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玄奘西行及其翻譯活動 第二節 玄奘西行的歷程
第二節 玄奘西行的歷程
玄奘不外艱險，長途跋涉，孤身前往天竺求取佛教經典，歷時十余年，行程五萬余里，廣學諸說而卓有所成，成為譽滿五印的佛學大師。玄奘西行及其成果，對中國佛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節在吸取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先對玄奘西行的動機和出發時間作些分析考證，然後則對玄奘西行以及歸國的基本歷程作一簡要敘述。
一、玄奘西行的動機
關于玄奘西行動機的研究和猜測，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作為全面敘述唯識宗形成和發展歷史的著作，對此問題也必須做出說明敘述。
學術界對此問題一致的切入角度，是當時佛教發展的現狀。玄奘出家和早期活動的時期恰恰是由繁榮的學派佛教向宗派佛教的過渡時期。轉益多師固然很好，但從中發現佛教界對同一經典所顯露出來的巨大的詮釋差異，確實會令人萌生去聖地探求真意的強烈沖動。而不同學派之間，對于佛教經典各取所需，精彩紛呈固然好，但歧義百出不能統一的局面，對于佛教的發展確實是明顯的隱患，作為弘法之雄傑，玄奘自然有結束這一局面以統一佛學教義的強烈使命感。[①]
玄奘出家後西行前的十余年間，于國內學習主要有三大重點：一是《大般涅槃經》，闡述「佛性真常」及「闡提有性」思想的經典；二是以《攝大乘論》為代表的建構唯識思想體系的論典；三是小乘佛教的經典。第一類重點放在真如佛性，探索成佛的必然性；第二類重點放在心識差別，討論「惑業」與「果報」的關聯性。而他所接觸的部派論典，以「有部」、「經部」為主。這些部派，彼此間在諸如「三世有」與「現在有」等等眾多問題上，觀點常是南轅北轍；它們更與大乘法義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見解差異。特別是，除這些學派之外，隋代已經出現了後世稱之為宗派的天台宗、三論宗以及境遇曲折的三階教。玄奘博學多師，但卻未曾拜訪天台宗和三論宗的宗師。這是今人大惑不解的地方。
學術界注意到，玄奘在國內求法的十余年間，似乎未曾學習三論典籍，也不曾接觸到天台思想。「這並非他個人一開始就有意識地排斥著三論與天台，或于大小乘之有宗學派情有獨鍾，而應是反映了其時北方佛教義學方面偏重有宗的傳宏狀況。他受到的是有部、經部與瑜伽行派的思想薰習；嚴格的毗曇訓練，成就了他日後一貫的論師風格——慎思明辨，于不同學說之間，縝密分析其來龍去脈與異同關鍵，而不認同大而無當的，玄學式的融攝風格。他也多少修學過一些基本禪法，臨危之際或是繁忙之中，都依然不忘至誠懇到以禮拜念誦觀音菩薩，但不崇尚天馬行空式的玄思冥悟。所以玄奘此時游學之旅的所學所思，反映的其實正是中國北方佛教質樸無華而以精嚴見長的義學風貌。」[②]
玄奘思想上存在的上述困惑，古代史籍也有敘述。如《行狀》所說：「自是學徒改觀，譽滿京邑。法師既遍謁眾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涂，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經典內容「隱顯有異，莫知適從」，這就是玄奘當時內心的困惑。此困惑在佛教義學上的焦點就是：「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不共之宗，析為南北二道。紛紜諍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決。」[③]他深知這與譯經不全以及譯經者的學派師承不同有關，因此而發大願西行求取佛典。對玄奘這樣立志高遠的僧人來說，將願行轉化為實際的行動是必然的歸結。
玄奘西行求法的動機是求取佛典。對此，玄奘的弟子們習慣直接將其具體化為求取《瑜伽師地論》。《行狀》、《慈恩傳》都說：玄奘「誓游西方，以問所惑，辨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這一想法，在天竺巡游時，有所表現。如《慈恩傳》記載，玄奘至屈支國後，當地人對玄奘說：「此土《雜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艱辛也。」玄奘回答說：「此有《瑜伽論》不？」毱多說：「何用問是邪見書乎？真佛弟子者不學是也。」玄奘回答說：「《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疎言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彌勒所說。今謂邪書，豈不懼無底在坑乎？」玄奘于天竺尋訪《瑜伽師地論》，回國之後終將此巨著翻譯成漢語，引入中土。
學術界一直認為，玄奘西行的另外一大動機是西行至天竺求法的先行者的示范，特別是東晉僧人法顯的成功及其所撰《佛國記》，更直接激發了玄奘求取佛教經典的決心。
早期佛教的弘法主體是西域以及天竺僧人。據統計，漢代東來譯經僧人十人，其中，來自天竺的僅僅四人，六人來自西域；三國魏、吳兩國共有外國譯經僧人十人，來自西域的七人，僅有三人來自天竺；西晉時外來譯經僧五人，來自天竺的僅有一人。[④]可見，早期佛教之傳入，是經由西域這一中介進行的，而且是以西域僧人為骨干的，因而許多佛教經典並非直接從梵語譯出，而是由古代中亞地區的所謂「胡語」轉折譯出的。這樣的一再轉譯，再加之譯人的不諳漢文，使得譯出的經典難于滿足中土弘傳佛法的現實需要。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隨著佛教信仰的逐漸深入人心，作為佛教發源地和佛學最發達的地區，天竺成為了佛教徒向往的聖地。因此，躬身前往天竺瞻禮聖蹟、求學訪師便成為中土僧人的重要願行。上述兩方面的結合，便引發了持續近千年的西行求取佛法的運動。
現在學術界一致公認，中土最早的西行者是魏晉時期的朱士行。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載：
初，天竺朔佛以漢靈帝時出《道行經》，譯人口傳，或不領，輒抄撮而過。故意義首尾，頗有格礙。士行常于洛陽講《小品》，往往不通。每歎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品》。遂于魏甘露五年發跡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闐，果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余萬言。遣弟子不如檀，晉言法饒，凡十人，送經胡本……至陳留倉垣水南寺。[⑤] 此中，甘露五年即260年，經本送達內地的時間為西晉武帝太康三年(282年)。朱士行弟子送回的經本，于西晉太安二年(30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永安元年(304年)四月二日，由竺法寂、竺叔蘭譯出，名為《放光般若經》。朱士行則留居于闐，于八十歲時圓寂。朱士行雖然未能抵達天竺，但是，他令弟子送回的經本卻對中國佛教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的行為鼓舞了後世僧人的西行勇氣。
朱士行之後，又有竺法護、康法朗、于法蘭、竺佛念、慧常、進行、慧辯、慧叡、支法領、法淨[⑥]等七次十人西行，但確實可考的唯有慧叡到達過南天竺，而其它僧人或僅抵達西域而返，或僅達交趾。此後，便有法顯橫空出世，以堅忍不拔的毅力，拖著年邁之軀，西行西域，抵達天竺，並且最終從風險更大的海路歸國。
法顯之西行，便是其中最有成效，對中國佛教影響最為深遠的西行活動之一。法顯大致是在371年至383年之間的某一年到達長安的。法顯在長安十余年，萌生了西行至天竺求取戒律文本的宏願，並且結交了四位志同道合的同伴。于是，在後秦弘始元年(399年)，法顯從長安出發西行求法，至東晉義熙八年(412年)七月十四日抵達長廣郡(即今山東省嶗山縣北)，歷時十五個年頭。七月底或八月初，法顯南下至建康，在寶云等人的協助下，開始翻譯經律。在建康，法顯並且將其西行經歷寫了下來，這就是著名的《佛國記》。
法顯的成功，首先自然是其帶回的經律譯出後對中國佛教所產生的影響，其次，其對求法運動的進一步高漲所起的推動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法顯西行以及所撰寫的西行游記，大大拓展了中土僧人的眼界，在當時就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如釋曇無竭(法勇)招集僧猛、曇朗等二十五人，于宋永初元年(420年)「發跡北土，遠適西方。」從陸路至中天竺，由南天竺搭乘商船返回廣州，選擇的道路與法顯大致相同。這並非偶然，而是模仿法顯所成。《高僧傳》卷三《曇無竭傳》明確說，曇無竭「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志」，于是發願西行，同行二十五人，歸來者僅僅五人而已。曇無竭一行從中土出發之時，與法顯返回建康僅有七年間隔，而此時《佛國記》已經寫出，並且開始流傳。由此可見，法顯西行之事蹟，確實有立竿見影之感召力。
法顯之後，西行求法者便越來越多，至隋唐達到了頂峰。玄奘就是在法顯大師西行事蹟的鼓舞感召之下，毅然西行的。慧立《慈恩傳》卷一所記玄奘大師自道西行之志曰：「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羣生，豈能高跡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自當繼之。」玄奘于是陳表西行，在未能獲准的情況下，冒險出發西行，經歷艱難險阻，終于大功告成。
二、玄奘西行首年考辨
記載玄奘西游起程年月的史料較多，基本的原始資料有《續高僧傳》、《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唐西域記》、《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廣弘明集》、《太宗聖教序》等。
《續高僧傳·玄奘傳》記載：「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敕道俗，逐豐四出，幸因斯際，經往姑藏，漸至敦煌。」《慈恩傳》、《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貞觀三年秋八月……遂即行矣。」《大唐西域記·敬播序》記載：「以貞觀三年，杖錫遵路。」《大唐西域記·辯機讚》：「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徵。」《于闐上表》：「遂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釋迦方志》：「沙門玄奘以貞觀三年，自吊形影，西尋教跡。」《法苑珠林》：「故以貞觀三年季春三月，弔影單身，西尋聖蹟。」《廣弘明集》：「奘以貞觀元年，往游西域。」可見，《廣弘明集》記載為「貞觀元年」，其余皆為「貞觀三年」。此外，除《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于闐上表》和《大唐西域記讚》分別載為「三年秋八月」、「三年四月」和「三年仲秋朔旦」，其余均無月份。由這些材料出發，學者對玄奘從長安出發的時間做了仔細研究，提出了數種不同看法。
以貞觀元年(627年)為玄奘出發的時間，近代以來的首倡者是梁啟超。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正補編和《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二文中，集中論證此說。梁文發表後，陳垣即著文反駁之，仍主貞觀三年之說。其後劉汝霖、羅香林諸氏先後撰文討論，均擁護梁說。中外學者如曾了若、馮承鈞、沙畹、前嵨信次等都使用貞觀元年說。而貞觀三年說，除陳垣、陳思外，石萬壽在《玄奘西游時間的探討》一文綜合討論諸說，在此基礎上力主大多數史籍所記載的貞觀三年說沒有任何失誤。本著贊成貞觀三年的說法，其理由則主要認同陳垣、石萬壽的考證。
綜合上述諸家諸文的論述，爭論的要點有四：第一，玄奘出關是否藉「霜儉」之便利。第二，玄奘會見的是葉護可汗還是肆葉護。第三，玄奘見到涼州都督李大亮之事。第四，玄奘日程的推算問題。下文依據石萬壽先生的述評考辨，對上述四點作些說明，至于其余的枝節性爭論則從略。
1．西行的時機
梁啟超認為，玄奘出游本冒禁越境。他之所以能夠如此，是由于霜儉飢荒，摻在飢民隊伍中得以西行。唐代禁止人民自由旅行。若欲旅行，須持「公文」。無者稱「私度關」，凡私度關者的處罰，《唐律》「衛禁律私度關」條規定：「諸私度關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疏議》卷八說：「水陸等關，兩處各有關禁，行人來往，皆有公文。謂驛使驗符卷，傳送據遞牒，軍防丁夫有總歷，自余各請過所而度，若無公文，私從關門過，合徒一年。越度者，謂關不由門，津不由濟而度者，徒一年半。」這是對于國內關津而言的。對于邊境關塞越度者的處罰，同卷「緣邊城戍」條規定：「諸越度緣邊關塞者，徒二年。」《疏議》規定：「緣邊關塞，以隔華夷，其有越度此關者，得徒二年。」私度邊關遠較內地關隘懲罰更重。
梁啟超以為《續高僧傳·玄奘傳》所說的「是年霜儉，下敕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際，西向敦煌」就是證據。而《舊唐書·太宗本紀》也有相應記載：「貞觀元年八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諸州霜害秋稼。」但在貞觀三年(629年)，則無「霜儉」之事。陳垣針對上述論點而提出兩點異議：第一，玄奘的出關，非因霜儉。倘因霜儉，出關時何疊被留難。于闐上表與洛陽謁帝時，何以都稱違法和私行？第二，《新唐書·五行志》稱：「三年，北邊霜殺稼。」魏徵疏稱「貞觀之初，頻年霜旱。」可見，貞觀三年也有霜災。
依照上述敘述可知，玄奘欲西游，必須先獲得「公文」。玄奘西游之前曾經上書唐太宗，求取「公文」，但未能獲得批准。如此情形下，如果沒有特殊事由，如霜儉等，玄奘何得自長安行抵涼州，又何能在涼州講經？因此，陳垣說玄奘出行並非必然由于霜儉的推論，不大可能成立。現在的關鍵就是貞觀三年有無「霜儉」之事。
陳垣先生引用《新唐書·天文志》的記載來證明貞觀三年也有霜害。然而，石萬壽先生指出，此次霜害發生在北邊，即唐之北疆，貞觀初突厥未平前，約在今長城沿線，若有霜災，邊民可能流亡，長安人民則不致隨豐逐糧。石先生則另行尋找關于貞觀三年「霜儉」的證據。
關于貞觀元年至貞觀三年「霜儉」的記載如下：
第一，《通鑑》卷六三○「貞觀四年」一條，該條有文：「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故里。」
第二，《新唐書》卷三十《五行志》：「貞觀元年夏，山東大旱。二年春旱。三年春夏旱，四年春旱。自太上皇傳位至此，而比年水旱。」此次允人民自由離鄉的原因，是緣于水旱災。
第三，貞觀元年七月或以前的災荒，唯六月一次。《通鑑》卷一九三貞觀元年：「六月，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此年再無無饑荒的記載，八月以後則有霜旱等災。然山東偏在東方，其旱災不致使關隴人民隨豐逐糧。
第四，貞觀三年七月以前的飢荒。《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六月戊寅，以旱親錄囚徒，遣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祈雨于名山大川，中書舍人杜正倫等往關內諸州慰撫，又令文武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新唐書》卷二《太宗本紀》：「貞觀三年正月丙午，以旱避正殿。」又說：「六月戊寅，以旱慮囚。」《通鑑》卷一九三貞觀三年：「六月壬午，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
生活于貞觀時代的道宣，在《續高僧傳》卷二十四唐《密州茂勝寺釋明淨傳》載：「貞觀三年，從去冬至來夏，六月回然無雨，天子下詔釋李兩門，岳瀆諸廟，爰及淫祀，普令雩祭。于是萬里赫然，全無有應，朝野相顧，慘愴無賴。」此次旱災以六月時最嚴重，其地點即在玄奘所在的關中地區。賢君名相對此亦無可奈何。唯遣使慰撫百姓，祈雨于名山大川，岳瀆諸廟。允許人民離鄉的詔令，當在此時發出，法師正好利用這個機會，于八月一日早上離長安西游。
如此可見，儘管貞觀元年確實曾經有過「霜儉」，但在貞觀三年也有「霜儉」的情況下，不能因此記載而輕易否定大多數史籍記載的可靠性。
2．葉護可汗
籠罩在玄奘出行時間上的迷霧之一就是玄奘在碎葉城會見的究竟是統葉護可汗還是肆可汗。
梁啟超成立貞觀元年首途說的證據之一是，玄奘曾在碎葉城晤西突厥統葉護可汗。他舉的證據：第一，《新唐書·薛延陀傳》說：「值貞觀二年，突厥葉護可汗見弒。」第二，《舊唐書·西突厥傳》記載：「貞觀四年俟毗可汗來請婚，太宗詔曰：『突厥方亂，君臣未定何遽婚為？』」若貞觀三年才出發西行，玄奘則不可能見到葉護。
羅香林《〈舊唐書·玄奘傳〉講疏》[⑦]一文，也力主貞觀元年說，對于梁啟超此說作了補充：玄奘西行，曾得高昌王函介，在碎葉城見及西突厥之統葉護可汗，而大得其助，乃能通行各國。而此統葉護可汗，據《新唐書》卷二百十七下《薛延陀傳》，謂其歿于貞觀二年，《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三《唐紀九》，則記統葉護于貞觀二年十二月被其伯父所殺。若玄奘果于貞觀三年八月始出發西行，則無從見及統葉護可汗。
關于此問題，陳垣等人也承認葉護可汗被殺于貞觀元年。陳垣引《通典》、《舊唐書》、《冊府元龜》所載，證明統葉護可汗卒于貞觀元年。《通典》卷一九九突厥下：
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為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玄鈿、金帶、馬五千匹。……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為莫賀咄俟屈利毗可汗。
《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傳》、《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七《西突厥傳》與《通典》相同。《冊府元龜》卷九七四外臣部：「太宗貞觀元年，西突厥統葉護為伯父所殺。帝聞統葉護之死，甚悼之，遣使賚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會其國亂，不果至而止。」
《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厥傳》：
統葉護可汗來請婚，……帝乃許婚，詔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可汗喜，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還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藉約。會東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澀。又頡利遣使謂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統葉護病之，未克婚……其諸父莫賀咄殺之，帝欲齋玉帛焚祭，其國會亂，不果至。
新唐書此則未載年月，但載太宗弔祭統葉護事。此據《冊府元龜》所載，時為貞觀元年。《新》、《舊唐書·突厥傳》所載和二《唐書·薛延陀傳》所載不同。
對于上述材料，石萬壽先生的解讀最全面：西突厥國勢強盛，彌近中國，為中國北方之大患。薛延陀尚臣屬于突厥，距中國又遠，中國人對此二國的記載，自以《突厥傳》最為可信。且《通典》作于唐憲宗時，《太平寰宇記》成于宋太宗時，《冊府元龜》成于宋真宗，而《冊府元龜》據楊家駱氏的考證，唐代部分系摘自實錄。三書所載，均與《突厥傳》相同，亦可確定《突厥傳》較《薛延陀傳》可信。陳垣所說，確實可以成立。
關于玄奘于碎葉會見的葉護可汗問題，梁啟超以為見的是「統葉護可汗」，時間在首途第二年的春夏之交。陳垣以為見的是「肆葉護可汗」而非統葉護。然而對是否能見肆葉護，陳垣之文未作論證，而後來擁護其說者分別作了補充，尤以石萬壽先生的考證最為周詳。在此引證其文以見其實。
關于統葉護可汗死後，西突厥的政治情形，《通典》卷一九九《突厥下》記載：
統葉護……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屈咄俟利毗可汗。初，統葉護令伯父分統突厥種類為小可汗，及此自立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共推泥熟莫賀設為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咥利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遂引而立之，是為乙毗沙缽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肆葉護即是舊主之子，為眾心所歸，其西面都睦可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莫賀咄大敗，遁于金山，尋為咄陸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為大可汗。
《舊唐書》與《通典》同。《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厥傳》記載：
莫賀咄立，是為屈利俟毗可汗，遣使來獻。俟毗可汗初分統突厥為小可汗，即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自推泥熟莫賀設為可汗，泥熟辭不受。會統葉護可汗子咥力特勒避莫賀咄亂，亡在康居，泥熟迎立之，為乙毗沙缽羅肆葉護可汗，與俟毗可汗分主其國，拏斗不解。……由是西域諸國悉叛之，國大虛耗，眾悉附肆葉護可汗，雖俟毗之部亦稍稍去，共以兵擊俟毗。俟毗走金山，為泥熟所殺，奉肆葉護為大可汗。
由此可見，統葉護死後，突厥政情是：俟毗可汗篡位後不久，弩失畢部擁立肆葉護可汗，與之相抗。以後肆葉護勢力日大，終逼使俟毗可汗走死金山。弩失畢部的位置，據沙畹的考證是在熱海之西。馮承鈞于此附注：「莫賀咄殺統葉護而自立，國人不附，弩失畢立肆葉護可汗，則莫賀咄僅主東方五部。」碎葉城在熱海之西數百里，據此注，碎葉城應在弩失畢范圍內。而弩失畢擁立肆葉護後，該城的主人即為肆葉護。
莫賀咄則退居熱海以東五部。玄奘自高昌行抵碎葉城的路線，據《大唐西域記》、《慈恩傳》的記載及今人的考證，在蔥嶺以東的一段行程，是經阿耆尼、屈支、跋錄迦，都在天山南麓。由跋錄迦國越天山至碎葉城的一段路程，《慈恩傳》卷二：「至跋祿迦國，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度一磧至凌山，即蔥嶺北隅也。……七日之後，方始出山。……至一清池，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淼然。無待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里至素葉城。」所經路線，今在弩失畢部范圍之內。由碎葉城至突厥南境鐵門關，所經過西域諸小國，如「奴赤建、石、康、何、東安、中安、火尋、史等昭武九姓諸國」皆在弩失畢部之南，國小力微，臣屬弩失畢部。統葉護可汗于元年被殺，貞觀元年、二年間，肆葉護是否已立，因史料缺乏，不敢揣測。貞觀四年時的情況，《通鑑》卷一九三「貞觀四年」：「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于金山，為泥熟設所殺。」
從這些材料出發，石萬壽先生不贊成陳垣先生所說的在貞觀四年肆葉護統一突厥的說法，但他強調：在春夏之間，肆葉護雖不一定可能一統西突厥，但可控制弩失畢五部。玄奘所經既是弩失畢部，于貞觀元年出發，則不一定能見統葉護可汗。于貞觀三年出發，則定可見肆葉護可汗于碎葉，且能安然出西突厥境。這一結論，從目前的史料看來，是最有說服力的。
3．李大亮
陳垣先生在反駁梁啟超的推斷時，提出了涼州都督李大亮任職時間問題。這是梁啟超未曾注意到的問題。
陳垣考證的結論是：貞觀元年(627年)涼州都督有三易，先為長樂王幼良，次為宇文士及，三為李大亮。李大亮此職在九月十二日發表，就職最早須在十月。若元年說成立，玄奘至涼州為九月，不能見李大亮。
關于長樂王被殺及替代者之事，《舊唐書》卷二《太宗紀》記載：「貞觀元年夏四月癸巳，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有罪伏誅。……九月辛酉，中書令郢國公宇文士及為殿中監。」《新唐書》卷二《太宗本紀》記載：「貞觀元年四月癸巳，涼州都督長樂郡王幼良有罪伏誅。……八月，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九月辛酉宇文士及罷。」《舊唐書》卷六十三《宇文士及傳》記載：
太宗即位，代封倫為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戶，尋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屢為邊患，士及欲立威以鎮邊服，每出入陳兵，盛為容衛，又折節禮士，涼土服其威患，徵為殿中監。
《新唐書》卷一百《宇文士及傳》則記載：「王即位，拜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戶，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鎮耀邊鄙，每出入盛陳兵衛，或告其反，訊無狀，召為殿中監。」同書卷六十一宰相表：「貞觀元年八月，士及檢校涼州都督。……九月辛酉士及罷為殿中監。是欲立威邊鄙，招小人進讒，被召還京。」
從上述材料可知，貞觀元年四月，長樂王幼良被誅殺，同年八月，宇文士及接任涼州都督，而九月被人進讒言而召回長安。繼任者則為李大亮。
關于李大亮續任涼督的時間，《舊唐書》卷六十二《李大亮傳》記載：「貞觀元年轉交州都督，封武陽縣男。……尋召拜太府卿，出為涼州都督。」《新唐書》卷九十九《李大亮傳》記載：「貞觀初，徙交州都督，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將這些記載與前述宇文士及被召回的時間聯系起來則可知，李大亮任涼州都督的時間是在貞觀元年九月之後。如此則引出了李大亮到達涼州的具體時間問題。如其到達的時間過晚，則可證實，玄奘如貞觀元年出行，則不大可能于涼州見到李大亮。
關于李大亮至涼州的具體時間，石萬壽先生依據由長安出發至涼州需要耗費的時間來論說，頗具說服力。唐時任命一新任地方首長時，新官須先向吏部取告身後，招集幕僚，再加上應酬，至少花費十幾日，才走馬上任。此種情形常見于唐人筆記小說中。涼州至長安的距離，《通典》卷一七四「武威郡條」記載：「武威郡，……去西京二千二十里。」武威郡即涼州。每日的行程，據唐令的規定，《唐律疏議》卷三名例：「行程令，馬日七十里，驢及步人五十里，車三十里。」如是，長安至涼州，乘馬須二十九日，步行須四十日，乘車須六十七日。宇文士及被徵召的時間是九月十二日。而李大亮如果當時在京師，按尋常遷官之例，在京師的準備加上乘馬赴任的時間，須達四十余日，抵達涼州的時間，已在十月月底。
玄奘如果于八月一日由長安出發步行抵涼州，約在九月十日，以後在涼州講經一月多，約在十月月半即離開涼州赴瓜州。可見，即便以保守的時間區間計算，玄奘與李大亮也不可能相見。由這一方面的論據證明，玄奘貞觀元年出發之說是不可信的。
4．西行行程的推算
梁啟超考訂玄奘首途西游的時間為貞觀元年(626年)八月的一條依據是玄奘行程的推算問題。他認為，玄奘在《于闐上表》中有「貞觀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之語。表文作于貞觀十八年(644年)春夏之交。貞觀三年八月至十八年四月並不能推算出歷時十七年的結論。他又依據《慈恩傳》所載，玄奘在某處留學若干年若干月，往返途中所歷若干里，詳細計算的結果，玄奘自初發長安以迄歸達于闐最少亦須滿十六年有半的時間，非滿十七年不敷分配，若出游果在貞觀三年，則所記皆成虛構。
劉汝霖發表《唐玄奘年譜》一文[⑧]又以玄奘以貞觀十四年見戒日王推算。由此上推，則貞觀十三、十二兩年，在杖林山從勝軍學，十二年之上半與十一年之下半，在缽伐多羅國。若從元年之說，則貞觀四年至那爛陀寺，居此五年之久，至貞觀九年，又至伊爛那國居一年，自伊爛那至缽伐多羅國，中間相隔一載有余，正為游南印度之時。若從三年之說，則至伊爛那之歲，當下移二年，是與至缽伐多羅國之年相接，而此三萬里之路程，豈可一飛而至？
對于上述二人的推算，石萬壽先生作了有力的反駁。
石先生指出，梁啟超的第一個論點是基于玄奘在于闐上表中「今已十七年」一語而成立。而《于闐表》的原文是：
玄奘……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歷覽周游一十七載，今已從缽羅耶伽國經迦畢試境越蔥嶺渡波謎羅川，歸還達于于闐。
在這一段記載中有一個年代，即貞觀三年四月，和一個時間，即周游十七載，二者均出于玄奘之手，照理說都是可信的一手資料。梁啟超引用此表時，認為「周游十七載」一語是截至貞觀十八年春夏間，由此上推十七載，則貞觀三年誤。
實際上，如果貞觀三年出游和周游十七載二說既相互矛盾，必須求證于其它史料。貞觀三年出發說，各書相同的記載甚多，如《行狀》：「貞觀三年將欲西行。」《續傳》、《開元錄》：「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敕道俗，逐豐四出，幸因斯際，逕往姑臧，漸至敦煌。」《慈恩傳》、《塔銘》：「貞觀三年秋八月，將欲首涂，又求祥瑞……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敬播《大唐西域記序》：「以貞觀三年，杖錫遵路。」辯機《大唐西域記讚》：「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徵。」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玄奘條：「以貞觀三年出觀釋化，五竺八河備經歷覽。」
周游十七載說，亦有類似記載。如唐太宗《大唐聖教序》》》》：「玄奘法師……周游西宇十有七年。」唐高宗《述聖記》：「玄奘法師……間道往返十有七載。」除二文外，在與玄奘同時的著作中，並無類似記載。但二文的「十七載」，是西游時間的總合，即截至貞觀十九年正月回到長安時，並非如梁氏特別指明是截至貞觀十八年歸至于闐時。由此可知，梁氏此證的史料基礎僅建立在《于闐表》上，而《于闐表》本身即發生矛盾。梁啟超于此矛盾中，采用毫無旁證的歸至于闐時十七載說，而否定同表中與眾書一致的貞觀三年出游說，其邏輯令人生疑。
梁啟超的第二點理由，是累計《慈恩傳》所載玄奘在印度各地停留的歲月和所費的時間，認為至少須十六年半，非滿十七年不夠分配。梁先生的計算法，是將《慈恩傳》中的年月按足數算，如二年即滿二年。《慈恩傳》載玄奘入那爛陀寺以前，在各地停留的情形如下：
在高昌國停一月。
在屈支國淹停六十余日。
在活國淹留月余。
在縛喝國停月余。
在迦濕彌羅國留學，首尾二年。
在磔迦國停一月。
在至那僕底國停十四月(梁啟超以為十四月應作四月)。
在闍爛達那國停四月。
在窣祿勤那國停一冬半春。
在秣底補羅國停半春一夏。
在羯若鞠闍國停三月。
就此淹留的歲月，按梁氏的算法，即達四年又三個月。同書又載玄奘抵那爛陀後，答戒賢問在路行程時說「三年」，以梁氏所計少一年三個月以上。可見書中所載的歲月並非按足數算，系按虛數算，如二年即兩個年頭。由此可知，梁氏以足數算出十六年半的歲月，實不足采信。若由虛數算出，法師在印度停留的歲月，不過十四年多些，以十五年即夠分配，不需要特為此提前二年而新創元年西游說。更何況從貞觀三年到十九年中有閏月之年，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尚有三、六、九、十二、十四、十七共六年呢！
綜合上述三點，再加上陳垣有關肆葉護和李大亮兩個論證，當可證明舊說貞觀三年出游較梁氏新創貞觀元年西游說更可信。
三、西行西域
貞觀三年(629年)，玄奘偕秦州僧孝達，同至秦州(又名天水)。停一宿，結伴去蘭州。次日起程赴涼州(在今甘肅)，停留月余，探詢西域路徑，並為道俗講《涅槃》、《攝論》、《般若》等。玄奘往西求法之願為西域各國來往的商人所傳揚，「以是，西域諸城無不預發歡心，嚴灑以待」。事為新任都督李大亮所聞，逼令還京，幸賴當地慧威法師贊助，密派二弟子「竊送向西」，晝伏夜行，遂至瓜州(甘肅安西縣雙塔堡附近)。瓜州刺吏獨孤達尊信佛教，聽說玄奘法師到，很高興，供事殷厚，因訪西行路程。
淹留月余，涼州追捕牒文到，幸得州吏李昌曲法成全，囑速離境。玄奘苦于無人向導，正憂惘忙之際，得胡人石磐陀皈依玄奘受五戒，願送過五峰，又經老翁贈識途老馬，遂準備渡河，越玉門關。石磐陀懼前途險遠，又無水草，惟五峰下有水，須黑夜偷水而過。但一被發覺，即是死人，不願前往，玄奘乃縱之還。「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行八十浬經第一峰，幸得校尉王祥的支持，並將其介紹于第四峰校尉王伯隴，得僥幸而過，九死一生，以達伊吾(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專區哈密縣)。玄奘在伊吾停留十余日，本想逾天山循道西行，經可汗浮圖(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直奔突厥王庭，請得肆葉護可汗的保護，以達印度北境，但為高昌王曲文泰所聞，遣使請至其國，「不獲免，于是遂行涉南磧，經六日到高昌國境白力城」(即唐之薄昌縣，今之辟展)。連夜數換良馬，夜半趕到高昌王城(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東南)。
高昌王曲文泰列燭出迎，拜問甚厚，備極優禮。停十余日，玄奘欲辭去，文泰誓不放行，玄奘絕食，文泰見不可強留，于是當作其母張太妃的面與玄奘法師約為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住此國三年，受弟子供養。」玄奘允許，停留一月，開講《仁王般若經》。文泰為玄奘準備西行所需物品，極為豐厚。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玄奘乃上書謝王。玄奘離高昌行數百里，經阿耆尼國(即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縣)入屈支(即龜茲，今新疆阿克蘇專區庫車縣)，折服小乘一切有部的高僧木叉毱多。因凌山(冰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停留六十余日。
起程西行二日，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到跋祿迦國(今新疆阿克蘇專區間克蘇至拜城一帶)，停一宿，又西行三百余里，渡一磧，至凌山。山行七日，歷盡艱辛，出山後，經大清池(又名熱海，一作咸海，今吉爾吉斯共和國伊塞克庫爾湖)，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葉城，遇西突厥肆可汗。肆可汗「令達官答摩支引送安置」。款待數日，送玄奘到迦畢試國。
玄奘從素葉城西行四百余里，經千泉，又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邏斯城，又西南行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行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行五十里至笯赤建國，又西行二百里，經赭時國，又西行千余里，經窣堵利瑟那國，西北進入大磧，無水草，尋遺骨進五百余里，至颯秣建國，玄奘在此地以佛法化度國王。又西南行三百余里至羯霜那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里入山(帕米爾高原的西部邊緣)，山行三百里，逾鐵門，到達睹貨羅國境(今阿富汗北部)。玄奘後于活國晤西突厥葉護長子，高昌王妹婿呾度設。呾度設旋為其子毒死，玄奘滯留月余，並折服小乘達摩僧伽。其後，玄奘南下到縛喝國都城西南的納縛僧伽藍，瞻禮佛教遺跡。遇磔迦國小乘三藏般若羯羅(慧性)，相見甚歡，一起研究《大毗婆沙論》。在縛喝國停留月余，玄奘接受銳秣陁、胡寔建兩國王的邀請，至其國盤桓數日，即同慧性自縛喝國南行，入揭職國(前述諸國均在今阿富汗)，東南進入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的伊拉克斯奇山)，行六百里，倍極艱險，出睹貨羅境，入梵衍那國(在興都庫什山麓)，為其國摩訶儈抵學僧阿梨耶馱婆(聖使)、阿利期那(聖軍)所歎服。同往巡禮佛教遺跡，經十五日，出梵衍那二日，逢雪迷路，至一沙嶺，遇獵人示道，度黑山，至迦畢試國境。又為國王所邀請，到大乘寺說法五天。當時名僧秣奴若量沙(如意聲)、阿梨耶伐摩(聖胄)、求那跋陀(德賢)，咸皆愜服。
在迦畢試國安居訖，慧性被睹貨羅王請回，玄奘乃東進六百余里，越黑嶺，進入當時北印度境。
四、進入印度
進入印度後，玄奘先到濫波國(今阿富汗東境的拉格曼)停留三日，下嶺渡河至那揭羅曷國(今阿富汗的賈拉拉巴德)的都城，觀禮佛教遺跡。此都城東南二里許，相傳為阿育壬所造的窣堵波和佛陀「敷鹿皮衣及布髮掩泥得受記處」，西南十余里為「佛買花處遺跡」。又東南度沙嶺十余里到醯羅城。玄奘于此城禮拜佛骨，又到燈光城西南二十余卷里瞿波羅龍王窟，參觀「佛影」。
從燈光城東南山行五百里，玄奘到達健馱羅國(包括旁遮普以北的今巴基斯坦共和國白沙瓦市和拉瓦爾晶第地區)的都城布路沙布邏(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健馱羅佛教屬于一切有部的勢力范圍，在迦膩色迦王時代極為興盛，流傳到中亞和中國，是為北傳佛教。其都城為當時東西文化交流的要沖，亦為北傳佛教東傳的重鎮。古代印巴次大陸的佛教著名論師那羅延天、無著、世親、法救、世友、如意、脅尊者都生于此地。同時，健馱羅又是佛教藝術發源地之一。
玄奘在布路沙布邏城參觀雀離浮圖之後，東行百余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城東參觀阿育王所造「過去四佛說法處」的窣堵波，城北觀禮佛陀為菩薩時的千生舍眼窣堵波，並將高昌壬所贈金銀綾絹衣服等分留各處供養。玄奘又從此東南行二百余里至跋虜沙城，巡游蘇達拿(善興)以白象施與敵國的窣堵波，東南行經烏鐸迦漢城荼城，北逾山涉川，行六百余里到烏仗那國(今巴基斯坦斯瓦特那)國都參觀佛教遺跡，再東行二百五十里，入大山，到蘇婆伐窣堵河的上源阿波邏羅龍泉，巡禮佛陀行化的遺跡。再溯印度河而上，到烏仗那舊都達麗羅川，睹末田底迦木刻的彌勒佛造像。
巡禮畢，玄奘還歸烏鐸迦漢荼城，又南渡印度河，至呾叉始羅國(約在今巴基斯坦伊斯蘭堡西部拉瓦爾晶第附近)，參觀阿育王所建的釋迦舍頭窣堵波，從此北界渡信度河，東南行二百余里，經大石門，瞻禮太子舍身飼餓虎的遺跡。又向東南山行五百余里，玄奘至烏剌尸國(今克什米爾的哈查拉)。又向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余里，玄奘至迦濕彌羅的西門戶——石門，國王遣母弟將車馬來迎，投宿于護瑟迦羅寺。行數日，漸近王城，抵達摩舍羅國，國王率群臣及沙門千余人，持幢蓋菸華來迎，請玄奘乘大象入城，住于闍耶因陀羅寺。次日，國王請玄奘入宮供食，與名僧數十人討論教義並命二十人助玄奘寫經；五人供承驅使。玄奘亦事此國中第一大德僧稱(亦云僧勝)聽受《俱舍論》、《順正理論》及聲明，並與其中毗戍陀僧訶(淨師子)、辰那飯荼(最勝晾)以及蘇伽密多羅(如來友)、婆蘇密多羅(世友)和蘇利耶提婆(日天)、辰那呾邏多(最勝救)等論難。
迦濕彌羅之迦膩色迦王竭力弘揚佛法，與印度阿育王並稱。他組織五百名佛教徒整理佛教典籍，舉行《大毗婆沙論》結集(即第四次結集)，集一切有部宗義之大成。玄奘得國王之助，在此停留，鑽研經藏，從僧稱受學，為日後周游五印和回國翻譯佛經奠定基礎。玄奘在此國停留首尾二年，學習經論。
貞觀六年(632年)，玄奘從迦濕彌羅啟程，向西南逾行，越過山澗，行七百里，至半笯嗟國，再東行四百余里，經曷邏闍補羅國(上述三國均在今克什米爾)，東南下山渡水七百余里，抵磔迦國(指整個旁遮普平原)，停留一月，就一老婆羅門(龍猛弟子)學《經百論》和《廣百論》；學畢，又東行五百余里到至那僕底國的突舍薩那寺(樂授寺)，從毗膩多缽臘婆(調伏光，北印度王子)學《對法論》(《阿毗達摩雜論集》)及《顯宗論》(《阿毗達摩顯宗論》)。玄奘于此停留四月，又到闍爛達那國的那迦羅馱那寺，從旃達羅伐摩(月胄)受學《眾事分毗婆沙》。于那迦羅馱那寺停留四月，玄奘復行二千余里，出北印度，至中印度境，抵窣祿勤那國，從闍耶毱多受《經部毗婆沙》。
貞觀八年(633年)春，玄奘又渡河東進，至秣底補羅國，巡禮德光伽藍、眾賢論師窣堵波以及毗末羅密多羅遺身處，從密多斯那學《怛埵三第爍論》(《辨真論》)、《隨發智論》。在此停留四五月，玄奘北行三百余里經婆羅吸摩補羅國東南行四百余里至瞿毗霜那國，東南行四百余里經醯掣怛羅國，又南行二百余里渡恆河，西南經毗羅挐國；向東行二百余里，至劫比他國(以上諸國均在印度)，觀禮佛陀上天為其母摩耶夫人說法的「三寶階」遺跡。玄奘又從此西北行二百里抵達當時稱霸五印的戒日王統治的羯若鞠闍國(國都恆河西岸的曲女城，即今印度北方邦的卡諾吉)，在跋達羅毗訶羅寺住三月，從毗離耶犀那三藏就學佛使《毗婆沙》和月胃《毗婆沙》。學成之後，玄奘東南行六百余里渡恆河，南經阿踰陀國(為印度佛教七大聖地之一)，巡禮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偉大導師無著、世親的遺蹟和佛陀行化的遺跡。在此國禮佛聖蹟之後，玄奘再從此順恆河東下，中途遇險，以鎮定、機智得死里逃生。
玄奘又向東行三百余里，渡恆河，經阿耶穆佉國，東南行七百余里，再渡恆河、南閻牟那河，北至缽邏耶伽國(二國均在今印度北方邦)，參觀戒日王每五年舉行一次的無遮大會的大施場、佛陀降伏外道處以及提婆(聖天)作《廣百論》挫小乘、外道之遺跡。玄奘又從此西南行入大林，多逢惡獸野象，經五百余里至憍賞彌國，瞻禮佛教遺跡。從此國東北行五百余里，玄奘至鞞索迦國觀禮佛教遺跡。又東行五百余里，玄奘至室羅伐悉底國的國都舍衛城(印度佛教聖地之一)，巡禮佛陀往日說法行道遺跡。
從舍衛城東南行八百余里，玄奘至佛陀故鄉劫比羅伐窣堵國(古代憍薩羅的附屬國，在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爾境內，巴達利亞)巡禮佛陀誕生地藍毗尼園遺跡。從此東行荒林二百余里，玄奘巡視阿育王所建舍利塔和沙彌伽藍以及佛陀逾城出家解下瓔珞、服飾、白馬、遣車匿歸報父王等遺跡，又經歷艱險的大森林至拘尸那羅國(印度、尼泊爾交界處)朝拜佛陀涅槃的遺址。從此經行七百余里，玄奘至佛陀初轉法輪的鹿野苑，順恆河東行三百余里經戰主國轉向東北，再渡恆河行一百四五十里到吠舍釐國，巡行佛陀行化遺跡、耶舍等七百佛教徒重勘律典舉行第二次結集的遺跡。南沿恒河百余里到濕吠多補羅城，得《菩薩藏經》。
五、學有所成
玄奘最有成就的學習歷程是在中印度的佛學中心——那難陀寺完成的。
貞觀九年(635年)前後，玄奘從吠舍釐南南渡恆河，到摩揭陀的波吒釐子，停留七日，巡禮聖蹟，又西南行六七由旬至羅磔加寺，又南行百余里，觀禮佛陀成道處的菩提樹與金剛座，時逢眾僧解夏，遠近輻湊數千人，停八、九日禮拜方遍。
當時印度最高學府那爛陀寺(在印度比哈爾邦巴特那以東的巴臘貢村)的僧眾聞玄奘已抵金剛座，特派四位長老前往迎接，到達寺莊，更有二百余僧與千余檀越捧幢蓋花香前來迎引，在眾人讚嘆圍繞下將玄奘迎入那爛陀寺。
又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那爛陀寺，乃是古王室利鑠羯羅[日失]底為北天苾芻曷羅社槃所造。此寺初基，才余方堵，其後代國王苗裔相承，造制宏壯。」上文中的鑠羯羅[日失]底即帝日王，與玄奘所記相合。經過多次擴建後，那爛陀寺的規模十分宏大。
那爛陀寺的擴建工作一直持續了許多代。據《大唐西域記》載，帝日、覺護、如來護、幼日、金剛諸王各建一院，連同戒日王所建，共有六院，而道宣的《釋迦方志》則稱那爛陀寺，總有七院」，義淨所載是八院。《宋高僧傳》卷三《寂默傳》：「那爛陀寺，周圍四十八里，九寺一門是九天王所造。」公元六至九世紀可算是那爛陀的極盛時期，十世紀時，規模依然不小。
這一印度古代的最高學府不僅規模宏大，建築壯麗，藏書豐富，更重要的是學者輩出。印度大乘佛教的許多大師都曾在此地講學或受業，玄奘留學印度的歲月也大部分在此度過。在那爛陀求學的僧徒眾多，《慈恩傳》卷三所謂僧徒主客，常有萬人。
在那爛陀寺研習的科目，除佛教哲學外，也兼習印度古代各種學說。《慈恩傳》說：「並學大乘，兼十八部及俗典《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俱研習。寺內講座，日百余所。學徒修習，無棄寸陰。」我國高僧除玄奘外，玄照曾在此寺學習三年，此外如義淨、慧輪、智弘、無行、道希、道生、大乘燈以及新羅人慧業、阿離耶跋摩等，也都曾到那爛陀寺留學過。吐番赤松德贊曾禮聘那爛陀寺大師寂護及其大弟子蓮花生大師去西藏弘法。
玄奘到那爛陀寺時，正是至德幽邃的戒賢大師住持此寺。這時，戒賢已百余歲，據說是留壽等候玄奘的，對玄奘異常器重。當時在那爛陀學習的有萬人左右，他們除了學習佛家哲學中的大小乘各派學說而外，印度古典哲學以及論理學(因明)、音韻學(聲明)、醫學(醫方明)、術數工藝(工巧明)等學科均在必修之列。寺中有學問的僧人很不少，精通二十部經淪的學者有一千余人，精通三十部的有五十余人，精通五十部的連玄奘在內有十人。至于戒賢大師，則一切經論，無不精通。
玄奘在那爛陀寺很受歡迎，被推為精通三藏的十大德之一。他請戒賢三藏講《瑜伽師地論》，同聽者數千人，歷時一年五個月，後又重聽兩遍，聽講《順正理論》、《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集量》等論各二雇遍，《中論》，《百論》各三遍。《俱舍》、《婆沙》、《六足》等論，他先在諸國聽過，至此更披尋決疑，又兼學婆羅門《聲明記論》。玄奘如是在寺學習，歷時五年。
貞觀十三年(639年)其後，玄奘離開那爛陀寺南游，到達伊爛那缽伐多國(今印度比哈爾邦芒吉爾地區)。在此停留一年，玄奘從怛他揭多毱多(如來密)和孱底僧訶(師子忍)兩師學《毗婆沙》、《順正理》等論。貞觀十四年，玄奘從此順恆河南岸，過瞻波(孟加拉國鴦伽首都)等國入東印度境，經羯羅挐蘇伐剌那(其境在今印度西孟加拉國邦北和孟加拉國的馬拉白姆一帶)等國，折而向西北，行至中印南憍薩羅國(其領域包括納格浦爾以南，錢達全部及以東康克爾一帶)，參觀龍樹、提婆的遺跡。停一月有余，從善解因明的婆羅門學《集量論》。從此南行入南印度境，過案達羅國(今印度安得拉邦以海得拉巴為中心的地方)，參觀阿折羅造石傘堵波及陳那著《因明論》遺跡。南越林野千余里，至馱那羯磔迦國(今印度馬得拉斯克里希那河河口兩岸地區)，停數月，從蘇部底和蘇利耶二僧學大眾部《根本阿毗達磨》等論，他們也從玄奘學大乘諸論。過珠利耶國(在今印度馬拉拉期邦)至達羅毗荼國(今印度安得拉邦南部，泰密爾納得邦北部)國都建志補羅城，訪問達磨波羅(護法)的降生之處。玄奘本擬與蘇部底、蘇利耶從此渡海到師子國，適逢該國名僧菩提迷祇濕伐羅、阿跋耶鄧瑟［口*(析/心］羅與三百多僧人渡海前來，知該國正值飢亂，相與談論，其學識「亦不能出戒賢之解」，遂中止前往。玄奘乃與師子國來的七十多名僧人從南印度繞道西印度，一路巡視，回返中印度。玄奘等從此行二千余里，經恭建那補羅國，從此西北行，經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侘國(其域相當于今印度馬哈拉施拉那)，向東北參觀印度佛教藝術聖地阿旃陀石窟寺。玄奘又西北行千余里渡耐秣陀河(納瑪達河)，經跋祿羯咕婆國(今孟買邦西北布羅奇為其國都舊址)，西北行二千余里至摩臘婆國(約今孟買邦Cutch灣以東到中央邦馬爾瓦一帶地區)，從此西北行至伐臘毗國(其地各說不一)，再從此北行千八百浬經瞿折羅國(今印度以北古吉拉一帶)，再轉而東南行二千百余里經嗚闍衍那國(今印度中央邦烏買因地區)，又東北行千余里經擲枳陀(今印度彭德爾甘特地區)等國，從此西行三千余里至狼揭羅國(在今巴基斯坦俾路東南部；馬克蘭東部沿海一帶地方，為五印極西之地)。
從狼揭羅國折回，玄奘等過臂多勢羅(約在今巴斯坦的信德省海德巴拉地區)等國，渡印度河，至北印缽伐多國，于此停兩年，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摩》及《攝正法淪》、《教實論》等論。從此東南行，玄奘又回到那爛陀寺。玄奘又至寺西低羅擇迦寺，從般若跋陀羅就薩婆多部三藏及《聲明》、《因明>>等論，咨決所疑，共兩月。
貞觀十五年(641年)春末，玄奘至杖林山，從勝軍居土就學。勝軍居士博通古代印度宗教、哲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為七世紀時與戒賢齊名的學者，他繼承難陀之學，對于因明學造詣甚深。據《因明入正理論疏》記載，勝軍論師聲名獨擅五天，學藝超群，四方學者聞風來學。《慈恩傳》卷四記載：「軍本蘇刺佗國人，剎帝利種也。幼而好學。先于賢愛論師所學因明，又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又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援至外籍群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無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該內外，德為時尊。……法師就之，首末二年，學《唯識決擇論》、《意義理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論》、《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問瑜伽、因明等疑義」。
第二年正月初，玄奘隨勝軍居士參觀菩提寺舍利，並巡禮菩提樹等遺跡，然後辭別居士，還那爛陀寺。回寺後，應戒賢三藏之囑，為寺僧講《攝論》與《唯識決擇論》。玄奘作《會宗論》以折服師子光，據大乘正義以破順世婆羅門；以梵文著《三身論》以酬答鳩摩羅王(童子王)有關佛德之問；著《制惡見論》，在戒日王所主持的曲女城無遮大會上破正量部之說。這三部著述，奠定了玄奘在印度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這幾部著作的來龍去脈待下節專論。
玄奘在赴曲女城無遮大會前，已辭別那爛陀寺諸師友，決定回國。會後次日，即向戒日王辭行。戒日王堅請玄奘參與第六次的七十五天「無遮大施」後啟程。玄奘無奈，只得隨戒日王往缽羅耶伽國參與大施會。會後玄奘又辭行，戒日王又堅請玄奘再留一段時日。十三日之後，玄奘再辭行，戒日王不便再留，決定遣使送玄奘從海道回國。玄奘為了不負與高昌王曲文泰的前約，寧舍近就遠，取道北路，訪問高昌，以謝當年一路相送的盛情。臨行，玄奘對戒日王所送珍寶財物一概辭謝，僅接受途中實際需要的服裝等，金錢三千，銀錢一萬。三日後，戒日王更與鳩摩羅王、跋吒王等各將輕騎數百又來相送。戒日王又以素氈作書，紅泥封印，使達官數人奉書送玄奘所經諸國，令送至漢境。
六、踏上歸程
貞觀十七年(643年)孟夏，玄奘自缽羅耶伽國啟程返國，在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經憍賞彌國，轉向西北行一月余，歷經數國至毗羅那拏國，遇那爛陀寺同學師子光，被邀在該地講《瑜伽決擇》及《對法論》等二月。玄奘又西北行一月，經數國至闍蘭達那國。在此停留一月，烏地王遣人引送玄奘等西行二十余日，玄奘等至僧訶補羅國，時已歲暮。
玄奘從僧訶補羅國啟程，于山澗中行二十余日，至呾叉尸羅國。于此國停七日，玄奘又西北行三日，渡印度河時，因風浪驟起，船傾欲覆，遂失五十夾經本及花種等。迦畢試王聞訊，親自到河邊迎接，玄奘遂往烏鐸迦漢荼城，暫寓寺內。玄奘又派人到烏仗那國補抄渡河失落的迦葉臂耶部三藏，停留五十余日。經文補抄齊全，玄奘又隨迦畢試國王繼續向西北進發。一月余，玄奘至藍波國境。在道俗數千人前後圍繞讚詠下，玄奘與國王徐徐進城，寓大乘寺。迦畢試國仿效戒日王之舉，為玄奘舉行七十五日的無遮大會，以示敬意。會畢，玄奘隨迦畢試國王由此正南行十五日經伐剌拏國，巡禮佛教遺跡。從此西北行經阿薄健國，行二千余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今屬阿富汗)。又北行五百余里經佛粟恃儻那國，從此始東出迦畢試國境。國王又為之舉行七天大施會，會畢至瞿廬薩謗城，才與玄奘告別，另派一大臣率領百余人，護送玄奘過艱險的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塔瓦克山口)。逾嶺至安呾羅縛婆國(今阿富汗安多羅卜地區)，逗留五天，後進入西突厥勢力范圍。
從安呾羅縛婆西北下山行四百余里經闊悉多國，又西北山行三百余里，玄奘至活國。停一月，東行二日經瞢健國，再向東行，進入帕米爾高原外圍。又山行三百余里經呬摩怛羅國，東行二百余里至缽鐸創那國。因大雪，玄奘被阻月余，俟雪稍停，繼續進發。玄奘又東南山行二百余里經淫薄健國，東南行三百余里至屈浪拏國。從此又東北山行五百余里至達摩悉鐵帝國．，參觀石佛像後，又北行逾尸棄尼國，越商彌國，由帕米爾高原向東溯峽谷上行七百余里，至波[訁*(繼—糹)]迷羅川(帕米爾河)，行五百余里至劫槃陀國(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專區的塔什庫爾罕一帶)。玄奘于此國瞻禮訪問佛教遺蹟，逗留二十余日。從此東行五日，玄奘遇群賊，商侶驚怖登山，象被驅逐溺死。玄奘乃冒寒履險，東行八百余里，出蔥嶺經烏鍛國，北行五百余里經佉沙國，東南行五百余里渡徙多河，逾大嶺至斲句迦國，向東逾嶺越谷，行八百余里，抵瞿薩旦那國(以上諸國均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內)。
貞觀十八年(644年)年初，玄奘到達于闐國境的勃伽夷，停七日，于闐王聞玄奘至其境，躬親來迎，接入城中，安置于小乘薩婆多寺。于闐王請玄奘留住說法，玄奘于是為之開講《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論》，一月四遍，聽者千余人。時高昌人馬玄智來。玄奘知曲文泰已死，遂中止去高昌，打算從天山南路直接回國。玄奘因渡河失落經書，再派人去屈支、疏勒一帶訪求。因系違禁出國，玄奘先遣馬玄智隨商隊前往長安上表。
在于闐國，玄奘上《表》，遣人報知太宗。其文說：
玄奘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勝典雖來，而圓宗尚闕﹔常思訪學，無顧身命。遂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踐流沙之浩浩，陟雪嶺之巍巍，鐵門巉嶮之涂，熱海波溽之路。始自長安神邑，終于王舍新城，中間所經，五萬余里﹔雖風俗千別，艱危萬重，而憑恃天威，所至無鯁。……宣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欽思﹔歷覽周游，一十七載。今已從缽羅耶伽國，經迦畢試境，越蔥嶺，渡波謎羅川，歸還達于于闐。為所將大象溺死，經本眾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
太宗接法師上表，即下敕迎接慰勞﹔並令沿途各地，供給夫馬。其文有說：「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可即速來，與朕相見。」法師接敕後，即辭別于闐王，東行三百余里，至媲摩城(即今于闐縣)。從此向東進入戈壁大沙漠，望人畜遺骸骨為標幟，行二百余里，經泥壤城，又行四百余里經睹貨羅故國，又行六百余里經折摩馱那故國，又東北行千余里，至納縛波故國樓蘭(以上諸地均在今新疆境內)，後到達沙州(今甘肅敦煌西)。
法師東還至沙州(即甘肅敦煌縣)，又附表報知太宗。太宗時在洛陽，接表知法師漸近，即令西京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使有司迎接。玄奘法師聞太宗欲親征遼東，恐稽緩不及相見，乃加快前行。
貞觀十九年(645年)正月七日，玄奘進至漕上，朝廷官員不知，來不及設置儀仗。唐道宣《續高僧傳·玄奘傳》說：「道俗相趨，屯赴闐闥，數十萬眾如值下生。將欲入都，人物喧擁，取進不前。」房玄齡遣官奉迎，自漕上而入，住于朱雀街館舍。百姓聞聲奔集，圍觀若堵，從者如云。法師安置所得經卷佛像于弘福寺。當迎接經卷佛像等入弘福寺之時，典禮隆重，傾動全都。玄奘法師安置經像後，即赴洛陽，謁見太宗。
根據文獻記載，玄奘奉迎至長安的有：「大乘經二百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一十四部，大眾部經律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明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共得經卷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又得佛像，肉舍利等：「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高三尺三寸。檀佛像一軀，高三尺五寸。檀佛像一軀，高二尺九寸。銀佛像一軀，高四尺。金佛像一軀，高三尺五寸。檀佛像一軀，高一尺三寸。及檀刻巡城行化像等。」
[①] 此專題主要參考了昭慧法師《「詳考其理，各擅宗涂」——玄奘西行求法的原委》一文的論述，2001年11月「第三屆玄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②] 昭慧《「詳考其理，各擅宗涂」——玄奘西行求法的原委》。
[③] 唐彥悰、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225頁下。
[④] 參見方豪《中西交通史》第211頁，岳麓書社，1987年重排版。
[⑤]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朱士行傳》。
[⑥] 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269頁。方豪先生在《中西交通史》第211頁之中所列竺叔蘭于史無據，恐系誤解史料所致，言曇猛西行，不知所據為何？吳玉貴依之將其列入，恐怕是犯了無據跟從的錯誤。(吳玉貴《〈佛國記〉釋譯》第292頁。)
[⑦] 羅香林《〈舊唐書·玄奘傳〉講疏》，《學術季刊》第4卷第1期，1955年。
[⑧] 劉汝霖此文最早刊發于《女師大學術季刊》第1卷第3期，1930年、1931年。