，署號『法寶』，錄右街僧事。寬猛相參，無敢違拒。」後漢或者「北漢」時期，繼倫被賜以法寳的師號，且任「錄右街僧事」。
《宋高僧傳·繼倫傳》記載：繼倫「以偽漢己已歲冬十月示疾。心祈口述，願生知足天，終後頂熱，半日方冷，則開寶二年也。享年五十一，闍維畢淘，獲舍利，遠近取供養焉。」這一記載對照其它歷史記載，有些錯誤。「己已歲」為945年，即後晉開運二年。此年劉知遠並未稱帝。開運四年(947年)，契丹滅後晉。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人以中原無主為由，勸劉知遠稱帝，劉知遠在推搪一番後便在太原稱帝，沿用後晉高祖年號天福，稱天福十二年(947年)，同年六月入汴京，改國號為「漢」。這是明顯的錯誤。此外，繼倫法師945年發病，至開寶二年(969年)圓寂，中間間隔很長。這是暗示他在945年生病之後，發願修行上生兜率天(即文中的「知足天」)。面對這一情形，此文中的「開寳二年」也開運二年之誤的可能。但考慮到此傳的標題就是「宋並州崇福寺佛山院繼倫傳」，因此，只能判定文中有脫漏。
從朝代更替角度說，後漢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樞密使郭威于鄴都(今河北大名東北)起兵，廣順元年(951)正月,郭威稱帝，改國號為周，史稱後周。劉知遠的弟弟劉崇隨即據河東十二州稱帝,用後漢乾祐年號，史稱「北漢」或「東漢」。北漢是十國中唯一在北方之國。北漢政權結遼為援，苟延到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才被宋太宗趙光義滅掉。如此則可知，贊寧所說「劉氏據有並汾，酷重其道，署號『法寶』，錄右街僧事」的真正含義。由這一背景可知，繼倫法師晚年于後漢、北漢統治下的太原弘傳《成唯識論》和《因明論》等。
綜上所述，從唐末開始直到北宋初年，太原都有僧人前後相繼傳播唯識學，並且在當地很有影響。
四、貞辯、恆超、智江
貞辯、恆超、智江這三位僧人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彌勒淨土的堅定信仰者，都以上生兜率天為修行目標，貞辯、智江還有有關《上生經》的著述問世。
釋貞辯，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人。《宋高僧傳》卷七《後唐定州開元寺貞辯傳》記載：少年時，「一志聽尋，暇則刺血書經。又針血畫，立觀自在像、慈氏像等。」後來，「辯負笈抵太原城聽習。時中山王氏與後唐李氏，封境相接。虞其覘間者，並州城內不容外僧。辯由此驅出，遂于野外古塚間宿。會武皇帝畋游，塚在圍場中。辯固不知方，將入城赴講，見旌旗騎卒，縮身還入穴中。武皇疑令擒，見問其故，遂驗塚中，敷草座案硯疏鈔羅布，遂命入府供養。時曹太后深加仰重。辯訴于太后曰：『止以學法為懷。久在王宮，不樂如梏械耳。』武皇縱其自由，乃成其業。」此中的武皇即李克用。從這一記載可知，即便是在戰亂之中，太原城中仍然有講習宣講經論的法會，貞辯就是在其地學習成長的。
《宋高僧傳·貞辯傳》又記載：「洎王處直平乃歸中山，講訓、補故伽藍，無不諧願。」此中所說的王處直就是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使，他于後梁龍德三年(923年)被其養子王都所殺，王都繼承了義武節度使。後唐天成四年(929年)定州王都戰敗自焚，定州歸順于後唐。從這一背景看，貞辯離開太原回歸故鄉的時間一定是在923年或929年之後。此後，他便一直在定州弘法，其住寺主要是開元寺，他「講訓」即宣講經論、訓導僧徒，「補故伽藍」即修修葺塔寺，卓有成效，在當時很有影響，時人將其與息塵並稱。
贊寧《宋高僧傳·貞辯傳》沒有記載貞辯的生卒年，從讚寧將其稱之爲後唐僧人來推測，卒年不會晚于936年。而其生年，如後文將要敍述了，讚寧在敍述恆超事跡時，將貞辯稱之為「言行俱臻，證修有位」的「碩德」，因此，貞辯的年齡至少要長恆超五嵗以上。
貞辯「撰《上生經鈔》，為學者所貴，時號『辯鈔』者是。」此《上生經鈔》在北宋時期仍然有僧人研習。
釋恆超(877—949年)，姓馮氏，范陽(今北京市)人。《宋高僧傳》卷七《漢棣州開元寺恆超傳》記載：「祖父不仕，世修儒道，而家富巨萬。」恆超年十五歲時，「忽一日，因閱佛經，洗然開悟，乃嘆曰：『人生富貴，喻等幻泡，唯有真乘，可登運載。』遂投駐蹕寺出俗，未周三祀，方議進修，晝夜不疲。而屬師亡，亦遵釋氏喪儀，守禮無怠。」梁乾化三年(913年)，恆超「往五台山受木叉戒，由是陟遐自邇，切問近思。」由此年成為正式比丘，贊寧傳記中的僧臘也是如此計算的。
于五台山受戒之後，恆超「結契，遠求名匠。阻兩河間，兵未罷，路不通。南則梁祖，北則莊宗，抗衡于輕重之前，逐鹿在存亡之際。」當是時，「超止于本州島魏博、並汾之間，學大小乘經律論計七本，講通思于雍洛。」在戰亂背景下，恆超仍然在洛陽以及關中地區訪求名師，學通經論七種。「雖然巡歷非遠，宏暢殊精，瓶滿見知，翼飛名字。是故並部息塵、中山貞辯，夫二人者，言行俱臻，證修有位。一見超，嘆曰：『義龍之頭角，悉完備矣。待飛奮而為霖雨焉。』其為碩德題目多此類也。」可見，恆超所學所修，已經很精到了。
後梁龍德二年(922年)，恆超掛錫于無棣(今山東省無棣縣)。恆超說：「此則全齊舊壤，鄒魯善鄰。」于是在此地開元寺的東北隅，「置院，講諸經論。二十余年倡導，各三十余遍。節操高邁，舉措舒徐。緇素見之，無不怯懼。聲無叱吒，語不夸奢，自然而然。」博得遠近信眾、權貴的崇信。「前後州牧、往來使臣，向譽欽風，修名執刺。相禮重者，止令童子，辭以講貫，罕曾接對。初有所慊，終伏其高。齊魯之間造秀，不遠數百里，造其門以詰難。諸公一覩超容，傍聽議論，參乎子史，證以教宗。或問『因明』，超答以詩一首，辭新理妙，皆悉嘆降。」可見，其所弘揚的經典中，一定有唯識經典，否則不會有人上門來專以此主題詰問。
恆超居于無棣，有出世凌云之志，「時郡守李君素重高風，欲飛章舉，賜紫衣。超聞驚愕，遂命筆為詩云：『虛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厭樹遮山色。憐窓向月明。他時隨范蠡。一櫂五湖清。』李君復令人勸勉，願結因緣。超確乎不拔，且曰：『而其復爾，則吾在盧龍塞外矣。』郡將聞而止。又相國瀛王馮道，聞其名，知是鄉關宗人，先遺其書，序以歸向之意。超曰：『貧道閒人，早舍父母，克志修行，本期彌勒知名，不謂浪傳于宰衡之耳也。于吾何益？』門人敦喻，不得已而答書，具陳出家之人，豈得以虛名薄利而留心乎？瀛王益加鄭重，表聞漢祖，遂就賜紫衣。自此忽忽不樂。」以乾祐二年(949年)仲春三日微疾，數辰而圓寂于本院。
恆超以上生彌勒兜率天宮為願，乾祐二年(949年)二月三日，圓寂之時，「院眾咸聞，天樂沸空，乃升兜率之明證也。春秋七十三，僧臘三十五。門人洞徵，與學徒百余人持心喪，傾城士庶僧尼，會送城外。」學徒百人，弘傳其學者，應當不在少數。
釋智江(885—958年)，俗姓單，幽州三河南管(今河北省三河市)人。根據《宋高僧傳》卷二十八《周宋州廣壽院智江傳》記載：他本來是富族游俠之子，「略聞竺乾之教，必淡慮凝情，若瀟湘之逢故人也。唐乾寧四載，始年十五，詣磐山感化寺，遂成息慈，息慈業備。」乾寧四載(897年)，時年不足十五歲，智江到磐山(今位于天津薊縣境內)出家為沙彌。天復三年(903年)，「往五台山梨園寺納木叉法。自此擔簦請業，擇木依師。《淨名》、《上生》二典，精練渙然氷釋，心未屬厭。」
梁龍德元年(921年)，他于商丘開元寺，「請名數一支，所謂精義入神，散則繁衍。因著《瑞應鈔》八卷，達者傳之。生徒影附，繕寫夥多。」此中的「名數」或指《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或指《百法論》，是唯識宗重要宗論。《瑞應鈔》八卷是對《彌勒上生經》的詮釋。
後唐同光元年(924年)，他在微子之墟住院(位于商丘市)「締構堂宇，輪奐可觀，復塑慈氏、釋迦二尊、十六羅漢像，加績彩，克肖聖儀。」周顯德五年(958年)孟秋，智江圓寂，享齡七十四。「當屬纊時，滿院天人雜沓，若迎導之狀。疇昔誓生覩史之昭應也。」
五、令諲、從隱、夢江
令諲、隱傳、夢江三位僧人都與洛陽長水縣(今河南省洛寧縣長水鄉)的佛寺有關。
釋令諲(865—935年)，姓楊氏，陝府閿鄉(今屬河南省靈寶市)人。《宋高僧傳》卷七《後唐洛陽長水令諲傳》記載：「幼而履操，迴求出俗。得本邑之師，授《淨名經》。年既應法，乃納戒津。大小乘教，兼而學之。于《名數》法門，染成淳粹。《彌陀》、《中觀》斡及膏腴，聲光振發，莫之與京。因游洛南長水，遇歸心檀信，構伽藍。」從這里可知，令諲受居士的贊助，在長水縣修建一所寺院，但傳記中並未記載寺額。令諲在此寺中「講貫，一論一經，三十載中宣化計各五十余遍。日別誦《維摩》、《上生》以為恆課，執行持心，而絕瑕類。遠近宗承，若望梅者得飲焉，」
以清泰二年(935年)圓寂于長水縣住寺，春秋七十一，法臘五十一。這位令諲，以《百法論》、《維摩詰經》、《彌陀經》和《彌勒上生經》以及為弘揚核心，其弟子從隱繼承其修為，從其弟子所弘《百法》逆推，他應對唯識學有所了解，至少長水寺中另有高僧弘講《百法》。
釋從隱(897—949年)，姓劉氏，洛陽三鄉(今河南省洛陽市宜陽縣三鄉鄉)人。《宋高僧傳》卷七《漢洛陽天宮寺從隱傳》記載：「丱年敏慧，誓欲出塵。二親既聽，乃投本邑竹閣院，依師誦習，陶練靈府。尋于嵩陽受戒畢，就長水聽采，才歷數年，克通《百法》、《中觀》、彌陀三經論焉。而諲師年老，深許隱之博達性、相。」此中明確記載，從隱在長水縣某寺學習了《百法明門論》等經典，而且年老的「諲師」非常贊成從隱博通「性宗」和「相宗」發展方向。從這些表述看，有理由認為二者具有師徒關系。
後來，從隱「于洛布金院，赴請敷演。至後唐清泰中，諲付講座日，為眾三登法席。夏中長晷，覽藏經一袟，精進苦節，人無與比。」從隱後來至洛陽布金院宣講經論。此院不知所指。然在清泰年，諲法師講座的時候，從隱三次升席宣講。可見，從隱與諲師關系不同一般。
關于從隱的住寺，僧傳中未曾交待，而且從隱與天宮寺的關系，傳文中也未提及。天宮寺是貞觀六年，以太宗舍昔日洛陽舊宅修建的，唐代時期很著名，綜合這些資料，要麼布金院是天宮寺的分院，要麼從隱後來長期住于天宮寺。
乾祐二年(949)正月，從隱示疾而終，俗壽五十三，僧臘三十二。
釋夢江(？—956年)，姓楊氏，長水縣人。《宋高僧傳》卷七《從隱傳附傳》記載：夢江「神彩灑落，超拔凡態。遂願出家，恆誦《仁王般若》。進具後，講《百法論》。」關于其宣講《百法論》的寺院，傳文未明說，僅有起首一句「有長水縣縣(懸)泉院釋夢江」，但從行文習慣看，此僧的初始寺籍應該在長水縣某寺。
清泰年(934—936年)中，夢江受邀至龍門廣化寺為眾開演經論，「遇帝幸其寺宣問，妙辯天逸，悅可上心。時于御前賜紫袈裟，確乎不受。」夢江「訓導二十余年，講罷行道禮佛，日唯一食，慈忍于物，罕逢慍色。」周顯德三年(956年)圓寂。
從上述三位僧人的經歷可知，五代時期的洛陽也有僧人宣講《百法明門論》和《上生經》，其特點已是「性」、「相」二宗混融的。
六、無作、鴻楚、虛受、宗季
此中敘述的無作、虛受、鴻楚、宗季都是在吳越境內弘揚唯識學的僧人。
釋無作(853？—909年？)，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今江蘇省蘇州市)人。根據《宋高僧傳》卷三十《梁四明山無作傳》記載：少年時，其母說服其父，送他入流水寺中。「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講通，刪補律鈔。《法華》、《上生》等經，《百法論》，一性、五性宗教，勵精尋究；孔老書篇，無不獵涉。後參其玄學，于雪峯存禪師，深入堂奧。」從此簡要的敘述中可知，其修學的歷程，先律後經論，而以《法華經》、《上生經》和《百法論》為重點，後來又參學于著名的禪宗大師雪峰存獎。由此可見，無作法師並不歸向與一宗一派，也自然不屬于唯識宗僧人，只能說是唯識學的研習者而已。
無作「至廬陵三顧山，檀越造云亭院，豫章創南平院，請作住持，皆拂衣而去。」無作「居洪井十載，且未識洪帥[②]鍾氏之面」，唐末江西由南平郡王鍾傳統治。無作崇尚佛教的出世精神，拒絕與政界人士打交道。在廬山及周邊居十年之後，無作「乃游會稽四明，因有終焉之志。吳越武肅王錢氏仰重，召略出四明，因便歸山，蓋謝病也。有詩杼意呈王，王亦不留。」于是隱居四明山(今浙江省余姚市)。以梁開平(907—911年)中，卒于四明山，春秋五十六。
與無作法師相近，鴻楚法師也注重《法華經》和《上生經》的弘揚，。
釋鴻楚(858—932年)，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根據《宋高僧傳》卷二十五《梁溫州大云寺鴻楚傳》記載：「及甫髫齡，器度宏曠。楚之外昆弟，皆出俗越之龍宮伽藍，遂祈二親，亦願隨往，網疎魚脫，籠揭鶴飛。」少年時期就徵求父母同意，跟隨其外昆弟至越州龍宮寺出家為沙彌，「互相切直，誦習彌通。」此中的「龍宮伽藍」即龍宮寺，唐末時，有「釋鴻莒，姓唐氏，永嘉人也。早出家于越州龍宮寺，始則誦《法華經》全部。」[③]龍宮寺遺址尚在，位于今浙江嵊州市北部三界鎮的嶀山北麓，是太和七年前後由修真法師發起建成的，唐代詩人李紳撰有《龍宮寺碑》專敘其事。鴻楚法師在龍宮寺度過來沙彌階段的修行研習生活，「年二十三，方升上品無作。」對此中的「無作」如何理解，很關鍵。從下文贊寧說鴻楚僧臘五十二來看，此句是說的受具足戒，成為比丘的事情。
鴻楚「回本郡時，州將朱褒，知其名節，欽揖愈勤。」學成之後,他回到故鄉永嘉。以唐代大順(890—891年)中，「以城南有廢大云寺荒墌，表聞昭宗，欲重締構，帝俞其請。于是百工俱作，楚躬主之。施利程功，不愆于素。而講經、禮像，無相奪倫。」大云寺修造完成，鴻楚就在此寺宣講經論，弘法利生。
武肅王錢氏，乾化初年(911年)，「于杭州龍興寺開度戒壇，召楚足臨壇員數，因奏薦梁太祖賜紫衣並號，固讓弗聽，終不披著。」
長興三年(932年)六月五日，鴻楚無疾而圓寂，俗齡七十五，法臘五十二。他一生宣講《法華經》計五十余遍，撰有《上生經鈔》，刺血寫《法華經》一部，在當地影響很大。
釋虛受(—925年)，嘉禾御兒(今浙江省嘉興)人。根據《宋高僧傳》卷七《後唐會稽郡大善寺虛受傳》記載：虛受在「納戒後，于上都習學，內外博通，傳講數本大經論，不憚倡導。」從這一記載可知，虛受在當地出家受具足戒之後，前往當時國都長安學習經論。咸通(860—873年)中，「累應奉聖節，充左街鑑義，輩流孰不弭伏。」這說明，他在京城已經成長為學識淵博的僧人，頗得時人注意，並進入僧官隊伍。及廣明(880年)中，「京闕盜據，逃難邐迤，抵越大善寺。」此中的大善寺為位于今浙江省紹興市內的著名寺院。
虛受法師住錫于大善寺，「同好者命講《涅槃》、《維摩》二經，即天祐年中也。因憤謙雅等師釋《崇福疏》，繁略不中，其猶以水濟水，終無必濟焉，遂撰《義評鈔》十四卷。同光中，方畢軸。」對「謙雅等師釋《崇福疏》」一句須略作考證。日本《新編諸宗教藏總錄》的記載：《維摩經》「《注》十卷，什、肇、生三注……《疏七卷，神楷述。《隨崇福疏搜微鈔》十卷，《科》二卷，慧涉述。」《宋高僧傳》卷四有《周京兆崇福寺神楷傳》，而本著前文已經在窺基弟子項下對神楷法師的事蹟略作考辨。將這些材料綜合起來考慮，則得知《崇福疏》就是指神楷所撰寫的《維摩詰經疏》七卷，而《隨崇福疏搜微鈔》十卷以及《科》二卷也即是對《崇福疏》的改作。而改做的慧涉與此處所說的「謙雅等師」的關系則缺攷。如此則可知，出于對謙雅等師對《崇福疏》的不恰當改作的不滿，虛受下決心自己以《崇福疏》為藍本充作注疏。
天祐年(904—907年)中，開始宣講《涅槃經》、《維摩經》，並開始作疏，至同光年(923—926年)中完成《義評鈔》十四卷。而在此傳最後，贊寧說，虛受原籍于同光三年(925年)，可見，至其圓寂前不久，此著才完成。
《宋高僧傳·虛受傳》又記載：「又因講《俱舍論疏》，有賈曾侍郎序次僧圓暉序，皆著鈔解之。其文富贍，昔甞染指知焉。受于《涅槃》，辯而非略，仍多駁議小遠之疏，免為青蠅之玷。余則《法華》、《百法》、《唯識》，各有別行義章。」由此可知，虛受撰著豐富，計有《維摩詰經義評鈔》十四卷、《俱舍論疏鈔》、《涅槃經疏》以及《法華經義章》、《百法明門論義章》、《唯識論義章》。此外，虛受還有《文集》數卷，《述義章》三十余卷于北宋時期流通。
關于虛受的品行，贊寧也有敘述：「受性且狷急，與人不同，畜弟子無一可中。甞自執爨饌齋食，柴生火滅，復吹又熸，怒髮汲水沃之，終日不食而講焉。及晚年眼昏甚，登師子座，戴竹笠而講，貴目不閃爍爾。或譏其慢眾，受亦不介意。」這些記述，頗含些許貶義，由贊寧對于虛受對待當政者賜紫的態度的評論可體知，贊寧對虛受的作派頗有微詞。
「屬武肅王錢氏按部至越，遂出謁見。王素向風，乃加優禮，言勞再三。暨干化中，于會稽開元寺度戒，命之充監壇選練。吳會間，行此職者，自受始也。」贊寧此文所講的兩件事可能是相承發生的。乾化元年(911年)，吳越王于會稽開元寺設壇度僧，任命虛受充任監壇選練。中唐之後，唐朝廷在京城設立監壇大德，而吳越此前未曾設立，虛受是第一個。贊寧認為是一種恩寵。「王表于朝廷，薦其紫衣，莊宗制賜，行人齎至營丘，時受講當《上生經疏序》，至若洪鍾。而虛受受，舍麈柄言曰『某得名無典實，今後更為虛受。小子識之。』及狀聞王，王曰：『此僧必無恩命分，何名虛受乎？』至同光乙酉歲受終，迨海艦齎誥牒來。稽其終日，正到青社，果符武肅之言。」
釋宗季(？—948年)，俗姓俞，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宋高僧傳》卷七《漢杭州龍興寺宗季傳》記載：少年時，「嘗天震鄰家樹，季隨僵仆。有姊尼抱就膝，視之曰：『此非震死，且有生候。』至夜未央，蘇而復作。遂勸令出家。事欣平寺僧。後往衢州，投巨信論師，學《名數論》，文義淹詳，且難詘伏，鋒芒如也。」此中的《名數論》或指《百法明門論》或者指《集論》，都屬于唯識論典。宗季至衢州(今浙江省衢州市)學習此論，說明衢州此時尚有宣講此唯識經典的高僧。
學成之後，宗季法師「迨回杭龍興寺召講。時僧正蘊讓給慧，縱橫兩面之敵也。與閭丘方遠先生、江東羅隱為莫逆之交也。見而申問。季作二百語詶之，讓正賞嘆。遂請開講四十余年，出弟子七、八百人。」宗季在龍興寺開講《對法論》四十余年，一生「孜孜，手不釋卷，樂道向終。至今此宗越多，弟子講導不泯焉。」這是說，截至贊寧寫此傳時，在越地仍然有宗季弟子在弘揚唯識宗經典。
宗季法師圓寂于後漢乾祐元年(948年)，撰有《永新鈔》釋《般若心經》，《暉理鈔》解《上生經》，《彌勒成佛經疏鈔》、《補猷鈔》、《闕諸別行義章》，可數十卷，並行于世。
吳越佛教在五代時期獨樹一幟，比北方佛教更興盛。《宋高僧傳》又是出生于吳越的贊寧所寫，其涉及到唯識學的也就是這四位。由此可見，「唯識宗」的確是瀕臨消亡。
[①] 《大正藏》正文寫作「九」，加注說宋、元本作「七」。參照僧臘五十四以及傳文中的敘述，俗齡七十三是正確的。
[②] 《大正藏》本文作「師」，批注說宋、本作「帥」，應該作「帥」。
[③] 宋贊寧《宋高僧傳》卷二十五《後唐溫州小松山鴻莒傳》，《大正藏》第50卷，第870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